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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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摘要：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是要用社会实在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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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学生因素：素质堪忧目前，高职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录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论功底较薄，甚至大多数理科学生基本上没有学过哲学常识，无法适应起点较高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较多学生反映难以理解其基本内涵，理论学习上通常表现为放弃，进行“学职业技术不需要社会科学理论”之类的消极宣传。全球化的浪潮带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涌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无一不猛烈冲击、影响和改变着高职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泥沙俱下，由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内涵建设，致使某些学生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远远多于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现实主义的关注极大地超过了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目标不明。

1.3师资、教材因素：师资力量欠缺、教材脱离实际高职院校大多数由以往的中专院校“升格”、“整合”而来，本来哲学社会科学师资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数量极少，大家、名家更少。办学规模急剧扩充，更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课不得不改为大班开讲，或者非思政专业背景或非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客串，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极少数教师还没能做到对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学中忽略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对一些西方学术观点缺乏正确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只是当成纯粹的知识传授课程来对待。当前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内容单一、是非标准简单，割裂了厚重的理论与鲜活的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空洞无力的说教对高职学生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教学效果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2高职院校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的作用

2.1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社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帮助学生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强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锻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导学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遇事客观理性、不轻率、不浮躁、不盲从、不走极端、不急于求成；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时代脉搏、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对现实社会作出正确的思维判断和价值选择。理工科专业的高职学生同样应当且必须具备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法律素质，才能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自觉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信念。而优秀的人文素质、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是自然科学教育无法实现的。当前我们生活在气象万千的网络时代，各种文化思想的激荡、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都不可低估，价值观念的碰撞、行为准则的差异，导致学生的诚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协调社会环境变化与个人行为习惯的矛盾中，哲学社会科学倡导的科学认知方法、科学精神理念，对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平等与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等方面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确立了精神支柱，营造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氛围。

2.2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聪明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具有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规律的作用。高职院校通过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充实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不断更新和优化各类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和处事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学生的创造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利于高职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励高职学生延伸科学思维的空间，扩展辩证思维的跨度，培养学生整体把握客观世界的全局意识和辩证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激励学生敢于打破传统思维的定势，开阔知识视野，拓展思维领域，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质疑，激发学生丰富大胆的想象力，突破所学专业领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好地适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近些年来实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颇具成效，验证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有着自然科学教育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力促社会人文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的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勇于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主创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将青年学生培养为“职业人”任何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将迷失方向。高职院校应意识到高职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过分强调专业教育、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训练，轻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会导致学生人文底蕴的欠缺和人文素质的低下；会导致学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礼仪等方面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会导致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就业和进一步发展。高职院校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才能使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为以德为先、以俭为本、爱岗敬业的人才；成为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人才；成为视野开阔、素质全面、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兼备的人才；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和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高职院校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渗透，才能使学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拓展能力，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具有对工作对社会的高度责任心，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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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theconceptionofsocialmarketingtorecruitthevoluntary,non-remuneratedblooddonors

YANGDong-yan,DUANHeng-ying,HUANGLi.ChongqingBloodCenter,Chongqing400015,China

【Abstract】Weshoulddrawuptacticsandmethodfromthebusiness-servicelinkincludingdistinction,education,mobilization,recruiting,siffing,careandretentionfortheblooddonorstorecruitvoluntarynon-remuneratedblooddonnrssoastoprovideadequate,safety,effectivebloodandensurethesafetyoftheblooddonorsandpatients.

【Keywords】Seekingprofitsandsell;voluntarynon-remuneratedblooddonnrs;bloodsafety

输血，这一救死扶伤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古老又现代，历经了风风雨雨数百年，安全输血拯救了无数生命，不安全输血也危害不少患者的健康和生命［1］。无论将血液行业看作是一个医学专业，一个服务机构，还是一个企业，它的确是当今最引人关注的、富于挑战性的、结构复杂的专业之一，对于血液我们还能做点什么［2］。WHO血液安全战略的使命就是要建立并强化国家血液计划，确保安全、优质和充足的血液和血液制品的供应和合理使用，以满足所有病人的需要。其具体内容是：建立受国家调控、组织良好、具有质量体系的输血服务机构；招募自愿无偿献血者；有效检测血液和加工血液；合理临床用血［3］。而招募自愿无偿献血者是保证安全血液的基础，如何招募是重点，将社会营销学的理念引入招募策略中。

