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技术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14: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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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对于历史教学的作用不言而喻。历史学习要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离开史料的历史教学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目前，初中史料教学遇到的困境是：教师普遍认识到了史料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并且在教学中努力实施史料教学，但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将针对初中史料教学中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具体实例，探讨如何用好史料。
一、对史料不加斟别，信手拈来，为观点而史料
许多教师对课本精选出来的材料不去仔细钻研，而是在网上找一些现成的PPT，不加斟酌地呈现给学生，也不管史实是否可靠，只要能证明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就行。比如讲《》一课，用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做论据，证明清政府只要发动人民群众就能打败侵略者，然后归纳出清朝战败的原因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教师完全没有注意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早已从课本中删除了，更不了解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只要稍加留意学术动态，便会知道清政府对英作战没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性，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处于中世纪的中国远远落后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
不了解史学动态就不能选择恰当的史料，更不能提炼出有说服力的观点。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教师多关注史学动态，提高史料斟别能力。一线教师甚至是许多专家一提到关注史学研究动态就马上说出一大堆国家核心期刊《历史研究》、人大复印资料等，殊不知这些杂志距离初中历史教学相当遥远，一是手头根本找不到，二是即使看了也用不上。笔者认为，初中历史教师了解学术研究动态的最实用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找学术研究综述性文章，吸收其中观点，同时找几篇详细阐述这些观点的论文，仔细阅读研究。这些论文得来全不费工夫，又浅显易懂，又全面，非常适合初中历史教学。比如讲《》这一课，首先在网上找“研究综述”一类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关于的各种观点，并且列举了每一观点的代表性文章，从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一事，为一线教师选取恰当史料提供基础。
二、史料成为摆设，为史料而史料
这是初中历史教学中最普遍的问题，教师顺应课改大潮，在课堂教学中大摆史料阵，一节课出示几十张PPT，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史料，但对所出示的史料几乎不做任何解读，让学生过过目就完事。这种所谓的史料教学使历史课枯燥无味，缺乏思维含量，就连专业的历史老师都看的厌烦，更不必说初中学生了，这样的课一定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首先要有正确的史料观。教师要明确史料不是摆设，不是喙头，史料是为主题服务的。选择史料要精，要有足够的代表性。如果是文字史料，字数要少，一节课有两三则足矣。解读史料要透，围绕主题解读史料，同时解读史料要有思维的训练，让学生有种“拍脑门”的感觉。比如《原始农耕生活》一课，首先要明确主题，主题是农耕，从先前的采集渔猎文明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代，造屋、陶器、凿井等技术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炭化稻谷表明学会了种庄稼，这时要提问或解读如何学会了种庄稼，学生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农耕是在偶然中学会了必然。抛砖引玉，学生会解读出来陶器的发明也是源于偶然的发现。教师进一步提问，制作陶器的条件早已具备，为什么到农耕时代人们才发明了陶器。然后解读，农耕出现后盛放储存粮食、蒸煮粮食需要容器，陶器才应运而生。教师进一步跟进，点明社会需要刺激了社会发明，社会的进步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讲解干栏式或半地穴式房屋表明当时人们学会了造房子时，学生应该顺着陶器的思路，能够说出先民们此时学会造房的原因，又巩固了刚才形成的认识。也可以做一个课后延伸，为什么此时学会了纺织、钻孔技术等等问题，供学生课后解决。纵观本课，围绕农耕这一主题，解读种庄稼、做陶器、造房子，既让学生明确了原始农耕生活的图景，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多问为什么的思维习惯。
三、作为一线教师，首先要有正确的教材观，即要尊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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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176-02
一、传统节日的前现代属性
传统节日本质上是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实践样式和人生存在方式。对于前现代属性，可理解为基于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之前的农耕社会技术形态，以及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观念形态的物化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在农耕文明中诞生的社会，关于天地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关于农业生产诸方面的原始信仰以及古人特有的祖先崇拜观念，和慎终追远意识等，都是节日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而这些思想观念都是“万物有灵论”的具体表现，显然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和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而巫术思维和宗教思维与现性思维之间更是■格难入[1]。
前现代属性的表现为“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及由此派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传统节俗活动大都是自然崇拜、原始信仰和宗教观念的反映或者遗留。古人认为万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又有善恶之分，善神造福于人，所以敬祀之，而恶神降灾于人，故驱禳之，因此驱邪避恶节俗活动广泛地存在于上巳、端午、重阳、冬至、腊八和春节等主要传统节日之中。敬善神和驱恶神的观念各自仪式化为祭祀类和巫术类节日，组成中古以前的传统节日的主体。
二、敬善神驱恶神观念探源及其在儒教主导的农耕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一）敬天源于畏天。古人眼中的“天”统驭着诸多神灵，可以说古人对于“天”不得不敬，源于农耕社会原始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决定了人在无限大的意义上受制于天，当生产实践的物质技术手段不足以作用于自然获取生存资料，并消除灾难时，只能在“意念”中实现让图腾庇护自己的目的[2]。
畏天的心理仪式化为巫术。作为传统节日主体的祭祀禳除类的节日，究其滥觞所在，大多摆脱不了同巫术的纠葛。春节中许多避邪求吉的习俗，如早期的挂桃符、贴门神、燃爆竹、除尘、送穷以及春节前夕进行的傩舞等，都具有巫术的性质，它们最初都是为了驱鬼和避邪。古人以为通过自己的种种行为和仪式表演，就可以禳邪除恶、得祥纳吉，尤其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间段里，更应该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正”战胜“邪”。巫术是对不可知力量进行积极的预知与控制。巫术活动中的人是作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一定的仪式和器物，迫使未知力量或事物按照人的主观愿望运动，以达到人的目的。在这里，人的貌似主动的祭祀求祈、禳灾驱邪活动，却是基于对自然的技术无力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增强，人们的信仰也开始由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转化。这种转化使偶像与凡人之间因亲缘纽带的连接而平添了些人情俗世味道，但祖先没有取天而代之，而是成为其下层分支，是天的意志的中介者，因此神灵高高在上、人屈尊膜拜的主宰—被主宰格局是得到强化而不是消解。这种文化信仰格局在“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中的镶嵌，则是以伦理文化认同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认同，成就了其自我固化系统。当然，由于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异性，中古以后传统节日的“娱神”作用有所淡化，同时“娱人”的世俗色彩渐趋浓郁。
