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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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外资商业银行的涌入将使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缺乏竞争能力的中小金融机构将面临退出市场的危险。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目前，美国的金融风暴使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国际金融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因素也逐渐增多。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维护以银行业为轴心的金融信用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功能。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重要组成部分的存款保险制度，将全新登场。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是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通俗点讲，为防止和应对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等风险，银行缴纳保费，参加存款保险。当危机发生时，存款保险机构及时向存款人予以赔付，依法参与或者组织对这家银行的清算。

存款保险制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1829年，美国即从纽约州开始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存款保险体系。直到六十年代，世界上才有9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而从八十年代开始，存款保险制度进入高速发展期：一是因为1994年欧盟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新创立的单一市场的一个基本要求；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选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截至2003年，全球已经有88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这个数字大约是1984年的四倍。其中，30个属于高收入国家，17个属于中高收入国家，30个属于中低收入国家，10个属于低收入国家。而且，存款保险制度与一个国家收入水平高低有很大关系，只有16.39%的低收入国家采用这一制度，而60.71%的中高收入国家和75%的高收入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制度。无论怎样，存款保险制度已经成为当今各国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近几年，金融业发展迅速，大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稳定金融体系、保证储户利益、加强银行监管正成为政府十分迫切的需要。

（一）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如果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实行该制度的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或破产倒闭而不能支付存款人的存款时，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投保银行可从存款保险机构那里获取赔偿或取得资金援助，或被接收、兼并，存款人的存款损失就会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有效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保险制度虽然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但它的作用却在事前也有体现，当公众知道银行已实行了该制度，即使银行真的出现问题时，也会得到相应的赔偿，这从心理上给了他们以安全感，从而可有效降低那种极富传染性的恐慌感，进而减少了对银行体系的挤兑。

（二）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频频发生金融风波。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还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要防范风险，稳定金融，只能“防患于未然”，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失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可行选择之一。存款保险制度通过向参加保险的金融机构收取一定数额的保险费，可以集中一笔巨额的保险基金，从而为保护金融业的稳定与发展架起了一道金融安全网。同时，由于这一制度对公众心理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可有效防止银行挤兑风潮的发生和蔓延，从而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存款保险公司成为银行的专业监管机构，这就要求存款保险机构要对日常的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当银行管理不善或经营非法、风险较大的业务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提出警告，勒令整改，帮助银行渡过难关。存款保险制度的职能不仅在于事后及时补救，更着重于事前防范，因此可作为一国中央银行进行金融监管的补充手段和重要的信息来源，从而有助于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

三、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路径选择

从已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存款保险制度确实在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使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有效地避免其弊端，我们有必要借鉴各国的经验，吸取教训，使得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一）立法先行。鉴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和近年来国内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断暴露的经营风险。有必要在法律基础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防范银行挤兑与系统性金融危机。具体建议：一是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同时，初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框架，使存款保险制度的运行有法可依；二是在法律框架下明确强制保险的基本原则；三是建立健全银行业产权法、破产法、最后贷款人规则等必要的金融法规，从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环境。

(二)加强监督管理。我国监管体制仍处于不断改革与完善中，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不应成为一种简单的付款箱制度，应在《存款保险条例》中明确赋予存款保险机构适度的监管权与资产处置权，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同时，由于监管效果决定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最终运行效果和基金运作的财务目标，所以存款保险机构有内在动力来执行这种监管与资产处置职能，能与其他监管机构形成信息共享，增强我国金融安全网的功能。

（三）存款保险的方式。在构建的模式上，鉴于我国的银行市场主体主要体现为四大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性的其他股份制银行及信用合作机构三大类，是选择强制加入或是金融机构自愿加入，又或是强制与自愿加入相结合的方式。笔者认为，在存款保险制度构建的模式上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

第一种模式是自愿式的存款保险模式。其设想如下：我国可以考虑在各银行集团内部设立一种由相应成员机构出资所构成的存款保险体系，即国有商业银行的保险体系由国有银行出资，非国有的新兴股份银行亦出资组成自己的保险体系，信用合作社组建自己的保障体系。

