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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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是我国最大的玉器交易集散地，玉文化产业成为南阳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势头已经出现。以玉文化为载体的玉文化旅游如何促进南阳经济发展，值得深入探讨。

1.南阳玉文化旅游的条件

1.1南阳玉石资源丰富

目前南阳查明的宝玉石资源矿产地50种，100多处，占全国宝玉石332种的15％，其中宝石产地33处，玉石产地24处，彩石产地25处，砚石产地2处，观赏石产地25处。[1]南阳有全国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又有物美价廉的西峡白玉、汉白玉、水晶、玛瑙、虎睛石等，成为南阳玉雕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1.2南阳玉雕业初步进入了规模化发展阶段

南阳玉雕遍天下，这是对闻名世界的南阳玉雕的真实写照。目前，南阳玉雕产业已经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南阳现有国有、集体、个体、合资、独资企业1万多家，从业人员达20余万。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码头、主要港口、旅游名胜区都有南阳人创办的批零商行。在北京、广州、昆明等地，还有南阳人创办的珠宝玉器一条街，形成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年销售各类玉雕产品近1600万件，占全国玉雕行业总量的60％~70％，其产品及独山玉原料，年均产值在15亿~20亿元。[2]

1.3中国最大的玉文化旅游市场正在形成

南阳把特色文化注入特色产业，通过嫁接融合，提升特色经济的内涵。2003年，南阳创建的全国第一家中华玉文化博物馆，已有省内外30多家旅行社将其纳入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3]

南阳市卧龙路形成了玉雕一条街，目前入住商户已达100多家，形成了高档的南阳玉雕工艺品大市场。南阳玉雕博物馆是集餐饮、游览、旅游购物、展览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文化设施。此外，南阳火车站珠宝玉器批发城，南阳市玉雕大世界，三顾缘玉雕商城等也都初具规模。南阳市城区商店都有玉器专柜，铺面沿街林立，处处可看到玉器闪烁的灿烂光辉。

1.4镇平玉雕经济构建新的产业结构

“村村都有机器响，家家一片琢玉声”，这是对“玉雕之乡”镇平县的真实写照。镇平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玉雕生产加工集散地，除了独山玉之外，其原材料来自全国各地和缅甸、阿富汗等12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员10万人，加工企业达4000多家，形成了20多个各具特色、规模不等的块状加工销售带，年产值达10亿元。

1.5南阳国际玉雕节影响不断扩大

中国南阳（镇平）国际玉雕节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大、档次高、展出品种多、客商范围广。

通过玉雕节，南阳人把触角伸到海外，把眼光瞄向国外大市场，依靠南阳玉雕产品的一流质量，利用口岸转口、自营出口和在国外设立销售窗口等多种形式，把成批成批的玉雕产品销往美、日、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8亿多元。南阳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玉雕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

1.6南阳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南阳玉文化获得了蓬勃发展。对独山玉矿进行了普查和详查，证实其为我国独有的优质玉矿基地；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宝玉石学会，标志着我国玉文化事业在南阳率先树起了大旗；全国著名专家学者齐聚南阳，连续多年举办宝玉石学术交流会，《宝玉石信息》报创刊于南阳宝玉石学会，南阳师范学院环境科学与旅游学院率先开设了《宝玉石鉴赏》课程，并成立了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及玉文化网站，建成了全国首家独山玉博物馆，对玉文化的科学研究、教育与传播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连续举办了八届“镇平国际玉雕节”和五届“南阳（镇平）国际玉雕节”，使南阳玉文化叫响世界。

2.南阳玉文化旅游的意义

2.1玉文化旅游是发扬南阳优秀文化的需要

南阳地处中原腹地，各种文化在这里融会交流，特别是积淀深厚的玉文化贯穿南阳历史。南阳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玉文化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南阳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南阳的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4]

2.2玉文化旅游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南阳玉雕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产业集群，带动从事玉雕设计、加工、销售、包装等行业的人员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目前，石佛寺从事玉雕生产的人员近5万人，镇平县从事玉雕生产的人员近10万人，整个南阳从事这一产业的人员也不下20万人。除了推动产业本身的发展外，玉雕业还带动了旅游、运输、餐饮、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兴盛，成为富市、富县、富镇、富民的一个大产业。

2.3玉文化旅游是南阳人民的世纪梦想

随着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在中国举办，国际珠宝产业和国际珠宝重要市场向亚洲转移，中国的玉雕业将出现重大商机。因此，应该说，乘势而上，首先是看到并且充分利用南阳自身的优势，做大做强玉雕产业，进而把南阳建成“中国玉文化旅游之都”，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机遇，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选择，也是1000万南阳人民的世纪梦想！

3.南阳玉文化旅游对策

3.1立足中国玉文化背景，创新地发展南阳玉文化旅游

首先，在中国玉文化背景下，挖掘玉文化的浓厚底蕴，使之与现代文化接轨，像传统玉文化中玉器的装饰品、殓葬品、吉祥物、德行操守、美好事物的代名词的内涵便是挖掘的对象，关键是要有品位，上档次。其次，用先进的时代文化指导玉雕品的开发和艺术创作，不断创新玉雕产品设计理念，促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研究制作一些体现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典故的玉雕艺术品，在玉雕工艺品传统设计和技艺基础上不断创新，丰富作品的文化内涵，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以文化促发展，极大地开拓玉雕市场，从而达到引领时尚，引领消费的目的。

3.2多元化产品齐头并进，着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南阳发展玉文化旅游有两个方面至关重要：一是产品多样化。玉雕作为玉文化的载体，在玉文化旅游中十分重要，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大众化和艺术化的矛盾，可以使其两方面同步发展。二是玉文化旅游和传播是南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南阳有中华玉文化博物馆、南阳玉雕博物馆、独山玉博物馆和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等玉文化载体，加之玉文化市场庞大，对促进玉文化旅游大有裨益。

3.3整顿经济秩序，优化玉文化产业投资环境

“黄金有价玉无价”的观念造成玉文化旅游市场的经营无序，诚信度较低等，部分损害了南阳玉文化旅游市场的信誉和产业发展。玉文化旅游市场的任何混乱，不仅制约经济发展，更制约玉文化旅游及全面的招商引资，必须严肃对待。其一，建立专业化高素质的玉雕及玉文化旅游市场的管理和鉴测队伍，依靠国家标准，规定市场秩序。其二，建立更加简化、细化、标准化的质量、价格标准。其三，要强化市场规范的手段，这些措施可极大提高消费者信心，对南阳玉文化旅游发展大有帮助。

3.4注重玉文化旅游形象设计，重视并保护知识产权

南阳作为一个玉文化旅游的重要基地，要重视产业和产品的形象定位和设计。一靠宣传。形象定位为“产品齐全，信用至上，中高档精美”；宣传口号可为“南阳—玉文化的乐园”等；宣传的途径可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建立玉文化旅游网站，宣传南阳，联系销售，招商引资，树立形象。二靠措施保证，如以“南阳制造”为标准，达不到标准不许使用；注明生产者商标；强化防伪包装等。

3.5整合文化旅游资源，促进玉文化旅游发展

南阳是全国旅游先进城市，享誉海内外的独山玉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南阳可以“独山—卧龙岗—白河游览区”为环线构建南阳市城区玉文化—汉文化—现代文化的旅游圈。

南阳应恢复玉街寺、独山女神庙，塑造卞和崇玉像。“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可能就是独山玉，传说卞和就是南阳人。由此，我们可以在独山建立卞和崇玉像。

可依托独山国家森林公园规划建设一个高起点、高品位、大规模的珠宝玉石产业园区。但建设一定要上规模、上档次、环境美、功能齐全，并使其成为集旅游、珠宝玉石加工、会展、信息和原料交易的多功能市场基地，成为我国中部的珠宝玉石交易中心，成为未来南阳新的亮点和形象展示点。

3.6建立商会，促进玉文化旅游的抗风险能力和发展潜力

南阳的玉雕企业，绝大部分为小型私有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发展潜力极其有限。通过建立商会，可促进商家之间的交流和互相监督，促进自我、行业、政府互相监督体制的完善。同时可促使各企业形成合力，共同开发市场，共同开发资源。如对于现在一些地方对高档玉料的垄断，一方面可统一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可共同出资，收购和参股国内外一些重要玉石矿床的开采，确保南阳玉雕行业的原料供应，避免受制于人，使南阳玉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总之，要找出南阳的优势和劣势，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去推进之。只要南阳玉文化旅游不断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就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高治国.“南阳翡翠”独山玉[J].中国宝玉石，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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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朱光潜先生认为，外国文学中的联想意义在翻译中最难处理。因为它在文学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这种含义在词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对于文学来说却又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一国的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背景，否则在做翻译的时候就会有无法下手的感觉。(朱光潜，1996：18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

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人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才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响翻译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源头的角色。相关数据表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国人则长期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佛教，也是一种受到深刻世俗影响的多神论，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统的一神论宗教观念。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语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词语，而西方则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词。汉语中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语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们的差异就在于对“天”字的不同翻译。“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浓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则具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归化变译法固然利于西方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不利于“天”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的传播。英语深受宗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些成语中，如ItsinGodshands(听天由命)等。翻译中对于宗教知识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汉语中的“临时抱佛脚”这个成语为例，如果简单地翻译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会让西方读者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有需要时要抱佛主的脚呢?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稍加处理的话，西方读者理解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各具特色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历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历史典故以及许多忌讳和好恶的差异上得到体现。以数字“9”为例。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的意义很特别，因为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意义：即九九归一，一统天下之义。而“4”这个数字由于和汉语中的“死”读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现在还是不喜欢这个数字，尤其是电话号码。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为尾号的号码。至于“8”这个数字由于与发财的“发”谐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热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识里，4、8和9只是极普通的自然数符号，并不具备这些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意指运气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没有13号，楼房没有l3层等等。但在中国，这个数字却没有这种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非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文化内涵，译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谈到中国文化，人们总会自然而然的想到“龙”字。因为在封建初会里，中国古代的帝王总把自己描述成龙的化身，自封为“真龙天子”以达到奴役思想、驯服百姓、巩固政权、安邦治国的目的。而老百姓则把龙当作自己的神灵来加以崇拜，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祈求这个神灵之兽的保佑。因而“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标志。于是汉语中就有了很多由“龙”字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词语。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骧虎步，画龙点睛，龙子龙孙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也就有了“龙的文化”的美誉。但在西方人看来，“龙”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种体型庞大，长有双翼，顶有花纹，脚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龙”翻译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见了不仅觉得奇怪，而且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孩子成为dragon的。因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可以把这个成语译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维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工作者在进行英汉之间的翻译时，要越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准确的把握两种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

