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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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传统的评价观的重心在于获得结果。在进行课堂教学评价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做法：确定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制定一套评价用表，由特定的人或群体对某堂课进行打分，然后综合统计，计算出总分，取得一个评价结果，以量化分数定质量。在新的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评价以评价对象的发展为目标，更强调解释评定分数的内涵，寻找和分析评价对象的发展优势及阻碍其发展的问题所在，要求开展多元评价，以质性评价整合量化评定，这就是所谓的发展性评价。但如何进行发展性评价，一直是校长最关心的问题。领到了新的任务而又一时找不到完成任务的方法，的确是使人焦虑的事。尽管如何进行发展性评价，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笔者还是愿意将自己的探索贡献给校长们。笔者认为，在课堂教学评价中应引入现代统计学的一些理念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一、“多值估量法”适用于多元评价

多元评价是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的重要思想，评价者是多元的，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被评价的任课教师本人都可以参与评价。多值估量法是对多元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较好的统计方法。多值估量法是由多位评价者对同一评价对象的各个因素在各个等级上的属于程度进行评判的方法，它可以避免评价者因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给评价带来的误差。已往进行课堂教学评价多采用二值判断，如就学生课堂的情绪状况进行评判，我们设定几个等级——很好、较好、一般、不好，评价者就某一个等级的判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属于（自信度是10），要么不属于（自信度是0）。而事实上，当该评价者认为其属于“很好”的等级时，可能并不认为完全“很好”（感觉不够完美），但又不属于“较好”的等级，所以只有划在“很好”的等级里。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利用二值判断易导致某些判断结果不十分准确。多值估量则有了较好的改进，同样是判定“很好”，却可以表达出属于程度，如从0到10，这样就可以使评价更准确。试举一例，说明使用多值估量法的操作程序。为了计算简便，我们选取两类评价者（实际评价中可能会有多类）。这两类评价者是5位教师和7位专家。他们对某教师的3种因素进行评价。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处理数据。上表是评价时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由上表可知，该评价者认为：“Ⅰ”因素处于较好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10，故评为“较好”；“Ⅱ”因素处于差的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5，其认为比差还要低一点或高一点，故评为“差”；“Ⅲ”因素处于很好等级且自信度分数为9，故评为“很好”。计算时，分这样几步走：1.计算某一个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用自信度矩阵Ci表示，计算的结果是这个人的评价结果。之后，将每一个评价者的评价结果用自信度矩阵表示出来。2.同类评价者的自信度矩阵求和，以获取同类评判者综合的模糊评价矩阵。3.将多类评判者求模糊矩阵，求得各类人员的综合评价结果。这一运算过程可以由计算机统计软件完成，将每个评价者的评判数据输入，编制程序，输入表达式，则可获得结果。

二、“程度分析法”确定影响因素

篇2

一、指导思想

以培养我校学生创新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为重点，丰富我校学生的学习生活，促进我校科技教育的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激发学生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二、活动主题版权所有!

探索与创新

三、活动内容

按照区教体局的文件的要求我校这次科技节活动主要包括四项内容

⒈中学生创造活动

⒉中学生电脑制作活动

⒊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和竞赛活动

⒋开展读书（名著、科普书籍等）活动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月日至月日）

各班要高度重视这次科技节活动，立足本班实际，按照学校团委的统一部署，确保活动落实到实处。要按照“班班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的总体要求，围绕“探索、创新”的活动主题积极参加，扎实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二）组织实施阶段（月至月）

各班要在认真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好暑假期间，做好活动的安排，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扎实开展科技节系列活动。

⒈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和竞赛活动

各班要积极通过板报、宣传栏等活动阵地向全校学生宣传科普知识，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和古今中外科学家的有关知识，了解科技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激发学生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培养学生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学校将于九月份开始进行黑板报比赛，九月主题：古代科技、近代科技；十月主题：现代科技。每月底由学校团委、学生会组织进行评选，并设立奖项：一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二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三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

学校将组织以级部为单位的全校性的科普知识竞赛活动。竞赛内容包括：科学发展史（古代、近代、现代科技）、古今中外科学家的知识和教科书中的知识。

竞赛形式：笔试、闭卷（分高中组、初中组两套试题）

竞赛时间：月中旬

具体安排：每班推选名同学参加由学校组织的知识竞赛，采用百分制，取名同学的总分为指标，按从高到低确立奖次。

一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二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三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

⒉中学生创造活动

主要包括四类：

（）发明创造类：指利用有关科学理论知识做出的新颖独特、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即“小发明”、“小创造”、“小制作”。

（）创意设计类：指因原材料、工艺等限制未能做出发明创造的实物，但根据科学原理和发明创造方法完成的创新设计。

（）科学幻想画类：指着眼于新世纪人类生产、生活因科技的发展可能呈现的巨大变化，通过科学幻想，绘出未来科技、生活的美丽画卷。作品要求：可用油画、国画、水彩画、水粉画、铅笔画、蜡笔画、版画、粘贴画等绘画技巧、风格及使用不同材料表现；作品规格一律为×，横竖均可。

（）科学论文类：指源于科技活动撰写的科学成果论文。如：实验报告、考察报告、观察报告、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等

以上四类活动每班于月日前各上交校团委两件作品，学校届时将组织学校领导、有关老师进行评选，评分标准为分制，一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二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三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

⒊中学生电脑制作活动

主要包括五类：

（）电脑绘画类：运用各种绘画软件完成的绘画作品，包括组画、连环画或是单幅画，单纯的摄影作品不属于此项活动范畴。

（）电脑动画：运用各种动画软件完成的二维、三维电脑动画作品。作品容量应不大于。

（）电子报刊：运用各类文字、动画、图形、图像处理软件，创作的电子报或电子刊物。电子报应该有报名、刊号、出版单位或出版人、出版日期、版面数（至少四个）、导读栏（真实或虚拟的）等刊物所包含的要素。

（）网页：使用语言或网页制作工具编制的阐述某个主题或传递某类信息的作品。大小不超过。

（）程序设计：以各种计算机程序语言编写的具有较为明确的设计思想、贴近中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程序设计或游戏软件。提交的作品中应包括源程序、流程图和帮助。

以上各类作品制作，要求学生独立进行创意、设计并自己制作，指导老师可以给与一定的指导，但不能直接参加制作。并于月日前上传到学校服务器上的科技节电脑制作”文件夹中，并注明班级和作者，每班上交作品二至五件。一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二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三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

⒋开展读书活动版权所有!

