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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作家、美学大师。福建长乐人。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台后,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联合文学》社长,先后执教于文化、辅仁大学并任东海大学美术系系主任。著有小说、散文、艺术史、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并多次举办画展,深获各界好评。共著书四十余本,包含诗集、小说,近年则致力于美学主题。
美之于自己,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
依然牛仔裤、黑色毛衫,红围巾不经意搭在脖子上,蒋勋的胸前还挂着那块春秋时代的玉。
从北京剧场座无虚席的千人看台向上看,他遥远又切近:美学大师、画家、诗人和作家一系列的光环将他置于“远观”的境地;但只要他一开口,柔缓的语调和轻抚思绪的语言又让人觉得他就靠在你心灵的近旁。
在蒋勋的眼里,台下的数千人是数千只紧闭的蚌壳,渐渐地,他发现这数千只蚌壳在慢慢地张开。“蚌壳那么硬,是因为内心太过柔软,太容易被伤害,太害怕被伤害,所以紧紧地闭合”,他将美变成一种打开蚌壳的力量,打开了,他看到了里面的微笑和眼泪。
母亲是最早的美学启蒙老师
2岁时,蒋勋随父母逃亡到台湾,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告诉蒋勋,她是旗人,因为辛亥事件自己家里被杀得只剩下一个男丁,她叮嘱蒋勋,不要和任何人交代自己的满族血统。上了学的蒋勋在课堂上学到了满清政府那段历史,回来指着母亲说,“腐败的满清政府。”她觉得又可气又好笑。
蒋勋的父亲是军人,只要看到他总是那两句话,“功课写了没?”“这次考了第几名?”父亲经常一个人睡在板凳上,一整夜不翻身,五点钟准时起床离开家。多年以后的现在,蒋勋依然觉得“父亲”这个词,足以代表一个神话。
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有一次,蒋勋问母亲,“你为什么嫁给他?”,母亲看着他愣了半天,“因为他帅。”现在蒋勋明白,母亲从小看戏曲,所以对爱情有梦幻的期待。
那时候,蒋勋的母亲把看电影当成人生最大的消遣,“如果哪一天她提前洗澡,擦上香水,那一天她一定是去看电影。”
蒋勋没有遇到过比母亲更会讲故事的人,他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绕毛线,一绕就是三个小时,整整一本《白蛇传》的时间,这是蒋勋最早的美学启蒙。
后来,蒋勋读了美学,他用母亲的感性去背叛父亲的规矩人生,但也奇怪,虽然他一直抗拒一成不变,自己的生活却异常规律――早起、工作按计划进行,就跟他父亲当年一样。
多年以后的今天,蒋勋谈到母亲,他记得母亲刚刚过世的那短时间,他常常能闻到母亲的味道,“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幻想,因为我跟她太亲,那个气味一直出来,还是真的有那个气味我不知道。”
我这样学习和教授美
从台北的师大附中到强恕中学,年轻时的蒋勋主动放弃学校教育,“在一次次的考试和一次次的学校主体教科书的要求里,我的感动是被打击的。因为这种教育无法了解一个生命在美的面前感动的那个时刻,需要一个多么大的包容力量。”
直到二十五岁,蒋勋在台湾一直接受不断的考试教育。接着,他去了法国,在巴黎,蒋勋最终找到了归宿。
那是44台币换1美金的年代,他急迫想赶紧完成论文,早点毕业,为家里省点钱。他每天跑到教授那里希望能跟他讨论论文,教授总是跟他说,“有一家咖啡店的咖啡很好,我带你去。”到了咖啡店,蒋勋马上拿出论文,刚想讨论,他的教授跟他说,“你猜这是哥伦比亚的咖啡和哪个国家的咖啡混合做出来的,配方比例是多少?”后来蒋勋明白,教授是希望他回到生活的感觉,“你要写美学的论文,但是你对生活没有感觉,怎么写呢?”
后来他跟着教授吃了法国三百多种奶酪,分别说出它们有什么不同,教授问他,“你尝尝这个的品味有什么不同,像不像Baudelaire的诗?”后来他在东海大学教书,同样把他的学生带到菜市场。早市散去之后,他让学生凭借味道找到每个摊位所卖的蔬菜品种,在生活中学到美。
一次他的教授问他,“你要写米开朗基罗,那你怎么连意大利都没去过?”蒋勋不好意思,“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可能不够搭车。”教授马上说,“旅行不一定要花钱啊?”说着,他带蒋勋到了蒙布朗,傍晚5点,教授把他一个人丢在路边,“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他没有走,是躲起来看我怎么搭便车。”那个时候欧洲人喜欢在胸前画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上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蒋勋用这种办法,搭上了生命中的第一班车。后来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常常在自己的牌子上写“哪里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蒋勋几乎免费游历了整个欧洲。他的教授惊讶,“你真是青出于蓝。”蒋勋告诉他,中国宋朝有一句词,“今宵酒醒何处?”