（二）对于神灵的膜拜成就了其至上地位，甚至对于恶神的忌惮足以封杀人的怜惜生命的善之本性。下文以传统节日中一度影响重大的寒食、社日和端午的某些习俗作为例证。
其一，“神”大过“官”。以起源于远古的火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改火”习俗的寒食节为例。寒食习俗流行地区的民众相信，神灵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焚骸”）的，他当然“不乐举火”，那么如果热食（意味着举火），就是违禁，就会受到神性惩罚，而这个神性惩罚就是造成普遍灾害、危害群体安全的“雹雪之灾”。对于雹灾的恐惧，对于违犯寒食禁制必将带来雹灾的信仰，就成为迫使人们自觉遵循和维护禁制的强大力量，即使“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也在所不惜。史料记载自东汉到北朝这一时期，寒食节曾被官方不时禁断，魏武帝曹操《明罚令》云:“令书到，民不得寒食。若有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傣一月。”[3]但由于对寒食习俗自觉维护的民间力量在官民双方的博弈中居主导地位，以至于官方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对这一节俗活动进行有限的承认。某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在不断的重复中，俗民会形成自觉维护习俗惯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力量[4]。政治上弱势的民间力量在寒食节俗存废的官民博弈中胜出，实质是由于畏神胜过畏官，神灵左右民之生杀兴亡的信仰所致。
其二，“神”大过“礼”。在农耕社会，春社是起源于上古社会土地神祭祀的大节。社日宴饮狂欢以后，青年男女大多转向社屋附近的树林等地进行幽会野合，先秦古籍所谓的“桑间濮上”就是社日野合之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一习俗具有远古巫术的背景：根据模拟巫术原理，某一自然过程可以通过人的模拟行为加速其进程，春季种子入土、云行雨施、植物生长的过程也可为通过男女媾和的方式来加速它的进程，所以此种背景下的男女交合没有丝毫宣的成分，而是出于祈求农业丰产、子孙昌盛的目的[1]。野合私奔这些常日看来离经叛道的行为，由于披上“模拟自然”的合法外衣，竟也能成为传统节日的一道另类景观，足见神灵信仰的超乎常规。
其三，“神”大过“生命”。南宋以前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风俗。旧时民间认为阴历五月是恶月，五月五日又称“五毒日”，是不吉祥的。这一天生下的孩子，或有“五毒”转生、投胎之嫌，故而民间这一天中常有弃婴、溺婴之举。据《史记·孟尝君列传》所云，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原因是，“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这一习俗的影响一度达于上层社会，如《世说新语》、《孝子列传》、《宋书》、《唐书》等典籍中都有五月五日生子不举的记载”。
（三）对天地万物神灵的崇拜带来行为上效法。人法天地自然，形成人的节律化生存方式。农耕社会的生产实践模式与自然运行是耦合的。天地时气的交会和季节物候的转变直接影响农事活动耕收忙闲，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事活动与自然界的节律化运行的天然耦合，实际上赋予人法自然、天人感应、顺天而动的哲学理念客观基础：正是自然运行的周期性和节律化决定了人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社会的政教活动乃至个体人的生命体验的节律性。
根据大略的统计，中国较重要的传统节日大约有20个，其中来自日月时令交会的，或与之有关系的有16个。如端午节的起源是与夏至前后的时令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七夕节则起源于立秋时节季节转换的自然事实，春节的自然基础是立春之时冬去春来的自然现实。《礼记·月令》就是一套依照自然宇宙的时间规律来经纬人事活动，安排农业经济、文化生活的典章制度。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天、人、社会的模拟结构，又是相感应的万有秩序系统，而以天人合一为其运作的基础[5]。自然存在的节律决定了生活存在的节律，生活存在的节律显现为节日，进而成为节日感的重要来源。
三、前现代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
近代，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耕社会“天人合一”的存在节律被快节奏的单向度的存在代替，理性祛魅了神性，鬼神信仰解体。今天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天地的敬畏，科技的进步更证明了鬼神和灵魂的子虚乌有，当祭祀的指向性消失时，中国传统节日的对象也消失了，承载着传统节日内容的形式与风俗，也就失去了魅力。
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西学东渐，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紧迫的政治救亡使命，使先进分子急于割断与传统的脐带，出现了文化传承的断层。冯骥才指出，目前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这才是最可怕的。改革开放以来新一轮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尤其在城市生活中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再强烈，曾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文化积淀逐步流失，仪式感日渐淡化，节日正演变为简单的假日，或是商家吸金的噱头。
尽管在中韩端午申遗之争和节假制度变革内在经济社会需求的刺激下，2007年末我国节假制度改革显示出鲜明的人文价值取向，将传统节日四季各摘取春清明、夏端午、秋仲秋、冬除夕作为国家法定假日，解决了传统节日“有节无假”的窘境，但“洋盛土衰”难以快速改变。天津市社科院教授郝麦收指出，洋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土衰。全球化催化了人类价值趋同，而节日是保持人们的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洋节的流行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与交流的体现，必须尊重其代表的文化，但同时也要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只有不断挖掘传统文化的新内涵，寻找新载体，让更多的人了解节日的文化渊源，才能把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杨江涛:中国传统节日的美学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8.
[2]苑莉，顾军.传统节日遗产保护的价值和原则[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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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放下心中的疑团,开端上彀查询更细致的科技下乡知识。经过了解,晓得许多高校在历年的"回乡大学生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大部门农村都在下乡大学生的宣传与资助下使得农业失掉了一定的生长,进步了农业收入,避免了不必要的病虫害要挟,收获倍增。
根据村村民反应,村里农业经济单一,反季候蔬菜种类少,有的莳植方法不迷信,导致许多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不得不以贱价卖出,乃至倒在渣滓堆里。我们运用学校的资料以及自己从网上所掌握的知识跟农民们细致地讲解了豆角,黄瓜,苦瓜等蔬菜的迷信莳植方论文写作法与病虫害防治措施。在我们讲解的过程中,农民们也加入了自己的讨论以他们丰富的农业经验驳回我们的一些错误观点。如许一来,我们自己也从农民身上学会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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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收入的提高以及生活压力的加大。在闲暇时间去山清水秀的地方放松身心，已成为城市人的心愿。乡村旅游正是满足了人们休闲度假的心理而产生，并且越来越受欢迎，本文针对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景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进行了乡村休闲旅游规划的探讨。