1定义

社会营销：运用市场营销的原理、方法和技巧，有目的地促使目标群体自愿接受和改变社会行为，从而提高个人、集体或者社会的整体利益。WHO关于自愿无偿献血者（VNRD－voluntary,non-remunneratedblooddonors）的定义是“自愿捐献血液、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且不接受现金或其他形式的可视为现金替代物的报酬，包括除为捐献和交通所必需的合理费用之外误工费、小的纪念品、点心和直达交通费的补偿，与自愿无偿献血精神是一致的。”此定义强调的是自愿和不需要任何现金或相当于现金的回报，但不拘泥于任何献血形式。无偿献血的本质——改变社会行为。

2招募的方法和策略

如何招募这些低危的自愿无偿献血者就是整个血液安全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这些低危的自愿无偿献血者则很难保证安全充足的血液，而要达到这一点，可以将社会营销学中的方法和策略引入到非盈利性的公益性组织中来，根据社会营销学中的营销环境分析、市场调查、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市场定位、营销组合4ps的应用、营销活动的规划、执行和评估等方法［4］，从献血者的识别、教育、动员、招募、筛选、关爱到保留这条营销服务链中制定其策略和方法。

2.1献血者识别

2.1.1献血动机的原因分析1970年，RichardTitmuss出版了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书——《礼缘》，Titmuss在该书中分析了献血者的动机［5］。大量调查普遍的结论是认为人们献血的动机很复杂，呈现多元化，促进人们献血的动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用血保证或血液预存、社会压力或周围压力（来自他人或社区的压力）、金钱报酬的推动、大众传媒的引导、好奇心理的作用，意识到血液被需要、为用血的家人或朋友替偿献血以及提高自我意识、寻求一种社会认可等等［6］。国内，有人把献血的动机总结为五种类型：爱心型、被动型、好奇型、荣誉型、保险及报销型［7］。

2.1.2针对献血动机，细分市场（1）市场细分：Kotler和Zaltman（1971）在他们首次提出“社会营销”概念的经典论文中就指出，“社会营销使用商品营销的技术或理论，如市场细分，以促使目标群体的反映达到最大［8］。根据其动机，献血者分为三种类型的人群，有偿献血者、家庭和亲友替代献血者及自愿无偿献血者。（2）而全球血液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是从经输血传播疾病的低危人群中选择健康的献血者，只有这样，才能奠定确保提供安全血液的基础，因为受实验技术、方法、条件等的影响，目前血液检测窗口期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血液检测项目也无法涵盖所有经血传播疾病，因此在低危献血者中的招募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3）分析结论：有偿献血者是依靠卖血为生或补贴生话的人，其经血传播疾病的危险性很大；家庭和亲友替代献血者也往往是在血源不足的地区实施的献血，由于情感的压力迫使献血者隐瞒其健康状况或高危行为，因此也具有较高的经输血传播疾病的危害性及流行率；而只有怀着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自愿无偿献血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低危献血者，不受任何利益的驱使，才是我们无偿献血工作最终的招募对象。

2.1.3根据市场细分，锁定目标人群自愿无偿献血者是我们无偿献血工作招募的目标人群。其中青年大学生是这个群体的主要招募对象。因为大学生是潜在或现实的献血者聚集人群，我国各级各类在校大学生有2.5亿，在思想上，由于青少年思维活跃、感觉敏锐、富于幻想，高危行为少，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易于接受一些新思想和新事物，随着社会经验的逐渐丰富，他们的独立性和思考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对家庭和社会的使命感逐步加强，人生观也大致形成，在这个时期对他们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无偿献血宣传工作，不仅能提供血液供应，同时将为无偿献血公益事业的后备力量的储备打下坚实的基础。

2.2献血者的教育和动员无偿献血的本质——改变社会行为，教育、动员是改变行为方式的工具。

2.2.1教育、动员的目的及目标促进公众在知识、态度和信心方面的转变，使他们理解血液捐献的重要性，促进人们行为的改变。有效的献血者教育工作的目标实质就是建立一支固定自愿无偿献血者队伍。

2.2.2教育、动员的手段与方式（1）首先要了解目标献血人群他们所想知道的信息，如献血的一些小常识，献血会影响健康吗，捐献的血液将要用于什么等等。（2）其次，根据这些献血者所需求的信息提供相应的IEC（information,education,communication）资料，可以是宣传单、海报、演讲、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以及和献血者面对面的交流等。

