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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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土化，是指共同地域的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人的稳定的共同体。简单的说，就是具有民族特色化。而传统的理解是指有一定地域限制的民俗形象，是传统的民俗文化和人们生活习惯方式。其形成过程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人们的身份阶层等方面的影响。本土化包装是传承下来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开发自然物质的包装品，是在历代包装传承过程中，各地区自然材料所组成的包装形式。

谈到本土化包装形式的概念，笔者认为应从不同的层面和意义上进行思考相应的实践对策，从而体现商品的文化价值和市场消费的价值。首先，把“本土化”的“土”提升到概念层面，立足本土，突出本土，把“土”的形象做到位。其次，把“本土化”上升为传统的包装形态，使其孕育于传统的营养之中，更加趋于完美。然后，把“本土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及审美方式相结合。在一个完整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科技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互补关系，尤其在精神领域中，地域文化的基因总是与现代文化紧密地融合着，并且在融合过程中衍生新的形式。

2、本土化包装的设计观念

·本土化设计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本土化包装设计作为一种表现形式，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呼吁国际化、全球化设计的今天，如果把这种方法视为振兴设计的唯一途径，很可能会偏狭于一隅，使我们的路子越来越窄，使我们的思路也更加局限。本土化设计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而继承只是取决于物质内容的承接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要面对时代的新内容，面对各个领域的变革，从而指导我们设计的新发展。

·本土化设计应突出本土文化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俗文化,更没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人情。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民族的精神、气质，民族的风俗人情，民族的哲学观和美学观，使我们终生打下了民族的烙印，民族文化，民间美术其质朴实，其情真切，不仅体现着民族的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也体现着民族的喜闻乐见和审美情趣。因此吸收民族特色，表现乡土风情，反映出中国特色包装是包装设计发展的必然。

在包装设计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包装设计思想、风格在本土艺术和本土材质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对包装设计的指导作用。“阴阳和谐”，“天人合一”，“情理兼顾”，“真、善、美的统一”等等，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精髓，是土生土长的民族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思想已经渗入，贯穿于我国包装设计的整个过程。如战国的神奇和浪漫；秦朝的厚实和庄重；汉代的简历、仙风拙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受佛教和西域文化的影响，其包装风格“清瘦”和“宽怀”并举；“仙气”和“佛光”互映；隋唐时期的“雍容华丽”、“大度丰满”；宋代的自由、理性、淡雅；明代的简洁、大气；清代的精、繁、丰富、艳、俗；所有这些理念，都是我国本土文化的民族精神。

包装设计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从内层的设计文化理念到外层的物质设计形式，都表现包装设计应有的物质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在包装设计中，做到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统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才能具有自己本民族特色的包装思想和语言形式。也才能增强我们本民族的包装设计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对世界的衍射力。

·本土化设计是设计走向国际化的基础

市场永远是衡量设计成败的度量衡，没有市场的设计永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设计必须面向市场，以市场的需求为切入点，以满足不同消费特征为设计目标。由于市场竞争的国际化的需求,为了能满足国际沟通的需求,设计中必然要求寻求国际共通的表述语言,对商品信息的认知和形成共识性,这就使民族图形的国际化成为必然。

在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包装设计是产品外观的必要元素,承载着信息沟通的重要作用,自然要求寻找国际共通的视觉语言。其次,是现代设计多元化的需求。现代设计国际化的格局是以国际主义设计为主导,多元化、多样性并存的局面。在设计发展的多元化格局下,本土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地方性形象的国际化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最后,是本土设计现代化的要求。国际化的内容除了传播功能追求共识性、表现形式、追求国际特色,还包括审美功能的国际化,也就是包装图形设计要符合国际审美标准,能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和接受。地方民族图形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形式美感的技术表现很多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人的需求。使用现代的审美标准重新演绎新的民俗图形,也是国际发展趋势的要求之一。在现代设计中,真正本土化的作品,应该是既蕴涵民族特点,又融合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是本土风格与现代意识的统一体。

·本土化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走向国际化

国际化是本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同地域性文化的共同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千百年的悠久历史了,诸如赛龙舟、舞狮舞龙、扭秧歌等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节日艺术,它们带来的那份喜庆与欢乐是不能用其他形式所取代的,它们凝结着富有民族情结的审美情趣。包装设计者采撷这种种艺术之花,运用到商品的包装中去,大大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亲切感。在自己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挖掘设计素材，通过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使本土的设计特色让世界了解、认识、接受。从而，将本土特色转变成世界特色，将本土化设计转变为国际上均能接受的设计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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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全球趋势和特征

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其国外子公司的关键管理岗位上任用东道国当地人员。因此，管理本土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指管理本土化过程的一种结果，具有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从其动态过程的角度来看，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培养和开发东道国当地管理人员，并使其最终取代外派人员的过程；从静态意义上讲，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国外子公司的关键管理岗位上直接任用东道国当地人员。因此，我们便可以利用外派人员或当地人员在公司管理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来衡量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程度。外派人员所占比例越低或当地人员所占比例越高，则本土化程度越高。

