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英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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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商的渊源和新儒商的时代特征

“儒商”的概念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但中国的儒商文化实际源于先秦。当时“儒”和“商”是两个独立的职业，“商”被称之为“贾”，人们根据商人的道德品质，把品德高尚、有智慧的商人称为“良商”“诚贾”和“廉贾”，而“良”“诚”和“廉”这些词蕴含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的初步结合，子贡就是杰出代表，他不仅是一位富贾，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到处宣传孔子的思想。到了明朝中后期，受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人们冲破“重农抑商”的思想束缚，大批士大夫投身商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域儒学特征鲜明的十大商帮群体。这些商人自觉地把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遵守“商名儒行”的行为准则，即商为厚利，儒为高名。这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进一步结合。新儒商的概念源于上世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新儒商的“儒”不是狭义的儒家思想，而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泛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诚信、道义、爱心、中庸等，既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又要具备社会责任感。而“新”则指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新儒商既要传承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又要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新儒商的时代特征可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文化传承性

新儒商不仅要吸收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精髓和文化内核，还应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拥有较高道德文化修养水平，既要平衡“利”“义”，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又要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与时俱进性

新儒商是新时代的产物。除了传承优秀文化，新儒商还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传统文化与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特征相结合，并不断开发新的内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不断吸收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成果，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了解市场规律，培养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竞争中求发展。

(三)中西融合性

新儒商不仅要改变传统儒商文化中地域性、宗法性和行会性的弊端，培养法律意识、合作意识，更要开阔胸襟，放眼全国乃至全球，具备国际视野。既要大胆走出去，也要大胆拿进来，勇于参与到全球化的潮流中，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既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积极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和经验，完善壮大自己，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四)系统整合性

如今知识经济作用凸显，同时社会系统日益庞大复杂，而分工却日益细化，各行业、领域之间联系愈加紧密。新的形势对商人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新儒商的培养既需要道德修养的提升，也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还需要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的锤炼。新儒商的培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学习、社会实践、行业历练等各个环节。这个系统工程的运行需要在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的指导下，由政府、学校、商业等多方面参与，并坚持不懈，持续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新的经验，把新儒商精神发扬光大。

三、培养新儒商精神在财经类院校教育中的必要性

(一)财经类院校培养新儒商精神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上文提到，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根源，除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之外，商业道德的缺失也是主要的原因。“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商业行为普遍存在，不仅给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灾难，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时代呼唤新儒商精神，要使新儒商精神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中国商人的主流意识应该从教育抓起。高校是人才的摇篮，财经类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财经类人才。财经类院校的毕业生主要被输送到各种公司、商业单位以及经管、金融系统等工作岗位上，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为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儒商精神强调商业道德与超乎利益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当下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所必需的。在学校里不仅要教会学生们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们胸怀天下、勇于担当、诚信待人、为社会谋福利的新儒商精神，帮助他们建立健康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商业伦理观，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是他们未来立足社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保证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二)新儒商精神教育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发展方向

在财经类院校倡导培育新儒商精神，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过，大学的精神所在，是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现在。一所大学要想成功并实现自己的责任，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反观国内的财经教育，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过于注重传授具体的技术与工具，缺乏对学生的品格塑造与伦理培养，即“重术”而不“重道”。我国很多财经类院校虽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完善的教学设备，却缺少系统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教育根植于既有的文化土壤，财经类院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既要有开阔的眼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的智慧结晶，更要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汲取营养，既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又要实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目的，兼顾促进个体发展和服务国家、社会的功能。新儒商教育旨在培养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企业家。因此，笔者认为新儒商精神的教育也许可以作为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四、把新儒商精神培养融入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尝试

