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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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农业基础地位脆弱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改变,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仍然是要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不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1.2继续强化完善支农惠农政策

虽然农民得到了较多实惠,但是农民收入水平依然偏低,农业生产条件依然落后。这就需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3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

2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党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湖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困难多,优势少,任务重的实际,必须格外精心地统筹处理好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关系。

2.1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和谐

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之一,也是湖北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迫切问题。近几年来,湖北城市经济发展很快,城市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城市越来越漂亮,基础设施、服务功能越来越完备。与之比较,农村的发展相对缓慢,许多地方农村面貌变化不大,功能依旧,一些农村村容不整洁,生态环境较差。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工作指导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由于抓城市发展出政绩快,抓农村发展出政绩慢,一些领导的注意力不自觉地倾向了城市。同时,抓城市发展办法多,抓农村发展办法少,也是我们工作方法上需进一步改进加强的重要课题。在体制和机制方面,一些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不懈地努力,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促进城乡和谐,加快城市化进程。

2.2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湖北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应将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重要内容。一是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单位劳动占用资本较少的产业。针对湖北农村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第三产业比重低的特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除了发展传统的商贸、餐饮、修理业外,还要特别重视发展现代物流配送、连锁超市等新型业态以及社区服务、家政服务业。同时,要强化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在政策措施上,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运用就业奖励、劳动成本补贴、减免税等政策工具,对创造就业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政策鼓励。二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三是鼓励发展农村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对于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投资环境,努力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各项优质服务。

2.3加大财政对农村投入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要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使农村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的投入力度,主要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民的科技文化知识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政府要真正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的职责,让农村的孩子上得起学。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起政府出大头的农村基本医疗体系和农民连续“参合”的奖励机制,调动农民“参合”的积极性,让农民看得起病。要积极推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扎实做好农村低保工作。二是切实增加对农村“路水电气医学”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努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力推动城市基础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努力形成城乡衔接的公共交通、供水供电、广播电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网络。通过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支持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逐步缩小各项公共事业方面的城乡差距。三是继续提高对农林牧渔业的投入。特别是要对种植大户、畜牧大户、养殖大户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及时掌握重要的、易产生波动的农产品、畜产品产销信息,应用财政补贴等手段进行政策引导,避免产品和价格的大起大落现象,稳定市场价格,统筹兼顾城乡居民利益。

3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统筹机制

湖北必须要在内在动力上探索新机制,推动制度创新,着力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统筹机制。

3.1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制度

城区近郊农民的就业问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不仅由于大量土地征用造成了失地失业农民,而且由于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城乡就业管理和就业服务的不统一,阻碍了失地失业农民和农村富裕农民的平等再就业。

3.2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保制度

新一轮城乡发展,要围绕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一是完善城乡养老保障制度。二是完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

3.3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事业制度

把推进农村经济增长与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结合起来,鼓励和引导城市社会事业向农村延伸,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一是加大基础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二是加强公共卫生建设,重点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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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之所以倡导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是存在其深刻的原因的：其一，实现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尤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贫困现象越发明显，养老保险的必要性不断展现出来；其二，城乡头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无论是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有必要的；其三，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国家政策也开始导向于这样的领域，也就是说当前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3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策略

从整体来讲，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筹资模式、参保方式、社会化程度、保障水平和互济功能等方面的二元分割，使得农村基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稳定性和持续性远远落后于城镇，而且城乡保险关系转移存在严重的制度壁垒。因此，我们应该积极从上述的几个方面入手去进行改善和调整:

（一）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保险制度

统一化的保险制度，是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首要问题。明确规定，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只要年龄达到要求，都可以参加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去。改变以往城市和农村的二元障碍，保证只要符合参保条件的居民，都能够依照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要求，参与到社会保障中去。建立健全的城乡统一保险制度，为各项城乡保险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信息基础。

（二）明确城乡统一的缴费标准规范

明确城乡统一的缴费标准和规范，不是以同样的保险价格来进行，而是依照以下的方式去进行改善和调整：其一，依照实际的城乡养老保险的要求，可以以年为时间单位去进行缴纳，规定最低缴费标准为农民居民上年收入的八个百分点，最高缴费标准为城市上年可支配收入的三十个百分点。其二，对于集体补助部分，应该充分考虑区域的具体情况，将区域财政实力，城市发展水平来考虑进去，以保证其缴费标准和规范的合理性。

（三）保证城乡统一的衔接方式方法

保证城乡统一的衔接方式方法，也是建立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环节。对此，应该明确以下内容：其一，对于已经参加其他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应该根据个人的意愿，参与到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去，并且将原本已经缴纳的保险费用进行同等折算，将其纳入到统一的城乡养老保险体系中去；其二，对于享受到集体补助或者财政补助的，应该按照新的标准规范来进行，查缺补漏，以保证养老待遇的平等性。

（四）注重城乡养老保险缴纳的管控

首先，应该以发展的观念去审视养老保险标准，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价格指数发生变化，应该以年度为单位去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缴纳标准的调整和改善；其次，制定更加严格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营方案，保证能够做到专款专用；最后，建立健全养老基金的监督体系，对于在此过程中不依照规范做事的行为进行惩罚，以保证城乡养老保险工作的切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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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评价使用通常意义上城镇化的衡量方法，用“城镇常住人口／总人口”来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则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纯收入（消费率）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

本文基于VAR模型对我国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了防止出现自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向左偏向于0、传统t检验失效以及伪回归等现象，VAR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本文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为了增加平稳性，本文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取对数后再进行检验。从结果来看（见表2），原始序列均不平稳，而一阶差分以后均平稳，同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分析。虽然时间序列数据经过了一阶差分以后平稳，但是差分以后的经济含义与原序列不同，为了考察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是否有长期关系，进一步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综合权衡自由度和LR、AIC等测度，选择滞后阶数为2；然后，确定协整秩，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有一个协整关系，即认为城乡统筹、城镇化、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有一个长期协整关系。根据上述确定的滞后阶数，进行回归，再进行VAR系统的稳定性检验，如图1，所有单位根均在单位圆内，说明此VAR系统是稳定的。继续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反映的是动态统计意义上的关系，表明的是一个变量是否对另外一个变量具有预测能力（表4）。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农村居民消费均是城乡统筹的格兰杰原因，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均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而城乡统筹和农村居民消费均不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增长会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城乡统筹、城镇化在统计意义上也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这与笔者提出的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可开启和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猜想是一致的。下面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进一步明晰城乡统筹、城镇化和农村居民消费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脉冲响应冲击函数反映了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2中，横轴代表时间，设定10期，纵轴代表变量对冲击的响应幅度。对城镇化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消费在第一年有一个负向的反应，而从第二年以后，反映为正向且幅度最大，从第六年以后反应逐渐减弱，说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有2～5年的激励作用；对城乡统筹施加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消费在前三年的反应都是负向的，说明政策具有滞后效应，而从第四年以后反应转正，并且持续三年左右，但是反应幅度不如城镇化对消费的冲击大；对城乡统筹施加正向冲击，会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并且具有长期性，说明城乡统筹改革利于城镇化发展；对城镇化施加正向冲击，对城乡统筹的影响更大，并且长期效应更明显，更验证了城镇化是城乡统筹的实现途径；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对城乡统筹和城镇化也都具有一定短期效应，但幅度不大，且长期效应不明显。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变量之间的冲击反映，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从方差分解的结果（表5）可见，城乡统筹和城镇化的变动主要受自身冲击影响，尤其以城乡统筹更为明显（在第1期贡献几乎全部来自自身，而到第10期时城乡统筹对自身影响也占总影响的66％，城镇化对其贡献率占26％，农村居民消费对其贡献不足10％）；城乡统筹对城镇化的贡献度占30％，城镇化的自身贡献占60％，消费对其贡献度只有1．3％；但是三者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冲击响应的贡献度从长期来看比较平均，第10期时，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合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超过50％，这与脉冲响应分析中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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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grating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inthefinalanalysis,istheallocationofresources.Theallocationofresourcesinurbanandruraldecidesunisonous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Becauseofmanyconstraints,urbanandruralexistsmanycontradictionsandproblems,suchasnon-smoothflowofresources,unreasonableflowingdirectionofresources,unevendistributionofresources,inadequateuseofresources.Inaccordancewiththerequirementofco-ordinate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urbanandruralresourcesareintegrated.Weshouldemphasizetheregulatedroleofgovernment,theleadingroleofthecities,theabsorbed,gatheredroleofruralvariouscarrierstoresources,andthesecurityroleofsystem.

