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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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期人民币升值，自2002年底以来外资尤其是美元持续流入我国。当前更是由于美国汇率贬值以及人民币利率提高，诱使大量国外投机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这部分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赌人民币升值。人们对人民币的高估，将受到格雷欣法则的惩罚：如果市场上有两种货币——良币和劣币，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因劣币成本低，人们在使用中往往会选择劣币，储存良币，久而久之良币会退出市场，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原理。

对于我国现在面对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分析我国的人民币是否真正的被低估；我国的经济实力是否能够支持人民币的升值，也就是说人民币是不是真正的“良币”。如果我国放开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肯定会升值，这就给大量的国际投机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冲击我国货币，我国人民币在被高估情况下将很快就会面对贬值风险，引发大量资本外流。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很多国家经济状况也很良好，就是因为对本币价值的认识不足，高估本国货币，放开资本帐户，顶住美元。结果在巨大投机资金的冲击下发生货币危机。

我国经济基本面分析：

一）经济增长

我国GDP的增长这几年保持在8％左右，但是从表一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投资拉动。数据显示我国近3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7.91％，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平均为15％。投资大小容易受国家政策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波动性很大，投资占GDP的比例大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具有很大的波动，这种经济增长结构很难支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消费具有粘性，能够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保持稳定。产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居民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注意提高消费水平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必定很快会陷入产品供过于求，经济产生萎缩，工人失业，工厂倒闭，通过金融系统又会引起银行坏账增加。

二）我国外债

短期外债与全部外债之比主要用于说明一国外债期限结构是否合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5％以下。超过这一指标，说明当前还债压力较大。该指标迅速上升，往往被认为是债务危机的先兆。从表三中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三国看，泰国和韩国远远超过这一警戒线。表二显示从2001年开始，中国短期外债余额占比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近两年这一指标更加恶化。

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一国现实的对外支付能力。该指标国际警戒区间为70％-100％，一旦超这警戒线，表明该国存在极大的偿债风险。从表三中可以看出，1996年，印尼和泰国分别达到了176.6％和99.69％，而韩国更是高达195.6％，尽管韩国前三个指标都在安全线之内，但由于外汇储备相对较少，不足以应付国际炒家的冲击。从表二中看我国2003年这一指标为19.1％，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对付短期外债有一定的清偿能力，但是我们不能调以轻心，如果我国发生资本大量流出，这一指标会迅速恶化。

三）金融机构情况

我国现在的金融机构状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国家的状况非常相似。我国的银行主要以国有银行为主，民营银行极少。因为是国有银行，有政府在背后提供隐含担保，那么道德风险在我国银行领域蔓延，我国的国有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薄弱，有些企业更是通过黑箱操作套取银行大量贷款。我国的银行坏账一直局高不下，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差不多在26％－27％。

援引罗纳德·麦金农的说法，中国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也缺乏能较为准确地反映真实供求的外汇市场，此之谓中国金融的“原罪”，这种原罪一日不能有效解脱，那么采取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安排就会缺乏基石，目前的稳定汇率可以理解为国内金融改革换取宝贵时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年3月初也曾指出，中国如果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可能会削弱中国的银行系统，对世界经济造成威胁。

四）对外贸易

从表四数据来看我们的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美国，一直在37％的高位徘徊，而对其他国家我国很多是逆差。这说明我国的出口对美国的依赖性非常大，贸易状况和美国相关性显著，如果贸然升值那么我国将会发生进口增加出口减少，顺差状况很快消失，有跌入持续贸易逆差的危险。

我国的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如表五加工贸易占出口额平均为55%，加工是附加值很低的产业，受诸如劳动力成本，汇率影响很大。很多跨国企业来我国投资建厂就是考虑到我国的劳动了成本低，如果汇率升值将会影响这些外资企业的成本。如果升值幅度过大，这些外资企业可能发生亏损，就会发生资金撤走的后果。我国国内企业产品的出口也主要是加工品，附加值很低，价格弹性很大，低价是我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优势。汇率升值将会直接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少我国产品的出口。这样会引起外向型企业投资减少，由于扩散效应也会引起其他企业投资减少。

通过上面对我国人民币支撑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持人民币的升值，如果升值将引起大量投机资金套利成功，迅速流出。更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将引起的投资的减少，使原本的一些生产性资本也发生流出，人民币在升值之后将很快面对急剧贬值压力。

货币危机发生因素分析：

一）房地产泡沫引发经济泡沫

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很多投机资金是投资于房地产等高风险项目，除了外资对房地产进行炒作外，很多国内资金由于投资渠道狭窄也投资于房地产进行炒作。如有名的温州炒房团，他们炒作房地产一般是通过银行购房信贷，这样就将几倍于炒作资金的银行资金拖入这个炒作黑洞，由于炒作使房价升高，产生错误的价格信号，这时房地产投资就会增加，这些投资又会拉入大量银行贷款于是产生了房地产泡沫。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而且银行的贷款很多都是短期贷款，确被用来长期投资，蕴含了很大的偿债风险。

而房地产业对经济有“放大反馈”的作用，当经济增长时，房地产价格和对房地产的投资增长速度都超出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并通过财富效应使人们产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幻觉，于是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产业产品价格上涨，引起其他行业投资增加，这种投资热潮就会迅速蔓延，即产生了“泡沫经济”。我国今年年初的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引发因素就是因为我国房地产投资增加。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当时的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上次危机爆发的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出现了房地产投资热潮，将大量的银行资本拖入房地产泡沫。

二）银行道德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提出道德风险论。道德风险论认为危机发展首先由金融机构引起，金融机构由于存在政府的隐含担保，进行大量的高风险和扭曲的投资决策，引起“金融泡沫”，融资成本提高，然后投资者从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将风险扩散到国际市场。如果国家还维持者固定利率制，局高不下的利率会使外资大量的向国内流入。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出现漏洞，泡沫开始破裂，金融机构经营陷入危机，外资大量撤出，金融恐慌产生，银行挤兑，金融体系崩溃。

我国的金融状况和这些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状况非常相似，我国的银行主要以国有银行为主，民营银行极少。因为是国有银行，有政府在背后提供隐含担保，那么道德风险在我国银行领域蔓延，我国的国有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薄弱，有些企业更是[