1 乡村休闲旅游的概念及类型
1.1 乡村休闲旅游的概念
乡村休闲旅游是以远离都市的乡野地区为目的地，以乡村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以城镇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通过满足旅游者休闲、求知和回归自然等需求而获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一种旅游方式。
1.2乡村休闲旅游的类型
乡村休闲旅游在我国的区位分布上主要有3种类型：城郊型、边远型和景区边缘型。乡村休闲旅游主要是城市居民在回归自然渴望的驱动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这3种区位中，城郊型乡村休闲旅游最为发达。而重渡沟景区就属此类，所以在此进行旅游开发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扩大城市旅游空间，开拓旅游资源新形式，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深远的意义。
2. 重渡沟乡村旅游休闲旅游规划的条件分析
2.1 重渡沟风景区的概况
重渡沟风景名胜区位于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距洛阳市150公里,栾川县城50公里,九龙山温泉18公里；有金鸡河、滴翠河、水帘仙宫等景区组成，有景点200余个，旅游面积30平方公里。景区内林茂草丰，雉飞鹿鸣，花鲜果稠，野趣横生。重渡沟树奇石峻，洞幽潭静，飞瀑流泉，绕岚斜虹旅游论文，栈道梯悬，猎猎古风。充满田园气息的318家农家宾馆星散于十里兰溪之旁，万亩竹海之中，床位达13800余张。
2.2 重渡沟风景区乡村旅游规划的优势分析
2.2.1 区位优势
重渡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西南部，距洛阳市150公里，栾川县城48公里，地理位置优越。
2.2.2资源优势
重渡沟景区内有金鸡河、滴翠河为两条常年性河流，最小流量每秒0.5立方米。景区内有5米以上的瀑布30余条，30米以上的瀑布5条，最长瀑布100余米，最宽瀑布8米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瀑布群，构成瀑布成群潭成串，林密石怪传说奇的梦幻景观。即使持续干旱，赤地千里的炎炎盛夏，或白雪皑皑，滴水成冰的凝凝隆冬，景区内依然碧波翻浪，瀑声震天。重渡沟景区内有竹林千亩，多生于河边路旁，翠竹碧水交织，肥鸭壮鹅嬉戏，具有曲型的水乡风光，在中原堪称一绝。
2.2.3生态环境优势
重渡沟地处伏牛山脉，植被茂密，有上万亩竹林，森林覆盖极高，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有的地方每立方米的含量达到68000个，水资源丰富，有剑插泉，象吐泉等上百个泉眼，形成了震天雷瀑布，飞虹瀑布，水帘仙宫瀑布等大小瀑布30多条，为规划乡村休闲旅游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
2.2.4 接待设施优势
重渡沟接待设施充足，环翠居、翠屏居、桃花园、故人庄等清雅别致的名字点缀于窗含翠岭、竹环水绕的温婉农家的门眉上，这些富有山情风味，充满田园气息的318家农家宾馆星散于十里兰溪之旁，万亩竹海之中，床位已达13800余张，在满足游客的吃住之需的同时，而且给深山区农民找到了一把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因此河南省省长李成玉称赞重渡沟是“生态旅游开发的典范，是家庭宾馆的楷模，是旅游带动脱贫的榜样”。更被中国旅游第一人魏小安先生称之为“中国农家宾馆第一村”。
2.3 重渡沟风景区乡村旅游规划的劣势分析
2.3.1 乡村性逐渐弱化
重渡沟风景区从1997年对外开放到现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居住在其中的农家由于旅游带来的收益，其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高，但是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它的乡村性却越来越弱化旅游论文，一方面表现在建筑上，除了位于重渡街中心地带的二三十年的靳家楼和农耕村外，300多家农家宾馆都是采用现代的建筑风格，村中贴着瓷砖的小洋楼鳞次栉比。另一方面表现在民风上，目前重渡沟景区已经不再展现纯朴的村民和朴素的衣着，而是到处都充满了商业的气息，听到的不再是阵阵的箫声，笛声和欢笑声，而是讨价还价的声音。并且以餐饮为主的“农家乐”菜肴品种单调、雷同，缺少参与性、体验性项目，游客停留时间短，旅游综合效益不高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有的乡村性。
2.3.2 旅游产品过于单一
重渡沟景区旅游产品过于单一，游客主要集中在基础观光游，没有很好的向度假转变，另一方面旅游商品缺乏的特色，主要为香菇、木耳、猴头、拳菜、百合等山珍土特产，缺乏明显的地域特色。游乐项目也是简单的秋千、吊椅、索道等不但设施陈旧，并且和景区环境不够协调，对游客也构不成吸引力。
2.3.3类似景区多，竞争激烈
重渡沟目前经营主要是山水农家游，周边同质资源过多，周围嵩县的白云山、千池山、木札岭、养子沟、寨沟，南阳西峡的龙潭沟、内乡的宝天曼，都对本景区的游客有潜在分流，竞争过于激烈，所以，在规划的时候，一定要突出特色，和周边景区进行差异化开发，开发垄断产品。
3.重渡沟风景区乡村休闲旅游规划的探讨
3.1保持乡村休闲旅游的本土性，乡村性
乡村休闲旅游规划过程应避免“城镇化”现象，应坚持科学规划，重视功能分区，务必从总体上保持乡村休闲旅游的本土性和乡村性。重渡沟旅游区定性以美丽的山水风光为基础，以丰富的农耕文化为内涵，集观光采摘、娱乐休闲、科普求知、旅游度假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区。规划结合旅游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划分“农家风情、竹的世界、水的海洋、农耕文化、休闲度假等功能区，突出乡土风情，体现山水乐园。
3.2 创新乡村休闲旅游产品
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开发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当地的资源和地理条件为基础，采用需求驱动型的发展模式。根据游客来源、客源结构与类型、市场规模、游客消费能力等来开发适销对路、价值链延伸长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这样，旅游产品才能被旅游者接受和喜爱。针对重渡沟旅游区目前旅游产品单一，旅游者参与体验程度不高，旅游时间短等情况，规划要完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体系，包括观光型旅游产品、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专项旅游型产品等类型。如专项旅游型产品有健身旅游产品、考察学习旅游产品、民俗风情旅游产品等，极大地丰富了乡村休闲旅游的内容。
3.3 构建乡村休闲旅游生态循环经济
从1997年创办农家乐开始，重渡沟旅游区旅游发展相当迅速。但是相应的环保、环卫基础设施没有配套齐全旅游论文，导致景区地表水遭受污染，垃圾随处可见，农田农药污染，因此发展生态循环经济十分迫切。规划在旅游区采用养殖、沼气、种植、加工、旅游“五位一体”的旅游循环经济，打造绿色产业链，减少旅游开发对乡村环境的破坏。同时农田种植采用微喷节水灌溉、沼液施肥和生物防虫等新技术，使旅游区建成洛阳市绿色蔬菜果品生产示范基地。
3.4 建立社区参与的休闲旅游管理模式
结合重渡沟区实际情况，重渡沟旅游区可采用“政府+公司+协会+旅行社”的管理模式。其具体做法是政府负责乡村休闲旅游的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公司负责景区的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协会负责组织村民参加民俗表演、工艺品的制作、提供餐饮住宿等;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组织客源。为了合理地开发旅游资源，保护乡村休闲旅游的生态环境，可以根据资源的产权，将乡村休闲旅游资源界定为国家产权、乡村集体产权和农户个人产权等产权主体。在开发乡村休闲旅游时，把旅游资源、特殊技术劳动量转化成股本，收益按股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进行股份制合作经营，通过土地、技术、劳动等形式参与乡村休闲旅游的开发。企业通过股金分红支付股东的利益分配，这样，政府、集体和个人可在乡村休闲旅游开发中按照自己的股份获得相应的收益，实现社区收益的深层次转变，从而建立起均衡利益的分配机制。
4.结语
重渡沟风景区在发展乡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旅游规划设计中，通过科学分析、合理定位、创新乡村休闲旅游产品、构建科学经营模式等措施，创造出新的旅游形象和品牌地位，实现乡村休闲旅游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文彤吕贤军城郊型乡村休闲旅游规划的探讨—以岳阳市君山区乡村休闲旅游规划例[j] 小城镇旅游
[2]王婕纯谈乡村生态农业旅游规划——以广西黄岭村为例[j]现代农业科技 2008.06