擅长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习惯于把事物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西方人却长于逻辑思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就处理哪个部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差异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医强调整体上的辨证施治，而西医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贾玉新，1997：98—100)。

第一，从语句的衔接方式来说，英语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连接词语将句子(或分句)连接起来；而汉语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义上的衔接而不是依赖连接词。

英语语法相当严密，注重形合，外形严谨．各个句子、语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词和某些特定的短语、分句进行连接。这些功能词和短语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较、让步、条件、转折等。在主从复合句中，各个分句层次分明，从句必须由主从连词来引导。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标点符号来连接。我们都知道，汉语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间不分主次关系，只是通过意义来进行衔接，连接词用得很少。试比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气凉爽，我们决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竞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模式，从古到今都十分重视和谐与统一。“和为贵”就是这种思想的很好的体现。

因此，在汉语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语，通常会被省略，也就是常说的无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却大不一样，它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所谓的主谓两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个英语句子都要有主语，否则这个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进行英汉互译时，很多汉语句子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语境为它们添加主语。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没有带雨伞，都很关着急，真不知该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们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没有一个词是可以做主语，但在这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以及特定的环境，在译成英语的时候，分别添加了it和we作为不同分句的主语，这样就使当事者的心态与当时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语以后，就符合英语的句子必须要有一个主语的要求，也，就符合欧美文化中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分离的思维模式。整个译语显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

2．4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对各地的气候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当地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词语的含义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例如汉语中的“东风”一词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词，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应的，但它们的内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临高山，东面却是海洋，在中国人意识中，“东风”喻指“春天”，象征着“温暖”。但在英国，“东风”却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在英国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标志。而“西风”却从大西洋吹来，和中国的“东风”有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因此，英国人更爱“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那首广为流传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达了西风的美好含义：“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作注释，中国的读者是不会理解的，甚至会造成误解。

再比如，老鼠在汉语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硕鼠”之喻人尽皆知，更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说”。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却有许多可爱的老鼠形象，例如《猫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灵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们的喜爱。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处。例如，汉语中“胆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达法则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认为兔子胆小)。(李小园，2008)。

2．5风俗习惯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道谢、恭维、致歉、告别、打电话等方面习俗则是具有相应民族的特色。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常会说这样的话：“你去哪儿?”、“做什么呢?”或“吃饭了吗?”等等。在中国文化里，这几句话并无含义，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见面打招呼的一种方式。然而，西方人对这类问题很敏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纯属私事，别人是不能随便打听的。像这样的见面问候语，在西方应根据具体情况做相应的文化转换，改用英语中的习惯用语，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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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起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这个定义偏重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写道：“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特定个人所达到的生活方式，并且是由他们保存下来作为社会其他的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社会现象，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文化下定义是很难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物质和行为三方面来界定文化。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传统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包括物质的、思想的、制度的三个层次。

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喻成为一个圆，那么，从圆心到圆周，大体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内核，可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行为文化称为中层结构，物质文化称为表层结构。

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语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语文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语文传播、继承、发展文化，语文教育的内容承载着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语文教育体制，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选拔机制。教育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活化文化的方式来保存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定内涵，需要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传统将大大影响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沉积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将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语文教育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语文教育对文化也有体现作用。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体现文化的特征。下文从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关系、中西不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两点加以说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一个短命的秦朝主张法治、废除儒术以外，其他历朝历代没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从春秋战国的儒家到秦汉时期的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到隋唐时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时期的理学、明清时期的科举，几乎无一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积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注，“仁”和“礼”是这一伦理本位文化的两大范畴。“仁”主要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和要求。它以“爱人”为核心，包括礼、智、信、义、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诸多道德伦理原则中，儒家极为重视“孝悌”这一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把这种家庭伦理层面的孝悌观念推及社会政治，于国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爱国。“礼”是指维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为对人的一切行动的约束准则。孟子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宋明理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伦理化统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则，而“礼”则是利用血缘宗法关系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图探求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以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内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心性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说”。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内容十分广泛，但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达到一种道德伦理层面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实现天下稳定太平、统治秩序坦然的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2.儒家文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承载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个方面来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

（1）对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具有以伦理为本位的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的思想文化渗透着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德育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一教学理念强调德、智是衡量人才的两条最重要的标准，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够同时得到发展。儒家思想认为，德育的实施也能够促进其他教学。儒家教育不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将智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这一原则对纠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识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导致重德轻智，过分强调语文教学为伦理、政治服务，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隋唐，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语文教学只重视写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们思想僵化。顾炎武曾经批评，这种文章训练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

（2）对语文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古代没有单纯的语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教育。比如我国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的综合性内容。春秋战国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经》《四书》。《三字经》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讲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和古代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顺序，即：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选择《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是因为：《四书》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孟子一脉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哲学观点和教育教学思想，历来被统治者所推崇，并规定为一切官办学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经》也是历代各朝宣传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据。《诗经》相当于文学课本，《书经》相当于政治课本，《礼经》相当于道德伦理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连当时的蒙学读物“三、百、千”也是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阐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3）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

儒家教育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采用了许多教育方法，并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如问答法、讲授法、论辩法、诵读法。这里仅以诵读法为例来说明儒家文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两汉时期为什么流行诵读法呢？因为内容多是《四书》《五经》，而儒家特别强调诗书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论语治国”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当时盛行记诵法。

3.儒家文化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传承力，对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很强的渗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其中的精华部分，如重人伦、中庸和谐、自强不息等精神，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的糟粕部分，如过分注重伦理、忽视新知的探索等，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有负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如传统的德育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使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是我们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传统德育的方法如讲求“克己”“慎独”，对于学生养成自我约束、爱护集体的习惯，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如“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对于励志、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这种景象呈现了对立碰撞而走向统一融合的多维形态。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其课程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中理应填充新鲜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课程设置上，应打破旧有的模式框架，恢复语文教育应有的鲜活生机、朝气洋溢，为各种文本内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对话提供广阔的天地。语文教育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应当反映当今社会时代的精神内涵，更有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异国文化，促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理念，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吸收扬弃，取长补短，以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

参考资料：

篇4

一、已有的对于文化导入原则的研究

我国学者鲁健冀(1990)、赵贤洲(1992)、束定芳(1996)、鲍志坤(1997)、王英鹏(1999)等从教学材料选择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文化导入的原则,大家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相似。这些原则是:实用性原则(或相关性原则)、阶段性原则(或层进的原则)、适合性原则(或规范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实用性原则要求文化导入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内容密切相关,与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阶段性原则要求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能力和领悟能力确定文化导入的内容,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适合性原则要求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属于主要目的语国家中有代表意义的主流文化,而且要根据不同的导入目的注意文化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系统性原则是针对大纲而言的,它要求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较为详细的教学大纲,明确规定各阶段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容、原则、方法以及要求学习者所要达到的水平。这些原则主要是针对教学材料的选择而言的,它们对选择和编排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内容具有指导作用。

二、教学原则的内涵及要求

根据现代教学论的观点,教学原则是根据一定的教学目的、任务遵循教学过程的规律而制定的对教学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教学活动的一般原理。教学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教学原则作为指导教学活动的一般原理也应有整体性的特点。因为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学原则既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又是教学过程的总调节器。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学目的的确定、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教学的组织形式等教学活动。有效的教学需要完整的教学原则体系的指导,即有针对教学过程的目的、内容、活动和结果诸成分的系统原则,对教学全过程提供有效的指导。正如苏联的巴班斯基从四个方面所提出的九条教学原则一样,每条教学原则都要按逻辑顺序同教学过程的每个主要环节及其主导因素相符合。这样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就都有调度它以发挥最优作用的原则。以往的文化导入原则虽然可以对文化导入教学材料的选择起指导作用,但从总体上说,是不够完整的,未涉及教学过程的其他环节。本文拟从教学原则的整体性要求出发,针对教学过程的其他环节提出以理解为目标的原则、有序性原则、对比性原则、知识传授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完善文化导入的原则体系,从而有效地指导文化导入的教学实践。

三、文化导入的原则

(一)以理解为目标的原则以理解为目标的原则,是指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应该“以文化知识为起点,文化意识为桥梁,文化理解为最终目标”(曹文,1998)。文化知识的导入只是文化导入的第一步,其目的在于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意识。文化意识是指学习者对文化间差异的敏感性,它是文化理解的基础。文化理解是指学习者能够以客观、正确的态度看待、理解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并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以得体的行为方式与非本族语者进行交往。这一原则是由教学受制于社会需要的规律所决定的。当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这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文化理解是国际间交往的桥梁,没有对自身及彼此文化的正确理解,就不可能实现国际间,即不同文化间的顺畅交流。没有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正确理解,英语学习者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此原则对教学有如下要求:1•在实施文化导入教学时,不应过分强调知识的灌输和行为的简单模仿,应通过对目的语文化的分析和解释等手段使学习者认识到目的语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异同以及异同之渊源和生成的原因;2•在进行教学评价时,应该侧重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共情能力(empathy),而不应强调他们对非本族文化的排斥或接受情况。比如,在讲授美国人对老年人的态度时,就不应以中国人对老年人的态度为标准去衡量美国人的行为。中国人尊老、敬老,并认为老年人由于经历的事情比较多,阅历丰富,因而在处理问题上,一般经验较年轻人多些。我国的俗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语“姜还是老的辣”和“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等就充分反映了人们的这种认识。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里,“老”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因为“老”意味着精力衰退,生存能力降低,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害怕说老,避免说老,在美国,老年人常被称作seniorcitizens。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待老年人的不同态度与中美文化中深层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不同的社会现实等因素有关。因而,在教授这一文化现象时,就不应简单地判定哪一种是正确的,哪一种是错误的,而应该从一种文化现象的渊源上了解其生成的原因,从而理解其存在的现实。