在其国外经营的早期，跨国公司主要依靠母国外派人员经营管理其国外分支机构。一直到50年代基本上维持这一格局，从70年代后期开始，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趋势就开始显露，近20年来，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迅速扩张的时期，外派人员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并迅猛发展，与之相适应，外派人员的数量也直线上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国跨国公司大量使用外派人员。根据对268家美国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这些公司1972年共有3455名外派人员，但到1975年，仅3年时间就增长到5300名。但是，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出现减少的趋势。Kobrin(1988)对美国跨国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公司中，近半数公司在过去的10年中减少了外派，26%的公司没有变化，23%的公司外派人员数量有所增加；而当问及今后10年的趋势时，41%的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削减外派人员，40%的公司表示维持当时的水平，只有18%的公司表示仍将增加外派人员。尽管美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在不断膨胀，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更是如此，但是，美国外派人员非但没有增长，反而表现出下降的趋势。1992年，大约有15万名美国管理人员在海外为美国公司工作，比5年前下降了25%而美国外派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则从1982年的0．8%下降到1989年的0．4%随着外派人员人数逐步减少，美国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启用东道国人员担任中高层管理职位，管理本土化趋势日渐明朗。

与美国公司相同，日本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人员配备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管理本土化的趋势。Beamish和Inkpen(1994年)发现，东南亚439家日资参与的制造业合资企业中，各家企业中的日本外派人员的数量从1989年的平均4．1名下降到1994年的平均3．46名，外派人员在合资企业雇员人数中所占比例也从1989年的4．35下降到1994年的3．07。与此同时，加拿大分支机构中的日本外派人员平均数量也呈下降之势，从平均4．13名下降到平均3．02名，所占比例也从4．13下降到2．4％。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趋势近年来已日趋明朗。但是，不同层次岗位的管理本土化程度并不相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以及不同的东道国在管理本土化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1、从本土化层次上看，职位越高，跨国公司越倾向于使用母国外派人员。一般说来，跨国公司在高级管理职位上总是大量地使用母国外派人员，在中级管理职位上较多地使用东道国人员，而在低级管理职位上则主要启用东道国人员，基本上不使用或仅使用少量外派人员。

2、从职能部门上看，同一管理层次的不同职能部门的本土化程度不同。根据Harzing(2001)年对2689家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问题的考察，总经理职位由东道国人员担任的比例为59．2%，本土化程度最低。而在同一管理层次的职位中，东道国人员担任财务总监的比例为82．8%，担任营销总监的比例为89．9%，担任人力总监的比例最高，达到97．8%。人事管理职能是本土化程度最高的职能，因为人事工作需要遵守当地的雇用法律和规章制度，并且还要适应雇员的不同文化背景。营销职能也是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尽量使用当地人员也具有合理性。相对于营销和人力资源两种职能，有关当地情况和偏好的知识对财务职能而言重要性是最低的，而且是控制性最强的管理职能，所以，财务总监一般为母国外派人员。

3、从母国角度看，美国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管理本土化程度最高，日本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欧洲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本土化程度差别明显，但基本上居于美日两个极端之间。根据NegandhiandBaliga的调查，美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的绝大多数高层主管职位都是由东道国人员担任，在所考察的44家企业中，高层管理本土化比例超过一半的企业达到33家，只有1家公司在高层主管职位未雇用东道人员。而在所考察的19家日本跨国公司中，有15家公司(比例高达78．9)在高层主管位置根本没有聘用任何东道国人员。相对而言，欧洲跨国公司国外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本土化比例虽然不如美国跨国公司，但显著高于日本公司。

4、从东道国角度看，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高于亚洲和拉美地区。受诸多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在不同的东道国表现出来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总体而言，跨国公司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低于设在发达国家的分支机构。

5、从行业角度看，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的管理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全球战略导向行业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可划分为国际战略、多国国内战略、全球战略以及跨国战略。相应地，分别奉行这些战略的行业可以划分为国际战略导向行业、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全球战略导向行业以及跨国战略行业。目前，大多数行业奉行的是多国国内战略或全球战略。总体而言，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的管理本土化程度高于全球战略导向行业。大部分全球战略导向行业，如计算机、化工、家用电器、石油天然气以及汽车业管理本土化比例都比较低，尤其以汽车业为典型。而大部分多国国内战略导向行业管理本土化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如食品和造纸行业。金融业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其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希望通过母国人员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的控制，而当地市场知识的重要性则促使跨国公司在广告、商务和管理服务业大量启用东道国人员担任管理职位。

二、在华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发展

纵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几乎都是由母国派人担任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无论其是母国人员、港台人士还是东南亚华人，随着在华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战略的转变以及我国经营环境特别是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程度随之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在华管理本土化的发展是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国大规模的利用外资应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20多年的利用外资发展历程中，我国利用外资总额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oD13以此相联系，在华跨国公司的管理本土化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1978至1992年以母国外派管理人员为主导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第一阶段，跨国公司在这一阶段的人员配备政策具有明显的民族中心导向，即以母国外派管理人员为主导。总体而言，80年代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主要是推销其产品和技术，来华投资并不多。许多跨国公司还处于观望阶段，只有极少数著名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而且多数是小规模的试探性投资。他们往往在中国成立代表处，或者建立合资公司，因此，在这个阶段几乎谈不上什么管理本土化。跨国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甚至许多初级经理都由母国委派，或者聘用少量港台人士或东南亚华人，而中国本土人员极少进入中高层管理职位。