[KeyWord]Allocationofresources,integratedofurbanandrural,government

一、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相关分析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非常骄人，1978～2005年，中国的GDP在27年中平均保持着每年9％的增长水平，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必须看到，这个高增长确确实实掩盖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城乡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大矛盾，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必须要过的一个坎。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么高的增长水平，到底依靠的是什么。经济增长主要就是靠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要有足够的市场容量，能够吸纳所创造的财富；一个是要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支撑这么高的增长速度。[1]资源是发展的物质基础。一般情况下，资源的丰裕程度，资源投入的多寡，资源的流动组合状况，直接决定一国一地发展的快慢。对我国城乡关系发展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资源有静态和动态之分，一个城市和一个乡村资源的拥有量，一方面取决于自身固有的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或者说静态资源，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另一方面又取决于组织、吸引、聚集资源的能力，如通过各种手段和办法，吸引、聚集各方的人才、资金、技术等具有动态性的资源为已所有、为己所用，从而扩大资源的拥有量，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千方百计在市场上吸引、聚集自己短缺的资源，这是城乡政府、城乡经济主体在推动和实现自身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任务。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个战略思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根本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必然选择。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作好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合文章。[2]近年来，为什么城乡差距非但未有缩小且有扩大的趋势，究其根源则在于城乡各自所拥有的，所能吸引和支配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可以说，城乡差距扩大的核心问题在于城乡发展速度问题，城乡发展速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城乡资源投入问题。多年来对城市发展的资源投入，其规模和数量明显多于农村，质量高于农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城乡资源分割和配置失衡，农村资源严重匮乏，这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症结所在。要加快农村发展，让城乡求得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必须调节好、有效地解决城乡资源配置问题。

二、城乡资源配置的现状分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资源完全受政府计划调控，改革开放后，城乡资源流动配置的大门被打开，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明显加强，涉及的范围明显加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按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要求看，城乡资源占有量存在巨大的差异，城乡资源流动、组合中仍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资源流动不顺畅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但就这几年的状况看，由于体制障碍，市场还未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城乡资源流动还不够顺畅。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贸易隔阂，制约了物质流、资金流、人力流、信息流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正常循环，各种资源还不能按经济主体的意愿，畅通无阻地在城乡间进行自由流动，这突出表现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上。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劳动力二元就业制度，这几年建立的又是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城乡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采取了种种歧视性的政策措施，犹如一道道闸门，把农民挡在城市大门之外，直至今天仍然严重影响、阻碍了城乡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流动。

（二）城乡资源流向不合理

农村有大量的资源，但是农村不但吸引不了城市资源，而且农村现有的资源，政府应投入农村的资源不断向城市流动，出现了不合理的城乡资源配置格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财政资金流出。国家通过财政手段，以税收的形式从农村拿走大量的资金，但是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却是很少的。据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资金在农村的流动，明显分为两个时期：1984年之前，财政资金是向农村净流入的，但流入量逐年减少；1985年以后，财政资金是农村净流出的，且流出数量快速增加。在1985年至2002年17年间，财政农业收入与财政农业支出的差额累计达到11709亿元；仅2002年，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即达1976亿元。随着农村财政资金流出额的扩大，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也逐年下降。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1991年至1999年分别为10.03%、10%、9.5%、9.2%、8.4%、8.8%和8.3%，1998年虽提高到10.4%，但直接用于农业的只有20亿元，1999年国家增发了600亿元国债，但直接应用于农业的为零。2000年，财政支农支出为767亿元，仅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4.8%。如扣除当年征收的农业各税465亿元，及农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等，财政实际支农支出数额更小。

2、农村信贷资金流出。以农户储蓄存款和农业存款反映金融部门从农村筹集的资金，以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反映金融部门向农村注入的资金，有关专家据此测算，1996－2002年，农村地区通过信贷渠道流出的资金由1912亿元增加到5473亿元，增长了近3倍。

3、农村人才资源的流出。由于农村待遇低，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等原因，许多农村科技人才向城市流动或改行做其他工作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农村科技人才严重短缺。不仅原有的科技人才不断流失，而且近年来那些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高或有一技之长的精壮劳动力也纷纷流向城市打工去了。目前留在农村的农民整体素质偏低，95%以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这是许多实证研究早已得出的结论。

（三）城乡资源分配不平衡

城乡资源分配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不平衡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三多三少上。

一是资源分配对经济发展考虑多，对社会事业考虑少。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眼中,发展似乎就是增长,特别是受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的影响,城乡政府却常常把GDP的增长摆在一个“主角”地位，而把社会事业发展摆到一个“配角”和“服务”的地位。无论是对科技，还是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城乡均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农村尤为严重。从而造成了经济高增长，社会低发展的失衡局面。

二是资源分配对城市投入多，对农村投入少。我国农村人口占70%，城市人口占30%，但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用在农村的仅占23%；国家对卫生资源的投入，用在农村的仅占30%，这是一种典型的“倒三角”模式。这种状况造成了城乡之间极大的不公平和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资源分配上对近期发展考虑多，对于持续发展考虑少。为了追求政绩，城乡政府均存在对城乡近期发展投入多，对涉及长远或者说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项目投入少的现象。为了追求近期的发展，轻视环境保护，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发展的现象普遍存在。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生态恶化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

（四）城乡资源利用不充分

在我国城乡资源配置中，既存在资源短缺，相互争压短缺资源的矛盾，又存在着资源利用不充分，严重浪费资源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保护不力造成的浪费、水资源利用率不高造成的浪费。

三、城乡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深层原因

中国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主要在于中国国内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

1、制度障碍。目前城乡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实行的城乡分离的二元制度造成的。“二元制度”是发展经济学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建国以后,为了加快工业建设，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各种行政手段,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农村集中有限的资源，形成工业和城市建设资金的原始积累。这样做，尽管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使我国用不太长的时间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主要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乡分割、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平等的经济制度，导致了决策的城市倾向、就业的农村歧视和产业政策的“重城轻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抑制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农村发展严重滞后。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城乡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完全归咎于28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二元结构上，因为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用了28年去改革，但是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到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确实需要认真地分析和反省一下我们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2、政府主导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的骄人的成绩是和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但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再加之，现行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的影响，加上受稳定城乡市场、安置城市就业、建设居民住宅、解决好居民菜篮子问题等多方面资金需求压力的推动，迫使政府决策者在制订政策时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利益上，把追求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和获取政府任期内的经济利益作为目标，这样政府资源配置政策的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的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无益于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城乡资源配置质量的提高。

在这里，我们以上世纪80年代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作为例子，就能很明显得看到，政府主导经济是导致我国整个资源配置不协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一，在80年代的苏南，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府和准政府手中，农户个人掌握不了资源。但不同的是，从温州当时的情况看，之所以能出现这么活跃的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农户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掌握资源、去创业、去发展。因此，谁支配资源，决定了这个区域、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有活力。其二，80年代的苏南是集体在积累财富、政府在积累财富；温州就不是这样，是一个个有生机、有活力的企业在积累财富。那么，尽管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规模在积累财富，由于掌握和支配这些财富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再使用这些财富的效率也是明显不一样的。其三，80年代的温州，大家都公认政府是一个“小政府”，政府的职能就是创造环境、创造条件、提供服务的。而在其他很多地方，政府把企业家的职能“背”过来了，却把政府的职能忘记了。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职能的错位是导致我国整个资源配置出现不协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具体地讲，就是政府和官员在支配资源，政府和部门在积累财富，而政府到处去找项目、要投资。这样一种错位才导致了整个资源配置的不合理。[1]

3、法律缺陷。法律对资源的流向和流量，对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对资源配置的方法和程度也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作用。目前我国资源配置中的问题也与我国某些法律中存在缺陷相关，例如《土地管理法》的某些缺陷，给多征滥占耕地、侵犯农民权益提供了方便，这突出反映在征地范围和程序上。一切都由政府和用地单位说了算。类似这些缺陷，其他一些法律制度也存在，势必造成资源配置不当或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激励机制扭曲。在政府部门，向上级负责的“官本位”导向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体现在体制上。地区发展的衡量和考核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主要使用产值指标和财政收入指标。现行财税体制继承了传统的间接税为主、生产环节征收为主的模式，客观上强化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氛围。

四、城乡资源整合中的主要思路

针对以上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抓住问题的深层原因，以统筹城乡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一）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在城乡资源的整合中的调控作用

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客观要求。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一些重要资源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加上城乡在许多关键性社会经济资源的占有水平、配置能力、利用效率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坐等市场机制去自发调节城乡资源，城乡政府在坚持让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同时，也需要改善和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调节，特别是对短缺资源的调控。

政府和市场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如何在两者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3]根据资源的性质，供求状况和市场运行规律的要求，可区别不同情况，决定政府和市场各自介入资源配置的程度，以及可采用的方法。对以下三种资源分别考虑政府和市场如何结合调控问题。一是对城乡土地资源。应考虑运用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调节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利益补偿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还需以行政手段为主。由于这类资源配置上的特殊性质，在近期内不可能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完全的市场调节，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在城乡间统一调配或者作出统一的要求是必要的。但政府调控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即绝不能损害土地转让方的权益。二是对资金和技术等资源。鉴于目前乡村对这些资源存在着严重短缺的现状，也需要政府用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同时也需要研究一些例外，比如可将城市对乡村的对口支援以法律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对口支援方有必要也有责任采取一些非市场的办法支持受援方，如调动一些地方财政资金直接或间接地促进资金和技术流向乡村。至于中央财政当然应加强向农村倾斜的力度。三是劳动力资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应主要通过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城乡劳动者通过竞争平等就业。政府的责任是加强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做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引导、组织和管理工作。城市政府应积极帮助农村培训劳动力，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应由财政支付。

（二）发挥城市在城乡资源整合中的带动作用

城市经济作为现代经济的主体，聚集了社会上主要的经济要素，居于城乡区域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对农村区域经济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在城乡资源整合中，城市可以大有作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资源配置中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要研究城市资源如何向农村流动，带动农村发展的机制、途径、方式。

根据一些地方的经验，可考虑采用以下机制和方式：一是带动式。城市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当然也是各种资源的聚集中心、配置中心，完全有条件通过发挥各种中心的作用，带动农村发展。城市这个中心应积极为农村提供资源要素，如生产设备、技术设备、能源产品、人才资源、资金投入等，城市还应帮助农村对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涉及资源配置的主要环节，进行规划和协调。二是辐射式。我国的现代城市是交通、通讯、信息、技术等服务网络的枢纽，农村是网络的延伸，城市通过枢纽可向周边农村辐射，提供各种服务，实现资源共享，以此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此需要城市强化枢纽配置功能，并以自身为龙头，支持各种网络建设，完善交通、科技、信息、社会服务网络建设，提供网络联系程度和功能。三是示范式。资源的流动，资源的有效组合，城市比农村具有更多的优势，更高的配置水平，因此城市在资源配置各个层面，会对广大农村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重视发挥城市对农村示范引导效应，这对城乡之间的资源交换、对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均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当然我们也不主张农村小城镇都一味地、盲目地模仿大城市，都修大马路，建大广场，而应从实际出发，发挥优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三）重视发挥各种载体对各种资源要素的吸纳和聚集作用