(二)有序性原则有序性原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文化导入内容的编排要体现文化知识本身的逻辑结构及其系统性;其二是指文化导入的教学活动要结合文化知识本身的逻辑结构和英语学习者的身心发展情况有次序、有步骤地进行,以期使学习者能够有效地掌握系统的文化知识,全面理解目的语文化。有序性原则是文化知识本身系统性的要求,也是教学制约于学习者身心发展规律的反映。文化知识像其他科学知识一样,也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学习者学习文化知识就必须参照其逻辑顺序,掌握其基本结构,否则,难易颠倒,杂乱无章,造成学习上的困难。有序性原则要求:

1•在文化导入内容的选择上,既要注意各个层次文化知识内部的系统性和序列性,如价值观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和序列性,又要注意各个层次文化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如宽泛的文化环境知识和情境文化知识或价值观体系和社会规范之间的相关性;

2•在文化导入内容的编排上,要根据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和思维发展规律合理地安排不同学习阶段文化导入的内容。学习者的身心发展,尤其是智力的发展,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有序过程。学习者的认知发展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粗到精,思维能力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由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再到辩证思维的过程,记忆也要经过由机械记忆到理解记忆等等。根据学习者智力发展的规律,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内容的安排要从简单、具体的文化事件到概括性的文化主题,最后才应是对目的语社会的全面理解。相应地,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目标要求也应根据不同学习阶段学习者的学习特点,从以感性体验、感性认识为主逐步过渡到以理性认识和理解为主。

(三)对比性原则在以往的文化导入研究中,有些学者将对比作为一种导入方法。本文将其作为一条原则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1•在学者们以往提出的导入方法中,几乎每一种方法的实施都离不开对比,也就是说对比几乎蕴涵在每一种方法之中,正如陈光磊在其《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一文中所说的,“文化背景比较法是其他一些方法运用的基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2•文化导入这一教学策略的实施涉及到至少两种文化,因而,无论是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教学目标的确定或具体的教学过程,都离不开对比,它不仅是导入方法的基础,也是文化导入整个教学过程的基础。正是基于此,笔者将其作为教学原则。首先,选择文化导入的内容要遵循对比性原则。我国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是本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具有的一般共同特点,它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学习具有正迁移的意义。个性是本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各自具有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本族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个性是文化导入的重点,而共性与个性的确定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发现。比如,在词语文化的研究中,有些学者提出词语文化在两种语言中的分布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1•某一词语在两种语言中的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也相同或大致相同;2•某一词语在两种语言中的概念意义相同,但内涵意义不同;3•某一词语在两种语言中的概念意义相同,但在一种语言中有内涵意义,而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内涵意义(胡文仲,1999)。另外,还有些学者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词语文化分为四种或五种情况。这些分布情况就是通过对比确定的,有助于我们决定什么需要介绍,什么不需要介绍。又如,有些学者认为,在英语教学中应重点导入称呼、问候、道谢和告别等言语行为的文化内涵。他们之所以能确定以上言语行为作为导入的重点,也是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的学习者在这些言语行为上易犯文化错误。因此,对比是我们确定文化导入项目的依据。其次,进行文化导入教学要贯穿对比性原则。例如,我们在教授称呼(formsofaddressing)这一言语行为时,就可以通过对比让学生明白称呼在两种语言中不同的实施方式及其蕴涵的不同文化意义。中国文化规约中的长幼、上下不同身份的称呼是很讲究的,对长辈、上级的称呼要用一定的称谓。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即使是在称呼自己的长辈、上级,在多数情况下,也可直呼其名。称呼在两种语言中的差异是两种文化差异的体现。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权势”(power)在中国起着重要的作用,反映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超级秘书网

而美国社会重视平等的人际关系,“一致性”(solidarity)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两种语言在称呼及其他言语行为上的差异。通过比较,我们不仅可以让学习者认识到称呼这一言语行为在两种语言中实施方式的不同,而且还让他们明白了言语行为上的差异是深层文化差异的表现,从而使他们在提高文化差异敏感性的同时,加深了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四)知识传授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该原则要求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还要设法创造机会,使学生能够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以加深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并培养他们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将知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符合知识学习的规律,又符合文化导入的要求。因为知识的学习需要经过选择、领会、习得和巩固四个阶段,它以掌握为目的,以应用为结果。知识的学习过程是掌握,但是仅有掌握是不够的,学习者还须会运用所学的知识,不会运用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掌握,真正的掌握在于操纵知识的力量去行动。杜威的“从做中学”和“教育即生活”、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出真知”等都说明了实践在学习中的重要性,语言学习也不例外。因此,在教学中,如果我们只是向学习者传授文化知识,而不给他们提供练习或运用所学知识的机会,他们还是难以获得正确运用文化知识进行实际交际的能力。就像语言形式教学不能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一样,单纯的文化知识教学也不能够培养学习者的社会语言能力,这是过去文化导入的失误之处。过去的文化导入过分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将文化和交际分割开来,文化导入以文化信息的输入为主要教学形式,结果是学习者虽然拥有很多文化知识,记忆了很多文化事实,但却仍然无法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交际中,仍然会经常地犯文化错误。事实上,介绍和传授文化知识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传授而传授,而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在文化导入中,实践就显得尤为重要。外语学习者对异国文化的学习过程应经历以下四个步骤:学习文化知识,了解其前因后果,做出解释,亲身体验(曹文,1998)。

比如,在教授中英文化在话题选择方面的差异时,首先应向学习者说明两种文化在话题选择方面的差异,即中国人经常谈论一些诸如家庭背景、婚姻状况、个人收入等涉及个人情况的话题,而英美人却把这些情况视为个人隐私;接下来应向学习者解释这一差别是由中国的群体主义价值取向和英美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之间的不同所造成的;然后就要创造条件,利用英语角或在课堂上创设交谈的情景,让学习者练习话题的选择,以巩固他们对这方面知识的掌握,加深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从而提高其运用这一方面知识的能力,为以后真实的交际奠定基础。

四、结语

我国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研究虽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仍有很多问题未得到解决。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上,文化导入都需要我们继续研究,比如如何制定系统的文化导入教学大纲,如何编写既能促进语言学习,又适合文化导入的教材,如何设置更合理的可以有效促进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获得的课程,如何提高英语教师的文化教学能力,如何在培养交际能力的同时,促进学习者人格的全面发展,达到外语教学的最高境界,如何在跨文化交流日趋多元化的天培养学习者的国际意识,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英语教育界、语言教育界的同仁及关心外语教学的各界人士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鲍志坤.也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外语界,1997,(1):7-10.

[2]曹文.英语文化教学的两个层次[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3):10-14.

[3]陈光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19-39.

[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5]贾玉新.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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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基础阶段处理文化因素的原则和做法[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1):37-45.

篇5

所谓课堂文化，是指在长期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形成，并为师生所自觉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课堂精神、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课堂文化体现了课堂教学的内核，它包括支撑着教学活动的根本理念、价值诉求，展开教学活动的基本思维方式，以及维系师生交往活动的人际氛围和精神氛围等。可以说，课堂文化是现代学校文化的最高境界。而课堂文化建设，以科学的发展观为前提，以课堂为主要空间，以行为实践为主要形式，促使学生逐步产生积极的学习情感、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形成民主平等、合作探究、张扬生命的文化意识形态。课堂文化并不是课堂教学本身，它是课堂教学的“土壤”，是课堂教学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元气”，是课堂教学的活力之根和动力之源。课堂文化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生成的，但课堂文化一旦形成，反过来就会对课堂教学具有根本的制约和导向作用。因此，当先进的课堂文化成为课堂主流时，和谐课堂的构建才不会走向形式化、随意化。

二.传统课堂文化的缺陷

第一，课堂文化的专断现象。课堂文化的专断主要表现在教师对文化的表达和阐释的控制上。在传统课堂中，教师作为“真理的拥有者”、“知识的代言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本应丰富多变的教学过程被窄化为简单的授、受过程。这种教学方式使知识远离了学习，从源头上剥离了知识与智慧的内在联系，“师生在校的生存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都呈现了被规定的特征，他们面对过去，面向人类已知的领域，而不是面向未来，面向需要发明和创造、探索的领域”。 这种专断的课堂文化剥夺了学生课堂学习的，丧失了与教师平等的文化主体地位。

第二，课堂文化的随意现象。课堂文化的随意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行为的散漫和自由化上。虽说和谐的课堂没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教师一味地追求所谓的个性或者过分地看重自身的情绪感受，导致课堂的随意和松散，应该说是违背和谐课堂的要旨的。例如课堂中牵强生硬的齐声鼓掌，对学生发言的敷衍模糊的点评，偏离教学内容目标不明的发挥，不能营造活泼生动、情趣盎然的文化氛围，使得课堂缺少一种为师生自觉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课堂精神、教学理念和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

第三，课堂文化的背离现象。课堂文化的背离现象表现在课堂教学背离了“以人为本”这一根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忽略了教育要为每个学生提供全面发展、预制人生这一宗旨，使得教育目的出现极大的偏差。在这种课堂教学文化的主导下，师生关系发生异化，本应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遭到破坏。教学已不是师生的共同活动，而成为教师对学生的异己控制，封闭、灌输、异化的教学方式也就大行其道，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受到压抑，学生的自由思考精神受到禁锢，从而造成学生产生严重的知识缺陷乃至人格缺陷，导致了教育的不和谐。