通过黑箱操作套取银行大量贷款。由于前面提到的房地产投资和投资的“放大反馈”效应。从2003年底到2004年上半年我国投资出现过热使银行投资于大量增加，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才使投资得以降低，由于很多工程临时停下，致使很多坏账立即产生。而一旦经济泡沫破裂，将会有更多的坏账产生，银行就会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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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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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1976年1月，参与专门委员会的20个国家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的会议上签订达成《牙买加协议》，奠定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基础，因此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议》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是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强调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地位。二是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制定和调整汇率，使浮动汇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总份额，扩大基金组织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困难和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能力。

实际上，《牙买加协议》签订后，国际货币体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规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汇率制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汇率政策也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别提款权并未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美元保持着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围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各国政府和交易商、投资者的选择，而不是像在布雷顿体系中一样作出明确规定的。从相关参与方享有对汇率制度、储备和结算货币等的自由选择权这一角度来说，“牙买加体系”可以概括为“无规则”的体系。实际上，随着欧元的推出以及欧洲央行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逐步确立并呈上升趋势。这一变化从IMF对各国官方储备的统计数据中得到清晰反映，从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确币种的官方外汇储备部分中，工业化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3%下降到68%，欧元储备比率从17%上升到23%，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0%下降到59%，欧元储备比率从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机对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影响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又一次重大冲击，这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机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计量研究的结论认为，主导货币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其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会变化1.33个百分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下降无疑会对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产生影响。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调整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三是危机使美国中长期通胀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稳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危机仍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际货币体系向美元和欧元双极化演进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并不只是美国的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不仅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欧盟、日本经济受打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甚至先于美国进入了衰退。因而在这场危机中，欧元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资产，美元传统上作为危机资本避难所的角色没有改变。这也是近期美元对包括欧元在内的多数货币不贬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欧元区金融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与美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欧元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也尚未完全实现，跨境金融交易与服务的成本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收益率。这些都制约了外部投资者持有欧元资产。

第三，欧盟发展中的一些长期问题也影响着欧元的吸引力。欧盟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低于美国，并面临着比美国严重得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到欧元资产的长期收益率。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其政治一体化进程顺利与否也对其货币的国际影响有很强的关联，欧元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转换常常滞后于经济实力的转换。长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使用单一货币的经济体规模接近美国，这也是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美元危机，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如果持续出现问题，美元主导货币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替代的过程很漫长并往往伴随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

总体而言，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元和欧元地位的影响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大经济体谁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实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增长重返正轨，谁就能够在主导货币的竞争中占有先机。

三、我国的对策－－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一）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变化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应抓住机遇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通过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我国在对外贸易、储备等方面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保持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

人民币适度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我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干扰。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实现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减少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制约，并降低储备自身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中国出现货币危机的风险，并有利于金融机构和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解决债务与收益货币不匹配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稳定，对提高国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能力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对主导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我国有着与其他亚洲国家密切的贸易联系，对亚洲其他地区保持着较高的逆差。2007年中国进口总额的近40%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而且，人民币对内对外的币值均总体稳定。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牙买加体系”所具有的“无规则”的特点和近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空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反思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的弊端，对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对策建议

1、建立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各类机制

第一，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逐步扩大人民币作为对外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和范围。

第二，实行人民币在资本账户某些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包括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用境外人民币支付我国出口商品货款等。

第四，与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建立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加强对人民币非法和突发性流动的监测和控制。

2、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为了有效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应充分运用香港作为亚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将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一方面，作为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经过多年发展，其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及监管制度都相对完备和规范，金融人才聚集，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有良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这有利于帮助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快发展，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强与内地的经济金融联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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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指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地发挥关键作用，即使在出现冲击、遭遇压力和发生严重的结构性变化时仍然能够实现这一点。

（一）原目标体系下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纠正金融不稳定

1、货币稳定并非金融市场稳定

金融不稳定的诱因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交易主体的短视预期，造成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出现冲突，导致货币稳定的同时金融不稳定。铃木淑夫在总结日本资产泡沫原因时说：“因为物价稳定日本银行容忍了货币的过剩供应，没有想到资产膨胀的重要性。”

2、金融不稳定传导至货币不稳定的时间过长

当资产价格迅速提高时，人们预期收入增加，财富增加刺激当前消费支出，使得货币需求上升，客观要求货币供给随之增加，形成通胀压力。若根据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给就会使通胀压力超过实体经济承受能力，所以会有相应的货币政策执行，通过针对货币稳定目标的途径达到同时稳定金融的目标。但这个作用过程相当长，基于货币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就很难完全为金融稳定进行预警并有效化解风险，短期内造成货币稳定而出现金融不稳定。

（二）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难以忽略金融稳定的因素

金融创新给市场注入推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传导途径，从而大大降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加强了货币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商业银行可以将各类贷款证券化，通过将风险借助证券市场转移给投资者的方式，强化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加强了货币与资产在价格稳定方面的关联度，而市场约束机制也限于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承担主体界限越来越模糊，会在短期内出现失灵而诱发金融不稳定。

（三）央行负有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职责

银行信贷资金和金融市场间以转移风险或其他渠道关联度不断加强，导致金融市场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和集中，而金融市场由于投资者众多，单个市场的风险极易蔓延至其他市场，引发风险的跨市场共振。这种风险传导非局部市场所能控制，需要央行宏观把握。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隐含和预示未来的经济金融风险，央行有责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以调控。

（四）金融不稳定对货币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1、金融市场状况影响人们心理预期

证券在家庭持有资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心理预期短期内变化迅速并蔓延，市场的无序调整造成金融不稳定，仅占美国金融市场极小比例的次级按揭抵押证券化产品引发的次贷危机就是例证。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或其他渠道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并随着人们手中证券形式资产比例和金融产品品种的增加，影响程度增强。故央行制定货币政策需要兼顾资本市场。

2、金融不稳定极易破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在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过程中，重要的载体就是银行体系。现代市场金融不稳定所表现的风险跨市场传导使得银行体系在金融不稳定中所体现的脆弱性大大加强。一旦银行体系面临困难，会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使央行调节经济极为艰难。

（五）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长期看，利率、货币供应量与证券市场行情有相关性，反过来资产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对未来通胀的预期。这使得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具备最基本的条件，也具有可操作性。对于设定金融稳定目标，目的不是积极干预资本市场或市场行情，而是对金融不稳定进行有效预警从而消化风险和解决危机。如出现重大外部冲击导致货币金融环境恶化时，通过货币政策进行逆向操作，统筹考虑对各个金融市场的影响以稳定金融避免危机；当危机形成时，运用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以保证资本市场不至于陷入崩盘。