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初期，主要是为了转移公司的技术和经营诀窍、塑造特定的企业文化，惟有母国外派人员履行这种转移媒介的职能。在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的情况下，从母国派遣总部信任并且熟悉部策略的母国人员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合资公司的控制。此外，这个阶段跨国公司在华业务普遍规模较小、人数少、机构简单，少量的母国人员就可以满足在华企业经营的需要，跨国公司本土化的愿望并不是很强烈。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我国的环境也限制了跨国公司的管理本土化。多年闭关锁国使中国在高级管理人才市场上出现了人才断层。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由于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成长，其知识结构难以与当时的国际管理方式接轨，其经验也拘泥于旧的管理模式。而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但缺乏实际管理经验，也难以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重任。同时，90年代之前，中国劳动力流动市场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严格的劳动法规限制了人员跨单位、跨部门、跨地区的自由流动，这给跨国公司获取人才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中国管理人才的缺乏，人才流动机制的僵化，加上跨国公司缺乏对中国本土人才的认同感，使得中国本土人员在这个阶段难以进入外资企业的中高管理层。

第二阶段：跨国公司真正开始对华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投资是在1992年以后，管理本土化初现端倪。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开始走出“试探期”，进入“发展期”，他们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制造业投资。至此，可以说跨国公司在中国步入了大规模、系统化投资的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母国人员依然占据重要位置，但中高层位置港台人士或东南亚人士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开始在人事、销售等中层职位上开始聘用一些中国本土人员，管理本土化初现端倪，但是发展速度缓慢。港台人士或东南亚华人之所以越来越多地占据重要位置，主要原因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从70年代开始起飞，培养锻炼出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管理和专业人才，他们在语言和国际视野上兼备东西方文化特质，适应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管理的要求。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90年代跨国公司纷纷将制造中心从东南亚地区转移到中国，伴随这种调整，许多原先在跨国公司东南亚分支机构服务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也相应地转移到了中国。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许多地区都是华人为主的社会，对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其成本远低于西方跨国公司的母国外派人员。因此，在这个阶段，许多港台和东南亚的华裔管理人员取代了跨国公司母国人员的位置。与此同时，一批学历高、知识新、眼光开阔、肯于和善于学习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优秀中国本土人才也逐渐涌现出来，许多人具有多年的跨国公司供职经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逐渐进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管理中层，但真正进入核心决策圈的中国本土人员仍是罕见的。

第三阶段：管理本土化渐渐进入。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明显加快了管理本土化的步伐，管理本土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虽然母国人员依然把持了大部分中高层职位，但是逐步成长的中国本土人员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跨国公司中级管理层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同时，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步入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战略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资源最优配置的体现。有以下一些因素推动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实施管理本土化战略：首先是跨国公司雇佣外派人员的投入过大。

高于中国本土员工(从表1可以看出，外派人员单是基本工资就比中国本土人员高出3～4倍)，而且一般也高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加上交通、住房、保险、休假等额外福利，综合成本对跨国公司构成了巨额开支。这一点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成本因素成为一种主要竞争手段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跨国公司大大加速了管理本土化的进程，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迫于成本压力，招募和开发中国本土经理来取代成本高昂的外派人员。

其次是中国管理人才的成长壮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大批熟悉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掌握现代知识并具有一定专业经验的人才迅速成长和涌现出来，其中包括海外归国人才，使得我国优秀管理人才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大缓解。这就为在华跨国公司实施管理本土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三是为了保持中国本土优秀人才和调动其积极性的需要，在华跨国公司内部已经造就了一批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中国本土管理人员，他们期望发挥更大的潜力，在职位上有所提高，在责任上有所扩大，在薪金上有所增加。如果公司难以提供这种机会，他们就会感到公司内部职业发展前途渺茫，其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就会寻求公司外部的职业发展机会，公司的人才流失率就会提高。因此，提拔中国本土优秀管理人员取代外籍主管便成为跨国公司挽留高层次中国本土人才和调动其积极性的一种重要手段。

跨国公司整体投资策略的重大调整是跨国公司实行管理本土化的深层次原因。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初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占领海外市场。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希望通过直接投资占领中国市场，因此更倾向于雇佣熟悉当地市场，了解当地文化的中国本土人才，更强调融人当地环境。例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所开发的中文手机等高科技通讯产品，基本上都是以中国本土技术人员为主，在研究和改进了原有的技术后，在中国本土开发的。没有这些中国的人才，跨国公司产品就不会有如此之高的适应性，其市场决不会做得如此之大。同样，大量深知当地文化、精通中文的中国本土中高层管理人员更容易与公司员工和外部沟通，建立融洽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降低经营成本，从长远发展来看，跨国公司逐步在些重要领域雇佣中国本土人才无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此外，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逐步形成为跨国公司管理和技术管理本土化创造了一定的机会，而人事制度的逐步宽松则提供了制度保证。信息革命也为跨国公司实行管理本土化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网络、通讯使人才信息沟通迅速准确，信息流通更加快捷，更使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才商业性操作成为可能。

