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思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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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会议之后被提升到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高度，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开始。永续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样也需要体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呼唤体育生态环境的支持。因此，如何更好地理解体育生态思想的发展也是我们所应重视的时代背景和不能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理论界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总体略显不足，多呈零散和问题式的研究，而从历史发展的层面对体育生态梳理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梳理体育生态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指导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就显得意义重大。

1远古时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孕育

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不仅经常要跋山涉水去寻找食物来维持生命的存在，还要为抗御自然的侵袭而跋涉迁徙，在渴求生存的生活中，要想法设法地投石掷棍去杀伤猎物，玩命奔跑的去追捕野兽，甚至为防止被野兽伤害而不得不与野兽进行生命的格斗。可见，像走、跑、跳、投、爬、近身格斗以及游泳等肢体运动，都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为求生存而必需掌握的基本生活技能。到了远古时代的后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财产和奴隶掠夺而发生的冲突日益频繁，人类认识到必须要进一步改善生产工具和狩猎技术，并使之成为种群的谋生手段和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能才能确保群落的安定有序，同时群落首领还意识到只有提高群落子民整体的体力和智力等生存能力，才能维持群落不被外来侵略者所灭亡，于是跟身体活动有关的各种技能就开始在群落中有所推广，群落中的成年人也开始有意识地向少年儿童传授各种技能和身体的操练方法。这种主动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主体的思想，就可以视为体育生态思想的萌芽。

2古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发轫

有关体育的生态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很多中西方的哲学家在阐释各自的哲学思想时都蕴含着丰富的体育生态思想。如《周易》、阴阳五行学说、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的生态直觉思想等。其中，《周易》以阴、阳两爻为基本的符号，用来表示两种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基本特征，并由此来说明日月运行、季节更替、气象变迁以及生命有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2］。这种从事物整体动态平衡过程中实现协调的思想，就是现在体育生态思想的精华所在。“阴阳五行学说”是研究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的学说，通过阴阳双方相互转化和制约来揭示生命体、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运动。而古代养生术提出的重要理论资源———“天人合一”的理念，则是将天、地、以及人三者统一为一个基本点，提倡人道与天道、人的生命体与自然环境的有效沟通和统一，从而实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的平衡。这一学说无疑是一种新的生态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也是古代朴素体育生态思想引导下的实践创新，对当今体育生态的和谐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希腊人崇尚体育，体育也不可避免的构成了哲学家的思想内容。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指出，体育不仅可以培养公民健康的体魄，它更可以培养和塑造公民的心灵的品性，从而塑造公民的德性，最终获得幸福生活［3］。柏拉图的学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提出了比较丰富的体育生态思想。他指出，古希腊的教育基本上可以分为读写、音乐、绘画以及体育四种方式，并对其重要性的顺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读写在求知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用途广泛，绘画有助于鉴别各种艺术作品，而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和强壮，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这是其他三者无法与之相匹敌的。正所谓，健康是基础，勇敢是品德，所以，体育应该优先开展［4］。可见，体育生态思想在古希腊同样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上可知，不管是阴阳学说，还是天人合一等思想所形成的中国传统体育健康观已经都包含了人与生态的和谐统一以及个体内外的和谐统一两个方面，明显展现了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等和谐统一的体育生态观念；而西方的古代奥运会、古希腊的雅典体育以及斯巴达体育等以崇尚自然、追求身心和谐发展的体育和教育思想，也都可以看作是体育生态思想的发轫。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体育生态思想不太注重体育的竞技性，也不刻意去追求超乎自然常态的体格与体能，而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赋予了游戏的、健身的以及教育的功效和作用，更强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古代体育生态思想更接近体育的真谛。

3近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吉光片羽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基本都是建立在体育救国论上的，在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教训后，封建者吸取了相关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的近代体育生态思想。随后的倡导者们也开始利用各种途径，诸如讲学、著书和成立政治团体等积极宣传维新思想，同时，关于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维新思想家们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如，康有为主张兴办的“万木草堂”开始开设体操课程，提高国民的身体素养。梁启超和谭嗣同两位维新主义者则于1897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大力地宣讲“知人之精神与体魄，盖注于德育与体育两途”的理念。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著作中专门有“论尚武”章节论说体育，其议论精辟，掷地有声，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体育思想［5］。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体育生态意识的时代色彩。14—18世纪以来，欧洲大陆迎来了意义深远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三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不仅扫清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也砸开了中世纪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迎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繁荣的新时期［6］。思想文化运动也催生出一大批不同于中国理论家的早期改良派学者，他们倡导身体和精神的统一，重视身体的健康与健美，反对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主张要正确认识“人性”等。为此，他们重新发掘和整理了古希腊丰富的体育遗产———古代奥运会、斯巴达体育、雅典体育、祭礼竞技等体育生态思想和运动手段，并在体育实践中大力宣传。随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一系列不健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对身体活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将目光转向身体素质的提升和体能的健康发展，体育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社会需要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批资产阶级教育家也顺势提出了新的体育生态思想。如：“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托里诺、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等就把体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加以大力提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尔》中提出，“教育应与体育紧密结合，主张按儿童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体育活动，以培养‘身心两健’的人才［7］”。这些思想无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刻上了体育生态意识的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体育生态思想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高速发展时期，从救国兵操体育思想的引进到后来的国民教育体育思想的创新无一不是时代要求下的产物。这些思想都产生于时代的要求，都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4现代———体育生态学科（论）的建构与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人类满怀希冀与信心共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科学界却十分“动荡”，体育实践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涉及自然生态也受制于社会生态。其活动的开展不可能离开生态环境直接存在。同时，体育活动的开展，难免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8］。因此，关于体育生态思想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生态学相关原理与方法为我们研究体育问题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理论资源，提供了一条更为恰当的研究途径。在西方，一些较发达的国家，由于政府和各类机构以及大众拥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体育生态建设的理念已经融入到体育实践的各个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诸如德国Regensburg大学的哲学、艺术和体育学院院长HeinzLutter教授、德汉娜•克雷、美国的恩戴尔戴•哥拉斯伯格和南非的布什拉•托拉克等知名学者，他们从环境因素影响体育运动正常开展的角度，论述了体育在实践中的生态理念，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说明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开始将侧重点转向体育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这有力地促进了体育生态思想的发展。随着人类科学的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层面的推进，生态学的研究和应用也发展迅速，已经扩展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形成许多新的边缘学科。以教育生态系统为对象的教育生态学研究在我国日渐活跃，然而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在我国却明显滞后。谢雪峰认为，虽然体育生态学在我国尚未建立，但以体育生态作为对象的体育生态研究已经有所开展［9］。如熊茂湘研究认为，体育环境是一个系统，体育环境的建设与发展应该树立一种系统性的观点［10］。罗艳蕊等人研究表明，体育运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制约着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将体育运动和环境保护相结合才是体育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11］。陈莉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人类与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共存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体育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实现“体育与自然、文化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的目标［12］。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绿色奥运”口号，为体育界人士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下，陈光华、周志俊、邓跃宁、李宏斌等学者先后就构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必要性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并就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概念、研究方法等给予了初步的探讨。专著方面，也先后有熊茂湘老师主编的《体育环境导论》、游海燕和肖进勇主编的《体育生态论》以及谢雪峰等主编的《体育生态论纲》三本专著问世。这一切都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创建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野和范式，也为后续理论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不难看出，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现状与发展都做了有益的研究，为体育生态学的构建与发展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与建议。虽然学者对体育生态学的界定表述各异，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其研究脉络都是由浅层生态体育逐渐过渡到深层生态体育，即将生态由最初局限于自然生态，强调体育实践中自然环境和体育的相互影响转变为突破自然生态认识的局限性，在注重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强调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总之，就是期望能将体育系统和其他自然、社会等生态系统统一起来，进行系统地、整体地研究，为实现“体育—自然—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启迪。但遗憾的是，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笔者从相关学术期刊数据库查询搜索“生态体育”、“绿色体育”、“体育生态学”等关键词所得结果显示，相关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30篇，而以“体育生态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仅有5篇，研究方法也过于单一，理论上不够厚实，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5展望未来———生态体育的绿色通道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不是完美、和谐和简单的统一，而是矛盾、演化、复杂和缠绕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非线性的世界，体育的发展在根本上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构一致。体育作为一种能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在未来发展中将会建立体育生态学系统，遵循体育生态学的发展规律，在汲取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皈依《老子》所谓的“道”。体育之“道”，亦乃和谐之“道”。体育之“道”，是建设生态体育，实现体育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通“道”。生态化是文明发展道路在当今时代的生动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将生态上升为一种文明，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体育生态思想和谐发展应该遵循的时代背景。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学者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已经不局限在体育自身的发展，而更在于体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范畴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性关怀和引导。因此，展望未来，“和谐与发展”可持续发展体育生态思想理念，将会在未来的新时期，搭上高速发展的顺风车，快速驶入“绿色通道”。体育生态意识也会逐渐成为大众的一种共同价值理念、一种全新的体育发展模式，体育生态思想在未来的和谐发展中将更加关注人性的自然回归，关注体育领域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实现体育既满足精神的需要又满足物质需要的原生态生态位，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拥有一个和谐、健康的生态家园。