学校组织同学们在暑假期间“读名著、颂名诗、看名片、学名人”的活动，强化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科学态度，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能力，完善学生的思维方式，同时开阔学生视野，掌握科学知识。学校将以级部为单位组织“读书笔记”比赛，一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二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三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各班于月日上交校团委二至五篇读书笔记。

（三）成果展评阶段（月份）

各班要认真在全班学生中进行宣传、发动，并按时、按量的完成，学校最后将评选出在整个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级和个人予以奖励，班级团体总分按照以下标准：

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和竞赛活动占

中学生创造活动占

中学生电脑制作活动占

读书活动占

届时学校评选出在整个系列活动中的优胜班级：一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二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三等奖（每级部）奖励班级量化分分。并将优秀作品进行展览及上报教体局参加全区的比赛。

篇3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篇4

拳起手为生存，摊开手为奉献

詹皖本来是个轻易不起急的音乐人，幼年学琴，入学之初即被老师告知“绝对不要提篮子”，手上生茧就不能弹琴了。他深知音乐之路的纤细与艰难，拳起双手，南京求学、上海深造，在钢琴和扬琴上下足了功夫。在南通大学执教时，詹皖曾花8年时间潜心谱写南通生态音乐《崇川古意》；为了不让做学问影响生活质量，实现自己对妻子、女儿的责任，他在课余授琴，上午上7个学生，下午7个学生，靠自己的十个手指，硬是买了大学里第一辆奥迪车，搬进了宽敞的新居。音乐，原本给了詹皖足够的生存智慧与耐心。

但让他起急的也正是音乐。2008年2月6日，詹皖在民间采风时，走进了一个90岁高龄的长者的家，老人曾就读于南通海安西城著名的榕塘小学，一听是有关小学的事来了精神，一口气写下了校歌，一个字没有错。但6个月后老人就过世了，他留给詹皖的最后一句话是：“教育对一个国家来说很重要。”

此前詹皖已经开始研究南通地方音乐文化，2002年时偶然看到张謇作词的校歌，顺藤寻去，七八个月收集了18首。有个电视台的朋友看他做得很辛苦，把他引荐给南通电视台，以“江海雅韵”为题拍摄了电视短片，意在抛砖引玉。此后线索越来越多，2002年到2005年间，南通很多中小学陆陆续续纪念百年校庆，各种纪念的册子出来了，大量的校训、校歌也被发掘出来，詹皖又从中又整理出几十首校歌。在此后看文献、看书、与老人们的交流中，他就有意地收集，这原本是件繁复但趣味颇多的学术工作。

没想到这一次，匆匆一面之后，校歌竟成绝唱！老人的遗言让詹皖痛定思痛，发现南通校歌决不只是词曲铿锵的音乐作品，所有的校歌，都饱含“教育救国”的理想。张謇在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南通师范的校歌中就以点晴之笔写道“民智兮国牢。校有誉兮千龄始朝。”而直到110年后的今天，这种理想仍然让一个个耄耋老人在接近生命终点时挺直了腰板，能唱的敞亮了喉咙，能写的提笔挥毫，仿佛霎时进入了青春永在的初始。

爱国尚智，校歌育人，詹皖的音乐世界里，一扇贯穿百年，直面未来的大门訇然而开。不幸的是，此后的采风过程越来越沉重，常常是走访一个人，过了不久再打电话，人就不在了，“采一个走一个”，情感和文化的哀痛压抑得詹皖足足病了半年。詹皖的老师说这是“阴魂上身了，你拿走了人家的精神你要回报他”。深思良久，詹皖下了决心，“我有回报，他们人是死了，但作品我会全带出南通、带到北京，留传给后人，他们的精神不会死”。

为了实现这个回报，詹皖向学校请了假，停止教学工作专心做课题，同时遣散了70多个跟他学琴的学生，除了在市里采风，他有时间他就到南通各县去跑，有文献他就去翻，为了一首校歌，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从凌晨五点忙到深更半夜。郊县的路不熟，他就全程打车。已过不惑之间的詹皖完全放下了修身齐家的矜持，决心要走遍江海大地，寻觅那些即将逝去的百年遗韵。当他摊开手，从老人们手里接过一份份珍贵的曲谱与歌词时，他觉得自己天生就应当是个行走在田间巷尾的音乐人，发掘着每一段旋律背后动人的故事，让张謇“弦歌育桃李，栋梁振家邦”的教育思想再现于世。两年多时间，他从南通的城市记忆中搜集了69首校歌，编成《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准备进京了。

人与人之间，文化最近

歌曲集齐了用什么形式到北京展出呢？

采风的过程中，詹皖走访了百岁老人吴志仪，她是南通最早期的教育家，詹皖问老人会唱校歌吗，老人指了指自己的嗓子，示意自己发不出来声了，她取来纸笔，写下歌词后还给给詹皖写下了“研究张謇新领域，光大先贤的思想”的条幅；2008年詹皖还走访范曾的妹妹范济时，68岁的老人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曾祖母――中国第一位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范姚女士所写的歌词，并挥毫写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秋何有穷”。看着眼前有形的歌词，詹皖心思一动，很多校歌的歌谱已经找不到了，但用书法直观地表现给大家看，同样传神、同样精彩。当他了解到南通的学校还走出了一批以江上青、刘瑞龙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校歌鼓励了一代英杰，他们的诗词作品是对母校最好的纪念，时值100周年，为什么不把校歌校训、诗词作品一起，用书法的形式在北京展出呢？