二、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为央行预警和化解金融不稳定提供有利工具

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后，央行可以考察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影响后实施各项货币政策，有效达到避免货币政策对单一市场冲击而引发的风险跨市场转移，并利用货币政策来促进金融稳定。当央行监测到金融体系存在某种市场无法自动修正的扭曲所导致的狂热市场情绪时，可采取先发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提高利率），引导市场交易者预期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进行相应操作，使资本市场降温。当金融不稳定形成危机时，纳入金融稳定后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为央行利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化解危机提供有利工具，如通过向金融体系注资的政策手段，缓解市场流动性不足，防止相关金融机构破产而导致对经济的破坏。

2、长期有利于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

随着金融市场的日趋活跃发达，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在实体经济流动性过剩阶段，过剩资金通过消费和投资进行消化的利润率低于金融市场投资回报率，导致大量资金流入金融市场。这在减轻实体经济发生通胀压力的同时却加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风险，进而影响未来消费和投资，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因此，纳入金融稳定后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可在商品和劳务价格并不存在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处于金融稳定目标，针对金融市场难以持续的资产价格上涨，利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及时化解金融发展过程中不稳定因素的累积，消除金融不稳定风险隐患对经济和金融体系长期运行的影响，达到使社会总体福利有所提高。

（二）消极影响

1、可能出现短期内影响其他目标最优实现的情况

短期内，纳入金融稳定后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中各目标的实现存在出现冲突的情形，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可能损害其他目标的最优实现。第一种情形，央行兼顾金融稳定目标前提下，为实现其他目标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如当经济过热存在通胀压力时，央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若央行出于金融稳定目标，考虑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缩水造成一些部门金融脆弱风险，可能降低政策执行力度，从而降低货币政策保持价格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效率。第二种情形，当经济增长稳定，通胀率较低但金融市场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时。若央行出于金融稳定目标而实行紧缩政策，会造成通货紧缩，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第三种情形，当金融危机出现，央行挽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时，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并通过货币乘数导致货币供给量更大幅度的上升，可能与货币稳定目标形成短期内的冲突。

2、伴生道德风险

金融不稳定导致的危机是对资本市场中扭曲投资行为的一种惩罚，若央行出于金融稳定目标，为避免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扩散至整个市场，利用货币政策替扭曲投资的操作主体承担后果，将会伴生道德风险并可能催生下次的市场风险累积。央行对危机中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救援，对于机构几乎零成本，甚至可被机构看作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导致机构管理层或股东出于争夺这项资源的考虑，不再单一以自身风险约束机制为基础，使经营蕴含更高风险，导致金融稳定目标反而对机构的风险规避管理形成负向激励。

三、结论

原目标体系下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纠正金融不稳定而埋下金融风险，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新环境下，有必要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且具有可操作性，这样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节更为有效，有助于经济长期平稳运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但也带来短期目标相互冲突和道德风险滋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应充分权衡金融稳定在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中所占的权重和衡量金融稳定的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①黄达．金融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②段小茜. 金融稳定界说：定义、内涵及制度演进 [J]．财经科学，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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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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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机涵义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它表现为一国货币短期内大幅贬值，该国金融市场上价格的猛烈波动，大批的银行经营困难乃至破产，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动荡。其显著的特点是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变动，具体表现有：一是外汇汇率、利率大幅上升，二是股市急剧下挫，三是大批银行经营困难甚至走向破产。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经济危机有密切地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货币危机主要是指实行某种形式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外汇市场参与者对该国维持固定汇率的能力丧失信心，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本外币资本置换，导致该国货币大幅贬值，固定汇率制崩溃，外汇市场持续动荡的事件。就经济危机而言，一个通俗的解释是生产过剩找不到需求，引发社会经济大混乱。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货币危机主要局限于外汇市场，金融危机的范围扩大到了金融领域，而经济危机影响范围更广，表现为实物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巨大破坏。货币危机可能诱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引起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就成了经济危机的代名词。

二、金融危机理论

自从“郁金香泡沫”破灭后，西方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对此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研究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界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金融危机理论是从20世界7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理论有如下几种：

（1）宏观经济基础理论模型

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了第一代危机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对财政、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这个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当时美国发生了二战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和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国际金融市场抛售美元的风潮更甚，迫使尼克松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挂钩，因此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美元，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先后放弃了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平价的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固定汇率为特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浮动汇率制为主，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国际汇率制度。用克鲁格曼的理论来解释金融危机我们假设一国货币需求非常稳定，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国内信贷扩张、居民向外国购买商品、劳务、金融资产等来转移风险，而居民和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持有另一国货币即是用本币购买外币是符合心理预期的。当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中央银行就要通过不断购买外汇来维持平衡，一旦外汇储备耗尽，固定汇率机制自然崩溃，金融危机发生。用这种理论我们能够较好的解释1973至1982年墨西哥危机，1978至1981年阿根廷危机。但也有缺陷：它所假定的政府政策过于机械，只是一味的扩大货币发行，而政府可选择的政策可以有多种。

（2）预期理论模型

预期理论模型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它认为：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的原因并不是其经济基础的恶化，主要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当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时，政府为捍卫固定汇率就会提高利率吸引外资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如果提高利率维持汇价的成本大大高于维持汇价所能获得的好处，政府就会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反之，投机者是否继续攻击也要取决于攻击带来的成本收益。从历史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克服“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危机的对策，其效果不一定明显。所以综合考虑，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抵御危机时，一旦投机者能够成功冲击货币，其获得的回报会高于成本，仅仅是高利率可能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投机者的攻击。另外市场参与者在其投资决策时会把预期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因素使政府捍卫固定汇率的成本提高。