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大致经历了以上3个阶段，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主要差别在于第二、第三阶段不同来源的人员所占的比例。相对而言，美国跨国公司台及东南亚华人担任中高层经理人员的比例最高，甚至超过母国人员，而日本跨国公司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中心导向，母国外派人员在中高层职位上占有绝对数量，港台及东南亚华人所占比重并不大，所以管理本土化往往表现为中国本土经理直接取代日本的母国主管。欧洲跨国公司则居于这两端之间。此外，由于美国拥有丰富的华人资源，母国外派人员有相当比例是国外华裔管理者，再加上公司聘用的港台和东南亚华人，所以外籍华人大量担任中高层管理者成为美国跨国公司的一大显著特点。据1998年对美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60家企业和近20家公司代表处或者投资性公司进行的访问，在85名外籍管理人员中有近3／4，即61名外籍华人。一些在华投资颇为成功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最高领导者基本上是外籍华人。这些公司的外籍华人学贯中西，既具备中国文化背景，也了解西方企业文化，在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管理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三、在华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对我国的影响

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战略对我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其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

1、促使我国人才配置趋于合理以及国内人才市场趋于完善。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使人才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使本土人员的价值得到实现。跨国公司在本土人才方面的竞争，促使企业实行更好的、反应员工实际贡献的薪资福利待遇，否则员工就会因为不满现有的景况而调离公司。此外，跨国公司管理本土化的需求也促使国内人才市场趋于完善，推进了人才流通体系和人才网络化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扩大了人才队伍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人才。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战略带来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员大规模培训，这既提高了公司员工的素质，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合资和独资企业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我国现代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现代化产业工人的摇篮。通过跨国公司正规的培训计划，以及与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外派人员长期共事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新一代的企业管理人员正迅速成起来，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培训，熟悉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而且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既能从中国实际出发，又能按国际惯例办事，并能够熟练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沟通。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和现代化产业工人。这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人才大军必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3、有利于留住国内优秀人才并吸引留学人员归国。以往去欧美留学，是许多富有才智的中国学子的梦想。而今，跨国公司丰厚的薪酬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对国内优秀人才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放弃了到国外留学的计划，选择到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工作，致力于在国内寻求事业发展。与此同时，不少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生们也纷纷归国，除了自己创业外，相当部分归国留学生加入在华跨国公司，从事高层次管理和技术研发工作，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我国人才的素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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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是一种将母公司“搬”到东道国，根据东道国特定的经营环境，对公司拥有的有限资源在世界各国进行不同的优化配置，以获取最佳利益的全新战略，其主要内容有：

1.营销本土化

所谓营销本土化，是指跨国企业以东道国的市场需求为战略基点，进行一系列的产品推广、价格制定、渠道扩展及广告促销活动。其目的和宗旨是满足本地顾客需求，培养顾客忠诚度。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过程也是一个满足跨国文化顾客需求的过程。文化始终是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时最难以捉摸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销售、人力资源等领域，传统文化与习惯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充分调查和研究本地消费者的特点，并根据这种需求推出对应的产品，制定符合当地购买力的价格，同时根据当地文化风格和消费者偏好进行促销和宣传，是对跨国经营销的最基本要求。

2.品牌本土化

跨国公司在充分理解本土文化特征、消费心理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以保持强势国际品牌形象的原有特色为前提,把洋品牌做“土”,采取亲情营销,以克服消费文化的隔阂,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最本土的就是最国际的”，同时，“最国际的一定也可成为最本土的”，以本土形象、本土文字、本土活动为依托成为跨国公司品牌塑造的有力手段。

3.人员本土化

企业的跨国经营，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经营，它体现在企业必须能够引导、协调和组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员工，使多元的人在企业内部能够聚合成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这种跨国企业内聚力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共同的企业文化平台，而且依赖于企业在共同文化平台基础上全面整合内部员工关系。

(1)人才选聘本土化

本土化的经营管理离不开本土化员工，跨国企业经营的第一步是在当地的人才市场上选拔一批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企业从员工的招聘阶段始就对他们进行企业文化的灌输与移植，不仅让他们了解企业的基本业务和流程，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体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2)本土员工的培训

企业在当地选拔员工后，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这些新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业务能力培训，使员工熟悉企业的基本业务与组织机构，组织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企业文化培训。

(3)本土员工的管理

跨国公司对本土员工管理的核心是人员跨文化管理。不同文化熏陶下的员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也有着差异化的利益追求和从业目标。因此，无论是在组织文化、晋升机制、奖惩机制还是在人事安排方面，企业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员工的感受和需求。

人才本土化战略的实施首先有助于减少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经营管理上的矛盾和低效率；其次，利用当地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有利于降低人工成本；再次，人才本土化增强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信任感，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形象，而且有助于保持经营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

4.采购和生产本土化

当跨国企业在当地市场打开一定的空间，产品已被当地顾客所接受，想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加大供给时，比较可行的一种策略就是实现采购和生产本土化。

所谓采购本土化主要是指跨国企业在当地生产产品所需的原料要尽可能从当地合格的供应商那里采购，而不是来自进口。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利给当地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所谓生产本土化主要是指租用东道国的土地，雇佣东道国的劳动力，建设厂房进行生产和制造。生产本土化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销量，以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快速有针对地开发，生产和推出相关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跨国企业实施生产本土化策略，不仅需要租用东道国的土地，雇佣东道国劳动力，而且还必须向本地政府缴纳税金。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投资方和东道国双重利益的“双赢型”经营方案。