在台湾教学的时候,蒋勋发现,台湾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了,所以自己独立面的生存的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他给大一的学生第一个假期的作业是,一个学生必须自己背包去另一个城市住三天,在那里写一封信寄给他。很多孩子家长打电话跟学校反映不满,蒋勋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他们解释,“如果在这个年龄不走出去,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来他们更危险。”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
台湾东海大学面积很大,校园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特别是春天的花季,一片灿烂。
一次,他在课堂讲课,学生们都把脸转向窗户外面的花丛,开始蒋勋有点失落,“你那么努力地讲课,但是你的学生却把目光放在户外。”后来他想明白了,“我如果要讲美,我所有的语言加起来其实都比不上那一朵花。”
一个春天的花季,恰好是那些二十几岁年轻的生命应该感觉到的,那个年纪的生命应该在花丛里得到很大的震动。蒋勋当时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好,你们既然没有办法专心听我讲课,我们就到外面上课。”他们坐在花丛中,所有同学都在欢呼,毫不掩盖他们的高兴。
他们坐在花的底下,看着那些花,那些花掉下来,蒋勋问,“什么样的花才能算美?”学生列举出各种不同颜色的花,这时蒋勋说,“台湾的栀子花、含笑花、茉莉花都是白的,百合也是白的,他们没有颜色,形状很美,更重要的是它有香味。”把花的色彩、形状、香味全部加在一起,他们赫然发现,花是一种竞争力。
“如果花没有高彩度的红或者高明度的黄,它很可能没有办法被蝴蝶和昆虫找到,如果在三四天它绽放的时候,没有机会授粉,这个花就等于白开了;为什么白色的花香味这么浓郁,你可以好远就闻到玉兰的香味、含笑的味道,因为它没有色彩去吸引蜜蜂和蝴蝶替它授粉,所以它其实应该是没有竞争力的,结果它发展出另外一个竞争力,就是嗅觉气味。”
蒋勋开过画展,画过百合,所以他最怕别人问他,“你是不是很喜欢百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如果说‘是,我很喜欢百合。’他很可能接下来会问:‘那你不喜欢玫瑰?’那我就完了,因为我们常常在做是非题、选择题,可是我们能不能回答说,其实我没有办法说哪一种花是最美的,因为它是另外一种花不能取代的。”
所以蒋勋会告诉你――美,第一,是回来做自己;第二,是他人不能取代你。
蒋勋代表作品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
《孤独六讲》
以钱为中心的读书和写书,亦或读书、写书的金融动力,其利弊不用分析,人们也会品头论足切中要害。这里的基本立论是,将金融因素作为读书、写书的基本动力,无疑是将读书、写书这一崇高的追求平庸化和市井化了;没有读书和写书,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国家的实力,读书、写书是国家由大变强的根基!