（3）道德风险理论

道德风险论认为：当事人（金融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可能导致他人的资产或权益受到损失。在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表现为政府的某种“隐含担保”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造成巨额的呆坏账，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因为政府提供的“隐含担保”缺乏确凿的法规依据、信息不对称，这样使道德风险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以东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东亚国家中存在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资金、业务和人事关系，另外加上一些传媒的暗示，使得社会公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金融机构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一定会加以保护。一般来说，各国政府普遍存在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或明或暗的担保，即便是大银行出现危机，政府从多方面考虑往往会出面援助而不能任其倒闭，这就为银行提供了“隐含担保”。其结果是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由于银行得到了政府的“隐含担保”，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或债权人会认为贷款给这些银行是很安全的，即使这些银行出现一些困难，政府也会出面援助，投资者或债权人便不再对银行的资信从财务上进行严格的审查，使得这些有问题的银行得以大量融资；另一方面，政府“隐含担保”，加上存款人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银行将大量资金投资或贷放给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这些项目失败就会使银行陷入困境。事实上，当金融机构的状况己经岌岌可危时，人们期待已久的政府援助也没有出现，破灭了的希望很快引起投资者的恐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机构的偿付力等问题也会很快蔓延开来。

（4）金融恐慌理论

“金融恐慌”理论认为：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的从尚具有偿债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是一种集体行为。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夕大多经历了一个资金迅速流入的过程，但是外资的流入是很脆弱的，极易受到“金融恐慌”的影响而发生逆转，一旦发生大规模逆转，危机就会发生。以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东亚国家为例，它们都以高速增长的经济潜力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了生产性较强的实物经济领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东亚金融市场开始成熟，投机需求不断增加，加上人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外资流入迅猛攀升，大多资金投向风险性较强的高利润行业，而这种资金非常容易发生逆转。客观来说，“金融恐慌”是危机心理预期的一个补充。

（5）危机传染理论

危机传染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导致另一个国家发生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它产生于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之后。它强调了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Pua1MaSSon（1998，1999）指出危机的传染方式主要有三种：（1）溢出效应，即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一国货币危机会传导到同一经济区内具有相似经济结构或经济问题的另一国。溢出效应按溢出渠道分为贸易溢出效应和金融溢出效应；（2）季风效应，即某一经济区外部某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对该经济区内所有国家的经济与货币稳定产生影响，尤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3）羊群效应，即一国的货币危机通过对投资者心理预期产生作用，诱导公众对同一经济区内经济健全的另一国发动货币攻击。

三、金融危机理论对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背景，从金融危机理论出发，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宏观经济基础理论看，美国超宽松的经济刺激环境为危机埋下了隐患。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利率降到极点，贷款买房无需担保、无需首付，因此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房地产泡沫提供了温床。布什政府为每一个居民都有其房住的政策扩大了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买房，因而导致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风险加大。

2.从道德风险理论看，房屋贷款金融机构以房产作抵押发放贷款，在经济景气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但当经济下滑时，这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不能足额还款的风险加大。而这些房贷机构本身资金实力并不雄厚，为了不断的利用有限的资金，通过金融创新，把次贷资产打包证券化，从中收取资金又分散了风险。但是，如果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整个链条就会断裂，从而波及所有的人。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3.从危机传染理论看，美国次贷危机能够扩张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下，各国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各国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美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必然会波及全球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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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6－0017－07

一、引言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期，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伴随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到发展中国家。以资本账户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开放，为国际资本的输出者和接受者提供了重要的潜在利益。支持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学者们通常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有许多优点：（1）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使国际资本从高储蓄国家流入到低储蓄国家，这样经济周期内的消费和投资可以得到平稳化；家庭和企业可以通过国际金融交易使单个国家所具有的风险分散化，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另外，Obstfeld和Rogoff（1996）认为，自由的国际证券市场可以提高跨时（Intertemporal）贸易的收益。[1]（2）资本账户自由化使得资本在国际间进行配置，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这对于资本输出国和接受国都是有利的。（3）资本账户自由化有助于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对外借贷活动增加了金融交易额，降低了交易成本（Klein和Olivei，1999），[2]而交易成本的降低进一步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借贷行为。然而，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导致资本流动的大幅度波动和突然逆转，这会对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过去10多年来的几次重大货币危机，似乎证实了对资本账户开放持反对意见者的担忧。

货币危机的增多常常被视作是过去20年来金融全球化加剧的结果，{1}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危机的某些特征发生了变化，且因经常出现而屡见不鲜。Calvo（1998）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货币危机归为由资本账户方面的原因引起，所以把它们称为资本账户危机，而把较早发生的货币危机称为经常账户危机。[4]我们对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进行粗略地考察便可以发现，许多发生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在货币贬值的同时，真实经济有很大程度的衰退。如1995年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94年下降6.2%，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在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1997年下降13.1%、6.7%、7.4%和10.2%；而阿根廷在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0.9%。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货币危机都会导致经济的衰退。例如巴西（1979）、哥伦比亚（1985）、委内瑞拉（1984、1987）以及匈牙利（1993）等国家在货币贬值的同时，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1992－1993的欧洲汇率危机中，货币危机也没有给真实经济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如英国、挪威、葡萄牙的总产出在1993年比前一年分别增长了2.3%、2.7%和2.4%。除了冰岛1993年的总产出比前一年下降3.3个百分点外，其它国家的产出只有小幅度的下降。{2}

毫无疑问，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货币危机的频频爆发，货币危机已经成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学术界已经发表了大量的关于货币危机的论文。然而，目前关于货币危机的文章，其研究兴趣在于货币危机的起因以及货币危机的短期政策含义；而为数不多的对于货币危机与经济绩效（产出水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理论研究，且研究货币危机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经验文献相对很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1990年以后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为样本，对发展中国家在货币危机中的经济增长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经验研究，确定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货币危机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变化，以便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货币危机对真实经济的伤害。本文之所以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货币危机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70年代和80年代的货币危机则同时影响着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3}