如何使城市资源向农业、农村“回流”，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积极培植载体，能迅速形成并放大资源的吸纳效应和积聚效应。具体说，就是高标准地规划、建设郊县的科技园区、重点乡镇的工业园区及其所依托的小城镇，使城乡资源在流动整合中，有一个资源汇聚点、吸纳点、对接点，形成新的、具有发展意义的经济增长点。

实际工作中需要注意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使乡镇企业相对集中。乡镇企业是非农生产的主体，必须向园区集中，使资源在园区积聚，并把园区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互为依托，互促发展。二是使园区相对集中。实施以中心工业园区为聚核的集中工业化战略。但在行政分割的状态下，大规模的推进乡镇工业跨地域集中是很难的。为此，在乡镇工业园区这一层次上，可根据区位优势、工业基础条件，选择若干个中心工业园区，并以此为聚核将邻近工业小区整合为具有“聚核——吸引力”功能的园区集群。向中心园区集群发展中的规模效应，不仅应该体现在增量集聚上，而且也同样注重对存量乡镇工业构成强大吸引力。三是政府调控问题。政府对工业园区和小城镇建设，无疑具有多方面调控功能。政府可运用制度供给者的特殊条件和权威性，运用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法律手段和意识形态等诸多优势，纠正城镇化中的“市场失灵”，协调城镇化中城乡、工农以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使园区和小城镇迅速形成资源积聚的功能和效应。

（四）重视制度对城乡资源整合的保障作用

制度改革任务十分艰巨，择其要者，一是改革城乡分治，“一国二策”的二元户籍制度，为城乡人力资源的流动、组合提供广阔的空间。二是改革农地产权制度，给农民以土地使用权转让，交易的权利。对此，要科学界定农地产权关系，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和支配权，而且还应有转让权，从而使原本静态的土地资源具有动态性，以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人口城镇化。三是深化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以资本为纽带，与城市企业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经济合作，与城市大企业组织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集团，兼并、租赁、购买城市中小企业，或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社区组织建设。资本经营一体化必将冲破城乡行政性、社区性的制度壁垒，使城乡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上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会使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土地使用权，企业产权和资本这些最重要的资源活跃起来，潜能发挥起来，从而从根本提高城乡资源的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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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思想史有关社会保障的论述，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经济研究很少论及农民社会保障，提及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内容都是针对产业工人而言的，其论述的经济增长其实也是指工业驱动的经济增长，其原因是：第一，工业能够更大范围内容纳社会分工，是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也是理论关注的焦点和重点;第二，工人较农民承担的风险更大，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在社会上的“声音”更大;第三，当时农民的数量还较为庞大，工业所占的比重比较低，还不具有反哺农业的能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工业国家的农民数量已经减少，工业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福利主义盛行一时，“福利国家”开始出现，西方经济学开始探讨如何把农民纳入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能够覆盖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从工业扩展到农业、从城市延展到农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后的必然产物，但是由于国外鲜有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对立的现象，且多从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就已将农民纳入全民医疗保健中，因此较难找到西方学界专门研究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相关文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二、国内对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研究的现状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其逐步从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三项制度的独立研究，向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研究转变。

(一）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现存问题

朱俊生（2009）将其概括为“医保孤岛现象”，即三项医疗保障制度间的相互割裂，表现在城乡户籍制度的身份界限、业务经办资源的分散、待遇的差异和管理的分割。仇雨临、袁绍果和郝佳（2011）将其总结为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多元分割和碎片化现象，包括户籍标准上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分、就业标准上有从业者与居民之分、行业部门标准上有公职人员和普通劳动者之分;并体现在制度定位上的城乡二元和人群分立、制度设计上的就业关联和待遇悬殊、制度运行上的业务竞争和服务相似、制度治理上的多头管理和统筹分割以及制度绩效上的功能互补和效应趋同。张翠娥、杨政怡（2013）则从公平和效率视角分别对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现存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中，医疗保险保障能力、医疗卫生费用投入、医疗资源和待遇水平不符合公平的要求；违背效率原则的问题为制度分割导致社会互济程度降低和两条线管理造成资源的浪费。对于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界观点较为一致，尽管论述的脉络不尽相同，但提炼出的问题确实都毋庸置疑。

（二）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王保真、徐宁和孙菊（2009）认为：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制度设计和具体管理服务等方面都十分复杂，随着城镇居民医保试点的逐步扩大和新农合的全面推进,有必要对现有城乡医保体系进行系统评估和研究；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得参保人员的身份经常在城镇职工、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发生转换,但医保关系跨地区和跨制度之间的转移与衔接困难诸多,成为制约劳动力流动的瓶颈之一，有必要从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新视角加以解决；另外，异地养老人员逐步增多,三项制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员之间,迫切需要制度整合和政策衔接；最后，近年来江苏、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在建立城乡一体、多层次的医保体系方面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与成效。王姣姣、夏敬哲（2010）认为这是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响应，也是正确处理城乡发展关系下公共选择的结果，还是节省管理成本、促进资本市场整合发展的经济要求。于建华（2011）探析了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并归纳如下：是有效发挥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制度要求，提高医疗保障制度运行效率的有效手段，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外在需求，增强医疗保障基金风险承担能力的内在需要，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的必要环节和有效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

（三）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郭淑华（2011）认为我国不论是从经济基础、政策基础，还是实践基础方面，都具备了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张翠娥、杨政怡（2013）认为：首先我国完全有财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其次，人社部、卫生部、财政部于2009年12月31日联合下发的《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自2010年7月1日起，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在流动就业时，能够连续参保，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能够顺畅接续，这样又从政策层面上消除了基本医疗保障异地转接以及城乡转续的制度障碍，推动医疗保障城乡统筹顺利展开；最后，民众对医疗保险制度的认可是基础，目前，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得到居民的一定认可，并希望更公平地参加和享受医疗保险制度。关于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分析，发现多是在宏观视域下进行的大背景环境分析，如政府有财力且出台了相关政策、民众支持拥护以及个别省市的成功尝试，稍显空泛，缺少具体操作层面可行性的细化分析。

（四）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路径探索

刘建新、刘彦超（2007）提出管理机构一体化、医疗资源一体化和保障资金一体化的三个一体化，一体化的路线可按管理机构、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的顺序分阶段一体化，按东、中、西部地区实现分区域一体化。侯明喜（2008）总结重庆市的初步实践，得出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要做到健全城乡医疗保险体系，完善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制度活力与张力，提高统筹层次，完善医疗保险转移续接办法，构建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公共契约模式，协同推进医疗保障体制、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对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缩小城乡之间医疗保障水平差距。朱俊生（2009）将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按目标实现的时间标准分为：短期内，实现制度全覆盖，重点是针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中期内，实现制度的整合与衔接，重点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长期内，实现制度的转型发展。其中，实现城镇职工医保的方面，根本的出路是降低缴费型医疗保障制度门槛，保证底线公平，同时还要建立普惠式非缴费型医保制度并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以发挥最后安全网的功能和作用。之所以选择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二者的率先并轨，是因为：第一，二者筹资水平接近；第二，新农合为县级统筹，城镇居民医保为地市级统筹，二者的统筹层次也较为接近；第三，这两项制度的并轨适应了户籍制度变革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其在整体上与城镇职工医保的差距。仇雨临、袁绍果和郝佳（2011）则从筹资、管理、支付、服务及环境等五个环节论述了统筹城乡医保制度的实现路径。如在筹资环节上，我国东部地区可试行三项并轨，中部地区可先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型农村合作医保先行并轨，西部地区可先将管理体制统一，使三项制度纳入一个体系，分层运行；在管理环节上，做到信息网络的平台化和管理体制一体化，以使跨制度和跨地区的医保转移接续不再成为问题；在支付环节上，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首先在大病统筹上实现衔接整合,然后逐步向门诊统筹延伸；通过补偿结构的调整和转变,使三项制度的预防保健功能得以进一步加强,实现基金整合的制度诉求；在服务环节上，逐步统一的三项制度的目录体系，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起城乡居民健康的“守门人”职责，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以及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的制度愿景；在环境环节上，及时跟进配套措施，营造良好的制度实施环境。张翠娥、杨政怡（2013）认为应分“四步走”实现统筹医疗保障制度的目标：第一步，统筹制度运行模式；第二步，将新农合与居民医保并轨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三步，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职工医保并轨整合为国民基本医疗保险；第四步，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同时辅之以以财政、管理、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保障。

（五）国内外经验的总结

经验的价值在于其来源于实践，因而可以推广以指导新的实践，为实践服务。通过分析比较各地统筹城乡医疗保险的实践经验和具体做法，其中一些共通的原则和做法值得借鉴。

1.对国外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模式的借鉴研究。张再生等（2009）梳理分析英、美、德、日、丹麦等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后认为: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政府在城乡统筹中承担的责任应与其制度理念相融和；城乡统筹中医疗经费的来源及支付范围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城乡统筹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法律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要使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适应，要明确政府职责，要建立城乡一体化、保障有力的医疗保障体系，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实施的法律保证。王德平（2011）通过对荷兰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英国基于税收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的考察，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险进程，做到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加快资源整合和提高统筹层次。