这个想法一出，响应者众多。

首先是书法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江苏美术馆馆长孙晓云、南通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袁运甫，原教育部副部长王湛、原全国政协常委张绪武，中国画院副院长范扬等几十位书法家就因着詹皖发给他们的几条短信，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就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詹皖。很多人看着价值百万的书法作品惊叹不已，詹皖却早就给这些字想好了归宿，书法展之后他要在南通建一个文化展览馆，专门陈列这些作品。“我只是要把文化延续，传播开来，这也算是对先贤和免费为展览题字的书法家们的回报。”

如何让展览的内容更加丰富？南通民间文艺家协会终生名誉主席、《秋山红叶――江上青烈士传》的作者，85岁的张自强老先生帮助詹皖拣选文稿、协调沟通、出谋划策；中国南通沈寿艺术馆馆长卜元先生主动为展览的筹备提供方便，还昼夜赶工，为书法展的部分优秀作品制作沈绣样品；校歌要出书，书法作品要装裱，早已疏于教琴的詹皖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詹皖高中时的好友，江苏华瑞国际集团董事长康宜华为整个展览提供所需的一切费用，而后又坐公交乘地铁，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书法展；很多校歌没法唱响，中国音乐家协会原副主席、《长江之歌》作者王世光又为展览亲谱开幕序曲……

展览开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观众在一幅幅作品前流连沉思，还有的观众拿起毛笔，现场书写张謇的教育理想：民智兮国牢。无产阶级革命家刘瑞龙的长女刘延淮女士代表家人来观展，在缅怀父亲的同时，对筹展的各方表示了谢意。一切的一切，都远远超过了詹皖自己的预期，3年的积累，4个月的准备，幸福的泪水成了最好的回报。有人替他感叹大学教授办展览的多艰，他想了很久，说“其实有了共同的理念，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

“为南通就是为中国”

展览开始前，有北京的朋友提醒詹皖，主办方写“南通沈寿艺术馆”太小气了，至少要写“中国南通沈寿艺术馆”，詹皖在更改展板之余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忙了半天，还是为了让南通文化走向全中国。弯弯曲曲的学业、创作、学术、文化之路，最终还是绕着家乡的水土在打转。想明白了，付之一笑，值了，对詹皖而言，“为南通就是为中国”。

詹皖出生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南通市海安角斜，从小受家庭浓郁音乐氛围的熏陶和乡土、乡情、乡音的滋润，音乐随他一路成长。在南通大学任职后，在著述钢琴、扬琴专著的同时，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南通民间音乐上。

2005年，他的学术代表作《南通地方性民间音乐文化资源研究》参加全国首届艺术教育科学论文评选，获教育部颁发的一等奖；他遍访南通民间音乐家，出了两本书《一路音符》，纪录了50年代至今，收集民歌的老音乐家的奋斗的历程。如今他又要出一本书《南通原生态民歌集成》，收录他实地采风而来的千余首民歌，用号子、山歌、小调来记载南通千年的文明历史。冯翼材在为詹皖题写书名时，开玩笑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在忙死人留下的东西，你在忙活人的声音。你这本书出来能得‘山花奖’”。能不能得奖詹皖没想过，但他很喜欢自己写书的方式：一条腿走在田埂上，另一条腿走在寻觅千年遗韵的车轮上。那是“田头阡上天籁音，琼楼玉宇哪得闻”感觉，那是泥土的气息、溪水的淙淙、甚至粪土的芳香、花的甘美都可入乐的自在之境。“听100岁的老人唱山歌，真是终身难忘，她还会告诉你这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歌……”民歌即民声，民声唱民心，如今已经年近半百的詹皖在田间山角，行走得越发自如、轻快。

可惜不久，他曾采访过的102岁的朱漱梅先生，96岁的曹心泽先生、90岁的仲贞子先生和著名的书法家范济女生相继辞世。詹皖知道噩耗，总是在第一时间为逝者送上最美的鲜花，还把范济给他和给朋友们的作品收集起来，印行《范济遗墨》DVD以寄缅怀之情。詹皖感到再缓一步，包括近代校歌在内的南通民间音乐资料就会在历史中湮没。为了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詹皖自费花去30多万元，于2010年兴办杂志《江海雅韵》，随时记录南通音乐界的动态和研究成果。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徐沛东对对此十分赞赏，亲笔为他题写了刊名。

为了让南通文化真正走向全国，他自定了用音乐诠释南通的“五个一工程”：“一山、一水、一人、一书、一曲”。“一山”是江上青烈士歌诗过的南通狼山，“一水”是环绕南通老城区的濠河，詹皖筹次50万航拍了音乐纪录片《狼山》、《梦回濠河》。“一人”是对张謇音乐和教育思想的全面研究，在书法展上亮相的《民智兮国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和即将出版的史料集分别由南通大学党委书记顾晓松及南通大学校长袁银男作序，成为张謇校园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一书”即历时3年，实地采风、校正而来的《南通原生态民歌集成》。“一曲”是詹皖与王世光合作的长达20分钟的管弦乐《江海交响诗》。

篇5

一、以体验教育为中心，推进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化

体验教育是活的教育，实践性强，它引导少年儿童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在社会生活中体验、成长。每一次活动，都让少年儿童从中扮演一个角色，获得一种感受，明白一个道理，养成一种品质，学到一种本领，在活动中体验成功的喜悦，培养乐观、自信、向上的人生态度。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以资源共享、齐抓共管的方式，建立符合少年儿童认知社会的社会角色体验基地，使少年儿童在扮演社会角色、参与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将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劳技教育、职业教育等诸多教育融于体验活动之中，使他们逐步了解社会结构功能及社会运行规则，掌握简单的行业相关知识技能，从而培养现代公民素质，促进少年儿童社会化发展，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趣味性、参与性和实效性。现在，已建立的体验基地有：小小交警体验基地、小消防员体验基地、小小导游体验营基地、真人CS训练营基地、少先队小干部训练营基地等。每次体验教育活动都进行简单的实践操作测试，达标的颁给“达标章”，表现突出的颁发“优秀”证书，使体验教育长期有效地开展下去。