最后，课堂文化的单调现象。课堂文化是一种聚合化的文化，丰富多彩是其重要的特征，但现时课堂的单调乏味已成顽疾。主要表现有：一、教师形象的单调。远离生活、学术化的话语系统，严肃加严厉的动作、表情，教师总是有意识地将教室中的自己和生活中的自己分裂开来，戴着一副神圣的面孔走上讲台，以传教士的心态站在学生面前，无疑拉大了学生与教师的心理距离。二是课堂活动的单调。课堂文化是在活动中萌发和形成的，但现时的课堂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课内活动的单调和枯燥与课外活动的生动、鲜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先进课堂文化的形态

（一）民主的对话型课堂文化

构建平等民主的课堂文化，首先要在教学的着眼点与着力点上面对全体学生，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每一个学生都是课堂的主人，并没有主次之分，和谐课堂更加追求教育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其次，要实现教师自身角色的根本转换。教师要改变话语权的掌控者的角色。泰戈尔曾经说过，“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约会的关系”，是基于情感的认同，而不是基于任何霸权。教师要彻底改变原有的权威式和灌输式角色特征，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知识建构的促进者，从知识权威转变为创新性思维的启迪者，从“独奏者”转变为“伴奏者”，从领导者转变为“平等者中的首席”，从文化知识的“代言人”转变为意义的“对话者”。

对话型课堂文化强调了课堂的民主性。所谓对话就是指“主体间以语言符号系统为中介进行的交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主体间的在场相遇，平等交流”。对话以师生平等和教学民主为基本前提，它要求教师将师生关系转换为“你——我”关系，营造一种主体间的平等互换的对话语境，以平等的态度在与学生经验共享的过程中进行相互造就。对话型课堂文化需要营造一种“公共话语空间”和人文情境，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言说的主体，拥有应答、质疑、选择、表达自我的话语空间。

（二）智慧的探究型课堂文化

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教材实际上只是学生学习的一个“剧本”，是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对于这些“剧本”和“案例”，由于教师以及每个学生的经历、体验和解读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也有可能不同。所以课堂教学不应该视教材为“圣经”和“金科玉律”，不应该停留在对教材本身所传达的文字信息上，而要关注“案例之后”的更为本质的东西，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鼓励学生奇思妙想，允许学生对“文本”进行不同的解读，对“问题”进行不同的解答，大力倡导“创读”、“创解”。

更为重要的是，构建自主探究型的课堂文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仅从原有的“权威——服从”关系转变成了“价值引导——自主探究和发现”的关系，而且学生通过这种自主探究和发现知识的过程，学会了思考，启迪了智慧，获得了一种成功的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旦这种自主探究和意义创造的课堂文化构建起来，学生就具有知识发现和能力生成的后续力，就会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达到改善学生生活质量、提升学生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目标。

（三）绿色的生命型课堂文化

构建绿色的生命型课堂文化，要立足于学生的生活实际，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价值世界”“体验世界”，注重课堂的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强调从学生生活实际和未来发展出发，观照与学生相关的活生生的经验，让学生体验过程，习得某种经验和体验，使学习成为学生生命经历中的一部分。

生命型课堂需要体现如下要点：一是赋予学生生命成长必备的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生命型的课堂要增加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文化意蕴，淡化对分数、升学的功利性期望，在一种文化的分享和创造中丰富学生的生命，形成基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二是赋予学生生命的关怀与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发展需要，尊重学生的发展潜能，赋予学生生命的关怀，是生命型课堂的基本诉求。三是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开辟更加广阔与生动的教学空间，使课堂教学活动富有强烈的生命色彩。

（四）互动的合作型课堂文化

合作指的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自愿结合在一起，通过相互间的配合和协调而实现共同目标，最终使个人利益也获得满足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合作型课堂学习有利于倾听各种意见，不断完善已有的文化，其重要价值还在于把学习者置身于社会背景中、置身于交流的环境中，从而将学习过程与发展过程进一步协调起来。

篇6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分析

摘要：近年来，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低碳经济成为引领当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带领下，我国的经济也在逐渐实现转型，而这种转型对环境安全而言也是一个好消息。随着低碳经济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到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中来。旅游业作为嗅觉最灵敏的行业领导者之一，自然也率先引入了低碳概念。随着人们出行观念的改变，低碳旅游已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首选。在茶文化旅游中，低碳经济的引入也更加契合茶文化发展的模式。本文首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体的概述，接着对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茶文化旅游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能够改变当下茶文化旅游存在的不良现象。

关键词：低碳经济;茶文化;旅游

当下，旅游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最佳方式之一。每逢节假日，与家人朋友外出游玩也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为我国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而与之前的传统旅游方式相比，现在的人们却愿意选择更节能环保的方式。作为节能减排的代言人，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引领了一股新的旅游风潮，在低碳经济理念下，旅游业变得越来越绿色环保。而低碳旅游的发展对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大有裨益。茶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生态化的旅游乐国，它不仅能够让人们看到恬静的茶园景色，也能够加深人们对于茶文化的了解。因而，在此背景下，分析低碳视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将会为经济旅游模式注入一股新鲜血液。

1低碳经济与旅游的关系

1.1低碳经济概述

20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经济首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与之前只顾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相比，低碳经济将环境保护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低碳经济的主旨是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更好的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土壤。在全民上下高度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也由思想意识高度上升到国家的政治高度。低碳经济模式的实施也展示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态度，表明了我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决心。可见，低碳经济不仅是某个人的事情，或者某个组织的事情，它更应该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所达成的共识。在全球化经济融为一体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改变某些国家对这方面认识的不足，提高他们对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的意识。

1.2低碳经济对旅游业的影响

在低碳经济的影响下，旅游业也迅速的改变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朝着更加绿色、更加生态的发展模式前进。在有限的全球资源下，如何制造可再生的能源，实现经济的可循环利用也成为时代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人们也更注重提高自己精神上的幸福指数。因此，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理念也为构建合理的生态旅游产业链，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做出了不少贡献。而将低碳经济引入到旅游业中，也必将为旅游业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2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旅游是在当地茶叶资源以及茶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整合当地的特色产业，为人们打造的一个更为贴心和环保的茶旅游方式。相比于其他行业，茶文化旅游本身就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能够给人们带来更为自然的生态环境，而在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下，茶文化旅游也开始着手筹建新的发展项目，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中国，饮茶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活动，更是促进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无论是在重要的商业密会还是在老百姓的家中，都有以茶会友的习惯。可见，茶文化早已经深入到我国人民的心中，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以茶叶为主线，结合其他产业共同发展，不仅能够大大的增加当地的经济，更能促进当地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促进茶文化的弘扬。而茶叶生长的环境大都温度适宜，环境优美，这些先天性的条件也为茶文化旅游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同时，茶文化的内涵也为当地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这都为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条件。

2.1合理配置：科学设计茶文化旅游的路线

对于旅游业而言，旅游路线的规划往往直接决定着旅行的舒适度。因而，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路线的规划，绝对不能一概而论。为了制定合理的路线，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每个城市茶文化的特点，才能够利用这些优势打造专属的特色。中国地大物博，与茶有关的城市也有不少。而由于地理环境以及土壤环境的不同，茶叶的味道也各有千秋。为了凸显当地茶城的特色，我们一定要对当地的茶文化旅游路线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的配置。在设计茶文化旅游路线之前，我们要对茶城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调查，包括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其次，我们要将这些内容进行合理的搭配，并进行进一步的修饰和删减，当然，这其中涵盖着可能对茶文化旅游造成污染的项目，也包括了可能破坏当地茶文化特色的因素。剔除了这些不符合低碳要求的项目之后，我们才能打造一条低碳环保的茶文化旅游路线。而适度的开发机制也是维持茶文化旅游城市长久发展的前提。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对茶文化旅游区的开放程度进行慎重的考量，并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测试，才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路线的优化升级。

2.2主打特色：开发低碳的茶文化旅游产品

在旅游中，旅游产品的开发至关重要。茶叶作为茶文化旅游的标配，成为了带动茶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的必需品。与茶叶有关的药品和保健品业已经成为旅游业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当然，在研发与茶叶相关的新产品中，我们一定要将绿色安全、低碳环保放在首位。因此，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我们也要对产业链进行严格的把关。同时，在包装销售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资源的浪费问题，特别是包装纸的运用。践行低碳节能的发展理念，使用循环可再生的材料作为茶叶包装，突显旅游产品的茶文化特色。当然，同花哨却毫不实用的包装纸相比，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实用的材料。所以，绿色节能的茶叶包装更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茶文化低碳旅游模式下，有的城市还开发了茶文化生态游、茶文化健身游的项目，这些项目符合了低碳茶文化旅游的主题，能够吸引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游客前来游玩。在低碳经济的概念下，有的茶城还将当地的茶叶制成低碳茶饼，不仅方便收藏，更能够吸引游客的兴趣。可见，开发低碳的茶文化旅游产品不仅能够增加当地的专属茶文化特色，更能为游客量身定制专属的旅游路线，为他们留下愉悦环保的旅游体验。

2.3保护底蕴：深入挖掘茶城的文化内涵

旅游中真正打动人内心的绝不仅仅是美食的诱惑以及别外洞天的美景，在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后，茶城如果想要得到更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深入挖掘历史所赐予的文化优势。例如：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之中，与色彩绚丽的服饰相比，更让人心之所向的是一段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可见，文化内涵能够为这个城市建造坚不可摧的城墙。这是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而这些不仅能够牵动人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更能为我们带来精神上以及心灵上的鼓舞。民族文化特色是强烈的印记，而少数民族自然的生活状态也能够增加茶文化旅游的魅力，让茶文化旅游低碳的主题表现得更为明显。深入挖掘茶文化也能够让本地悠久的茶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让这些尘封起来的传统文化重新被人们熟知，这对于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侨香风情，文化圣海，人们在获得了低碳生活的感受之后，更获得了心灵上的低碳享受。