2.国内部分地区的实践经验总结。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地方政府一般采取了两种解决方式。一是自主选择，规定城镇居民(包括参合农民)可自主选择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但不能重复参加，浙江省采用此种方式；二是按居住地划定覆盖人群，规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县城以上城区内的城镇人口，新农合覆盖县城以下的非农人口，江苏省采用了这种方式。此外，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较好和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已无户籍划分的地区，部分地方政府进行了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城乡合作医疗的探索和实践。广东省积极探索推进以城乡统筹、门诊统筹和地级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医疗保险“三项统筹”制度，向医疗保险服务均等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目前已在珠三角较发达地区的深圳、珠海、佛山、中山和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的湛江等七个地级市率先建立起了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在城乡统筹方面的主要做法是：（1）分两步整合城乡医保制度，第一步打破城乡户籍界限，整合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上述地区建立统一的筹资标准、参保补助和待遇水平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体系；第二步打破有无职业的界限，进一步整合职工医保和城乡医保两大体系，做到“制度、标准、管理和基金”等方面的“四统一”。（2）加大财政投入，实现城乡医保补助相一致。（3）按需求设置档次，适应城市不同的需要。（4）整合管理资源，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成都市根据不同群体医疗保险的不同需求，探索实施了七种医疗保险制度，提出“不管你在哪里干、医疗保险不间断”。成都市的经验可总结为一条正确的发展思路，五大难点的突破。一条正确的发展思路是，围绕人人享有医疗保障做文章，着力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在制度构架上实现城乡之间的统筹，在经办操作上实现城乡一致，在待遇标准上实现城乡衔接，在机构设置上实现城乡统一，在绩效考核上实现城乡同步的思路。五大难点的突破是，“破”身份界限，统一城乡医保制度构架；“破”资源分散，整合城乡医疗保障经办工作；“破”待遇差异，统一缩小和提高城乡医保待遇标准；“破”既定体制，统一城乡医保机构的设置；“破”分头推进，统一城乡医保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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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乡统筹试点的逐步展开，我国农业经济又将实现跨越式发展。考察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不难发现：由长期剪刀差抑制农业经济的发展；演变到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来拉动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现在将农业经济发展纳入到城市经济发展的体系内。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发展农业经济，须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受到我国各区域之间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影响，在展开城乡统筹实践过程中，还应根据本区域的特性小论文，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农业经济发展途径。

综上所述，本着以上农业经济发展原则，笔者将就商丘农业经济的发展途径进行探讨。

一、城乡统筹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正如上文指出的，城乡统筹的目的在于：改变以往将城市与农村经济隔离发展的态势，通过将农村经济发展纳入到城乡一体化发展之中，在城市与农村经济能量的耦合过程中，实现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其中，农村经济又主要以农业经济的形态存在着。

由此可见，城乡统筹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阐述如下：

（一）农业经济产业化的要求

农业经济产业化可以被理解为：（1）农业生产企业化；（2）农业生产规模化；（3）农业生产与城市需求形成有效的供应链。其中，农业生产企业化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仍然缺乏。将过去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转变为企业生产模式小论文，才能通过分工、协作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考察农产品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可知：农业产品生产由技术因素所决定，其最小有效规模偏大。为此，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方能在技术层面趋于最优经济效益目标。对于第三个方面，则是城乡统筹的应有之义。

（二）农业经济与城市经济互补性的要求

本文并不强调，农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类型之间的严格分工。因为，这种严格分工将使农业经济发展类型，被锁定在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上。最终，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然而，城乡之间一定的经济互补性，可以通过一种耦合联动，推进各自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小论文，在整体上增进了经济福利水平。

二、基于内在要求探究商丘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

上文已从普适性层面阐述了“城乡统筹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将目光转移到河南省商丘市的农业经济发展上，还须进一步探究其目标导向。最终，为商丘农业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的够建提供思路。

（一）培育河南东部经济增长极

河南省的经济若要实现腾飞，则需要省域各经济增长极所建构的节点，在此基础上完成各节点间的线型经济覆盖，最后在线型交叉中形成网状结构经济覆盖，方能实现全省经济全面发展。因此，商丘市处于河南省东部边缘，通过联动本市农业经济发展，将够建出河南东部经济增长极，成为推动河南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力量。

（二）建立沟通周遍省份的枢纽

河南地处中原，缺少区位优势。从资源禀赋条件来看小论文，其农业产品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全国面食加工行业中，河南省也处于优势地位。在这样的比较优势面前，河南省须通过商丘市的区位优势，在该区域建立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来开展与周边省份的经贸活动。

三、商丘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构建

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阐述，有关商丘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构建，如下：

（一）建立外向型农业加工生产基地

建立外向型农产品加工生产基地，可以从两个方面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1）满足河南省对农产品的需求。这一需求，在本省经济发展体系内，完成商丘农业经济能量的积累。（2）建立与外省市及国外的农产品供给联系。伴随着商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效率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已无法被河南省所完全吸纳。为此，须通过商丘市政府的农产品对外公关活动小论文，实现过剩产能的外部消化。最终，获得农业发展资金。

（二）完善联系城乡经济的物流体系

城乡统筹实则促进了，城市与农村在产品生产与加工过程中的价值联系。其物化的外在表现则是：供应链体系。在加速资本周转的内在要求下，惟有完善联系城乡经济的物流体系，才能实现。在物流体系的构建中，须把握这样几个技术要点：（1）不改变原有城市与农村的物流体系架构；（2）着重构建连接城市与农村物流体系间的节点；（3）由于农村物流体系承担着农用物资下放，及农产品上收的双重任务。因此，与城市物流体系连接的节点应设计为两个。

参考文献：

[1]赵奕凌.西部县域工业发展资金缺损的机制分析与对策[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

[2]安永学.红古区农业经济发展现状与建议[J].甘肃农业科技,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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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广大农村地区依然发展滞后。党的十提出要确保到二零二零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建成全面的、高水平的、发展均衡的小康社会就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从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一、城乡发展失衡及统筹城乡发展的意义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然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都证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必然要求。建国初期，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我国效仿苏联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农业服务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国家偏向政策，从而城乡二元体制和以工业化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与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农村经济并存、对立。另外，国家为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长期维持了能源原材料产品和农产品的低价格，使农村发展受到抑制。

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于我国现代工业基础的建立，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城市化进程，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实现我国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快速建立完整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发展严重失衡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城乡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社会进步、公共福利、劳动就业等许多方面，即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广大农村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民收入较少，由此导致农村居民社会地位和各方面权益的不平等的国民待遇。

在我国经济具有相当基础之后，国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是破除制约我国经济发展障碍的必要举措。统筹城乡发展可以解决发展进程中实际存在的城乡关系不协调问题，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放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考虑，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

二、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内涵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五个“统筹”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提出来。5个“统筹”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五大“统筹”战略中，统筹城乡发展居于首位，因为统筹城乡协调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重大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在谋划城乡关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时，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问题放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通盘考虑，紧紧把握城乡一元发展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联系综合起来考虑，统筹安排，统筹解决，具体做法是构建城市和农村相互兼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平台，建立包括广大农村地区在内的高水平、更全面、更均衡的小康社会。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和理念是要实现真正的城乡机会平等，消除制度歧视成本，增加农民受益。当然，实现机会平等并不等于不顾现实的强制实现城乡各项制度和政策的统一，而是要根据我国国情和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着力解决发展进程中实际存在的城乡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促进传统二元结构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和谐平等的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

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1）消除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确保城市公民与农村公民政治权利、社会的平等。（2）实现城乡经济效益的协同，统筹城乡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利用产业政策的诱导作用，让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根据自身资源要素禀赋等条件，着重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和可以互补的产业，并且实行城乡统一的金融政策，保证村镇企业资金供给充足。（3）实现城乡空间整合，调整与优化我国城乡空间结构，合理利用城乡空间，发挥各自优势，互补互动、分工协作。（4）统筹城乡生态文明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生态环境系统，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态环境的融合。

三、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途径与战略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是新时期我国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筹城乡发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增收，改善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而，解决“三农”问题就成为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的实质。“三农”问题是关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实际存在的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只有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逐步实现，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实现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和全国统一的市场化轨道上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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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乡统筹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城乡统筹的现状

我国经济快速发张的过程中，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发展不协调。表现为，在农村农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以及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存在扩大的趋势。因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城乡统筹存在的问题

1.城乡失衡比较突出，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人的平等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自从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以户籍制度以来，中国一直通过户籍来对城乡居民采取不同就业、保障、医疗、住宅制度。人员、技术、资金等经济要素主要是在城市中流动，到农村中投资的资金和资源很少，城乡失衡比较突出。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199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1年达到2.99∶1。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在1992年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2000以后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到了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最大，而且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其别是沿海发达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已接近或突破万元。

表1 1992～2011年城乡收入水平对比

注：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1 1992～2011居民城乡收入水平对比

2.区域城乡发展非均衡性严重，区域城乡均衡发展难度大。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至2011年底，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湖北、山东、海南三省首次超过50%；继上海市、北京市之后，天津市城镇人口比重2011年首次超过80%。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与省之间及省内地区之间差距很大，区域城乡发展非均衡性严重，区域城乡均衡发展难度大。

表2 2002～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网

3.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存在。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它包括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劳动力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二元体制的存在，与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城乡统一市场的大方向是相违背的，尤其对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农村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城乡二元劳动力就业制度导致的城乡收入分配不均，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城乡二元体制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

4.乡村规划覆盖面比较小，规划的科学性和执行力不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大多数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屡屡突破现存的发展规划，大量占用土地使得城区面积不断的外延，存在“摊大饼”和“空心城”现象。与之对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规划进展缓慢，相当数量的县市，尤其是乡镇及村级规划工作仍未完成，即使完成了规划但是科学性和执行力都不强。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一些地区存在明显的村落空心化，大量旧房及宅基地闲置，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及公共建设规划也难以有效实施。

