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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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研究

一、科学认识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基于闭环型物质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经济活动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而循环经济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reduction)、再利用(reuse)以及资源再生化(restoration),这通常简称“3R”原则。减量化是指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排放量,实行清洁生产、文明消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再利用是指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条,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目的是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废弃物、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要求提高资源的重复使用效率,尽可能使用可以多次使用的产品。资源再生化是指废弃物的资源化,使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重新生产出原产品和次生产品,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利用。

二、经济与环境的互作关系及反馈机制

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见图1),“+”表示正反馈,“-”表示负反馈。经济系统正反馈表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从而对生态系统物质需求增加,且迅速占据物质总量;权且假定人口不增长,按照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看,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系统的正反馈作用。生态系统的负反馈表现在生态容量会限制人口需求增长,即经济增长会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为此,经济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经济需求无限和生态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第一,人口需求经济增长资源(能源)供给环境质量提高;第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生态平衡;第三,资源(能源)价格(市场)信息调控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如果把三个反馈网络构成一个整体,会发现人口、资源、环境是三位一体的核心要素。经济增长要考虑人口、资源、环境要素。

在第一个关系网络中存在的致命弱点是资源(能源)的高消费模式,不顾环境质量和人口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在第二个关系链中,现实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多数技术体系,其资源效率低下,并且以生态失衡为代价;在第三个关系链中,资源低价、产权不明等非市场化管理,政府调控缺位或不力,既破坏环境质量,又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环境保护技术体系、建立产权明晰、行之有效的市场。这些单靠独立、单一的学科边界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整合生态、社会、经济、技术要素,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所以,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的调控机制是统筹的核心,实现有效制度安排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循环经济与制度创新

1、环境资源是公共产品,市场机制对它配置失灵。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关心环境污染的原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资源有明晰的产权,环境资源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基本的特性,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为了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现代产权理论,环境资源的产权明晰至少会存在如下问题。

(1)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市场交易。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极强的弥散性,产生的废物将通过各种环境介质弥漫扩散到许多毫不相关的地域和人群,尤其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业化城市。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界定环境资源产权就会产生困难,严重影响产权交易。

(2)交易费用过高,使交易难以成功。交易费用包括把交易双方召集到一起的费用、取证以确定损害和赔偿的费用等等。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中很难把所有的当事人都集中到市场范围内,而总有一些人想利用环境扩散的特点来分享他人购买清洁环境的好处或逃避支付费用,即产生“免费搭车”问题。由此看来,对于环境资源的配置,市场机制是失灵的;欲通过传统产权制度解决目前的环境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通过一些规制来完成这种交易。

2、生态环境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应纳入生产函数来考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生态环境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已成为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把环境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并作为内生变量来处理是合理的。很多学者的研究认为,环境资源是可以给予一个价格的,如可以通过级差地租或影子价格反映其经济价值,不论是土地、矿产,还是森林、水体。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大规模“生产”生态环境要素,以弥补过去几十年对生态环境的巨额欠账,消除生态环境透支所产生的经济泡沫。循环经济不同于过去的污染控制,污染控制是末端治理,而循环经济是从源头开始就注重环境保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对生态环境进行大量投资,提高生态环境的供给能力,以弥补生态供给能力的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好生态环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问题,激励人们从事环境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殖。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

1、建立绿色GDP,树立科学宏观决策体系。首先,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长远利益与短期行为的关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经济发展要遵循生态环境反馈机制的原则;要以生态环境的物质输出量为基础,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扭转生态失衡;生态环境建设并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其最终目的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建立绿色GDP,树立科学发展观。绿色GDP是从传统GDP中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之后的净产值。绿色GDP账户使“经济增长”与“生态成本”一目了然,不仅反映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有多大,而且反映地方政府的真实政绩是多少。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句话,建立绿色GDP有利于政府进行科学宏观决策。

2、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机制,构建规制化的市场。庇古认为,由于外部性因素存在,会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即所谓市场失灵。这就必须依靠政府干预加以解决。当它们不相等时,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补贴的办法,使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一方面,由政府对造成负外部性的生产者征税,限制其生产;另一方面,由政府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生产者给予补贴,鼓励其扩大生产。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企业会自动将产量调整到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之点,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目前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退耕还林补偿制度等都是征税与补贴的具体应用。通过这些制度安排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做到“准使用准补偿、谁破坏准恢复”,有奖有罚,形成良性激励机制。美国建立的以“气泡、补偿、银行、容量节余”为核心的一整套排污权交易体系,有利于实行污染控制、改善企业的市场行为,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气泡”是把某一区域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根据环境的吸收净化能力,给予一个总量污染许可排放指标,实行总量控制,不允许突破,从而保证污染排放量在环境容量之内;“补偿”是指新进入或扩建企业在不达标的情况下也可以投产经营,条件是它们从现有的污染源购买足够的排污权;“银行、容量节余”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富裕的排污权存入银行,以便在将来合适的时候使用和出售,鼓励节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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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与制度建设

循环经济（Recycling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深刻认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提高资源利用与环境效率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手段，以市场机制为动力，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上可行的前提下，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和环境污染最小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循环经济放弃短期的表面物质追求，通过把废弃物开发为新的资源，最大限度地重复利用物质和能量，旨在系统地使经济中的总体资源增值，实现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很显然，循环经济是一种高层次、高端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其整个过程都贯穿了对制度建设的依赖性。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目前在国内的发展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和试点的建设方面，没有在全社会推广开来。从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制度建设是其推行的重要保障。而我国在制度的建设方面还很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对制度的探讨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的建议。

二、制度的内涵与功能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单纯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已经无法为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人类经济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于是，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开始为人们所认知。随着制度分析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蔚然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思想、人力资本和收益递增的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许多经济学家吸收并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识到若要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关注发展中的有关制度性因素，认为制度应是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变量，有效的经济组织与制度安排对可持续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把制度看作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思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方式”，是“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定义首先由舒尔茨提出，他为制度做了经典性的分类，将制度分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等，并把制度定义为一种涉及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行为规则。诺思则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认为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对制度的定义都围绕着“规则”一词进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强调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们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制度，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制度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影响的框架。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对组织中的个人实施奖励或制裁，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的激励或约束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制度来观察和理解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关于制度的功能，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解释：威廉姆森认为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舒尔茨认为制度就是为经济提供服务；还有观点认为制度的功能是通过提供激励机制而使外部利益内部化。谭崇台认为，制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塑造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提供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和扩散信息”，促成“社会共识或一般性的认识基础”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帮助人们估计其他人可能的行为进而矫正自己的行为。”从循环经济的内在需求来看，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经济主体参与循环经济活动提供激励。第二，对经济主体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行为提供约束，抑制环境不友好的机会主义倾向。第三，使外部性合理地内部化，将资源要素的投入和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第四，协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