2.2.3教育、动员的结果当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动员行动，使自愿无偿献血者数量得以增加，固定自愿无偿献血者队伍加大，有关献血的社会团体自愿无偿献血组织增多，则教育动员活动是有效的。

2.3献血者的招募从市场调查到市场细分，到最终锁定目标人群，然后对目标人群实施教育和动员的过程都是献血者招募所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正是因为此正确的市场定位，才能进一步根据营销组合和营销策划来制定我们的招募策略。无偿献血的社会营销管理就是有关无偿献血工作的规划和实施的全部过程，它是为了满足组织的目标，而与目标献血群体创造、建立和维护有益的献血关系，献血招募人员所处的职业就是创造、建立和维持交换关系（献血关系）。

2.3.1献血者的招募的核心是以献血者为中心，理解献血者，理解其付出的成本及期望的价值。这里所说的成本包含献血者到血站来献血所需要的交通费用等货币成本，路途时间、等候献血的时间等时间成本以及寻找献血信息、沟通交流的体力和精力成本；正是由于其付出了这些成本，他们才期望获得他们所需要获得的价值，这个价值并非什么金钱利益，而是为社会创造的功效价值，献血者作为爱心使者的形象价值，以及献血前、中、后的服务过程给献血者提供的服务价值和让渡价值，还有最重要的是社会及公众对其行为认可的社会价值，因为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追求。只有把握住了这个核心，拟定的招募策略才会行之有效。

2.3.2献血者招募的策略在社会营销中，分销渠道是使社会产品到达目标群体的通道，它是促使社会营销的有形产品或服务被送达目标群体的一整套相互依存的组织网络［9］。目前在献血者招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全国性有组织的献血者招募计划和体系，缺乏全国联网的献血者记录体系，缺乏献血者服务和保密的国家标准化程序，还有就是招募人员不足，招募人员的个人综合素质亟待加强，财政资源不足等。因此在制定招募策略时更是要针对薄弱环节，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

（1）开发领导层：《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各级政府对献血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因此政府的支持、领导参与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获取政府的政治承诺和支持，进而才能在政府层面上批准并推行提高血液服务的相关政策和计划。《献血法》实施这八年来，也正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战员、高校师生和医务工作者率先垂范，卫生、宣传、教育、红十字会等各部门、团体密切配合，进行长时间、高密度、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使无偿献血逐步成为全社会倡导奉献精神、提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形象和深化文明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无偿献血的社会营销渠道的总商理解为我们的政府，而各个采供血机构人员是其分销商。要让我们的政府知道血液是有限的资源，不仅要提供安全、充足的血液，而且还要合理的利用，当血液库存告急时，我们通过各种信息渠道的消息是一个常态发展过程，而非出了什么问题，更不要有什么顾虑。

（2）与媒体建立伙伴关系，利用整合营销观念，营造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①媒体的作用：媒体是一种行销的工具，能够控制信息，具有视听力，它可以影射制造者，而不是产品，这是一个关键，公众对血液安全的不信任已是一个国际现象，许多国家报纸和杂志煽动性的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媒体的正面报道是促进献血工作的有效动力，而负面报道是对献血工作发展的阻碍。②通过广告、新闻、形象策划、品牌推广等活动进行一体化的整合，让公众从不同渠道来获取对献血工作的一致信息，从而使他们对献血活动达成最大程度的认识，提高他们的知晓水平，从而有利于采供血机构的内在理念和外在形象的全面而有效地推广到广大公众中，使公众清晰地了解献血活动的价值观，了解采供血机构的服务理念，从而使采供血机构的品牌形象能够深入人心，提高献血者的忠诚度。③充分发挥信息的营销招募作用，及时利用各种媒体将库存偏少或紧缺的信息向社会，这是调控血液库存的一个更加策略和科学的方法。

（3）利用电话营销招募：①电话招募的优点：及时性、双向性、简便性、经济性、普及性。②电话招募的类型：主动正向服务，如献血者到期提醒、献血者紧急召回、检测信息告知、生日祝福等；反向被动服务，如献血信息咨询、自动语音查询献血结果等。③举办大型活动推动无偿献血工作。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这一天是诺贝尔奖得主，发现血液ABO血型的卡尔·兰德斯坦纳的生日，也是专门为献血者设立的一个纪念日，对成千上万的献血者表示感谢。