5.目前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较少，资金投入不足。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采取了先东部后中西部，先城市后农村的区域不均衡发展战略。城市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型，但是广大农村地区电力、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等则十分落后，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瓶颈。有些地方城乡人均基本建设投入差超过3倍，加上农村资金管理混乱，使本来就很有限的涉农资金使用非常分散，造成项目资金管理困难，投入效益不高，导致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慢。尽管我国进行了村村通公路等一些基础建设投资，但其发展仍旧不能满足需要。随着经济发展，中央政策对“三农”的倾斜，目前国家对乡村的投入力度加大，但实际用到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资金却依旧很少。

6.城乡社会保障方面发展不协调。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可用土地数量越来越少，土地的保障功能持续下滑。农村大部分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非常严重，以家庭为单位农民投入收入减少，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也日趋降低。虽然目前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同时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有了一定发展，但是农村的优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福利等社会保障覆盖率与投入金额与城市存在着巨大差距，城乡社会保障方面发展不协调。

二、用马克思方法论看待城乡分离与对立

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与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城乡分离与对立的根源是人类社会分工导致的，城乡差别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分工、城市产生和城乡分离而产生的历史现象。

唯物史观认为城乡分离与对立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体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的更替，代表着社会文明形态依次演进的基本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的城乡分离乃至利益对抗，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城乡关系的这种分离和对抗正是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前进方向。首先，城市的出现、城乡关系的分离，根源于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生产力“有所发展”，是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农业劳动者所必需的产品，从而为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离提供了可能。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着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决定着农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生产力发展不足”，是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避免或杜绝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所引起的利益分化、冲突乃至对抗。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中地，是生产与贸易的结合地，是工业人口的聚集地。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的这种分化和对立恰恰适应并推动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城乡之间的分离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体现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超越。城市起源并伴生于近代的整个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发展史也就是城市迅速扩张的历史，是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乡村的历史，同时也是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虽然伴随着农民利益被牺牲的苦难历程，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具有合理性。分工使生产力进步，私有制产生，从而有了“代表城市”的利益与“代表乡村”的利益的分裂，这致使城乡走向分裂与对立；近现代城市分工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使城市战胜了农村；当代分工的逐渐均衡即分工向农业部门发展促使农业逐步工业化，从而又使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最终随着分工的消除，城乡对立消失，城乡走向融合，因此城乡观对城乡统筹有着重大的理论启发意义。

三、方法论：解决我国城乡统筹的途径

（一）推进我国城乡统筹需要坚持方法论

要运用马克思哲学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推进我国城乡统筹，摒除我国城乡分离与对立。整体居于主导地位，决定着部分；整体具有部分没有的功能；当各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就具有全新的功能，整体的功能就会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二者不可分割，整体有部分组成，部分是整体的部分；二者相互影响，整体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会影响到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反之，部分也制约着整体，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整体和部分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要推进城乡统筹，必须要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把城乡作为一个有机总体，实现不断向整体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应该要树立全局观念，办事情要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搞好局部，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同时要借鉴马克思关于同一——对立——融合的历史辩证法，摒除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当分工逐渐均衡即分工向农业部门发展促使农业逐步工业化，从而又使城乡差距逐渐缩小时，分工最终会消除，城乡对立会消失，城乡走向融合。

（二）方法论解决城乡统筹问题

1.注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发展城乡统筹从全局出发。在解决城乡统筹问题时，应该注意到经济因素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在实现城乡统筹的过程中，片面强调GDP忽视整体性协调发展的理念会导致城市更加发达，农村更加落后，最终只会离城乡统筹越来越远。必须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都放入社会整体发展的视野中，让其他各个部分的才有所发展，才不会导致任何部分的片面发展；必须将中国视为一个总体，只有通过推动东中西部的城乡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其整体推进。城乡统筹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的难题之一就是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要从整体性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必须大幅提高城镇化率，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从思想意识上实现这一角色的转变，才能使人们消除对城里人与农村人的身份划分的偏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和谐发展。

2.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扩散功能。要意识学会从同一——对立——融合的辩证方法实现城乡统筹，看待实现城乡融合，绝不是要毁灭城市、中断城市文明以至强制拉平城乡区别、达到城乡之间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之间的更高级的综合。因为城乡对立的消除，同肯定城市的历史作用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并不矛盾。由于城市是现代工业、商业、航运和贸易的中心，是生产基本条件包括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空间集结体，是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聚集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经济的统治地位，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一体两面。城市文明相对于乡村生产关系而言，是一种社会进步，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而消灭城乡对立意味着要摆脱和改变传统农业社会中形成的农村愚昧和孤立分散状态。因此，走向城市化是城乡关系变革的路径选择，城市在这里应该起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它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摆脱乡村的愚昧落后状态、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和反哺作用。

3.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和产业结构，促使农业逐步工业化。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农业逐步工业化，实行城乡产业一体化，才能使城乡差别逐步消灭，实现城乡融合。要实现农业逐步工业化、产业一体化就要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和产业结构，因地制宜的发展主导产业，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主导产业具有发展潜力和需求高、技术进步快、产业关联强等特点，它的发展能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带动需求上涨。政府在这过程中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明确主导产业，带动城乡统筹发展；二是打造产业集群，建立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定位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交通工具会随着由此而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使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生活条件日益接近起来。

参考文献

[1]周志山.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马克思的城乡观及其现实意义[J].哲学研究，2007（10）.

[2]罗敏，祝小宁.马克思城乡统筹思想的三个基本要素探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3]谢建芬，庞明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J].调研世界，2010（6）.

[4]石慧颖，覃雯静.总体性方法论视域中的重庆城乡统筹[J].延边党校学报，2010（8）.

[5]岑乾明，宋卫琴.分工理论：理解城乡观的钥匙[J].求索，2010（9）.

[6]潘岳生，唐智彬试论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基于城乡观的思考[J].职教论坛，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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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设置了大会主题报告和分会场交流。佘之祥、蔡运龙、刘彦随、熊康宁等4位知名专家分别作了题为《城市化与农村土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多功能性》、《统筹城乡发展与土地整治方略》、《喀斯特高原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与技术集成》的大会主题报告。

大会设立了两个分会场，共有近4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或分会场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采用了“报告+提问+辩论+评述”的方式进行学术报告，强化了学术交流的灵活性与互动性。

为了激励土地资源青年科技人才，本次大会设立了“全国土地资源研究优秀论文奖”。由河南大学乔家君提交的论文《河南省农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及其影响环境》等20篇论文荣获一等奖，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婷婷提交的论文《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变格局研究》等22篇论文荣获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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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产业的协同共生，指的是城乡各地域单元和各产业之间经济组分的协和共生，所形成得高度和高效有序的整合，是实现城乡内各地域单元和各产业的整体化运作与相互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的协同共生重视社会生产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的互补和共生关系，使得产业之间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通过利用和发掘城乡各产业间的共生与互补关系，实现城乡产业的动态平衡，协同共进。达到产业间双赢的经济合作，做到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

一、城乡产业协同共生成熟度的多维度评价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众多学者在研究和识别城乡产业协同的发展时，更多的是依据反映产业结构一般变动规律的国际标准结构来进行论证，国际标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找到我国城乡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但是，诸如此类“ 国际标准” 的参照，只能最多提供一种关于产业结构是否科学合理的大致线索，却不能称之为根本的判断依据。国有国情，区有区情，导致本国产业结构与国际标准结构发生偏差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和地区具体的实际情况，而偏差的存在并不就能表明这国的产业结构是不科学合理的。一般当涉及到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时，人们倾向于以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相对单一的结构化协调标准。实际上，城乡之间的产业构成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有机协调系统，对我国城乡产业结构的成熟度评价必须进行多维度考量，必须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一）从质、量统一的角度看，城乡产业间的协同不仅是城乡各个产业中量的分配上的充分适度，也是产业中质的连接上的协调藕合。城乡产业的各部门是一个协同共生的有机整体，产业内任何部门的存活与发展，必然会受到其它部门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制约和影响着其它部门的存活和发展。这种制约和影响不仅表现为量的规定性，也表现为质的规定性。从量上来讲，表现在城乡各产业间投人和产出的关系、各产业间增长速率的快慢、各产业间发展模式的相互配合上等；从质上讲，表现为各产业间的功能协调情况、产业技术水准及素质标准上等。所以城乡产业协调共生成熟度评价涉及众多因素，有的可以通过数量来反映，有的则属于感性认识，难以量化。因此，要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定性的描述转化为定量的分析，以期综合科学、客观合理地反映城乡产业间的实际情况。

（二）从产业的区域配置上分析，城乡产业间的协同共生不仅是静态比例的适度分配，也是动态联系的不断发展，城乡产业间的结构构成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所以 不仅要重视空间水平上不同层次的产业共存，注重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间配置，还不能忽视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我国正处在现代化中期和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和工业的初步体系，然而城乡产业间区域配置、部门设置以及发展都不平衡。因此，我国城乡产业协调共生成熟度的评价标准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基本现实。

（三）从社会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产业间结构协调不仅指的是合理化的城乡产品结构，也指的是合理化的生产要素结构。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的总供给是由上一时期产业结构的总产出构成的，而这一时期产业结构系统的总需求则构成了下一时期的总投入。在产品结构上看，产业间的结构协调应当是能灵活充分地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从生产要素的供给上看，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则应随着市场资源的丰富与稀缺情况进行调整，高效充分的使用生产要素，从而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

二、城乡产业协同共生成熟度的评价原则

（一）目标一致原则。综合评价需定被评价对象和目标。被评价目标由评价体系来体现，被评价目标要与评价体系必须保持高度一致。

（二）科学性原则。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应该遵守现实事物的发展规律，充分使用现代管理技术，从而保证指标评价体系的内容与结构合理科学。评价体系要较为科学客观地反映出城乡产业间的发展状况和不同指标因子间相互联系，方便能较为准确地衡量地区间城乡产业协同共生的发展水平，体现出科学性原则。