二、以社团实践为先导，树立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更需要典型。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充分挖掘青少年社团的优势，发挥其独特的典型教育效应，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如淳安小记者团成立以来，组织开展了采访DO都少儿体验馆、中国制笔之乡、西博会、奥运冠军、淳安小记者跑两会等200多次重大实践采访活动，与日本客人、韩国客人、08奥运火炬手对话，参与环保、消防、企业经营、科技、艺术等多类体验教育活动。小记者们通过实践，获取许多新的知识，扩大视野，增长才干，热情讴歌了真善美，在广大青少年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三、以主题活动为抓手，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对青少年学生和广大群众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这是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一项基础工作。

几年来，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充分利用假日契机，组织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所参与人数达30万余人次。比如，我们组织开展的“谁让我们骄傲”大型百名中华历史文化名人事迹展、“爱我美丽家乡、绘我和谐淳安”墙画大赛，“爱我家乡”网络征文比赛、“人人参与、共创绿色家园”广场环保活动，枫电杯爱我家乡演讲比赛、书画比赛、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主题队会等，无不渗透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远大人理想。而雏鹰假日广场活动使少先队员更多地走向了社会，促进社会大众经常性地了解、参与少先队和校外教育活动。

通过这些主题活动，使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在学生的心灵深处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淳安县青少年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品牌。

四、以科普实践为主线，对儿童进行科学的世界观教育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它以科学的方法分析了发展的时代环境和具体国情，把这种方法运用到青少年思想教育，就为我们描绘了当代中国青少年成长成才所处的具体环境的世界观图景。

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非常注重青少年科学世界观的教育。我们在中心一楼大厅建立了青少年展览馆，定期开展科普知识、青少年书画、禁毒等图片、音像资料的大型展览活动，开展青少年第二课堂知识讲座，切实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青少年课外知识。同时，定期引进浙江省流动科技馆的百件可动手操作的科技展品，让广大青少年尽情体验科技的魅力。同时，成立淳安县青少年科学院，组建了青少年科学院指导委会员和淳安县首支青少年科技辅导员队伍，定期举办淳安县中小学生科技节。经统计，2007年淳安县首届中小学生科技节自9月份正式启动以来，通过层层组织和发动，共举办了包括科学论文、科学幻想画、发明创作、科技实践活动大赛以及航空航海、车辆模型比赛、科普知识竞赛等16项系列比赛活动，近4万人次参加了校级组织的各类科技活动，近1500人次参加了现场比赛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县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使广大的中青少年受到一次次科学的洗礼，在心灵中播下科学的种子，从小树立起“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五、以公益夏令营为依托，主动关爱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

为贯彻落实杭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生活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推动“薄公英行动”和“双千结对活动”的深入实施，帮助广大外来务工家庭子女丰富暑期生活，体验城市文明，增长社会见识，锻炼实践能力，同时，也引导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学习、生活和成长，共同营造“同在蓝天下，携手共成长”的良好氛围，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坚持每年开展一两期公益夏令营活动，力争为更多的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服务。如2008年，开展了以关爱我县留守儿童为主题的“同游西湖•共享亲情”黄丝带之旅和“同在蓝天下、共度童玩节”活动的免费公益夏令营活动。共有来自全县23个乡镇品学兼优的百名留守儿童参加，这一活动很好地填补了特殊群体青少年精神文明建设的空白。

篇6

一位瑞典教授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国家：“只要瑞典科学院不再参与诺贝尔奖，他就可以摆脱所有的批评，但是这样的话，隅居北欧一个黑暗角落的小小瑞典，将会失去与世界科学事务所保持的独特接触。”

一句“独特”似乎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每年秋季，世界文学界的目光都会投向这个北欧小国，每年任何一个时段热爱和懂音乐的人都对此地趋之若鹜。但国土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950万的瑞典，何以立足世界？何以受世界推崇？

當我们把目光从沃尔沃汽车、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以及宜家家居、H&M等全世界响當當的品牌中跳跃出来，去审视他的文化、外交以及艺术上的成就，或许我们会找到这个以软实力撑起来的国家是如何发挥着比自身实力比例大得多的国际影响力的答案。

平等的典范

“瑞典”一词来自瑞典语“安宁的王国”的意思，国名来自瑞典的起始地区（今瑞典中部），别称“森林王国”。同很多北欧国家相同，瑞典也是“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他更被视为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以及极力追求平等的现代化福利社会。

瑞典的安宁首先来自于他的平等。1991年，瑞典完成了与此相关的第一部法案——《平等机会法》，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在世界范围内，瑞典在反对歧视、确保性别平等方面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国家，并被称为“瑞典模式”。对于瑞典文化中的这种平等主义，以研究跨文化心理著称的美国心理学家特里安第斯将其称作为“平面式个人主义”，也就是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他的平等首先在王室继承上得到体现。瑞典历史学家安德松说：“瑞典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帝王史。”这观点即使在瑞典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国王在瑞典历史上，尤其是在中近代历史中曾起过重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1980年起，瑞典开始实行完全的王位同源继承制，也就是王室的第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将成为瑞典第70位国王，也是瑞典王国历史上的第三位女王。

瑞典人相信，性别平等就是政治，他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反过来又推进了社会平等、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