自新儒商的概念提出以来，很多专家和学者把新儒商教育和财经类院校的教学改革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但笔者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以后，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学校的层面展开，从如何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注入新儒商精神的教育到如何利用新儒商精神培养学生们的创业意识等，鲜有文章论述如何把新儒商精神的培养与具体的课堂教学相结合。笔者认为，课程是教育的载体，而课堂是学生教育的第一阵地。要在财经类院校开展新儒商精神的培养应该从第一线的课堂教学开始。笔者结合所在的山东工商学院的实际情况和教学过程中的所作所想，就新儒商精神进课堂的主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山东工商学院是山东半岛唯一一所财经类院校，学科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兼有文、法、理、工等六个学科门类，学科专业上凸显财经知识培养。作为学校大学英语改革的一部分，笔者所在的大学外语教学部从2011年开始为二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旨在把英语语言学习和商务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商务综合素质。笔者承担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并在课程设计中配合学校改革方向，有目的地引入新儒商精神的灌输和新儒商素质的培养。

(一)创新育人理念，改变学生观念，注重新儒商精神灌输

作为大学英语的后续课程，大学商务英语针对商务和财经类专业大二学生开设。根据问卷调查分析，在分类课程选课时，很多学生选择商务英语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即能够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英语能力，增加将来就业的优势，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在学完商务英语课程后，可以考取相关商务英语证书，如剑桥商务英语(BEC)和托业，以增强就业竞争力。但是在开课时，笔者提出商务英语学习有三个目的:一是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适合将来商务环境下的语言运用;二是学习基本的商务背景知识，特别是公司环境下的商务交流能力和工作能力;三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商务理念和商务意识，这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层面的学习，更是对商务道德和商务伦理方面的提升，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新儒商精神的领会。

(二)选择西方原版教材，基于中西商务环境的区别，激发学生思考

在商务英语课程中，笔者选择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剑桥商务英语》，目的有二:一是这套教材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既涉及到公司商务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也包括了BEC考试的很多题型和练习，可以满足很多学生证书考试的需求;二是在教材中有很多英美国家的商务案例。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行为和商业行为更成熟、更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更健全。在进行相关主题讲解的时候，笔者会结合教材中和网上搜集到的西方公司的案例和我国的一些案例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够激发年轻学生的思考，让学生通过对比发现我国公司商务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引导大家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创新意识和国际化视野，这也是现代新儒商精神的重要特征。

(三)注重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教育，注重新儒商人格的塑造与养成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既通过中西比较激发学生思考，也注意在学生商业价值观的形成中以中国文化为根本。笔者发现很多财经类教材的内容和设计都是以欧美学科体系为基础编辑的，而中国的理论非常少，即使有也只是简单涉猎。不可否认，西方的一些经济和商业理论相对更完善，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国的财经和商务教育对象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中国青年，我们的教育不是为西方培养人才，而是培养将来多数在中国工作的财经和商务人才。因此，我们的财经教学和商务教学应该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我们的先人已经留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文化精髓，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文化精髓介绍、传递给受教育的年轻人。新儒商精神是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的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升华，而新儒商人格，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也涌现出很多成就卓越的具有新儒商精神和人格的成功企业家和他们的一些经典的商业经营管理案例，更何况我们还有源远流长的、两千多年的儒商文化。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们的财经教育和教学，不妨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按照民族和社会心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独特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下，走中国特色的教育道路。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式的思维和智慧来解决。因此，笔者在进行案例教学时，会针对相关专题会有目的地选择一些中国儒商的成功案例，并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智慧和启迪，并总结个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儒商精神。

(四)采用互助式教学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做到智商培养与情商培养并重，侧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斯腾伯格在《超越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实践智力的概念，并指出“职业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个体具备行内、行外的知识并对之有相当的了解，这些行内、行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往往是在工作中逐渐进行的，而非来自于学业上或其他工作中的事先准备”。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无法给学生提供足够的社会工作实践机会。为培养学生们的职业素养，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互助式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如在讲授面试主题和会议主题的时候，笔者会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面试训练，并进行课堂展示。在课堂展示以后，对某些小组表现出来的优点进行肯定和推广，而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改正。虽然课堂模拟训练不能代替真实的工作环境，但也可以给学生提供锻炼和反思总结的机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及时把语言学习、知识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此外，这种合作互助式的学习还培养了学生们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丰富了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优化了学生们的学习感受。把德育和智育相结合，体现了新儒商精神中“德智兼勇”的素质内核。