5.技术研发本土化

随着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不断升温，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新亮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剧，引发了研发本土化的竞争，为了巩固其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跨国公司把研发活动定位于满足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从而实现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研发中心是企业的核心部分，将企业核心本土化，有针对性地开发技术产品，无疑是在为它们大规模地进军本地市场研制强有力的进攻武器。

6.利益本土化

所谓利益本土化就是跨国公司着眼于本地市场在自身战略全局中的长远利益和强势地位。以一种超国界的心态和经营理念将东道国的长远发展和企业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不仅从事有利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也积极担当当地社会责任；不仅强调自身利润的实现，还应关注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全力解决自身事务，而且协助当地政府处理社会事务，不仅考虑企业的利润率，还愈加重视企业利益针对当地的再投资率等等。这是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高级形式，是一种共同繁荣、长期协作的企业与东道国的战略共同体关系。

二、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原因

1.降低成本

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经营的根本原因是要降低成本，以充分利用其在当地市场生产成本制作成本低的优势。当地采购可以节省运费和关税，可以降低库存。当地雇员可以大大节省工资和补贴的支出。跨国公司实现生产、加工、人才当地化之后，生产及运营成本将远远低于产品在母国的生产后输出及人才外派等跨国运营方式。

2.解决市场准入问题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跨国公司实行标准化的产品分销起来非常困难而只能根据当地的环境条件选择适应的分销策略。因此，本土化在解决市场准入问题上成绩显著。首先，本土化使产品更具亲和力，使东道国居民心理上更易于接受，有利于产品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其次，本土化可以使跨国公司取得“国民待遇”，与本土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享受税收及其他更优惠的政策；最后，就跨国企业内部而言，其夕阳技术、过剩资本也有了去向，能在全球经济的链条上享受到增殖的乐趣，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利用外资以及相对本国而言仍属先进的技术，达到双赢的目的。

3.满足文化环境差异的需求

尽管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消费者的需求的相似性越来越大，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仍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差异正在变大，人们的种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正在普遍增强。面对文化环境的差异，跨国公司要想在当地立足，也只有本土化战略才能打通渠道融入当地。

4.进行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

本土化意味着企业高度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对东道国的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运用更加得心应手，这样跨国公司便可凭其内部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类资源进行再调配，以实现物尽其用，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跨国公司在任何一个地区的本土化战略都是其全球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着眼全球、立足当地是进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的两个基点，而正是后者使前者不至于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三、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的特点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本土化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人员的本土化、产品的本土化、销售渠道的本土化和关系的本土化等四个方面：

1.大量启用具有中国背景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地管理人员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当地化首先是从管理人员本土化开始的。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和一般管理人员的本土化。管理人员的本土化为跨国公司深人了解中国当地市场的消费文化、消费需求和生活习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为公司拓展中国地区的业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启用本地经理人员拉近了跨国公司与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使跨国公司更富当地色彩。在高级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是重用华人精英，特别是具有中国背景的海外留学人员。在一般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基本实现了本土化。如诺基亚公司在中国拥有员工5000余人，其中本地员工占90％以上，公司管理层从总裁到区域经理都由华人担任。

2.产品贴近中国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

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特点，把握潜在的商业机会，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地推进产品的本土化。如通用汽车公司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赛欧家庭轿车。通用与上汽合资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目前拥有别克、赛欧、MPV多用途功能车三个家族系列车。1999年推出的别克轿车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占据国内轿车的高端市场，2001年推出的赛欧品牌则是瞄准了中国汽车市场的空隙和顾客心理，通过产品本土化来抢占逐渐成熟的低端市场。赛欧率先喊出“10万元家庭轿车”的口号，凭借其高端的配置、低廉的价格在投放市场之前就拿到了2万多辆汽车订单。

3.重视中国销售渠道的特殊性

中国的商业体系较为零散，市场运作不够规范，许多跨国公司在进人中国市场之初，忽视了中国销售渠道的特殊性，结果吃了大苦头。惠尔浦公司在中国家电市场遭受的挫折即与此有关，结果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撤资决定。跨国公司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竞争对手最容易发动攻击的是销售渠道，特别是市场终端，谁掌控了销售渠道，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如广州本田没有采用国内惯用的层层分销的“制”方式，而是采用类似于连锁加盟的“授权直销店”的形式，建立销售网络。广州本田建立了以售后服务为中心、以顾客为中心的“四位一体”销售网络，使整车销售、配件供应、售后服务、信息反馈一体化，通过特约销售服务店的形式，实现了全国统一价格、服务标准、推荐方式、专营服务及与客户沟通，从而缩短了企业与顾客的距离，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4.建立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

关系本土化是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核心。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关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组织资源。关系本土化保障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的成功,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信任。跨国公司通过公关建立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将洋品牌做成贴近中国消费者的“土”品牌。例如,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实现整车本土化生产的跨国公司,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生产,就充分地与中国政府合作,大打“政府牌”,实施关系本地化的策略,把“桑塔纳”打扮成近乎100％的中国车,此番用意深得中国政府赞赏和民众信任。比大众晚到中国十几年的丰田,也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度,运用世界领先的技术,推出针对中国市场设计开发的本土化合资车。

参考文献：

[1]郭毅.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23):5.