2.4贴心服务：营造轻松自由的旅游体验

传统旅游之所以被人所诟病正是因为大量的被迫消费。强制性的消费行为不仅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也使得旅游的质量大大的下降。因而，基于低碳经济下的茶文化旅游一定要改变传统高消费给人带来的感受。在低碳经济的引导下，茶文化旅游应该是轻松自由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美好的低碳体验外，其他任何不好的印象都不能留下。而贴心的服务不仅能够给人们留下美好的旅游体验，让游客沉浸在自然的茶园美景之中，更让人们不受强制消费的迫害，有了欣赏美景的心情。

2.5立足创新：打造茶城文明的茶文化品牌

旅游是城市对外宣传的平台之一，在当前的社会媒体中，仅靠电视以及网络等新媒体往往不能够让人们全面的了解当地的茶文化，只有亲身进入到当地，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才能够在不经意之间发现茶文化的韵味。在茶文化旅游中，茶城应该注重打造自身的专属茶文化品牌。例如：加强对茶叶质量的监测，打造家喻户晓的茶叶品牌;注重茶叶食品的开发，为人们献上风味独特的茶餐饮。这些不可替代的茶文化特色都能够为茶城不断积累名气，也为茶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通过一个品牌了解一座城市，这才是茶文化旅游对于这座城市最慷慨的回礼。而这一切都是要建立在低碳经济模式的基础之上，才能让人们得到最舒服、最自在的体验，才能够让每个人成为城市的发言人。这种力量要比广告强得多，通过亲身经历建立的信赖提升城市形象，从而让茶乡的知名度愈来愈高。

3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的引领之下，茶文化旅游如果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应该深入的挖掘当地茶文化的内涵，构建合理的旅游路线，搭配自由轻松的旅游体验，并在其中建立具有形象力的茶文化品牌，才能够使茶城的形象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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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琴.低碳经济背景下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J].福建茶叶,2016(7):126-127.

[3]郑晓曦，吴肇庆.低碳经济背景下发展茶文化旅游的基本策略[J].福建茶叶,2016(7):137-138.

[4]张耀武，龚永新.低碳经济背景下的茶文化旅游[J].旅游研究,2011(2):39-42.

[5]杨正怀.基于低碳经济视角下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14):19-20.

关于旅游与茶文化的论文2

茶叶节发展中茶文化旅游开发思考

摘要：茶叶节是茶产业的经贸交流活动，也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本文首先对茶叶节进行了介绍，然后对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提出了几点看法，希望能够对茶文化旅游领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茶叶节;茶文化旅游;经贸展会;茶乡经济

文化旅游业是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方向。茶文化旅游业属于文化旅游业的一种，对于茶乡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简单来讲，茶文化旅游是茶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体，是一种新型旅游业。茶文化旅游业借助茶文化提升了旅游业的品质，同时也借助旅游业的形式给当地的茶文化交流创造了许多机会。由于茶叶节主要是针对茶叶经济贸易展开的，所以茶叶节中的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被人们所忽视。为了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组织者应该更加注重提升茶叶节的文化意蕴，将茶叶节的发展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

1茶叶节概述

茶叶节事实上是茶文化和茶业发展的产物，是茶叶行业的大型经贸活动，是茶企茶商贸易交流的平台。茶叶节的开展不仅针对茶商和茶企，其还为喜爱品茗的茶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机会。茶叶节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和特色茶乡的推广，有利于提高茶乡及该地茶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这对茶产业快速的发展，茶乡经济的兴起有着较大的帮助。我国有着许多茶区，这些地区有着举办茶叶节的经验。比如说，凤庆县就曾经举办过21届的茶叶节。由于凤庆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因此该地区举办的茶叶节也吸引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参展商的前来，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凤庆县茶叶的知名度，同时还使茶叶贸易变得更加频繁。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类似的重要展会，比如溧阳茶叶节等。国内茶叶节的活动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且极具文化意蕴。此类大型茶叶节的举办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提升了当地的社会影响力。

2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

茶文化旅游属于文化主题旅游，旅游者在茶区可以欣赏茶园风景，体会茶区文化百态。当然，旅游者参加茶文化旅游主要是为了欣赏茶文化的魅力。茶叶节是茶文化与现代经贸相互融合的产物，茶叶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对于我国茶文化旅游的帮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开展茶叶节时茶文化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要是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就会使茶文化旅游开发受到阻碍，这对于茶区经济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2.1茶叶节中的茶文化内容不突出

国内一些产茶区开展了茶叶节，当然目的主要是通过茶文化交流推动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有利于深化茶文化旅游的内涵。虽然茶叶节对于茶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地区在举办茶叶节时忽略了茶文化内容的导入，这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来，一些茶区举办的茶叶节主要只注重展会活动的形式，而不太注重推广和宣传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茶文化旅游要素的茶叶节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游客的减少会给当地的茶文化旅游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文化因素是茶文化旅游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最本质的文化意蕴，就极有可能给茶文化旅游造成重创。

2.2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取向不明显

茶叶节不仅仅是茶业产区的重大活动，同时也是当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价值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这种理念下，人们也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文化兴旅”等。经济发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就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出发，经济效益应该与文化效益齐头并进。就国内茶叶节相关资料记载分析，很多地区的茶叶节对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文化价值，事实上这种形式的茶叶节并不能对当地茶文化旅游业的开展起到任何帮助。事实证明，茶叶节不注重文化价值的导入，就会使当地茶品牌的美誉度大大降低，同时也会使游客的数量减少。

2.3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

就有些地区的茶叶节情况来看，前来茶叶节参与文化经贸交流的茶叶展商主要为该地区的茶企。除此之外，很多地区的茶叶并没有登上其他地区茶叶节的舞台。这些因素都是对当前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的有力证明。那么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当前茶叶节的宣传力度缺乏?”茶叶节的宣传力度低，主要可以归为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茶叶节组织单位的投入资金较少，使得茶叶节的规模较小，而投入和收效是成正比的，小规模自然也较难换来宣传度的大幅提升。其二，茶叶节中茶叶市场管理存在许多漏洞，这给茶叶节的举办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茶叶节的推广效果。第三，茶叶节通常作为展销活动开展，这就是茶叶节的参展对象，主要集中在茶叶参展商领域。很显然，参展商的人数较少，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是有限的。

3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

3.1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

茶叶节是茶叶展商之间的经贸交流活动，很显然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发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很多行业是同等重要的。茶文化旅游业就属于这类行业。对茶叶节文化价值的不重视会使茶文化旅游的质量大大降低。该地应该在确保茶叶节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提升茶叶节的文化价值，确保茶叶节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当然，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茶区经济的兴起，同时还能够提升茶区知名度。

3.2注重茶区特色品牌开发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品牌优势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很多企业直接将品牌开发作为公司头等大事，因此品牌优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茶区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就是该地的茶叶，要是茶叶的质量都不过关，或者茶叶毫无口碑，那么该地的茶文化旅游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茶叶是茶文化旅游开展的基础所在。茶区应该重视特色茶叶品牌的开发与打造，并学会利用品牌优势提升茶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品牌优势与产业链的形成是相关联的，茶区管理人员应该借此积极打造特色茶叶品牌，通过推广和宣传有效提升茶叶品牌的口碑。

3.3多层次开发茶区茶文化

事实上，茶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中层次茶文化资源和低层次茶文化资源。其中，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指的是茶艺表演，比如采茶戏。中层次的茶文化资源主要包含茶文化习俗和茶道等。相比之下，低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集中于物质范畴，比如茶具和茶园等。传统的茶文化开发模式主要集中于中低层次的茶文化资源开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业产业链的发展。开发者应该注重茶文化的多层次开发，在开发中低层次茶文化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兼顾高层次茶文化资源，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茶文化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3.4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

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而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将茶区的生态环境优势与茶文化相结合，塑造出适应茶人与游客所推崇的茶文化旅游环境。当然，开发者在营造茶文化氛围时不仅应该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应该在环境中导入文化因素。第二，注重茶文化旅游空间休闲功能的开发，使游客更好的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氛围的营造需要充分考虑茶文化要素，确保游客能够在游览的过程中体会“天人合一”的乐趣。

3.5有效结合其他旅游形式

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就茶文化旅游领域而言，茶文化旅游与其它旅游形式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他们属于与旅游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在茶乡地区发展茶文化旅游时不应该限制自己的思维模式，而应该有效结合茶文化旅游形式与其他旅游形式。比如说，要是该茶区有着夏日清幽的特点，那么就可以考虑在该地茶文化旅游的基础上增加避暑旅游。要是茶乡地区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特产，比如我国景德镇地区具有丰富的茶文化和陶瓷文化，那么开发者就可以将茶文化旅游与陶瓷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旅游形式的结合对于茶文化旅游是十分有利的。

3.6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

茶叶节存在宣传力度低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区经济和茶文化旅游的发展。针对该问题，开发者有必要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首先，茶叶节组织者应该增加资金投入，延长茶叶节的举办时间，不断丰富茶叶节的内涵。其次，还应该注重解决茶叶市场管理漏洞，给茶叶节的开展扫除障碍。再次，还应该将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通过茶叶节提升茶文化旅游的档次，并通过游客推广和宣来提升传该地的茶文化和茶叶品牌。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存在许多问题，茶区管理者应该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和茶区特色品牌开发，同时也应该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这有利于当地茶文化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照华.茶文化的概念、内容和传播[J].茶叶科学技术,2000(2):39-40.

[2]陈铭华.茶文化是促进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J].农业考古,2002(4):53-55.

[3]余青,吴必虎,殷平等中国城市节事活动开发与管理态势[J].地理研究，2004(6)845-855.