[3]王云力乡村景观旅游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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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Yinchuan plain evolution,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he Yinchuan plain living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farming and nomadic way of evolution in the Yinchuan plain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the special development of the Yinchuan plain to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living environment; nomadic farm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引言
人居环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涵盖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技术工程环境三大系统。人类住区与人居环境的含义不同, 人类住区是指从乡村聚落至城市连绵带等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人类生活和工作、聚集和分散的众多场所, 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工程环境的复合, 是直接的具体的人居环境, 是人居环境的核心。对人居环境的研究, 应从其所涵盖的自然环境系统、社会环境系统、技术工程环境系统及众多的子系统进行多维的、全方位的研究,研究的焦点是人类住区。[[1] 段汉明. 人居环境发展的动态特征——以新疆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10）：428-432][1]
图1：人居环境学的研究模型
2. 银川平原人居环境演化的历史过程
银川平原地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部，自古以来已黄河水系为根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绿洲城镇群带。本论文中所论述的银川城镇群包括着5 市(银川、石嘴山、灵武、吴忠、青铜峡) ，4 县(惠农、平罗、贺兰、永宁) ,其中灵武市座落在银川平原边缘。面积19765.7km2，人口3006648人，城镇化率为53.06%。[[2] 2007年宁夏统计年鉴
[3] 宁夏国土资源[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2]
从地貌上来讲，银川平原东西两边较高，分别为灵盐台地和贺兰山山脉，内夹平原，及为银川平原地区。从银川平原人口分布上来看，银川平原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也相对集中于广大的平原地区，从一定程度说明，银川平原地区的人居环境以中部地区最为优越。
2.1 先秦时期-----原始的平原特色
先秦时期，银川平原尚处于荒蛮状态，这一时期，银川平原活跃着一些草原游牧民族。这一时期，银川平原仍然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风貌特色。
2.2秦汉时期-----农垦文明的进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北击匈奴，攻取河套地区，对银川平原进行了大量的移民。这一时期，银川平原得到初步开发，这一时期居民散状分布于黄河及惠农河地区。[[4]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M],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4]
两汉时期，由于国力的强盛，加之北击匈奴的节节胜利，政府加大对银川平原的开发力度，使得昔日的人少地绕的银川平原呈现出“边城晏闭”、“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繁荣景象。 [[5]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第六十四][5] 这一时期的居民较集中的分布于银川平原南部，黄河水系较发达的适合农垦的地区。[[6] 谭其骥.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6][[7] 鲁人勇、吴忠礼、徐庄等，宁夏历史地理考[M].宁夏人民出版社][7]
2.3 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与农耕的交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近四百年，银川平原再次成为北方游牧民族频繁交替和相互融合的基地，这一时期，鲜卑、匈奴、羌等民族纷纷进入银川平原地区。当时一部分游牧部落，也从单纯游牧演变而为兼营田牧。如前秦时期的匈奴铁弗部曾向前秦帝苻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去。”[[8] 魏书·铁弗刘虎传][8]
公元5世纪初，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在宁夏境内设置饮汉城（后改建为怀远郡，今银川东郊）、薄骨律城。 “薄骨律镇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州上。”[[9] 水经注][9]
魏晋南北朝前期，可以说是一个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一个冲击的过程，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恢复，人居环境相对得到改善。
而北魏以后，长期生存于银川平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开始进一步农耕化，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剧，北部的灵州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居民仍然集中分布于银川平原南部，北部分布有所减少。[6][7]
2. 4 隋唐时期-----北耕南牧
银川平原发展到隋唐时代，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业区。政府在银川平原兴修水利，发展农田灌溉。灵州地区，在唐代的屯田已经初具规模。[[10] 旧唐书.卷39.娄师德传][10]
这一时期，除银川平原南部因唐代政府对内迁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所设立的羁縻州仍保留着游牧形态以外，广大中部与北部地区几乎被农耕文明所覆盖，形成了“北农南牧”的人居环境的格局。[[11] 薛正昌：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1]
2.5 西夏时期------北牧南耕
西夏时期，银川平原成为西夏统治的核心地区，随着唐代羁縻州的逐渐消失，广大的南部与中部地区成为西夏农垦的腹地。这个主要原因是，原先这个片区主要为宋王朝统治，其本身就是农耕地区，西夏攻取这块片区之后，适应当地生产习惯，同时也令士兵进驻开垦。[[12] 脱脱：宋史[M].卷357，（北京）中华书局校本，1977年版][12]
而广大的北部地区，则变成西夏的内部游牧腹地做为畜牧业的主要产业区。[[13] (俄)克恰诺夫：圣立义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3]
由此银川平原地区的人居环境格局形成了有趣变化，形成了“北牧南耕”的人居环境格局。
2.6 元时期------农耕逐渐取代游牧
公元1205年到1227年的23年间，蒙夏之间接连爆发了6次战争。23年的战争使得银川平原的城镇群遭到极大破坏。中兴府等城一下成了空城。史载“蒙古尽克夏诚意，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14] 嘉靖宁夏新志][14]
元代的统治者忽必烈受中原汉文化思想的影响，保护农业产业，禁止占农田为牧地。实习招募无业农民开垦的政策。银川平原的北部地区至此完全成为农耕区。农耕逐渐取代了游牧的生产方式。[11]
2.7 明清时期------人居环境恶化与稳定。
明清时期，银川平原的人居环境状况到了绝境。
明代人看来，银川平原属于边地。明朝政府在银川平原地区设立宁夏镇驻重兵防守，凭借贺兰山的自然屏障作为防守。同时当地官吏由于后期的自我腐化，大量修建改建府邸，贺兰山的森林资源受到掠夺性的开发。根据《嘉靖宁夏新志·铁柱泉碑》记载，黄河以东灵武，明代中期生态尚好，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日饮数万骑弗之涸”，水量较大而到明代后期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已经成为一片荒漠之地。人居环境进一步恶化。
清代，西北多有战事，银川平原的河东地区的人居环境得到恢复，相对良好。形成了现在的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格局。
3. 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特点
银川平原人居环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 1 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脆弱性
银川平原周边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系统结构简单、资源和环境容量有限,
自我调节能力差、对外界干扰的承受力差,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加上人类不合理活动的影响,银川平原生态环境是比较脆弱的,一经破坏,修复难度非常大。