三、循环经济中的制度问题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使用、浪费，和为追逐高额利润而污染环境的行为，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副效应。因此，加快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就尤为迫切。根据诺思的描述，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其主旨在于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制度是制约人的行为的一种准则。我国的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一种制度制约人们的行为。循环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制度作保障，没有完善的制度作基础，循环经济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和推广，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制度在其中的重要性。最早高度关注制度在经济活动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是科斯，他创立了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较低，经过有关当事人的自愿协商和谈判，就能导致一种有效率的结果。后来，阿尔钦、德姆赛茨、张五常及诺思等人通过对制度的发展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科斯的理论，认为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则有赖于合约（或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威廉姆森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以及企业行为的研究，得出提高经济效率必先提高制度的效率，并且，随着经济活动的变迁，制度也应随之改变这一重要结论。到了诺思这一代则直接认定制度与制度变迁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历史也不断证明：有效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当的制度安排则会使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而且也包括非正式约束机制。制度是演进的，不断变迁的。制度演进中存在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即制度的演进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路线和方向发展且会得到自我强化。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和突破固然重要，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则更为重要。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从这两个国家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被视为其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如德国早在1986年起就先后颁布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和《循环经济法》等，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使废弃物从避免或减少产生到循环使用再到最终处置。另外针对不同的行业还专门制定了如《废旧电池处理规定》、《限制废车条例》、《饮料包装押金规定》等一系列措施来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德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为我国提供不少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我国尽管已经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创办了生态工业园区和开展了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省的试点和示范工作，但总体上说我国的循环经济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从发达国家推进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我国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欠缺就显得尤为突出。当前阻碍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建设的因素主要有：其一，尚未形成适合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保障。不解决制度和机制问题，仍按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去管理，而将对生态和资源的管理排除在外，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无法建立。其二，旧制度路径依赖的存在。制度变迁存在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建立循环经济的新制度体系势必要遭到传统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因此，循环经济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三，环境产权难以界定。为使外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成本内部化，十分有必要界定环境产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决定其产权难以界定。另外在中国，由于环境产权的主体是国家，能不能以及如何将环境产权转让和交易是一个难题。

四、循环经济制度建设的思路与对策分析

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要实现从传统经济到循环经济的转变，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要依靠制度建设来规范政府、企业、等循环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必须意识到，我国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背景，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殖民地和全球生态资源背景，以及现实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对于伴随着快速工业化而来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们没有可供转嫁污染产业的空间和回避社会问题的余地。因此，起源国外的循环经济理论只能部分适应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相应地，循环经济制度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正式法律法规和政策，包括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条例、政策、计划、规划等；二是人们约定俗成共同遵守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正式行为规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三是循环经济制度的实施机制。循环经济建设需要在上述三个层面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首先，要构建循环经济的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两方面。法律法规制度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较高的稳定性，因而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基本的保障。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资源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因此，我们既要加紧研究制订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同时也要结合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为循环经济的建设和实施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从循环经济发展政策来说，关键要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财政政策和产品价格政策。要利用经济杠杆对资源利用、清洁生产、废弃物排放等进行管理与协调，从经济激励和行为规范两方面入手，有效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其次，要对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制度安排的构成要素之一，非正式制度安排与人的动机和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是影响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形力量。环境制度的失败的思想根源在于狭隘的经济增长主义，因此，要实现由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第一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摒弃将人与自然相对立，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将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第二要改变“自然资源无价”的错误认识，树立自然资本的观念，将资源和环境视作与土地、劳动一样能够参与生产活动并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利用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来纠正人们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错误行为。第三要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鼓励公众自觉参与各种形式的循环经济活动，形成自觉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良好氛围。

再次，制度实施机制。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彻底变革，客观上要求形成经济系统与复合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自运行机制，要求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统一。因此，循环经济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推进、公众参与”的方针，从试点示范入手，从微观的企业层面、中观的区域层面和宏观的社会层面协调推进。具体而言，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划及政策，对各微观主体的环境行为进行有效的激励或约束；需要企业把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纳入其总体的创新、发展和经营战略，自觉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上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使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对公众来讲，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树立同环境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自愿选择绿色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推动整个社会向循环经济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1]鲍尔丁：宇宙飞船理论[J].工业生态学，1997.

[2]康芒思：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81.

[3]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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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与制度建设

循环经济（Recycling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深刻认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提高资源利用与环境效率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手段，以市场机制为动力，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经济上可行的前提下，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和环境污染最小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循环经济放弃短期的表面物质追求，通过把废弃物开发为新的资源，最大限度地重复利用物质和能量，旨在系统地使经济中的总体资源增值，实现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很显然，循环经济是一种高层次、高端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其整个过程都贯穿了对制度建设的依赖性。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目前在国内的发展也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和试点的建设方面，没有在全社会推广开来。从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制度建设是其推行的重要保障。而我国在制度的建设方面还很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对制度的探讨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的建议。

二、制度的内涵与功能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单纯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已经无法为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人类经济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于是，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开始为人们所认知。随着制度分析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蔚然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思想、人力资本和收益递增的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许多经济学家吸收并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识到若要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关注发展中的有关制度性因素，认为制度应是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变量，有效的经济组织与制度安排对可持续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把制度看作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康芒思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方式”，是“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定义首先由舒尔茨提出，他为制度做了经典性的分类，将制度分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框架的制度等，并把制度定义为一种涉及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行为规则。诺思则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认为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对制度的定义都围绕着“规则”一词进行，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强调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们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制度，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制度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影响的框架。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对组织中的个人实施奖励或制裁，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的激励或约束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制度来观察和理解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关于制度的功能，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解释：威廉姆森认为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舒尔茨认为制度就是为经济提供服务；还有观点认为制度的功能是通过提供激励机制而使外部利益内部化。谭崇台认为，制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塑造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提供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和扩散信息”，促成“社会共识或一般性的认识基础”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帮助人们估计其他人可能的行为进而矫正自己的行为。”从循环经济的内在需求来看，制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经济主体参与循环经济活动提供激励。第二，对经济主体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行为提供约束，抑制环境不友好的机会主义倾向。第三，使外部性合理地内部化，将资源要素的投入和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第四，协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持续发展。

三、循环经济中的制度问题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使用、浪费，和为追逐高额利润而污染环境的行为，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副效应。因此，加快循环经济的制度建设就尤为迫切。根据诺思的描述，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其主旨在于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制度是制约人的行为的一种准则。我国的资源浪费严重，环境不断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一种制度制约人们的行为。循环经济的建立与完善需要制度作保障，没有完善的制度作基础，循环经济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和推广，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制度在其中的重要性。最早高度关注制度在经济活动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是科斯，他创立了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较低，经过有关当事人的自愿协商和谈判，就能导致一种有效率的结果。后来，阿尔钦、德姆赛茨、张五常及诺思等人通过对制度的发展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科斯的理论，认为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则有赖于合约（或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威廉姆森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以及企业行为的研究，得出提高经济效率必先提高制度的效率，并且，随着经济活动的变迁，制度也应随之改变这一重要结论。到了诺思这一代则直接认定制度与制度变迁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历史也不断证明：有效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当的制度安排则会使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而且也包括非正式约束机制。制度是演进的，不断变迁的。制度演进中存在着较强的“路径依赖”，即制度的演进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就会沿着既定的路线和方向发展且会得到自我强化。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和突破固然重要，但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则更为重要。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从这两个国家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经验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被视为其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如德国早在1986年起就先后颁布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和《循环经济法》等，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使废弃物从避免或减少产生到循环使用再到最终处置。另外针对不同的行业还专门制定了如《废旧电池处理规定》、《限制废车条例》、《饮料包装押金规定》等一系列措施来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德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为我国提供不少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我国尽管已经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创办了生态工业园区和开展了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省的试点和示范工作，但总体上说我国的循环经济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从发达国家推进循环经济的经验来看，我国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欠缺就显得尤为突出。当前阻碍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建设的因素主要有：其一，尚未形成适合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保障。不解决制度和机制问题，仍按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去管理，而将对生态和资源的管理排除在外，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无法建立。其二，旧制度路径依赖的存在。制度变迁存在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建立循环经济的新制度体系势必要遭到传统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因此，循环经济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三，环境产权难以界定。为使外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成本内部化，十分有必要界定环境产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决定其产权难以界定。另外在中国，由于环境产权的主体是国家，能不能以及如何将环境产权转让和交易是一个难题。