1994年，具有高度性别平等敏感的瑞典首相帕尔梅提出了一项新的战略——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战略随后在1997年被定为联合国的国际战略。1974年，瑞典政府规定所有公民均享有“父母津贴”，在當时的欧洲各国引起很大关注。1999年1月，瑞典政府又引入新法案，给客定罪（最高刑罚为入狱6个月）。这个基于“是对女性有系统的剥削形式之一”的理念制定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法律，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也正是在这种核心文化的影响下，瑞典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对世界作出了一系列的卓越贡献。一直以来瑞典都是举世公认的在确保男女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1998年，联合国在一次人文调查中把瑞典选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其“参数”主要是在男女平等和穷人富人之间的经济分配两个方面。10年后，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各国性别平等排行榜上，排在最前面的依然是瑞典。这个排行榜的主要依据是4个方面：男女薪酬、教育机会差异、政治代表权差异和包括平均寿命在内的健康差异。世界经济论坛对瑞典的评价是：男女劳动力就业和薪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小。

2009年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盟第八次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圆桌会议上，欧盟委员会负责就业、社会事务和机会平等的委员弗拉迪米尔·什皮德拉表示，“就业市场歧视仍然是欧洲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欧盟在此领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反对歧视不能只是一句空话，而要成为现实。”而至于如何让反对歧视、确保平等成为现实，瑞典政府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的做法，显然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成功模式。

文化输出立身

平等是瑞典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也树立了他平等、谦和的国家形象。而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发和瑞典的文化输出是其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

外人很难想象在寒冷的瑞典，人们对于诺贝尔奖是抱着怎样的激情。每年10月份快到时，甚至计程车司机似乎都会参与到猜测游戏中去。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的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创立，1901年首次颁发。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为全世界不同文化、肤色的人提供了一次交流的机会，这是瑞典人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口，他提供了一个外国人看瑞典的视角。带着高贵血统的诺贝尔奖晚宴非常受关注，这一切都能让外界了解瑞典”。瑞典民众如此评判。

虽然到现在人们对诺贝尔奖的设立和评选标准仍褒贬不一，但瑞典借此连接世界的作用显而易见。

除了诺贝尔奖影响，瑞典文学和音乐的输出也是闻名遐迩。

乌普萨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小有名气的文化城市，瑞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就建于此地。乌普萨拉大学附设众多研究所，其中有享誉世界的地震观测所，乌普萨拉城因此而扬名世界。

瑞典文化生活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小说家兼剧作家斯特林堡、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使瑞典文学充满生机。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世界各大主要语言，对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004年，中国北斗文学奖就把终生成就奖的荣誉授予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以表彰他对當代诗歌的贡献。这是第一次一个外国诗人获此殊荣。

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音乐输出国，从ABBA到Cardigans，从Emilia到Hives，瑞典流行音乐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吸引着无数世界乐迷的目光。以Max Martin（为后街男孩、小甜甜Britney Spears等制作了许多经典的热门单曲）为代表的瑞典制作人、作曲家，对世界流行音乐排行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瑞典的知名乐队，相信稍微了解一些欧洲音乐的人都会挑起大拇指，瑞典的音乐绝对堪称欧洲最佳之一，例如70年代的ABBA，这个瑞典四人组曾经轰动全世界。

在电影方面，虽然瑞典电影还很小众，但是特色分明。瑞典人自己拍片从1898年开始，1917年，斯约史特洛姆拍摄的故事片《赛尔日·维根》开始了瑞典电影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部影片里，确定了后来被称之为“瑞典古典学派”的一些美学原则。这个学派曾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80年代以后，瑞典每年摄制故事片15～20部。瑞典电影学会从1966年起也摄制影片，该学会是电影情报和科研单位，有自己的电影俱乐部，学会所属斯德哥尔摩电影资料馆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资料馆之一。

对文化的重视也在国王身上得到体现。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对环境问题非常关注，是公认的环境问题专家，曾获得过美国环保署奖等奖项。他每年都会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斯德哥尔摩水周，并亲自颁发水奖。国王也很重视和关注瑞典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譬如向公众开放王宫、展出王室收藏和花园等建议都先后得到落实。

卡尔十六世的祖父、68岁才即位的古斯塔夫六世（1950年～1973在位）是一位热情的中国艺术爱好者和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1914年在他推动下，瑞典国家博物馆举行了首次从青铜器时期到19世纪的中国艺术展，其中许多展品出自他的个人收藏。

被称作中国境外最大的中国史前文物收藏地的瑞典东方博物馆，就是在他的收藏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东亚和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收藏的中国文物约8万件，时间跨度从史前直到近代。

中立外交艺术

无可置疑，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想长足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瑞典王国是北欧最大的国家，居欧洲第5位。在17世纪，瑞典长期奉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对外政策，近两个世纪没有任何内外战争，在一个世纪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现代化的福利国家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强国。

“中立”的外交政策正是瑞典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瑞典国家外交的艺术。

而瑞典的外交也经历了多次转变，1630年，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决定介入欧洲的30年战争，以保护新教、扩大斯德哥尔摩在欧洲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近200年间，瑞典曾热衷于欧洲政治并参与了大陆许许多多的争战，直到1809年被俄罗斯打败并割让一块土地（即如今的芬兰）给后者为止。

这也导致瑞典随即发生了宫廷，并采纳了新宪法。新宪法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规定国王与议会分享国家的统治权，不再醉心于征战欧洲大陆，贪图王国的领土扩张。如此一来，瑞典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变得更加谨慎，开始权衡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瑞典最终选择了“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取向。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即退出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军事纷争，成功地避免了欧洲的连绵争战。

瑞典采取“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独特外交和安全战略，并不意味着他不介入世界事务，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恰恰相反，他的中立主义是以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为补充的。与其有限的国家规模和外交资源相比照，冷战期间瑞典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战后瑞典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福利制度之完善，即使當时最成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企及。一时间，“瑞典模式”成为各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纷纷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甚至被经合组织誉为“世界的典范”。这一成就给瑞典政府带来的不仅仅是自信，而且使他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地位，加上他不依附美苏集团任何一方的中立主义外交取向，这一切很自然地将他推向“国际主义”外交路线。