有许多典型事例可佐证上述立论。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奖官网消息,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分别授予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聪大村和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这是中国自然科学家首获诺贝尔奖,值得庆贺!随即有关媒体群起报道,屠呦呦属于“三无”科学家,即无博士头衔、无留洋背景、无两院院士头衔。屠呦呦在参与中药抗疟制剂研究过程中,初期和研究团队一起,曾经历过多次的失败。在当年各种实验陷入困境后,屠呦呦最后不得已,遍查古籍,在1700年前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找到线索:“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受此启发,屠呦呦改变实验方法,这才作出了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成果。试想,若屠呦呦不认真细查、研读众多的中医药古籍,或若中国古人不把中草药医治经验写成书籍传世,恐怕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的尝试,就会是另外的结果了。
书籍和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人类文明靠书籍和文化进行传承。不读书,没有特定的文化水准要求,我们就会失去一些应知未知的东西,就会在蒙昧中蒙受一些损失。十八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注释引用了大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而欧洲学者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必备知识,所以吉本在著述中,对重要的辞句和警语,辄将原文附上,使读者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也可做会心之微笑。但在中译本中,无论是商务印书馆的节选本,还是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席代岳译本,均考虑到中国国内识拉丁文者仅有天主教神职人员,识希腊文者更是屈指可数,所以对这类注释全部予以删除。要知道,《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仅是作者花了20年完成的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了解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也就了解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这是我们研究大国兴衰的必备知识。《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译本注释中,对一些精彩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的删除,无疑是一大遗憾,这使当代的国人失去了掌握众多精神财富的机会。
人和普通动物的最大区别是具有思考能力。书对思考的重要性犹如空气对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书中的文章,无一不是思考的结果。读书,也就是赏析书中的文章。读书应成为社会的主要活动,社会应以书为贵,以读书为气质,以藏书为风尚。对书和书中文章的品味,应该说,古人的境界令今人汗颜。在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中,曹丕的“不朽”不在他的帝王功业,而在于他对文章的认识,他所撰写的《典论》,虽大部分已散佚,但其中仅剩的《论文》等寥寥数篇,至今仍享有“不朽”的盛誉。在传世《论文》的数百字中,有些说法至今仍为人们鲜活地使用着,如“文人相轻”、“各以所长”等,特别是那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个理念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在国外,对书中文章有远见的思想家也不乏其人。比较典型的是十七世纪英国人约翰・弥尔顿发表的《论出版自由》(1644)一文,这是西方历史上为出版自由辩护的主要著作之一。弥尔顿在文中呼吁:“文章,大业也。执笔之际,情为之移,神为之奋,或忧其败,或虑其祸,或切盼成功,或信其说必行……书之生命力,乃作者灵魂所赋予。书,作家智慧之精华,如炼金丹,升华净化,臻于至纯,乃纳玉壶,以为珍藏。”弥尔顿进一步将书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相提并论,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甚至重于后者。他说:“人可以错杀,好书也可以错毁。是不可不慎也。杀一人,杀一有理性之生命,杀一上帝之子孙耳。若毁一好书,实毁理性本身,无异毁上帝之目。”
欧洲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如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具有共性的三大地标,即教堂、酒吧和咖啡馆。这三大地标性的建筑物里,均藏有不同类型的典籍,且均以不同的方式在当时和当代的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试想,若没有书这个厚重的载体,欧洲的这些名城还有历史文化品味吗?若没有伦敦的咖啡馆,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那么鲜活吗?反观中国,名城不少,但又有几个是与书有缘并与书结缘的呢?!