作者:夏成龙 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1］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57．

［2］孔东．管理生态学［D］．苏州：苏州大学，2003．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7．

［4］李力研．体育：“培养人的勇敢”———亚里士多德体育思想解析［J］．中国体育科技，2003，29（5）：5．

［5］张兆才．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J］．体育科学，2005，25（5）：74．

［6］朱欣华．论现代体育生态的历史渊源与现状［J］．江汉大学学报，2010（3）：106．

［7］范国瑞．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3．

［8］夏成龙．生态视角下民俗体育发展研究———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例［D］．厦门：厦门大学，2014：2．

［9］谢雪峰，曹秀玲．体育生态的敏感因素与体育系统的良性循环［J］．体育科学，2005，25（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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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利用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体育教学以身体活动为主，教学内容有别于其他学科。挖掘教学中的德育元素，并适时、妥善地进行引导，对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形成会有积极的影响。例如，利用队列队形练习培养学生的组织性、纪律性；利用接力跑、拔河比赛、篮球比赛等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利用中长跑练习中出现的“极点”现象培养学生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利用耐久跑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利用变速跑、蛇形跑、追逐跑、让距跑等增强学生的练习兴趣和参与意识，提高练习效果；利用体操和跳跃项目练习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机智、果断的优良品质，促进学生相互关心、相互帮助；韵律操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武术既可强身健体，又具有观赏性和实用性，同时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各种技能教学中，充分发挥体育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的小助手作用，不但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相互协作和独立工作能力。课堂的最后小结，采用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及教师评价的形式，对学生的上课表现进行客观评价，以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这些蕴藏在教学中的德育元素，只要教师细心挖掘、妥善利用，会对健全学生个性品质大有裨益。

（2）利用课堂中的典型事例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及时发现、表扬好人好事，又要不失时机地对有不良倾向的学生进行教育。如实心球教学时，有的学生捡远的，并常帮别人多捡一个，而有的学生恰恰相反，专捡近的，甚至多捡一个自己留用。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教师应及时讲评，使好的行为发扬光大，不好的行为及时得到纠正。例1：球类项目练习时的听哨音停、迅速归队，练习时的团队协作；体育课必须穿球鞋、运动裤；爱护场地器材；测验成绩如实登记等，已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学生养成了会学习、会做事、会共同生活的良好习惯。例2：篮球比赛时，一位学生无意中把对手撞倒，他没有继续抢球，而是把被撞者扶起并表示歉意和关心。对此，应该及时给予表扬，并号召其他学生学习这种敢于承担责任，关心、爱护、帮助他人的优良品质。例3：排球比赛中，有学生摔倒后立即爬起来继续参加比赛，教师应及时给予鼓励与表扬，从而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拼搏进取，为集体争光的精神。例4：综合素质训练课中使用的体育器材往往较多，1~2名学生很难一次归还完，这时，有的学生主动协助送还，有的学生却不闻不问，甚至故意逃避。对于这种现象，教师应及时点评，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主动帮助他人。

（3）在评价中渗透。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并及时表扬、鼓励。适当的语言鼓励和表扬，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但事事得赏会使表扬变得毫无意义，而过于严厉的批评往往可能毁灭学生的兴趣，使其自暴自弃。因此批评要遵循3个原则：①不伤害学生的心理和身体；②言行避免粗暴；③就事论事，不以学生为发泄对象，既往不咎。总之，针对学生的不同心理特点，体育教师应注意批评方式，使学生乐于接受，从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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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第一”思想的含义

对于“健康”这个概念，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需要充分的认识到，健康不仅仅是对于疾病的抵御，还有就是肉体、精神以及生理等各个方面的完善状态，确立生理、心理、社会相结合的多元化健康观。2、决定“健康第一”思想实施的因素近些年许多高校对体育课程设置做出了许多的改革，设置了多样的体育课程就是比较明显的改善，例如改革后的体育课程设置了基础课、选项课、保健科、体育理论课以及体育保健课等等，但是这些课程并不只是有利无害的，虽然看似全面的满足了学生的体质发展的需要，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引人深思。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高校体育教育还存在着许多的因素制约着“健康第一”思想的顺利实施。

二、高校体育教育在“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下的改革探析

“健康第一”教育思想主张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让学生能在教学过程中亲身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并在成功体验中发现自我，在练习过程中学会培养良好的品格。“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对高校体育教学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应以促进学生身心和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为目标，关注广义的健康意识的养成。结合高校青少年的心理诉求，建立完善的体育教育体系，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

1、转变对体育的认识

对学生来说，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也就是说，当学生对体育有了明确认识的时候，才会积极主动的投身学习和锻炼；因此要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体育，体育锻炼对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知识技能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激发学生的主动兴趣，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多元化的课程设置，引起学生对于体育课程的主动情绪。

2、体育教学系统的改革

课程项目、场地、器材的安排是教学系统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是硬件条件。对于高校体育教学应鄙弃惯性教育体系，拓宽教育思路与结构，通过调整体育课程结构拓宽体育授课面，结合各高校设施及教育条件合理设置项目、规范课程体系，认真研究课程内容比例、考试安排等基本要求，不脱离实际，反复论证新设课程，并不断总结完善，课程项目、场地、器材的安排是激发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和兴趣的前提。建议可补充休闲、娱乐体育项目如：橄榄球、保龄球等项目。教学方法的选择在体育教学中可以说是软件条件，为了掌握一定的运动技能和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需要要求学生反复多次的进行重复的练习，而为了让学生保持练习的积极性，就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比如：游戏法、比较法、竞赛法等等，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同时结合先进的教育方法引起感染力，吸引力和鼓动力。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表扬性、勉励性。同时可以通过意识引入或创设结合教育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形象的情景如：音乐渲染、表演引领、语言描述等。以迎合学生的心理，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的创新能力，在乐趣中掌握运动技能，达到“学中有乐，乐中有学”。