二、相关文献的简单回顾

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货币贬值虽然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但是它对经济会起到扩张作用，使得产出水平上升和失业率下降。因为贬值会使一个国家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使得出口上升。{4}但是，1994-1995年的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以及2001-2002年的阿根廷货币危机所发生的经济衰退现象，对这一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于是，货币危机对产出水平的作用就成为了货币危机领域的研究方向。就货币危机的理论模型而言，目前公认的已有三代货币危机模型。{5}但遗憾的是，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都无法解释货币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现象。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固定汇率与扩张性货币政策之间的不一致性必然导致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只是国内居民对国内货币和外汇之间进行资产组合的结果，基本上没有涉及真实经济。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政府从维持固定汇率成本和收益方面进行权衡，以此来决定是否放弃固定汇率；政府选择放弃固定汇率，{6}并不意味着对就业和产出造成不利冲击；固定汇率所造成的政策约束的消除，至少对短期的宏观经济是有利的。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则是从国内金融市场方面来考察货币危机，认为货币危机导致产出水平下降的原因在于伴随着货币危机的国内金融危机。虽然第三代模型涉及到了危机国的经济衰退现象，但它并没有把危机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作为研究内容，只是从危机后的经济衰退中得到启示，从而找到一种新的解释货币危机起因的理论而已。Aghion et al （2001a，2001b）从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来解释货币危机对产出水平的影响。[7-8]他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拥有大量的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当该国货币因危机爆发而贬值时，外债的本币金额上升，表现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使其从银行获得资金的能力下降；特别是流动资金的减少，使得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资金约束，整体经济出现衰退。金洪飞（2004c）构造了一个由产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组成的IPLM-总产出模型，把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作为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特殊情况，从理论上解释了不同的货币危机对真实经济的影响。[9]此外，Calvo（1998）用外资流入的突然停止或逆转来解释货币危机中的经济衰退问题。[4]金洪飞（2001b）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投资者追求各自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是有外部性的，这种外部性导致了过多的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在造成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效率下降的同时，过多的资本流入导致了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导致资本流入停止或逆转，从而在货币危机爆发的同时发生经济衰退。[10]此外，Rodrik和Velasco（2000）指出，危机过程中由于短期债务难以滚动，使危机国企业的流动性迅速降低，对投资和产出立即产生不良影响。[11]

对于货币危机的经济影响进行系统研究的经验文献也不太多。IMF（1998）、Hutchison和McDill（1998）、Bordo和Eichengreen（1999、2003）对危机前后的产出和通货膨胀进行了统计描述。[12-15]Gower和Krause（2002）对危机前后的产出和通货膨胀进行统计描述的同时，计算了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危机作出反应的概率。在他们认定的78次货币危机中，23次货币危机对产出造成了不良影响，而4次危机对产出的影响是良性的，51次货币危机对产出没有影响。[16]Hutchison（2001）以1975-1997年间67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160次货币危机及461个IMF稳定计划为对象，发现在对宏观经济发展、政治和地区因素进行控制后，货币危机在1~2年中显著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率。但是，他没有发现IMF的稳定计划加重了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率的不良影响。[17]Cupta et al(2003) 以91个发展中国家在1970-1998年间发生的195次货币危机为样本，研究了危机国的产出水平对货币危机的反应。他们的研究发现，2/5的货币危机对产出是有扩张作用的；而对于发生了产出下降的货币危机国家，那些较大的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经济衰退程度较为严重。另外，根据他们的研究，90年代货币危机中的经济衰退现象比70年代和80年代较为广泛和显著。[18]金洪飞和姜诚（2005）以1990年以来的近200次货币危机为样本，对货币危机后的经济衰退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危机前的经常账户状况、外债余额占GDP比例、国际流动性指标等经济变量，以及危机后的汇率制度都不会显著地影响到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另外，危机后的经济衰退与危机国政府在危机中是否抛售外汇储备、是否采取汇率贬值都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危机前的失业率和汇率制度，以及危机中是否提高利率等因素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有显著影响。[19]Hutchison和Noy（2006）用24个新兴市场国家在1975-1997年的Panel数据为样本，研究了货币危机、资本逆流和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危机通常会使产出下降2%~3%，而资本逆流则会使发生货币危机的当年产出下降6%~8%。[20]

三、货币危机的界定和经济衰退的度量

为了研究货币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首先对货币危机作出界定。什么是货币危机呢？通常，货币危机的定义是和对货币汇率的投机攻击（Speculative Attack）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汇率进行的投机攻击，使得该货币汇率贬值，或者导致金融当局大量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和黄金）的流失或利率的大幅度提高，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发生了货币危机。这是货币危机的一个广义定义，而不同的研究者，对于货币危机有不同的定义。

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6）（ERW）在研究20个工业化国家在1959-1993年间的货币危机传染现象时，认为有些国家的货币汇率虽然在投机攻击中没有贬值，但它是以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和利率的提高为代价的，所以他们用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变化的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指数来衡量投机压力。当投机压力指数达到某个临界值时，就认为发生了投机攻击的货币危机。ERW把临界值定义为“那些至少偏离均值两个标准差的数值”。在计算投机压力指数时，权重的选取是以使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乘以各自的权重后的波动幅度相等为原则。[21]可见，ERW所定义的货币危机包括对货币汇率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同ERW一样，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8）（KLR）把危机概括为对货币成功和不成功的攻击。[22]对每个国家而言，由“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是否超过均值3倍标准差来认定危机是否发生。这个指数由每月的汇率变动百分比和国际储备变动百分比的加权值确定。同ERW一样，权重的确定使得指数的两个元素的条件方差相等。Frankel和Rose（1996）(FR)则是采用了狭义的货币危机的概念。[23]他们认为，储备的变动只是粗糙地衡量了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并且大多数样本国家在长时间内对利率进行控制，因此认定投机攻击被成功抵御是困难的。他们把货币危机定义为名义汇率贬值至少超过25％，并且比前一年的贬值率至少大10％的汇率贬值或调整，而那些被抵御的投机攻击不能作为危机处理。此外，根据FR的定义，哪怕一个国家由于长期的高通货膨胀导致货币持续贬值，只要贬值率不超过前一年的10%，都将被排除在货币危机的范畴之外。所以，FR的标准强调了货币危机的突然性。

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危机中的货币贬值为何对经济产出有不同影响，因此本文中的货币危机只考虑汇率变化。如果对于汇率的投机攻击使得一个采取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或地区放弃固定汇率制，或者使得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大幅度急剧贬值，我们就认为发生了货币危机。同金洪飞（2003）在分析货币危机中资本外逃与短期外债比例的关系时一样，[24]本文将以90年代以后发生过货币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为样本。我们的样本由51次货币危机组成，具体样本点包括：玻利维亚（1991）、阿根廷（2001）、巴西（1990、1995、1999、2002）、智利（2002）、萨尔瓦多（1990）、巴拉圭（1992）、委内瑞拉（1994）、牙买加（1990）、墨西哥（1994、2002）、尼加拉瓜（1993）、海地（1991）、洪都拉斯（1990）、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93）、乌拉圭（2002）、约旦（1992）、印度（1991、1995）、印度尼西亚（1997）、韩国（1997）、老挝（1995）、马来西亚（1997）、菲律宾（1997）、泰国（1997）、博茨瓦纳（1996）、布隆迪（1997）、埃塞俄比亚（1992）、肯尼亚（1993、1995、1997）、马达加斯加（1991、1994）、马拉维（1992、1994）、马里（1993）、摩洛哥（1990）、莫桑比克（1993、1995）、尼日利亚（1992）、津巴布韦（1991、1994）、突尼斯（1993）、赞比亚（1994）、匈牙利（1994）、罗马尼亚（1990）、俄罗斯（1998）、土耳其（1994、2001）。

