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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小说中语言的直观是指作者在表达内容时并没有进行隐晦的设计和复杂的表述,而是尽可能通过语言来真实再现当时的场景和主人公的活动。当作者读到这些文字时,能够第一时间在脑海中浮现出作者所要表达的场景,并且自己就化身为小说中的文字,亲自去经历小说中的坎坷,亲自去感受小说中的情感。直观化的语言给了读者更多体验的空间,也给了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如在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桑提亚哥回忆从前和一位黑人掰手腕掰了一宿的情景时写道:“整整一天一夜,他们把手肘放在桌子上一条由粉笔画成的线上双手紧紧相握胳膊被拉直向上……他和黑人的指甲缝里渗出血来却仍然直勾勾地盯着对方的眼睛以至于忽略了屋子进进出出来观战的赌徒。”整个句子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一句标点符号,当读者一口气地读完这些文字时,其中的紧张、刺激甚至疲惫都能感同身受,直观化的语言省掉了作者描写比赛气氛、选手心理等文字,而更加突出了读者的思考与体验。直观化的语言并非一定要使用长句子,如《老人与海》中描写老人捕到的大马林鱼拖着自己和小船游了一天一夜时写道:“他一次又一次想把它拉回来,但每次都失败,也许这一次能成功,拉呀,手不听使唤了,勉强站稳后,继续坚持。腿啊,为了我继续坚持下去吧,头啊,为了我继续坚持下去吧,你从没晕倒过,这一次我一定要把鱼抓过来。”简短精炼的句子真实地再现了老人与大鱼搏斗一昼夜后,筋疲力尽却坚忍不拔的情境。读者读完这段文字后无不激动得手心出汗,因为直观化的语言使读者如同和老人一样,经历了一昼夜的战斗。再如上文提到的《白象似的群山》在描写姑娘为了让男青年不要再说的时候竟然接连用了7个“求求你”,姑娘的忐忑和厌烦跃然纸上,比任何修饰都起作用。海明威通过直观化的语言,将复杂的心理变化处理得清晰、细致,在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的同时,也为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添了浓重的一笔。
口语化的语言艺术
毫无疑问,从语言的发展角度来看,先有口语,然后才出现了书面语,后经过发展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系统。虽然书面语在行文上更加规范、规律,但正是由于其统一性和规范性,使得读者在读了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思想的僵化,失去兴趣。而口语由于更加贴近人们思维表达的方式,所以更能刺激大脑中的语言细胞,使人更易兴奋。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看一本学术著作比看电视更容易疲倦和困乏的现象。海明威的小说对美国口语进行了加工,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语言艺术。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类似一个学问家的长篇大论、旁征博引,而是以清新、简洁、具有人物性格特点的口语来完成对故事的真实再现。这一则因为海明威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口语化的语言更贴近人物的真实生活;二则在海明威眼中,清晰、直接的口语比繁琐冗长的书面语更能贴近人们的思想。所以,在海明威的小说中我们一方面能够看到如上文所述的通过单词“and”所连接的长句,另一方面便是不受拘束地使用一些人们口语中常用的粗话。如在他的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中,当妻子回来后,麦康伯问妻子去哪里了,妻子欺骗他说去外面透透气时,麦康伯脱口而出“你干的好事,真该死”。一句简单的口语将男主人公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读者在体会到男主人公的愤怒和暴躁之后能够发出会心的一笑,写得太贴近生活了,太亲切了。这就是口语的魅力。在表现人们说话的感情力量时,口语的优势是书面语无法企及的。类似这种口语化的表达在海明威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本文在此不再一一举例。
可视化的语言艺术
正如前文所述,海明威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艺术家,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如同哲学家一样对生活的深刻思考,也看不到如同艺术家一样对生活的抽象表达,而是看到关于对生活最准确的表达和对事情最精细的刻画。正因为如此,海明威的小说才被人们推崇为是可视化的语言艺术。无可争议,小说是一种文学艺术,通过小说,作者向读者传达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但对于如何传达这种思考和感悟,不同的文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尼采对生活入木三分的深刻剖析,也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对生活天马行空的描绘。但这些作品在带给读者启迪和教育的同时,也限制了读者的思考和感悟。而海明威的小说却淡化了对读者的教育和指导,将他所要表达的思考和感悟化作一幅幅可视化的场景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在读完之后自己去感悟,去体会,去思考。人们对情感的获得是通过感官对外部事物的感知,并经过思考而获得的。虽然有些经验和感觉可以通过别人的直接传递来获得,但其效果就弱很多。所以人们常说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一尝。海明威的小说最大限度地对客观事物进行了描绘,而且语言精准,从而给读者真实、强烈的视觉冲击,以至于很多经典的片段都无法用电影手段完整、真实地再现到荧屏上。如在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上》中,一棵含羞树的树荫里面有一个男人正躺在一张帆布床上,他抬头投过树荫向阳光照耀的平原望去,看到了三只大鸟慵懒地蜷伏着,转过来看到另外一些鸟在天空中展翅翱翔,急速掠过时投下了疾速异动的影子。这样一段文字即使单独地拿出来看也是一幅宁静的田园画面。而放在整个小说中,读者可以更加连贯地在脑海中闪过故事的画面。至于其中的感觉,海明威从来不会告诉读者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而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就像一个高超的烹饪大师,他不需要夸耀自己所做菜肴的优点,而只需要用心做好,将菜端到消费者的面前。再如,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雨中的猫》中写道:“由青铜器铸成的纪念碑,在雨中闪闪发光。天空下着雨。雨水打在棕榈树上滴了下来。石子铺的路面上积聚着一滩滩的积水。夹杂着雨水的海水汹涌地冲了过来,又顺着海滩滑了回去,稍过一会儿便再一次滚滚而来。”这段描写中的纪念碑、棕榈树、积水和雨水、海水动静结合组成了鲜明、丰富的景物色彩。而这段描写也从此被封为小说中经典的描写雨中海滨的文字之一。这些看似简单的描写实际上是作者高超语言驾驭能力的体现,海滨的雨景我们随处可见,但能形成文字并让人读过之后如同身临其境的并不多,能让人回味无穷的更是只有海明威级别的语言大师才能完成的壮举。
含蓄的语言艺术
孔乙己》从发表日到今天,快一个世纪了,她仍然没有被我国的读者所遗忘,一次次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足以说明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仅仅通过鲁镇咸亨酒店的日常场景的一角,就展现了孔乙己悲惨一生和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笔者认为《孔乙己》之所以博得鲁迅本人和后来读者的热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一个叙事艺术特点——言简义丰。仅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高度浓缩的简洁语言就包容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含量。
一、“画眼睛”法刻画人物形象
他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就是要传神,以形传神达到形神兼备。“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鲁迅笔下的许多经典人物就是通过这种“画眼睛的方法”完成的。《孔乙己》故事的展开是以“我”小伙计的视角完成的,对文中出现的人物语言、情态描摹的极其简练,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文中对孔乙己的直接描写有:“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文学艺术论文,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3】“身材很高大”说明孔乙己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青白脸色”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艰辛的风吹日晒的劳动。“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的长指甲又一次说明他没有干比较粗笨的体力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一方面说明孔乙己没有参加直接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孔乙己为了表现自己与短衣帮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自诩为穿长衫的读书人,这可以看出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点。作者紧紧抓住孔乙己身上最明显的身份特征和真实心理意图来表现出一个不从事粗活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好要面子。“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后文出现的“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相对应,前面的事例在暗示着他后者的行为,这个细节的相互对比表现含蓄,但蕴含着作者谨慎的写作态度,他们都是在指向孔乙己仅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清高的读书人身份去偷窃的。这就更加揭示出没有进学的读书人孔乙己的落魄,自认为读书人身份的清高的心理满足和实际的边缘尴尬地位的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人害和摧残有多么的巨大。
但身心备受摧残的孔乙己并没有变的人性冷漠,相反在自己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是慈祥的,当孩子们赶热闹围住孔乙己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4】弯腰下去一个简单的弯腰动作蕴含了孔乙己作为长者面对小孩的怜爱和慈祥。虽然孔乙己自诩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但面对天真的小孩子并没有蛮恨的态度而以亲切、慈爱的老人面目出现,这就看出孔乙己不完全是一个迂腐、清高的读书人,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他同样也渴望与人平等、友善的交流。当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里的孔乙己分明就是一个体贴、爱护晚辈的慈祥老人形象,他也并非单纯地卖弄自己的学问,他也同时善良地想到“我”光明的未来,教给对“我”以后有帮助的一点点知识。他并没有看轻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店伙计。单单从这几句异常简洁的话中就可以窥见最简单的人物性格和情态。可见孔乙己本性是善良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的人物,我们从表现中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侵害了多少像孔乙己这样本性善良的人,当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体会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和喜悦时,喜悦的背后却有着更多像孔乙己这样潦倒、破落失意者。孔乙己的命运可悲、可叹!