（三）针对性和全面性相结合原则。评价指标的选取上时，不仅要考虑使得研究目的和各个不同指标的作用尽可能的全面选择外，还要有针对性地专门考察各个产业的基本特点和其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本条件。不管是对于什么产业，其基本的存在与发展条件依托于产出的效率、市场的吸纳能力以及投入的保障。对区域产业来说，基本的产业特征包括优势性、层次性及地域性等几个方面。所以，评价一个区域产业的有关指标，既要能反映出区域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客观条件，也要能反映出该区域产业的基本产业特征。

（四）可行性与有效性原则。评价体系的建立不仅要遵循全面性的原则，还要避免盲目的求精、求全，而应当追求评价的体系精简高效。对城乡产业评价指标的的选取和评价，包含面甚为广泛，要有不同的大量侧面统计资料予以支持，但这些数据很有可能难以在现实的统计数据库中收集到或者或根本不存在。因此，就需要我们从现实出发，多方位多角度的收集有效数据，通过借鉴公开出行的统计年鉴、充分利用能够搜集到的有关数据数据来建立城乡产业的评价体系。

（五）独立性原则。评价体系中首先要保证不同层次水平的评价指标的相互独立性，从而保证不对同一评价目标进行重复性计算，避免因重复计算而导致资源的浪费以及评价结果的失真。此外，保证不同指标间的独立性也是各种加权法计算的前提，但不同指标间可以是从属关系。

（六）政策相关性原则。城乡产业协同共生是解决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定量的评价既受城乡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设施配套水平以及产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政策的影响，政策对城乡产业统筹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城乡产业统筹发展指标体系应能适当反映区域政策在推进城乡产业统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作用。

三、城乡产业协同共生成熟度的评价体系构建思路

产业统筹是城乡统筹的基础。城乡产业协同共生成熟度的评价体系是由一系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又能用量化手段进行评价的指标因子而构成的整体，能够科学、准确、全面地反映我国城乡产业之间协同共生的发展状况，也能对城乡产业进行全面的评价和综合判断，从而体现出城乡产业之间协同发展、相互融合的成熟度水平。乡村和城市作为我国区域经济系统的两个重要单元，既存在相互竞争与冲突，同时也存在相互合作与依赖，以共生理论的角度来看，基于上文所提到的成熟度评价指针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目标一致性、客观性、代表性、可比性等设计原则，笔者将以城乡产业之间共生接口、共生关联度和共生协调作为三个方面入手，将城乡产业协同共生成熟度评价指标设定为以下五个部分。

（一）城乡产业发展水平指数

城乡产业间的发展状况是城乡整体发展水平的展现，而城乡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则是城乡统筹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区域生产总值的提高与综合竞争力的增强是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直接展现。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城乡财政投入比等。

（二）城乡产业设施配套水平指数

城乡产业设施配套是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支撑体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住房，教育、医疗、信息等公共服务配置，公路等基础设施等

（三）城乡产业政策与实施指数

城乡产业的保障政策与城乡产业的有效实施是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因子表现产业政策数量增长率与财政对三农投入/耕地数。

（四）城乡产业结构调整指数

城乡产业的结构调整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发展效率的有效方式，是解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突破点，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模块。区域经济产业结构主要由资产结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这三部分组成。产值结构反映了就业结构和资产结构，由就业结构和资产结构的形态来决定。根据大量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可以从资产结构、产值结构、产业结构这三方面的协同来进行研究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度研究分析资产结构、就业结构、产值结构三者的协同关系。

（五）城乡产业关联度

在城乡统筹的发展过程中，要使得乡产业之间形成协同共生的发展状态，就必须要在城乡的产业结构上形成关联，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城乡产业关联度是指城乡之间以各自的资源为基础，通过三种产业的相互联系，促进三种产业的不断融合。城乡产业关联主要用“农业与非农产业结构比”，“一产比重”，“二产比重”，“三产比重”以及“非农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五个指标来描述。

四、小结

从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城乡产业发展的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城乡产业结构的失调。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必须要调整城乡失衡的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城乡产业结构布局的关键路径是促进城乡产业的协同共生。而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历程不同，城乡产业结构的分布及表现也不同，各区域产业协同共生度的成熟度也不尽相同，因此一套合理科学有效的城乡产业协同共生成熟度评价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正确的评价对对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乡产业协同共生成熟度可以作为衡量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判断标准，决策者可以利用这个评价标准衡量和比较不同区域产业发展的情况，并对不同区域实行科学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提供合理依据。

参考文献：

[1] 吴焕新，县域循环经济与产业协同发展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攀登，2008.3

[2] 王惠民，刘云山.论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集团经济研究.2006，3

[3] 全伟，王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改革与战略.2009，3

[4] 王传民.域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5] 石磊.重庆市新农村建设中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机制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6] 段晶晶.县域城乡关联发展测度与评价――以大西安为例.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7] 刘湘.我国东中西部城乡一体化发展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8] 徐贵荣，冯俊.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4

[9] 漆莉莉，部地区城乡融合度的综合评价与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4

[10] 李鹃.吉林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差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1] 常欣.青岛市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与优化.山东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2] 刘海明，谢志忠，黄初升，杨健，赵莹.福建省区域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成熟度评价分析.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13] 曹伟，周生路，吴绍华，王军，刘勇，陈理凤.城乡统筹中的土地利用研究进展.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3/5

[14] 李铁生.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统筹机理研究――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郝云宏.经济师.2005/6

[15] 张吉庆，喻科，何伦志.新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3/14

[16]祁学津.我国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成熟度的地区差异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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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4；N9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同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如城镇体系发展不协调、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相同职能类型的城镇重复建设，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滞后，城镇化进程对资源消耗过大，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严重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要任务是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规划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是基石和前提。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间复杂性的探索，作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其“复杂的非线性”空间特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线性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系统领域，才真正开始形成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洪流。由于过分追求城市发展而导致城乡用地矛盾及空间利用“破碎化”等问题，城乡关系优化及城乡空间统筹被提上日程。因此，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扩展到了城市—乡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落实研究重点和突破研究难点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对国内外城乡系统空间复杂性的相关文献进行详尽梳理，以厘清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脉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2 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2.1 国外城市系统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个主要支流倍受关注：一是分形城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异速城市保持研究逻辑同构；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与动力城市及网格-主体城市存在一定渊源；三是分形与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统一于自组织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线性动力学的发展，和复杂网络理论的兴起，为传统城市网络系统复杂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支撑，从而奠定了复杂网络城市研究流派。

（1）异速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Clark就发现城市人口密度距离衰减的负指数律（Clark定律）[1]，此后许多学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纷纷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间满足幂指数关系，即城市扩展存在异速生长现象，系统建立了系列城市异速生长函数，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负幂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积幂指数模型最具影响力，为此Clark模型的负指数律受到广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与异速生长律同构的分形学派。近年，我国一些学者（陈彦光、刘继生）通过数理推导，统一了幂式异速生长关系与负指数人口分布之间的逻辑不兼容，从而将城市系统纳入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体系中[10]。

（2）动力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基于牛顿力学的传统静态空间模型（如引力模型、潜力模型、空间扩散模型、距离衰减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释城市自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城市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和行为机制受到广泛重视。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W.Forrester率先将系统动力学引入城市结构变化研究，创立城市系统动力学模型（Urban Dynamics），即构建一系列反馈城市系统要素关联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构造了城市动态学模型，即构建一组展示城市突变的非线性方程[11]。二者开创和引领动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学者从系统动力学视角，系统开展了城市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可持续发展预测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运用突变论、协同学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如Amsin的城市突变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区域迁移动力学方程[12]。

显然，动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统构成要素的关联反馈为主，缺乏位置、距离等空间要素的考量，无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间的动力演化过程；部分模型尽管开始考量时空变量，但多以宏观尺度为主，缺乏对个体行为和微观结构引致的空间变化分析。这为后来的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如何从宏观到微观、从系统要素关联推演到城市空间演化？也相应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发。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态、结构的模拟与实证研究，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城市统计分析，但最终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随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长期全面地对城市及城市系统的内部空间结构展开分形理论和实证研究[14][15]，系统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城市内部形态向内逐渐细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渐扩展到城市体系：微观层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运用分形几何学，从建筑审美和城市设计视角，解析城市公园、城市街区、家居环境、建筑外观等建设和设计理念的“最优形态”。中观层次——城市内部分形，研究最为广泛，内容涉及城市边界、景观、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经济、交通网络结构等方面[16]。宏观层次——城市体系分形，以城市等级规模、空间作用、中心地体系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应用于城市系统研究历史已久，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有学者零星运用CA计算模拟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过程[18]。70年代末，Tobler将CA模型引入地理学，创立“细胞地理学”[19]，并率先实证模拟了美国底特律城市扩展过程。受其影响，80年代中期美国的 Couclelis和英国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动态模拟领域开展CA理论和实证研究[20][21]，引领一些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作了尝试性及至深入性的应用和扩展。90年代以来，随着GIS技术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实现融合，学术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统研究热潮[22]，研究内容集中于城市系统形态生长、土地利用、城市景观、位序-规模等领域[23]。

（5）自组织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论、分形理论、人工智能-生命理论、自组织临界论、自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渐趋合流，形成自组织城市研究学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协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组织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网格-主体城市[36]等领域。

（6）复杂网络城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织，世界城市系统研究转向网络化视角[37]，从空间实体流（全球航空流、货运流、城际交通流、城市-区域人口流等）[38]和虚拟流（互联网、信息流、社会网络、通讯网络、技术研发区位和扩散、生产业网络等）两个方面[39]，揭示城市系统关联的网络复杂性研究成为热潮。Taylor构建“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过跨国生产企业空间联系实证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网络的组织方式仍为等级或位序的“累积”[40]。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一些学者从城域（城市内部）和城际（城市体系）两大视角，从交通联系（交通网络、交通流）、社会联系（人口迁移）、企业联系（公司交流、企业合作）、信息交流和创新扩散（因特网、电话呼叫、技术交流、创新扩散等）等方面，将复杂城市系统抽象为复杂网络，系统分析了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41]，如无标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验证，脆弱性或鲁棒性评价及控制，以及动力学演化与传播特征等。

