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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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而引起的网络艺术，标志着在新的文化时代，科学与艺术的又一次完美的融合。网络艺术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重要的关系。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和解读网络艺术的特点。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网络艺术 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迅猛的发展，这一发展带给人类文化的推动力量是难以估计的。当电影叩响艺术大门的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它将成为21世纪所有人的艺术宠儿，随后广播电视艺术的蓬勃发展，使现代声、光、电技术一举步入艺苑中心，从而使历史久远的传统艺术为之失色。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6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80年代以来的网络艺术，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人类的艺术领域，使艺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来源

1966年，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图里发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他肯定了现代建筑对人类居住空间的贡献，但指出国际主义风格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来满足社会生活多样化的需求。[1]

20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最早在设计领域提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版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等著作。

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在他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的侧面，并非抛弃现代主义，建筑要重返‘正常的’途径在于探索一条比现代主义运动先驱者们所倡导的更有含蓄力的途径。”[2]

罗伯特文图里、查尔斯詹克斯和罗伯特斯特恩这三位大师的学说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

2 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

受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趋势的带动，后现代主义有着独特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组合。对传统的题材采用各种非传统的工具、技巧进行非传统的重新组合。二，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三，历史主义。对传统的要素实行“戏弄之”的原则。四，俚俗化倾向。通常表达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和市井文化。例如将七个小矮人的形象作为建筑立面的浮雕。五，接受美学的特征。艺术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著作《本文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

3 网络艺术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网络艺术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样态和传播手段，呈现出其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3.1 无限重复创造性

网络艺术作品的题材往往都来源于传统的题材，但是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新构思，通过网络传播后，具备了被无限次重复创造的可能性，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结合”特点。在传统艺术中，艺术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了。但是在网络艺术中，艺术作品被人们进行各种重新创造，得出一些异于原始作品的新作品。例如，艺术大师杜尚在蒙娜丽莎的脸画上两撇胡子，这幅新的作品被命名为《LHOOQ》。

3.2 嬉戏性

网络艺术的“嬉戏性”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对被奉为经典题材的戏弄，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特点。在网络上，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随心所欲地涂抹和删改。例如《CEO李煜的悲惨世界》、今何在的《悟空传》，众多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网络文学中被改写和戏弄。约翰杜卡斯在《艺术哲学新论》中说：“有些美的东西并非是艺术品，而有些东西是艺术品但却不美。依此看来，无论美与艺术这项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多么密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关系。”[3] 可见在网络艺术，不美的艺术品越来越多，显示出当代人的审美范围不断扩大的倾向。

3.3 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中，精英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为网民提供了自由平台，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畅所欲言。网络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专利，一元话语霸权被解构。

网络艺术的大众化特点使公众成为艺术的主体创造者，同时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俚俗化倾向。创造者考虑到作品要面向大众，网络艺术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例如在第17届韩日世界杯期间，大小网站遍布足球的“酷评”。当中国队冲击16强出线未果时，网上出现戏仿任贤齐经典歌曲《心太软》的球评：“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把所有好球都射不进网，头脑总是简单，配合太难，不能出线，就别勉强。”

3.4 互动性

互联网结束了艺术审美的私密空间，却创造了交互共享的网络艺术。在作者、作品和欣赏者这个三角形中，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是形成作品的又一股力量。

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4]这种后现代时空观的变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鲜明的印证。网络文学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将时间化为空间，用在线空间改变或延伸时间。网络文学没有终止的概念，因为作者失去了终止自己作品的权力，而是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在线空间的网民。

这种互动性同时还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接受美学”特点。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作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创作者通过作品与欣赏者建立起对话关系。网络艺术的互动性引起读者的接受审美，引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总之，网络艺术所独特的无限重复创造性、嬉戏性、大众化和互动性，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说，在上述的这些特征中，网络艺术是后现代主义的必然延伸。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网络艺术，更加有利于认识和分析网络艺术。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文图里著；周卜颐译．《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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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说说美吧！美，即美感，其本身是主观的，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意识。同样一幅画，两个不一样的人看了之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看出的美感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道理。而设计之美，就是设计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一些人的审美要求。