[4]孙艳红.茶文化旅游资源的主体层次分析及开发构想[J].商场现代化,2005(2X):63-64.

[5]张宏丽.信阳茶叶节的困境与对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8):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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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仍存在过份强调语音、语汇、语法等基础知识传授,忽略英语语言中体现的西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文化现象的传授,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不强。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也是为了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三方面着手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 

 

二、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 

 

 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是由文化的差异引起的,在教学中,要使学习者关注语言的运用上体现的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之处,把文化差异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社会文化的洞察力和跨文化意识。 

(一)词汇的文化差异 

1、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字面差异 

龙在汉语中为图腾与吉利的象征,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却是罪恶、邪恶的象征。as wise as an owl中作为智慧的象征的owl与汉语中视为坏兆头的猫头鹰。汉语中农民无贬义,而peasant则是没有教养,社会地位低的人。红在汉语中常与喜庆相关,red则有多样化含义。red letter day 为“喜庆日子或纪念日”,to see red 为“使人生气”,wave a red flag为“做惹别人生气的事”,one’s face glowing with health为“红光满面”。to cast pearls before the swine则为汉语中的“对牛弹琴”。 

2、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联想意义 

涉及到历史、传说、文学或宗教中人物或事件的词汇,意义深远,要越过字面意义去了解联想意义。英语中shylock是《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意为惟利是图、心肠歹毒的小人。童话中灰姑娘cinderella指贫穷、善良的最终获得幸福的女孩子。willow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菲莉、黛丝泰蒙娜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成为悲伤命运的象征,“杨柳”形容离别与女子情感以及妓院等。林黛玉代表指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形象。 

(二)语用上的文化差异 

语言总是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关注这些差异,有助于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汉语习惯以询问别人到哪里去作为寒喧语,西方则是对于天气的评论和预测。年龄、婚姻、收入等是西方禁忌的话题,属个人隐私,美国人对于称赞语一般坦然接受并回以“thankyou!”,中国人则谦虚地加以否定。再如对某个场所的表达。美国英语中rest room是剧院、商店等大建筑物中的设有厕所、盥洗设备等,供顾客、雇员等使用的房间,即是浴室、厕所的委婉说法,并非汉语中的“休息室”。 

 

三、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 

 

利用教材、多媒体、原版材料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通过情景化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全方位感受语言,达到语言与文化的整合。 

(一)挖掘教材、充分使用多媒体 

以教材为核心,将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和故事传说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其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同时利用多媒体营造视觉、听力的真实语言场景,把教学中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加以形象化、具体化,培养学生主动对英语语言文化进行探询,引导学生关注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表达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二)选择原版材料进行补充 

选择适量能反映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的视听材料,了解真实语言环境下英语的运用情况,加深对中西文化内涵的理解,积累相关的材料。如体现了社会理念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介绍当前社会动态和社会问题的报刊,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和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的节目,鼓励学生根据自身英语基础选择部分国外英语电视电台节目观看,英语原版电影更是展现了英语民族如何进行交际的真实情景和鲜活语言,这些材料既煅炼了阅读与听力能力,又是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 

 

四、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品味和体验文化异同,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创造英语交流的机会。如定期开设中西方文化知识讲座,用媒介语或英语向学生全面介绍英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社会风俗等;以某个西方文化元素为主题开展英语沙龙、英语演讲比赛,选择教材中故事性较强、情景性突出的文章进行情景剧表演等等;扩展交际空间,与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进行语言交流,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创造机会参与涉外工作的翻译与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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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业的开创者，看着独山玉雕刻艺术在一天天地成长、壮大，他为之兴奋；作为工艺美术大师，他思考着独山玉雕刻艺术该如何走下去，明天才会更有生机；作为玉雕之乡领军的带头人，他探究着在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的时代，如何才能使玉雕艺术尽显风采，绽放得更加绚烂?他时常在沉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早已习惯了警醒自己：“玉神”现在在做什么，“玉神”将要去做什么……

二十载辛苦不寻常――刘晓强的艺术创作与成就

从18岁开始接触玉石雕刻，到今天的荣誉等身，近20年了。20年来，他以刻苦好学、精益求精闻名业界，并完成了由玉雕手艺向玉雕艺术、玉雕文化的飞越发展；他的玉雕技术与人生阅历双双获得长足的提升；他把自己的认知与思维从玉雕手艺层面提升到文化艺术的高度。1998年，他设计制作的独山玉《果实累累》被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玉雕专业委员会评为优秀产品，并被誉为“玉乡三星”之一；2003年，他参与设计的独山玉《枫桥夜泊》《山行》分别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评比中获金奖和铜奖；2006年，他设计的独山玉《畅游》在扬州“百花玉缘杯”中国玉石雕精品奖评比中获银奖；2007年，他指导设计的《和谐家园》《清风古韵》《太行春早》，在第六届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上分别获金奖、优秀作品奖；2009年，他参与设计的独山玉作品《把酒话桑麻》在第五届河南省“陆子冈杯”玉雕精品评选活动中获金奖……

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大师。他常藉着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传统基础上进行革新。南宋陈普在《扪虱新话》中说：“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晓强深深懂得这种“出入法”。他把“文化元素”当作追求艺术创新、文化创新的不尽源泉，当作他生命文化的一种诉求而躬行不辍。然而，“学者自当独树其帜”，艺术家如果只是追随别人，就只能重复前人。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见解、新的创造、推陈出新、自树其帜，这才是真正的“家”，而不是“匠”。对他而言，创新才是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

晓强还是一位智者。他认为：心态决定一切，眼光改变世界。“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琢玉是技术，更是艺术，不仅仅是技术的增长，更是人生的完善过程，内心的修炼过程。把修心作为从艺者永恒的追求，心态端正，心境宁静，将思想融入作品，让艺术从中生发，这样才会使琢玉更具意义，更有价值。因而他觉得，从容琢玉才是真境界，唯这样成就不求而自有、名利不争而自至。他的作品，既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精髓，又借鉴西方艺术的气韵和时尚，欣赏着这样的作品，能让人体味中国玉文化的魅力，感受河南玉雕独特的品味。

一路欢歌写辉煌――刘晓强的青春团队和企业文化

玉神公司是镇平县玉雕产业的龙头企业，成立于2000年。当时二十七岁的刘晓强担任常务副总，主持技术创新研发工作。此时，镇平县作为中国玉雕之乡，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树立镇平玉雕新形象、引领行业发展的品牌企业，来迎接市场挑战、展示玉乡新姿，肩负着这样神圣的使命和责任，玉神人开始了艰苦的创业。2004年，晓强任镇平县玉神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设计师，他果断提出“走精品之路，创品牌效益”的发展思路，率先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商标，组成了以省内外玉雕大师和本县玉雕新秀为骨干的玉雕研究所。他把展销大厅设在有二百多商户竞争激烈的玉雕大世界，并在所有商户中第一个推出明码标价的诚信销售，继而又扩建了玉神精品屋，用博物馆式的理念来经营玉雕……这一系列的创新手法，改变了玉雕生产传统经营模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

作为玉神公司总经理、总设计师，他非常注重玉雕设计创作人才的培养，加强团队建设，着力打造了一支阵容强大、拥有共同文化理想和创新精神的青春团队。他的麾下聚集的是一支富有青春朝气的设计创作队伍。玉神团队的平均午龄是28岁，这个青春团队给玉神公司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形成一道无比亮丽的风景线，成为当代独山玉雕文化艺术事业的主力军。他大胆使用新人(挑大梁的新秀年龄在25―30岁)的举措，激活了玉雕艺术传统的人才机制。在这支活力四射的青春团队中，刘晓强以其人格魅力成为凝聚人心的磁石，紧紧地把这些欢腾的生命聚拢在一起，使他们成为搏击风雨、壮志凌云的雄鹰。他们用实际行动和精神意志恪守文化的信念，并使之成为根深蒂固和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信念的力量和青春的力量。

在南阳这方楚汉文化思想积淀深厚的热土上，独山玉雕艺术有着近7000年的发展历史。对于怎样挖掘深厚的地域文化，把玉雕艺术之根深深扎在文化的沃土之中，刘晓强认为：从事玉雕文化艺术事业应先从研究文化、传播文化人手，然后再谈商业运作。因而，玉神公司提出的“品质、品位、品牌”三位一体，是建立在文化的支撑基点之上的。只有不断提升玉神人的文化品质和品味，才能创作出具有一定品质和品位的玉雕作品，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品牌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刘晓强的“文化元素”理念，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刘晓强所秉持的玉雕艺术必须贯注“文化元素”的真切表达!

一波才动万波随――刘晓强的品牌战略和社会责任

刘晓强和他的玉神公司打造“玉神”品牌，其品牌创意核心在于通过中国文化精神、个性和风格，实现中国文化元素所特有的魅力。他常说：我们可以拷贝一个“渎山大玉海”，但是我们无法拷贝一个红山玉文化、一个齐家玉文化和唐宋明清辉煌的玉文化。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有自己习惯的符号与方式，这些既有利于我们立足传统向前不断发展，也会使我们在当代玉雕艺术世界留下属于我们自己的浓墨重彩。

刘晓强就是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自信，吸纳传统文化精华而超越传统，用文化元素精心打造自己的“玉神”品牌，从不拿别人的标准作判断。这也就是他和他的玉神公司能够独立潮头，能够引领当代独山玉雕文化艺术潮流之所在!