3、完善评价体系

先进的体育教学体系要求教学科研，较好地掌握科研的方法，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事制宜，改变传统的评价体系，使传统的“以竞技运动为中心”教学考评方式转向到“启智、求知、育人”的主要目的上来，并且能够灵活的用科学的思维去进行总结，并且掌握现代体育教学理论。尊重学生的学习情感与体验，并且注重学生生理、心理的发展规律，从而构建一套架构合理、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设计、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学习过程中，当遇到动作的质量不规范和其他困难的时候，教师应该及时、有效的对其进行鼓励性的评价，从而提高学生联系的积极性和兴趣，因为正确的评价体系能够让学生积极的投入到学习之中，并且发挥出自身最大的潜能。

4、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健康第一”思想对体育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体育教师不仅仅要拥有较高的素质教育意识，还需要教师能够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教学实施方式应满足学生的需要和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并且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发挥其学习的潜能。教学组织过程注意学生身体、兴趣和运动技能等方面的差异，制定相应的组织方法，确保更多的学生能完成课程学习目标，并能体验成功的乐趣。所以说，要想落实好“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就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同时，教育主管部门还需要建立一套健全、完善的招聘机制，从而引进高水平人才，优化体育教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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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快乐体育思想对小学体操教学的作用分析

快乐体育思想在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在小学体操教学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通过将快乐体育思想实践应用在小学体操教学中，能够有效地改变传统体操教学中单纯地以增强学生体质为终极目标的教学宗旨，而是既重视增强学生的体质，又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格和情感上的教育；其二，改变传统“填鸭式”的传统体育教学观念，提倡学生为教学的主体和中心，教师应该以引导者的身份，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实现学生体质和身心的共同发展；其三，快乐体育思想能够有效地改变学生厌学的现状，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点激发学生的锻炼以及学习的潜能。总之，通过将快乐体育思想应用在小学体操教学中，能够引导学生产生愉快的情绪，让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快乐的心态，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完成所有的教学内容，在小学体操教学中渗透快乐体育思想，是扭转当前小学体操教学“滑坡现象”的有效方法，应该引起小学体操教师的重视。

三、快乐体育思想在小学体操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1.教学内容的设计。传统的小学体操教学内容通常为竞技性较强的体操动作，过分重视动作的标准和规范，容易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畏惧的心理，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种问题，小学体操教师在应用快乐体育思想时，应该遵循经济运动趣味化、儿童化、教材化的原则，对小学体操教材的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和设计。基于快乐体育思想的小学体操教学内容的设计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各个阶段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结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等，站在学生的立场选择体育教材，并从学生的心理角度去思考“我们教什么、我们为什么教”等问题；其次，应该简化教材的技术结构，教材结构的简化并不是不要技术和规则，也不是不重视体操技术教学，而是为了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受过多人为因素的限制，先实现教学活动的目标，然后再逐渐适应简单规则。因此，教材技术结构的简化，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应该采用降低技术要求、简化规则以及简化活动形式等原则；再者，增加快乐体育教材内容，按照科学性、趣味性、健身性、教育性等原则，适当突破传统体操教学教材的限制，适当增加一些学生易于学会、喜闻乐见以及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练习的体育教材内容，这样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显著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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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载体推动关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彻到集体体育项目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内容，集体体育项目是载体。通过开展集体体育项目，在丰富校园文化的同时，更能彰显其特有的教育功能。一方面，集体体育项目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每一名学生，在参与集体体育项目过程中，必然会凝聚在一起，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努力，他们团结协作、和睦相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甘于奉献、服务大局。比如在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中，学生们为了班级、院系的荣誉，在场上努力拼搏，场下的同学主动担负拉拉队、后勤保障、新闻宣传的任务，集体主义观念在活动中深入人心，强有力地使受众更加全面的认识了集体，并树立了群体意识观念。另一方面，集体体育项目有利于加强学生组织纪律教育，这也是集体主义观念的延伸，其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提升学生的体育素质层面上，更加表现在对学生的心理与观念的重建中，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组织纪律观念与政治教育观念得到了全面的拓展、延伸与维护。集体体育项目的顺利开展，需要每一名参与的同学遵守组织纪律，服从组织安排，履行自己的责任，在体育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组织纪律性。同时，集体体育项目有利于加强队伍建设，培养学生干部队伍。

(三)互补促进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目标，集体体育项目是载体。思想政治教育指引集体体育项目的政治方向，集体体育项目本身也是一项思想政治教育工程，必然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展。众所周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集体体育项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集体体育项目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补充，两者具有互补促进功能。

二、集体体育项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求，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是全面的、广泛的、具体的。集体体育项目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使多种教育功能在体育活动中得到潜移默化地实现，总的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培养集体主义情感。集体体育项目，目标性很强，参与人数众多，这对每一个学生来说都能产生很强的凝聚力。在比赛场上为班级、院系荣誉而赛，如同一个强大的磁场，使得同学们自发的为“战友”呐喊助威、比赛的跌宕起伏牵动着每一名学生的心，队友受伤时的相互关心、比分落后时的相互鼓励、一起“进攻”时的相互配合、胜利后“喜极而泣”的感人场面，正是集体主义的生动表现。在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下，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其核心的素质就是集体观念和团队合作精神。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借助集体体育项目这一有益载体，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共事意识和团队意识，让每个学生明白个人的发展，如果没有集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让集体体育项目成为培养大学生讲文明、讲礼貌、尊重他人、团结合作、集体观念、胜不骄败不馁等道德作风的竞赛。

(二)激发意志品质。在集体体育项目中，当同学们凭借着自己的坚强意志和团队协作，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时，赢得的是全体师生的尊重掌声，带动着所有同学在比赛中都始终如一的呐喊助威，直至声嘶力竭。可见，在集体体育项目中，赛场上挑战极限、团结配合的顽强表现总能唤起同学们意志品质的共鸣，弥补了日常课堂中的一种教育缺失，如此一来，集体体育项目与日常课堂教育能互相映照，两者共同成为教育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使集体体育项目成为了培养大学生勇敢、顽强、果断、坚毅、自信心、自制力、进取心等意志品质的重要途径。

(三)增强公平竞争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的竞争是人类公平竞争的典范。因为赛场上的竞争始终倡导并进行着公平、诚实的竞争，比如:篮球比赛中的循环分组、足球比赛中的场地选择、排球比赛中的“得分轮换”，都是遵照机会均等原则确立。由此可见，体育比赛虽是激烈的竞争，却促进了团结与合作;它虽有胜与负，却鼓励人们在你追我赶中获得进取。这也正是对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公平竞争原则的完美诠释。那么，通过一次次的活动开展，就会潜移默化的让同学们认识到，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学习中都必须遵守诚实、公平这一基本原则。

(四)缓解心理压力。心理教育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内容中较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也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基石。集体体育项目对青年大学生就具有明显的调适功能，在紧张的大学学习生活中，每个同学在实现自我时都会有缺憾，而这种缺憾靠自身又很难完全消除，通过集体体育活动来进行情感和心理上的宣泄，可以让种种紧张、焦虑、烦躁得到排解和转移。比如:经常进行篮球、排球、足球等集体体育项目的锻炼，促使人与人、队与队之间的人际频繁交往，为发展人际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通过不断的交流和沟通会让其慢慢地改变孤僻的习性，逐步形成良好的交往模式。同时，学生在亲身参加集体体育项目活动的过程中，克服来自各方面困难，经历失败的痛苦，享受胜利的喜悦，在潜移默化中缓解了生活不适应带来的焦虑和紧张学习引起的烦躁情绪，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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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对思想教育的影响

易经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武德的传承中,这种观点也被推崇到极致的地步。从祖逖为了国家投笔从戎,闻鸡起舞,到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自强不息,率领戚家军抵抗倭寇侵略。无数史实都昭示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最优秀的品质都是在武德教育产生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都为我们勾勒了那个习练武术的人群有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伟大抱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从荧幕和书籍中走了出来,并逐渐对大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努力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指导思想,使所有的有志青年成为“武德高尚,武风正派,武礼谦和,武技精湛”的新时代人才和栋梁。