美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美，这种意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人文的发展而发展的，且其存在的理由于都是以这些为基础。而且反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反作用，所以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审美风格，如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而这些审美风格又不断促进人们的审美标准的变化。反反复复，推动着人们的审美标准向前发展着。所以说，美具有强烈的社会性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从最原始的审美风格不断向前发展着，在这个漫漫的长河中，当一种风格适合了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那它必然照就人们形成新的审美情趣，新的审美体系大约19世纪60、70年代开始，那些生活在这世界上的男女们，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主义那些冷漠的简单，他们需要感性的发泄、需要理想的寄托、需要有情感的生活方式，于是这个世界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审美标准——后现代主义。

这种变化照射到建筑领域便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建筑，后现代建筑的出现，绝非是一种偶然，孤立的现象，前面提了，它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人类建筑活动总是是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紧密的相联系的，古典主义是手工业社会产物；现代主义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后现代主义是信息社会的产物。这不是单纯从科学技术这一方面的因素来考虑问题的，而是综合了诅多因素的影响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诸多因素中。首先是社会的需要，即建筑主要是为了满足什么样的社会要求而生产的。

7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发生了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重心从物质生产的第一，第二产业转向以非物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从底技术产业转向高科技产业，产品也从标准化，定形化转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从生产高投入,高能耗的产品转向低能耗、服价值大、技术密集型产品，从战后50年代的“数量革命”,迈向70年代的”质量革命.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企业出现小型化和分散化的倾向,并出现信息化的同样，这些变化也反映到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领域，它促使了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价值标准的转变，这就是以信息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体系，逐渐取代了工业社会以物质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体系，“信息消费型”的审美观逐渐取代了“物质消费型”的审美观。

到70年代末，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西方已由消费的一化、大众化转向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广告、设计等非物质价值，也占具商品价值相当大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从求“量”转化为求“质”；从物质追求转化为精神追求；从非此即彼的选择转向多样化审美情趣的满足，凡此种种都促进了个性化和多样化审美观的兴起，从而导致当今世界审美观念的嬗变与更迭。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济的匮乏和严重的房荒而促使社会接受了现代建筑的话，那么在经济高度发达，甚至物质过剩的60年代，那种单一化和无个性的国际式建筑就再也无法适应新的审美追求了。另一方面，高额的“剩余资本”也为建筑的标新立异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了刺激国内需求，垄断财团也常将大量资金倾注于建筑行业，以图缓解经济危机。这些都有效地建筑风格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以满足人们各异的审美追求。

随着经济宽裕和闲暇时间的增多，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旅游热和寻根热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也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古典艺术、传统文化、风土人情又再次升温，历史主义、新乡土主义也先后登台亮相在西方社会，广告已成为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品的知名度与“时髦性”是创造“附加价值”的关键，而广告恰恰是引导社会审美趋势重要手段，凭借他可以创造高额“附加价值”。在这方面，建筑能以其巨大形象而发挥独特的效果，他犹如商品，要以新奇的形象推销建筑师的创作，作为广告，他又能代表企业的实力，起到招揽顾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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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造型主要表现在点、线、面的合理运用、搭配上，然而人体是一个立体，他活动于空间之中，因此后现代主义服装造型设计，借助人体与服装材料在活动空间中的重新组合，从而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新形象。服装设计是颜色、款式、材料三者的完美结合，是服装和人体的有机结合。服装造型的设计原则，即结合线条的形态与特性，按照一定的原则与规律而进行的线条造型设计，以此来更好的呈现服装的外部的轮廓与造型。外部轮廓是十分重要的，外部轮廓决定了整个服装的整体造型，而内部结构线又决定了服装的空间体积与人体的轮廓合适程度，同时还与色彩的组合和服装所选择的材料运用也有一定的关系。后现代服装设计造型中线条变化较大，其核心在于借助于后现代设计的理念改变线条在服装造型中所呈现出来的形状、空间、体积。