然而，德国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促使瑞典重新审视他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特别是1990年瑞典遭遇50年来最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传统的“瑞典模式”正在走向一个时代的尽头。

瑞典也随之试图通过加入欧共体来缓解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过，此时欧共体正准备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这对瑞典这个最坚定的独立外交维护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与瑞典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不结盟、中立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瑞典加入欧盟实际上是在进行两种交换，即“以自主换取富有，以换取声音”。

创新推动转型路

當然，对中立瑞典的处国艺术，评判不一而足。而瑞典的发展却有“积极”的一面，科技创新是瑞典由“软”变“硬”的重要途径。

瑞典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拥有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在各自所在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科研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居世界首位，并坚持把有限的资源高度集中到几大支柱性产业，而不是遍地开花。

从瑞典全国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来看，瑞典在世界各国中高居榜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3%，比美国高出将近05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后，瑞典进一步加大了科研投入。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2001年，瑞典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度高达4.3%。

瑞典科技创新机制的一大特色是，企业起到了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绝大部分科研创新成果是企业取得的。约20年前，瑞典企业用于研发的经费就已经占到全国科研发展总经费的2/3，时至今日，其比重进一步增大到3/4，如2007年瑞典全国1100亿瑞典克朗的科研总投入中，企业研发投入占到74%；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投入占21%；政府机构，如备事业署、备省市研发资助机构的研发投入占5%。

瑞典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还得益于大学和企业的密切合作，知名学府成为企业科研项目“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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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于音乐中的画家们

很多著名的音乐家，不仅在音乐上有非凡的成就，在绘画上也有着较高的天赋。天才的音乐家勋伯格就是一个天才的画家，他1907年才开始涉猎绘画领域，三年之后，就在慕尼黑、柏林和维也纳举办了“勋伯格画展”，维也纳的博物馆已经收进了七十余件他的画作。他独树一帜的“音色旋律”创作方法，和绘画领域的“点彩派”绘画心契神会。康定斯基对他的绘画才华也赞叹不己，并写出文章对他的作品做了分析。德国歌唱家狄斯考很早就开始接触绘画，他说“音乐的意向可以隐喻地用线条和色彩来再现，有时我真的想表现我所歌唱的事物”，并与于1980年在德国的班贝格，1983年在日本成功的举办了个人画展；法国作曲家古诺髙强的绘画才艺曾让他在选择自己发展道路时左右为难。他获得罗马大奖后被派到罗马去进一步学习音乐的时候，每周都要到西斯廷教堂去做礼拜，他一面玲听弥撒曲，一面观赏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并能把它们临蓽得惟妙惟肖，音乐院院长为此忧心忡忡，他善意地提醒古诺：“天啊!你以为我们给你奖学金是要你来学绘画的吗?”；圣桑的心智包罗万象，音乐上的早慧让他享有"莫扎特第二”的美名，而在音乐之外，他精通几国语言，对美术、数学、天文学、考古学、哲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都有浓厚的兴趣，皇室曾根据他的请求为他拨數购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用于观察星空，他写过不少的科学论文或研宄文章。在美术方面，他著文《论古罗马剧院的装潢装饰》，讨论庞贝城的壁画。17岁就写了著名的《仲夏夜之梦序曲》的门德尔松在他周游世界的时候，总忘不了随身携带的画本，他不仅用音符刻画了优美的名胜风光，也用画笔勾勒所见所想。瓦格纳虽然和门德尔松友谊不佳，但在听过门德尔松的《赫布里底岛序曲》之后，也忍不住由衷的称赞他是“第一流的风景画家”；除此而外，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肖邦在绘画上所表现出的才能也不容小觑 音乐家与美术家们所结成的深情厚谊，也使得他们在彼此的交流、欣赏中互为影响并推动着音乐与视觉艺术创作的共同发展。如在古典音乐的创始人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生涯中，许多美术家和诗人都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好友，交往密切，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则是画家毕加索。毕加索曾为他的而芭蕾舞剧《炫技》、《普尔欣奈拉》设计了舞台的布景、道具、服装和海报，毕加索由于经常改变风格而在美术界成为最著名的人物，而音乐界的斯特拉文斯基与毕加索恰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也并不愿意重复自己的风格，不满足于刚刚创立的辉煌，当人们刚刚熟悉了他的某一风格、或者刚学会对他的某一音乐特征加以模仿时，却又困窘地发现这种风格的创始人己经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正如《春之祭》引起的骚乱余波还未平息，斯特拉文斯基又己经开始了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探索了。正是对美的共同追求使他们心意相通走到了一起。