2.3.3献血者招募的人员（1）分类：①献血者招募人员：要有一定的管理、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技巧和较好的素质，定期接受献血者招募的培训。一对一的沟通是有效的信息传播渠道［10］。②献血工作中的志愿者：经过培训，理解、支持献血工作，建立社会联系，形成网络形式。③献血者：既是献血者，又可以成为献血工作的志愿者甚至献血招募人员。（2）关系：建立献血者、献血工作中的志愿者、献血招募人员以及采供血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使献血者有被需要感、安全感并能得到充分的认可；招募人员也得到认可和赞赏，感到其价值。

2.4献血者的筛选、关爱到保留献血者的筛选、关爱到保留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支固定自愿无偿献血者队伍，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采取的有效手段就是服务。无偿献血工作作为一种可以开发、生产、营销的产品，由许多服务要素组成，是有形和无形服务的组合。

2.4.1服务的内容它分三个层次：核心服务、感知服务、扩增服务。（1）核心服务：自愿无偿献血者不是为了献血而献血，而是为了获得某种需求，如利他主义、满足感，之所以愿意献血，是因为采供血机构开展的无偿献血工作能够满足其某种利益或需求，无偿献血工作给献血者所提供的基本效用和利益，是献血者需求的中心内容。（2）感知服务：采供血机构的核心服务必须以某种可感知的基本形式提供给献血者。医生、护士所提供的体检和采血活动是无偿献血基本效用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和途径，也是满足献血者利益需求的关键。因此，体采活动是无偿献血工作的核心竞争力，其影响因素包括人员、质量水平、品牌战略、服务流程、技术与设备、价格等。（3）扩增服务：采供血机构向献血者提供的超出正常体系服务以外的额外服务和利益，如灵活的工作时间、生日祝福、合格检验信息告知等。

2.4.2服务的过程过程涉及献血的前、中、后所有环节。

（1）献血前：献血前的咨询和献血者登记是对献血者筛选和关爱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使献血者通过咨询获得献血者的权利和义务、献血程序、对定期献血的需求等信息，更重要的是能让献血者首先进行自我排查，而做出立即献血、延迟献血或永久不能献血的决定，甚至于是否需要实施保密性弃血。另一方面，完整有效的献血者记录也是发展固定自愿无偿献血者的基础，有利于我们对自愿无偿献血者的召回，尤其是稀有血型；有利于确保血液的可追溯性；尤为重要的是履行了献血者知情同意的原则，同时对其献血信息负有严格的保密职责。当献血者感到采供血机构能够保证其个人隐私，才能使其感到安全。

（2）献血中：①环境：采血环境卫生、安全、专业；休息环境卫生、舒适、高雅、静谧。②采血服务流程：制定科学合理而且必要的流程，尽量减少献血者等候的时间，这也直接影响到献血者的忠诚度。③人员：训练有素的员工，必须的经验水平、教育水平、个性特点、与献血者交流感情的实际能力直接影响到无偿献血工作的专业可信度，影响采供血机构的形象和价值，最终会影响到献血者的忠诚度。④设备：精良的设备体现其专业性和安全性。

（3）献血后：不仅要及时告知献血者献血后注意事项，而且能够正确及时的处理献血反应，同时对献血者表示诚挚的谢意确保其满意，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提升。对待献血者反馈更是要认真对待，均衡地解决正面和负面的反馈信息。最终使献血者感受到献血是一个愉快的、安全的、方便的、值得的经历，因为快乐的献血者会成为重复的献血者，快乐的献血者会成为献血动员者和教育者。

所有这些招募的方法和策略的根本目的就是提供充足、安全、有效的血液，确保献血者和受血者的安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血液观、血液管理和输血技术不断更新，人们已从最初对输血安全的无知和感性认识发展到当今对输血零风险的追求。血液安全不仅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医学领域，而成为各国政府加强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责。因此，在新旧世纪之交之际，WHO将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血液安全从我做起”，在全球实施血液安全战略，使血液安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血液安全之路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血液工作者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而未来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才是我们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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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延风.社会营销--改变社会行为的新模式/营销前沿系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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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夏咸权.街头无偿献血者的心理分析和对策探讨.中国输血杂志，2001，14（增刊）：51.