人居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银川平原处于干旱区包围之中，属于干旱区地域分异的产物,其形成所必须的水源、土状物质都与相邻山地的供给有密切依存关系,河流则是山地物质向绿洲输送的主要渠道[[15] 申元村,汪久文,伍光和. 中国绿洲及其可持续发展建设[J ] .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2 , (1) :1 - 7.][15]。可见,银川人居环境是绿洲—山地—荒漠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对山地系统和平原荒漠系统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3.3人居环境承载力非常有限
银川平原承载力包括资源与环境的供容能力(生态承载力) 、经济活动能力(生产承载力) 和社会发展能力(生活承载力)[[16] 张传国. 干旱区绿洲系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J ] . 干旱区研究,2001 ,18 (3) :7 - 12.][16],其中生态承载力直接约束限制着生产和生活承载力。由于资源与环境的特殊性,银川平原生态承载力十分有限,若要扩展其生产和生活承载力(特别是容纳更多的人口) ,首先要扩大生态承载力的弹性范围。从这里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对于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重要性。
人居环境是动态发展的有机体
银川平原有向绿洲化和荒漠化两个方向演变的可能性。银川平原是在荒漠包围下的绿洲，而绿洲先天具有易变性特点,有向荒漠发展的天然趋势[[17] 贾宝全,慈龙骏,高志海,等. 绿洲荒漠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探讨[J ] . 干旱区研究,2001 ,18 (2) :19 - 24.][17],人类的不合理行为加速了这种趋势。但是,绿洲在形成与扩张过程中,随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增强,生态系统生产量增大,有向良性化方向发展的趋势[[18] 何彤慧,米文宝,李陇堂. 论绿洲区域开发与生态建设[J ] . 水土保持研究,2002 ,9 (3) :161 - 163.][18],科学合理的人工化过程是这种变化趋势的主要动因。
3.5 绿洲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特殊性
银川平原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根除性、不断发展性和整体性、全面性、复杂性的特征。它与干旱区的开发同时产生、同时发展,呈现孪生关系;存在的范围较广,涉及各个领域;对人类行为具有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19] 刘普幸,赵雪雁. 绿洲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M]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7 - 47.][19]因此,绿洲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方式比较特殊。
3.6 人居环境的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向内积聚、向外开放的双向态势特征
这一方面是受了银川平原在空间地域上完整性、封闭性、相对独立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体制开放协作,特别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3.7 人居环境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银川平原是多民族聚居区域,民族构成多,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这里多民族文化特色突出、文化的宗教特色突出、文化交汇特色突出,[15]人居环境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浓郁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
4. 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反思与教训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千百年来农业与游牧两种经营方式频繁更迭，人为的过度开发，银川平原的人居环境不断恶化，但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人居环境。1944年，李长博在他的《淮域形式与中国历史》中曾经谈到：“离地坎，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唯物主义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是要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的关系上有深切的认识。”[[20] 李长博：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J].求是月刊（创刊号），1944.][2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追溯银川平原人居环境的变迁，旨在人们了解、认识和研究银川平原。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要改善和恢复历史以来的生态面貌，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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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贾宝全,慈龙骏,高志海,等. 绿洲荒漠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探讨[J ] . 干旱区研究,2001 ,18 (2) :19 - 24.
篇6
理论过程：首先,我们认真地阅读了学校分发下来的"种种蔬菜莳植技术要点,水产健康养殖与病虫害防治"等种种有关农业科技知识的资料。一开端,我们心中都满盈疑团。难道一位拥有几十年农耕经验的农民与一位同样恒久从事水产养殖的乡民比不上我们这些对农业一窍不通的大一学生?
后来,我们放下心中的疑团,开端上彀查询更细致的科技下乡知识。经过了解,晓得许多高校在历年的"回乡大学生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大部门农村都在下乡大学生的宣传与资助下使得农业失掉了一定的生长,进步了农业收入,避免了不必要的病虫害要挟,收获倍增。
根据南径镇青洋山村村民反应,村里农业经济单一,反季候蔬菜种类少,有的莳植方法不迷信,导致许多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不得不以贱价卖出,乃至倒在渣滓堆里。我们运用学校的资料以及自己从网上所掌握的知识跟农民们细致地讲解了豆角,黄瓜,苦瓜等蔬菜的迷信莳植方论文法与病虫害防治措施。在我们讲解的过程中,农民们也加入了自己的讨论以他们丰富的农业经验驳回我们的一些错误观点。如许一来,我们自己也从农民身上学会了很多。
篇7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建筑地域性的认识，笔者认为从四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需要明确地域性是建筑的固有属性，伴随人类历史全过程。然后需要分析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存在与发展的动力。再者，建筑史学界、评论家对建筑的地域性产生思想、流派做了详细和全面的概括与分析，我们要认真学习了解和关注各时期地域性发展的特点，总结和吸收前辈建筑师们在建筑地域性思想与实践方面做出的尝试与探索，用以指导我们的设计工作。
一、地域性是建筑的本质属性
地域性是建筑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地域属性的自然要素、文化要素、技术要素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1.原始生存时期――自然的因素明显
这是指在原始农耕和畜牧业时期人类社会产生的建筑形式。在人类建筑发源之初，几乎所有地区的建筑类型都属于此例，这里不妨将之称为原生建筑。此时采用的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完全直接得益于自然界的灵感，建筑与大自然密切相关，没有多少人文因素。获得遮风避雨、抵御伤害的栖息场所是建筑的主要功能。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还存在着原生类建筑，如印第安人的草屋、我国西北地区的窑洞。
2.农耕文明时期――自然、文化、技术因素的融合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积累，原生建筑在不断地发展。一方面，在长期对抗自然环境之中的地形、气象、水文和生物等事物的基础上对自然界形成新的界定，衍生出新的定律，如我国的风水观。另一方面，社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对地域建筑的布局和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建筑的功能空间在不断衍生。这个时期是不自觉发展的地域主义，该时期的建筑相对于今天不妨称之为传统建筑。如我国现存的故宫、北京四合院民居（图2-2）都属于此种类型。