[2]高湘一.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37-41.

[3]张新民，张建平.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分析[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52.

[4]赵素洁.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及其启示[J].企业活力-管理理论，2005，(02):19.

篇4

Abstract: Either original innovation or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is important in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s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need to be based on reflexivity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outward and inward dimensions， and reflexivity is the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and research basis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mportant criterion used when judg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ould b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a normal and log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reality.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ims to form and extend influences of Chinese academic schoo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rcles. The primary difficul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how to delimit boundaries of key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e”.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e dialectically unitary just as two sides of one coi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y；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Reflexivity

在华人传播学界，普遍存在如下思考脉络：我们究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传播学？究竟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传播思想、理论资源？上述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传播学界已有相当关注的一个课题——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学者们近期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如此，重思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并非不合时宜，更非多余之举。在全球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能否创建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华人传播理论体系，是华人传播理论能否在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牢固拥有一席之地的关键。因此，从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现实状况出发，加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对华人本土传播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试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理论发展的反思性：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

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将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以这三种知识旨趣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即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J. Habermas，1968）笔者认为，这三种研究路径均适于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如果我们对哈贝马斯提出的三种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予以简化，可将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将植根于华人社会文化土壤的传播思想、观念、智慧、经验、知识按照一定的范式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这涵盖了哈贝马斯所言之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其二，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并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西方传播学理论，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使之与东方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本土实践科学融合，成为适合东方文化环境的传播理论（这在实质上包含了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华夏传播学流派，建构基于东方社会文化土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简言之，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之上，这种对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因此，我们应将理论发展的反思性（reflexivity）作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土化代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反思取向。作为一种本土化研究取向，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其反思性。华人传播理论研究的反思性应该包括如下内涵：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传播学的发展进行思考，把传播学的发展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社会—文化框架”下对已有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反思的取向中进行分析。这种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和对本土传播学发展的反思。

1. 外向反思维度：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普适性是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理论所追求的“理想”。[1]传播现象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共性的理论与规律。多数欧美传播学研究者在主观上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刻意局限在欧美区域，他们也希望得到具有普适性的传播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2]其研究成果对于欧美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尤其是对于与欧美的文化具有较大异质性的地区或国家而言，未必具有普适性，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学科范畴是对应人类“认知”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所遵从的是一种“知”的逻辑，而后者遵从的是一种“行”的逻辑。（赵旭东，1999）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西方定义的“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正是由于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传播学理论在面对华人社会及其传播现象时注定会出现一些“解读障碍”和“话语阻断”。当然，以长远观点视之，传播学本土化和传播学普适性“理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经由本土传播研究获得对不同文化特质的传播现象的认识，是最终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传播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观点在我们探讨传播学“普适性”命题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知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应，知识社会学得以发展、兴盛，且形成了该领域的一些学术流派，如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许多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家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学者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就这样认为：像其他任何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借助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因而这种描述也是受一定的理论或文化制约的；描述要诉诸语言，而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这种语境只能是由群体共享的语境。（Barry Barnes，1980/2001）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巴恩斯的看法与美国科学哲学家N. R.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颇为相似。汉森认为观察是一个有理性因素渗入其间的感性反映形式。因为不同理性因素对观察的影响，所以使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观察很不一样。（N. R. 汉森，1988）换言之，纯客观的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观察中总是渗透着理论，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解。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意味着观察不能解决任何科学问题，而只是说我们在观察时，必须要选择一个标准条件，只有在这个标准条件下观察到的东西，才是观察对象本质的属性，而在任何非标准条件下所作的观察都是观察对象非本质的属性。

如果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就建构传播理论的重要基础——传播经验、传播现象、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言，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经验，其对传播活动、传播现象体认的方式和产生的信念也会不同。我们很难断言，这其中的某一种传播信念、传播思想就是唯一真理或是唯一合理的。

因此，从人类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多样性来看，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建构和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也正因为此，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理论研究现状来看，传播学的本土化具有世界性特征。例如，维莫尔迪萨纳亚克、陈国明、三池贤孝等众多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传播理论研究者，从亚洲视角出发，对本土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78年，来自哲学、人类学与传播领域的港、台、以及美国华裔学者曾集会，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传播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1987年，D. 劳伦斯金凯德（D. Lawrence Kincaid）出版了《传播理论：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1988年，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出版了《传播理论：亚洲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s），这两部专著是亚洲传播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中国大陆，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立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自此，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也是从此时开始，一批学者为推进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付出努力。

2. 内向反思维度：华人传播研究中的“前反思性接受”[4]取向

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困境所映射出的是西方以外的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拒心态。就完整的学科意义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若干“新学”之一。既然传播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文化的特质，它在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时，就必然会有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本土化的过程。这其间有不少主观上的努力意图，但总的说来，这一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具有其必然性。

但是，我们在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方面的力量投入还是不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然主要在充当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注脚”！以中国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为例，1993年台湾学者臧国仁与汪琪的“国科会”传播学门检讨报告，1998年台湾学者钟蔚文与赵雅丽对于传播学术期刊的评价报告，以及台湾学者罗文辉在1995年和2000年的两项研究均指出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大多数被视为理论性的研究，其实只是利用本地资料测试既有理论；所得到的结果无论是支持、或不支持这些理论，都少有进一步探讨。”[5]陈韬文教授亦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6]