第二种模式是政府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这样的模式从建立时起即要求将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性股份性银行及具有银行性的信用合作体系一并纳入其中。客观而言，要在近期内达到该目的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各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不一。再者，我国银行内部的控制制度还很脆弱，现有的监管水平还存在事后性监管的特点。

鉴于上述的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在已有的法律基础及金融发展层次的情形下，我国目前还不宜采取统一的、垂直式的、强制保险模式。相反，我国应采用具有行业自律色彩的存款保险体系，即自愿式存款保险模式。

（四）存款保险的赔付上限。存款保险的赔付上限有两种标准：一种标准是按照人均GDP（2007年我国人均GDP约2，450美元）的3倍金额进行赔付；另一种标准是使90%的存款人得到全额赔偿的标准赔付。按这两种标准，大约每位存款人的获赔上限为5万元，这样的赔付金额显然较低。一般认为，我国银行保险限额的范围应当处于国际平均水平之上，这主要与我国居民投资渠道单一、储蓄率偏高有关。同时，我国居民储蓄账户数量众多，大部分账户的存款数量均在10万元以下，拥有10万元以上账户的居民，很可能具备对存款机构风险大小的判断能力。所以，我国存款保险限额不应超过10万元。

（五）实行基于风险的差别费率。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风险上存在较大差异，如果采取统一保险费率，既不利于公平，也可能对高风险机构产生负向激励。因而，采取差别费率更适合我国的国情。经验表明，风险差别费率制度形成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鉴于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环境，金融机构可能难以接受过于复杂的费率体系，而且设计一个最优的费率标准十分困难，有效实施风险差别费率体制需要较多的配套措施。因此，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初期，可主要根据投保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及资本充足率实行简单的差别费率，以利于形成正向激励机制，起到一定的辅助监管作用，待条件成熟后，逐步过渡到基于风险评级的差别费率。

主要参考文献：

[1].

[2]何光辉.存款保险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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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金融学理论简述

在详细阐述金融控制理论之前，我们先了解另外两种金融学理论——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通过对这两种金融学理论的了解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金融控制理论。

（一）金融抑制理论

20世纪50年代，格利和肖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当一国的政府对本国金融实行严格的控制时，就容易出现抑制金融发展，进而抑制经济发展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调查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发现很多国家存在金融与经济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现象，他们称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可以概括为：一国政府对金融业制定了政策，人为的降低利率，实行歧视性的信贷政策，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但却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使金融业处于一个没有效率的状态，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一种状况。金融抑制有几个特征：一是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不能反映实际价格水平；二是金融市场是分割的；三是高存款准备金率。虽然金融抑制有很多缺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但很多政府依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因为他们的金融体系和税收制度还不健全，只有增强对金融的控制才能保持政府的财政能力，才有力量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这样虽然造成了资金配置上的低效率，但是却能掌控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深化理论

1973年，麦金农和肖各自系统地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政府要放松对利率的控制，鼓励银行间竞争，以此最终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可以概括为政府放松对利率的控制，加深资产金融化的程度，逐渐形成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使金融业具有充分的竞争性，从而使金融业在经济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形成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一种状态。金融深化的标志有三个：一是推进利率市场化；二是发展正规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三是构建一个有效的中央银行系统。虽然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但对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没有足够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完善，信息传递效率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如果单纯鼓励银行间竞争，可能会引起恶性竞争，不利于金融业的发展与稳定。政府放弃干预推行利率市场化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失去调控金融活动的能力。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进而波及全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过度的推行了金融自由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度的金融深化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一）金融控制的内涵

宽泛的讲，控制是政府对经济的所有干预，政府实行金融控制政策是指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采取有利的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政策工具，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速度进行控制，而不是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过度的市场化措施，并最终在不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金融的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对金融进行控制的时，由于执行力度、对象和步骤的不同，金融控制的效率也不同。本文认为金融控制是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控制，即政府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弥补金融市场失灵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以出台法律法规为主要手段对金融主体进行扶持、引导、规范和约束的总和。