文中出现的短衣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孔乙己和短衣帮一样是站着喝酒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孔乙己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读书人”文学艺术论文,本质上也是没有任何优越地位的人。短衣帮是做工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孔乙己是平等的,都是底层人物。但在小说中,高明的作者正是通过短衣帮与孔乙己的对话和较量烘托出双方的性格特征和内涵。短衣帮是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5】其中“有的叫道”一般平等的人们在谈话时心平气和的,不会用“叫”这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词,其一是蕴含着众人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其二这个词表明叫的人是和孔乙己不是统一战线的人。“故意的高声嚷道”“故意”二字表明了众人的别有用心,“高声嚷道”潜藏着众人有意调侃孔乙己,以此引来笑料。从几个简短却处处有意为难孔乙己的问话中,短衣帮们是把孔乙己排除在他们社会阶层之外的,他们是没有因为孔乙己未进学而穷困潦倒而同情他,反而用看似平和实则恶毒的话嘲讽他,他们?钥滓壹菏抢淠的,仅仅把它当做酒后休息的谈资和α隙已,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同情和理解他,没有一个人能用劝说的温暖来安慰孔乙己迂腐却脆弱、敏感的心灵。这固然和孔乙己本身好喝懒做,偶尔的偷窃不良行为有关系,但文中的所有人对孔乙己都是嘲讽的,这里突出的表现了孔乙己所κ贝的底层民众对孔乙己这样的人是冷漠的,虽然作者的笔调始终是缓慢而平和的,没有激烈的争吵,辱骂,但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Γ从日常最平常的说话中窥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作者仅仅ü几个对话场景,在如此简练的语言中,就蕴含了如此丰厚的认识价值和感情,这是相当高超的叙事艺术?
文中的掌柜是精明的商人,作者对他的着墨并不多。“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6】掌柜和短衣帮的嘲笑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引人发笑文学艺术论文,为了调节自己酒店的活泼热闹气氛而故意调侃孔乙己,这就让人更感人情冷漠和阴毒。掌柜对孔乙己的念念不忘也仅仅是“十九个钱”。当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时,掌柜一见面,没有对孔乙己惨状发出任何同情注意,而是急着追回那“十九个钱”,或者说掌柜即使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早知道孔乙己是被打断腿了的。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仍然同平常一样,掌柜急着要自己应该得的欠款,还有合理的地方,但面对只能用手走着来酒店的弱小者孔乙己,掌柜没有一丝的同情和不忍,仍然有意揭发孔乙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愉悦自己和麻木的众人,这就是掌柜对孔乙己的极度冷漠。这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掌柜的精神世界:冷漠、势利,精明。这也是构成孔乙己所处时代的世态炎凉的一部分。
作者能用如此简练语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是因为抓住了人物最典型的特征,用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且符合人物逻辑的语言来表现他们。
二、以笑写悲的氛围渲染
小说篇幅短小,不足三千字,“笑”字出现了12次。笑字是一个表情动词,形容人内心愉悦,但因为人类有其复杂的社会性,这个简单的表情动词并非只具有她本来的含义,如小说中出现的“哄笑”“取笑”,众人以揭穿孔乙己的伤疤而故意侮辱,取笑他,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这是极其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但作者正是通过“笑”,通过众人笑孔乙己的画面揭发孔乙己的迂腐和众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从笑中总结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从笑中阐发众人对弱者的冷漠和麻木,从笑中窥视中国旧时代社会的世情和人情的冷漠。“笑”是小说的整体气氛,我们读者也会被文章一开始的快活气氛所感染,“我”一个百无聊赖的酒店小伙计,就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7】 就因为众人故意揭孔乙己的缺点、伤疤而引起孔乙己紧张焦虑、可笑无力的辩驳而引人发笑的场面,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孤立无援的文学艺术论文,可怜的窘迫和众人的哄笑、欺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文中出现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做工的短衣帮在辛苦的体力劳动后,在热热地喝了酒休息中,需要一个供人玩笑的东西,来慰藉疲惫的精神,通过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在看似快活、轻松、愉快的空气中,孔乙己没有笑,“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紧张着,争辩着,“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凄惨着。孔乙己在快活的空气中是焦虑的,不安的。作者就通过孔乙己的几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就揭示了孔乙己可怜的处境和众人不顾孔乙己感受肆意凌辱他的残忍和冷漠。“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一句叙事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话,饱含作者浓浓的同情,一句话揭穿了孔乙己对于众人的作用,仅仅是众人调笑的精神工具而已。这句话相当的简洁,但背后蕴含的意义相当的丰富,用文章下来的故事发展来证明着这个真实的存在。即使面对折了腿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惨状,所有人向往常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最后孔乙己“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众人一直鉴赏着孔乙己的悲惨和弱小,不管孔乙己处境多么艰难,众人对他是从始至终的麻木和冷漠。孔乙己从“笑”中出场,也从“笑”中离开。作者就是通过“笑”来反衬孔乙己的悲,这样更加强烈地揭发了小说的悲剧主题,通过十二个“笑”简洁地勾勒了孔乙己的“惨”和众人的“快活”,从笑和惨的巨大反差中烘托作品的悲痛、沉郁的沧桑感。“《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8】正是此小说的主题,这深深地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主题的阐发也正是通过作者异常丰富的言简义丰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三、四个画面链接的叙事结构
《孔乙己》有13个自然段,文章的叙事结构异常简短,分别选取了孔乙己被嘲笑,孔乙己教伙计“茴”字,孔乙己给孩子散吃茴香豆,孔乙己折退后来酒店喝酒四个画面,作者就是通过这四个轻描淡写的画面,却刻画了有鲜明特征而真实的人物,也表达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以最少的事例刻画了孔乙己读书未中举的悲惨一生和可悲可叹的悲剧性格?