在华人传播学的现实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亟需改善的倾向：在传播学研究中不假思索地照搬、不加具体分析地移植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一些研究者对植根于东方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传播思想、观念、知识、智慧等重要资源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以反对“闭关自守”为由而对本土化研究持否定的态度；沉迷于“创造”新概念、追逐新理论，却对本土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缺乏充分的现实关注。就总体情况来说，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传播学体系中仍然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华人传播学界中存在一种对待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具体体现在，一些华人传播研究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视为理所当然，未经反思就接受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知识引进”或“知识移植”，进而导致在传播学知识生产中对西方传播学的“路径依赖”。如果要提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地位，那么就必须摒弃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自觉地对华人传播学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反思，在更深层次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

概而言之，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基础。正是在一种反思的维度中，华人传播研究者开始摆脱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盲目崇拜，更为自信地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而华人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正是需要建立在这种创新性研究基础之上。

二、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及其主要难点

对于华人传播学研究而言，吸纳欧美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地将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么有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在本土生存。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时，应该注意赋予其一定的新涵义，而不能采取如前所述之“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华人传播研究者要想通过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体现自身研究特色，取得实质性的创新，首先应该明晰自己基本的奋斗愿景。

1.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华人本土传播学应当是一整套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而且通过华人传播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应能形成华夏传播学术流派。

（1）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门科学，皆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而成的。这种逻辑结构是概念、框架、推演、判断等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华人传播活动、传播现象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在华人社会的传播领域之中，“报”、“礼”、“缘”、“人情”、“面子”、“关系”等是发挥重要影响的特色概念元素。（陈国明，2006）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创新、融合，从而建构若干能够准确描述、解释华人社会传播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才能使中国传播学真正实现本土化。因此，我们应该将传播学理论中是否包含民族文化概念及此类相关概念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播学本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2）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

世界传播学学术体系是由各个传播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与学术风格相互之间发生影响、争鸣、交融。如果某一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还未形成自己的特定内容和风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华人传播学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并在世界传播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衡量传播学本土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2.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

在实现华人传播理论建设的奋斗愿景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需要攻克的难关，其中首要的难题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台湾学者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与建构华人传播理论相关的看法：

“首先，由文化属性的难以掌握、以及其与理论本质的矛盾来看，‘华人传播理论’这个概念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存在。其次，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7]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建构规范化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性、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而这一奋斗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存在一个“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的清晰边界，在这个既定的边界之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特性。但是在许多情境之下，这一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

“华人传播理论究竟指的是它的来源、还是文化取向？如果我们指的是代表源自华人、或华人文化、社会的理论，则我们又会遭遇另外一个问题：‘源自’是什么意思？是由华人所建构、植基于华人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是取材自中华文化资产、呈现出分明的华人角度？前面两个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华人文化的特质；但即使是后者，所谓的华人角度与文化特质又是什么？”[8]

因此，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便是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相关概念边界。如果这样的理论前提可能会受到挑战，我们便不得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是有意义的？

要让我们的研究、考察、描述经受得起挑战，那么明晰“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而这又必然牵涉到另一个命题：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民族的正当性何以获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学说为我们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来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提供的启示正在于：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有必要对华人传播行为、传播观念、传播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变迁轨迹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刻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边界。这一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足以让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这也需要华人传播研究者加以更多的重视、更大的投入，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

三、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是否对立冲突？

在我们探讨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传播学国际化”这一命题。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必然对立、冲突的，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续不断的对立。”[9]因此，一些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宏观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应该突破本土的限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追求只有某一国家特色的民族化传播理论。诚然，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置于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意识是否合理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传播学的国际化是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两个命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有必要对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背景和终极目标加以考察。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萌芽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已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趋向，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第一，现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信息的国际化共享和科研国际分工协作的程度加深；第二，国际社会的彼此依赖和国家、地区多边利害关系的加深；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亦走向高技术化，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与有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产业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使社会科学界接受的跨国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第四，大量的国际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郑杭生，王万俊，2000：45）这一切合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潮流。这一整体环境也适于视作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宏观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加强传播学研究成果与知识产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使各国取得的传播学理论、知识能够被彼此认可；其二，增进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化、标准化；三是推动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一些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如国际传播政治经济格局与新秩序、非传统安全与危机传播）给予关注和研究，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发展形式上看，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建立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团队，运作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交流平台，实施国际性的学术信息资源共享，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互派、互访，等等。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正日渐加快，华人传播学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交流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重任。应该说，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门学科是否真正达成国际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国际性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而华人传播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还偏少。（金兼斌，2008；李喜根，2008）

作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向，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传播学对本土传播现象的认识和对本土传播经验、传播思想的总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而传播学国际化的基本目的在于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交流、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认可，最终增进不同地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但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决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华人传播学研究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坚持国际化，因为只强调本土化而忽视国际化，势必会影响华人传播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协作，最终导致华人传播研究步入封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国际化，而轻视本土化，又会使华人传播理论失去生长、发展的最佳土壤，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

1. 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本土化”