一个优秀的企业首先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会受到社会的青睐，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家，绝不仅仅只是关心自己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及与社会的融合。晓强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提出“企业成名、个人成才”的口号，公司以玉神科研所为依托，吸纳镇平县内50余名青年玉雕新星，确立科研课题，定期开展活动，以弘扬玉文化为主体，研制玉雕精品为载体，培养玉雕人才为目的，先后培养出王东光、喻朝光、李海奇、张克钊、刘晓波、王志亚等一批玉雕明星。2004年，晓强在镇平县玉雕产业管理局和县宝玉石协会的鼎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玉乡之星》一书，对宣传和提升镇平玉雕知名度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篇9

（一）丰富中华文化的课程资源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开展传统文化启蒙教育，有着其他教育模式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也能够为保护和传承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找到更适合的途径和新生力量。我国传统文化只有依靠民族、社会和家庭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断延续、代代相传。将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课程设计环节，从不同领域丰富幼儿日常的学习氛围，为幼儿成长增添更多的活力与动力，作为受教育者既可体验中华文化教育层面的意义，又为自身的成长发展吸收多元化的文化气息。

（二）促进幼儿民族情感的形成

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往往存在误解，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一套，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让孩子花时间和传统文化接触有些落伍，不如把时间精力花在学习外语等方面更务实。对传统文化的误解造成了目前幼儿教育在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出现了偏差和缺憾。其实，中华文化中乐观辩证地看待周围事物的哲学思想，对于教育孩子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正确看待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民间谚语“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与目前的知识时代提倡的终生学习观、换位思考、坚守诚信等不谋而合。传统文化可以丰富幼儿的知识，开阔幼儿的眼界，同时培养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的情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引导幼儿切实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二、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道德感形成的影响

幼儿的道德情感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而是经过不断地社会实践逐步产生发展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对一些行为产生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感受，从而认识到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尝试着采用一些道德方式去接触周围环境，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道德结构。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的展开，进一步为幼儿提供了道德情感体验的社会性刺激，使幼儿在成长中获得具体的情感感知，使得个体道德要求与社会道德要求一致，丰富与提升幼儿的道德情感。

（一）丰富幼儿民族道德情感认知

中华文化在华夏民族传承发展中，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气息。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与象征性，通过认识雄浑奔放的黄河，了解北方的中原文化；认识清奇秀丽的长江，了解南方的楚文化；认识广阔的大草原，了解西部的游牧文化。同时，幼儿对民间故事、民间艺术等有着较强的好奇心，可借此来进行道德感教育，符合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与思维的具体形象性特点。传统作品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幼儿来说，贴近生活，更贴近他们自身的道德需求，使幼儿在领略中华文化的同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幼儿在成长中拥有自身的道德情感经历。根据幼儿道德发展水平与特点，将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知识以容易被幼儿理解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提升幼儿对道德知识的获取。在成人的道德评价和各种榜样作用的影响下，幼儿自身的民族道德情感逐步形成，对于道德认知结构的形成，是从初步区分好坏的标准开始的。从最初只有同情感与怕羞等道德情感的萌芽，到集体生活中各种行为规范的掌握，是幼儿道德情感认知结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要素在幼儿成长经历中的渗透，对于幼儿道德认识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以传统道德精神的存在影响幼儿民族道德认知的形成。

（二）帮助幼儿民族道德感行为的养成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可以培养和熏陶人们的社会规范行为，也可以理解成对良好社会行为培养的影响。改善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如在家庭生活环境日益优越的情况下，幼儿与家长、伙伴交流的话语越来越少；独生子女家庭中幼儿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缺乏与他人分享、关心他人、主动去服务他人的意识。以上现象中的幼儿社会行为的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孔融让梨》的古典故事、《三字经》中“父子恩、夫妇从。兄刚友，弟刚恭，长幼序，友与明，君则敬，匡则忠，此十义，人所同”等都体现了文化精神中的友爱与谦让、忠孝思想，有助于提前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相关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懂得相关的礼仪，尊敬父母，更易于其认识如何表达关爱，最终帮助幼儿逐步养成关爱他人与生活的良好行为。同时，在现实生活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观念中，从幼儿阶段着手进行感恩教育的想法较少，从而导致幼儿只知索取不懂回报等不良现象的出现。进行传统美德教育，让幼儿学会尊敬老人、体谅父母、为家庭分忧解难，培养幼儿感恩意识并实现幼儿感恩行为的强化。

（三）促使幼儿民族道德情感提升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不仅能使幼儿获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尊敬长辈的道德观念，还能通过亲身体验，获得伴随道德观念所带来的愉悦情感。可通过情感环境提高自身的情感素质，实现民族情感的培养与表达。在新年吃年夜饭、拜年、走亲访友中，幼儿能感受到亲友邻里间的情感交流以及家庭生活的和谐安定，从而学会处理与父母长辈间的关系，实现与他人的情感对话与表达。在团圆的人伦精神影响下，体验节日中的真实情感，在意识到被爱的同时，学会如何更好的爱他人。

三、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理智感形成的影响

（一）激发幼儿民族智慧潜能

引导幼儿开展古诗吟诵、童谣吟唱、绕口令、歇后语活动，进行创编儿童诗、顺口溜、相声，听成语故事、说成语活动，感受语言产生的魅力，对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开发幼儿智慧有重要作用，以不同的视听效果及传统文化气息感染幼儿的艺术表现力，激发幼儿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对传统艺术好奇与热爱的基础上，主动吸收与模仿好玩的情节，开阔眼界，同时领略中华民族地方特色语言的丰富化，并根据自身兴趣深层次接触这些文化，产生对家乡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并进一步深入了解有关民间艺术的发展历史与价值，从语言、思维及艺术方面实现智慧的发展。民间游戏同样蕴含着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教育资源，有利于幼儿体能、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游戏成为幼儿快乐成长的关键内容，为幼儿提供更充沛的探寻机会，为幼儿智慧的拓展提供更多的条件。例如，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中，幼儿借助游戏去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道德认知，了解危险及安全的常识，已达到提升自身机敏灵活、判断能力的目标。

（二）促使幼儿民族理智感行为的养成

在传统节日活动中，因为环境与游戏的需要，幼儿会一起制作相关民俗事物。在端午节时，幼儿可通过参与包粽子、品尝粽子、做粽子形状的艺术品，去体验传统节日活动的丰富性。在此过程中，幼儿需要仔细倾听，观看教师操作时的动作，并在自己操作时锻炼动作的灵活协调性。这一过程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具有较强的兴趣性、游戏性，使其顺利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操作认知活动。通过融入活动并体验活动的乐趣，充分利用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实现理智行为的养成。幼儿在认知基础上实现自己理智思维活动的形成，再协调动作综合完成活动的进行。更多的传统民俗活动倡导尊老爱幼、惩恶扬善、文明礼貌等传统美德，同时会体现人们对祥和乐利等方面的美好的愿望。在中华节日启蒙教育实施过程中，成人积极的情感态度对幼儿具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同时促进幼儿的认知活动。幼儿在学习与接触过程中，不但认识中华文化，而且满足理智情感方面的需要，诱发探究与学习热情。

四、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认同感形成的影响

（一）促使幼儿形成民族归属感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根据年龄分期使幼儿体验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为幼儿自身创新与创作思维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源泉。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融入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可使幼儿充分感受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并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特色。可以丰富幼儿园园本课程，注入代表本地域鲜明特征的传统文化色彩，通过幼儿园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开幼儿教育领域的文化发展空间，实现幼儿群体的文化交流、传承和发展，使中华文化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以启蒙教育的形式传承传统文化，目的在于拒绝文化的中断与消失，通过优秀文化的渗透和有目的的创作实践实现传承。例如在幼儿认知自己民族的艺术作品时，通过动手制作简单的作品、展览与点评作品来增强民族意识，深刻感受自我创作所蕴含的民族情意。

（二）帮助幼儿增强民族使命感

中华文化中的审美教育培养人们欣赏美的能力，提升审美创造力，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中，按照美的规律营造美的世界、生活及作品。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创新是更高意义的能力与精神，可以充分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已有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将具有自身特点的创造思维运用到各种活动中，实现创新实践与创新思维的结合，对于幼儿心智的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使他们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去完善自身的成长，为民族发展增添创新的元素与思维，从而逐步培养对国家、社会及自身的责任意识，了解作为中华民族一员所应负的责任与义务。

（三）促使幼儿体验民族自豪感

不同民族在交流互动时，通过对语言、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异同程度的观察、比较会形成不同程度不同意义的认同，进一步形成了民族自我意识。在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各民族会在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形成自己固有的特征，形成容易辨别的民族属性，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而内化为民族的象征、民族个性。幼儿正是在逐步感知民族特征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意识及民族自豪感。将生活与艺术结合起来，并把民族文化象征深化为自我创造的资源，提升创新思维能力，使幼儿主动认识并选择民族文化中感兴趣的方面，围绕兴趣点去进行探究与创新，从实际操作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体验参与过程的真实性与趣味性，从而更进一步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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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此后“两种文化”问题及其所衍生的理论体系又被称为“斯诺命题”，广被世人所关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屡被提及。其实，类似“两种文化”的阐述，在中国学界并不陌生。例如，梁宗岱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比英国人C.P.斯诺更早地提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危险1。

虽然生态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的直接土壤，是当今愈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从斯诺本人对“两种文化”的具体阐述来看，“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语境应该是当今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锲入点，而生态文化显然是弥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在沟通与融合“两种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上，斯诺肯定了“第三文化”的可能性。从现今学者对生态文化蓝图的勾勒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分析来看，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可能就是生态文化的理论原型。

一、“两种文化”——斯诺命题

所谓“两种文化”，用斯诺的话讲，就是“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斯诺认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他们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

首先，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家对大自然认识、理解与改造的巨大成就，已经演变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心态。科学家几乎抱有一种凭借自己的科学认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完全可以认识、理解并彻底改造前人认为无比神秘的大自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心态，由此形成了人类锐意进取的现代文化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

其次，非科学文化，即斯诺所谓的“文学知识分子文化”，远没有科学家那样乐观，甚至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大。他们的声音柔和而又拘谨，压抑的语调中透露出些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哀怨。这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文文化。他继承传统，缓慢变迁，不像科学文化那样日新月异。即使遥远的荷马史诗、晦涩的圣人言语，仍然可以在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悠远的回音。在现代文化之中，这个群体虽然是个客观的存在，其规模却在不断地萎缩，生存空间亦受到了科学文化的严重挤压。