1.2服装色彩的原则

色彩是吸引消费者的最重要的要素，所以服装色彩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而现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服装设计中可以选择更多的色彩。色彩的代培是服装穿着好看与否的重要环节，同时它还受着时尚、潮流的风向，社会文化因素等等的影响。当然，色彩的搭配与选择还要遵循一定啊规律和原则。然后后现代造型服装设计抛弃了传统的方式，为了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往往会摒弃同性调和、主调调和、对比调和等搭配的原则，创新的调和出一些色彩残缺、搭配瑕疵等，为了强调自己的个性和对权威的反叛等思想。

1.3图形装饰的原则

后现代主义服装设计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强调图形的装饰设计。它是借助着面料花色与图形的变换来体现不同的民族特色的后现代风格。在选择不同的图形装饰的时候要根据设计时所参考的不同地区的服装文化风格来选择，要选择所选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服饰来作为参考，通过观察来发现当地服饰文化的特点，把这些特点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去。通过独特的设计和不同的工艺制作来让服装设计更加锦上添花。

1.4材料构成的原则

材料是设计的基础。服装设计者必须根据科学与艺术的眼光来对服装所使用的材料进行选择。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对服装材料的纤维形态、性能、组成成分等进行分类处理。然后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讲，通过材料的外观色彩、肌理状态、颜色的比较来对材料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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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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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学生主体特征变化与后现代教育管理理论运用路径

从以上几方面看，后现代教育管理思想对高校学生工作是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的，它更注重对学生主体属性的尊重及对学生主体特征变化的及时反应。后现代主义教育管理理论运用到学生工作中，要求正视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高校学生主体特征的变化，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工作的成效。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高校学生主体特征的变化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一些非主流的、多元的文化思潮通过网络媒介冲击思想尚未完全定型的当代大学生，对他们的文化观、信息观、价值观、竞争观、民主观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最直接的是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学生的主体意识强，独立性强，有创造性，能够熟练使用网络媒介，方便地与外界沟通，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大大提高，生活上比较休闲、随意。但我们也发现他们在行为上，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享乐，不愿吃苦，戒备心强；精神上，缺乏远大理想与抱负，缺乏精神支柱与坚定的信念；心理上，由于多重价值观，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其他阶层人群及处于同一年龄段的其他群体明显要差，多数处于“浅灰色区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各种心理压力和矛盾冲突时，容易产生适应与情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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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骨》中女性对后现代主义压迫的反抗及失败分析

《骨》中梁家的二女儿安娜和三女儿尼娜，她们作为华裔美国移民的第三代，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从小就在美国长大，所以她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和美国人更为相似。但是安娜和尼娜毕竟与美国本土的白种人不同，因为安娜和尼娜都长着中国人的华裔脸庞外貌，加上她们从小在家庭当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骨》当中的安娜和尼娜在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当中表现出对自由更为强烈的向往，但是同时也面对着自己革新当中非常矛盾的部分，一种传统的封建意识心态和美国的自由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小说《骨》中，梁家的父母将他们自己的传统中国意识形态传递给女儿们，但是女儿们在美国的学校当中却接受着一些新的西方思想。这样两种意识形态互相之间产生了冲突。在社会生活当中，梁家的二女儿安娜和三女儿尼娜都能够运用非常流畅的英语进行表达，她们能够和其他的美国年轻人进行没有障碍的交流，但是她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华裔血统烙印，特别是黄皮肤、黑眼睛外貌特征让她们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的现代社会当中。在安娜和尼娜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她们其实都有一种身份的迷失。她们知道虽然是华裔女子，可以获得平等的对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美国的后现代社会依然没有摆脱男权主义的阴影，她们在非常复杂的精神矛盾和身份冲突当中感受到自己内心世界的痛苦。《骨》当中的安娜是一个和后现代主义压迫抵抗的人物。安娜从家庭当中学会，一旦自己个人的爱情和家族的利益出现冲突之后，应该毅然放弃自己个人的利益，服从家庭的利益。但是安娜却不愿意屈服在这样的一种后现代的话语霸权当中。因为安娜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具有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利，即使翁家及她的家族产生了利益冲突，她也渴望冲破家庭的桎梏，从而追求自己灵魂的自由。当梁家采取一种压迫的方式，要求安娜放弃爱情的时候，安娜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采用了激烈的手段进行抵抗。可是安娜的反抗最后也是失败的，安娜本人最后选择了自杀，是一种对自己后现代生存困境的激烈悲鸣。从安娜的这种自杀悲剧当中可以看出，安娜向往自由，并且试图为自己的自由作出努力，可是安娜最后也成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女性牺牲品，虽然她捍卫了自己的自由，但是她的自杀也让她彻底失去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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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褶裥流变应用效应