（二）国外金融控制文献综述

金融控制一词，最早由麦金农提出，他指出财政控制应优先于金融自由化。麦金农的金融控制理论是一种财政和货币控制理论，该理论指出转轨时期的政府靠发行货币取得资源将导致通货膨胀，而不会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实行财政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税收机制。

1、金融控制内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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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

关于金融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设计，李稻葵指出，在技术性课程上用英文教学比中文教学容易；马骁教授则提出，应选择少量标准化课程进行双语教学。笔者认为，在金融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下，应该从标准化、微观化和国际化兼顾的视角，参照发达国家金融专业的课程体系，选择一些前沿的金融学科纳入金融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比如公司金融、理财规划、投资学、国际金融管理，以及金融工程等新金融课程，作为开展金融双语教学的突破口。

2、金融双语教学与金融英语的内在关联

金融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金融理论同运用英语等外语进行金融专业沟通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教学中很多财经院校从大二开始，陆陆续续推出有关金融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大二学生的特点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已经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也有一部分学生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的考试，但是，其英文水平存在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四六级考试对口语的交际运用没有进行考核，所以，很多通过此考试的学生都存在着有“英文成绩”，无“英文能力”的问题；二是四六级考试主要是对公共基础英语的考核，因此，学生对金融专业英文术语的把握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行金融专业课程的双语教学，就有必要设立一门重要的前期准备课程———金融专业英语。金融专业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对拟开设的金融双语教学课程所涉猎的主要英文专业词汇，以及主要的金融实务操作流程进行讲解或描述，培养学生用英文对金融理论与实务进行思维与交流的综合能力。金融英语教学是金融双语教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反过来推动金融双语教学的顺畅运行。

二、金融英语传统教学策略对金融双语教学的制约因素

施良方（1996）认为，“教学策略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达到课程目标而采取的一套特定的方式或方法。”袁振国（1998）又进一步指出，“教学策略，是在教学目标确定以后，根据已定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特征，有针对性地选择与组合相关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技术，形成的具有效率意义的特定教学方案。”和学新（2000）则提出，“教学策略是为了达成教学目的，在对教学活动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对教学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一系列执行过程。”笔者认为，所谓教学策略，是教师为实现某一教学目标，对实施教学过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评价等三方面动因进行思维加工而形成的策略模式。教学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主要模式：一是产生式教学策略，鼓励学生自己从教学中建构具有个人特有风格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主动处理教学信息的地位。二是替代式教学策略，这种教学策略在传统教学中比较常用，它更多地倾向于指导学生学习，主要是教师替学生处理教学信息。三是独立学习与小组学习策略，认为处于同一学年段的学生，可以开展合作学习、竞争学习和个别学习，小组学习则是合作学习一种基本形式。四是竞争与合作学习策略。金融英语教学策略包括实施教学过程中金融英语教学内容的选取与设计、教学模式的规划与安排，以及教学效果的考核与评价。金融英语课程传统教学策略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庞杂无序、“翻译式”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强烈抑制，以及教学效果评价的失准性。所以，即使学生最终的金融英语成绩比较优秀，但在接下来金融双语课程的学习中，却明显后劲不足，尤其是当金融双语课程数目偏少时（比如：5门以下），这种以英文去理解、去思考、去交流金融专业的熟练度更是大打折扣，使得金融英语与金融双语教学相辅相成、和谐共生的共同发展面临着三个主要的矛盾。

1、金融英语教学内容的选取与金融双语教学的需求脱节

首先，学科教材过于陈旧，近5年内几乎没有出版新的金融英语教材。金融英语教材的撰写因其采用英文的缘故，所以要比其他金融专业课程教材的撰写难度大；而且一些财经院校没有设立或者废除了金融英语课程，导致金融英语教材出版相对困难，撰写的激励受到抑制。其次，教学内容过于庞杂无序，同时也缺乏前沿理论与实践的描述。有些院校只是随意选取了若干篇金融方面的英文文章，作为金融英语的授课内容；同时，教材内容的选择缺乏明显的系统性，体现不出后续金融双语教学的需求特征。