3.工业进程时期――地域性的丧失与反思
发端于不列颠岛的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是产业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它为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建筑观念：建筑成为可以大量复制的工业化产品，成为居住的机器。在此形势之下，建筑的地域性逐渐丧失原有的存在地位，不论从内在的文化传统到外在的建筑材料，其存在的意义都遭到巨大的冲击。出于对工业化的抵触情绪，使得传统地域建筑中包含的各种要素，成为地域主义建筑师捍卫地域传统的有力武器，他们开始自觉地维护并发展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建筑类型。如赖特、阿尔托等建筑师用传统的、地方的元素来对抗工业化社会的同一、单调和贫乏，期望回归自然，回归传统。
4.信息全球化时期――地域性的理性认识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建筑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给建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美国建筑历史学家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批判的地域主义”，可以代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全球化导致的建筑形式同一化的一种反思。还有学者提出了“广义地域主义”之说，广义地域主义承认各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与糅合，承认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地域化使用，以此对地形和气候做出全新的诠释。的确，信息的广泛、快速交流，使世界有趋同的趋势，但各个区域对于当代先进建筑观念理解的差异，及其与当地地域建筑结合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新的不同于原地域特点的新的地域主义建筑形制。比如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娱乐性建筑、耀眼的霓虹灯，已成为该城市的象征，各种夸张的手法也正成为该地域的特色。
二、建筑地域性的形成原因和发展动力
2.1形成原因
1.弱交流下本土建筑自觉性的探索：
如上文所述，在人类原始生存时期，在处于生产力极度低下，基本封闭的状态下，人类在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下，为了获得遮风避雨、抵御伤害的栖息场，
直接采用当地材料和从大自然中学习到的建筑方式，建造了具有地域差异的，与大自然密切相关的“原生建筑”。
随之人类智慧积累，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类发展到了农业社会，此时建筑已经不单纯是遮风避雨、抵御伤害的栖息处了，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对地域建筑的布局和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建筑”的功能空间在不断衍生。此时人类的交流依然缓慢，但已基本形成东西方两个大的文化阵营，建筑也依此为分为以石头为砌体的西方建筑类型和以木头为框架的东方建筑类型。
2.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创新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的交流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东西方之间，各国家、各地区之间，都比比皆是。这种文化的交流，先不论是强势文化的侵入，还是弱势文化的对外学习，只谈在这种文化的融合中，确实产生出一股创新的动力，若比较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融合，可以发现这些创新可能都是当地对于外来事物加以重新的诠释的结果。
3.强交流下寻求建筑差异性的手段：
西方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工业产品成为人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大冲击了地方固有的文化传统等差异，出于对这种工业化的抵触情绪，使得传统地域建筑中包含的各种要素，成为地域主义建筑师捍卫地域传统的有力武器，他们开始自觉地维护并发展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建筑类型。
信息的广泛、快速交流，使世界有趋同的趋势，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全球化”“普世化”的建筑使得“千城一面”，地域性成了寻求建筑差异性的手段，成为自发的过程。
2.2发展动力
建筑地域性究其本质，笔者觉得是建筑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来自自然气候的差异，来自社会文化的差异，技术条件的差异等。
现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对人造环境产生认同上的危机与规划的失落，千城一面的结果造成地域特色消失，人变得没有归属感、彼此更加疏离。
究其原因是世界各地建筑的这种差异性逐渐缩小和不明显：其中自然条件的差异永久存在，没有明显的变化，是个恒定的要素。市场作用下驱使普世化的技术得到普遍的推广，使技术的效益最大化，这使得各地技术条件的差异变得不明显，或者被抹平。另外全球化的进程中，就当今世界大环境下，仍然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在不同程度的抵御这种文化的侵蚀，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建筑文化也同样如此，特别是地方的建筑师群体这种保留地方文化传统的诉求和责任感特别的强烈。
当然作为各地区小范围的比较，自然气候、社会文化、技术水平还是有些差异的。另外，在当代人类社会倡导的节能、环保、低碳、生态理念的大环境下，
建筑地域性所遵从的：建筑与自然气候、社会文化的融合及适宜性技术的采用等原则很好的契合了上述人文大环境。
因此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全球化才有地域之分，只是全球化的出现，严重威胁着原有地域差异的消失，这才使人们对于地域的探讨越来越多，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也因此当今中国，建筑的地域性得到如此之关注与重视。
综上所述建筑地域性当下存在的发展动力如下：自然气候的差异、社会文化的差异、技术材料的差异、弱势文化抵御强势文化侵蚀的方法、当下全球生态理念的需要。
三、作为建筑史学、评论家的概括与分析
所谓各种主义和流派以及被冠以某个主义或流派的建筑师，是一些研究建筑史学家、评论家所做的概括与分析。地域主义建筑及地域主义建筑师也不例外。
地域主义理论来自西方，建筑史学和评论界提出了地域主义建筑同时，分析了地域主义思想产生、发展阶段（摆脱通行古典设计的渴望、对国际风格的反叛、批判的地域主义思想），并将其分为不同的思想流派（广义的地域主义、狭义的地域主义、批判的地域主义等）。我国建筑史学和评论界有所谓一开始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之后有“地方主义”、“乡土主义”、“风土主义”等，再后来有“场所精神”等的提法。
四、作为一种建筑创作的方法
这种建筑创作的方法是抵抗一切主流文化最有效也是最坚韧的武器，是用来打击与反抗现代主义的国际式样、产生差异性的有效的建筑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旨在设计上吸收本地区自然环境、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建筑技术和材料，创造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使用此方法创作出来的建筑作品被大家称为“地域建筑”。
一切有志于抵抗大一统的主流文化以保护地方个性和民间情调的建筑师，必然会把它作为自己的庇护所。它一方面延续地方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又张扬自我的个性。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地域建筑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它的表达方式往往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但又极富个性。
五、结语
某种建筑能在一个区域成为主流，无非是这个建筑是最为经济适用的，同时符合该地区的社会、文化和传统因素。当今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改变导致地域建筑的改变是必然的。当代的地域建筑地域性的创作，应该是创新的，或者说是进步了的，应该基本摆脱了地域生存环境对于原生建筑的强限制性，文化习俗对于传统建筑的强束缚性，取而代之的是创造性，是多种自然、文化和技术要素的综合发展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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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颖 卢永毅著.《对“批判的地域主义”的批判性阅读》.《建筑师》.2007（05）.