在研究货币危机的产出代价影响之前，我们还需要对产出代价进行度量。通常，产出代价是以危机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变化来衡量的，如金洪飞和姜诚（2005）用危机前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去危机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货币危机中的经济衰退程度。[19]然而这种方法的一个缺点是无法真正地度量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假如说某个国家在T年发生了货币危机，T-1年的经济增长率gT-1为5%，T年的经济增长率gT为-10%，T+1年的经济增长率gT+1为5%。如果用T-1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去T+1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得到经济衰退程度为0。但事实上，由于T年的经济增长率为负，T+1年的产出水平大约只是T-1年的95%。因此，作为比较，我们将用两种方法来度量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程度。第一种还是由危机前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去危机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来度量。对于第二种方法，我们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危机的经济衰退程度或经济代价Y：{7}

Y=1+gT-1- （1）

四、计量分析和结果

我们的计量分析基于下面的回归模型：

Yi=+kXki+ui （2）

其中，解释变量Y为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由式（1）计算获得；Xk为第k个解释变量；和k为待估参数；下标i表示第i次货币危机，在本文中i=1，2，…51；ui是均值为0、方差为2的误差项。

（一）解释变量的选取

我们将考虑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1．危机前的经常账户。危机前的经常账户是否会对危机后的产出发生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虑。第一，根据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货币危机的发生是由持续的政府财政赤字导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即在危机前会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导致外汇储备的下降，最后出现货币危机。但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货币危机不会导致危机后的产出下降。第二，从政策方面而言，如果危机前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危机爆发后，外资流入减少或停止，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政府就可能在危机中或危机后采取紧缩性的政策，以改善经常账户。然而，紧缩性的政策将导致经济的衰退。

2．危机前的外债比例。如果危机国在发生货币危机前有大量的外债，危机的爆发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资本外逃，使得国内企业可获得的资金减少，甚至造成企业破产。另外，如果在货币危机中，本币采取了贬值措施，那么以外币计价的外债负担就变得更加严重，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出现恶化，这样企业就很难获得投资所需的资金，于是投资就会萎缩，导致产出水平下降。

3．危机前国际流动性指标。在国际经济学中，通常用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国际流动性；这个比例越高，表明国际流动性越差。根据Rodrik和Velasco（1999）的理论，发生货币危机时，短期外债将无法滚动，使经济体中的流动性降低，从而导致生产的萎缩。他们发现，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是一个很好的预测危机及其严重性的指标。为了观测它是否会导致对真实经济的不良影响，我们把危机前一年的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LIQ作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

4．金融开放程度。金融开放会使政府在危机中阻止资本外逃以及采取逆经济周期措施的能力降低。那些金融开放程度较高而又缺乏有效监管的国家在遭遇货币危机时，其经济损失可能会比较严重。我们把金融开放程度作为解释变量的目的，是想验证它是否果真使得危机国遭受了更大的经济损失。我们用一个虚拟变量来代表金融自由化程度的高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牙买加、墨西哥、委内瑞拉、约旦、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摩洛哥、突尼斯、匈牙利、罗马尼亚、俄罗斯、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的金融开放程度较高，所以虚变量FF取值为1；而其它国家的金融开放程度较低，FF的取值为0。

5．危机中是否提高利率。当一个国家面对货币投机攻击时，可以通过出售外汇储备、提高短期利率等来保护汇率稳定，避免本币贬值。但是，不同的措施对真实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通常，如果外汇储备的出售没有引起利率上升，应该是不影响产出水平的；而提高利率则会降低投资和消费支出，造成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6．危机前后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化率。本国货币贬值会通过贸易品价格的上升使得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如果此时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幅低于物价上升幅度，那么就会造成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对经济起到收缩作用。许多危机国在危机前都有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为了保持外部平衡，只好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甚至使名义货币供给量下降。我们把实际货币余额增长率的变化MVR作为解释变量的目的，是为了验证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是否与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

7．危机当年的资本净流入量。在货币危机发生时，资本流入会急剧减少甚至发生逆转，使得国内企业或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减少。为了考察危机阶段外资净流入量对真实经济是否有显著影响，我们把当年资本净流入量对GDP的比例也作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

8．银行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由于政府往往对金融企业采取或明或暗的担保，使得金融机构过多地引入短期外币存款，而其资产通常是长期的。在发生货币危机时，外币储户提取外币的行为也会使银行出现危机，从而无法正常发挥投融资的中介作用，使真实经济受到损害。

（二）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1列出了连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COST1是由公式（1）计算得到的经济代价指标；COST2是由危机前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减去危机后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得到的经济代价指标。COST1和 COST2的均值分别为0.775%和0.986%，而它们的标准差分别为7.489%和5.745%。所以从统计上而言，并不能得出货币危机导致经济衰退的结论。当然，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些国家在危机后出现了经济较大的增长。以COST1为指标的话，出现经济衰退的有27次，占总数的52.94%，而这些发生衰退国家的平均衰退程度为5.70%，最大衰退程度为20.9%；如果以COST2为指标的话，出现经济衰退的有29次，占总数的56.86%，而这些发生衰退国家的平均衰退程度为4.67%，最大衰退程度为12.4%。