2、金融英语教学模式的规划对金融双语教学的滞后效应

一方面，在教学方法的设计方面，传统金融英语教学表现出“翻译式教学”的授课特征，学生完全没有以英文交流金融专业知识的机会，这种“被动式”的教与学，使得学生在接下来金融双语教学的接受方面存在着滞后的痼疾。另一方面，在教学手段的运用方面，传统的金融英语教学主要以“多媒体”为教育媒介，由于缺乏综合性的语音教室和实验教室，使得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无法添加培训学生听力以及情景模拟等开放性和社会性的教学模块，导致学生的金融英语综合能力不能有效整合和提高，在后续的金融双语教学中难以顺畅交流。

3、金融英语教学效果的评价使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评估失准

传统教学效果评价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平时成绩，基本以学生出勤和课堂小作业作为评定成绩的两大标准；二是期末成绩。这种考核体系无法准确界定出学生在金融双语教学前期课程把握方面的真实成绩，因为平时成绩的考核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雷同性；而期末成绩的评价只能说明学生在短期内通过复习取得的卷面成绩，而无法真实表明学生的英文思维与运用能力，因而必然造成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评估失准。

三、金融英语教学策略创新对金融双语教学的推动作用

针对党的“十八”大对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政策导向，为了促进金融双语教学的深入发展，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金融英语教学策略进行改革创新。

1、实现金融英语教学内容选择的融合化

在课程教材选择方面，为了配合学生毕业后在金融系统就业的需要，笔者选取了《现代金融实务———金融专业英语证书综合考试教材》。该教材以香港银行学会的培训材料为基准，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实际情况，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外金融实务的操作与理论。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系统地包含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重点讲述了中外中央银行及其监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中间业务、银行会计和国际业务，证券交易与监管，以及保险营销与理赔等众多的现代金融实务教学模块。这种教学内容的选择，创新地将中外金融实务、基础理论与前言热点、教学内容与就业需要有机融合在一起，使金融双语教学的前期准备课程内容更加丰满，而又不失重点和逻辑联系。

2、推动金融英语教学模式设计的开放化

长久以来，教师在传统教学中没有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公平实现合作交往的机会，没有将人际关系、合作与竞争作为推动学生学习、认知发展的重要动力。如果在教学中采取小组学习模式，学习任务由大家共同分担，深入推动金融英语教学模式的创新，就能推进教学模式的开放性、主动性与互动性。

（1）教学进度表设计结构重组

突破了以讲授为主的教学进度安排，比如在72学时的课程规划中，将讲授课时缩短为62学时；另外的10学时则在教学模块讲授完成后，要求学生围绕着这个模块的重点或热点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并做英文展示。这种安排既丰富了教学模式，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推进了对财经高校金融专业学生的能力教育与创新培养。

（2）“引导式科研教学”

在金融不断深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全球化时代，金融实务的动态特征尤为明显。为了帮助学生从课堂走向银行、从书本上的基本原理拓展到更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满足学生撰写论文，以及大多数本科生毕业后继续研究生学习的需要，可以采取“引导式科研教学”的教学改革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结合几个教学模块的教学内容，事先为学生选好科研命题；然后指导学生搜集并整理研究数据与资料；并建议数学好的同学通过创新运用或设计模型，对有关命题进行实证研究；最后鼓励学生按照国际规范完成英文学术论文。

（3）“拓展式英文教学演讲”