四、循环经济制度建设的思路与对策分析

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要实现从传统经济到循环经济的转变，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要依靠制度建设来规范政府、企业、等循环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必须意识到，我国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背景，发达国家所具备的殖民地和全球生态资源背景，以及现实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对于伴随着快速工业化而来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们没有可供转嫁污染产业的空间和回避社会问题的余地。因此，起源国外的循环经济理论只能部分适应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相应地，循环经济制度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正式法律法规和政策，包括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条例、政策、计划、规划等；二是人们约定俗成共同遵守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正式行为规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三是循环经济制度的实施机制。循环经济建设需要在上述三个层面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首先，要构建循环经济的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两方面。法律法规制度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较高的稳定性，因而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最基本的保障。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资源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因此，我们既要加紧研究制订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同时也要结合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为循环经济的建设和实施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从循环经济发展政策来说，关键要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财政政策和产品价格政策。要利用经济杠杆对资源利用、清洁生产、废弃物排放等进行管理与协调，从经济激励和行为规范两方面入手，有效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其次，要对循环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制度安排的构成要素之一，非正式制度安排与人的动机和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是影响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的一种无形力量。环境制度的失败的思想根源在于狭隘的经济增长主义，因此，要实现由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第一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摒弃将人与自然相对立，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做法，将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第二要改变“自然资源无价”的错误认识，树立自然资本的观念，将资源和环境视作与土地、劳动一样能够参与生产活动并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利用价值规律和价格杠杆来纠正人们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的错误行为。第三要加强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鼓励公众自觉参与各种形式的循环经济活动，形成自觉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良好氛围。

再次，制度实施机制。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彻底变革，客观上要求形成经济系统与复合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自运行机制，要求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统一。因此，循环经济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坚持“政府主导、企业推进、公众参与”的方针，从试点示范入手，从微观的企业层面、中观的区域层面和宏观的社会层面协调推进。具体而言，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划及政策，对各微观主体的环境行为进行有效的激励或约束；需要企业把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纳入其总体的创新、发展和经营战略，自觉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上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使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对公众来讲，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树立同环境相协调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自愿选择绿色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推动整个社会向循环经济方向转变。

【参考文献】

[1]鲍尔丁：宇宙飞船理论[J].工业生态学，1997.

[2]康芒思：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81.

[3]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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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意见分歧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增长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与其热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们并未形成对增长及其源泉的统一认识。较为普遍接受的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上述定义表明经济增长直观表现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技术进步和制度调整则是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源泉的分析经过了从要素禀赋论、技术决定论到制度决定论，从关注非制度因素到关注制度因素的变化。哈罗德－多玛模型作为将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设条件下，得出储蓄率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结论，即

G=S/σ

(其中，G是经济增长速度，S是储蓄率，而σ是资本产出比)。

新古典的索洛－斯旺模型放松了哈罗德－多玛模型关于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通过引入总产出函数，否定了资本差别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差别与人均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在稳定均衡状态下，人均产出只受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而与其它因素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认为研发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1990）。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技术的新增长模型从本质上都属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舒尔茨虽然通过分析美国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但其实质仍然是要素禀赋决定论，只是将资本要素从物质资本拓展到了人力资本，考虑了劳动力供给者质量对增长的影响。要素禀赋论和技术决定论能从不同侧面解释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但对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现象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以诺思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者并不否认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是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动力。在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0）中，诺思将技术变化速度的差异归结为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而这两个因素本质上都具有制度的特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的大小受交易费用的制约，高昂的交易费用不仅阻碍市场发展，甚至导致市场无法形成。低效率的市场是资源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必然限制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缺乏对技术创新有效的产权保护必然导致创新不足。“从过去一直到近代都未能建立系统的产权制度，是技术变化缓慢的根源。”（诺思，1990）。基于上述分析，诺思利用交易费用分析工具，结合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勾画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

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及契约。其中政治规则被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基本决策结构及支配议事日程的明确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契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协议的条款。非正式制度来源于社会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包括行为规则、行为规范和习俗。真实经济中人的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及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与制度相关的不完全契约的形成，从而带来制度实施问题。诺思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有效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制度正是在以上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中通过降低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激励而促进经济增长。虽然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分解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但并未对三个层面在不同国家（cross-country）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相互关系进行详尽的研究。本文将推进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分析制度的不同层面在转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虽然从理论上严格界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仍然存在困难，因为两者或许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诺思，1990）但由于正式制度相对非正式制度表现为较弱的制度刚性和较弱的排他性，对于转轨国家的增长分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虽然经济学家对于正式制度中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对增长的影响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普遍认可的是有效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进程印证了了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方面最据代表性的研究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最典型的国家是荷兰和英国。

从理论角度分析，有效产权制度是使个人收益率尽量接近社会收益率的产权制度，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按照波斯纳的分析，有效产权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产权的广泛性（universality）所有的资源都应存在归属，除非资源不是稀缺资源（意味着所有经济资源都存在产权）；产权的排他性（exlusivity）；产权的可转让性（transferability）。具备上述三个特点的有效产权将通过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优化资源配置来促进经济增长。其作用具体表现为：产权将减少不确定性，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因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给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集，降低了经济交往中的交易费用；产权具有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功能。无论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的存在都将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明晰的产权将使外部性内部化，实现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等价，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产权具有激励功能。“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的最主要权能是收益权，明晰的产权将为产权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收益，从而诱使其提高努力水平、增加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3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

非正式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因为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式制度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诺思，1990）。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正式制度的互补品，通过对正式制度的拓展、阐明与修正，发挥制度的互补效应；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标准可以在经济增长中独立发挥作用。

1993年诺思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指出,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实绩低下的灵丹妙药。”同样的正式制度和宪法规则强加于不同的国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历史和理论都表明，正式制度的演变从非正式制度的“边际”演变开始的，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不存在绝对的权利。正式制度由于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的存在，使制度执行并不总是完全的，而是存在“余地”。因而，在正式制度的边界上，实际上是非正式制度发挥了协调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独立作用，在没有国家和正式制度的习俗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已经得到人类学的证明（科尔松和波斯纳，1980）。但即使在现代经济中，非正式制度也普遍发挥作用。

对转轨国家而言，强调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多数转轨国家在“赶超战略”的指导下，总是希望尽快通过改变正式制度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获取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由于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又必须经历长期的过程，“急功近利”的转轨国家就可能只注重对正式制度的移植，而不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引导。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对正式规则和惯例的大量移植可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效应，但是缺乏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正式制度面临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这种成本突出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持续的不相容,即移植的正式规则与持续的(或传统的)非正式约束的偏离。因而转轨国家要保持经济可持续的稳定增长，必须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在规范经济主体行为、降低交易费用中的作用。