篇4

1.1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核心利益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是高校和学生。在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中，高校作为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就像企业一样，对不同层次利益者之间的关系要进行考虑和把握，努力实现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的最优化。高校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中主要承担以下责任：一方面积极探索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运行模式，合理使用投入费用、自觉履行职责、不断提升基地的社会效益，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另一方面不断优化实践基地的教学资源、深化改革以提高基地的教育质量，满足学生的利益需求，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社会问题。学生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存在的根本，没有学生也就不存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学生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一个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一直得到大学的认同。在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中，学生作为其教育服务的对象和“产品”，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增加他们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另外，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就意味着会有更高的人才培养质量，意味着学生会有更强的就业能力和更好的就业前景。当然尽管学生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但是他们一般对实践基地的建设没有决定权，只是核心的受益方。

1.2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重要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主要是企业。企业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主要支持者，他们对基地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实践基地应不断加强和企业的合作以及对社会预期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具体而言，就是加强实践基地与企业以及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以顺应经济的变革，并适应以知识应用和信息处理为基础的生产模式的产生。同时，企业也应该参与实践基地的管理，双方人员之间的持续交流能让基地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实践基地要系统地考虑企业与社会其他部门的发展趋势，创造新的实践岗位以适应学生的实践需求。另外，实践基地还应该和企业共同设计与评估，开发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教学过程和相关课程，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和主动精神，以方便学生求职。

1.3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间接利益相关者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当地政府和社区。在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中，似乎和政府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因为很多高校都是由政府主办的，政府对高校的发展与壮大拥有宏观调控职能，因此政府对大学生实践基地的建设也能起到一定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有时企业不愿意参与实践基地建设，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进行沟通与协调。在现代社会，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一般都是融入了基地所在地的社区，基地对社区的各个方面也已经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利益。一个成熟的实践基地，可以为当地带来一定的客源，能够拉动本地消费。同时基地取得的一些科研成果，可以促进社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从而能够使本地社区扩大社会影响力和提高知名度。

1.4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边缘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主要是高校教师和学生家长等。当前各高校都需要那些既能进行研究又能进行实践的教师队伍。国家要求高校培养实践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才，因此教师应具有实际操作能力，而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就为高校教师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基地的建设对高校教师专业实践操作技能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通过在基地挂职、指导学生实习等方式实现技能的提升。同时在基地可以让教师体验与学校的差异，培养其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以进一步提升敬业精神。另外教师在基地通过与共建企业的深入接触，可以对自己科研能力的提高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有一定帮助，而且也会增强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社会交往能力。家长作为学生学习的投资人，通过学生在基地的学习，能够为学生本人带来较强的就业竞争力，这就会让家长对其子女就业少一些烦恼。但是边缘利益相关者对实践基地的建设和大学生一样，也没有一定的决策权，一般只是受益方。通过以上分析，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发展建设和这些利益相关者有着一定的联系，在他们之间必须要寻求一种平衡，不能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利益。因此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作为一种较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在其建设发展中一定要权衡和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偏向其中任何一方。

2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中的应用

利益相关者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把它引入到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基地建设中，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可以共同分析如下一些问题。

2.1实践基地制度建设任何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其运行，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制度建设也应该随之发展。制度建设是当前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研究重点之一，利益相关者分析对基地制度的形成、发展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合理的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一制度应该在地方政府主导之下由高校具体实施，并且一定要有企业、社区等各方参与其中，因此政府、高校、企业以及社区等就成为了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利益相关方。大学生实践基地利益主体不同，其利益诉求也会有所差异，这就会对基地制度的走向产生不同的效应。因此要想达到各利益方的利益均衡，有必要重构基地的制度设计，对基地进行共同管理就成为了其路径创新的指向，努力使利益相关者各方的摩擦最小化以维持相对均衡的状态。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制度以及高校研究视野的拓展有着极其重要作用。

2.2实践基地内部管理当前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内部管理观念较为陈旧，且有行政化倾向；二是没有发挥好基地的“开发、流动、联合”机制作用，离基地高效运行的理想机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三是支撑基地的队伍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基地在科研方面的需要，且对基地科研人员管理比较复杂。而利益相关者理论会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内部管理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该理论主要强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基地的管理，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实践基地核心利益相关者，也包括实践基地重要利益相关者、实践基地间接利益相关者以及实践基地边缘利益相关者。内部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基地人才队伍管理、基地科研管理、基地相关资源管理、基地运行制度管理以及学生管理等，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对实践基地内部管理提出可行性建议，以确保基地的健康发展。