3建功立业、精忠报国对思想教育的影响

无数金庸迷对小说迷恋的原因也许就是在于,在金庸的小说中,它可以为自己勾勒一幅精忠报国、建功立业的伟大场面,其实在武德的教育体育中,老师的言传身教对于这方面也是多有涉及的。传统的武德思想中,要求习练者必须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且在成长成才以后必须要为自己的国家奉献一切,哪怕是自己的生病。从古代到近代,无数仁人志士,霍元甲、黄麒英、大刀王五等深受武德思想的影响,在祖国、民族危难的时候,毅然而决然地选择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行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了大义凛然、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操。在当今大学生中,就应该树立精忠报国、为国为民的思想,通过武德感召他们,摒弃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好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成为更合格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4武德对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消极影响

或许是对于武德认知有偏差,部分从事武术的人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喜欢争勇斗狠,传统武德的门户之见,武人相轻的思想对武术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重视兄弟江湖义气,误入歧途的事迹也屡见不鲜,为此武德的发展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不仅是错误的理解武术的文化内涵,也是对武德思想最大的亵渎。传统武德规范的基本内容说到,生活处世之德,择徒拜师之德,授艺习武之德,用武施武之德。传统武德的当代社会价值体现为,重视群体精神,强调为民族、为社会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倡见义勇为、舍己助人,主张以匡扶正义为己任,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以武会友”和谐的人际关系及重视人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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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和体操队形不仅是对学生身体姿势和空间知觉的基本训练，同时也是一项严格的集体活动。它要求学生在共同的口令下完成协调的动作，从而培养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朝气蓬勃的集体主义精神，发展反应迅速、动作准确和协调一致的应变能力。

二、耐心进行思想教育

体育课的特点是以身体活动为基本特征。由于学生各自的身体素质、体能和意志不同，往往在练习过程中，有的学生存在着畏难的情绪，如怕苦、怕摔、胆怯等一些现象，特别是在跳高、跳山羊、技巧、单杠动作等难度较大的练习中更加突出。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针对学生各种不利于练习的心理，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在练习中，要以热情的态度关心帮助学生完成动作，使学生减小畏怕的情绪。通过不断反复的练习，学生终于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然后进一步培养学生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勇于克服困难的思想意志品质，使学生真正体会到了：“世上无难事，只怕用心人”的含义。

三、精心设计体育游戏

体育游戏是学生们最喜爱的一项综合性的体育活动，如做“猎人打猎”（用投排球来代替猎枪）游戏，不仅能发展学生投准和躲避能力，更使他们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到互相协作、团结一致，为集体争取多打猎物而努力。例如，做“胯下头上传球”游戏，则能培养学生机智活泼、团结负责、乐观进取的优良品质。但由于各种游戏的手段不同，其所受到的思想教育要求也不同。

四、关心器材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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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社会生活相脱节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以至于在彰显个性、寻求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的今天，许多青年一谈到思想政治教育，就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甚至逆反情绪。这不仅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年道德社会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造成当代青年职业责任性和道德感下降的重要原因。改进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针对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力吸引力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就是一种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

一、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内涵

生活就是生存活着，又不仅仅是生存、活着。因为生存、活着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活着。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生活是指处在主体间际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满足需要、创造意义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指“要立足于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契机，以人为主体、以生活为中心、以教育为导向的教育模式”。这不仅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关注受教育者生活，与其生活密切联系，而且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其日常生活中，发挥日常生活情境的教育性，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教育。

1．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对人的生活世界的观照

生活世界是教育世界的现实基础和意义之源。教育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实质上是教育对生活世界的遗忘。“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晚期思想的中心范畴之一。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意指我们生存于其中，我们的一切活动和社会产物都得以产生的现实而具体的生活境遇，它是科学世界和文化世界的现实基底与意义之源。胡塞尔将生活世界分为“日常生活世界”和“原始生活世界”。前者是以知、情、意等知觉经验和各种趣味、情感、目的为主要内容的生活场所；后者则是主观的先验世界。胡塞尔所说的“回到生活世界”是指直接地回到日常生活世界，间接地、最终地回到原始生活世界。社会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长点与作用点，是它唯一的基础。离开了社会生活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将走向虚无。把思想政治教育视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反思的结果，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反思。人们终于认识到其不能独立、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而应回归到生活之中，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对生活世界的理性回归，是生活体验的一种结晶。

2．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人文关怀的实践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恰恰是对人文关怀的实践。“人文”一词我国最早在赐鳓中出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区别于自然，有人伦之意；区别于神理，有精神教化之义；区别于质朴、野蛮，有文明、文雅之义。在传统文化中，人文关怀是人类从野蛮落后到文明进步的重要标识。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并主张“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来研讨人类和社会的发展问题，凸显了对人本身的深切关怀。非常可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的这一重要思想重视不够，理解不深。所谓“人文关怀”，从最一般的意义去理解，就是对人的关怀。就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给予真心、真诚的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更加明确地把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开发人的潜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宗旨，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会生存、学会做人，享受人的尊严、人的幸福等权利，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境界。

3．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意味着将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真实、完整的载体

社会生活基本上可以分为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三大领域。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而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扩展。职业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婚姻家庭生活属于私人生活，它往往以家庭内部活动和个人活动为主要领域，这是一种不涉及到他人的价值、行动与利益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隐秘性。教育生活化不是否定理论教育，而是对理论教育的一种超越。尽管理论教育对于知识传递和文化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并不是教育的惟一方式，而且由于现代性境域下教育活动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象呈现加速趋势，对生活教育的需求已显得日益紧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大力倡导“生活教育”，提出生活教育三原则，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主张，教育场所要从学校逐渐扩展到家庭和社会；教育任务要从传递知识扩展到提升道德修养和培育生活技能；教育手段要从课堂教学扩展到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之中。生活教育的兴起回应了教育面临的时代困境，倡导生活教育并非否定理论教育，而是针对现存教育方式的弊端和问题而提出的可能的解决方案。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技文化素质两个主要方面，对人的素质教育也就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知识文化教育。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人的素质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塑造，它在人的整体素质的发展中都承担着核心作用。人的“素质”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多方面品质的综合表现，素质教育因而成为一种深层次人格发展性的教育，是德育、智育、体育、劳育、美育等各种教育的高度融合。而实现这一融合，尤其是把这一融合的效果落实到受教育者的素质发展中，只能通过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充满生活体验与生活关怀，感悟生活意义，富于生命活力的人本教育。而以青年为客体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体现对青年成长成才的深度关切。它的宗旨在于利用现实生活中的生活要素，通过人际互动、主动参与、体验感悟等方式，促进青年“成为生活世界中有道德的人，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有爱心的人、善于合作的人、意志坚强的人、一个诚实宽容、是非分明的人，既具有健全发展的自主性，又具有健全发展的社会性”。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在生活中建构，在生活中生成。

1．满足青年对幸福生活的不断追求

生活与幸福具有密切的关系。正如费尔巴哈指出：“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但人们对于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追求。我们反对低级的、肤浅的、世俗的幸福观。真正的幸福主要是一种灵魂的善，是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当代有些青年“灵魂空虚、精神颓废、价值真空、道德堕落、内心孤独、充满漂泊感、疏离感和不安感，感觉到负担沉重、烦恼无比和灵魂的煎熬，显然他们是不幸福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就是要去改变这种状况，去引导青年追求幸福、实现幸福、享受幸福，过一种真正有意义的幸福生活。在满足青年对幸福生活的不断追求上，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具有如下功能：其一，培养青年学会过一种安静的精神生活。戒除浮躁，从生活中获得安宁，这是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的前提。其二，培养青年具有丰富、真挚的生涪睛感，如亲情、友情和爱情。积极的生活情感能催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这是人的幸福之源。其三，鼓励个人化的幸福追求。作为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意识的社会个体，我们可以启发青年去认识自我、反思自我，鼓励他们努力追求符合自己天性和意愿的生活幸福观，并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生命的终极价值。