变量FLOW为危机发生那一年的资本净流入量占GDP的比例；LIQ为危机前的国际流动性指标，由外汇储备除以短期外债存量得到；MVR为危机前后的实际货币余额增长率的变化，其计算公式为危机前一年的实际货币增长率减去危机阶段和危机后一年的实际货币增长率的几何平均值；R_CA为危机前一年的经常账户余额与GDP之比；R_DET为危机前一年的外债存量与GDP之比。对于解释变量FLOW，在51次货币危机中，资本净流入量占GDP比例的平均值为-1.11%，资本净流入比例最低的为-10.44%，最大值为5.26%。这说明尽管有些国家在货币危机阶段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资本逆流，但是也有些国家在危机阶段的资本净流入量是正的。而实际上，在我们的样本中，这样的货币危机有18次。从流动性指标看，不同的国家差异很大。比如博茨瓦纳在1995年，由于其外汇储备是总外债的6.54倍，而短期外债只占总外债的1.42%，从而使得其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之比高达651；而尼加拉瓜在1992年的外汇储备只有短期外债的7%，也就是说，其短期外债是外汇储备的13倍。由于流动性指标的中位数为1.096，因此大约有一半的国家在危机前的外汇储备超过短期外债。对于危机前后实际货币余额增长速度的变化而言，增长速度变慢的有34次；而从MVR的平均值看，危机后的货币增长速度平均比危机前降低了8.378%。当然，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对于大多数货币危机，危机后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名义货币增长率。对于经常账户余额，危机前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有44次，占总数的86.27%，说明货币危机的爆发和经常账户赤字还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总体而言，危机前经常账户余额占GDP之比的平均值高达6.17%，而尼加拉瓜在1992年的经常账户赤字最为严重，高达GDP的57%。从R_DET看，对于这些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总体而言，它们在危机前的外债比例是比较高的，平均为GDP的99.7%；从中位数看，有一半的国家在危机前的外债余额达到了GDP的60%以上。表2列出了货币危机（BC）、金融自由化程度（FF）以及危机中利率是否升高（INTEREST）等定性变量的统计特征。从表中可以看到，在我们选择的51次货币危机中，同时发生银行危机的有12次，占总数的23.53%；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样本点为25个；另外有38次货币危机出现了利率升高现象。

表1 连续性变量的统计特征

表2 定性变量的数据特征

（三）结果与分析

我们在表3中列出了两个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其中第一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COST1，第二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COST2。第一个模型的R2为0.301，说明我们选择的解释变量解释了被解释变量30%的变化；而对于模型2，被解释变量43.9%的变化被这些解释变量所解释。对于宏观经济数据而言，数值为0.301和0.439的R2说明了这两个方程都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从F检验值看，模型1在5%的水平下整体显著，而模型2则在1%的水平下整体显著。

由于这两个被解释变量都是用来度量经济衰退的，所以如果某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就表示该变量增加会导致危机的经济代价加大。表中第二列为模型1，第三列为模型2。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看，对于模型1，外债余额比例在1%的水平下显著，经常账户比例和银行危机在5%的水平下显著，净外债流入在10%的水平下显著；对于模型2，银行危机、经常账户比例等变量都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其他变量，如金融开放程度、危机中的利率提高程度、危机前后实际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危机前的国际流动性以及危机前的外债比例等变量都是不显著的。这说明两个模型得到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两个模型，解释变量BC的系数显著为正，表示了银行危机会显著影响货币危机的产出水平，加重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从模型1看，如果以危机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来度量经济衰退程度的话，银行危机平均会使衰退程度加重4.9%。对于变量FLOW，其值为正时表示资本净流入，反之则表示资本净流出。从表3中看出，FLOW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了危机阶段的资本外逃或逆流会导致经济衰退。对于变量R_CA，其观测值为正时表示经常账户盈余，因此，显著为负的系数说明了危机前经常账户存在大量逆差的国家，其经济衰退程度往往较大。

表3 计量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据为t检验值，***表示变量在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变量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是显著的。

另外，金融开放程度、危机中的利率变化、危机前后实际货币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及危机前的国际流动性和外债比例等因素，对货币危机的经济代价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在发生货币危机时，其经济衰退程度未必就越严重。对于危机中的利率因素，本文得到的结果似乎与金洪飞和姜诚（2005）并不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在金洪飞和姜诚（2005）的文章中，货币危机是由月度汇率变化率、利率变化率和外汇储备变化率的加权平均计算得到的压力指数来界定的，因此有些国家在受到投机攻击时，尽管没有发生货币贬值，但这是以提高利率和外汇储备流失为代价的（这些国家还是把它当作发生了货币危机来处理）。对于那些提高利率而没有货币贬值的国家，其高利率持续的时间较长，因而对经济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伤害。而在本文中，由于研究的对象都是发生贬值的国家，危机中的高利率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而且高利率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也可能被贬值的作用所抵消，从而使得危机中的利率提高并没有对经济造成明显伤害。至于实际货币增长率的变化没有显著影响危机后经济衰退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其作用可能被危机中的利率变化所抵消；二是由于经济参与者事先并不知道准确的通胀率，因而没法根据实际货币余额来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最后，对于那些危机前国际流动性较低的国家，国际流动性不足可能是导致其发生货币危机的原因。但是，流动性不足还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很低，外汇短缺使得外国投资者撤走短期投资的想法并不可行。{8}因此，危机中的外资净流入量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有显著影响，而国际流动性的高低则没有显著作用。由于我们选取的样本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外债通常是以外币表示的，因此，危机前的外债比例对于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没有显著影响，意味着货币危机的资产负债理论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五、结论

本文以1990-2002年间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51次货币危机为样本，对货币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变化进行了经验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如下：

1．我们所研究的货币危机是以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为特征的。在我们的样本中，有些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增长加快，而有些国家则出现了经济衰退，说明货币危机后的货币贬值极有可能对经济起到扩张作用，也会出现经济衰退。

2．危机前的经常账户逆差、危机中的资本逆流以及银行危机会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在危机后的经济衰退程度。如果以危机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来度量经济衰退程度的话，平均而言，银行危机会使衰退程度加重4.9%。因此，在货币危机中避免银行危机的爆发是至关重要的。

3．对于这些以货币贬值为界定标准的货币危机，其危机后的经济衰退同金融开放程度、危机中的利率高低、危机前后的实际货币增长速度的变化、危机前的外债比例以及国际流动性等经济因素没有显著的关系。

*本文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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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地区之间的金融联结使得全球范围内容易出现传染性的货币危机，金洪飞（2004a）构造了一个货币危机传染的投资组合模型，解释了金融全球化下导致货币危机传染的多种因素。[3]

{2}有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来自于各年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3}1992-1993年的欧洲ERM危机是惟一一次发生在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危机，并且其经济代价相对较小。

{4}事实上，1992年的英镑贬值和意大利里拉贬值，让英国和意大利的商品竞争力加强，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5}关于货币危机的有关理论，参见金洪飞2001a、2004b中的相关文献综述。[5-6]

{6}金洪飞（2003）通过构造一个货币危机的最优停止模型，解释了理性政府假设下的货币危机及其传染。

{7}我们计算得到的两种衰退程度的相关性为0.794，说明两者之间有差异，但还是存在较高的相关性。

{8}在我们的样本中，国际流动性和资本净流入量的相关系数只有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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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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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ghion, Philippe, Philippe Bacchetta and Abhijit Banerjee. A Corporate Balance-Sheet Approach to Currency Crises[EB/OL].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1b, No.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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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ordo, Michel and Barry Eichengreen. Crises Now and Then: What Lessons from the Last Era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A] in Paul Mizen (eds), Monetary History, Exchange Rat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C].Northsmpton,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3. 52-91.