4制度实施机制与经济增长

制度作为一种约束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本身具有不完全性，而且受到经济行为主体主观偏好的影响（机会主义），因而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功能的实现至关重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实施的“制度”不能成为制度。（青木昌彦，1994）非正式制度由于是经济行为主体在重复博弈中自发演化形成的，因而具有自我实施的特点。但是正式制度的实施，一般要依赖独立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制度实施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业主要表现在：第三方实施机制的成本大小，不同制度实施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执行成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实施机制应该具有最低的交易费用；第三方实施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实施机制本身的公正性，即第三方自身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不同的制度实施机制存在不同的交易费用。就促进经济增长而言，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应该最大限度促进制度的“自我实施”，降低交易费用。由于制度本身是作为经济主体的“共有信念”而存在的，具有规范性和规制性。因而，制度的实施需要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必须以满足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为前提，否则制度不可能实施。这一点对存在“集权惯性”的转轨国家非常重要，因为长期以来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企图通过社会强制来实现统治者的目标。但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在个人并非都是“毫不利己”的情况下，必然带来高昂的制度执行成本。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身反映了利益分歧造成的制度实施困难。

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公正性能够给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通过对“违规”行为的有效威慑达到制度实施的目的。由于国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国家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并非完全“公正”。“诺斯悖论”表明，政府在受到官僚体制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并不总是做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裁决”，政府时常做出违法行为。由此可见，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实施机制关键在于约束作为最大制度供给者的政府的行为。经济增长的实践也表明，一个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对于转轨国家而言，重要的是打破“软政权”，改变政府官员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弊病，实现经济主体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维护法律权威。在渐进式改革中容易形成阻碍制度变革的利益集团，因而有效政府的关键是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受制于利益集团的牵制，真正实施有利于增进整体社会福利的制度和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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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

国民经济还要能够将创新融入进去，使我们的社会各个方面，体现着健康的创新气息。它还要能够在一些新产业新产品爆发出巨大经济力量的同时，凸显出文化的内涵，甚至于让文化产业成为社会真正的主导产业。另外，我们希望，将传统的一些产业也要赋予其新的内涵，新的时代内涵以及意义。就拿农业来说，我们要以信息化，生态化，知识化，自动化来改造，并且寻找合适的切入口，与主导产业链接，使之在总体上，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才能让它维持作为最基础的产业的地位，让它不衰落下去，还能在这个社会获得好的发展。不过它已经获得了新的面孔，有了新的面貌了。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转型不应该彻底抹杀以往的旧产业，旧产业应该存在，只是它存在的方式较以往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我们当然也不能以这些传统产业尚存在，尚落后为借口，去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这个必然趋势。之所以会有人否认，是因为先前的旧观念实在是太过于根深蒂固并且强大了。

二、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

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有着一种历史的惯性与沿袭。所谓历史的惯性与沿袭指的是和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有一定的继承，与我国传统工业经济粗放式的经营相匹配。仔细看就能发现，行政指令几乎是宏观调控中十分常用和十分好用的手段。缘何？因为我国这一套国民经济管理几乎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向里追溯又能发现，因为我国的经济管理系统是带有很强的封闭性的，类似于行政登记管理系统。现在，我们站在的是现代新经济的高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存在的行政惯性特征。在能够把握这个特征的基础上，还要能够提出切实的解决之道。自从党的十召开以来，我们的政府将服务两个字提出地很多，尤其在与经济层面，政府确定了自己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服务，不是主导，不是上位者，它应该放权，在保留必要的法制管理，契约管理的基础上，将权力大胆地交给市场，交给企业。这样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它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比的优越性。并且，它也和西方以前鼓吹的政府只要当好守夜人，政府无用的论调不同，我们的政府并不是在现代的经济管理中将行政管理彻底放弃，而是要在法治的前提下。这是依法的，合乎我国市场经济的实际的。因而现在宏观调控的主体该明确了，只能是立法，执法，司法这三者。与之一起改变的，还有一些关系的变化。比如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它们之间，再也不是类似于行政管理的那种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宏观主体不会再有那种上级的权威，而微观主体将得到充分尊重，它再不是被控制的对象，它有充分的自，有充分的的空间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天地中一展手脚。因而我们能够预料，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将被或者正在被建立，这个协商谈判程序，类似于契约的形式。那么现在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十分清楚明白了。宏观主体能够对微观主体产生规范的，唯有法律手段，而不是先前的行政手段——这体现出我国法律体系更加健全，法治社会更加健康发展——进而，我们能够以更加深层的角度来看待二者关系。他们之间关系的第一个进步是先前所说——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第二个进步，则是由第一个进步衍生的。因为宏观主体是政府，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微观主体的经营者是来自于人民，那么，现在的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有了那种委托人与人的关系。宏观主体自然要依照法律程序对微观主体进行管理和引导，而微观主体却也自然拥有监督宏观主体的权利了。有了这样一层关系的回归（说回归而不是出现，是之前这种关系本来就存在，只是长期被淹没在旧的体制之下），将会比较有效地促进宏观主体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因为现在这个创新是来自于人民的诉求，是人民为了自身利益的呼声。那么这样的创新则势必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总之，在新的形势下要对经济管理制度做一个创新，进行一个突破，这样才能使得我国国民经济良好发展的新格局。

作者：李闯 单位：黑山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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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公路存在一定联系的经济效益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间接性经济效益，主要为公路在投入运营之后加强的社会相关服务能力，另一类是直接性经济效益，主要通过开展多项创新管理活动，对公路系统内部管理进行全面强化，以此促进公路在养护、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协调、统一发展。间接性经济效益与直接性经济效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公路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临海高等级公路建设中，有14家施工企业中标，新增就业岗位0.6万个，直接带动地方GDP增长0.4个百分点。该公路全线贯通后，可连接连云港、大丰港、南通港三个深水大港，预计日均车流量可达1.5－1.8万辆次，对于拉动江苏沿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提高公路经济的重要性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路建设的发展，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的数量逐渐增加，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此，公路经济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有利于交通运输压力的缓解现阶段，我国公路交通运输的效率与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公路运输方式、结构呈现不断变化的态势。从侧面来看，公路经济效益的增加，主要在于原料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建筑行业的发展与改革，增大了就业需求，减轻了就业压力;同时，公路经济效益的提升，有利于公路网络的成熟与完善。一方面，基础设施、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得到了有效缓解，甚至已经彻底消除;另一方面，提高公路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投资环境、分布格局，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促进市场改革、开放，推动第三产业，提升经济水平。

2．2有利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公路经济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存在密切的联系，与我国制定并实行的产业政策有较大关联。由于我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在资源环境、地理位置等多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经济文化水平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为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源;同时，公路经济具备的枢纽作用促进了苏北与苏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融合，在经济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对于公路经济进行分析与研究较为复杂，与很多领域均有涉及，在信息数据采集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公路经济的提高直接影响着民生等一系列问题，对于社会生活具有重大意义。临海高等级公路在建设完成之后，已经成为连接南北地区的一条主要通道，且临海高等级公路上未设置收费站，有利于物流成本的降低与经济效益的提高。

3制约公路经济提升的主要因素

对于公路经济提升造成制约的因素呈现多样化。首先，思想观念对于公路经济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制约，思想观念的滞后，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造成影响，特别是公路建设中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思想观念上还未摆脱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对其在工作上的创造性、积极性造成严重影响。其次，公路经济发展过程中，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作用，造成公路系统中的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丧失主导作用，无法达到各个区域中公路管理、养护的要求，不利于公路经济效益的充分发挥;同时，地理位置对于市场经济具有一定影响，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人口较少，在竞争中无法取得有利地位，对公路经济效益提升造成制约;而且公路管理体制对于公路经济效益也有一定的硬性，我省大多数地区在公路管理方面，均实行了半下放式管理，这种管理方式虽然能够充分调动地方与公路行业的积极性，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此种公路体制在公路养护、建设方面无法有效满足省里制定的计划要求，难以达到公路建设、养护过程中的规定标准。另外，公路养护与公路建设在资金成本方面较为欠缺，也是制约公路建设、养护的主要原因之一。公路养护成本的增加，导致公路部门在资金成本方面形成一个挂账资金，长期通过负债方式以维持公路养护与公路建设的正常运转，存在较大的风险，公路养护与公路建设资金的不足，对公路经济的长远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4公路经济效益提高的策略