文中前三个自然段叙述了咸亨酒店的经营情况和“我”的经历文学艺术论文,为叙述孔乙己做好了背景铺垫。接下来叙述了孔乙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孔乙己一道酒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在这个世界里是被排挤的,没有真正溶入短衣帮的世界。短衣帮们故意戏谑着他的伤疤和痛苦。我们都知道文中的“我”小伙计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正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展开,但“我”是一个学识不高,地位低下的人,他的叙述却有条有理,有着强烈地读者意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强的作者意识的,虽然本质上所有的小说的人物都是作家的一手创造。“我”选取的事例无疑是最能表现孔乙己性格和命运的。不但如此,甚至“我”的叙述顺序安排也异常的精巧,有着明显的精心安排痕迹。在孔乙己被嘲笑的画面中,前部分(第四段)写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偷窃行为,在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中是众人质疑孔乙己的读书能力,中间却插入一段孔乙己的背景描述,这是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设置的,一般读者在读到孔乙己被嘲笑的场面时,会产生好奇心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要偷书而不承认偷,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大的场景中插入这一段,正好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而且这样安排也不会有突兀的不适感觉。不仅如此,也为读者能容易理解下文中众人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精编,《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82页
【2】《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杂文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第173页
【3】【4】【5】【6】【7】鲁迅小说全编,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3页,第14页,第15页
“动作片又称为惊险动作片,是以强烈紧张的惊险动作和视听张力为核心的好莱坞影片类型。”[1]作为类型片的一种,动作片通常都具备有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的高效动能、一系列外在的惊险动作和事件,常常涉及追逐、营救、战斗、毁灭性灾难,比如大自然带来的洪水、大火等灾害。其一系列核心动作段落的设置,如搏斗、逃亡、激烈的动作,惊人的节奏速度和历险的英雄等,都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此,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也往往被设置成视觉观看的对象。当然,从纯粹花瓶式的存在到“男性化”角色的设置,再到近年来隐约显现的女性主义意识,动作片中的女性也有着丰富而多变的角色内涵。
一
在早期经典“历险”动作片(20世纪20至50年代)中,女性大多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和相互争夺的战利品,她们的存在更多地是为了突出男性地位的高尚、体现他们拥有浪漫情怀的见证。如《人猿泰山》中的女主角简,虽然有女主角的身份,但她从头至尾都只是扮演着被坏人抓住等待英雄来搭救因而凸显英雄超凡能力的有力证明。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文学艺术论文,表现英雄主义、美国梦等好莱坞主流意识形态的动作片逐渐增多并形成主流,其代表就是持续到今天还在继续拍摄的赫赫有名的“007詹姆斯?邦德系列”。这个时期的好莱坞动作片中,主角永远被设置成一个白人男性,他足智多谋、沉着冷静、身手敏捷、勇往直前、帅气风流并且有着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他代表了西方世界“白人至上”和男权主义,而第三世界和非主流种族以及女性永远都只能成为陪衬。因此,女性在此类动作片中一般都是花瓶,最典型的就是“007詹姆斯?邦德系列”。最早第一部是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其中乌苏拉?安德丝饰演Honey Rider饰演了第一代邦女郎,在电影后半段以当时认为性感尺度的泳装现身,从此奠定了邦德女郎性感花瓶的地位论文格式模板。詹姆斯?邦德是永远的詹姆斯?邦德,而邦女郎却是走马观花地不断变化着,其中包括雪莉?伊顿、霍纳尔?布莱克曼、戴安娜?瑞格、郎伊莎贝拉?斯科露波、苏菲?玛索、哈里?贝瑞,甚至包括中国的杨紫琼。“邦女郎”的变化,既能用固定的詹姆斯?邦德的魅力来满足观众对类型电影的模式需求,也能用不断变化的新鲜女性面孔来满足观众对创新元素的需求。
劳拉?穆尔维曾经分析过好莱坞电影中的三种“窥视”模式,按照她的观点,女性在好莱坞电影中或者被影片中的男性窥视、或者被站在摄影机位置的观众为了满足其“窥癖”而窥视、或者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而被窥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动作片中,尤其严重。所以,此时期好莱坞动作片中的女性,总是以“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出现,而且性情柔弱,完全符合男性的传统审美观。
二
当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不管是影视制作者、影视评论者还是观众,都慢慢注意到这种“花瓶式”女星的局限性,开始对动作片中的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渐渐发现,邦女郎开始有头脑、有肌肉了。风情万种兼阴险冷酷的苏菲?玛索出现在银幕上,成为公认的“最成功的邦德女郎”,这从某种意义上给传统的007时代划上了句号。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杨紫琼,这位用枪和肌肉说话的女性出现在007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这些文学艺术论文,也只是个开始。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明星朝着武打女星的方向奋斗,除了要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如男性一般勇猛的凶狠打斗也成了众多女星的追求。
女星男性化的角色设置意味着女性地位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按照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特征的设置仍然是对真正的女性精神的背离。当吉娜?戴维斯站在海盗船上手执利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狂野的河》中疾速迎击对手、莎朗?斯通一副《你准备死吧》的气势、辛迪?克劳福特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上跳下……我们发现,往昔只对动作男星要求的“无限放大自己的肌肉和力量、永不言累的精力和一板一眼的打斗”,现在同样也适应于这些想要进军动作片的女星身上,她们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练得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在银幕上要会狠会打,而她们的女性特征却荡然无存。在这些动作片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拯救世界的主导,但遗憾的是,她们走的却是在模仿那些男性英雄同样的道路,在这个以男性规则为最高准则的世界中,女性的“自我”在不断迷失。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影坛兴起一股“暴力”动作片的浪潮,这一美学思潮不仅赋予好莱坞动作片更刺激的视觉效果,更为动作片中的女性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暴力动作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研究对象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应该是从90年代初的《末路狂花》说起,在这部女性动作电影的经典中,两个女人以纯粹的暴力方式自我表达,她们结伴抢劫、杀人,一路逃亡,直到最后毅然驱车冲下悬崖,最为对社会最后的抗议,而引发这一连串暴力行为的是男性对她们的,这也成为了女性暴力的一个成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伟大女性就提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诗歌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蛛网一样轻轻地附在人生之上的生活。”[2]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预言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女性在动作片中终于也可以真正凭借自己的优势来控制男性、战胜男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和男性的对抗中,动作片中的女性展示了自己性别的特点和优势:《黑客帝国》系列打造出的崔妮蒂,将多伦多的顶级模特凯丽?安妮?摩斯调教成一位外形冷酷到了极点的女战士文学艺术论文,相对于她的骁勇善战而言,观众更认可的,是她作为女性的柔韧和坚持。《霹雳娇娃》中,男性被摆在了一个需要天使来营救的弱小地位,影片中那位年过四十的堕落天使既能在关键时刻一袭黑衣黑裤、手持双枪从屋顶一跃而下,完成“美女救英雄”的使命;也会在闲暇时开着跑车去海滩冲浪、或是穿着裘皮在家中评品红酒。而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系列中,冷艳性感的好莱坞女星乌玛?瑟曼饰演一个不远千里执行复仇计划的血腥新娘,本片的成功,不仅让乌玛?瑟曼咸鱼翻身,再尝走红滋味,同时也让她成为影迷心目中最冷艳最冷酷的银幕女英雄。然而即使是这位最冷酷的杀手,就在面对自己一直寻找的仇敌比尔的时候,一声女儿的喊叫“妈妈”,让这位冷酷的杀手顷刻扔下了手里的刀,重归了一位温柔的母亲论文格式模板。女性不但是女性,同时,女性还兼有母亲这一伟大的角色,而这一点是最能体现女性自我的身份。所以说,真正的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是可以替代男人的女人,同时也更应该是女人自己。“成为自己”,越来越成为动作片中女性的追求,她们不但要具有能与男性相对抗的外在,更要坚持的是女性的自我真实。
四
女性主义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再到现在的女人主义”的发展,女性在动作片中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纯粹的血腥与暴力已经不能成其为动作片占领电影市场的制胜法宝,女性的加入无疑是给动作片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在女性动作片中,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人性暴戾的矛盾将会是一个不同的亮点,如果能在动作片中很好的将这一矛盾结合起来,让女性既能拥有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超凡能力又能不失女性独有的温柔、体贴、品味生活,这样兴许是动作片中的女性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条道路。
21世纪的女性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自由、独立和幸福感,而不是为了把男性贬为“第二性”,更不是为了给自己戴上一个虽然闪烁着光环却是枷锁的“女权主义”的笼头。同样,在动作片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要追求的并不是要练就与男性一样的发达肌肉和不死的健身文学艺术论文,在充分运用自己智慧的同时,女人还是要做回到女人自己。女人有懂得享受的权利,也有用自己双手去为自己打拼的义务。现代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成见、没有歧视、更为公正、更富于人性的理想社会,建立起更为和谐、健康的两性关系,开创一个适于女性发展的社会环境,争取建设一个平等的、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新世界。所以,动作片要继续发展,必须得在结合女性意识的发展前提下,赋予动作片中的女性不一样的性格和魅力,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具有人性。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视听艺术的代表,电影永远不能抹杀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对“视觉享受”的追求,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说,“看本身就是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在电影中的存在首先就要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是在特别看重视觉刺激的动作片中,女性很难改变自己“被观看”的属性,这就使动作片中的女性主义追求永远成为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
[1]蔡卫,游飞.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美国电影研究[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孔乙己》从发表日到今天,快一个世纪了,她仍然没有被我国的读者所遗忘,一次次地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足以说明她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仅仅通过鲁镇咸亨酒店的日常场景的一角,就展现了孔乙己悲惨一生和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笔者认为《孔乙己》之所以博得鲁迅本人和后来读者的热爱,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一个叙事艺术特点——言简义丰。仅仅用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高度浓缩的简洁语言就包容了如此丰富的艺术含量。
一、“画眼睛”法刻画人物形象
他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1】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就是要传神,以形传神达到形神兼备。“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2】。鲁迅笔下的许多经典人物就是通过这种“画眼睛的方法”完成的。《孔乙己》故事的展开是以“我”小伙计的视角完成的,对文中出现的人物语言、情态描摹的极其简练,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深刻和丰富。文中对孔乙己的直接描写有:“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文学艺术论文,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3】“身材很高大”说明孔乙己是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青白脸色”说明他没有经历过艰辛的风吹日晒的劳动。“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的长指甲又一次说明他没有干比较粗笨的体力活。“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一方面说明孔乙己没有参加直接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孔乙己为了表现自己与短衣帮不同的读书人身份,自诩为穿长衫的读书人,这可以看出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点。作者紧紧抓住孔乙己身上最明显的身份特征和真实心理意图来表现出一个不从事粗活的读书人孔乙己的形象:迂腐、好要面子。“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与后文出现的“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相对应,前面的事例在暗示着他后者的行为,这个细节的相互对比表现含蓄,但蕴含着作者谨慎的写作态度,他们都是在指向孔乙己仅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清高的读书人身份去偷窃的。这就更加揭示出没有进学的读书人孔乙己的落魄,自认为读书人身份的清高的心理满足和实际的边缘尴尬地位的反差,本质上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人害和摧残有多么的巨大。
但身心备受摧残的孔乙己并没有变的人性冷漠,相反在自己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是慈祥的,当孩子们赶热闹围住孔乙己时“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4】弯腰下去一个简单的弯腰动作蕴含了孔乙己作为长者面对小孩的怜爱和慈祥。虽然孔乙己自诩高人一等的读书人,但面对天真的小孩子并没有蛮恨的态度而以亲切、慈爱的老人面目出现,这就看出孔乙己不完全是一个迂腐、清高的读书人,他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他同样也渴望与人平等、友善的交流。当孔乙己考“我”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这里的孔乙己分明就是一个体贴、爱护晚辈的慈祥老人形象,他也并非单纯地卖弄自己的学问,他也同时善良地想到“我”光明的未来,教给对“我”以后有帮助的一点点知识。他并没有看轻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酒店伙计。单单从这几句异常简洁的话中就可以窥见最简单的人物性格和情态。可见孔乙己本性是善良地,他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性的人物,我们从表现中看到几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侵害了多少像孔乙己这样本性善良的人,当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的幸运儿体会着金榜题名的扬眉吐气和喜悦时,喜悦的背后却有着更多像孔乙己这样潦倒、破落失意者。孔乙己的命运可悲、可叹!