三、美术流派影响下的音乐

音乐中一些流派的形成无疑也受到过视觉艺术流派的影响。如以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为代表的印象主义音乐就是在印象主义画派和象征主义诗歌影响下形成的。印象主义艺术首先是在视觉艺术方面兴起的，19世纪末，以马奈、莫奈、和雷诺阿为代表一些年轻艺术家们，他们希望打破学院派的严谨和保守，反对单一的在宗教和神话故事中汲取题材，主张走到大自然中去，把注意力放在自然光色的变化效果上，尽量避开写实体裁，以光和色彩为视角，去捕捉一个个瞬间飞逝的印象，用精细的笔触，模糊的构图，借助光、色的变幻来表现渲染闪烁的气氛与色彩、倏忽朦胧的自我感觉和印象。1874年，这帮年轻人在法国举办了一次叛经离道的画展，莫奈风景画《日出.印象》的出现，在当时更是受到众多的非议和攻击，从而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们被贬为“印象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些年轻艺术家们的“离经叛道”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力求在音乐上突破传统的德彪西、拉威尔等作曲家。开创了一种注重和声的倏忽变幻，音响色彩的细腻斑斓，模糊的曲式轮廓，细致入微的听觉感受，突出精致、纤巧的风格，从此确立了印象主义音乐流派，对后来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音乐的主要流派一表现主义最初也是受到视觉艺术思潮的影响，1911年，画家康定斯基、马尔克、玛克等人在德国创办了《青骑士》杂志，刮起了一股表现主义运动的风潮，发表了多篇有关视觉艺术的表现主义言论。以勋伯格和他的两个学生贝尔格、威伯恩为代表人物的表现主义音乐，无疑是受了视觉艺术中表现主义画风的影响。他们在艺术上的观点也是相同的，都认为表现主义应该表现的是人们内心，而不是对外界的印象的形象描绘，强调的不是客观物体的外貌，而是人们内心和灵魂深处的感觉和情绪。表现主义音乐与18世纪的理性、均衡与和谐，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注重自我世界，关注和听众通过音乐进行情感上的交汇的音乐描述完全不同。对此勋伯格就曾说过：“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他自己……我们的心灵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如同常用变形和扭曲手法描写真实的表现主义画家一样，他们用怪诞、奇异的音响去表现压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绝望、压抑、恐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目睹到种种黑暗、腐败现象，感到强烈不满，却又无力改变，从而陷入迷茫、无助的境地。所以惊悚、死亡等等是表现主义常常关注的题材，充满了精神上的荒诞。伯恩斯坦曾在评论勋伯格的代表作品《月迷彼埃罗》说：“这些歌永远使我感动，但也使我有点恶心。连唱带讲，还加上。在这些歌曲的有些地方，我真想跑去打开窗子，呼吸一下健康而清洁的空气。但这也就是它的成功之处。”另一位评论家却说：“如果这是音乐，求求上帝，别让我下次再听它了。”下面的两幅作品中，僵硬平直线条、变形的构图、大片涂抹的色块，似一声声尖利的喊叫刺透我们的耳膜，充满了绝望、惊恐，形象的表明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内在联系。和音乐家爱画、作画相映成趣的，另一边就是画家爱乐、作曲了。在美术史上，出现过许多用绘画表现音乐的大师和杰作，如：美国早期画家华尔特狄斯纳，他曾根据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创作了三幅画作；被誉为19世纪最优秀的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所创作的名画《墓地上空》表现的也是是贝多芬的名作《英雄交响曲》中的“葬礼进行曲”。据他的一位女学生回忆说：“当列维坦创作这副作品时，坚持要我为他弹奏贝多芬的曲子”，可见，正是贝多芬的音乐唤起了画家的创作灵感。美国绘画史上第一位纯抽象派大画家斯图尔特?戴维斯(1894—1964)的创作是与他对爵士乐的热爱分不开的，他认为，画家可以从现代爵士乐中发现一种新的绘画观念，他就是利用夸张变形的色块、色调、线条、等绘画语汇，运用抽象化主观化的写意传神手段进行着一幅幅只可以眼观的“乐曲”创作。当观众们走过他1932年为纽约一座新落成的音乐厅所绘制的大型壁画前都不禁感叹这是一幅‘‘可以用眼睛来欣赏的变化莫测妙不可言的音乐作品”。另一位出生于美国近代著名绘画大师惠斯勒(1834-1903),—生都试图把绘画艺术与音乐艺术巧妙地结合为一体，并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努力，有着突出的成就，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音乐画家”。他采用音乐术语为他的画命名，如把《白衣少女》称之为《白色交响曲》、《母亲的肖像》称之为《灰色与黑色的交响曲》、《茫茫之夜》则称之为《夜曲》。另外他还用和声、变奏曲、旋律、音调、幻想曲等音乐名词来命名他的画作。这样的画家还有很多，如马蒂斯从小酷爱小提琴，他常一天练六个小时的琴，因此在他的绘画出现了很多关于音乐的主题《钢琴课》、《音乐》、《内景和小提琴》、《爵士乐》等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俄罗斯抒情抽象绘画的大师康定斯基在绘画中表现出的独创性更是值得一提的，从小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钢琴弹的特别好，作品《送葬队伍》，基本上是从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得到暗示的，还有《相互的和音》、《赋格》、《带伴奏的中心》、《有规律的飞翔》等等与音乐有关的作品，都无不体现出康定斯基在用绘画表达音乐、抒发自己的情感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篇8

【正文】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够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并且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条件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还需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元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比起步较晚，加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大有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社会学的趋势。本文对元科学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1）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2）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科学哲学的这种局限性，从而促进其深入发展，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3）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尽管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人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下面的一门二级学科。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主要探索下列问题：（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2）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因此，科学哲学要比科学本身的实践站得更高：科学从事的是对事实进行解释，而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p.2）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洛西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将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作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

约翰·洛西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似乎科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或方法论规则，而科学哲学可以站在科学之上，运用超历史的元科学概念，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二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他们将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从而将逻辑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考虑则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纯粹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科学，完全忽视了社会学的因素，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

应当肯定，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关于科学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对若干元科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等等，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研究，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由于他们对于分析、还原和逻辑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使得科学哲学几乎成了一门与科学研究相类似的相当严格和精密的学科。他们发起的“科学的哲学”运动尽管后来遭到失败，但的确曾经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此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是对于推进哲学还是科学研究来说，也许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颇性；首先，虽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本身却应当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它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若是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和认识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严重地忽视了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往往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公共）性的事业，其中个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目标和规范的强烈影响；还有任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不能脱离社会对技术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将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当说，托马斯·库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库恩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学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既是科学哲学又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科学的动态过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分析传递和加强这个体系的体制。知道科学家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了解他们将承担些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特殊条件下又将选择什么理论。”（［2］，p.286）由此可见，尽管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库恩对于纠正传统的科学哲学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沟通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的联系，开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

自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后，科学哲学逐渐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者们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即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