2．满足青年不断超越自我的需求

人是一个超越性的存在，他从不满足于自己当下的生活，总是在追求更理想的生活，不断思考生活的意义、价值，不断创造生活的完满与辉煌。青年更是如此，他们充满朝气和希望，活力四射。根据个体生活的超越性，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可以发挥如下作用：其一，引导青年向世界(他人)开放，向“类和自我开放，保持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其二培养青年的反思批判精神。反思批判精神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超越意义和价值的宝贵精神。其三，培养青年的追问精神与能力，在追问生活、反思生活中活出生命的尊严，完成精神的创造。其四，培养青年的哲学之思，使他们具有哲学的超越境界，这样他才能主动、自觉地去追问生活的合理性，追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3．满足青年对人生价值实现不断渴望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价值正显著地让位于个人价值。青年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生活方式，强调个人价值，是世界青年价值观发展的趋向。青年总是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选择人生目的，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就是应对青年的精神世界予以关切，应当为解脱人们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与热情，表达对青年生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和义务，更应当以理想的光芒给他们的生活以慰藉与照耀。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化符合人的本性的基本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是指向人而且为了人的教育。青年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用人的方式去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特别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发展。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能够满足青年自尊的需要，教育者在教育中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主体人格；另一方面，自觉地创设温情、宽松、诗意、人道的人性环境，为青年的生活提供良好的人文氛围。

4．满足青年对新生活不断体验的需要

“追求合乎自己兴趣的生活”是当代青年生活方式变化的突出特点。“体验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是生命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内在感受、主观经验和深刻情感，生命通过体验感知自我，认知他人，解读生活”。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强调教育对象的亲身体验，因为体验是一切优秀品德形成和发展的源泉，是促进社会道德需求转化为自身品德的基础，是促成外在德育与内在德性成长需要整合的条件。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鼓励青年讲述自己独特的生活故事，因为这是最真实、最有生活意蕴的体验，它可以帮助青年找回往日生活的感觉，再现生活的辉煌，坚定自己生活的信心，鼓励自己生活的勇气。这是一个充满变革的世界，在变革中体验到自我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是每个热爱生活的青年的当然诉求。

三、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范式建构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就是要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科学化、形式化、理想化的迷雾中重返现实生活，找回其本来面目，并以生活为基点来考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所有问题。也就是说，要帮助青年热爱生活、了解生活、亲自去生活中培养德性，学会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之外创设一种新的情景。就是说，在宏观上，引导青年做一个健全的人；在微观上，帮助青年完善一个健全的人应具备的素质，使青年适应生活、超越生活、享受生活。

1．在教育关系上强调“双主体观”，把青年本身也作为主体对待

“权威意识的衰落”是当代青年价值观演进的一个显著特点。从生活化的角度审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就是在教育关系上，“由原来的主客二分的主体、客体关系模式走向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否定任何一种单极的主体性，要把教育对象看成是人而不是工具，要将人们置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并不是要求它像原始社会那样完全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而失去独立性，而是使其作为价值主体积极渗入到现实生活中。这就要求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主体意识，并将其贯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努力激发和培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

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双主体观”，即“以教育者正确的主体意识和较强的主体能力为基础，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在平等的主体性之间发展培育人们的主体性人格，而这一过程必然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实现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双主体观”要求以双向对话取代一个主体对另外一个主体的单向传播甚至居高临下的训导。对话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相互敞开、理解、交流和进入的过程，从而每一个主体在与他人分享共同的经验和互相牵扯的过程中确认自我和他人。这种对话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对规范的理解、理性的碰撞，同时更有情感的交融、心灵的相遇。

2．在教育目标上注重“实践道德生活”。实现教育目标的现实化

非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常常在现实生活之外另外设定一个目标或主观构想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就难免造成对人和人的生活的异化，使生活的丰富性和现实陛遭到消解，使人物化或者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精神存在。以实践道德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指向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使人过上道德的、美好的生活。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应当贴近青年本身，贴近实际，贴近生活，避免理想化，使青年感受到目标的可实现性。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对青年身边的小事视而不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现实化并不是平庸化，它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注意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教育目标的现实化，一方面要避免传统模式的理想化、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使它陷入平庸化。教育目标现实化就是要使教育目标既能体现理想性、先进性，又具有现实性、普遍性；既关注人的精神追求、国家利益，又能考虑到人的现实生活利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长远目标与现实目标相结合。

3．教育内容上“取材于现实生活”，实现教育内容的具体化

从生活中取材，首先意味着对各种“宏伟叙事”的拒斥，应尽量避免直接向青年传授各种抽象而生硬的大道理，也不应该不顾及人生价值观、人生理想的层次性、多样性来教育青年。否则，这一切将是无效的甚至是产生疏离感、逆反情绪的渊源。从生活中取材，就应该用青年身处其中的亲身经历或耳濡目染的富有道德意义的生活事件，来激发他们的生活体验和感悟，引发积极的道德思考，进而催生出相应的道德行为，达到实践道德生活、增进个人幸福的目的。

从生活中取材，就意味着尽可能让非日常生活的理论内容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基本理论、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等方面的教育。

而这些丰富的教育内容并没有融入青年的具体生活中，真．正做到让青年“口服心服”。我们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做深入的研究，应尽可能让非日常生活的理论内容回归到日常生活中，融合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形成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而使其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

从生活中取材，还应该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体化，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要剔除落后于时代的旧知识，增添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内容；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场所的不同，其内容也要相应变动；根据不同社会成员的个性特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具体化还要求多层次内容的内在统一，既要重点宣讲党的理论、方针与政策，又要强调生活常识、做人道理与行事规则。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才能可感可知可践。

4．在教育方法上“通过实际的生活”，实现教育方法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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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2）04-033-5

Stylistics focuses on studying the circumstances and skills of language use， the effect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variation which the author adopts. Iconicity refers to the iconic relation between linguistic form and the meaning it expresses. I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magic， diagrammatic and metaphorical iconicity. The author may use or violate the principles of iconic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pecific stylistic effects， and the principles can also reflect the stylistic features in turn. It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ylistics to analyze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iconicity. However， there are not many works which focus on the study of iconicity and style. In this paper， we hold the view that iconicity and stylistic featur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by analyzing the principles of iconicity in literary works， it can provide a panoramic picture of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a work for the readers. This paper will many observe the principles of iconicity， such as， the quantity iconicity， sequence iconicity， spatial iconicity， distance iconicity and topic iconicity. It aim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conicity and style. It hopes to give an insight to the analysis and appreciation of literary works.

1 Arbitrariness and Iconicity

Ferdinand de Saussure， the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maintained that the form of most words is linked to what they signify only by convention. He states that it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the nature of the language sign”， which says that the “linguistic sign is arbitrary” （Saussure 2001： 67）. Since then， Saussure’s arbitrariness dogma has been widely agreed upon and even exaggerated in different ways. This point can find evidence in Charles Hockett （1958）. In that book， Hockett defines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arbitrary vocal symbols used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However， Saussure himself stated another important idea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the linguistic sign does not prevent us from distinguishing in any language between what is intrinsically arbitrary and what is relatively motivated. Not all signs are absolutely arbitrary. In some cases， there are factors， which allow us to recognize different degrees of arbitrariness， although never to discard the notion entirely. The sign may be motivated to a certain degree…（Saussure 2001： 130）.