文中出现的短衣帮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孔乙己和短衣帮一样是站着喝酒的人,唯一的区别是孔乙己穿着长衫。孔乙己是“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的读书人”文学艺术论文,本质上也是没有任何优越地位的人。短衣帮是做工的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孔乙己是平等的,都是底层人物。但在小说中,高明的作者正是通过短衣帮与孔乙己的对话和较量烘托出双方的性格特征和内涵。短衣帮是以取笑孔乙己为乐的,有的叫道,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5】其中“有的叫道”一般平等的人们在谈话时心平气和的,不会用“叫”这个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词,其一是蕴含着众人故意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其二这个词表明叫的人是和孔乙己不是统一战线的人。“故意的高声嚷道”“故意”二字表明了众人的别有用心,“高声嚷道”潜藏着众人有意调侃孔乙己,以此引来笑料。从几个简短却处处有意为难孔乙己的问话中,短衣帮们是把孔乙己排除在他们社会阶层之外的,他们是没有因为孔乙己未进学而穷困潦倒而同情他,反而用看似平和实则恶毒的话嘲讽他,他们?钥滓壹菏抢淠模鼋霭阉弊鼍坪笮菹⒌奶缸屎托α隙眩挥幸桓鋈四苷嬲楹屠斫馑挥幸桓鋈四苡萌八档奈屡窗参靠滓壹河馗创嗳酢⒚舾械男牧椤U夤倘缓涂滓壹罕旧砗煤壤磷觯级耐登圆涣夹形泄叵担闹械乃腥硕钥滓壹憾际浅胺淼模饫锿怀龅谋硐至丝滓壹核κ贝牡撞忝裰诙钥滓壹赫庋娜耸抢淠模淙蛔髡叩谋实魇贾帐腔郝胶偷模挥屑ち业恼常杪睿庹亲髡叩母呙髦Γ尤粘W钇匠5乃祷爸锌湃擞肴酥涞恼媸倒叵怠W髡呓鼋鐾ü父龆曰俺【埃谌绱思蛄返挠镅灾校驮毯巳绱朔岷竦娜鲜都壑岛透星椋馐窍嗟备叱男鹗乱帐酢?
文中的掌柜是精明的商人,作者对他的着墨并不多。“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6】掌柜和短衣帮的嘲笑是不一样的,他是为了引人发笑文学艺术论文,为了调节自己酒店的活泼热闹气氛而故意调侃孔乙己,这就让人更感人情冷漠和阴毒。掌柜对孔乙己的念念不忘也仅仅是“十九个钱”。当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时,掌柜一见面,没有对孔乙己惨状发出任何同情注意,而是急着追回那“十九个钱”,或者说掌柜即使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的,因为他们早知道孔乙己是被打断腿了的。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仍然同平常一样,掌柜急着要自己应该得的欠款,还有合理的地方,但面对只能用手走着来酒店的弱小者孔乙己,掌柜没有一丝的同情和不忍,仍然有意揭发孔乙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愉悦自己和麻木的众人,这就是掌柜对孔乙己的极度冷漠。这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掌柜的精神世界:冷漠、势利,精明。这也是构成孔乙己所处时代的世态炎凉的一部分。
作者能用如此简练语言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是因为抓住了人物最典型的特征,用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且符合人物逻辑的语言来表现他们。
二、以笑写悲的氛围渲染
小说篇幅短小,不足三千字,“笑”字出现了12次。笑字是一个表情动词,形容人内心愉悦,但因为人类有其复杂的社会性,这个简单的表情动词并非只具有她本来的含义,如小说中出现的“哄笑”“取笑”,众人以揭穿孔乙己的伤疤而故意侮辱,取笑他,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这是极其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但作者正是通过“笑”,通过众人笑孔乙己的画面揭发孔乙己的迂腐和众人对孔乙己的冷漠,从笑中总结孔乙己悲惨的一生,从笑中阐发众人对弱者的冷漠和麻木,从笑中窥视中国旧时代社会的世情和人情的冷漠。“笑”是小说的整体气氛,我们读者也会被文章一开始的快活气氛所感染,“我”一个百无聊赖的酒店小伙计,就因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7】 就因为众人故意揭孔乙己的缺点、伤疤而引起孔乙己紧张焦虑、可笑无力的辩驳而引人发笑的场面,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是孤立无援的文学艺术论文,可怜的窘迫和众人的哄笑、欺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文中出现两次“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些做工的短衣帮在辛苦的体力劳动后,在热热地喝了酒休息中,需要一个供人玩笑的东西,来慰藉疲惫的精神,通过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获得自我满足感和。在看似快活、轻松、愉快的空气中,孔乙己没有笑,“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紧张着,争辩着,“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凄惨着。孔乙己在快活的空气中是焦虑的,不安的。作者就通过孔乙己的几个面部表情的变化就揭示了孔乙己可怜的处境和众人不顾孔乙己感受肆意凌辱他的残忍和冷漠。“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是一句叙事发展中承上启下的话,饱含作者浓浓的同情,一句话揭穿了孔乙己对于众人的作用,仅仅是众人调笑的精神工具而已。这句话相当的简洁,但背后蕴含的意义相当的丰富,用文章下来的故事发展来证明着这个真实的存在。即使面对折了腿的孔乙己用手走到酒店的惨状,所有人向往常一样没有一点恻隐之心,最后孔乙己“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众人一直鉴赏着孔乙己的悲惨和弱小,不管孔乙己处境多么艰难,众人对他是从始至终的麻木和冷漠。孔乙己从“笑”中出场,也从“笑”中离开。作者就是通过“笑”来反衬孔乙己的悲,这样更加强烈地揭发了小说的悲剧主题,通过十二个“笑”简洁地勾勒了孔乙己的“惨”和众人的“快活”,从笑和惨的巨大反差中烘托作品的悲痛、沉郁的沧桑感。“《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薄凉”【8】正是此小说的主题,这深深地触动了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主题的阐发也正是通过作者异常丰富的言简义丰的叙事艺术完成的。
三、四个画面链接的叙事结构
《孔乙己》有13个自然段,文章的叙事结构异常简短,分别选取了孔乙己被嘲笑,孔乙己教伙计“茴”字,孔乙己给孩子散吃茴香豆,孔乙己折退后来酒店喝酒四个画面,作者就是通过这四个轻描淡写的画面,却刻画了有鲜明特征而真实的人物,也表达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宰钌俚氖吕袒丝滓壹憾潦槲粗芯俚谋乙簧涂杀商镜谋缧愿瘛?