表达面料浮雕再造设计是从艺术设计构成理论角度对材质的立体再造设计。通过对服装面料褶皱现象归类分析及系统地进行面料再造实践,试图将面料浮雕再造设计应用于古典设计方案中。面料浮雕再造是指在不改变面料材质及性能的前提下,按照现代造型艺术设计构成规律将褶皱重构、组合、再造立体面料,通过大量的面料再造实践创新,经过折、绣、缝等工艺技术处理,使面料构建成浮雕状造型效果。研究面料措饰设计的基础上,对面料浮雕再造设计进行深入研究。面料浮雕再造设计是将平面的面料遵循形式美原则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排列、重组、构建。它们主要以整体或局部的重复设计构成,更多利用图案原理中的纵向横向组合方式,平面构成中的渐笨、发射与对比形式美规律来设计,构成形象、抽象的面料浮雕式再造型,形成褶皱、折叠、纵伸、抽?缩、凸凹、堆积等造型缝锁构建面料浮雕,造型多在面料反面缝制,按“基本形”标注连线的端、折点依次挑缝纱线抽紧结牢,线迹不外露,可应用于服装整体或局部设计,与其他平整面料形成变化与对比,增强面料质地的艺术感染力,使面料设计更具创新性、更富有艺术魅力。

3材料复合创新设计

表达后现代装饰面料设计不仅要与时尚有关,更要与可持续性相关。在装饰面料设计的印染方面一般选用天然植物染料。在用料选择上,一般运用绿色环保材料如大麻、棉和丝等,同时还有较新的人造纤维素和生物塑料等。这些新材料的出现不但也装饰面料设计軍大的空间,同时也对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绿色观念指导下的装饰面料设计,不但能够满足消费者对〒时尚的追求,同时也能够引起人们对于可持续性时尚^重视。“再设计”一词最早是由曰本设计师原研哉先生提出的,他通过曰常生活中的物品进行重新设计以追求一种相互尊重的状态,从熟悉的物品到陌生的改造,不仅强调了再设计旳概念,同时也表现出人与生态的和谐与平衡。将再设计的理念融入装饰面料设计中,提出了一个循环再设计的模式,材料复合创新将是装饰面料设计的一个未来趋向,在考究美感和附加价值功能之外,也强调其生态保护意义。似乎在循环再设计中探讨的不再是特殊的工艺,而是对于循环概念的推崇,例如毕业于中央圣马丁的MomoWang,她推崇的“第三只手”的概念正式将一些面料丢弃的概念注入自己的创意和想法,通过刺绣、羊毛毡或印染技术让他们重新焕发光彩,形成独一无二的时装装饰面料。她的成衣作品,通过收集一些古老的印花面料进行再设计,通过色彩和印花的搭配组合构成具有镂空效果的装饰面料。

4材料感知意象隐性

表达后现代设计通过装饰表达人类的某种情感和观念,在美化产品本身的同时唤起对于某些特定元素、历史片段等回忆。重视传统文脉,现代主义设计力求用现代的工业文明代替一切传统古典,具有强烈的反装饰性和反传统性。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历史的传承是文化延续的一部分,现代主义的摒弃是不合理旳。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传统的使用并不是生搬硬造的,而是对传统元素进行提取和改造,表达一种折中、含混的设计语言。后现代“形式服从功能”的设计理念导致了功能主义的现代设计理念和理性主义的设计风格的形成。现代主义的设计忽视了设计对于文化、不同审美趣味的考虑,对功能性的过分注重超越于一切,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漠与理性。而后现代设计常在设计细节上强调非理性因素,更注重诸如独特、情感等特点,模糊实用功能性,使产品增加趣味性和欣赏性,达到一种设计的轻松与宽容。通过面料设计体现来表达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人类生命的本体思考。设计中通过棉、麻等纯天然织物的褶皱处理以及利用叠加捆绑的方式来记录和反应人生成长片段与生命历程,再现封存的记忆,折射时装对人生成长的外在约束与内在影响。