2.2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集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哲学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鉴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架构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体系，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性、突变性等复杂性规律[43，44]；普遍认为城市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巨系统，表现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层次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突变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无序与有序交互性等复杂性质[45，46]。二是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或者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城市空间结构复杂性，或者创新性建立城市空间演化模型，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和前缘[47，48]。

与国外一样，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计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统研究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两大阵营：城市内部和城市体系，但主要为城市地理学家所关注，与国外的多样研究学科背景不同。同时，研究的内容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49]和空间演化[50]复杂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借鉴分形理论、元胞自动机等复杂科学理论，从城市内部景观结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网络以及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分形体系、等级结构、网络联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体系和元胞城市为代表[51]～[54]。后者侧重运用突变论、系统动力学、灰关联系统、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开展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相变及突变）和动力机制（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定量研究和模拟预测，如动力城市[55]、自组织城市[56]和主体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静态数学模型[58]（等级体系标度模型、城市统计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动态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网络动力学-细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组织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拟模型[61，62]（多主体模型、遗传算法、虚拟城市模型等）为主，内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城市规划、人口分布和迁移、景观结构、城市环境、城市就业和居住、城市体系及等级规模分布等方面。张新生归纳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学机制，建立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实现威尔逊模型的扩展[63]。孙战利将主体（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层和动态交通层，构建了城市动态演化模型，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空间变化与属性变化相结合，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并在GIS的支持下，对美国Ann Arbor城动态发展进行了模拟[64]。陈彦光借鉴自组织理论，提出城市系统复杂性检验的三大判据：分形结构、Zipf定律和1/f噪声[65]，并系统运用分形理论，实现实空间-相空间-序空间的统一，构建了系列蕴含静态和动态、功能和结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拟和预测于一体的分形城市系统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广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空间动力学模型、等级规模模型、自组织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3.1 国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将城市和农村孤立起来分析，城乡关系研究薄弱。上世纪末，一些学者纷纷呼吁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认为关系（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及其空间结构（景观的复杂性）的复杂性规律研究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经济实体及其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成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为依托的中心发展型面临突出结构性问题和缺陷，城乡之间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联系，表现为“脱臼的经济”（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们才开始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城乡对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乡互动”（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乡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视野和切入点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或许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问题呈日益复杂的态势，解决这种复杂城乡关系失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乡村-城市关联观”（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则从城乡关系网络视角，明确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网络”化模式。

但这种城乡关联复杂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对空间的关注相当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乡经济社会差异（社会问题、健康卫生、政策体制、意识形态等）、经济社会要素流动（人口迁移、产业联系、资源和资本转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乡关系作用的复杂性问题[76]，专门而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交错带（边缘区），普遍揭示出其空间结构的动态过渡性、人口社会学特征多元化、经济发展复合型、土地利用多样化等复杂性特征[48]，以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Desakota”空间研究为代表[77]。

3.2 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城乡关联是一个泛合的概念，涉及社会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研究视角集中于空间区位关系（地理学）、工业-农业关系（经济学）、市民-农民关系（社会学）、斑块-基质关系（生态学）四个层面[78]。地理视角上的城乡研究倍受关注，成为热点，已经形成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论涉及城乡融合论、城乡协调论、城乡一体化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网络化发展论等[79-81]；研究区域触及中国和外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城镇密集区和非密集区、沿海热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82-84]；研究时间尺度以建国以来为主，并考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影响[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关联协调模型为主[87，88]；研究内容主要从城乡联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乡关联的历史演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协调对策及发展模式等[89-91]，总体存在两个研究倾向：一是不考虑城乡地域空间差异性，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忽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二是研究城乡关系的静态空间分异与组合，而忽视其地理变化过程的自组织性。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使得二者在空间上越来越隔离，同时也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最终需要回归到二者的统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城乡空间统筹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幅员辽阔，各类城市与乡村所处社会经济背景迥异，也为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文献回顾与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成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无论是国外的自组织城市（耗散城市、协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细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体城市），还是国内的分形城市、自组织城市、元胞城市、虚拟城市、城市系统动力学、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多是借鉴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区域论城市”，对城市体系（inter urban）和城市内部（intra urban）空间复杂性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作为区域的重要载体——乡村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落到被忽略的边缘。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仍处于呼吁和倡导的阶段。

（2）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来看，方法集成综合研究不强。分形理论和CA模拟技术的融合以及在协同论、耗散论和混沌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虽体现了学术界集成各种方法和技术对复杂城乡空间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体的子系统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论、空间句法或系统动力学的某个单一理论，综合多学科、多理论对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统的空间关联分析不足。而且，传统的研究多是从某一个时间断面进行考察，而对于城乡空间动态变化描述和模拟则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进行补充。

（3）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内容来看，今后城乡空间统筹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化：①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研究。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当前，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乡关系是由物质、经济、人口迁移、社会、服务供应、政治行政联系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构成的一个动态网络系统，具有复杂性，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研究几乎空白，只有部分学者涉足城乡耦合、关联、协调的非线性规律和城乡关系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②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建立了相关模型解释城市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而对于城乡空间演化过程的分叉与选择、混沌与有序、渐变与突变、竞争与协同、集中与分散等作用机制讨论，利用开放性、非线性、不平衡、环境选择等原理对自组织临界性、相变性等过程的逻辑、实证和类比判据将会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加强对城乡空间生长的模拟将会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范围、规模，解释城市变迁的内在动力，透视城市化的本质，更好预测控制城市的发展；③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研究。以城乡道路网为载体的城乡关联空间的复杂结构正逐渐被管理学、物理学等学科认识，打开地理学研究主页，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探索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④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研究。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对城乡人口空间分布，市场网络分形，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别是信息要素空间传播、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关系等虚拟城乡社会网络，更需填补研究的盲区。

参考文献：

[1] Clark C. Urban population densities [J].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51， 114： 490-496.

[2] Naroll R S，Bertalanffy L. The principle of allometry in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J]. General Systems Yearbook， 1956（1）： 76-89.

[3] 房艳刚，刘鸽，刘继生.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2005，25（6）：754-761.

[4] Smeed RJ. Road development in urban area[J]. Journal of the Institution of Highway Engineers， 1963（10）： 5-30.

[5] Nordbeck S. The Law of Allometric Growth[D]. Ann Arbor： Inter-University Community of Mathematical Geographers Michigan Discussion Paper， 1965： 7.

[6] Nordbeck S. Urban allometric growth[J].Geografiska Annaler，1971（53）： 54-67.

[7] Gould S J. Allometry and size in ontogeny and phylogeny[J]. Biological Reviews， 1966（41）： 587-640.

[8] Dutton G. Criteria of growth in urban systems [J]. Ekistics， 1973（36）： 298-306.

[9] Lo C P， Welch R. Chinese urban population estimates[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7（67）： 246-253.

[10] 刘继生，陈彦光.城市密度分布与异速生长定律的空间复杂性探讨[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6（4）：139-148.

[11] Wilson A.G. 蔡运龙，译.地理学与环境-系统分析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 张新生.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研究及其应用[D].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7.

[13] Mandelbrot B B. Fraetals： Form， Chance， and Dimension [M].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7.

[14] Batty M. Fractals-geometry between dimensions[J]. New Seientist，1985，106（1450）： 31-35.

[15] Batty M， Longley P A. Fractal Cities： a Geometry of Form and Function[M]. London： Academic Press，1994.

[16] Batty M. Fractals： new ways of looking at cities[J]. Nature，1995， 377： 574.

[17] Arlinghaus S L. Fractals take a central place[J]. Geografiska Annaler，1985，67B： 83-88.

[18] Chapin F S.，Weiss S F.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residential growth[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1968（2）： 375-390.

[19]Chapin F S.，Weiss S F.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residential growth[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1968（2）： 375-390.

[20] Couelelis H.Of mice and men： what rodent populations can teach us about complex spatial dynamics[J]. Enviornment and Planning A，1988（20）： 99-109.

[21] Batty M， Longley P A. The morphology of ubran land use[J]. Enviornment and Planning B，1986（15）： 461-488.

[22] White R， Engelen G. Urban systems dynamics and cellular automata： fractal structures between order and chaos[J]. Chaos， Solitons&Fractals，1994，4（4）： 563-583.

[23] Clarke K C， Gaydos L J. Loose-coupling a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and GIS： long-term urban growth prediction for San-Francisco and Washington， Baltimo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30）： 1857-1872.

[24] Allen P？M， Sanglier M. Urban evolut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1981（13）： 167-183.

[25] Portugali J. Self-organizing cities[J]. Futures，1997（29）： 131-138.

[26] Allen P M. Cities and Regions as Self-Organizing Systems： Models of Complexity[M].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 1997.

[27] Prigogine I， Allen PM. The challenge of complexity[A]. Schieve W.C. andAllen P.M. Self-Organization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s： Applications in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3-39.

[28] Haken H. Synergetics： an Introduction（3rd edition）[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3.

[29] Haken H. A synergetic approach to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cities and settlement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1995， 22（1）： 35-46.

[30] Dendrinos D S. The Dynamics of Cities： Ecological Determinism， Dualism and Chao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1] Zanette D， Manrubia S. Role of intermittency in urban development： a model of large-scale city formation[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997， 79（3）： 523-526.

[32] Portugali J.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City[M].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0.