文中前三个自然段叙述了咸亨酒店的经营情况和“我”的经历文学艺术论文,为叙述孔乙己做好了背景铺垫。接下来叙述了孔乙己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面,孔乙己一道酒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孔乙己在这个世界里是被排挤的,没有真正溶入短衣帮的世界。短衣帮们故意戏谑着他的伤疤和痛苦。我们都知道文中的“我”小伙计是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正是通过“我”的叙述来完成故事的展开,但“我”是一个学识不高,地位低下的人,他的叙述却有条有理,有着强烈地读者意识,这个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强的作者意识的,虽然本质上所有的小说的人物都是作家的一手创造。“我”选取的事例无疑是最能表现孔乙己性格和命运的。不但如此,甚至“我”的叙述顺序安排也异常的精巧,有着明显的精心安排痕迹。在孔乙己被嘲笑的画面中,前部分(第四段)写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偷窃行为,在众人嘲笑孔乙己的后半部分中是众人质疑孔乙己的读书能力,中间却插入一段孔乙己的背景描述,这是作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心理而设置的,一般读者在读到孔乙己被嘲笑的场面时,会产生好奇心理,这个孔乙己为什么要偷书而不承认偷,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作者就在这个大的场景中插入这一段,正好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而且这样安排也不会有突兀的不适感觉。不仅如此,也为读者能容易理解下文中众人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原因。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精编,《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张秀枫选编,—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第182页
【2】《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杂文全集,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第173页
愚人形象经常会出现在小说当中,但是他们都如同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只是一个充当调剂品的配角。然而,有三位作家他们各自的作品中都将愚人视为主角。他们分别是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余华《我没有自己名字》中的来发,以及1978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美国作家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在这三位愚人形象的背后折射出了作家不同的理念、心态以及价值体系。
一、彷徨中的启蒙意识
《阿Q正传》起初试图解答的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背负沉重文化传统包袱的国度进行社会变革。鲁迅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种“疗伤”的热情的,但是这种热情逐渐被越来越浓的悲凉所掩盖,笔调变得严肃、沉重。在他看来,未庄这样普通的中国村落,阿Q这样寻常的底层群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人必然是生活在具体文化中的人,像卢梭所设想的‘高贵的野蛮人’对鲁迅来说不啻天方夜谭”。[1]
在第四章中讲到了阿Q对小尼姑的调戏,他感受到了别样的感觉。他自觉的用礼教来压制自己的欲望,可却怎么也压不住便对女人愤慨起来。在这里,鲁迅忍不住替阿Q发起议论来,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的,可惜被女人毁掉了。连阿Q这样的文盲,也不自觉地成为礼教的牺牲品,可见礼教传统已沉淀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血液中去了。鲁迅的深刻正在于写出文化传统、礼教规范这些东西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人的强大影响,他不是进行抽象的学理探讨,而是针对现实生活做出真正的思索。鲁迅以犀利的视角深入国民性的内部,找到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一精神法宝如一巨大的黑洞吞噬了革命成果。“精神胜利法”意味着无论如何失败、被欺骗甚至被杀害文学艺术论文,总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伟大。丢了洋钱,阿Q说是儿子拿去了,但还是忽忽不乐,毕竟是实在的物质损失。怎么办?阿Q打了自己两个大嘴巴,“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刺刺的,—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2]这种通过贬低自己获得满足,自轻自贱的状况,如何进行真正的革命?所以,鲁迅写阿Q对革命并无真正的理解,到最后,阿Q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死。可见,在这样的中国进行真正的革命和启蒙谈何容易!而且所谓的革命者,只不过从长袍换了长衫而已,对于阿Q跪下去,那位长衫人物就鄙夷地说是“奴隶性”,殊不知自己正是权势和传统的屠刀,在屠戮阿Q这样的弱者。
《阿Q正传》揭示了启蒙的重要性,鲁迅看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变,国民性不变,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进行的。鲁迅之所以塑造阿Q这一愚人形象,就是要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影响之大和启蒙之艰难。鲁迅深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绪。他既不同意长衫人物对阿Q的鄙夷,又反对对阿Q的赞赏。对阿Q的不幸遭遇,鲁迅深表同情;对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却日日寻出赞美的奴才性,鲁迅更是深恶痛绝。这种复杂情绪也是鲁迅对启蒙之艰难的描述,也充分暴露了鲁迅面对启蒙的彷徨心态期刊网。
二、感同身受的人道意识
1995年当代作家余华发表了小说《我没有自己名字》,他说“这时候我三十五岁了,我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容易流泪更容易被感动”。[1]这部作品使用第一人称,讲述者就是傻子来发,一个不被人记住的愚人。
来发生活在一个小镇上,母亲难产而死,他从小弱智念了三年书也不识一个字,二十多岁的时候父亲也死了,他以挑煤为生。全镇的人都嘲笑他,争着做他的“爹”。大家认为他只是一个供人取笑的傻子,不应该有名字,只有药铺的陈先生知道来发的名字。当陈先生喊他的名字时,他的整个身心都在颤动,说明在来发的心中是渴望被尊重的。再后来文学艺术论文,镇上的闲人给他说了个“女人”—一条瘦瘦的小母狗。傻子真的对这条小狗好,给它吃的,和它说话,狗,于是成了傻子的“伴儿”,两个一起坐在稻草上咔咔地咬糖果,很快活。没想到镇上的翘鼻子许阿三等人早对这条越来越肥的母狗垂涎三尺了,他们舔着口水说:“到下雪的时候,把它宰了……”傻子记住了他们的话,就去问陈先生什么时候下雪,陈先生说还早呢,现在还穿汗衫,等穿棉袄的时候才会下雪。傻子就放心了,因为还没穿上棉袄,所以狗就没事。没成想,还没等下雪,翘鼻子许阿三他们就要打狗吃肉了。结果狗钻到床底下就是不出来。他们就叫来发这条“公狗”帮忙喊出母狗来。但来发不干。陈先生在一边说话了,他说:“你们要他帮忙,得叫他真的名字,这么乱叫乱骂的,他肯定不会帮忙,说他是傻子,他有时候还真不傻。”[2]但是大家不知道傻子的名字,只有陈先生一个人知道,说他叫“来发”。许阿三就来搂住傻子的肩膀套近乎说:“来发,你我是老朋友了……来发,去把狗叫出来……来发,你只要到床边上……来发,你只要轻轻叫一声……、来发,你只要‘喂’的叫上一声……来发,就看你了。”[3]听到这些话,傻子心里咚咚跳了起来,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亲热地叫他这么多遍名字。结果傻子就真去对那条狗“喂”了一声把它喊出来了。狗一出来就被套上绳子给吊死了。晚上傻子坐在过去狗睡觉的稻草上,一个人想来想去好久—他对自己说“以后谁来叫我来发,我都不答应了”。
同样是写愚人形象,余华的视角已然不同于鲁迅。鲁迅是借阿Q的形象来抨击以礼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以精神胜利法为主的国民性。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表明了他对启蒙的热情。而余华写的来发已不是哀和怒的视角,而是站在和傻子来发同样的视角来批判众人,这里既包括许阿三这样的下层群众,也包括陈先生这样文质彬彬的先生。陈先生扮演者启蒙者的角色,他提醒众人喊来发的真名,尊重来发。却成了这场残酷杀戮游戏的帮凶。来发心中最后一点的光和热情被浇熄了。
余华在这篇《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说的主题其实是文明的残酷。命名的举动不单在,任何一种文明说到底都是命名文学艺术论文,但和命名伴随的不只有文明和人道,可能也有智力的傲慢和道德的说教。聪明人许三以智力的傲慢凌辱傻子,好人陈先生以道德的说教来出卖傻子,最后文明牺牲掉无数个活生生没有名字的弱势个体,这种残酷首先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给予傻子的,而是作为文明本身和人性本身的内在残酷给予的。从傻子的角度看聪明人和道德人的文明,只不过是剥夺掉傻子内心最后那点光热的凶手。“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文明中没有傻子的位置,因为人性的残酷把文明也变成了残酷。这和《阿Q正传》有相通的地方,比如人性中对弱者的残酷蹂躏;但又存在着不同,那就是《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揭示的不单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而是整个文明的问题,不但是国民性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余华早就没有了启蒙的热情,而是对人类的文明发出了质疑。而这文明也使人越来越残酷。不管革命前还是革命后,每个文明都会有智力的傲慢和道德的说教,都会划分出等级,弱者大都会成为文明的牺牲品。