结合金融专业英语课程既需要培养学生将来从事现代金融实务的能力，又需要提高学生英文运用综合能力的特点，可以推出“拓展式英文教学演讲”的创新教学模式，以期学生将来可以在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成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在实施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的过程中，笔者首先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并指派一名组织能力强的学生作为组长；然后将五个预先设计好的演讲题目分配给五个小组，提前两周提供给学生；接着指导他们撰写论文并制作PPT———论文的各个部分分别由每一组的各个成员分担，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同学都参与教学模式的创新改革过程中；最后，组织每个组用1—2课时的时间进行教学演讲，由组长负责从开篇陈词到结论的总篡演讲，其余组员则分别承担各个具体研究内容的英文演讲，台上与台下同学可以互相提问。上述教学模式的创新，增强了学生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学生共同学习的兴趣，推动了金融英语教学的开放性，培养了学生融入金融双语教学的互动性和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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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经济理论比较，我国关于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研究将在较大程度上借助西方主要的储蓄理论，并且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必要的修正。

论文将居民储蓄定义为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去个人消费的差额。其实物形态有金融储蓄与实物储蓄两部分。金融储蓄包括现金、存款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的增加量；实物储蓄包括本期购买的各种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价值非一次性损耗的商品扣除折旧后余额的增加量。但在分析过程中由于数据原因无法沿用此定义时，将做必要的修正。

二、关于研究方法

论文以实证分析为主，根据各种被认为可能会对储蓄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依次对绝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检验得出两类结果。第一，证实不同理论对于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适应程度，以及该适应程度随经济环境变化而改变的性质；第二，确定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据此建立预测模型。

被认为可能是决定我国居民储蓄行为模式的主要因素有：强迫储蓄，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率，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社会保障，信贷约束，遗产动机。论文的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就这些因素的分析依次展开。各章基本上循理论探讨、建立模型、模型检验和对检验结果分析的思路进行。当对各国素的实证分析依次完成后，即确认出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三、关于基本结论和基本结论形成过程简述

l、我国基本国情决定1979年以前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主要被绝对收入理论解释。1979年以后这一特征依然存在，但逐渐减弱。生命周期以及永久收入理论这些具有跨时预算约束特征的储蓄理论，对79年以后的居民储蓄行为的解释力迅速增强，并且形成预测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角度考察，绝对收入理论对于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应该有较好的解释效果，但数据方面的原因使实证分析结果难以对此给予有力的支持。79年以后对绝对收入理论的检验效果较好。这—现象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解释。第一，分析期间较短，只有14年，不足以暴露绝对收入理论关于长短期实证结果不一致的矛盾；第二，居民收入水平由很低速提高，可以表现为很好的收入水平决定储蓄的特征。

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对1979年以前的居民储蓄解释效果很差。主要原因在于居民过低的收入水平。1979年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决定了这两个理论的解释力提高。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确存在一个收入水平的临界线，在该临界线以下，居民储蓄行为较好地服从绝对收入理论；在该临界线以上，居民储蓄行为较好地服从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模式。论文提出我国居民平均收入的临界线可大致定位于250万元的假定。按照这假定，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居民储蓄行为应该更好地由跨时预算约束类储蓄理论解释。

2、到目前为止，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人口增长这两个收入增长源中，真正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是人口增长。更确切地说是劳动人口增长。

在53——92年期间，我国劳动生产率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徘徊于较低的水平只是八十年代以后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有限，无法对居民储蓄的变化做有效解释。相反，劳动人口增长与储蓄率提高之间有良好的吻合。论文运用由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为基础得到的人口年龄结构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很好地证实我国劳动人口增长对于居民储蓄率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结果也证实了我国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即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单纯投入量增加维持，而非投入产出率的提高。这一结论提示，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劳动力资源供给状况的改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储蓄的规模，从而影响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

3、1955一1978年，强制储蓄是我国居民储蓄中一个不可以忽视的重要内容，但该成份在1979年以后减弱。目前已达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

