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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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0年3月，证监会通知规定：“各证券公司在发表宏观经济、行业分析、市场走势等意见，应审慎发表具体证券品种的分析意见，不得传播虚假、片面、误导性消息，不得对证券价格的涨跌或者市场走势做出确定性的判断。”2011年1月1日，证监会的《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在我国证券市场开始正式实施。这个规定首次针对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证券研究报告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并要求证券分析师（Security Analyst）要谨言慎行，按照证券信息传播的相关规定来发表具体评论意见和撰写研究报告，努力为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规定后，国内证券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证券公司、证券分析师将面临重大挑战。证券分析报告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是什么？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是否会影响投资者决策？一时间，上述疑问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证券分析师行业迅速兴起，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不断增大。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中，证券分析师起到信息中介的作用，他们依靠自身专业知识通过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缓解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整个市场的信息获取成本，使资本市场更有效率。然而，基于信息有用性的假设，投资者在作出投资选择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会参考证券分析师的投资意见或建议，证券分析师基于宏观经济、行业和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所撰写的证券分析师报告更是投资者进行投资的重要参考。因此，笔者认为，证券分析师预测报告无疑会影响投资者作出决策选择，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本文期望在系统梳理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证券分析师研究方面的相关理论，更多地关注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的行为决策，构建证券分析师报告对投资者决策影响的机制框架。另外，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市场制度背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本文还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为分析师行业的发展以及证券市场的进一步规范提供政策建议。

二、证券分析师报告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证券分析师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当代金融学研究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纵观国内外的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关分析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很多方面需要加以完善，归纳起来国内外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首先，分析师作为信息的提供者，其最重要的职责是对上市公司的盈余进行预测，因此许多学者从分析师的预测方面展开研究。Terence Lim（2001）研究了分析师理性与预测偏差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二次损失效用方程来对公司盈余预测进行建模研究。Amhed，Forbes（2004）在采用Keane，Runkle（1998）的基础之上检验了他们在建模策略中的潜在假设，并检测了分析师盈余预测是否具有理性。Jeffery，Reuven（2003）对大量相互矛盾的分析师盈余预测属性做出了更深层次的解释，认为许多异常和相互冲突的分析师盈余预测研究结果是因为研究者没有考虑到正确的分析师预测误差属性。

其次，对于投资者来说，分析师所提供的预测报告是有一定信息含量的，许多学者围绕证券分析师预测的投资价值和投资策略展开研究。Bjerring，Lakonisho和Vermaelen（1983）研究了加拿大证券分析师的表现，认为由证券分析师推荐的股票回报率在扣除交易成本后仍高于整体市场回报。Womack（1996）的研究指出，证券分析师所推荐的股票在其报告后有显著的价格运动，其中推荐卖出的股票比推荐买入的股票的价格运动更为明显。林翔（2001）通过对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实证研究发现其报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认为我国证券分析师拥有一定的私有信息。朱宝宪和王怡凯（2001）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媒体荐股建议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短线投资建议推荐的股票组合收益要高于投资基金的收益。

最后，分析师的预测报告还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Givoly，Lakonishok （1979）；Penman（1980）；Waymire（1984）认为，作为能在市场上获得的公开信息，分析师的报告可以用来预测一家企业未来的成长能力，可以减少投资者和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研究表明投资者对于分析师预测有显著反映，说明投资者认为分析师预测有利于自身做出决策，会将分析师报告视为比较有价值的重要信息。Lin，McNichols（1998）；Michaely，Womack（1999）；D-echow，Hutton，Sloan（2000）指出，分析师报告可能会对投资者有负面作用，因为他们制作报告的潜在动机可能是为了取得佣金或投行业务，因此分析报告会存在偏差，甚至过分乐观。另外，投资者在使用分析师预测报告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Krishnan and Booker（2002）研究了投资者基于分析师荐股报告做出短期决策的影响因素，发现只要荐股报告存在，就可以减少投资者过早卖出可获收益股的几率，在此基础上，可靠的报告可以同时降低过早卖出和过久持有的几率。Chen，Francis和Jiang（2005）的研究表明，如果证券分析师的报告相比以前更准确、更频繁时，投资者就会更重视分析师的季度预测，而不是自身已形成的观念。Ajinkya，Gift（1984）认为，投资者在参考分析师报告的同时会关注分析师相关信息的背后动机。因为出于一些动机，分析师报告会存在一定偏差。Kelley，Michaela（1980）提出归因理论，即个体在理解某一行为时，一般都会探求该行为发生的原因。并且个人对这一行为做出反应时，之前的理解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投资者如何根据自身对分析师动机的期望来对分析报告做出反应。Weiner（1985）指出，由于负面或预料之外的消息更容易产生归因效应，人们更倾向于对这些消息进行思考。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不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在分析师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现有研究并没有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角度来研究分析师预测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因此，本文正是沿着上述思路展开的。我们期望所得成果能进一步拓展本领域的研究，为我国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提出可行性建议。