国际化主要意指相互了解、学习、吸收和借鉴，增进交流和协作，而不能等同于“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因此，华人传播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创新并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对话权，应该以充分了解西方传播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前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才能了解其优点和局限，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而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之门外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学科本土化的。（杜维明，2001）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也指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如能顺利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应该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杨国枢，文崇一，1991）

2. 只有熟悉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学术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精神，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否定既有一切的心态，也不应一味盲从。传播学研究中亦应坚持如是态度。怀疑是科学发展之先导，是理论创新之开端。当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怀疑态度决不等于虚无主义。在科学史上，正是由于对已有学说产生怀疑，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发动了天文学领域的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开创了新的物理学，牛顿开创了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了起来，确立了新的科学理念。在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方法的理性怀疑与科学批判，不了解其理论偏差乃至谬误，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难以有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性创新成果产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将处于一种“注脚”地位。而这种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和平等的争鸣，其必要前提就是深入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

3. 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并非标新立异、刻意创造完全“另类”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于不同地域、国度和文化环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正是这些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具本土特色的传播理论，是构成更高层次、更具普适意义、更加完整的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传播学研究只有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传播学理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既然如此，在我们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吸收异域传播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切皆由自己从头独立打造，追求纯而又纯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倾向，切忌以不适合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借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吸收、借鉴外来理论的做法。即便是在欧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的地域、国家的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与研究方法也是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区域性的传播理论学术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可以彼此学习、包容。因此，华人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传播学优秀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环境下，资讯交流手段日益发达，既凸显了个体力量的单薄，又为跨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和便捷的途径。华人传播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独力“重新打造”或者一味套用别人的模式都并非长久之计。华人传播学界应该把握机遇，加强与外界交流，向西方学习仍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对自我现况和需要的清醒认识及对未来走向的明确体认为前提，“亦步亦趋”、“随波逐流”及纯粹的“拿来主义”是无助于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

[注释]

[1]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中已有较多探讨。即便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更是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受自然科学强调学科范式和研究结论客观性、普适性的影响，普适性仍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2]长期以来，根源于现代世界历史体系逻辑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否思这种观点的潮流在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中兴起，其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 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版书名为《白银资本》），认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后，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而到今天，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3][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4页.

[4]本文在此借用了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前反思性接受”概念，其所指为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将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可参见：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47页.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6]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

[7]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9]转引自：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70页.

[参考文献]

[1]J. Habermas（1968/198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 by J. Shapiro）. London：Biddles Ltd.，p.308.

[2]Guo-Ming Chen & Yoshitaka Miike（2006）. The Ferm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Asia：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China Media Research，Vol.2，No.1，1-12.

[3]Yoshitaka Miike（2007）. Asian Contributions to Communication Theory：An Introduc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Vol.3，No.4，1-6.

[4]Ronald D. Gordon（2007）. The Asian Communication Scholar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Media Research，Vol.3，No.4，50-59.

[5][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Barry Barnes（1980）.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Routledge（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Lu Xudong. Beijing：Dongfang Press，2001）.]

[6][美]N. R. 汉森（1958/1988）.发现的模式：对科学的概念基础的研究（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Norwood Russell Hanson（1958）.Patterns of Discovery：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Xing Xinli & Zhou Pei. Beijing：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Press of China，1988）.]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83/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Benedict Anderson（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Wu Ruiren. Shanghai：Shanghai People Press，2005）.]

[8][美]彭慕兰（2000/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Kenneth Pomeranz（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Shi Jianyun. Nanjing：Jiangsu People’s Press，2003）.]

[9]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2008）.华人本土心理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K. S. Yang，K. K. Hwang，& C. F. Yang（Ed.）.（2008）.Chinese Indigenized Psychology. 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10]黄光国（2006）.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Kwang-Kuo Hwang（2006）.Confucian Relationalism：Cultural Reflec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1]郑杭生，王万俊（2000）.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Zheng Hangsheng & Wang Wanjun（2000）.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Dangjian Publishing House.]

[12]杜维明（2001）.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Du Weiming（2001）. The East-Asian Values and Pluralistic Modernity.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3]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Deng Zhenglai（2000）.Refle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hanghai：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4]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Wang Ning & Xue Xiaoyuan（Ed.）.（1998）.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5]赵晶晶编译（2008）.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Jingjing Z. Edmondson（Ed.）.（2008）.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16]邵培仁（1999）.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4），36-41.[Shao Peiren（1999）.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College，（4），36-41.]

[17]王怡红（2008）.一个传播学本土研究规范的考量——以1982年提出的“16字方针”为例的探讨.中国传媒报告，7（1），42-54.[Wang Yihong（2008）.Reflection on a Lo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s：Discussing on the Example of “The Principle of Sixteen Chinese Characters” Advanced in 1982. China Media Report，7（1），42-54.]

[1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1-15.[Georgette Wang，Vincent Shen，& Ven-hwei Lo（2002）.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Mission Impossibl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70），1-15.]

[19]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1-7.[Joseph Chan（2008）. Predica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Why and How to Break. Journalism Quarterly，（1），1-7.]

[20]赵旭东（1999）.本土心理学的启蒙观：开展本土研究的一些教训.社会理论学报，2（1），81-103.[Zhao Xudong（1999）.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Some Lessons of Indigenous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1），8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