分析居民储蓄的强制成份时采用Feldenstein等人的方法，即将被管制的物价水平还原为可以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真实价格，建立基本分析模型，考察在真实价格下居民储蓄与在管制价格下居民储蓄的差异，从中发现强制储蓄的程度。由于用这种方法设定的参数a中可能包含因社会货币化程度提高导致高估储蓄被强制程度的因素，需要用货币需求函数做为辅检验模型。检验的结果发现1979年以前货币化程度的变化很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很弱。79年以后货币化程度提高幅度较大，在较大程度上椎动货币需求的扩张。剔除货币化程度提高的因素后，居民储蓄中强制的成份有79年以前较多、79年以后减少的变化。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1986--1987年的居民家庭抽样调查结果，可以大致估计至八十年代中期，强制储蓄占居民储蓄的成份低于1/3。进入九十年代该比重继续下降。由此可以认为，强制储蓄已经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4、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不构成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用收入增长的储蓄模型对储蓄率与利息率的关系做回归分析后发现，利率弹性由79年以前的负值转为79年以后的正值。弹性的显著性略有提高，但均未达到显著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我国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很低的结论。论文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从利率敏感性和财产的期限结构两个角度进行的。

利率的敏感性指人们对于利率变化的反应程度。很低的利率敏感性必然有低利率弹性。利率敏感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我国居民长期的低收入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利率的弹性很低，无论是正的弹性还是负的弹性。改革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但到1991年（本论文的截止分析期），居民财富积累依然有限。这使79年以后利率弹性略有提高但仍未高到足以影响居民储蓄的程度。低于真实利率水平的名义利率也会抑制利率的敏感性。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以及过低的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利率的敏感性和储蓄的利率弹性。

在利率敏感性既定的条件下，居民财产期限结构是影响利率弹性以及弹性正负方向的重要因素。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有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利率的弹性则取决于两个相反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当财产以长期为主时，利率的替代效应较强；当财产以短期为主时，利率的收入效应较强。我国人口增长的特征、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收入水平决定居民财产以中短期为主，这决定了79年以前利率很弱的负效应和79年以后略有提高但依然很弱的正效应。

按照我国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以替代效应为主的利率弹性会略有提高。但可能仍然不会成为影响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

实证结果发现通货膨胀对储蓄率有不显著的负效应。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我国长期低收入水平下过低的财富积累水平和货币幻觉的作用。1979年以后随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强，但货币幻觉的作用又使这一影响力不确定。货币幻觉的存在可以使通货膨胀对储蓄形成两种相反的作用，因而减弱通货膨胀的作用力度。

由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宜将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作为决定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5、社会保障程度对我国居民储蓄率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但不改变居民储蓄率的基本模式。这意味着除非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变化，否则，该因素对居民储蓄率的变化没有影响。

根据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覆盖城镇国有企业职工的特点，将社会保障对储蓄影响的分析分别就城镇与农村进行。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生命周期假说。

研究发现，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可能使城镇居民储蓄率略有提高，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则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因此发生变化。考虑到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若按人口平均的话，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可能影响不大。因此，可以将社会保障的因素排除在决定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之外。

6、信贷约束对我国居民储蓄有一定影响。用永久收入模型检验，发现79年前后信贷约束有从很强到开始缓慢减弱的变化过程。因此判断，79年以前较强的信贷约束可能构成抑制居民储蓄和消费行为的跨时预算约束特征的因素之一。79年以后信贷约束减弱则有助于加强该特征。但是，从79年以后收入大幅度提高与信贷约束缓慢减弱的情况看，信贷约束并不构成决定居民储蓄率变化的主要因素。

7、遗产动机目前不构成我国居民的主要储蓄动机，估计遗产在居民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很低。遗产动机的强弱以及遗产率（遗产占财产的比重）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按照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一段时期内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将会随收入增长进一步扩大，居民的遗产动机也会和遗产率也会提高。遗产动机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会加强。但如果遗产率基本稳定并且遗产不占财产的主要比重，遗产动机的存在基本不影响居民的储蓄模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界的有关研究，该假设条件在发达国家存在。由此可以初步认为，居民遗产在我国居民财产中有增加的趋势，但并不影响居民的储蓄行为模式。考虑到遗产动机的大小随收入增长扩大的性质，可以将该因素纳入到收入增长的储蓄模型中一并考虑。