三、分析师报告影响投资决策的机制分析：一个扩展的框架

总体上本文在研究不同类型的分析师报告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后，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如图1所示）。

（一）研究分析师预测的公布形式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针对分析师预测的公布形式首先要区分不同的类型，并从中找出对投资者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布形式。比如，在互联网及其发达的当今社会，很多信息都会以网络链接的形式来或者进行传递。然而，心理研究表明，信息的独特性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回想信息并影响其作出决策（Hyde和Jenkins，1969；Clements和Wolfe，1997）。因此，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假设在资本市场中分析师预测可以选择是否以超链接（Hyperlink）（不同的文件组合在一个界面的超链接）的形式来进行，即分析师的预测报告是否以一个文件界面来向市场传递信息。我们的研究期望探寻这种不同文件的独特性即超链接的产生是否会混淆投资者的决策的选择（Wright，1991；Mathew，1997）。也就是说，分析师公布预测的形式不同是否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

（二）研究分析师预测的公布时间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一般来说，企业年报公布的时间是重要的时间点，即存在所谓的“盈余公告效应”。盈余公告效应是指股票价格在盈余公告之后受公告内容影响，收入预期误差为正的股票在较长时间内持续走高，为负的股票则是持续走低。或者说，它指的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财务数据的公布能够导致股价产生长期的、持续的、方向一致的漂移，这个现象最初由Ball和Brown提出，此后的学者（Rendleman，etc，1982；Foster，etc，1984；Bernard，etc，1989）以不同的方式验证了盈余公告效应的存在。因此，盈余公告效应表明了财务数据的公布对股价的影响。对分析师来说，其在年报公布前的分析师预测与年报后相比，影响可能不同。年报的公布时点是一个重要时间点，即同样的分析师预测在年报公布前后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三）研究分析师预测的信息含量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分析师预测的信息含量可以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如是否包括分析师盈余预测或股票评级、私人信息所占的比重以及分析师的声誉等等。在实践中，投资者也许会认为包括了分析师盈余预测或股票评级的预测信息会更加可靠，从而提高分析师预测的可信度。同时，投资者也有可能对包含有更多私人信息的分析师预测更感兴趣，认为这种预测报告更有价值。另外，那些声誉好的分析师更能够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即存在所谓的“金牌分析师”效应。

（四）研究分析师预测公布的情景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分析师预测公布时的情景在宏观上是指处于牛市还是熊市，而在微观上是指股票处于上升趋势还是下降趋势。也许相同的股票评级或盈余预测在不同的情景下，投资者会有不同的决策。

四、建议和结论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和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分析师报告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投资者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越来越多地关注证券分析师的建议和意见，这就要求理论界对“证券分析师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为投资者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从理论上来说：1.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证券市场制度背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环境，使得研究对于我国投资者更具实际意义，必将丰富与完善证券分析师相关理论研究；2.填补国内证券分析师报告对投资者决策影响的理论空白，不同于之前国内的研究将着眼点放在证券分析师一方，而更多的关注投资者在此过程中的行为决策，进一步为我国这一研究领域作出贡献。从实践上来看：1.为投资者提供更加详尽的理论分析报告，有利于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加理性的对待证券分析师报告，从而作出最佳的投资决策；2.平衡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的关系，使得证券分析师在制定报告的同时能够从投资者的实际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得考虑到该报告对于投资者最后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提升证券分析师的工作绩效；3.为进一步完善国内相关监管法律制度及条例提出理论依据，研究将从投资者实际决策的角度出发，使得监管机构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投资者对于证券分析师报告的影响过程，从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中国证券市场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鉴于本文是在我国特殊的证券市场制度背景下展开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环境，使得本文对于我国投资者更具实际意义，因此建议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要更加理性地对待证券分析师报告，相关研究成果也有利于投资者作出最佳的投资决策。同时，应该平衡证券分析师与投资者的关系，使得证券分析师在制定报告的同时能够从投资者的实际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地考虑到该报告对于投资者最后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提升证券分析师的工作绩效。另外，本文还从投资者实际决策的角度出发，期望监管机构能够更加全面了解证券分析师预测报告对于投资者的影响过程，从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证券市场并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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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agly，A.H.，Wood，W.&Chaiken，S.Causal inferences about communicators and their effect on opinion chang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8（36）：42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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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是指证券分析师对公司未来盈余的预测值相对于实际值呈现系统“正偏差”特征（Brown，1993），或者在投资评级时倾向“买入”等正面评级，不或延迟“卖出”等负面评级的行为。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是证券分析师向投资者传递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能够降低资本市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而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则会使这些信息出现偏误，误导投资者，进而阻碍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实现。因此，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重点关注和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实证会计乃至金融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该领域的研究对促进分析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以及对投资者甄别证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将从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存在的经验证据、动因、经济后果和约束机制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