From those words quoted， we can see that Saussure admits the relative motivation of language at the level of single linguistic sign. However， the iconic properties of language have not been explored further. As time goes by， human beings invent and develop their language for the sake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y find that the principle of arbitrariness isolates language from reality. So iconicity appears and begins to challenge the idea of arbitrariness. The notion of iconicity originates from the book written by Charles Peirce. He identifies three types of signs： icon， index， and symbol， which differ for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arbitrariness. An icon is a sign refers to the object that it denotes merely by virtue of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and the sign possesses these characteristics whether any such object actually exists or not， and the third an index is a sign which refers to the object that it denotes by virtue of a law usually association of general ideas， which operates to cause the symbol to be interpreted as referring to that object. The three types of signs thus operate in different ways： icon by means of resemblance， index by means of contiguity and symbol by means of arbitrary association.

However， iconicity， as the opposite attribute to arbitrariness， had not been widely accepted until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Saussure’s viewpoint of the arbitrary nature of language.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n the world and the way in which we perceive and conceptualize the world， is not only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cognitive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it observes language in a comprehensive way， i.e.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factors of reality，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sign. Therefore， cognitive linguistics puts forward that the semantic structure is not directly equal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external objective world but corresponds to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uman's body experience. That is to say， linguistic signs are not the direct image of reality. Because when human maps his experience onto signs； he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imposes something subjective on the result of his observation， then what language reflects is a conceptualized world， not the real world. Since linguistic structure is in correspondence with external experiential structure in some respects； it is ironically motivated. Just as Croft （2000： 164） in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laims that Iconicity is a type of external motivation for linguistic structure. The intuition behind iconicity is：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flects in some way th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or reality， that is to say，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what linguistic structure imitates is not the external reality， but a subjective perception， or rather conception of reality， a mental structure which is related to external reality but does not merely imitate or copy it. This statement is especially true of literary text， especially in poetic text. Iconicity in poetry does not really consist in a mirroring of objective reality， but in an interpretation or structuring of reality or experience from a certain poet's personal point of view. That is why poet experience and perceive the world differently from ordinary people in their poems and ultimately harness the great power of language to its fullest extent. Hence， following sections will review the studies on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oth abroad and at home.

2 Iconicity and Style

2.1 Quantity Iconicity

Quantity iconicity， in simple words， is `formal complexity corresponds to conceptual complexity.' That implies more of form means more of content. In other words， more linguistic material is intended to express more meaning. This phenomenon is similar to the markedness theory from the language typology， which says that the marked linguistic form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unmarked linguistic form； the meaning of the former is also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of latter. Quantity iconicity manifests itself on the following three linguistic levels： word-level， sentence-level and text-level. Word-level Quantity iconicity can be exemplified by English adjective and its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degree. Let us take the adjective word "thick" for instance， its comparative form is "thicker" and its superlative form is "thickest ". The degree of their meaning is as follows： positive degree

Besides the quantity iconicity at word level， we can also find examples at sentence level. At sentence level， as we said before， more of form implies more of content， of meanings. For example：

（1）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who are keen on knowledge are expecting the book.

（2） They are expecting the book.

Compare （1） and （2）， both of them express the same or similar meaning. The difference is （1） implies something， such as the speaker wants to make this information being much more prominent， while （2） only functions to convey that some people were expecting the book without any emotions.

The principle of quantity iconicity indicates that when the speaker wants to express some prominent information， he will probably borrow a hand on words. That means， when the language user intends to make some information prominent， he will speak more. Another significant implication of quantity iconicity is that when the language user use more words when less will do，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 will be father， and thus the style will be more formal. To put it simple， the deviation of language number from the normal standard will produce rhetorical effects and in this way the stylistic features can be revealed through quantity iconicity.

2.1 Sequence Iconicity

Sequence Iconicity means the linear order of the word or sentence corresponds to the sequence of events in the world or the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Wang Mingyu， 2004：413）. Thus， it is also called linear iconicity. Givon （1994：54） also claimed that the order of clauses in a coherent text tends to correspond to the temporal order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depicted events. Linguists （e.g. Haiman 1985a：4） hav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Julius Caesar's famous pronouncement "veni， vidi， vici"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as exemplifying the fact that in a narrative the order of clauses usually reflects the order of the events described. Therefore， we infer that sequence iconicity appears on both sentence-level and text-level. The sentence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shows that they are put together linearly： the earliest event first， the latest last， separated by commas， with no other elements. The order in language corresponds exactly to the order in real time.

Sequence iconicity can also occur on text-level. Sequence iconicity at text-level can be exemplified by composition writing. We know that an article or a paragraph can be written in a chronological order，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from near to far， from a topic to an other topic， etc. or vice versa. Of course， modern writers often break those rules to give readers a sense of novelty and thus make their works more attractive. For instance， Thomas Hardy’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develops with the alternation of four seasons. In spring， young， beautiful Tess is energetic and she is as saint as god； in autumn， being sexually insulted， she returned home and was abused by people around， in summer， she got a job in the milk factory and being full of energy， she also fall into love with someone， while in winter， she was abandoned after marriage， being looked down upon in the factory. The author depicts the sto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s of seasons. It can reflect the tragedy of Tess and it also can make the story more vivid.

2.2 Spatial Iconicity

Spatial iconicity refers to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works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eality. Like the settings， tourism guidebook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will be correspondent with the spatial structure on which the depiction is based. In poems， the poets will resort to the arrangement of the linguistic form to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objects. For example， H. W. Longfellow in his Snowflakes：

Out of the bosom of the Air，

Out of the cloud-folds of her garments shaken，

Over the woodlands brown and bare，

Over the harvest-fields forsaken，

Silent， and soft， and slow

Descends the snow.

In this poem， the poet depicts the picture of the snow， down through the Air， the clouds， the forest， and the land， at last falls on the earth. It embodies the spatial iconicity between the linguistic form and the reality， and thus it produces an image of snowing.

2.3 Distance Iconicity

Distance iconicity is also known as proximity iconicity. It involves both formal and concep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nguistic elements. The cognitively-based principle of distance iconicity maintains that linguistic distance between expressions or elements corresponds to the conceptual distance between them. According to Haiman， two ideas are conceptually close to the extent that first， they share semantic properties （e.g. two verbs are closer if they share a common tense， mood， aspect， subject， object or topic）； second， one is thought to affect the other （e.g. the conceptual closeness between a verb and its object varies with the transitivity of the verb）； finally， they are perceived as inseparable （Haiman 1983： 783）. In literary works， the distance of words in a text reflects conceptual closeness of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world of fiction or the distance between concepts.

The distance embodied by linguistic forms is iconic to the distance in society. The more distant between the linguistic symbols realize the more distant relationship. ‘Y-o-u， y-e-s’ is a kind of distance or proximity iconicity.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style and the social distance： formal-informal， complex/simple， etc. the formal， complex and long sentences are a hint to farther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other words， we can also say that the more polite， the farther the social distance is. Another kind of distance to be mentioned is the body distance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a conversation. The body distance is a metaphor of the social distance. Of course， here we are discuss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 because we have to bear in mind any time that the culture is divided into the high contact and low contact culture.