(五)提高教师自身道德修养，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和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还在于教师自身道德素质和修养对学生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师德不但能为教师树立起自己的教学形象，感染学生，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还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响。在知识讲解之外，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课文所涉主题和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教学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都会影响学生的认识和解读，甚至价值观的形成。作为学生的榜样，教师应该时刻自查自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发挥对学生的表率作用。比如，在讲到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时，除了在课堂上摆事实，讲道理，下课的时候提醒学生最后走的时候把教室的灯熄灭，这样效果可能更直观、具体。再如，如果教师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学生的作业，学生更能体会到工作责任心。所谓身教重于言教，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的人格魅力无时不在影响着他的学生，这不仅仅是知识的影响，更多地是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工作态度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改变年轻学生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五、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足和未来的设想

由于课程的局限性，在笔者践行新儒商精神教育理念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限制和不足。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浅见，希望随着将来教学改革的深入，能够进行解决，这不仅是对课堂新儒商教育的有效补充，也可以使新儒商教育做到持续化、常态化和立体化。

(一)师资问题

以大学商务英语课程为例，这门课程是把英语和商务相结合的一门课程。很多英语教师语言能力足够，但缺乏相关的商务背景和经历。很多商科的老师虽有丰富的商务专业知识，但语言又不过关。英语教育的专业学习和六年的外贸和公司兼职经历使笔者自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门课程。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笔者感觉现在脱离了商务工作环境，很多商务知识的更新也慢慢滞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在开设这种跨学科的财经商务类课程时，应该选择既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又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承担，否则，学生的一些理论和知识都是脱离实践的。而很多学校缺少这种既有社会实践又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师。因此，“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变得更加迫切。学校可以加强与对口企业的联系，建立青年教师挂职锻炼培训基地，既要把老师往重点大学送，更要把老师往企业送。

(二)第二课堂问题

第一课堂主要侧重基础知识的传授，而第二课堂则更侧重知识的实践和技能的训练，是第一课堂的有利补充。以英语教学为例，作为第一课堂教学的补充，笔者所在单位举办了英语角、英语协会和各种英语赛事等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能够把语言学习和练习相结合。根据不完全的调查，笔者发现本校财经商务类课程中也开展了一些颇有成效的第二课堂活动，如创业大赛，模拟招聘会，“大学生创业论坛”等活动。笔者认为可以使形式更加丰富化，建议采用定期举行报告会、模拟商务活动等形式，也可以邀请一些社会上的德才兼备、具有新儒商精神的商界成功人士到学校做讲座，这既是对学生所学知识的一次再激发，也是对学生最真实的新儒商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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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加速器。从宏观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市场开放领域的拓宽，我国农业经营活动已经扩展到国际范围，新型主体不可避免地直接面临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大农场主等农业经济组织的竞争压力。从微观角度看，我国新型主体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在减少生产成本和开拓市场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也就成为其高级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单靠新型主体凭自身力量去参与国际市场角逐，其立足过程将会极为漫长和曲折。财政金融服务支持将会从多方面加速新型主体国际化步伐。财政方面，可以安排专项资金，鼓励新型主体建立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基地，专门用于境外农产品生产；可以对新型主体农产品出口进行适当奖励和安排出口检验检疫费补贴；可以建立出口保护与救助机制，帮助新型主体应对技术壁垒、贸易磨擦等问题。金融方面，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贷款支持新型主体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甚至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保险机制，发展新型主体出口农产品生产专项保险，增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在支持我国大宗和特色农产品出口方面成效显著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可增加新型主体外向发展支持项目。