二、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相关研究

（ 一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存在的经验证据 （1）证券分析师预测存在系统乐观倾向特征。Fried and Givoly（1982）和 Brown，Foster and Noreen（1985）最早证明了证券分析师在预测评级过程中存在乐观倾向。随后多位学者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连续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系统地高估公司未来每股收益（Dowen，1989； Butler and Lang，1991； Lang，1991； Calderon， l993）。随着盈余公告日的临近，证券分析师对盈余变动方向预测得越准确，乐观倾向也逐渐降低（Mstsumoto，1999；Richardson，Teoh and Wysocki，1999）。证券分析师除了在年度和季度等短期盈余预测中存在乐观倾向外，研究者还发现其所做的长期盈利预测同样偏于乐观（Deehow and Sloan，1997； Rajan and Servaes，1997）。长期盈利预测通常是指证券分析师对公司2年—5年的成长性进行预测，是研究者用来检验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我国证券分析师在盈利预测上也存在乐观行为。吴东辉等（2005）和李文贵（2007）均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偏于乐观。（2）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在盈利公司和亏损公司之间存在差异。研究者发现，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在不同公司之间有差异，当公司报告亏损时，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乐观倾向更显著。Dowen（1996）指出，十二分之十一的持有期间，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会在公司报告亏损时表现出更强烈的乐观倾向；Hwang，Jan and Basu（1996）指出，当公司报告亏损时，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倾向激增十倍。Degeorge， Patel and Zeekhauser（1997）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在亏损样本公司中的乐观倾向更强烈。Das（1998）和Brown（2000）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证券分析师对发生损失的公司比没有发生损失的公司更容易产生乐观倾向，而且对前者的盈余预测不如对后者的准确。Clayman and Schwartz（2004）认为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当公司报告亏损时，证券分析师更可能错误理解盈余信号。尤其是当证券分析师预期某公司将会报告盈利，而事实上该公司报告了亏损，这就使得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存在乐观倾向。（3）证券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偏差程度的估计。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的程度如何呢，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估计。Chopra（1998）发现证券分析师平均高估盈余6.1个百分点。Lim（1998）发现分析师乐观倾向的平均值是0.94%。这一数字在小公司则高达2.5%，大公司股票则相对较小是0.53%。Brown（1998）观测到的预测误差均值急剧降低，从1993年的2.6%下降到1997年的0.91%。

（ 二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动因 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存在乐观倾向行为后，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行为产生的动因进行了解释。迄今为止主要有两大类观点：一类认为是分析师外部制度环境中存在的利益冲突驱动分析师进行乐观预测，一类认为是分析师自身的认知偏差导致乐观预测。（1）外部利益冲突驱动乐观预测。独立性是资本市场信息中介执业的灵魂。证券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信息中介，独立性是其执业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现实中由于以下一些利益冲突，驱使证券分析师违背独立性原则，过度乐观的盈利预测。一是所分析公司管理层对分析师的压力。分析师获取及时信息和公司私有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交流。为此，分析师需要与公司管理层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出于这种考虑，分析师会尽量回避或拖延报告负面消息的时间（McNichols and O’Brien，1997），或者有意识的提供乐观预测（Lim，1998； Das et a.l，1998；Lim，2001）。Lim（2001）从理论上解释了证券分析师为维持管理层关系乐观预测的原因。他认为，由于管理者的薪酬与公司的股票价值相关，公司的股票价值越高，管理者可获得的薪酬越高，乐观的盈余预测能够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所以管理层更喜欢乐观的盈余预测。所以，乐观预测或许是分析师迎合管理层的无奈选择，为了增加与公司管理层接触的机会，获得管理层掌握的公司私有信息，分析师只好提供乐观的盈余预测。Mest（2003）对比检验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和销售预测的乐观倾向程度，研究结论也支持了Lim（2001）的观点。二是证券公司对分析师的压力。证券分析师供职的证券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损害分析师研究的独立性。首先，在投行业务方面，为避免损害证券公司和客户之间的业务关系，证券公司可能会要求分析师不要发表对公司客户不利的研究报告。Demetriades and Hussain（1996）和Dechow， Hutton and Sloan（1997）的研究都证实了证券公司与所分析公司的投行业务关系与分析师乐观预测的相关性。他们发现，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显著乐观于非承销商分析师。Lin and McNichols（1998）发现，附属分析师（affiliated analysts）比非附属分析师（unaffiliated analysts）的评论更乐观。Groysberg， Healy and Chapman（2008）认为，薪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承销商分析师乐观倾向的原因。我国学者原红旗和黄情茹（2007）、张博（2011）的研究也发现，相比非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国内承销商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更乐观。其次，在经纪业务方面，分析师面临着压力。由于分析师的“买入”评级能增加证券公司的交易量，而“卖出”评级不能（Aitken，Muthuswam and Wong，2001； Irvine，2004；Jackson，2005），因此，为获得更多的佣金，分析师可能会被要求多提供“买入”建议，而少提供甚至不提供“卖出”建议（Cowen et al，2006；Jacob et al，2008）。最后，分析师也受到证券公司自营业务的压力。为了促使所在证券公司所持有股票的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分析师可能会被要求向公众提供乐观的投资建议（Dugar and Nathan，1995；Michaely，1999）。三是机构客户对分析师的压力。机构投资者通过两种方式对分析师施加压力。一方面，证券公司所承销的股票主要销售给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如果大量持有证券公司承销的某个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因此施加压力给证券分析师，以降低股票的购买量或减少在该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量威胁分析师发表对该公司的不利报告或者要求其发表对该公司有利的报告。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对分析师的排名有直接影响。比如在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每年都会评选出当年度的明星分析师排名。明星分析师的排名产生于机构投资者的主观投票，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主观态度决定了分析师的排名，而分析师排名又是分析师薪酬的关键因素。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证券分析师的“独立性”再次受到冲击，为获得较好的排名，证券分析师不得不迎合机构投资者的偏好，做出带有乐观倾向的预测。四是分析师自身利益的压力。分析师自身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师可能会乐观预测以推荐自身拥有的股票；另一方面某些大资金或大机构会雇佣分析师出具乐观研究报告以推荐其手中的股票（Cowen， Groysberg and Healy，2003）。（2）分析师自身的认知偏差导致乐观预测。有些学者试图用行为学中的认知偏差来解释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认为证券分析师是如实报告他们作出的预测的，只是由于认知过程中存在偏差，才使得这种预测带有乐观偏见。Debondt and Thaler（1990）认为是分析师对好消息过度反应导致乐观预测。Abarbanell and Bernard（1992）则认为是分析师对坏消息反应不足导致乐观预测。Wong and Raymond Seetoh（2004）则利用Tversky和Kabneman（1979）的期望理论来解释证券分析师情感因素在盈余预测过程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证券分析师面对公司正盈余增长和负盈余增长时的行为不对称。当公司盈余呈现正增长时，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是准确的，但是当公司盈余呈现负增长时，则存在乐观偏差。