[33] Webster C.， and Wu F. Coarse， spatial pricing and self-organizing cities[J]. Urban Studies， 2001， 38（11）： 2037-2054.

[34] Bura S， Guérin-Pace F， Mathian H， Pumain D， Sanders L. Multi-agent systems and the dynamics of a settlement system[J]. Geographical Analysis，1996（28）： 161-178.

[35] Benenson， I. Multi-agent simulations of residential dynamics in the city[J].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1998， 22（1）： 25-42.

[36] Haken H， Portugali J. The face of the city is its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23）： 385-408.

[37] Taylor P J. World Cities Network：A Global Urban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8] Jiang B， Claramunt 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the model generalization of an urban street network[J]. Geoinformatica， 2004， 8（2）： 157-171.

[39] Townsend A M. 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glob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net[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10）： 1698-1717.

[40] Taylor P J. Derudder B，Witlox paring airline passenger destinations with global service connectivities：a worldwide empirical study of 214 cities[J]. Urban Geography， 2007， 28（3）： 232-248.

[41] Batty M. Faster or complex？ A calculus for urban connectivity（editorial）[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 and Design， 2004（31）： 803-804.

[42] 周干峙.城市及其区域——一个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J].城市规划，2002，26（2）：7-9.

[43] 盛强.城市迷宫——空间、过程与城市复杂系统[J].世界建筑，2005（11）：92-95.

[44] 范诚.理解策略——以库哈斯的视角看当代城市的物质形态突变[J].建筑学报，2004（3）：21-24.

[45] 周一星，陈彦光.城市与城市地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1，41.

[46] 吴晓军，薛惠锋.城市系统研究中的复杂性理论与应用[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3-4.

[47] 王铮，邓悦，宋秀坤，等.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01，20（4）：331-340.

[48] 薛领，杨开忠.复杂科学与区域空间演化模拟研究[J].地理研究，2002，21（1）：79-88.

[49] 陈彦光，罗静.郑州市分形结构的动力相似分析——关于城市人口、土地和产值分维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01，21（4）：389-393.

[50] 黄泽民.我国多中心城市空间自组织过程分析——克鲁格曼模型借鉴与泉州地区城市演化例证[J].经济研究，2005 （1）：85-94.

[51] 徐建华，梅安新，吴健平.20世纪下半叶上海城市景观镶嵌结构演变的数量特征与分形结构模型研究[J].生态科学，2002，21（2）：131-137.

[52] 陈彦光，刘继生.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形态的定量描述：从信息熵到分数维[J].地理研究，2001，20（2）：146-152.

[53] 刘继生，陈彦光.长春地区城镇体系时空关联的异速生长分析（1949-1988）[J].人文地理，2000，15（3）：6-12.

[54] 冷炳荣，杨永春，李英杰，等.中国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空间特征及其复杂性分析[J].地理学报，2011，66（2）：199-211.

[55] 王晓琴.基于空间动力学的城市用地扩张策略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56] 张勇强.城市空间发展的自组织研究——以深圳市为例[D].南京：东南大学学位论文，2003.

[57] 孙建平.Agent的城市交通区域协调控制及优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58] 陈彦光，刘继生.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空间互相关和功率谱分析——引力模型的理论证明、函数推广及应用实例[J].地理研究，2002，21（6）：742-752.

[59] 董益书.基于GIS的城市动力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

[60] 黎夏，叶嘉安.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城市发展密度模拟[J].地理科学，2006，26（2）：165-172.

[61] 薛领，杨开忠.城市演化的多主体（multi-agent）模型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12）：1-9.

[62] 刘妙龙，陈鹏.基于细胞自动机与多主体系统理论的城市模拟原型模型[J].地理科学，2006，26（3）：292-298.

[63] 张新生.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研究及应用[D].北京：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7.

[64] 孙战利.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地理时空动态模拟研究[D].北京：中科院博士学位论文，1999.

[65] 刘继生，陈彦光.城市、分形与空间复杂性探索[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04，1（3）：62-69.

[66] 陈彦光.分形城市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67] Bathelt H.， Glucker. Toward a relation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2）： 117-144.

[68] Yasusada Murata.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68）： 1-34.

[69] Dixon， D. Rural-urban interaction in the third world[A].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Developing Area Research Group， 1987.

[70] Scarlett T. Epstein， Jezeph David. Development-there is another way： a rural-urban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paradigm[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8）： 1443-1454.

[71] Potter Robert B. and Unwin Tim. Urban-rural interaction： physical form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J]. Cities， 1995， 12（1）： 67-73.

[72] Oucho John. Enhancing positive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creation： some experienc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C]. Inter-regional Conference 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Rural-Urban Linkage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detail.asp？articleID=219， 2004.

[73] Cooke， P.， Morgan， K. The network paradigm： new departures in corporate in corporat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Society and Space， 1993（11）： 543-564.

[74] Murdoch Jonathan. Networks： 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16）： 407-419.

[75] OECD. Networks in Rural Development[C]. Paris： OECD， 1996.

[76] Audas Rick.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90s[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4（73）：17-24.

[77] Ginsburg， N.， Koppel， B.， and McGee， T.G.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si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1： 47-70.

[78] 马远军，张小林，李凤全，等.我国城乡关系研究动向及其地理视角[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22（3）：78-84.

[79] 王振亮.城乡空间融合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城乡空间关系的系统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80] 许学强，等.中国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81] 曾菊新.现代城乡网络化发展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2] 李泉.中外处理城乡关系的实践与启示——兼论西部地区的城乡协调发展[J].开发研究，2006 （5）：56-60.

[83] 余斌，曾菊新，罗静.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空间创新研究[J].地理科学，2007，27（3）：296-303.

[84] 胡国良，张丽.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关联发展综合评价—以新疆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0）：4774-4778.

[85] 张立艳.建国以来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86] 刘玉.信息时代城乡互动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3 （1）：33-36.

[87] 曾磊，雷军，鲁奇.我国城乡关联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比较分析[J].地理研究，2002，21（6）：763-770.

[88] 张竟竟，陈正江，杨德刚.城乡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及应用[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1（2）：5-11.

[89] 奚建武.城乡关系变迁的新动力——基于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视角的分析[J].城市问题，2009（6）：49-53.

[90] 汪沛.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城乡政策及城乡关系的演变研究[D].合肥：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91] 楚材，陈雯，顾人和，等.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协调对策[J].城市规划，1997，21（5）：38-40.

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篇12

 

一、珠海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

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指在将城市和农村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制度设计安排，通过提供保险、救助等形式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一项医疗保障制度。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也呈现出二元化、碎片化的特征，在城市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农村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加上不完善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基本上实现了“全民享有医保”这个基本目标，但二元医疗保障体制的弊端已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构建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实现全体居民公平、有效的享受医疗保障已成为了当务之急。

珠海由于改革开放，已由一座海滨小县城发展为如今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在改革发展过中没有像深圳一样大量引进外来人口医疗改革，再加上珠海政府对珠海的城市形象定位，珠海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及较少的人口总量。珠海没有体制包袱、人口少、经济发展相对均衡，被选为医疗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珠海于1998年启动医疗保险改革，经历十几年的发展，珠海医改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观其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将其概述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初步建立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1998年，珠海作为医疗改革试点城市为响应国家号召，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确定了医疗保险缴费由国家、单位及职工个人三方共同承担，以及基本医疗费由个人、社保医疗统筹基金共同分担的新型医疗保险方式。2000年，珠海作为贯彻医改试点城市，率先把外来工大病统筹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制定了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办法。同时还把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及下岗特困工也纳入了医疗范畴。

（二）第二阶段：建立了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2003年，珠海正式启动了新型农村医疗保险，截止到2007年全市新农合参保率为93%，形成了严密的农村医疗保障网，让广大的农民享受到医疗保障的福利核心期刊。该制度在2008年随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出台而被正式废除。

（三）第三阶段：建立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2006年，珠海率先出台了未成年医疗保险办法，打破户籍限制，外来人口的子女与本市未成年享有同等医疗待遇。

2007年12月推出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的城乡居民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范畴，以家庭为单位缴费和政府补贴的方式建立医保统筹基金，对住院医疗以及部分门诊病种（目前为32种）进行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医疗改革，其中参保人缴费250元，财政补贴150元。参保人住院核准医疗费用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1]根据持续缴费时间确定的参保人医保待遇限额。

2007年12月5日珠海市政府又《关于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推进健康城市工程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而后相继颁布了《珠海市推行“小病治疗免费”实施试点方案》、《珠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及《珠海市实施城乡医疗救助试行办法》等三个配套文件。标志着珠海进入了“大病统筹救助，中病医疗保险，小病治疗免费”的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新时期。

二、珠海市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的现状

（一） 珠海市医疗保障概述

珠海市人口（包括外来人口）总计145万，其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已达120万人，其中基本职工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均达95%以上。全民医保目标在珠海得到了实现。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推行“大病统筹救助、中病进入保险、小病治疗免费”的全民医保的三角架构模式，涵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基本医疗救助制度。目前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与未成年设立了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此外还推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覆盖更多的困难群体。形成了“四基本一救助”模式。

1、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四基本”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缴费及待遇标准如下列表所示：

表1：珠海市各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

 

险种

缴费方式

缴费比例

备注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按月（每人）

按缴费基数：

单位6%，个人2%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50元＋个人账户50元

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

按月（每人）

按缴费基数：

单位2%，个人不缴费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安排100元，个人不缴费

城乡居民医疗

按年（以家庭为单位）

一般居民：参保人每人每年250元，政府补贴150元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50元＋财政补贴25元+个人缴费25元

“特殊人群”：参保人每人每年25元，政府补贴375元

参加门诊统筹：

个人不缴费，由财政补贴

未成年人医疗保险

按年（每人）

未成年人（包括在校大学生）：每人每年60元

参加门诊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