然而，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一种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逻辑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者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于是，科学哲学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本来，如果真正从这社会历史的观点看，科学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先进的物质手段从事科学；其次，人们可利用的知识和信息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长；还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用纯粹逻辑的观点来解决，科学进步问题却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要么坚持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进步标准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性；要么接受库恩的观点即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进一步开拓视野，积极吸取其他元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社会学的新视野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哲学主要地将科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往往使用认识论的范畴（如“理论”、“因果性”、“实验”、“假说”等等），对科学侧重于进行方法论或认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然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在本质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于是，科学社会学往往使用社会学的范畴（如“体制”、“规范”、“分层”、“权威”等等），对科学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元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与其他社会体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样，科学也是一种社会体制。“科学可以被朴素地表达成由许多科学家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观察自然界，互相讨论他们的发现并且把结果记录在档案中”，“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许多公共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里的科系、学术社团及科学杂志，它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象科学教育，发表科学论文，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展开辩论，或者对于著名的发现授予正式的奖赏。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们注意到了公共性影响，如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传统及研究纲领。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员或知名科学权威，并且受到公共行为规范的制约，如‘普遍性’或‘无私利性’等。”（［3］，p.13）科学社会学（至少是“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将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看作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强调“如果不去探求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彼此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那么就无法理解科学理论的地位，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当初是怎样被设想出来的。”（［3］，p.13）这就是所谓“内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和出发点。概括地讲，“内部的”科学社会学，按照齐曼的观点，是以科学发现为背景，研究的是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显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纲领大大拓展了元科学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触及到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纲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学哲学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难能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历史案例中去寻找科学发展的逻辑。相比之下，科学社会学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切切实实地推进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科学哲学中提到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等概念，在科学社会学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智力抽象，而转变成为切实的研究对象。至于科学哲学中非常突出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问题，科学社会学则用社会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述。约翰·齐曼甚至提出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观点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方法’；它也说明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3］，p.159）他指出，“代替强调科学的认识方面的哲学透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3］，p.149）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对科学内部作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至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其次，开辟了许多关于元科学的新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例如，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关于无形学院的研究，关于科学交流体系的研究，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关于科学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关于科学中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关于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角色研究和关于科学评价的体制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理解科学内部实际的社会运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探讨，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等等。科学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相反，它更强调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植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和其他体制一样，和法律、宗教、政治权力等等联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元科学研究来说，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元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史、甚至“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学本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在改变着科学。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使科学自身内部的活动方式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这种力量正在向着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核心渗透：而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3］，p.11）也就是说，如果切断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即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单纯地研究科学本身，则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只是从“内部”研究科学，其视野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学术活动，而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的确，科学是一种条理化的知识体系；它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们做出的发现。然而，它更是一种与整个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它是一种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开辟了元科学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更广阔的道路。由于对科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忽视，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它们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离科学作为社会体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距离。相比之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更着重于关注科学的社会现实：究竟科学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技术影响社会的？社会又是如何实际地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现状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科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负面影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它所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着重运作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科学哲学

很明显，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同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的科学哲学两者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便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两者之间的互相竞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而且应当取代科学哲学，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项“强纲领”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5］，p.3）这无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为内容的科学哲学应当终结，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应当让位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见解不仅是相当偏颇的，而且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侧面，它根本无法代替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正面的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维·布卢尔在他的《知识和社会建构》一书中对“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阐述。布卢尔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5］，p.5）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①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原因的，即关注那些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原因，它们与社会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识社会学公平同等地对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得到解释；③知识社会学的解释风格是对称的。例如，用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正确的信念和不正确的信念；④知识社会学是反身性的，从原则上说，它的解释模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否则社会学将是对它自己的理论的反驳。布卢尔将原因、公平、对称和反身性这四条原则称之为是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定义。（［5］，p.7）由此可见，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它甚至根本不关心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将所有科学知识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为“结果”；它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科学知识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面，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不能说没有新意，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角度仅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科学知识，而且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一，正如约翰·齐曼所批评指出的，“固执的社会学家可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社会利益的影响和其它科学以外的考虑”，从而“鼓励从在科学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等认识因素，而事实上这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的认识，社会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学知识也无从产生。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性。劳丹认为，“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解释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的某种信念X与Y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社会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意义的话）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6］，p.217）但是，在劳丹看来，尽管作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其解释还是“过于粗糙，远远达不到起码的确切性要求。”（［6］，p.218）除了象劳丹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以外，还有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对知识社会学最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曼海姆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景表示怀疑。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纯科学的因素。”（［6］，p.220）而曼海姆则断定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6］，p.220）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困难及其局限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二，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但是，我们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学知识社会学也许比较适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经验性很强的科学知识，但很难研究近现代那些理论性或逻辑性较强的科学知识。因为前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近，或许同社会条件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远并且已经高度数学化。更进一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内工作”，才有“广阔的天地。”（［6］，p.222）当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限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他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显然，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科学哲学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对科学知识作比“自然现象”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们将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问题搁置一边的结果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文学知识、道德知识、宗教知识或别的什么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知识的特点。这样一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在否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实质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因为既然科学知识同其它别的文化知识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进一步为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敞开大门。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学观点。确切地讲，他们认为，默顿学派的局限与不足就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学观点的支配下，为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内容的研究作出贡献；并且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些新的哲学观点。（［7］，p.228）而这些所谓的新的哲学观点最主要的倾向之一，那就是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正如布卢尔所明确承认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依赖于一种相对主义。它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早先提出的对称性和反身性两条原则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们得到如何评价）都将以同样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释。”（［5］，p.158）反之，若要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来论证哲学观点，那么势必强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其真实的含义只不过是“主体间性”，即“许多人的意见一致”。这就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次，正如齐曼指出的，“知识社会学原则的严格应用看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仅仅是在理智领域中许多相互竞争的世界图像当中的一种，而且它并不优越于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赞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统方案，例如，赞德人的著名的巫术信念。”（［4］，pp.119—120）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如果说费耶阿本德从科学史的个别案例研究中得出认识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的话，那么，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试图以更一般的经验研究来强化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可是，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哲学的终结同样也意味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

【参考文献】

〔1〕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刘＠①jùn＠①jùn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JohnZiman,ReliableKnowle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