（ 三 ）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 大多数研究认为，乐观倾向行为有悖于证券分析师的独立立场，是证券分析师分析和预测无效性的表现，会误导市场对证券的定价，从而阻碍市场有效性的实现。（1）分析师乐观倾向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行为。研究者认为，当市场处于上升趋势时，证券分析师的乐观预测会提高投资者对后市的预期，加剧投资者的“狂热”情绪，形成股市泡沫（金雪军和蔡健琦，2003）。Miller（2002）的研究就指出，证券分析师乐观预测是造成美国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的原因之一。相关研究也发现，投资者并不能充分识别并纠正分析师预测中的乐观倾向，从而被乐观倾向所误导（Michaely and Wmoack，1999）。此外，投资者在识别分析师研究报告上有差别，Boni and Womaek（2002、2003）研究探讨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是否都能作出正确反映，发现机构投资者会有意识的对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在定价上给予一定的折扣和修正，而个人投资者由于缺少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经验而无法对分析师的研究报告进行修正，而直接依据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对金融资产进行定价。Malmendier and Shanthikumar（2004）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相比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更容易被分析师的研究报告所误导。（2）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影响所分析公司管理层的行为。来自公司管理层的压力能够对证券分析师施加或产生影响，但同时，由于证券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特殊地位，公司管理层也会受到证券分析师的业绩预期压力。为达到预期业绩，公司管理层可能会采取危害公司健康经营的战略和投资行为（Fuller and Jensen，2001）。金雪军和蔡健琦（2003）也认为，为“迎合”证券分析师的乐观预测，公司管理层可能会改变原有稳健的经营战略，而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甚至通过财务造假以达到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此外，当整个市场处于泡沫中时，分析师乐观预测还可能“冲昏”公司管理层的头脑，使其不能客观的评价本公司的经营状况（Schultz and Zirman，2001）。

（ 四 ）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约束机制 主要有以下观点：（1）构建分析师声誉机制。声誉对重复博弈举足轻重，因而可抑制利益冲突。研究表明，有良好声誉的分析师不愿陷入纯粹向投资银行提供帮助而扭曲其建议和预测（Jackson，2005；Fang and Yasuda，2006a；Clarke et al.，2007）。金融机构对声誉的关注亦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利益冲突（Ljungqvist et al.，2007）。（2）构建科学的分析师薪酬机制。金融机构普遍实施的薪资与业绩捆绑的薪酬计划会驱使公司经理通过分析师建议及其他形式的期望管理抬高股价（Bolliger & Kast，2006）。而薪酬制度的合理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利益冲突（Hong et al.，2000）。（3）加强证券监管。为降低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都制定了降低分析师利益冲突的法律规范。如美国2002年通过的SOA法案制定了处理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的条款，并要求SEC和证券交易所制定处理利益冲突问题的细则。但最近对这些法规有效性的实证检验的结果不理想，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乐观预测的数量确实少了，但预测的信息含量也降低了（Jonathan et al.，2011；Ohad et al.，2009）。