二、当前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在支持新型主体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财政支农注重功利性，金融支农“形”重于“实”，新型主体所获支持有限。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总额虽然逐年递增，但是其功利特性也相当明显。一是许多财政支农资金被洒向一些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这些工程大多脱离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福祉，反而挤占了本可用于新型主体建设的有限农用资源。二是财政支农资金大多被投入到见效快、收益高的农业项目中去，而一些见效慢但意义深远的新型主体项目却难以受到财政资金青睐。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地方官员政绩导向下的功利思维。金融支农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保险机构承保来实现。银行贷款方面，由于贷款条件过高、抵押物品不足、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产品适应性较差等原因，新型主体实际上能获得的贷款极为有限。如对新客户的介入条件，农业银行要求客户有效净资产要在1000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流动比率在120％以上，这种条件直接关闭了绝大部分新型主体贷款求助之路。农业保险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大多处于试点阶段，其保险品种覆盖范围很小且只保成本不保收益，对新型主体尚无实质帮助；商业保险公司的偏好与新型主体业务特征基本没有兼容性，前者难有兴趣为后者承保，即使勉强参与也会尽量转移风险，如限制赔偿金额、严格赔偿条件等。

（二）财政支农附有行政回报，金融支农强调有偿性，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过高。行政回报是指执行政府某项优惠政策的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直接要求或暗示受支主体做出有利于执行部门或执行人的行动或获取特定报酬，是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的混合产物。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这很可能出现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一些得到了财政支持的新型主体被迫按照执行者意愿进行生产经营、被迫建设样板工程以供上级领导视察、被迫经常面对新闻媒体说好话甚至被迫“热情招待”或“感谢”相关工作人员。这种行政报酬无疑加大了新型主体受支成本。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其关注重点是利益回报。金融机构的贷款，不仅需要支付利息，也需要提供抵押或者担保。抵押品和担保品需要进行评估，这不仅会产生评估成本，还会花费较多时间成本。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业资金流动与需求也具有季节性，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品种并不一定与这种特征相吻合。新型主体需要季节性短期贷款时，因为贷款品种问题，有时被迫进行长期贷款，贷款成本被无形提高。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业保险公司，面对经营项目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新型主体的投保，不可避免地要索取更高保费，新型主体的商业性投保成本同样不低。

（三）财政支农结构呈分散性，金融支农方式具有求稳偏好，不利于全面发展新型主体。财政支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必须考虑伦理、民生、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因素。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很分散，国家农业财政投入“横向”被各职能部门分割，而在“纵向”被中央、省级、地级、县级甚至乡一级政府分割。具体而言，财政支农补贴名目众多，如惠农补贴项目就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超过20种，而且部分补贴是按承包户头直补，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普惠式补贴方法，缺少重点和导向，也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把新型主体作为重点扶植对象，但却在财政资金帮扶方面力不从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具有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等多重要求，在安全性原则指导下，金融贷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求稳偏好。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经营项目，具有天生的高风险性；另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很少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也具有高风险性。金融机构必将对贷款金额、贷款条件、贷款期限、贷款利息等方面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风险规避。目前，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我国涉农商业保险公司大多入不敷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金融支农求稳偏好与新型主体经营高风险特性间的矛盾，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由双方化解，这无疑不利于全面发展我国新型主体。

（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配合性较差，制约了支农政策效果。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虽然具有完全相同的目标，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与农村金融信贷、保险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从执行主体看，财政支农资金与各级计委、扶贫办、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等十多个部门有关，而金融支农主体也涉及商业银行、政策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等。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执行主体众多，部门间协调难度加大各自为政在所难免。从政策制定过程看，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没有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使其在支农力度上显得势单力薄；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政策以及落实信贷投放时，往往不太考虑财政支农方面的政策，不能使农村金融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两项政策协调配合横跨多个部门，所牵扯的制度、政策文件较多，真正遇到有关新型主体的贴息、资助以及风险补偿等需求时，相关政策依据的查找较为困难。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两项政策不能形成合力，影响了政策效果，这必将对新型主体的构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支持新型主体构建的财政金融支农创新