篇8
在清代移垦时期，台湾的族群关系大部分时间内极不和谐。对客家族群而言，不仅存在因械斗导致的闽客关系紧张，而且也存在客番冲突。客家人每每受到势力强大的福佬人排挤以后，被迫进一步靠近番人的地域，在客番杂居的混合聚落本来就有冲突，带着冒险精神进入后山地区开垦的客家人更是与番人冲突不断。因此，客番之间的互动必然经过一个较长的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
“番害”与侵垦――客家人与高山番的关系
汉人与番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汉人不断地侵蚀番人的土地。詹素娟在其硕士论文《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人关系之研究》中指出①：“番业汉佃”原为清廷理想中的番、汉土地关系，但来台汉移民抓住番民憨厚朴质的性格，百般用技，巧取豪夺。如以少数廉价品，骗取偌大的土地；或利用番人不识字，擅改契约，巧夺土地，致使土地纠纷不断发生。另外官府与通事、社商的勾结对番人的压迫与愚弄也是重要的原因。在汉人逐渐在经济、文化、人力、技术上取得绝对优势下，台湾的原住民立即成为欲振乏力的“弱势族群”。为了抗拒汉人侵垦与官府压迫，番人奋起自卫。
客家人大规模入台是比漳、泉人要迟的，所以他们开垦的地方多为近山之地，而这些地方又多为尚未开发的生番所盘踞。生番为了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狩猎之地，加上有猎取人头以祭祀的习俗，所以时常出草杀人。而对于近山的客家来说，就经常成为被袭击的对象。乾隆曾在上谕中指出：“内山系生番巢穴，向闻遇有内地民人到彼，即行杀害”。②闽浙总督英桂在奏折里说：“由枋寮经桐脚南行，可至风港，沿途山深菁密，仅阙一线，以通行人，兼有凶番潜伏。”③客家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筹资募丁，编组乡勇，修建木栅，设立隘寮，严加防范。
由于客家人与生番之间长期处于对立的关系，总体而言，生番的汉化程度不高。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以后，生番才真正开始汉化，汉人与生番的关系才逐步走向和谐。因此客家与生番的关系大体经过了：冲突――涵化――同化的过程。
融合与汉化――客家人与平埔番的关系
早期的客家人与平埔族人的关系，从土地的契约来说，一般是佃户与业主的关系，双方合作较多。但随着移垦的扩展，这种租佃关系有所改变。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客家人在累积一些资金后开始投入垦拓活动，并向原平埔族业主购买耕地。这些原本是平埔族业主的佃户的客家人，也不乏有因参与垦拓而致富者。如嘉庆六年（1801）十月承买竹堑社白“番”鲁于改耕田，而后捐给义民庙为香灯祭业的林先坤，因聚集族人从事垦辟活动，家境、族势渐盛。④在移垦后期，竹堑地区的客家移民越来越多，人口的优势和文化的优势以及逐渐取得的经济优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的平埔族人不得不渐渐为客家人所涵化。平埔族人不仅在农耕方面放弃了旧有的耕作方式，而且在文化、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也日趋“客家化”。竹堑社七姓祭祀祖先，除仿照汉人祭祀公业之方法办理外，亦祭拜神明土地公、清明祭祖、中元普渡，以及拨谷奖助族内子弟入义塾，参加科举考试，为族亲育才。⑤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平埔族人愈来愈普遍使用客家语，而原来的母语则“多成为死语了”。⑥施添福也指出：“客籍移民之所以能够立足于保留区和隘垦区，并进而将这两个地区塑造成纯客的移垦社会，实得力于跟熟番保持良好的族群关系，而能获得他们的接纳和协助。”⑦因此，可以说客家人与平埔番的关系大体经过了合作――涵化――同化的过程。
客番互动对台湾客番族群心理层面的影响
整个移垦时期，在客家人与熟番杂处的地方，客家与熟番之间存在着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而与生番之间则基本上是“侵垦”与“报复”的敌对关系，在这场生存竞争中，两者的矛盾一直处于尖锐对峙的状态。
客家人生存环境的险恶，使得其族群不得不加强团结和自卫的能力，甚至连他们的聚落也进一步加强防御功能。刘兴盛曾指出：“由于客籍垦民是恃着乡团武力的保护下，凭借优势的生产技术入垦原住民的地域，族群的矛盾冲突是相当尖锐的。弥浓庄民依着弥浓河环种植多重刺竹林围绕整个村落，再东西南北四向开设栅门，辟巡更到‘大更路’联络周围，出入均由栅门，夜晚闭栅巡更监视。乾隆二十年，为抵挡来自东边的原住民下山夺回原生活领域，在东栅门兴建城门楼，累石迭砖楼高三丈五，占地十五方丈，城楼上有垛墙屋阁。”⑧这些客庄以高大坚实的城门楼抵挡激烈的攻击，俨然成了一个个封建堡垒，确保客家人在强势的福佬人和剽悍的原住民的夹缝里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说台湾客家人“团结、强悍、械斗”的民风不仅与其族群习俗的承继有关、与福佬人长期械斗有关，也自然与其靠近内山，频频遭受“番害”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客家人与熟番杂处却有助于增强客家族群的包容性。由于客家大多居住在丘陵、山地，所以也容易出现客番杂处的现象，《恒春县志》就有记载：“民居曰庄，番居曰社。有所谓客庄；客人者，皆粤人也。庄如西门外之保力、统埔、四重溪、内埔等及城内之客人街是。又有客番杂居者，如东门外之射麻里、文率、响林、八瑶、太古公、万里得、八姑角、牡丹湾、罗佛山等，南门外之大板埒、潭仔、垦丁等庄是。其闽籍者，则不系以客，亦不与番同处云。”⑨这说明南部地区的客家人与番人（熟番）杂处的现象比较普遍。
移垦初期，官方记载往往对于客家人持较负面的看法。“各庄佣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称之曰‘客仔’，客称庄主，曰头家。头家始藉其力以垦草地，招而来之；渐乃引类呼朋，连千累百，饥来饱去，行凶窃盗，头家不得过而问矣。”⑩由于这些客家游民无家世，往往无牵无挂，缺乏社会责任感，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乃是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
尽管清政府不许汉番结婚，但这执行起来还是很难。单身汉人自然不顾禁令将婚配对象转移到番女身上来，如嘉庆末年，粤人黄祈安孤身来台，到竹堑的近山番界斗换坪，“与番贸易，颇获利，遂从番俗，改名斗乃，娶番女为妇，生二子。”因番界土广且腴，不久，“邀其乡人张大满、张细满等人入山，约为兄弟；亦各娶番女，与番往来，遂垦南庄之地。”{11}像这样娶番妻的客家人并不在少数。另外还有霸占番人妻女的，《台海使槎录》记载：“或纳番女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无妻，各社户口日就衰微。”{12}汉番之间的通婚加速了土著居民特别是平埔族汉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介入熟番与生番之间的“化番”也在与汉人和熟番的不断交流往来中，一步一步地向熟番转化，他们开始改变原先以“捕鱼猎兽而食”及“不知耕作”的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农耕生活。从光绪元年（1875年）起，清政府推行“开山抚番”政策，汉人与生番之间的种族藩篱被进一步打破，原有的部落结构解体，社会习俗、价值取向、文化内涵等等都在急剧变迁中，开始进入向汉化转变的阶段。而与番人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客家人也多多少少会受到“番化”。如上面史料所说的，他们“娶番女”、“从番俗”，有的甚至还改番名等等，这也是“番化”的具体体现。而且客番通婚也多多少少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稳定，减少社会流动性和不安定因素，从而也能减少一些对客家“剽悍、好斗”的负面观感。（作者为贵州财经学院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08年度贵州财经学院引进人才科研项目研究成果）
注释
①詹素娟：《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人关系之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
②《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73，乾隆五十二年正月。
③见《月折档》，同治八年七月初二日，闽浙总督英桂奏折。转引庄吉发：《筚路蓝缕：从档案资料看清代台湾粤籍客民的拓垦过程与小区发展》，第8页，该文是2002年10月台湾中央大学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
④庄英章，周灵芝：“唐山到台湾：一个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与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⑤王世庆，李季桦：《竹堑七社公祭祀公业与采田福地》，平埔族群研究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1994年4月，第15页。
⑥詹素娟：《清代台湾平埔族与汉人关系研究》，台湾师大历史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6页。
⑦施添福：“清代台湾竹堑地区的土牛沟和区域发展：一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第105页。
⑧刘兴盛：《客家建筑欣赏》，屏东县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331页。
⑨《恒春县志》（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6月，第9页。
篇9
对于学习，我们单单只是理论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陆游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用理论联系实际，以实践来检验一切，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运动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等这些理论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实践对认识的作用