三、结论与展望

上述文献表明，对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的研究，仍需要在如下方面深入。（1）对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动因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尚待探索的问题。首先，国外学者对分析师乐观倾向动因的研究相互独立，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其次，分析师为维持管理层关系而乐观的预测报告，那么管理层为什么会偏好乐观的预测报告呢？对此国外实证研究文献没有给出详细的理论解释。对于认知偏差造成的分析师乐观倾向，研究者明显忽略对这种动因造成分析师乐观倾向程度的衡量。最后，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而言，国内学者零星的研究尽管已发现我国证券分析师存在乐观倾向行为，但是无论从研究方法的严谨性还是从样本的时间跨度来看， 其支持力度均有限。而且，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历史短，因此，不管是投资者还是分析师都不如西方资本市场成熟，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是否不一样，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造成分析师的乐观倾向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会丰富和发展证券分析师行为的研究，尤其是嵌入中国制度背景的研究，将为理解新兴资本市场中证券分析师的乐观行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2）证券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前述的文献已表明，分析师与投资者以及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因此，如何判断和计量证券分析师乐观行为的经济后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其次，尽管我国学者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是现实中我国证券分析师丧失职业道德，卖身为“庄托”，充当“黑嘴”角色，乐观、“超乐观”甚至虚假的信息误导投资者的违规事件却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和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复杂程度可能远远超出西方资本市场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经济后果，这无疑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研究机会。（3）如何约束证券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行为目前仍然是个难题。西方实务界出台了一些法规以降低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但理论界对这些法规有效性的实证检验仍然存在争议。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投资者保护意识差，资本市场缺乏分析师声誉回报机制，投资者的价值投资理念远未建立以来，如何建立分析师乐观倾向行为的约束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研究”（项目编号：71172198）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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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Fernadez F.A.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ecurities Analysts，Securi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 Research Repor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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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分析师股票评级

随着监管法规的逐步完善和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立足于公司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逐渐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主流理念，我国的证券分析师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影响力也急剧扩大。公司研究报告是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搜集和分析的总结，而其中的股票评级则是分析师报告的主要结论，也是对证券市场投资者而言最为直观和最受关注的信息。若分析师给予一家上市公司“买入”或“卖出”评级，则代表了分析师认为该公司当前股价被低估或高估的强烈信息，若投资者接受了分析师的信息，则将通过具体的买入或卖出行为影响股价的涨跌。关于证券分析师股票评级的投资价值，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

对于个股评级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3年。Cowles（1933）分别收集了16家金融服务公司、20家火灾保险公司、1位华尔街日报编辑和24家金融出版媒体的荐股信息，经过计算发现被推荐股票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弱于大盘1%到4%。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由于当时证券分析师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业，关于分析师荐股的投资价值的研究开始兴起。

Diefenbach（1972）收集了1967年11月17日到1969年5月23日期间（共80周）来自24家证券经纪公司的个股评级（包括买入建议和卖出建议），将这些股票自被给出评级后52周的收益率与同时期市场指数的收益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获得买入评级的股票在未来52周的平均收益比同期指数收益率高出2.7%；而获得卖出评级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则比同期指数收益率低11.2%，且在全部获得卖出评级的股票中，在未来52周能跑赢指数的股票占26%。

Davies和Canes（1978）研究了股票评级二手信息的扩散对于股票的影响。他们使用市场模型对1970年到1971年华尔街日报“市场消息”专栏中的股票评级（包括597个买入建议和188个卖出建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这些二手评级当日，买入评级的股票有着0.923%的超额收益，卖出评级的股票有-2.374%的超额收益，并且都是统计上显著的。另外，在二手评级后的20个交易日，被评级的股票并未发生超额收益的反转。作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股票价格无法完全反应全部信息，因此即使的二手信息的传播也能够对股票基本面估值产生影响。

Groth et al（1979）以一家美国经纪商在提供的1964

年1月至1970年12月期间提供的约6200份股票评级为样本，并对日期的准确性作了交叉检验，他们以CAPM为衡量基准，发现买入评级的公司在推荐公布前6个月，月超额收益率始终为正，推荐当月超额收益率达到最高，推荐后一个月超额收益率急速下降但仍为正，数月之后超额收益率才变为零。推荐之后股票的超额收益率整体上低于推荐之前。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这些被给予买入评级的股票在报告之前可能就已经历了利好消息引起的股价上升，而股价上升又吸引了证券分析师对这些股票进行研究，并给出乐观的评级。