篇8

    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各种思潮特质的混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对其作了深入研究。根据他的概括，后现代主义有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怀疑权威，重视审美而非强调道德 教育及其功用。它不以普遍道德上简单的善与恶为标准评价文本，而重视文本的审美价值。第二，反对科学主 义及其系统性等等，强调非理性。它不主张将任何单个的系统的观点武断地强加于人；对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观 点则持宽容的态度。当现代话语以风格的精确性、确切性、实用性和严密性为目标的时候，后现代主义的表达 更注重自身特性，尤其是模糊性和不可确定性；后现代主义不是先分离其内部诸因素，再揭示其相互关系，最 后予以系统综合；恰恰相反，他们给出的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是繁复而非简洁。第 三，它摈弃常规性的、学院式的话语，偏爱大胆的煽动性的表达方式。后现代主义正是由此而变得鼓舞人心和 引人入胜，同时它又陷入了混乱状态的边际。第四，怀旧心态。它往往越过现性特征而指向现代性之前的 个体情感。

    1997年11月，在《北京文学》组织了3篇较长篇幅的文章， 对当前语文教育现状作了激烈的批评之后，全 国许多报刊纷纷开辟专栏，关注和研讨语文教学，其后结集出版了一本《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如果以最先 对语文教育发难的三篇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它们在批评方式和内容取向上有几个显著特征：其一，内 容上，批评以政治道德教育为主的语文教育模式，强调文学教育。王丽说：“在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 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有一半，其余一半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 ，而且还是50、60年代那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便是写景抒情文章也是如此。”邹静之说：“很多人已经把 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 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其二，反对语文教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对语文教材中的解 释系统和设计的练习、问题不满，认为不是无味，就是繁琐。薛毅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那套解释体系也 能把经典作品讲偏，讲歪，讲得味同嚼蜡，刻板无趣。仿佛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对封建主义、批判资 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大词来概括，再加上阶级局限性、消极面，就完事大吉，天衣无缝了。里面 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丰富情感，没有对人的处境的体验、同情、理解、悲悯。”第三，采取非学院式话语。 幽默、揶揄、讽刺等，充斥于作者的行文中。对高中语文教材编入的《松树的风格》，薛毅的评价是：编者教 学生学习松树，“也不知那些编教材的和教书的学得如何。没听说他们集体捐献心脏肝脏。也许他们没有学好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等。第四，怀旧心态。王丽在发表了《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之后，仿佛预感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即辗转京、沪等地，走访许多专家学者，用不无怀旧的笔调，记述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学 者深情回忆少年时学习语文的美好时光，哪怕是私塾式的教育，在作者的笔下也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低吟浅唱 。

    显然，笔者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上述语文教学的批评时，突出了二者的相似特质而没有揭示其差异性，客 观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之大，亦无须笔者多言。薛毅在文中也对9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不屑一顾。但事实上， 他们在批评方式上既与时下语文教育研究大异其趣，而在内容及取向上，如上所述，又与现代主义等西方批评 方式有许多神似之处。他们均是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一族，对后现代主义等批评方式可谓轻车熟路，起 码在上述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中渗透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倾向或痕迹，因此，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语文教 育的后现代主义式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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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童庆炳.文学的理论边界.江西社会科学，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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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美术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电影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至于对“现代性”的具体解释，则更使我感到不解。《再认识》一文将现代性定义为“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并声称，在这面“现代性的大旗”下。可以把“法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1917年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911年、1949年的中国的两次大革命”全都“概括”进去。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其二，对前者即美、法两国的革命而言，用“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口号来概括尚可说得过去。但用来概括俄、中两国的革命却未必合适。尤其是“个人主义”怎能成为他们实现革命的目标呢?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问题，《再认识》一文将其归纳为“受中国的影响”而在1968年发生的巴黎大学生群起造反，以改革教育制度为目标的运动，即法国人所称的“五月风暴”。其实，这场风暴产生的原因要比文章作者们所论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中国“”的影响是有一些，然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是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决定性的。而这个内因就是60年代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欧洲知识界由来已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此时与“新”思潮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即“新左派”思潮。其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那些大学生，而且深入到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甚至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紧接在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发生的意大利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以至发展到占领某些城市的“抗议”运动，即是突出的事例。在当时学术界出现的各种理论中，有一些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是属于学科建设性质，另有一些如“存在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等“新”学说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其要害在于借之名行反之实。所有这些“新”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毕竟不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谓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终究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而不应“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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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33-02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和以及教育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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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国在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终于迎来了经济的繁荣与昌盛，这也造就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双重性的体现。一方面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人们非个人化的表现，要求其奉守科学性、理性、统一性及绝对性的原则；而另一方面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在反思了生存危机后的对人类本性的寻求，而这正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起源。