（一）加大财政支农倾斜力度，开展金融支农专项服务，提高新型主体的受支持力度。委托理论认为，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必然导致两者利益冲突，而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激励和监督机制。财政支农目标是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福祉，而部分地方涉农官员的目标却是富有功利性地博取民声和彰显政绩。为此，地方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以此促使执行官员的主观认识不产生偏离；确保其目标函数与政策初衷一致，通过监督机制改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成本并确保“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主体倾斜”。任何组织的发展都需要资金呵护，具弱质性和高风险性于一体的新型主体更是如此。金融机构要将支农政策落到实处，建立和完善在“三农”服务大架构下的新型主体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新型主体的专项服务；要针对新型主体积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发展订单和保单类金融工具；要调整信贷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手续，根据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特点来创新金融产品。只有金融机构改变了为“三农”服务流于形式和挂在口头的传统，真正提高了农村资金供给能力，金融支农才能成为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二）杜绝财政支农附带行政报酬的现象，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降低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新公共服务理论（TheNewPublicServiceTheory）认为，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于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承担为公民服务职责。行政报酬的索取显然违背了“为公民服务”宗旨，降低了社会资源使用效率。地方涉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要增强服务意识，不以部门利益或个人私欲控制和驾驭财政支农资金，不人为抬高新型主体受支成本。同时，地方政府要规范和公开财政支农办事程序，增强资金透明度，明确新型主体的资金申报、审批环节，做到办事制度化、程序化，从制度和流程上杜绝行政报酬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讲，金融支农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富有特定公益性，政府理应对此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避免金融机构将各类成本完全转嫁给新型主体，抬高其贷款、保险成本。地方政府可建立新型主体贷款专项奖励基金，对涉及成本高、收益低的金融业务给予一定财政奖励，加大金融机构贷款的财政贴息力度，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对新型主体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针对新型主体的现实困境，完善保险保费补贴制度，加大保费补贴投入力度，提高补贴比例，扩大覆盖范围，化解新型主体因担保物稀少而被迫承担高保费和接受不平等保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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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预警(FinancialForecast),又称为“财务危机(危机)预警”,是从财务角度对企业进行预警,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及相关经营资料的分析,利用及时的财务数据和相应的数据化管理方式,预先告知企业所面临的危险情况,同时分析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原因,发现企业财务运营体系隐藏的问题,以提早做好防范措施并提出相应的排警对策的财务分析系统。

1财务预警的功能

一个有效的财务预警系统具有以下五大功能:

1.1信息收集

它通过收集政治、经济、政策、科技、金融、各种市场状况、竞争对手、供求信息、消费者等与企业发展有关的信息,集中精力分析处理那些对企业经营和发展有重大或潜在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信息,同时结合企业自身的各类财务和生产经营状况信息,进行分析比较。

1.2预知潜在的财务危机

经过对大量信息的分析,获得财务危机的先兆信息,当出现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时,财务预警系统能预先发出警告,提醒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以减少其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1.3控制发生的财务危机

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一方面财务预警系统密切跟踪危机的进展,另一方面迅速寻找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使经营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措施,阻止财务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1.4提供对策

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能够提供有效的、便于操作的处理财务危机的基本对策和方法,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

1.5避免类似财务危机再次发生

财务预警系统通过详细地记录财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处理经过、解决的措施以及处理的反馈与改进意见,对企业现有财务管理及经营中存在的缺陷提出改进建议,不断增强企业的免疫能力,同时不断完善财务预警系统。

2财务预警的意义

任何企业的财务危机绝非朝夕之间突如其来,往往是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的监测与危机前的种种征兆重视不够,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至于财务危机不断恶化,最后引致危机爆发。因此,对企业的财务运营过程进行跟踪、监控,及时发现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早察觉财务危机的信号,预测企业的财务危机,使经营者能够在财务危机出现的萌芽状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企业经营管理,预防失败,以提高管理质量。建立财务预警系统,对财务运营进行监控预警,无论从哪个立场分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1对于监控部门来说:

根据财务预警系统提供的信息,可以进行监测和预警;对于经营者来说,能够在财务危机尚未出现时或出现的萌芽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企业经营,预防失败;对于上市公司,可依据此揭示财务经营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公司经营策略,以避免沦入ST、PT的行列;对于准备借“壳”上市或买“壳”上市的公司来说,可以通过关注预警信息寻找到宝贵的“壳”公司;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根据财务预测指标的动态分析进行正确的投资选择,并在发现企业的财务危机萌芽后及时处理现有投资,避免更大损失;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可以利用这种预测,帮助做出贷款决策并进行贷款控制,防止坏账发生;对于审计人员、法律人员来说,可以据此更为准确地对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和前景做出判断,避免因未能准确披露而招致的法律诉讼。

2.2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

自从1997年东南亚引发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到全球以来,人们开始反思探讨造成危机的根源,各项研究表明,除了经济、金融体制和腐败等深层次原因外,引发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的经济信息不全,缺乏必要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因此就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建立一个功能强大的、可操作性强的危机监测预警系统十分必要。

2.3从企业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处在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态势下,亚洲经济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现金流量的危机,是资金短缺的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一是公司过度负债的筹资观,二是公司盲目向高风险行业扩张和大肆推进国际化的投资观。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经济基础是东南亚企业早已潜伏的财务风险和危机。曾经名噪一时的韩国大宇集团一夜之间神话般的破灭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最迅速的牺牲品,其原因之一就是企业没有建立财务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危机并早做处理。

2.4从企业所处的国内环境来看: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竞争日益激烈,财务失败以及由此导致的破产清算已成为许多企业可能面临的问题,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适时、准确地对企业财务失败进行预测分析是市场竞争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保障。尤其在我国加入WTO之后,面对国外企业参与国内竞争的形势,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更成为企业以现今财务管理手段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应变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于1998年3月16日颁布了证监交字[1998]6号文件《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要求当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异常,导致投资者对该公司前景难以判断,可能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情形时,证券交易所应对其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Specialtreatment,简称ST)。特别处理的规定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近年来,证监会对一批ST公司的处理也给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上市公司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财务预警系统以起到警报器的作用,提醒有关方面的注意。而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普遍存在财务结构脆弱、财务控制不健全的问题,为企业的生存埋下隐患。“生存重于利润”、“预防重于治疗”的观念越来越为企业所认同,它们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居安思危、安全理财的重要性,建立财务预警系统成为企业永续经营的保证。

参考文献：

[1]张鸣,张艳.财务困境预测的实证研究与评述.财经研究,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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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当增设跨文化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意识

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由于是跨文化背景下的交流与合作，因而在国际交际中不单单只是语言上的交流，同时还涉及到不同国度政治、文化、礼仪、习俗等方面的交流。为此，国际化人才需具备较强的国际化意识，以避免在国际交际中出现“cultureshock”。于是乎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可适当增设跨文化的选修课程，通过这些选修课程来实现对学生的多元文化熏陶和全方位的国际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和接受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培养和促进学生形成国际意识。

三、举办跨文化交际专题活动，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宽广的国际视野是国际化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因而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高校应重视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对此，高校可以加强组织各种跨文化交流的活动，如举办跨文化交际专题讲座，定期安排外籍教师和学术专家、国外创业成功人士、留学生等开展系列文化讲座与案例教学。高校通过组织和举办各种跨文化交际专题活动来帮助学生认识和接受中西方文化差异，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一方面帮助学生熟悉和掌握国际通行规则，另一方面促进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不断提高。

四、开设双语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的职业英语能力

如何增强学生的职业英语能力，这是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又一重要任务。在国际竞争中不仅要求人才能够使用英语进口无障碍的交流，更主要的是人才可以在专业领域中完成相关岗位要求，如材料报告、合同拟定等，对人才的职业英语应用能力要求较高。对此，我国高校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可以通过开设双语教学模式来强化对学生听说读写译英语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运用英语和汉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来帮助学生更容易掌握语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职业竞争力。

五、开展多样化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学生具备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是其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必要条件，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高校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重视对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同时还应侧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应用能力等，学生只有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为此，高校可以通过开展多样化、开放性的实践活动（如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文艺演出等、来营造英语氛围，为学生提供更多英语实践应用的机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