4．1重视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转变思想观念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公路经济效益提升的基础，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全员参与，组织、开展一系列相关活动，加强管理人员理论知识学习，提高管理人员的思想认知水平，树立一个新的市场经济理念，以此充分调动员工在工作上的积极自主性、创造性，从根本上提升经济效益。

4．2重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是充分发挥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公路建设中的管理人员，不仅要重视健全管理制度的建立，还要充分使用市场中不断变化的需求，与自身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创建一个合理、规范的管理机构，制定并实行科学的规章制度，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公路管理工作的可行性、有效性以及合理性。总结归纳，建立健全公路管理制度，需注意以下事项:(1)建立健全公路管理机构和组织;(2)根据每条公路的不同特征，建立一个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同时，重视制度的落实，这是制度产生效果的关键所在，公路管理部门只有落实规章制度，才能够促进公路经济的提高，实现公路建设经济效益最大化。

4．3应用多样化经营模式，转变传统经营方式公路管理人员在推动公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公路经济活动与市场发展中的需求一致。所以，公路管理人员应当了解与掌握整个公路系统，适当调整公路内部结构，转变、完善经营机制，增加公路经济的增长点。

4．4加大公路建设力度，通过多个渠道进行融资现代公路建设过程中，应当重视公路网络规模的扩大，提高公路系统的深度性与通达性，促进公路的快速发展。重视各个融资渠道的挖掘，采用一系列融资手段，促进公路经济的提升。例如:选取集资、招商引资、项目竞标以及银行贷款等一系列方式，获取资金成本，以此筹建相关的生产活动，扩大公路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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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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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权制度的基础——产权经济理论

水权，也称为水资源产权，其理论基础源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经济理论。产权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某种归属关系，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组权利。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任何产权都是排他的，这意味着两个人不能同时拥有控制同一事物的权利。

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西方产权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西方产权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科斯，后来其理论又由布坎南、舒尔茨等丰富和发展。科斯的主要观点是：（1）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买卖，而是权力买卖，人们购买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权利；（2）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产生的，市场失效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的；（3）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4）严格界定或定义的私有产权并不排斥合作生产，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5）在私有产权可自由交易的前提下，中央计划也是可行的。

科斯在研究产权交易的外部性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机制背后的制度前提——产权结构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分析，是我们研究水权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水权制度的起源及其特点

水资源产权，或水权，是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水产品与服务经营权等与水资源有关的一组权利的总称，是调节个人、地区与部门之间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一套规范。水资源所有权是水资源分配和水资源利用的基础，由于水资源的流动性和稀缺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水资源国家所有的水资源所有权制度。因此水权可以认为是一种长期独占水资源使用权的权力，同时也可以认为是一项财产权。

水权制度的起源是与水资源紧缺密不可分的，在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早期阶段，水资源利用是采用即取即用的方式，随着人口增长和开发活动，水资源成为一种短缺的自然资源，水权就作为解决特定地区社会系统冲突的制度而产生了。

在大部分可开发的水资源已被分配占用的情况下，人们关注通过销售和转让来重新配置那些已经被分配的资源，多数水权转让是从较低收益的经济活动向较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让，如从农业用水向城镇供水和工业用水转让。在这种情况下水市场就应运而生了。80年代初期，美国西部的水市场还仅仅称为“准市场”，是不同用户之间水权转让谈判的自发性小型聚会，而现在“水资源营销”、“水资源销售”已经是水管理杂志上常用的术语，在门户网站的搜索器上键入“水市场”，可以找到无数个正在进行网上交易的水市场，甚至可以“买者”或“卖者”的身份登录。

水市场的意义在于通过重新分配现有水资源来满足城市化与工业化对水资源的需求；抑制或避免新建供水工程；通过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加可利用的资源量；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以市场方式实现水权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的转让。

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1988年颁布的第一部《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对于水资源所有权做出了明确规定，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现代产权制度的发展导致法人产权主体的出现，所有者和经营者可以分离，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都可以分离和转让，在我国，由于水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各种利益主体的经济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导致了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低效利用。因此，明晰水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至关重要。

建立水权制度应有以下几个步骤：

1．摸清水资源家底

通过水资源评价摸清水资源家底是建立水权制度的基础。水资源是指由降水产生的，具有一定的量和质，能够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多方面用途的可更新的动态资源。水资源量仅是一个说明一个地区自然地理和水文气象条件的指标，与开发利用关系更为密切的是水资源的可利用量。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指在流域水循环过程不致发生明显不利改变的前提下，从流域地表或地下允许开发的一次性水资源量。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大小与经济实力、技术水平、水污染状况等因素有关，是最大可能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通过水资源评价确定流域和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是合理配置水资源和确定初始水权的基础。2．分析需求结构

水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和私有物品的双重属性，在供水、水能利用、灌溉等领域具有私有物品的属性，在维持生态系统、防洪等领域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水权是一种独占水资源使用权的权利，是一项收益权，同时也是一项财产权。因此在配置初始水权之前，有必要分析水资源的需求结构。水资源需求可以分为基本需求、生态系统需求和经济需求三种。基本需求是指公民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必须的水量，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用水需求也作为人权的范畴由政府保障，这部分需求必须无条件满足，不能通过市场解决，每个地区按人口计算的水资源基本需求在水资源配置中必须优先满足；生态系统需求是维持生态系统和水环境而必须的水资源量，是一种非排它性的公共物品，难以进入水市场，应由政府负责提供；经济需求是指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等多样化用水，具有竞争性、排他性、收益关联性等私有物品特征，可以通过配置初始水权、通过市场机制转让水权的形式实现水资源在地区和行业间的优化配置。通过需求分析发现，只有多样化的经济用水适合通过水市场转让和交换。

3．配置初始水权

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水权实质上是对一定量的水资源在一定时段内的使用权。配置初始水权，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分配用于经济目的的水资源的使用权。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土地、水资源等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而地方政府是地方各种经济组织和与水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代表，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作为水权制度的主体和水权的代表者。配置初始水权可以理解为通过水资源总体规划和水资源配置方案，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参照有关国家建立水权制度的经验，水权配置应该体现以下原则：

优先考虑水资源基本需求和生态系统需求原则：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在按人口分配各地区基本需求、考虑生态系统需求的基础上，对多样化的经济用水需求进行水权初始配置。

保障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原则：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任何时候，保护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是水资源配置中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不考虑社会效益。

时间优先原则：以占有水资源使用权时间先后作为优先权的基础。

地域优先原则：与下游地区和其他地区相比，水源地区和上游地区具有使用河流水资源的优先权，距离河流比较近的地区比距河流较远地区具有优先权，本流域范围的地区比外流域的地区具有用水的优先权。

承认现状原则：在一地区已有引水工程从外流域或本流域其他地区取水的条件下，承认该地区对已有工程调节的水量拥有水权。

合理利用原则：申请水权的地区必须能够证明所申请的水权是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的。