二、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诗歌秉承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典型特征。从形式上看，反对传统诗歌的同一性和格式化，倡导创造性和个性化；从内容上看，反对其内容的深度化和复杂化，强调诗歌的内容应反映生活的本能特征，使其平面化；从哲理性来看，它主要表现出徘徊于批判与反思之间的非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诗歌更注重语言的概念及其自我关联符号的建构关系，它强调诗歌只能去体验，而不能去解读；强调艺术的平民化，认为人应该回归自然，体验自然，享受自然。这种标准下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就导致了表达方式上的直接化，甚至以刺激感官的辅助手段来达到体验的要求，这只有通过语言和文本的排印才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多数后现代主义诗歌呈现出平民化和平淡化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诗人崇尚自己的平民身份，愿意栖身与百姓之中，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事物，表达他们想表达的思想，因此在其诗歌中没有歌功颂德，只有从个体眼中看到的客观世界，所以有些诗歌免不了带有片段性和迷离性的色彩，因为即使是同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观看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在这里人们把自己主观的意识和理解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于人前。这也造成了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典型特征，各种新的诗歌思想、形式和题材争先亮相，而视觉诗就是极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种诗歌题材。

三、视觉诗的文体特征与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人性回归

视觉诗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诗歌形式，它们不是某个特定诗歌派别的名称，而是具有同一文体形式的几种诗歌题材的总称。本文把通过语言或符号的排列组合，从视觉上呈现出其文字内容要表达意义的诗歌都列为“视觉诗”，也常被称为“形体诗”。在其诗歌中形成的视觉印象既包括大自然中存在的客观事物，也包含人的思想感情中主观的意向和经验等。这种印象形成一种符号标记，以空间布局的形式冲击着人的视觉联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起到“形助意”的作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诗人Court Smith的“Dove’s Song”：

“Cast away your arms／Dress for peace／Wrap in nat－

ure’s cloak.”

从诗歌的本身来看，让人有一种断裂的感觉，上下句之间毫无关联，甚至连主语都没有，很难找到诗歌的主题，这完全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片段性和迷离性的色彩。但是当看到以字符形成的视觉图像时，诗歌的主题就完整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把鸽子的形象化作为主语插入到诗歌中时，其意义也一目了然，“Dove, cast away your arms, dress for peace, wrap in nature’s cloak”， 反映了人们对于和平及大自然向往的意愿，这首诗歌是视觉诗“由形助意”的典范。

因此，视觉诗要成为好的诗歌，必须使其三度空间内的绘画性紧密的联系于诗歌的文字，体现出其内涵或背景知识，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义。如果造型只是把文字排成某种形状，重复文字描述的内容，则是毫无意义的视觉诗，这也是为什么视觉诗产生以来备受争议的原因。因此在视觉诗的创作过程中，应该追寻后现代主义的足迹，在适当的情境中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作品，使知识和教育?A神秘性平民化、简单化。值得一提的是诗歌形式的力量不亚于内容，对于表现内容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好的视觉诗应该在直观的体现人们对外界的情感体验同时，又不失其美学价值。

四、结语

视觉诗是一种跨艺术、跨学科的实践行为，是语言意向化的表达形式。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视觉诗，既包含诗歌形状的变异，符号的横纵组合，又体现了人类对于本性回归的追求，形式主义与复杂关系不会出现在其中，因为人们更热衷于与外界的自然、简单的关系，这也正是二十一世纪的生活主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