三、悲悯的信仰意识
同样是写傻子的形象,鲁迅的阿Q让人感觉哀伤愤怒,余华的来发让人感觉无奈悲凉,而唯有辛格笔下的吉姆佩尔让人忘记了忧伤充斥着温暖。前两部作品有着触手可及的黯然与虚无,而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使人从人性的压力中释放出来,这彰显了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
犹太傻子吉姆佩尔是一个犹太小镇上的面包师。他自幼父母双亡,诚实、质朴却饱受镇上人的捉弄和欺辱。镇上人合谋逼迫他娶艾尔卡为妻。艾尔卡生性放荡,相貌平庸,而且还带着个私生子生活,境况窘迫。对此,吉姆佩尔深有了解。起初他断然拒绝人们的胁迫,声称“我永远不会娶那个”,但是没过多久就改变了主意,在人们的嘲笑声中和艾尔卡举行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婚礼。“这对我是个倒霉的时刻,可我怎么办呢,难道从婚礼的华盖之下逃走吗?”婚后,艾尔卡依旧和镇上的许多男人明来暗往苟且。20年中,她共生下了六个孩子,可是父亲都不是吉姆佩尔。尽管如此,吉姆佩尔并没有因此离弃她,而是辛辛苦苦地挣钱养家,对待六个私生子也像亲生子女一般疼爱。吉姆佩尔为什么要自取其辱,甘愿沦为他人的笑柄呢?他真是傻吗?其实他所思考的,所做的,很多自以为聪明智慧的人未必做得出来期刊网。他其实是知道别人在欺骗他,但他不愿拆穿,他宁愿给自己找一个爱别人的理由。他用自己的精神超越了加给他伤害的世界,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他的信仰,拉比的话给了他勇气“当一辈子傻瓜也比做一小时恶人强。你不是傻瓜。他们才是傻瓜哩。凡是令其邻舍感到羞耻的人,自己就睡失去天堂。”[1]当外界都否定他,他还有一方与外界实施不同的价值观,是内心不被外界伤害。
在辛格看来,人们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是因为有爱和宽恕。这种价值不在这个世界而是在信仰世界中得到尊重。这正是《圣经》提供给辛格的精神资源。就因为世界伤害了你,你就要把这种伤害转嫁给别人吗?像阿Q一样样伤害比他更加弱小的尼姑吗?当吉姆佩尔想通过在面包桶里撒尿报复全镇人时,艾尔卡在梦中的话是他惊醒,他选择在欺骗中相信,在伤害中宽恕。作者正是借着这样一种形象,来揭示宽恕和悲悯的重要。而宽恕和悲悯来自信仰,来自“对彼岸世界的信仰,也来自对人性的悲悯”。[2]艾尔卡死后收到了地狱般的煎熬,她在吉尔佩尔的梦中对他进行了忏悔“因为我是虚伪的,难道一切都是虚伪的吗?我骗来骗去,结果还是骗了自己。我正在为这一切受煎熬。”[3]吉尔佩尔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决心永不报复世界和世人,选择选择宽恕行善文学艺术论文,因为还有来世和永恒。如若他在日常生活的残酷中选择报复世界,他就把自己的心变成地狱。
四、不同视角的背后
《阿Q正传》满怀启蒙的激情去思考如何能改变阿Q般的国民性,如何通过革命得到一种有价值有尊严的生活。《我没有自己名字》丧失了前者启蒙的激情,流露出的是一种反文明的感同身受情怀,回归人的自然情感,通过一个傻子“凉心”过程关注如何改变文明对弱者的残酷,并呼唤对弱者的尊重,对那些没有自己名字者的尊重。但这“往往落入反智情怀和反文明的情绪中,一不小心就会被道家同化,自然情怀变为石头情怀”。[4]《傻瓜吉姆佩尔》更不同于来发心凉的过程,而是写愚人吉姆佩尔如何经历了内心的朝圣之旅,最终成为“圣愚”。
到底是通过革命拯救人性,还是通过与文明决裂维护自然人性,还是虔诚的期待神圣?中国的两位作家作品中透露着无奈甚至是凄凉,鲁迅写出了无可救药的愚蠢,余华写出了自以为的残酷与冷漠。辛格的作品无疑是写出了一种圣愚精神,它所探讨的是深处一个处处受欺骗和伤害的世界里。如何才能有价值有信仰的活下去,既然个人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先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探究辛格所表达的圣愚精神表现在基督教信仰的耶稣身上,圣子被钉十字架是最骇人听闻的蠢行,《圣经》却把一处看似荒谬的悲剧转化为神圣的喜剧,“因为十字架上的真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1]因此在具有信仰传统的辛格看来,吉姆佩尔是一种神圣的愚蠢,而非一种愚蠢的神圣。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余华,没有我自己的名字[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美]辛格,万紫等译,傻瓜吉姆佩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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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6、邓晓芒,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世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自媒体时代来临之后,特别是手机的普及,人人都有可拍照的手机,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虽然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却也使得媒体的一些专业的技术手段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摄影。对于摄影来说,当摄影设备和摄影技术的关注度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后,摄影比拼的是什么?是照相机背后的脑袋?还是图片里的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社会一直是一个“读图时代”。我们从古代的壁画和崖画里可以窥视到先人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生活,而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又可以从我们当代这种“图”里读到什么?
一、摄影的关注
摄影术起源于美术,是画家们为了更加准确地表现对象而发明的。自从1826年法国尼普斯使用照相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以来,摄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艺术门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摄影新技术的运用,广大摄影工作者不再为曝光失误、焦距不清而犯愁,可以更多地注重所应表现的对象。
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纪实写真为最基本特征。《希望工程》、《俺爹俺娘》、《麦客》等摄影作品受到欢迎和赞扬的原因,并不在于光影的完美,而是纪录下来的人的真情。
《云南画报》自1959年创刊以来,很多读者都对其图片的精美有很深印象,但如何也能让他们记得图片的内容呢?
1、去发现去创作。所谓“发现”是尊重客观事实、理性、认识,采取平实的拍摄手法。“照相机对于我们是一种记录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眼睛……我们对于自己所报道的事物来说,不是‘发明者’,而是‘发现者’”(flash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摄影家要具有婴儿式初入未知国境的旅游者那样的目光”(毕尔・布兰德)。这就要求摄影家用自己的眼睛把握平常,用自己的大脑理出头绪,用自己敏锐的直觉抓住现实,并以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视角、构图、光影等鲜明地显露出生活态度。很多读者看了《画报》的专题后,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家乡生活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发现这么美?有的游客把《画报》作为指向去旅游,到了才大呼“上当”:怎么没有照片上的这么美?这就是摄影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
2、摄影的情感。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客观关联物”,艺术家要表现这些情感必须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相关的内容形象、情境、情节等适当的媒介。
用相机作为素描簿做一种直觉的反应,按动快门。作为摄影师,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对生活有新的视觉形象的敏感,选择对象的敏感和对把握最佳时机的敏感。这种按动快门的瞬间已包涵了一切:主题、影调、线条等。摄影的纪实性把观赏者的目光分散在画面的各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些实在的构成元素,这些构成元素在快门启动的刹那间完成自己的时空交合,形成最佳组合。
“大众传播受众的不可知性”作用于受众不同的传播效果。对摄影师来说,主客观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例如,海湾战争后的科威特重建,王储来到北京洽谈请中国做一些项目。中国政府举行欢迎仪式的那天正好刮起了大风。我们的记者拍的多是王储和总理检阅仪仗队的一般照片,美联社的摄影记者则拍了一张两人顶风而行的照片,并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王储和总理正顶着风去检阅仪仗队并说了中科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的分歧。他并没有说中科关系就象图片中那样逆风而行,但却通过摄影表达了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一幅照片我要表现的是什么?