没有基础研究,没有思想,没有严谨的系统思考,就写不出书。检索国内图书市场出的书,要么是从国外文献资料中摘编凑起来的大部头,要么是政策文件汇编,要么是工作总结汇集,当时有用,时间一长,垃圾一堆。即使是引进翻译的图书,大多按突击队的组织方式抢译抢出,与同是汉语的港台同种翻译版相比,译文的质量和文采,逊色不少,这严重制约人类先进文化知识的传播。图书数量大增,图书质量渐降,精品难找,传世之作几无。我曾撰文提出我国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没有出大师,这与写不出好书有密切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中的一大缺憾。
马来西亚吉隆坡慈济大学社会教育推广中心.茶道讲师。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分校宿舍村华文学会.茶道讲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茶道讲师。
中国.福建.漳州.漳州科技学院(原漳州天福茶职业技术学院)客座讲师。
茶网主笔。
中国海峡茶道杂志每月专栏作者。
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每周专栏“茶人的第三只眼”作者。
著作:《茶人的第三只眼》、《喝茶慢》。编著《约会中国茶》(合编)。
西班牙
喝茶要到喝咖啡的地方,马德里市内露天咖啡座顺带供应茶,吃Tapas(Tapas是西班牙饮食国粹,常是一碟菜配块面包)的小酒馆也有茶,都是袋泡红茶,呈现方式要视那里格局大小以及收费而定,较高者用瓷茶杯托组、茶匙,上桌时茶包已在杯里,热水浸泡着,味道浸好了把茶包取出放杯托边缘,餐桌上有糖瓶、奶罐,要调味的话自己加入茶中,用茶匙搅拌后喝。
较大众化的便是一个没有打开的茶包置杯外,用纸杯盛装热水,一起交给买茶者,买茶者自己打开茶包投入热水里,糖和奶粉是纸包装条状形的,撕开倒入茶中调味。
为何侍应生不将茶包直接放入热水中才供应客人呢?一说喝茶者可自己拿捏浸泡时间,但也有可能为了节省人力。
马德里有正式吃下午茶的茶室,比如有家名为Living in London,有30种以上茶叶供选择,它特别强调“late-afternoon”即“很迟的下午”,表示它依照英式传统下午四时才开始,2人1顿的英式下午茶收费20欧元,包括茶叶有“Chelsea”红茶,二层点心架上有温热司空饼、奶脂牛油、果酱、三文治、羊角面包与曲奇饼。但这种茶室似是为了应付游客所需,本地人去消费的极少。马德里的火车站可找到茶店,店里除了红茶,也有几饼普洱。大众喝葡萄酒的习惯较多于喝茶。
葡萄牙
葡萄牙是欧洲茶文化滥觞之地,葡萄牙天主教神父Jasper de Cruz于1560年在中国传教时曾写过有关茶的信回家,这是欧洲最早记载茶的文字,也是最初饮茶的资讯传播与开发期。那时葡萄牙人与远东的贸易路线是这样,他们从澳门获得中国茶叶运到里斯本,然后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到法国、荷兰等国家。及后1662年葡萄牙公主Catherine of Braganza of Portugal与当时英国国王Charles II结婚,从娘家带去很多茶叶陪嫁,更是英国下午茶形式形成的重要契机,但拥有悠久历史不代表现在的葡萄牙茶风蓬勃。
里斯本、巴塞隆拉市内没有什么专门喝茶的茶室,想要喝茶的话,小酒馆或咖啡座有供应袋泡红茶,或在家里自己泡来喝,市内有商店可找到精美的有柄瓷杯及杯托组,和置放已经泡过水的茶包小瓷碟。
用餐后一般有“咖啡或茶”提供的习惯这里并不通行,餐厅通常从头到尾喝葡萄酒。倒是无论大小旅馆的欧陆式早餐天天都有“咖啡或茶”的陪伴,普遍用Lipton品牌,各种风味的红茶,一包包排列整齐,一排排盛装在一个木盒子里,精致可爱。
有家豪华酒店在葡萄牙马德拉岛上名为Reid’s Palace,有真正英式下午茶提供,消费的多是游客,在传统的休息室和露台上进行,有很好的瓷器与茶叶,有精致的如手指般大小的三文治、司空饼和蛋糕,每人收费32.50欧元。特别请求来喝茶的客人:请注意,为了让我们的下午茶精致而隆重地进行,我们恭敬地请您穿着正式服装。请避免穿着短裤或运动服。
荷兰
Dr. Thomas Short于1730年在伦敦发表的论文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17世纪初)是用一种名叫Sage的药草与中国交换茶叶,一磅的Sage药草换三磅茶叶。
荷兰是欧洲地域最先做起茶叶贸易的,茶叶昂贵罕有,与姜、糖一样成为新的香料品项,要从药剂师手上才能购得,直至1675年,茶叶才变成荷兰食品商店里的常见食品。
荷兰人率先在旅馆附属的餐厅提供茶、简便茶具及热水装备给住客,让他们可以提着在旅馆附属露天小酒馆的花园里泡茶喝,算是欧洲地域喝茶先锋。
后来由于种种政治与经济因素,1826年间,荷兰在当时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印尼)开辟茶园种植茶树生产自己的茶叶,到了1892年,荷兰大部分茶叶进口自印尼,是欧洲地区除了英国在印度以外,另一个自制自供自给茶叶,改变茶业生态的地方。
如今阿姆斯特丹仍然遗留着强烈的茶文化痕迹,街上的精致生活用品店可找到一些旧瓷,有柄茶杯及杯托组。街道上很多商店的橱窗也用茶壶(瓷质或铝质)做装饰。离市中心火车站不远处有个爱茶者开的店,一层卖茶叶,都用日本收藏过来的老茶桶装茶叶,还有一块用来展示旧茶具的空间,供客人参观。
如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变作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校舍,往日用于运载茶叶的帆船则陈列在该市帆船博物馆。这些都变作一段段历史或一个个古董,供陈列用而已。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茶的爱好与需求的感情似乎已经消失。在识途老马的带领下,可找到一两家精巧优雅的小咖啡馆,下午时分供应咖啡或午茶与点心,往往很温馨,像走入朋友的家聊天的样子,但是不是在“喝茶”对于他们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注重的是聚会。
一般在街上可买到的茶,就是一个纸杯装热水,另备一个未开封的茶包。
直布罗陀
可在咖啡座点茶喝,多以有柄白瓷茶杯及杯托组呈现,奶罐糖罐摆在桌上,如有需要自行加入调味。
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