[16]Gower, Luke, and Alan Krause. Currency Crises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EB/OL].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Discussion Paper, 2002, 2002-08.

[17]Hutchison, Michael. A Cure Worse than the Disease? Currency Crises and the Output Costs of IMF-Support Stabilization Programs [EB/OL]. NBER Working Paper, 2001, No. w8305.

[18]Gupta, Poonam, Deepak Mishra, and Ratna Sahay. Output Response to Currency Crises[EB/OL]. IMF Working Paper, 2003,WP/0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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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utchison, Michael M. and Ilan Noy. Sudden Stops and the Mexican Wave: Currency Crises, Capital Flow Reversals and Output Loss in Emerging Marke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79: 225-248.

[21]Eichengreen, Barry, Andrew K. Rose and Charles Whplosz. Contagious Currency Crises [EB/OL]. NBER Working Paper, 1996, No. w5681.

[22] Kaminsky Graciela L., Saúl Lizondo, and Carmen M. Reinhart. 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es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1998, 45: 1-48.

[23]Frankel, Jeffrey A. and Andrew K. Rose. Currency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 Empirical Trea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41: 351-66.

[24]金洪飞. 理性政府下的货币危机及其传染[J]. 当代财经，2003，(1)：43-47.

责任编校：魏琳

篇8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篇9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篇10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转贴于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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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金融理论教学课堂讨论

《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科学。从《国际金融》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等方面看，该课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把握是搞好《国际金融》教学的基础。

第一，课程内容丰富。从知识结构上看，《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有关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例如，国民收入账户、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三大账户及其编制；国际收支口径及探求改善国际收支的各种理论等。二是汇率问题。它主要阐述汇率的相关概念、汇率政策的概念及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制的概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演变及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等内容。三是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四是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五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上述研究内容使得《国际金融》的研究和教学口径宽广，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第二，课程的知识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从《国际金融》的研究内容看，该课程同其它一些学科有着紧密地联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账户的推导、新剑桥学派和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乘数理论和吸收分析法、汇率形成机制中的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等理论都必须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基础。二是货币银行学中的系列理论。例如，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应理论、利率理论等方面。三是其他一些学科。例如，《国际金融》要用到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对《国际金融》原理的阐述还要涉及到一些初级的高等数学知识。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程，必须具备较好的相关理论基础知识。

第三，课程的内容更新速度快。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例如，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新变化、WTO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危机问题、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升值压力等热点和核心问题。

上述这些特点要求《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必须在精确地阐述国际金融涉及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理解、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国际金融研究的成果,注重国际金融乃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的发展新动向,密切关注我国对外金融活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金融发展趋势，从而扩大教学的视角和提高学生的知识素养。这体现在教学中，必然要求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包括基础理论的讲述、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等。让学生主动思考,提高其学习国际金融的兴趣和积极性。

一、课堂理论教学

作为传统的教学手段,课堂教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够起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可以采用顺序法、比较法等教学方法。

1.顺序法

是一种把相关的内容按照一定的顺序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地进行教学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适合于具有一定顺序的内容,如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时间顺序)、国际结算(操作顺序)、经济事件的影响(空间顺序)等。

2.比较法

对于相似的或对称的理论、概念和业务等容易混淆的内容,在教学中注意罗列比较。如国际金融机构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就可以用比较法来对四大全球性机构及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比较说明。

3.引导法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最后想办法解决问题。如在讲解教材中的三角套汇问题时，在按教材讲清了三角套汇的基本思路后，引导学生使用另一条套汇路线去套汇，但套汇的结果是亏本。学生陷入迷惑：如何套汇才能赚钱？经过思考，发现关键在于正确选择卖点：选对卖点，贱买贵卖，盈利；选错卖点，贱卖贵买，亏损。

4.自学与教学相结合

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教科书中，都有两章分别论及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体系，涉及许多历史资料及发展的渊源，如果由教师讲学生听，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较好的教学方法是由教师设计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自学。如国际金融机构有何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是什么？最后由教师做总结，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重点内容，而且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主动性，更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

二、运用网络教育技术，组织教学

随着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运用网络技术实施课程教学,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把网络教育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建立课程网页

主要包括教材(教参)选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包括教学进程)、章节要点辅导、章节练习、作业布置、答疑,还可以包括教学建议,热点讨论等内容。前三项为常驻内容,其他内容可随着教学进度进行更新。课程主页的作用主要在于:一是可以为学生学习提供网络支持服务,也可以为课堂教学提供基本的教学条件；二是可以增加教学透明度,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目标一致,缩短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三是建立了师生网上交流的绿色通道。

2.进行网络交流

学生在教材自学和网上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学习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可通过课堂面授由教师点评,但这往往会受时效的限制。通过网络就可解决这个时效性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收到大量的学生邮件,内容不一定局限于课程,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面的问题。网络交流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也为教与学的协调奠定了基础。

3.进行网上教学。

经济类课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变化快,政策性、经济性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影响较大。在国际金融中,汇率的变化、存款利率的变化,以及不可预期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国际金融产生影响。如伊拉克战争就引起了油价变动——以石油为原料的商品的价格变化——汇率风险；美国出兵使国内经济发展受影响——美元汇率变化,等等。网络教学使信息零距离,可以为我们解决教学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三、重视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职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实践教学不能单纯地以实验、实习去理解，特别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实践教学的途径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实验、实习以外，还应该包括案例教学、专题讨论、参观等形式。也就是说，除了课堂理论讲述外，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

篇12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