8、对各相关因素做逐一分析后，可以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增长。如果假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不变，用人口变化趋势的有关数据对劳动人口增长的储蓄模型进行趋势预测，发现直到2010年以前，居民储蓄率呈稳定上升的趋势，此后趋于下降。因此，从现在起直至2010年是我国的储蓄和社会财富积累的黄金时期。紧紧抓住这一由人口变动规律创造的机会，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保障奠定丰足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关于基本结论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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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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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重，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稳定经济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资源是中小企业成长的基础，而融资能力则是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受产出规模小、资本和技术构成低以及传统体制和外部宏观经济影响大等因素制约，外源性融资受到抑制，中小企业发展主要依靠内源性融资；而单纯依靠内源融资已经无法保持企业的持续成长，从某种程度上讲，资金外源融资困难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二、金融抑制对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影响分析

（一）信贷市场利率管制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首先，预期通货膨胀的升高造成居民储蓄的实际购买力缩水，居民更倾向于储存实物或投资资本市场；其次，名义利率的提高能够刺激储蓄增多，但是储蓄对实际利率相比于名义利率的弹性更大。近二十年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多为负值，实际贷款利率也有4年为负值，这吻合了金融抑制理论。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利率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从而导致利率无法发挥辨别投资、实现资金优化配置的作用，对中介机构的过度贷款需求只能依靠配给办法来解决，我国持续增加的居民储蓄并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储蓄配置的低效率削弱了企业融资能力，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

（二）资本市场抑制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

资本市场是企业从事直接融资的重要场所，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筹资，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而且股票及债券发行要求较高，对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都有一定限制，加之创业投资机制不健全，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小企业期望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也就更加困难。

（三）金融抑制放松提高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本文根据不同时间利率、五年以上贷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汇率（元/美元）等历史数据，选择样本的区间为1994年到2012年，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数据进行简化，提取适合下文分析的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对衡量金融抑制的数据进行KMO检验与Barlett球形检验，得KMO值=0.685>0.5，数据可以用做主成分分析。然后对样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提取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的部分，笔者发现有两个主成份，累积贡献率97.287%，综合了序列数据中绝大部分的经济信息。

本文从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偿债能力以及成长能力四个方面选取中小企业资产规模、企业个数、生产总值、资产利润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资产增长率以及利润增长率八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两个主成分，综合得分如图1，结果显示，在2003年以前随着金融改革推进，金融抑制指数大大降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也大幅提高，2005年至2008年期间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保持相对较低水平，一方面是由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压低了实际利率，金融抑制指数上升，限制了企业融资；另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下半年后次贷危机影响，尤其是出口受阻，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企业发展缓慢。

三、金融抑制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的协整检验

金融抑制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使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受到所有制歧视，降低了市场对中小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而金融抑制的放松依赖于金融深化，本文金融相关率采用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对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思路是：由于是时间序列数据，首先应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在同阶单整的基础上对数据是否具有长期关系进行分析，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确定各变量之间具体的因果关系。首先使用ADF序列稳定性检验工作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变量滞后阶数的确定依据Schwarz信息准则，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约翰森协整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可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但是由于本文中金融抑制以及企业融资能力综合得分存在负值，因此仅对金融深化指数进行了对数处理，检验结果如下：

协整方程估计结果如下：

通过迹检验以及最大特征根检验都可以看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与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金融深化能够有效地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而金融抑制则会阻碍中小企业发展。因此不断放松利率管制，放宽企业融资约束，完善金融体制，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能够有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促进企业发展。

为了更好地研究金融抑制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之间具体的因果关系，本文根据赤池信息准则，选择滞后1期，对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与中小企业融资具有单向因果关系，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都是企业融资能力的格兰杰原因。政府部门对利率的管制阻碍中小企业融资，放松金融抑制，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金融发展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增加企业产值，推动企业发展。