2.4 Phonological Iconicity

Phonological iconicity is also called variously sound iconicity， onomatopoeia， phonaesthesia， phonetic motivation or phonetic or sound symbolism. It means that individual sounds or the combination of sounds are the thoughts to reflect， or symbolize properties of the world， and thus to have meaning. Andreas Fischer （1999：123） distinguishes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honological iconicity： auditory iconicity， articulatory iconicity and associative iconicity in order to address a fundamental problem： how exactly speech-sounds can be said to be iconic. The first also can be called primary onomatopoeia. Articulatory iconicity is constituted by the position of various speech organs relative to each other when certain vowels are uttered and by the spatial or dimensional meaning of these speech sounds. The basis of comparison is the articulation of sounds rather than the sounds themselves， and so is termed as articulatory iconicity. For example， many linguists have observed that in a number of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he high front vowel /i/， which in the vowel system is described as high， front and ungrounded，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one set of these meanings： little， near， high， etc； whereas the low vowel /a/， which is described as low， back and rounde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other set： large， far， low， etc. the motivation is that the former is usually produced with the tongue raised as high and as forward as possible， which leaves a little room for the air stream to break through， such as little， wee， teeny， this； while the latter one is usually produced with the mouth comparatively wide open by raising the tongue as low and as far back as possible， which is quite ironically represented in the words such as large， vast， far， etc. Regarding associative iconicity， it is constituted by sound combinations occurring as parts of word that seem to evoke certain meanings or meaning elements. For example， initial fl- in flame， flare， flicker， flimmer evokes `emission of light'， whereas final ash in bash， brash， clash， crash， dash， gnash， hash， lash， mash， rash， smash， splash， thrash， connotes `violence' and/or `speed'. From these examples， we can see that most of them do not mirror sounds directly and they are associated vaguely with certain meanings， so it is also termed as phonaesthesia or secondary onomatopoeia. As the terms imply， articulatory iconicity and associative iconicity （i.e.， secondary onomatopoeia） are seen as less direct， less immediate， and more abstract than auditory iconicity （i.e.， primary onomatopoeia）. Thus we term auditory iconicity as direct phonological iconicity and articulatory and associative iconicity as indirect phonological iconicity. Although all the types of phonological iconicity are well-attested in Cummings' poetic text， direct phonological iconicity is strictly limited and is easy for readers to recognize and sense their beauty. Phonological iconicity can occur at word level， i.e. onomatopoeic words， and text level. We will check this one be one. First we will give an example of phonological iconicity at word level.

The cow mooed.

The bull bellowed.

The chicken cheeped.

The cock cockadoodledooed.

The pig grunted.

The dog barked.

The duck quacked.

The goat bleated.

The door banged open.

The slapped the book shut.

The actor was hissed off the stage.

Next we will give an example of phonological iconicity at text level.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excerpt from Mark Twain’s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My souls， how the wind did scream along！ And every second or two there’s come a glare that lit up the whitecaps for a half a mile around， and you’d see the islands looking dusty through the rain， and the trees thrashing around in the wind； then comes a h-whack-bum！ Bum！ bumble-umble-umbum-bum-bum-bum―and the thunder would go rumbling and grumbling away， and quit―and then rip comes another flash and another sockdolager.

3 Conclusion

Iconicity， as one of the attributes of language opposite to arbitrariness， has been one of the hot topic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From the literature view， we can find that whereas the study of iconicity in everyday language has become an accepted part of modern linguistics， this is less the case with the literary use of it. Traditionally， the main objects of iconic investigations by literary scholars have been the literary use of onomatopoeia and sound symbolism on one hand and of typography on the other， especially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conicity and style. It mainly focuses on quantity iconicity， sequence iconicity， spatial iconicity， distance iconicity and phonological iconicity. From analyzing the principle of iconicity in literary works， we find that it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stylistics to analyze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rinciples of iconicity.

References

1 Croft，William. （200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Haiman，J.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ge， 59： 781-819.

3 Haiman，J. （1985）. Iconicity in Syntax.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 Saussure，F. D. （2001）.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5 Ungerer，F and Schmid， H.J.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篇10

同学们，请你们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想到方法了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过采用下面这些方法：

一、游戏法

你可以组织班上的同学一起来做个解题游戏：你站在学校操场的一边，扮成从哈佛开出的那艘轮船，其他同学站在操场的另一边，扮成从纽约开往哈佛的轮船，中间用六张小凳均匀分成七等份（相邻两张小凳间的距离约两步长），用来表示一个昼夜的航程（白天一步，夜晚一步）。在你的口令声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用相同的步幅向你这边走过来，前一位同学刚走到小凳处，后一位同学就开始出发，犹如每天中午从纽约开出的轮船。当第一位同学走到你这边，你就立刻匀速向对面走去，并记下迎面碰到的同学数。当你走到对面的时候，结果就出来了，一共遇到了15位同学。这就是说，将会遇到15艘同一公司的轮船从对面开来。

不仅如此，如果你注意记录下与每一位同学相遇的地点的话，你会发现每到小凳处就会遇到一位同学，每到两张相邻小凳之间处也会遇到一位同学，加上出发时遇到的那位同学，一算便知在途中遇到了15位同学。

同学们，你们说这样的解题游戏是不是很有趣啊？

二、算术法

在做解题游戏的过程中，如果设每艘轮船的速度是x海里/昼夜，一艘轮船刚与迎面驶来的轮船相遇时，同下一艘即将相遇的轮船间刚好相差一昼夜的航程（想一想，为什么），即为x海里。因此，同下一艘轮船相遇的时间应是x÷（x+x）=0.5（昼夜），也就是说一艘轮船可以在一昼夜遇到两艘迎面驶来的轮船。那么，七昼夜一共可以遇到7×2=14（艘）从对面开来的轮船，加上出港时遇到的一艘，一共15艘轮船。

同学们，你们说这样的算术解法是不是既简单又有趣呢？

三、图示法

如下图所示，如果我们用两条平行线分别表示哈佛和纽约这两座城市，把从纽约出发的轮船的出发日期和到达哈佛的日期连成线段，这些线段都是长度相同的平行线段，表示它们各自的航行路程的图线。最后我们假设这艘从哈佛出发的轮船的出发时间为7号，把它的出发时间与它的到达时间也用线段相连，不难发现这根线段的长度与上面的平行线段是等长的，这与条件“轮船都在同一航线上航行”相吻合。看！奇迹出现了，这条线段与从纽约出发的轮船航行路程的图线产生了15个交点，这15个交点的位置就是它们相遇的具体地点，因此“斯图姆的轮船相遇问题”的解应为15艘轮船。

四、转化法

我们先来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该轮船公司要维持哈佛与纽约之间的正常航行，至少需要配备多少艘轮船？”要解决这一问题，可设一艘轮船第一天中午从哈佛出发，经过七天，第八天中午到达纽约，第九天中午从纽约出发，再过七天，第十六天又回到了哈佛，开始准备下一个来回的航行。这十六天中，每天中午需从哈佛发出一艘轮船，所以，要想维持正常航行至少需要16艘轮船。

那么，如果该轮船公司的16艘轮船都在航线上，其中一艘轮船从哈佛出发时，它后面一艘轮船正好回到哈佛，它们之间没有其他的轮船；这艘轮船到达纽约时，它前面一艘轮船正好从纽约出发，它们之间也没有其他的轮船。这样，在从哈佛到纽约的航程中，该轮船与本公司的其他15艘轮船都要相遇一次。因此，从哈佛出发的轮船沿途将会遇到15艘同一公司的轮船从对面开来。

同学们，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分析以上几种方法，提炼出一种最适合你们自己的方法。

游戏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题目并得到答案，但显得十分麻烦，因为它需要很多同学一起参加，不能一个人完成。