（1）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有了某种需求，人们才会想去改变，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古代，为了适应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确定季节、了解气候以及后来航海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学；在近代，有了生产实践中对新动力的需要，所以出现了蒸汽机；在现代，人类对知识、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网络适时的产生。而在我们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说我们团队这次的课外实践，我们是在实际生活中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新房代旧屋的更替导致农村不同程度的土地和房屋闲置现象，严重制约新农村的建设。而沙县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做小吃务工等该现象尤为突出，才有了我们关于这一认识的实践经历，其中有我们的相关认识和见解。（2）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认识的深化和发展需要实践活动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否则一切只是空谈。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型的社会，我们学习、生活的实践中，同样也需要一些高端科技来丰富我们的认识。在我们开展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了解了以往的开发典例、论文的书写方法，借助了网络这个高端科技产品查找闲置地的最新咨询及政府相关政策，并通过实地走访过这个最直接的实践活动，进一步了解沙县闲置地的现状、成因等情况，形成较为切实的认识，从而分析探讨其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当地已开发的实例，提出我们认为可行的开发模式以实现当地闲置地较有效的利用。（3）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只有通过实践实际的改造和变革对象，才能使对象的真实状态、属性、关系、本质和规律得到充分暴露；也只有通过实践是自己的感觉器官直接地同对象相接触，才能使对象的各种现象反映到头脑中来，形成一定的直接经验，并进而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有你切身经历、体验了，你才可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状态，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地去寻求解决方案，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产生对社会新的认识，丰富前人的认识成果。起初，我们对于农村闲置地的开发与利用的认识仅仅停留于很表面的一些东西，而经过这次五一，我们踏上了风雨沙县路，大家一起走过了沙县，进行实践调研，我们对于农村闲置地有了更深的认识，获得一些数据来完善论文写作，使得我们的论文更加有内涵，有所支撑。（4）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自己认识的真理性。这一点在我们前往沙县的实地调查过程中，感受颇深。发现很多东西与你在网上或通过别的途径获得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闲置地的流转局势并不像官方说的那么理想，一些村民并不了解，相关政策宣传不是很到位，这也增加了我们调研的难度，但我们也没因此而退缩，还是获得一些数据，把自己实际调查到的结果和之前的一些认识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检验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沙县的实际情况，以便对我们的论文进行修改、充实，使得文章更具现实意义。
二、对认识运动的一些领悟
（1）从实践到认识。我觉得还是以做学术论文为例，我们首先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获得对沙县闲置地现状的初步认识，这是所谓的感性认识，而接着我们经过理性思考，将得到的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处理整合、分析比较，进而获得对这方面的理性认识，这是一个质的飞跃。（2）从认识到实践。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世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同样地，我们通过实践获得的理性认识就给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分析得到当地发展较好的模式典型，这就为我们之后为当地的发展模式提出建设性建议铺垫了基础，以便指导当地闲置地流转工作更好进行。然而，我们获得的这些认识及提出的建议，还须通过当地去实践才能检验它们是否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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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文化差异研究正在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语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关注。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化差异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积极理解的态度，是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和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作简单的论述和比较。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1、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3、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
4、科学观的异同
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6、法制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7、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异同
中国人内敛、自省，喜欢“每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养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西方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的职责。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1、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新晨
2、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三、结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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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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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是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无土栽培研究组郑光华等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到1993年北京海淀区农科所有关科技人员加入研究，经多次试验总结制定出完整的技术方案，于1996年正式定名为“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该技术利用农业副产品及废弃物，将其转化为植物所需营养源及栽培基质，是我国首创的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新技术。
1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技术特点
（1）栽培的植物营养源大部分或全部来自农业副产品及废弃有机物质，资源丰富，能再生，为传统无土栽培从无机化走向有机化开辟了道路，不仅可解决土壤障碍问题及非农耕地开发农业生产，更是生产绿色食品的市场需要。
（2）有机基质是重要营养源，需加添的营养元素，可施用固态肥料，可省去营养液的配制及供应系统，故设备大为简化，较无机营养液无土栽培投资节省70%以上，在经济上为大量推广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3）营养供应可根据所需生产的农产品等级，施用不同类型的肥料，如生产绿色AA级农产品可全部施用有机肥，生产绿色A级农产品可施用有机肥加部分无机化肥。
（4）有机生态型无土栽培设施的商品化，可加速推广该项技术，可使得该栽培技术更简明，施肥配方化，管理规格化。宜发展成工厂化、产业化生产，增加规模效益。
（5）该项技术应用于设施园艺栽培，可有效克服土壤连作障碍，生产特种、珍贵的花、果、菜，产品质优、高产，可达绿色食品标准，在瓜、果、叶菜类上均表现味浓纯正，外观形正色亮，仅用眼、鼻感官就可鉴别，产量一般比土壤栽培高50%左右，有些超过1倍以上。
2黄瓜无土栽培技术
2.1无土栽培的设施构造
利用日光温室，室内安装无土栽培系统，包括栽培槽、灌水设施、栽培基质。
（1）栽培槽。温室内北面留70~90cm作为走道，南面余30cm，用砖砌成南北走向的栽培槽，槽内内径50cm，槽连框高24cm（平放4块砖），槽间作业道40~60cm。也可直接在地上挖半地下式栽培槽，深12cm，两边再用2层砖垒起，在槽的基部铺一层厚0.1mm的塑料膜，膜上铺一层持水层，多用河沙，约3cm，河沙上再铺一层编织袋，上面填栽培基质。
（2）灌水设施。用自来水或建水位差的蓄水池，也可以用水泵加压的灌水系统，棚内主管道和栽培槽内的滴灌带均用塑料管，槽内的滴灌带2根。
（3）栽培基质。栽培基质在生产过程中较为重要。有机质可根据当地易得的有机材料，如玉米秸、锯末、菇渣等；无机质可用河沙、煤碴等。有机和无机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如河沙∶锯末∶玉米蕊粉∶豆秸粉为1∶2∶1∶1，基质使用前必须进行消毒处理，可使用药剂消毒或蒸汽消毒，每立方米加入3kg有机无土栽培专用肥、12kg腐熟的鸡粪，混合均匀后可填入栽培槽内，每茬作物收获后对基质进行消毒处理。
2.2栽培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