四、结论

本文旨在基于金融抑制视角，探求中小企业融资的的影响因素和路径，从影响中小企业的各层面因素尤其是国家经济政策角度为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寻求对策。所得结论概述如下：

第一，金融机构的规模歧视以及所有制歧视，中小银行发育不足仅是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表层原因，理想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应该由商业性中小银行和合作性贷款金融机构等地方性金融机构组成，各金融机构应该充分竞争，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需有一个完善的法规和监管体系。

第二，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引起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浅层原因，而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产出规模较小，信息不透明，资本构成及偿债能力较低，不能提供充分的担保或抵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担保体系以及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善。

第三，金融抑制下的信贷利率管制以及资本市场较高门槛限制才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根本原因，通过协整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金融抑制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负相关，金融深化则与中小企业融资能力正相关，且因果关系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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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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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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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找寻造成融资障碍的原因，最后从金融创新角度探求冲破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障碍的新路径，从而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自主创新主体中最活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不管是产品的研发还是成果的转化，长期以来都受到融资瓶颈的严重制约，对其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间资源共享、相互合作的能力、知识流动的效率产生重大的阻碍。为此，须从多方面、多层次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进行融资支持。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与金融创新的理论分析

第十一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表示，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升产业创新活力的必要条件。

1.金融创新的概念及理论

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发生的金融改革，其表现形式是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的创新以及金融制度的创新，既有微观层次的创新，又有宏观层次的变革。“制度改革论”认为，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的制度改革，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而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本身也构成了金融创新的内容，当微观主体的创新行为威胁到政府的管制时，政府必然会进行新的制度创新。

2.高科技中小企业的特征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早期成长期、高速成长期、稳定成长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融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1)资金需求量大。从企业最初的成立到形成一定产业规模，都是以大量资金投入为先导，且投资规模从研究阶段到规模化阶段越来越大；(2)融资风险高。由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投入的初始阶段只是净收入，后阶段增大投入后才有可能产出；(3)高科技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风险程度、收益状况、资金需求以及融资方式不同。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科技项目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潜在高回报的特性，致使高科技企业在发展中经常会遇到比传统产业更加多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研发的高投入使其对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但该类科技产品所面临经营风险及收益的不确定性使其融资更加困难。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1.从宏观层面分析

(1)国有大中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采取排斥态度：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为国有大型企业机构，对于中小企业，银行放贷意愿不强。

(2)国家仍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尚不发达。

(3)创新基金、融资担保体系等尚处起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4)社会化支撑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融资中介机构不规范、融资担保体系不完善等方面。

2.从微观层面分析

(1)企业规模小，自有资本缺乏。

(2)企业财务状况不透明、财务制度不健全。

(3)资金需求的“贷款急，次数多，单次贷款额度小”的特点也会使银行选择缓贷或不贷。

四、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1.融资工具的创新

(1)贷款证券化，使贷款成为具有流动性的贷款，改善资产质量，分散银行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

(2)金融期权，银行在贷款的同时购买企业的期权，从而降低银行贷款的风险。

(3)实行融资租赁。高科技产业在创业之初，通过融资性租赁解决资金短缺难题。

2.融资机构的创新

(1)发展并规范民营金融机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以便更好地为融资服务。

(2)进一步规范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3)合理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3.融资制度的创新

(1)利率市场化，使民营科技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平等融资，提高资金使用率。

(2)实现国有银行产权制度创新，建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国有银行通过股份制可以提高自由资金比率，一方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使银行在经营决策、监督方面相互制约，从而更好地保证资金到位。

五、结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促进科技和金融的有机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与效率，通过金融创新，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侠：推动科技金融结合促进科技创新【J】，金融时报，2009，(12)：9

【2】邓长春：关于金融创新内容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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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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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师文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1）

7.赵静敏，谭弘恩.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构建.中国农业会计，2010（8）

8.杨珍增.国际资本流入构成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9.蔡伟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对FDI引进的影响.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篇11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篇12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