3、摄影的社会价值。照片虽然是一个瞬间的记录,但仍可体现战争、体育、宗教、文明与落后、新与旧等矛盾的冲突。冲突是思想、性格的外延,冲突就是戏剧性。“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纳吉)。摄影最伟大的功绩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将全世界纳入脑海,替“我们”和世界作全新的“交流”,显露出“人性的企图”――摄影是呈现人类情感的最忠实媒体。摄影的纪实作为社会的见证者,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在、人性的回归做出不懈的努力。
二、文学式摄影
很多著名的摄影家都不是学摄影的,萨尔加多是学经济的,刘香成是学政治的,玛丽・埃伦・马克是学社会学的……摄影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一般摄影师和摄影大师的差距并不在于摄影本身,甚至在摄影上还常常各有所长,差距主要还是表现在摄影师对所拍摄的题材的理解和影像的注释。
1、 摄影的表现形式。摄影和文学上的现象有类似之处,大凡文学巨匠都一定是社会学家。摄影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萨尔加多的照片非常美,人们可以将其作品当作艺术品挂在墙上;而尤金・里查德的很多作品就很不好看,画面既不完整,也不平衡,人物在画面上常常只有一部分,往往还是斜的,对于这种画面很多摄影师都难以接受,何况一般读者。但他的作品的视觉感受很独特,可以说他用了一种新的摄影语言,为纪实摄影师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使他们今后也有理由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来拍照片。
2、摄影的文学性。专题摄影是围绕一个主题,选用多幅照片来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提示其社会意义,反映人物的活动及其情态变化。
由于照片直观性的特点使得专题摄影作品在拍摄和编辑中极易发生“直、白、浅、露”的现象,缺少回味,甚至落到“快餐食品”的地步,因而渐渐失去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专题摄影作品是用照片写文章,我们要提高文学素养,提高专题摄影作品的品味和水平。
文学是一种幻觉艺术。它借助语言文字作媒介,调动人们自身的生活积累,在人脑中产生幻觉形象。这种创作富有层次,表现细腻,还能使用夸张手法。因此,他能使作品成为每一个读者自己的作品。其实,照片也是一种媒介,摄影师也可以利用它,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通过已有的图像产生联想,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第二次创作。“决定瞬间”的理论就是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把拍摄到的瞬间扩展到“具有过去的残留,并映照着未来”的时段。照片中的图像、场景、动作、光线都具有隐喻性,都能引发联想。人物的动作、表情、环境的布置、光影的含义都因文化的不同,而对图像的理解有所不同,从图片上获取的信息也就有所不同。图片的大众化可以比文字更具有吸引力。
文学创作者首先强调作品应有一个时代背景和构成环境。照片不需大篇幅的描写,只需有目的地选择画面背景环境,利用背景中的文字、广告牌、人物的服饰、环境的装饰来表达时代背景。摄影还能利用环境做一些隐喻:雷雨隐喻激烈,朝阳隐喻希望,厕所隐喻宣泄等。摄影还可以利用光影形成的影调形成氛围,影响读者的心情。
照片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上亦有独到之处。拍摄人物的体态、神态、表达人与人之间是和睦还是紧张,是热情还是冷漠。照片还能以一图胜千言地表现人物的职业、性格、修养、文化、道德水准。照片中的色彩还可以烘托气氛,帮助突出主题,如兰色,有隔漠、自闭、防范、宁静的含义;红色,有斗争、革命、疯狂的含义、照片对环境的重视就是“环境参加叙事”的理论,就是文学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
文学创作人为,社会生活是创作的素材和源泉,而摄影对社会的认识似乎还要来得更加复杂些。首先,摄影的创作必须来自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再到生活中去寻找可以表达这种思想和哲理的画面来完成自己的创作。
摄影创作中的艺术构思也面临同文学创作中一样的问题,即“写什么”,“怎么写”。摄影的发现和选择有时需要在同一瞬间中立即完成。如果你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看着生活的亮点消逝,无法使用,留下的只是生活的经验和无限的遗憾。在摄影作品的拍摄和图片编辑过程中,也如同文学一样有个结构问题。当今报刊、杂志上大量的系列照片不够精彩,结构是否合理仍是主要问题。拍摄者在拍摄时就应想到系列照片的结构,图片编辑也要有很清醒的结构意识,把一大推图片安排成一个合理的结构,使主题思想更加深化、突出,并以结构的要求去指导拍摄,使作品更加完善。摄影师文学,是用图片书写的文章,是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形式。摄影者应学习文学知识,在具象的外表形式里多加一些文学修养的内涵和哲学思考的深沉。
三、摄影与文字的相互构建
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的整体感常常是通过文字部分的配合才得以实现的,这种配合是否有一定的规则?如果文字部分过于简单,甚至没有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缺陷?如果将徐勇的《胡同》照片挂满一墙,一个文字都没有,读者仍能感受到这些照片作为纪实摄影作品的历史性和人色彩吗?现在的读者已经开始求知于每张照片所拍胡同的历史和故事,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处理好文字与摄影专题的关系,要做到文图并茂,互为补充。专题摄影的文章是在一组以具有逻辑联系的照片基础上的文字,要求是拾遗补缺。文章有利于突出主题,有文采,栩栩如生,给人以美感,其最大价值就是突显照片背后的深层意义。目前许多人文地理方面的杂志,往往用最精的图片配以深入的文字,现在杂志已摒弃了以往堆砌图片的做法。图说也不是以往的“看图说话”,而是采用大段说明,揭示图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一些画报也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镜头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可以是大众或是新闻记者在新闻现场所拍的纪录照片,也可以是像摄影家王小慧那样半夜突然有了灵感,起来创作的一组照片。不论这些图片是用在自媒体上也好,或是用在大众媒体上也好,若想引发大家的关注,我们何不怀着一种更为人文的情怀去感触,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去思考读者的需求,再搭配文字或是其它手段来展现,也许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参考文献
石黑一雄本人酷爱爵士与摇滚,早年做过巴尔莫勒尔的Queen Mother乐队的打击乐手,还向唱片公司邮寄了大量的歌曲,不过皆以失败告终,这与他笔下的人物有着近似之处。从事音乐是他失败了的梦想,但也成为他将音乐引入文学,运用音乐思维写作,发挥音乐的文本隐喻义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他的Nocturnes④便是现代小说对于音乐进入文学的探索与实验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把Nocturnes看作一部由五个乐章组成的奏鸣曲式小说作品,五个故事的情节内容各有不同,色调与情感激烈程度也有区别,却以音乐(进一步细化的说是“夜曲”)这一共同的主题彼此钩连,成为一个整体。
在展开论述前,需要解决一个文本标题的中文译文问题。Nocturnes: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中的“nocturne”即“夜曲”,是法语中“夜晚的”之义,引申为会让人联想到“夜晚”的曲目。一般指由菲尔德首创的一种钢琴曲体裁。而Nocturnes目前的中文译文“小夜曲”则另有一词为“serenade”,是指用于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意的歌曲,两者意义决然不同。“夜曲”这一音乐形式的特点是重视旋律,富于歌唱,节奏以慢速或中速为主,往往与夜的沉静与人的内心抒发为表现对象。而在Nocturnes中,总标题中有“黄昏”的意象,以Nocturne为题的第四篇里也有类似“整个白天你是一个囚犯,到了晚上,你就好像完全自由了”对夜的称赞,且从Nocturnes的行文中也更倾向于对夜的咏诵与对人的内心宁静的追求,虽然对爱情也进行过书写,但爱情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故该书的译名当为“夜曲”,而非“小夜曲”。这个问题明确后,便可以看出,该书引入音乐,充分展示人物的黑夜意识,塑造一种与“夜曲”这一音乐形式的特点相吻合一致的叙事风格与时间,正是对这一标题的应和与诠释。
一、音乐对于人物塑造
Nocturnes中人物多与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围绕音乐展开,音乐在人物塑造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是其中五个小故事中的“我”的身份:
可以看出的是Nocturnes中所涉及的音乐人的共同点。现代音乐人在现实生活中本身就因其自身所带有的强烈的矛盾性而具有十分的张力,其本身自带的特质亦是Nocturnes中所有音?啡说墓残浴R衾质俏薇瘸绺叩命a 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18.html" title="艺术论文" target="_blank">艺术?他们往往因为从事于音乐,有音乐感知力而有天然的傲气,具有极强的自尊心,并对纯粹的美与艺术存有极大的幻想,以之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但是把音乐作为职业便不得不面临把这一纯粹的艺术追求置于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去,首篇与结篇中都出现过多次重复演奏《教父》的情况,且他们需要观察听众的反映,在这样一种演奏中,他们是麻木的,无神的,他们在演奏中是分神的,“我”常常在演奏中观察着周围,其他的人物常常在这个时候被引入镜头。结篇还提到乐队成员分分合合,往往走散,他们在不同的、陌生的“广场和咖啡厅里”,可是他们都演奏“《教父》或者《秋叶》”,此处的“《教父》或者《秋叶》”象征着音乐在现实的生存状态往往沦为不断的重复,他们在作者的笔下是少魂的,《大提琴手》中蒂博尔本来作为彼得罗维奇的学生、一个音乐天才而心性颇高,但他离开维也纳后,“开始被迫演奏一些他讨厌的音乐”,他在与埃洛伊思的音乐沟通中重获满足与欣悦,却在她走后不得不“到酒店工作”,这是一种从幻想到现实,从艺术到生活的巨大的落差。况且,从事于音乐的职业特点便是更新换代快,评判的主观性强,音乐人往往因现实中各种因素而受挫失意,而这些因素往往与音乐本身无关,却是为迎合现实世界而不得不面临的世俗考虑,或是颜值阻碍成名,或是婚姻关系阻碍复出,或是练琴影响别人的看电视剧,他们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巧妙设计,不得不忍受音乐追求必须屈从于现实需求对他们作为一个音乐人的侮辱,不得不承受作为一个不得志或已过气的音乐人的渺小与失落。石黑一雄抓住了现实中音乐人这一身份的特质,将其作为现代人的隐喻,将崇高与卑微、理想与现实、尊严与屈服巧妙地融于一个人身上,反映出处于利欲膨胀、效益至上的现实世界中的当下人的生存现状与心理状态。
同时,因为音乐出演场地的变动性,音乐人往往游走于世界各地,带上了国际人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因为背井离乡而成为了异乡人,他们是飘荡着的,无根的,并作为外来者不容于他们所处的地方,这一种游离是Nocturnes中常见的内容,如《伤心情歌手》中的“我”因为不是意大利本地人,而始终没有固定职位,奔走于三个乐队之间,《莫尔文山》的夫妻也是“在旅馆啦、酒店啦、婚礼上啦、宴会上表演。满欧洲跑”却难以常常与儿子碰面,这正是现代人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浪潮中所面临的困境的反映。同时,短短的五个小故事涉及到来自世界各地、奔走于世界各地的音乐人,这就扩大了作品的普适性,扩大了人物的隐喻义,使之具有了世界范畴的意义。
其次,音乐串联起我与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以及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
音乐能够抚慰人的心灵,安抚人的情绪,它代表一种希望,一种对于琐碎无趣的平凡生活的逃离,与现实世界的隔离,如《莫尔文山》中这一段书写:“我随意拨弄琴弦,琴声好像能传遍整个应该,只有当我把脑袋伸出窗外,才会看见底下餐厅的露台,看见人们牵着狗、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
但它作为柔和剂只是短暂性、麻痹性的,最终无法彻底解决人物矛盾,也没法令人物真正逃离琐事的干扰,Nocturnes中音乐作为救赎的可能也被消解掉了,以此反映出的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冲突与难以排解,人困厄于俗世中纷扰杂乱的琐事难以挣脱,这一主题现代小说多有涉及,但是将这一主题加之于音乐之上,便弱化了其残酷性,增加了含蓄与隽永,是一种低沉的叹息。
如此看来,在Nocturnes中,音乐不仅在刻画人物与串联人物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同时将人物自身的矛盾性与人物之间的矛盾得以用一种委婉的方式道出。音乐将激烈的矛盾关系进行了打磨修饰,却不减其威力。正是音乐作为矛盾解决方式的短暂与最终的破灭显示着矛盾的无法排解与调和,矛盾被导入更加深沉与隽永的方向,人物陷落于暗夜之中,甚至发出“整个白天你是个囚犯,到了晚上,你就好像完全自由了”的慨叹。
二、音乐对于叙事风格及时间
Nocturnes中音乐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在场,它与文本的演进是齐头并进、交错缠绕、相互应和着的。这与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中描述音乐与诗歌的关系时出现的一个场景相类似,在Nocturnes中,文本似一女子在小溪边行走,音乐在其旁静静流淌,两者互不侵犯,但是彼此影响,女子步履的节奏正和着溪水的歌声,达成一种十分融洽的叙事效果。在《不论下雨或晴天》中“我”与埃米莉的交谈夹杂着音乐,当“我们都不说话”时,就只“静静听着萨拉?沃恩的歌声”,到了“歌曲间奏的时候”,两个人的谈话便接着继续,到因为“我”表示不再听音乐而使谈话难以继续时,“埃米莉不说话了,只是喝着酒,听着音乐”,之后语言再起,话题触及了埃米莉夫妻之间矛盾,话语再次中断,这时“萨拉?沃恩缓缓地唱起优美的超慢版《四月的巴黎》”,如此循环下去。可以看出,空白、沉默如同音乐中的休止符,对于展现人物复杂心理活动、丰富表现内容功不可没,而使空白不显得苍白,就成了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石黑一雄用音乐填充了空白,延缓了时间,且音乐以其独特的感染力为空白处增加了诗意,为人物在无言处发语,成为了人物心声含蓄的传递,将难以调节的冲突以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当全书都沉浸在这样一种音乐氛围之中,文本与以文本形式存在的音乐始终缓缓向前流动,整本书的叙事风格便呈现一种流畅、自然、亲和的特点,现代性的表达便具体化了一种相对内敛含蓄的怅惘与茫然,形成了石黑一雄所自有的风格。
Nocturnes整体追求一种中慢速的叙事节奏,故音乐对节奏的直接干预也往往呈现延宕的效果。《伤心情歌手》中,从“可是我发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到“我还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说,真实痛苦极了,还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钟我都以为他要起身离开了”,再到“这组歌曲终于演完了”,音乐作为演奏过程一直持续着,好似一个用了延音记号⑤的全音符⑥,在对这一段似乎无足轻重的过程以近乎等述的时序中,“我”与加德纳先生的会面时间被延宕了,但就是在这段延宕,“我”的紧张与兴奋情绪得以被推向饱和,也是在这一延宕中,“我”得以提前回想“我”与加德纳通过音乐连接的间接的过往,并且观察人物在当下现实的状态,如此,加德纳先生便在“我”的视角下自然而然而又极为正式地出场了,这都要归功于演奏音乐对叙事节奏的放缓。
而音乐本身常常被时代与区域打上很深的烙印,音乐形式的风靡或沉落也反映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追求与审美风格,音乐演奏的方式变化亦体现着时代的变迁,所以音乐亦能产生巨大的概述效果,《不论下雨或晴天》中提到的“那些与埃米莉唱片机旁的交谈已经成为往事。……如今有了一台漂亮的立体声音响大声地播放着摇滚乐,说话都得用喊的”,以及“我”所发出的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听……可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口味比较单一”,借由音乐创造的时代感,时间的推移甚至是时代的变迁,在几句话之间便得以实现了,时间流逝、新旧交替的历史况味寄身于其中,引发无穷的深思与慨叹。
另外,Nocturnes中音乐成为石黑一雄忠爱的闪回手法,《伤心情歌手》中“我”之遇见歌手加德纳触发了“我”对母亲与“我”购买其唱片的故事,一首《我太易坠入爱河》将加德纳拉回了他与琳迪新婚后不久的奇特的甜蜜氛围之中;《大提琴手》中也有埃洛伊丝听见蒂博尔“拉那一段的时候(拉赫玛尼诺夫)就好像在回忆一段恋情”,于是追问蒂博尔的恋情,引发蒂博尔对埃洛伊丝过往的好奇,为勾起埃洛伊丝的往事回忆进行了铺垫。回忆在此不仅“像是一个看待事物的透镜”⑦更是打破单一叙事时间线条,塑造多元结构的重要手段,小说通过闪回穿其他故事内容,最后又回归故事主线,所穿插的内容与故事主线相和,主副相互应和,共同指向主题,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灵活性与丰富性。
小说中以文本形式出场的音乐始终伴?S服务于情节的文本流淌,交错共行,形成相互重叠的几个声部。音乐填补了叙事空白,整体延缓了叙事节奏,在不疾不徐的娓娓道来之中,在变幻多端的虚实转换之中,演绎着时空的变动不居与被时空变换携裹着的人物心态的困境与迷惘,为小说带上了诗意的朦胧与自然舒畅的叙事风格。所以Nocturnes不仅在主题与内容围绕Nocturnes展开,在叙事时间与风格上也应和着标题中涉及的“夜曲”这一音乐形式,总体上营造出一种夜的寂寥与苍茫。
三、小结
Nocturnes整体呈现出通过音乐的串联,Nocturnes呈现出一幅“音乐人生的浮世绘”⑧,在极小的篇幅中交叉错落着众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他们的具体历程不同,却通过交叠重影、“互见”的效果,一同指向了现代人被理想与现实撕扯而挣扎于世、难以开解的普遍困境。同时音乐与情节文本并行向前,为叙事空白处增加了诗意,借助音乐所实现的延宕、概述、闪回等对叙事时间的处理使得Nocturnes的叙事充满变幻而切合真实,行程流畅自然而深峻低沉的叙事风格。奏鸣曲式的结构使得五篇故事浑然一体,无论从人物生存状态的解释还是从叙事风格与时间上都对标题中所涉及的“夜曲”这一音乐形式有所呼应,最终呈现出真实而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
注释:
①见梅丽:《现代小说的“音乐化”――以石黑一雄作品为例》,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75页.
②维尔纳?沃尔夫述,李雪梅录:《以乐音思考,用文字奏乐――维尔纳?沃尔夫教授访谈》,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第87页.
③参见瞿世镜:《音乐?美术?文学――意识流小说比较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④因对标题中文译文存疑,故采用英文标题.
⑤将延音记号写在音符或休止符上,表示这个音或休止符可自由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