最后，由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所构成的“两种文化”，已经在人类的文化结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影响到了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进程与自我完善。两者互为指责，或者干脆不相往来。“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如此等等。稍有挖苦才能的人都可以大量讲出这种恶言毒语。双方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完全是破坏性的。大多数是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的”。显然，斯诺所言这些现象，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依然严峻。在大学校园，文科与理科学生不相往来，甚至相互抵触。在现实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工作者难以同处一室，收入差异明显，等等。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不和谐，在当下有增无减。

需要说明的是，斯诺命题本身的“二分法”思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我曾考虑过很久，怎样进一步加以改进，但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我正在探求稍微超出于这个有力的隐喻，又比一幅总的文化图小得多：为了这一目标，两种文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分析得过于细致反而会损害它的价值。”的确，将文化截然分为“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在归类的过程中均不可能达到了完全的“类别化”，何况又是十分复杂庞大的文化问题！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

在现今的学界，“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峙中，概念的模糊性与宽泛性以及缺乏一定的学术规范，仍是对话的障碍之一”。“所以，我们断言，两种文化的对话，远比人文精神的内部讨论纷繁杂乱得多”3。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同时，从数字方面来看，似乎也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所以，斯诺命题，至今在学界影响深远，为人们所重视。

二、斯诺命题——生态文化的锲入点

斯诺命题为当今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锲入点，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历史语境。斯诺命题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就像斯蒂芬·科里尼所言，“作为一种文化焦虑，对‘两种文化’分裂的关心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而这种焦虑的现代形式在其早期是不清楚的”。“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而如今广为热议的生态文化，却是在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应运而生，被认为是解决当今社会非持续发展征兆的必要药方。同时，从学理上看，生态文化是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必要桥梁。如果说斯诺命题是前人对未来发展的文化自觉，那么生态文化显然是迫于环境现状的必然选择。

而且，当今生态的文化选择似乎可以在斯诺命题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历史的锲入点。所谓生态文化，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为：“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5显然，生态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斯诺命题的立足点，本质上正是“两种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对立——科学文化倾向“人统治自然的文化”；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两种文化”针锋相对。科学文化借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力张扬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文学知识分子则秉持着传统的谦逊与哀婉的情调，常常执着于人类的终极性追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将向何处去？”前者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生活，后者却执着于虚幻的遥远冥思。无论是人对自然的统治，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两种文化”的价值选择显然存在巨大的鸿沟。而生态文化孕育与诞生的历史背景，正是科学文化主导下的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日益紧张。所以，以下似乎就是“‘生态文化’作为一种叙述方式的不可回避的思维背景，即：1.人类与其生存于其中的环境陷于深刻的危机，人类的生存悖论放纵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人类与环境处于浓郁的悲怆之中。2.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性与人类繁衍的无限性可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的宿命，人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6。可见，“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历史与思维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在对待人类行为的把握上，生态文化是调节“两种文化”相互指责的必然选择。科学家崇信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一切异己的生存状态，所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文学知识分子虽然拥有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却在科学文化占主流的现实处境中逐渐被边缘化，对人类祛魅后自我膨胀的行为忐忑不安。而“生态文化实际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宽容、和谐、互利的文化理念”7。

显然，生态文化的宽容、和谐、互利等原则，是对科学家张扬人类行为能力的纠偏，也是对文学知识分子忧虑情绪的安慰。生态文化部分肯定了科学文化关于人类行为的乐观情调，也吸纳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对此的合理倡导。

在对待人类文化知识的选择上，科学文化的理性追求日新月异，而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却重在传承辉煌的传统。“文学的变化较科学要慢。它不能像科学那样自动校正，因而误入歧途的时间更长”。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变迁，即使远古的史诗似乎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而科学文化却在追求知识的不断创新与文化的自我否定中，警告人类的文化知识在科学方面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了。

所谓终身学习，显然是人们在科学文化超短周期的变迁中的文化适应与知识满足。比较而言，生态文化却综合了两者的文化知识心态。文化的传承需要来自文学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而知识的瞬时万变要求科学文化不断自我反思与纠偏。因为“‘生存原则’是生态问题的伦理底线”6。生态文化的最终归宿是人类的生存，而非种族的毁灭。

简言之，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还是对自我行为的把握以及对待人类知识文化的选择，“两种文化”差异明显，互不相让。而这正是生态文化历史与现实的锲入点。生态文化是架设在“两种文化”巨大鸿沟之间的桥梁，能很好地弥补各自的不足，同时，又吸纳了“两种文化”彼此的合理元素。因此，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必然发展。或许，这就是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

三、“第三文化”——生态文化

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斯诺虽然没有详细勾勒出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轮廓，但是他认为第三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同时，“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斯诺所设想的“第三文化”与如今所倡导的生态文化产生了跨时代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文化就是对生态文化的预言与呼唤。有学者将生态文化的蓝图粗略勾勒为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及语言等七个方面9。这些方面既肯定了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与历史贡献，同时也充分吸纳了传统人文文化的积极因素。“如果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决不是向原始文明的简单回复”9。斯诺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观点。他说：“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即应用科学已有可能使亿万人的个人生活摆脱不必要的苦难——摆脱我们这种赋有特权的社会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的苦难，一种如此原始以致文明人不愿再提起的苦难。”这种苦难有来自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煎熬，也有来自疾病致死的残忍。

同时，斯诺确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长远来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中都有许多事是人们所无能为力的”。“人还注视自身以外别人的生活，对此他受到爱、情感、忠诚、义务的束缚：其他每一种生活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可弥补的部分；但也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或者可以给以补救的”。例如个体或他人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难以改变的事实，这是不可弥补的，科学文化无能为力。而人类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可以借助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的发明创造而得到弥补的。言外之意，人的需求的满足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实际上从人类本身的角度，已经涉及到了生态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持续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针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而言，但应该也有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

所谓可持续发展，原本是环境生态学方面的概念，主要指人类向其所赖于生存的环境索取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应不超过环境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概念显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有学者批评了其偏重于人类与环境分裂的二元论缺陷。“环境主义的基木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10。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类面对现实处境的自觉反思，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思维的深层是主体对客体的无情蔑视，在文化方面，体现为“自然的人化”的单向运动，难以弥合人类与环境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了环境与生态两种看似类似，却又有本质性差异的观点。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求人类自觉注意环境的可承受的限度，而且提醒人们应有善待环境的敬畏之心。“生态文化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10。换言之，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可承受的发展’的重点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其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10。

其实，无论是把“sustainable　development”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还是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均逃脱不出二元论的牢笼。因为期望人类自觉地主动地善待自己的周遭世界不啻痴人说梦。人们近来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呼唤之所以产生了远大于斯诺时代的回音与共鸣，其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先天局限——对现实世界的开疆拓土难以逾越人类悠远的终极追问。尤为可贵的是，人们摒弃了科学文化的乐观情绪，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需求满足方面的有限性。毫无疑问，人类的需求满足也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只有充分肯定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方能从真正意义上践行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才能真正超越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二元论缺陷。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既超越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与乐观主义，也克服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的个体性与悲观情调。一方面，生态文化缓解了现代文化中客体的承受限度，改善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冷漠关怀，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展到人类自身。从这方面来看，生态文化与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斯诺只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敏锐地触摸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文化”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此时尚未有世界性的征兆，但是在如今“两种文化”分裂的世界性语境中，斯诺命题的前瞻性为世人所公认，其对“第三文化”的预言将在生态文化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中更加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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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纪真.“斯诺命题”的迷雾与新人文价值的探索——从〈我的人文观〉说起[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00103.

[4]C·P·斯诺.导言[M]∥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5]百度百科.生态文化[DB/OL].[20120509]http：∥/view/521577.htm.

[6]张蓬.“生态文化”元理论问题检视[J].江海学刊，2003（2）4649，206.

[7]李家寿.中国生态文化理念发展现状及其生成路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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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中国文化失语”的对策

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在复兴中华民族，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梦的要求也较高。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在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传播和分享的过程中，英语教学的工作人员有必要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授给学生，从而可以有效地加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联系。

1.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范围的文化历史中的人，对文化会产生一定的自知之明的感觉，并且对文化的发展和未来都有一定的认识。在对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应该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且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英语相互结合，从而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并且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传播和对外弘扬，采取英语创新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映的措施，不断地培养高校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2.教学素材

在教学的教材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不仅仅需要侧重对中美文化背景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注重一些国外作者撰写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章，比如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并且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教材中。文化的弘扬和传播不仅仅要吸收一些外来的文化，还必须要对中国的特色用英语进行有效的表达，以此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弘扬传播。总的来说，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应该以学生为主，并且以课堂实践为主要的目标，努力营造一个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平台。

3.教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创造学习的环境。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交际活动可以有效地对学习的人提供一定的基础，这种机会可以使得学生在课堂环境中对所学的知识创造性地使用。老师必须要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对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化背景和社会的相关关系进行有效的分析，从而对中西方的文化进行对比。

4.明确中国文化教学的目的

虽然在我国高校英语学习中，在教学大纲中对英语教材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却没有很具体地将相关的细节问题进行分析和对比，从而使得管理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零散性，并且整个的教学系统的目标都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的模式，从而导致高校的英语老师对教学的活动仅仅是依靠个人的爱好。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融入和渗透，使得对整个中国传统的文化都缺乏了一定的整体的感知，从而会严重影响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态度。因此，相关部门必须要对高校英语教学进行明确化。

5.规范英语课程教学

在对欧美一些国家进行英语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学习使用的课程教材是具有兼容性的教材，在进行外语教育的过程中可以设置一些独立性的课程，这样就可以将本国的文化更好地融入到其中，从而可以使得本土文化可以传播的更好。除此之外，在我国高校英语课程教材编写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课程的质量，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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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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