公平与效率兼顾、公平优先的原则：作为确定初始水权的水资源配置，必须充分体现公平性的原则，这样落后和欠发达地区才能在发展阶段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在满足公平性的前提下，应把水资源优先配置到经济效益好的地区。

留有余量原则：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各异，需水发生时段不同，人口的增长和异地迁移会产生新的对水资源的基本需求。流域水资源配置在考虑生态系统需水的前提下，水资源配置还要适当留有余地，中央政府保留这部分预留资源的水权，不能分光吃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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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业税概述

“物业”一词源于我国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其一般的含义是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设备、设施和场地等。物业税在不同国家、地区，具体名称不尽相同，在日本称为“房地产税”,在法国有与之类似的“住宅税”，在英国有“市政税”，在美国我们所讲的“物业税”则包含在“财产税”之中。虽然名称不同,但其概念基本相同，一般意义上的物业税主要是指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者或承租人(个人或法人)对其所有或使用的该不动产按期缴付一定税额的税种,其税额额度随不动产价值的变化而变化。

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已经成为重要的税种之一，其在这些国家实行的过程中体现了以下特征：

（1）坚持“宽税基、简税种、低税率”的原则。

（2）根据不动产使用性质的不同确定不同的税率。

（3）征税范围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公共、宗教、慈善等机构的不动产在免征范围内，这一点更注重不动产范围的界定，即城镇和农村的不动产均在征收范围内，以及征收上的地域差异，使其征收规则与实际情况结合更紧。

（4）物业税在财税划分体制中属于地方税种，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针对目前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情况，把物业税纳入地方税种范围是十分必要的。

（5）各国都建立了完善的房地产登记和评估制度与之相配套。

2经济法的社会本位

法的各个部门在处理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的主旨和调整方式，对国家和非公共组织、个人的保护和制约也有不同的侧重，从而区分出不同的法律调整模式。相对行政法的权力本位和民法个人权利本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

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上是体现社会本位的。事实上，社会利益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存在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得以存在的完全而充分的理由，正是基于此，经济法在调整上述三种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始终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保持干预的适度性，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保证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这也就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主要内容。

税收体制作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的具有社会本位的特质。国家在制定相关税收制度和政策时，必须依法合理的行使权力，对社会负责，不能够只求扩大税收收入，设定不合理的税种税率；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利，不得片面强调自身的财产利益，置社会利益于不顾，以行使权利为借口对抗行政干预而损害他人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社会中间层主题则要独立于前二者，为政府干预市场和市场主体交易活动服务。在整个经济环境中，任何主体的活动都是依照经济法的规定，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准的。在更深的层面上，从的角度考量一个国家的税收法律或体制，税收的征管涉及到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博弈，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税收法律必将承载着更重的色彩，将“在民”的精神更好地体现出来，从而也就更加鲜明的具有社会本位的特质。3物业税的经济法价值

（1）以统一规范的物业税归并杂乱的税费，避免因税种复杂而导致重复征税现象，同时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我国房地产业税收的现状表明，涉及房地产业税种大致有9个，而涉及到房地产的各项杂费有80到200项不等，房价的40％为相关税费，如此沉重的税费负担，开发商必然要将其转嫁给购房者。换句话说，就是购房者在实际上承受着房地产的沉重税费负担。在这极为混乱繁杂的税费中，有部分是不合理的，有的是重复征收，有的则纯粹是乱收费。统一出台物业税后，这种杂乱的情况必定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在消费者刚性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房价随着税费的降低而下调的可能性值得期待。在经历了房价持续快速上涨之后，这种降价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广大消费者，物业税在社会大众的此项受益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从消费环节抑制需求，打击“炒楼”、“圈地”等投机行为。现行房地产税费制度，无论在税种、税率设置、计税依据方面，还是在税收征收成本和奉行成本方面．都不能很好的限制房地产产业的投机行为，导致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缺位。而物业税的开征会使房地产自用需求者倾向于购置较小面积的房地产，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投机需求，从而在消费环节减少房屋的需求量，对房价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使社会大部分个体从中受益。

（3）有利于确立一个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根据世界各国的实践，物业税均被归为地方税，再加上我国目前的税收状况呈现出“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物业税所得“分地方一杯羹”，甚至可以将物业税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以持续和稳定的水源保证地方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改变现阶段地方政府卖地筹钱的根本动因，协调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的平衡。这种平衡使地方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中央政府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全国性公共产品，最终达到公共产品的供给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4）有利于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在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对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目前的房产税征收体制下，税收对土地资源的配置功能并未很好地体现出来。而物业税的征收，尤其是农业用地和非农用地的差别税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业用地得非农化，同时抑制大面积商品房的大量出现，促进满足大多数消费者需求的中小户型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

（5）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按照西方税收理论，物业税是否具有收入与财富分配功能取决于对其税负归宿的分析，如果税负归宿相对于财富分布具有累进性，那么它就具有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反之则否。结合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实际，本文倾向于不动产税具有累进性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物业税很有可能采取使用性质不同、省区不同，则税率不同的征收方式。

总的来讲，物业税的征收可以从开发商、消费者、投资者、政府等各个市场管理和活动主体的层面，对其行为进行间接或直接的规制，使“有形的手”在不动产领域充分发挥其调控作用，给初涉市场的房地产产业一剂高效的镇定剂，解决目前市场出现的盲目投资、滥占农地等短视行为引发的一系列环境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物业税的征收在完善我国税制的同时，给社会法制进程的深化和公共利益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一条进路，是国家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趋于符合社会的需求，经济法的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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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1897年萨洛姆诉萨洛姆公司案

萨洛姆是一名个人企业皮革制造商，为达到规避经营个人企业所产生的无限责任风险，决定在个人企业之外，另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再由该股份公司收购其个人企业。为了凑足成立股份公司的七个股东，萨洛姆将其妻及子女均列为公司股东，每人仅持有一股，其余股份由自己持有。该公司开始收购萨洛姆的个人企业，总价款38782英镑，付款方式为以现金支付8782英镑，不足部分包括：由萨洛姆认购的公司股份、该公司以萨洛姆为债权人的个人担保债务及其他债务。一年后该公司经营不善被迫清算，公司债务超过资产7733英镑，萨洛姆提出要求先清偿其持有的担保公司债10000英镑，这样其余债权人的债权便无法满足。公司清算人即以萨洛姆为被告，主张公司法人人格不存在，要求萨洛姆须以公司债务人的身份清偿公司债务。

一审法官认为该公司是萨洛姆为逃避债务的替身，判决他败诉。巡回法庭审理此案后，并没有判决该公司的设立行为无效，但还是主张萨洛姆应该清偿公司债务，即萨洛姆滥用了公司的法人人格。最后该案上诉至英国上议院，全体法官却一致认为萨洛姆无须对该公司债务负清偿责任，并且他还拥有优先债权。判决理由是，只要公司依法成立，不得因持股比例多少而认为该公司不具备法人人格。此案的最终判决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一是“公司独立的法人人格”的严格执行；二是英美各国大量成立实质一人公司。