算术法显得简单，只要一个简单的式子就解决问题了，但对题目意义的理解要求很高，只有在充分理解题意，掌握必要的方法后，才能列出正确的算式，否则很容易出错。

篇11

一、地勘单位改革形势下青年员工思想存在问题

地勘单位青年职工继承着老一辈地勘人“三光荣”的优良传统，能吃苦耐劳，敢于奉献，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现处于地勘单位改革的关键时期，不少的青年职工出现了迷茫、对工作松懈的等思想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地勘单位改革认识不足。部分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认识，对深化改革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自觉参与的意识不强。极少数职工不理解改革的内涵，从而产生“恐惧”心理，抵触情绪，认为改革就是全面转企，还有些干部职工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工作态度不积极，存在自由散漫现象，依然对“事业单位帽子”、“财政拨款”有心理依赖，安于现状，不愿开拓市场。 二是对地勘单位改革有顾虑情绪，担心无法共享改革成果。青年职工作为单位发展的主力军，他们一方面既希望通过改革，进一步整合资源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效益，一方面又担心改革会影响自己事业身份，没有保障。虽然地勘单位改革会出台相应的保障政策，很多方面也都是针对临近退休的职工的，对于青年是可望而不可及。三是青年职工价值取向利益化，奉献精神和忠诚意识有待提高。因单位职工年龄存在断层现象，一些老技术骨干相继退休，大批中青年职工成为了单位的主力军，给单位的发展带来了活力的同时也给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随着市场经济和“大地质”事业的发展，外部的大环境造就了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影响着青年职工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沿用过去说教式的政治教育工作很难取得实效。青年职工思维活跃，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能力强，更注重自我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预期的回报，容易急功近利，奉献精神和忠诚意识有所薄弱。青年职工价值取向利益化，随之出现有效益就做，没有效益就不做，认为“干得多，错得多”，不敢大胆工作，缺乏担当精神。正因为当前青年职工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种种问题，如何根据青年职工特点，创新工作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尤为突出。

二、地勘单位改革形势下做好青年职工思想工作建议

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把握青年职工思想特点，关注青年职工的思想动向，深入青年职工，与青年职工坦诚沟通，设身处地地站在青年职工的角度为他们着想，多给职工分析形势，提高职工对地勘单位改革的认识。以讨论会、座谈等方式对青年职工的政治宣导，全面解读与宣传地勘改革政策，在做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施之以爱，从而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抢抓机遇、主动作为。二是通过多种宣传教育活动载体，引导职工突破旧观念、旧思维的束缚，把改革发展机遇和优势讲清楚，把改革的方向和措施说明白，让职工充分正视眼前困难，看到发展希望，树立发展的信心和勇气，针对职工比较关心的政策性、原则性较强的问题，及时向职工把进行传达，引导职工抓住机遇，适应改革，鼓励创新实践。使得各项深化改革政策平稳推进。三是进一步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堡垒作用。要充分发挥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保障、思想引领、行动鼓劲”作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把党员干部和青年职工的思想统一到为地勘单位改革、稳定发展做贡献的新要求上来。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和大局意识，积极探索党建工作与深化改革工作的深度融合，利用多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将理想信念教育和职工职业道德等方面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职工职业素养。优秀的地质文化是地勘单位持续发展的灵魂，也是地勘单位保持持久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要把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与地质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地质文化熏陶和导向作用。 四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坚持个性思想教育。主要指我们地勘行业所产生的具有自身鲜明特征的思想，传承“三光荣“精神、“四特别”精神，引导广大青年职工凝心聚力为单位的发展贡献力量。新时代下，大量的单纯的会议思想教育和灌输式教育都很难起到预期的效果，应该采取渐进式引导方式，以红色教育、演讲比赛、志愿者活动、交流学习等多种活动为载体，对青年职工进行教育引导。结合单位实际创新沟通方式，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等现代便捷的交流平台作为思想宣传工作的阵地，及时有关政策，供职工下载学习。努力把思想教育工作融入青年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最大限度的引导职工传播地勘行业的正能量。

三、地勘单位改革形势下做好青年职工思想工作意义

青年职工是单位发展的希望，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事业单位灵魂的最高体现，它与单位的产业发展息息相关。本着关爱青年职工和坚持以人为本出发，最大程度激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尤其在地勘单位改革的关键时期，认真研究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机制，将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渗透到系统管理之中，结合于单位的内控管理、贯彻于生产经营中，让青年职工坚定改革发展的信心，踏实工作，不因为改革造成青年职工思想负担，帮助职工消除思想困惑和工作疑虑，立足实际，顺应形势，勇于创新，提升职工队伍的战斗力，增强职工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扬“三光荣”精神，主动作为，用青春、激情、智慧创造出一项又一项找矿突破，树立起地勘单位响亮品牌。

篇12

观赏舶来影视作品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无论是原版字幕还是汉译字幕，它们都以其异域特色吸引了无数不同知识水平、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目光，外语专业人士以其作为认知外国语言，了解外国文化的文库，并在不自觉中体验着其中所蕴含思想的先入为主；电子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以各种复杂的目光和心态关注着以外来语言为媒介传播的外来语文化，在竭力理解外文电影内涵的过程中被动接受着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导演所要传达和表达的并希望到达观众心底的创作思想。看似旨在娱乐大众的外文电影实际上凸显了外语语言、文化、思想的三位一体性。

一、外语语言、文化、思想的三位一体性

首先，语言表达文化现实（Culture Reality）。人们利用语言来指示普遍经验，表达事实、思想观点、事件，与其他人类物种共同分享语言所包含的知识体系。他们选择各种媒介来交流语言中的意义，语言可以以通讯工具、对面交流、信件书写、电子邮件、阅读报纸、解释图表、视觉艺术等各种媒介帮助达成传播文化、交流思想的目的。语言承载着文化，文化孕育着思想。文化的涵义之一即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在构建精神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孕育于语言之中，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的载体，文化内涵传递着无尽的文化信息。语言的强势与弱势常常意味着文化、经济、政治的强势与弱势。

另外，语言象征文化现实。语言自身即是一整套具有文化价值的符号系统。语言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身语言的运用来为个人和他人定位身份。语言被看做社会身份的象征。不论是本国语言还是外国语言，特定语言的使用都会使话语人被划归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果单纯地将外语语言学科看成纯粹的语言文字类学科实际割裂了语言文化中所蕴藏的思想。语言也成为了无源之水，无土之木。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语言与文化、思想具有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性。

二、外文电影所凸显的语言、文化、思想的三位一体性

对于鱼龙混杂涌入国内的外文电影，在欣赏其异域风情、风光的同时，也应该时刻对其中凸显的语言、文化、思想的三位一体性保持自觉意识。经过反复加工的语言固然是优美的，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所孕育的思想内涵也许是深刻的，但不必然是积极健康的。以海明威系列作品为例，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肉体可以毁灭，精神永远不垮）单单从语言层面来看成为永恒的经典，但是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作者身份、人生体验及所处时代关系密切，因此其中所蕴藏的思想——强调个人脱离集体的孤胆英雄，在很多情境下都未必符合语言信号接收者所处背景，例如在强调集体意识的中国，这句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经典语言中所蕴含的思想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下的普适价值。美国电影《伟大的盖茨比》中情境的铺排和语言的设计不可谓不美，但是其中所表现的美国人所信奉的“只要个人努力，人人都有成功机会”的“美国梦”思想，不过表现了美国移民对绝对的自由民主的虚幻渴望，而非真理事实，成长于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下的国人对此思想尤其要保持清醒意识。

总之，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语言，与文化、思想具有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性，对于外文电影中时刻都在凸显出的这种语言、文化之外的思想，人们在欣赏优美语言，吸收异域文化的同时，对其背后孕育的思想应该进行批判性思考。

参考文献

[1]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ire Kramsch，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