2.3实践基地外部共同治理模式针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利益相关者外部共同治理模式，其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能够探索一种利益相关者各方共同参与实践基地的决策。在该模式下，拥有基地决策权的一般不是地方政府和高校，而应该是基地的利益相关者委员会（TheCouncilofStakeholders），该委员会一般由地方政府、高校、企业、社区以及学生等利益相关者代表所组成，它主要在实践基地的资源分配、财务、实践教学安排、基地人事以及其他事务方面参与基地的各类决策和管理。但在现实中会存在一些因素制约实践基地利益相关者委员会的建立与完善，可以借用CLEAR模型作为基地系统化的便利的分析工具，这一模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能力（Cando）、意愿（Liketo）、激活（Enabledto）、要求（Askedto）和回应（Respondedto），它会对基地共同管理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一共同治理模式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实践基地共同治理模式没有考虑治理主体的主导力量、基地的治理权如何对称分布给所有利益相关者各方等。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外部共同治理模式作更深入的研究，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2.4实践基地教育质量及评价当前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的教育质量、质量标准以及质量观逐渐受到教育界的重视，一些专家学者正试图建立一种实践基地的质量观，如对基地的教育质量观进行科学而规范的表述一直是这些学者思索的问题。当前社会对高校人才的规格、类型、层次需求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就要求高校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也应多样化，以适应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载体，也必须要树立多样化、层次化的教育质量观，以确保和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实践基地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这一共性要求角度为切入点，在多元化教育质量观的指导下，为实践基地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并为其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在遵循社会人才需求规律和高校教育规律且能直接反映实践基地教学质量特性的前提下，构建合理的、符合高校现状、能为企业、社区以及学生等各利益相关者接受的一套可行的实践基地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保障实践基地教学质量的提高，最终促进利益相关者各方共赢的各类实践基地建设。

2.5利益相关者视阈下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思路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需要大学生参与其中，同时也是高校、政府、企业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主体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实践基地的建设需要相关者各方发挥长久的效能才能实现共赢。在基地建设中要理顺利益相关者之间各种关系，整合资源且合理利用与开发。（1）整合资源，夯实基础新时期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工作要办得有特色有成效，必须要整合多方资源，以夯实实践基地建设基础。具体而言，一是要将市场竞争机制积极引入实践基地建设，采用各种渠道对建设实践基地的重要性进行宣传，积极寻求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二是要与各级社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企事业单位加强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以获得共建，在高校内部努力让每个院系和专业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实践基地，同时也需要让利益相关者各方在基地建设中承担应有的责任与义务；三是要让实践基地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各高校依据自身实际不断创新实践基地的模式和功能，探索实践基地的新类别；四是各类实践基地要以项目为依托，充分发挥高校教师与学生的智力和专业优势，优化实践基地环境，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深化高校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利益相关者各方共赢。（2）构建共建共享机制在高校各类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共建中，主要措施有：一是各类利益相关者关键的主体增加专门性投入，对基地齐抓共管；二是共建的利益方需要多方交流，互通有无，以情感为纽带连接各利益相关者；三是加强实践基地的制度建设，制定一些基地发展的制度性文件和相关政策，并明确各方责任和建立长效机制；四是利益各方共同开展的共建活动应该努力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社会化。实践基地资源共享就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共同开发和利用实践基地资源，共享的主要措施是：一是完善跨校跨行业合作机制，实践基地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好的实践基地需要多个主体联合创建，这样能够最大化整合资源，相关者各方之间需要交流与沟通，这既可以拓宽高校的视野和发展空间，又能完善高校人才培养渠道；二是要完善高校、政府、企业等利益各方的合作机制，这样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又能产生“1+1>2”的资源放大效应，促使实践基地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三是构建各利益相关者共享的信息化平台，实现实践基地教育信息化，组建开放、动态的实践基地教育信息资源库，这不仅是实践基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基地教育资源均衡的重要路径。（3）基地运作要分类评估、共同监督高校各类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是对大学生的德育、专业以及素质进行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基地类型不同，其稳固性也有所不同：如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建立了长期协作关系的实践基地，相对比较稳固，存在的时间较长；高校大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基地或是德育基地，由于受到高校与合作单位情况的影响，在这一类实践基地开展的活动变动性、随意性较大；若某一家企业创办的实践基地，由于受到自身正常生产的制约，大学生参观、考察等活动就要看企业的生产时间而定。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实践基地，高校要依据实际情况对其实践时间等环节作出合理的安排，也可以依据协议予以增加或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