二、实质一人公司的定义及分类

实质一人公司在学理上亦称“广义一人公司”或“准一人公司”。学者们的观点大同小异。台湾商法学者赵德枢认为：“此类公司系指公司股东虽为复数，但除某一特定股东为真正股东，实质上掌握公司控制权者外，其余股东皆为挂名之人头股东，此类挂名股东并未能真正享有股东权益或经营公司业务。”王涌教授认为：“实质一人公司是指公司虽然在形式上有复数股东，但仅有其中一人为股份或出资的真正所有人，即公司的‘真实股东’，其余股东依信托等法律关系而为名义股东，就名义下的股份出资或出资并不能实际享有权益的公司。施天涛教授则认为：“实质一人公司是在形式上达到法定人数，但如果从实质上考察，公司真正的股东却只有一人，其余的股东只不过是挂名而已，即所谓的‘傀儡股东”。本文亦赞同这样的观点。按照真正股东的形成时期可以把实质一人公司分为设立时的实质一人公司与设立后的实质一人公司。前者指公司设立时就只有一名真正享有股东权益的股东，其余股东皆为挂名；后者指公司本来是复数真正股东，后来由于股权转让，股东退股或其他原因使公司股份逐渐沦为少数人持有，当股东人数减少至不符合公司法中最低股东人数的规定，为避免公司解散则必须由该公司的现存股东拉来挂名股东代替。两种表现形式的实质一人公司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

三、实质一人公司的设立——理性人的选择

经济学和法学并不是两条平行线，相反，二者之间应该存在着天然的交集。二者都是研究人的行为，而且是在不同的视野下，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人的理性选择。理性人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意味着如果存在选择，行为主体将选择预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波斯纳在其经典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写到：“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人’，即主体的预设应是‘理性人’或‘经济人’。理性人即指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理性人运用逻辑推理和所有相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息，去实现愿望和价值，决定如何行动，以及接受法律原则。波斯纳还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推论可见，理性人要求国家在设置法律体制及其运作机制时应对主体自主选择权利或者效率最大化的事实予以预先考虑。主体的选择是效率最大化的选择，法律在价值衡量后应该给予宽容——基于本人对科斯定理的理解。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甚至可以突破合法性，当然，在合法前提下的理性人选择更佳。实质一人公司的出现是理性人的选择。理由如下：

(一)合法性。前文所述案例中，被告之所以能够获得最后的胜诉，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该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是合法的，合法设立的公司才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直至各国立法开始陆续承认一人公司制度前大量成立的实质一人公司莫不是在法律框架内的合法选择，遵守了国家设置的法律体制及其运作机制，这是理性人选择的前提。．

(二)自主选择性。公司法律制度创设以来，依照公司基于公司本质为社团性或契约关系而产生的传统理论，股东必须为复数。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法律制度规定了个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法律制度具有激励导向的基本功能，个人在行为前先要分析行为的成本，预测行为的收益，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制度也是有成本的，一方面，制度能够带来收益；另一方面，制度可能限制人们的行为，制约经济效益，从而构成理性选择的社会约束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拥有投资能力的个人大量出现，在规避经营风险动机的刺激下，公司的股东必须为复数的条件，被企业的经营者们以单独真正享有股东权益的股东成立公司，借此享受有限责任的方式所挑战。以单个股东成立公司一开始虽不被法律所允许，但是不论是设立前还是设立后的实质一人公司，其真正股东只能主动选择来拉人头股东的方式凑数。

(三)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波斯纳认为效率是制定法律的最高准则。简单的理解，在资源稀缺性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用最低的成本换来最高的效益。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起基础性地位的法律之一的公司法，效率虽然不是唯一目标，但却应该是其追求的最主要价值目标。法律经济分析的核心概念是交易和交易成本，任何人与人之间的行为都属于广义的交易，交易成本就是交易所耗费的稀缺性资源。交易不但耗费资源，而且创造价值，即交易收益。法律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方法是交易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交易成本与交易收益之间的比率就是交易效率。效率的最大化就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率最大。同样，效率的最大化还应该是各种选择中比率最大的。在成本收益无法量化的情况下，比较选择也应该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投资者广泛采用实质一人公司的收益，主要有如下几点：1．承担有限责任，确定经营风险。此为实质一人公司制度乃至整个公司制度最富有吸引力的地方。而扩大有限责任的适用范围，大大鼓励了新的投资者，鼓励他们开创风险事业，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多元经营使现代企业的经营风险分散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2．实质一人公司的内部结构简单，经营成本降低。实质一人公司为中小企业所适用，成本接近为零，避免股东之间的纷争，有效保护公司商业秘密，管理和运行灵活，便于决策者及时调整战略；3．维持公司的存续，避免资源的浪费。设立后的实质一人公司避免了因股东不足法定人数而导致的公司解散，同时也使得与该公司相关联的其它经济主体避免受到影响，减少了大量的直接和间接损失。与之对应的是广泛采用实质一人公司形式的成本，主要有：1．唯一真正股东的不受限制性同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相加将对债权人不利：一人经营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导致一旦公司经营不善造成亏损，直接受损的便是债权人；2．缺乏有效制约和内部监督，容易导致为真正股东滥用法律人格提供了机会，自我交易，超额报酬，逃避义务，规避公司的侵权责任等现象会经常出现。即使可以“刺破公司的面纱”，但将增加社会成本；3．如果实质的一人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因其股东的特殊性，带有不可避免的国家独占性，往往容易产生垄断。从法律上规制垄断，又将导致成本的增加。

立法可以有不同选择，与实质一人公司采用对立的是从法律上禁止实质一人公司。然而，从法律意义上看，实质一人公司是法律不可禁绝的；从经济上看，禁绝实质一人公司将会导致社会成本的最大化。避免广泛采用实质一人公司的成本此时即成为禁止实质一人公司的收益。这个收益与成本的比率是趋于无限小的。此时，对比就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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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好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有效策略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想切实做好质量技术监督工作，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

(一)及时调整观念

要想做好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及时对自身的观念进行调整，认清形势，强化责任，将提升服务质量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加快推进质量振兴战略，全面加强安全监管，在保证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对市场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全力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违法违纪行为，严把产品质量观，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强化工作实效性

在市场中，部分产品是有季节性的，如农产品、服装等，一旦过了结节，就会停止生产和销售，消费者也不再使用，因此，质量监督工作应该保证实效性，在季节刚刚开始就要进行，并且保证检验的效率，将检验结果在第一时间以各种形式进行公布，使得消费者可以在季节内了解产品的质量信息，真正起到引导消费者和质量监督的作用。

(三)开展品牌建设品

牌效应一直都是引导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积极开展品牌建设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而言，要加强对于品牌的认识和研究，结合本地区的特色产品和服务，对相关企业进行扶持，推动其快速发展。同时，要加大同类产品的品牌整合速度，推进地区品牌建设，对品牌的使用进行规范和管理，并加强对于品牌产品的抽检和复检工作，确保品牌产品的质量。对于仿冒品牌产品的行为，要予以严厉的打击，保护品牌产品的知识产权和外在形象，放大品牌效应。另外，要强化品牌产品的宣传力度，鼓励消费者选择品牌产品，并组织企业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完善工作体制

完善质量监督工作体制，强化监督部门自身建设，对于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有效执行是十分必要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具体要求包括：注重科学发展，加快综改示范，提升品牌效应，强化科学监管，确保优质服务，构建交流平台。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充分重视起来，当好推手，进一步发挥质量技术监督工作的推动效应、保障效应以及服务效应，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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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方法论二元观制度个人主义

经济学的发展趋势总体来说就是其方法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因为方法论是对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有其特定的认识基础和逻辑前提。它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手段的运用和研究目的的限定。这种变迁的结果是，当人们在考察经济现实的时候，用不同的视角去进行观察，由于切入点的转换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结论出现。“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有没有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也是它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塞缪尔森认为，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上，一般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沿着两条不同的途径展开，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只能来自对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制度经济学分为新旧两个学派，其分野的基础在方法论上是前者开始遵循着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后者开始遵循的是整体主义的方法论。