但是，这些早期的研究都存在着样本时间短、选取的证券公司数量少且代表性差、个股可能集中于某几个行业等问题。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数据库的完善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有关研究进一步深化。Elton et al（1986）利用IBOS数据库，收集了自1981年3月到1983年11月的来自34家券商的研究报告，其研究发现，相对于中性评级的股票而言，上调至强烈买入的股票在报告当月产生较大正超额收益，且这种正超额收益在此后的两个月会变小，但依然显著；评级下调至卖出的股票在报告当月存在显著负超额收益，这种负超额收益在报告后一个月仍然显著，且绝对值会变大。

Barber 和Loeffler（1993）分析了1988年10月到1990年10月来自华尔街日报”标靶”专栏的股票推荐。该专栏由四位分析师每月各推荐一只股票，作为对照，华尔街日报会随机选取四只股票。他们发现，专栏公告后两天之内，产生4%异常收益。

Womack（1996）利用First Call数据库，以分析师评级的四种极端变动为样本，发现分析师评级的变动对股价有显著影响。在3日事件窗口内，“新添到买入列表”和“新添到卖出列表”的规模调整收益率都在统计上显著，分别为2.98%和-4.69%；“从买入列表中删除”和“从卖出列表中删除”的规模调整收益率也在统计上显著，分别为-1.94%和0.32%。

二、国内相关研究

由于我国的证券分析师行业起步较晚，相关的研究报告数据库直到2005年前后才开始完善，因此国内学者对于股票评级的早期研究大都基于对财经媒体荐股“二手信息”的

市场反应研究。林翔（2000）收集了《中国证券报》每周一“咨询机构看市场”栏目1998年4月13日至1999年6月28日来自601家上市公司的共1414次股票推荐数据，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股票推荐前后是否存在超额收益情况。结果发现用市场模型计算的个股超常收益在股票推荐之前第4周就开始显著大于零，在推荐前一周达到最大值。推荐公开后10周都存在显著的负超常收益。他认为其中原因在于证券咨询机构拥有一定的私有信息，在推荐公开以前，私有信息已经在咨询机构的客户中扩散，客户和追随趋势者的过度买入造成了推荐公开后的抛售压力。

朱宝宪、王怡凯（2001）以《上海证券报》每周日“为您选股”栏目的投资建议为研究对象，搜集了1999年1月至11月共44周总计565次股票推荐，以市场指数调整的收益率为衡量基准。他们发现，总体来讲“投资建议”股票组合的收益率统计上显著高于大盘；将“投资建议”划分为短期和中期投资建议后，发现短线投资建议的股票组合收益率高于投资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但中期投资建议的股票组合收益率几乎都低于大盘。研究结论认为，一些专业投资咨询机构具有相当的把握市场短期热点的能力，但对中长期的预测能力不足。

徐立平、刘建和（2008）收集了2000年12月1日至2002年12月23日上海证券报每周一“本周股评家最为看好的个股”这一栏目的荐股统计数据对A股市场中证券分析师荐股的市场影响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采用事件研究法，用均值调整模型计算非正常收益率，结果发现分析师所推荐的个股在推荐之前正向的非正常收益率（PAR）表现相当明显。推荐之前六个交易周时正向的PAR表现最强，而后依次下降，并在公布基准日后短期内下降为负值。同时，随着时间的延长，负向的PAR也越来越大。

徐永新、陈婵（2009）手工整理了2007 年1 月至12 月《中国证券报》“实力机构周末荐股精选”所推荐的A 股股票作为研究样本。他们发现股票推荐之前一周，所推荐的股票已经具有显著为正的超常收益率，股票推荐前一周的累计超常收益率超过4%，推荐前的第一个交易日的超常收益率高达2%左右；股票推荐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有1%左右的显著为正的超常收益率，而第二至五个交易日均为显著为负的超常收益率，且推荐后第二至五个交易日累计超常收益率中值低于-1%；同时，推荐前后市场也均有超常的交易量反应。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股票推荐中可能存在信息泄露。

随着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数据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对分析师的一手评级信息进行相关的研究。王征、张峥、刘力（2006）整理了六家实力较强的券商研究所每月末向机构投资者提供的业绩预测和投资评级信息。他们将券商研究员2004年3月至2005年6月给出的19310次股票投资评级划分为增持、减持和中性组合，组合每月更新一次，并计算每月各组合的收益率。他们发现，在样本期间，分析师增持评级组合相对市场指数的超额年化收益率达到23.85%，该超额收益率在经过CAPM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和包括动量因素的四因素模型风险调整后仍然显著。分析师减持评级组合的超额收益率为负值，但统计结果并不显著。该策略在考虑交易成本后，仍能取得显著的超额收益率。他们认为这一研究结果认为国内证券分析师股票评