一、方法论一元观：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旧制度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区别正如前文塞缪尔森所言，前者是把个体行为放在第一位的，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高于一切。并且这两种方法在新旧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中被认为是对立的，这也是这两个学派的主要区别之一。

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总结，旧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特征是：①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③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

尽管整体主义者对社会约束或决定个人行为的强度看法有不同，但正如卢瑟福的归纳，整体主义的所有形式都把社会整体放在首位。他们一般都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加总，而是由特殊的结构联系起来的社会整体规定了个体的属性、规定了个体的生存发展空间。旧制度主义者宣称，不是理性的个人的自由选择导致了制度的变迁，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迁决定了个人行为的选择方式和选择空间。换一句话说，在旧制度主义者的眼里，整体是第一性的。

如旧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康芒斯在其名著《制度经济学》中认为，在经济学里有稀少的东西，人们才缺乏和向往，假如一切东西都是无限丰裕，那么就不会有自私、不会有不公道、不会有财产权、不会有伦理学。正因为有稀少性的存在，物质的取得就由集体行动加以管理(集体行动是整体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集体行动规定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他认为所谓的制度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集体行动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许多有组织的运行中的机构，如家庭、一般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联合事业的集团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控制的结果。最后他得出结论：既然某些人得到解放和扩张是由于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对其他的人作了抑制，同时制度的简单扼要的定义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那么制度或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起抑制、解放、扩张的决定作用。

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情形一样，马尔科姆·卢瑟福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征也概括为：①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②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③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

这就是说，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眼中，组织或集体本身不再是主要研究的对象，相反，对社会单位分析必须从其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其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之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的社会和集体，社会或集体只是一个假想的团体，只是个体的总和，从而社会幸福只是个体幸福的总和。按Watkins的话说是“人决定历史，不管人自身被什么决定”。

柯武刚与史曼飞在他们两人合著的《制度经济学》中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社会中心的知识太有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断深化，无人了解其路径，也无人能预测其路径。只要个人有创造能力，他们就能影响历史，因此诸如“历史铁则”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用了一个很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二个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的优劣。在2o世纪80年生了两起地震，一起地震发生在原苏联的亚美尼亚，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亚美尼亚的地震发生时，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引发了大量的委员会，以确认和策划重建工作，但所有这些努力到苏联解体时仍没有解决；旧金山的地震发生后，仅数小时，远在芝加哥的玻璃供应商们就已经为运往旧金山市场的卡车装货了。柯武刚与史曼飞借用卡尔·波珀的观点批评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认为那是历史决定主义，这种历史决定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该系统的发展遵循可预期的模式通向一个理想的终极状态，实际这已经被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失败了的。卡尔·波珀对个体主义方法论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社会这个开放系统的演化在本质上依赖于人类知识的发现，即“依赖于一个本质上不可预测的、无止境的过程”。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总体上看，新旧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是对立的。虽然他们都坚持社会方法论一元观，但对构建方法论一元观的基础在看法上却大异其趣，一者强调从个体中异化出来的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即历史决定个体；一者只承认个体的存在，整体(或集体，或社会)只是一个假想之物，即个体决定历史，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调和的。

二、方法论二元观：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并行

随着研究的深人，一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发现，单纯地用整体方法或单纯地用个体方法来观察世界和解决问题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因为现实生活中既有整体的存在，又有个体的生成。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共生现象得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整体到底是一个机械的组合，还是一具有自己生命力的有机体?有些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即使在方法论大战中也没停止对对方方法论的思考旧制度主义学派中的代表作家凡勃伦可以说是最早说要给个体主义方法以关注的作家。他说“正是个人被制度系统施加了这些常规的标准、理想和行为准则，后者构成了共同体的生活结构。于是，该领域中的科学探索必须处理个人行为，并用个人行为系统地阐述这种探索的理论结果。”但具体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凡勃伦没有做出回答。

推崇个体方法的哈耶克对整体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最终承认了二种方法论并存的方法论二元观，即整体方法和个体方法都可以用来审视社会。哈耶克认为社会中的无数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人们可以从整体中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他部分的正确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做出能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根据对个体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内部规则假说；根据对整体方法的理解，提出了外部规则的假说。所谓内部规则，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彼此认同的规则，亦即哈耶克所谓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所谓外部规则，是指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通过命令——服从方式以达到某种目的而形成的规则。按哈耶克的观，社会秩序的演进是内部秩序(即自发秩一与个体方法相对应)和外部秩序(即人造秩序——与整体方法对应)作用的结果：个人之间的互动逐步演化出一套内部规则，并随市场迅速扩散；组织之间的互动导致外部规则的演化，其中知识的不对称性决定演化的路径。

哈耶克的方法论二元观直接导致了他的秩序二元观的社会理念的形成。其中内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外部规则的方法论基础是整体主义的分析范式。哈耶克本人是自由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是推崇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异化的整体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相加，但他对整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的方法如何与个体主义以及个体主义方法互动，他无力回答，所以他在方法论二元观上构筑的二元观秩序，就充满了矛盾；他虽然提出秩序二元观，把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都作为构建世界秩序的基石，但在骨干里他还是对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强烈的偏爱，他通过《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作品表达了对人为的或人造的外部规则的疑虑，进而言之，也是对整体方法和他的秩序二元观一定程度的否定。

三、制度个人主义：对整体方法与个体方法的融合

尽管以整体方法为主来分析问题的凡勃伦和以个体方法为主分析问题的哈耶克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对方以应有的重视，但他们对这两种方法论的看法还是彼此独立的，在分析问题时如何取舍，也就是说，个人与组织以及整体与个体如何在互动中寻求规则的理解和一致性，如何协调其冲突，从凡勃伦的论述以及哈耶克的作品中不得而知。

对这两种方法论的重新思考．得益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成功推动。他们借助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方法，并引入交易费用概念，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把制度和制度变迁内在化制度经济学家阿加西把这两种方法论进行了融合，他在他的“制度个人主义”中说：“不是假设全部的协调是存在的，也不是要解释全部的协调，而是假设有某些协调是存在的，借此来解释其他的协调，如果在解释某一问题时不提及制度，那是错误的。

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考虑禀赋、技术及偏好三类变量来解释传统外生变量中剩下的另一类变量——制度。艾格特森是这样解释连续内生化过程的：“第一层次是明确建立包括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模型，但产权和组织形式结构被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关键是强调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第二层次是将交易组织内生化，但产权的基本结构仍为外生。用约束经济人的合同来组织企业内部的、跨越正式市场的以及非市场环境中的交易。例如，把企业定义为合同网络。第三层次是尝试通过引入交易费用慨念，将社会、政治规则和政治制度结构一同内生化。”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的变化这一事例来看这二种方法论融合的历程。在1940--1950年代，经济学家视制度为既定，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当时在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只强调资本(一般用K表示)。到195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已经不满足用资本聚集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他们发现要素之间在有的情况下可以替代，如果要素价格发生变化，生产组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引起企业组织形式的变更，企业是一种交易组织，交易组织在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下内生化了(此时经济增长模型由K、L、TEC、SK等要素组成，在以前的模型上增加了三个要素，其中L代表劳动，TEC代表技术，sK代表人力资本)。到1970年代，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通过实证得出结论：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f衣赖于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这时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又增添了／1STR，它代表制度)，也就是说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也被内在化了。经济增长是这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的程度取决于各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组织要素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