级具有投资价值。

李雪（2007）收集了自 2006年1月1日到2007年4月1日四家研究机构308份股票评级调整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将所有评级调整分为调高与调低评级两组，以市场指数调整的收益作为衡量基准，发现在（t-10，t+51）的时间段内，调高组产生6.53%的正异常收益，调低组产生-7.49%的负异常收益。在（t-1，t+1）、（t+2，t+31）和（t+2，t+51）三个时间段，除了调低组（t-1，t+1）不显著之外，其他调高组和调低组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和负的异常收益。另外，不同研究机构影响力的差异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异常收益的显著差异，但在长的时间段内则效应不显著。作者认为推荐后股票价格漂移根源于分析师推荐报告的内容逐渐被投资者接受而导致的交易行为，而不是由于新的信息出现、推荐力度或者推荐机构的影响力造成的影响。

三、结论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早期的国外研究大多认为分析师的选股建议没有实际价值，而最近20年来的国内外研究结果大多认为分析师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即他们的股票评级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特别是报告前后的短期时间内效果明显。研究报告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是证券分析师行业在资本市场中所发挥效率的反映，集中体现了证券分析师行业在产业分工中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林翔.中国证券咨询机构预测的分析.经济研究.2000(2):55-65.

[2]朱宝宪,王怡凯.证券媒体选股建议效果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1(4):51-57.

[3]徐永新,陈婵.媒体荐股市场反应的动因分析.管理世界.2009(11):65-73.

[4]徐立平,刘建和.证券分析师荐股的市场影响力研究.财经论丛.2008(4):70-76.

[5]王征,张峥,刘力.分析师的建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来自中国市场的经验数据.财经问题研究.2006(7):36-44.

[6]李雪.中国证券市场分析师推荐投资价值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7.11:72-77.

[7]Cowles,A.1933.Can Stock Market Forecasters Forecast?.Econometrica,vol. 1,no. 3:309-324.

[8]Diefenbach,R. 1972."How Good Is Institutional Brokerage Research?"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vol. 28,no. 1:54-60.

[9]Groth,J.,W. Lewellen,G. Schlarbaum,R. Lease. 1979."An Analysis of Brokerage House Securities Recommendations"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vol. 35,no. 1:32-40.

[10]Womack,K. 1996."Do Brokerage Analysts' Recommendations Have Investment Value?"Journal of Finance,vol. 51,no. 1:137-167.

[11]Barber,B.,D. Loeffler. 1993."The 'Dartboard' Column:Second-Hand Information and Price Pressure"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vol. 28,no. 2:273-284.

[12]Davies,P.,M. Canes. 1978.”Stock Price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Second-Hand Information”The Journal of Business,vol. 51,vo. 1:43-56.

篇4

本文所研究证券分析师为卖方分析师，通常指供职于券商或证券咨询机构，他们利用其专业知识与信息搜寻的相对优势，对所获宏观经济信息、上市公司的各种信息进行加工、解读并形成研究报告对外传递的专业人员。他们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证券监管法规的日益完善，证券公司的业务也不断发展壮大，大多数综合型券商开设了券商研究部，证券分析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证券分析师也成了一个高薪酬、高智慧、高挑战的职业。人们对其敬仰有之，憧憬有之，怀疑有之，批判有之，论调评判之声不绝于耳。这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呢？具有哪些特征呢？深入了解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否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这个群体呢？本文通过浏览证券分析师协会网站，新财富网站，阅读分析师研究报告，手工搜集了4888名分析师个人特征数据，以下分别从性别、年龄、毕业院校、专业背景等方面分析了分析师的个人特征。

一、性别分析

图1 所有分析师性别分布饼形图

在收集的3553个含有有效性别数据的样本中，如图1所示，男性分析师的比例大大高于女性。男性分析师共有2901人，约占82%，而女性分析师共有653人，约占18%。显而易见，男性分析师是分析师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的金融证券行业中，数学建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技术被大量运用，要求分析师有非常优秀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并且善于运用计算机网络和各项数学工具进行计算分析。由于纷繁复杂的社会以及自然因素，相较于女性，从总体上看，男性在上述领域拥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以及更适于他们的学习及成长环境。

图2 明星分析师性别分布饼形图

另外，从图2的明星分析师性别分布比例饼状图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在明星分析师的性别数据中，共有1212个含有有效性别数据的样本。男性的比例依旧大大高于女性，男性明星分析师共有975人，约占80%，而女性明星分析师共有237人，约占20%。与非明星分析师中基本持平。这同时意味着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分析师群体中，女性分析师也并不缺乏竞争力，能否成为优秀的分析师，与性别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二、年龄分析

我们通过新财富杂志公布的明星分析师简历，手工搜集了明星分析师的年龄资料。在明星分析师年龄数据中，共有216个含有有效年龄数据的样本。如图3所示，57%的明星分析师的年龄是在30到40岁之间，其次有接近30%是在40到50岁之间，30岁以下以及50岁以上所占的比例较少。可见，30岁至40岁青壮年分析师是明星分析师的中坚力量。在分析师行业中，长期实战的经验积累对于分析师分析判断的准确性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优秀的分析师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实战淬炼和打磨方能凤凰涅槃，铸成大器。同时，证券分析师行业高强度的工作对从业人员的个人精力和心理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青壮年的从业人士，因其结合强健的身体素质，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丰富的实战经验技术，毫无疑问地成为分析师中的中坚力量。

图3 明星分析师年龄分布饼形图

图4 明星分析师年龄分布直方图

而图4则更加具体地阐释了上述结论，图中显示，明星分析师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30到44岁这个范围，而在35到40岁之间更是达到高峰，该年龄段的分析师很好地结合了知识储备，实战经验，以及人脉关系积累的各项优势。更有可能对纵横多变的形势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而本文将在下面的篇幅重点关注分析师的教育背景，希望从分析师个人的教育背景中，寻求分析师群体的部分共有的特征和及其成长发展的普遍思路，为广大以证券分析师为其职业目标的莘莘学子，带来一定参考和启发。

三、证券分析师的学历统计分析

表1 所有分析师的学历分布 单位：人

注：有效样本3307个

如上表所示，本文收集到了3321个反映证券分析师学历信息的有效样本，从表1可以看出，硕士毕业的分析师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达到73%，其次为博士14%，本科为12%。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分析师，占到了将近100%的比例，其中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占到总体的87%。可见，高智慧、高挑战的证券分析师这一职业，对其从业人员的学历普遍有着较高的要求。

表2 非明星分析师学历分布 单位：人

注：有效样本 2451

从表2看，非明星分析师中，硕士（含硕士）以上学历所占比例最大，达到85.15%%，其中，硕士的比例为74.30%，博士的比例为10.61%，博士后的比例为0.25%。

表3 明星分析师的学历分布 单位：人

注：有效样本856个

从表3看，在明星分析师中，硕士（含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数占94%，高出非明星分析师近10个百分点。其中，硕士的比例为68%，博士的比例为26%，博士后的比例为1.17%。这些被评为明星的分析师，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远远高于非明星分析师，整体而言，明星分析师的学历（学位）水平普遍高于非明星分析师。

四、分析师的毕业院校统计分析

证券分析师这一职业能够吸引如此多高学历的人才加入其中，其具备高薪酬、高挑战的职业特点，是否也更能吸引名校的毕业生呢？

图5 条件明星分析师毕业院校分布图

图6 非明星分析师毕业院校分布图

图7 所有分析师毕业院校分布图

更进一步看，毕业于国内最高水平代表学府的985院校的明星分析师数据如图8所示：

图8 毕业于985院校分析师分布柱状图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星分析师的718个样本中，拥有“985”院校教育背景的分析师达到了467名，占到了将近7成，名校毕业俨然成为了优秀证券分析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而在非明星分析师样本中，拥有“985”教育背景的分析师数量到达618名，对于拥有979个有效样本的总体而言，亦达到了63%的比例，不容小觑。

图9 毕业于经济学排名前五大学的分析师比例图

如图9所示，根据中国大学在线的全国经济学科排名，排在前五的院校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而在所收集的分析师数据中，有517人曾就读于这5所在国内经济学专业排名前五的高校，占有效样本总数超过30%。这些在经管领域有着重要教学和科研实力的大学，每年都为证券分析师行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表4 毕业于top5大学的分析师比例分析表

五、分析师的海外教育背景分析

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开放层次的日益加深，我国的证券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亦不断提高，为有着海外教育背景，对海外金融证券体系有着深刻了解的“海龟”分析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英雄用武之地。分析师中的海归群体亦日益壮大，如下图所示：

图10 明星分析师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比例图

在明星分析师739个有有效数据的样本中，明星分析师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数为77名，所占比例为10.42%。

图11 非明星分析师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比例图

而在非明星分析师979个有效样本中，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数为117人，占总体的比例为11.29%。

图12 分析师拥有海外教育背景比例图

从总体上看，分析师中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数约占有效样本总数的11.29%，而明星和非明星分析师中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比例分别是10.42%和11.95%。可见，明星分析师中海归的比例反而略低于非明星分析师，初步可以说明，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分析师并不一定更容易成为分析师中的明星。但是，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分析师，在分析师群体中的重要分量是容忽视的。相信，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他们将在分析师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六、研究结论及启示

综上，证券分析师是一个以男性为主，集结了大量年富力强高学历，名校生，海外留学人才的职业群体。男性在证券分析师群体中占主体地位，可能主要与证券分析师行业工作加班时间长、工作强度大有关，但随着人们对证券行业了解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行业本身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将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有样本的研究也表明，性别与是否成为明星分析师无必然联系。此外，数所经管类名校是分析师特别是优秀分析师重要的孵化基地，其培养的高学历，精英化的经管学子将成为我国未来证券行业最广大的生力军。而专业化，国际化的道路或许也将成为证券分析师行业发展的下一个方向。我们相信，随着我国金融证券行业的各项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以及这支人才队伍本身的不断壮大，强化。证券分析师行业将有着更持续，更广阔，更和谐的发展平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