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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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篇2

主管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三峡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宜昌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6219

国内刊号：42-1707/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篇3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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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篇5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简称ISI）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1997-2001年)收录全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内5，800余种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SCI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CompactDiscEdition,简称SCICDE），SCI-E（SCI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5600多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

二、SSCI简介

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SelectivelyCovered)期刊为1300多种。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2001年）收录社会科学领域内1，700余种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三、SCI、SSCI交叉关系

SSCI对其收录期刊范围的说明中明确告知该数据库中有一部分内容与SCI重复，这是因为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在文献中的自然反映。

另外，SSCI从3400余种自然科学期刊中，通过计算机检索文章主题和引文后，生成一个与社会科学有关的文献目录，此目录再经ISI编委会审核，选择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文献加入SSCI。因此SSCI也收录了相当数量的自然科学文献，二者的交叉关系更为密切。

四、"四大检索工具"（Ei、SCI、ISTP、ISR）

四大检索工具"指的是《工程索引（Ei）》、《科学引文索引（SCI）》、《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科学评论索引（ISR）》。

五、从哪里可以检索论文被引用的情况？

在国外期刊上的被引用情况可以通过美国ISI的三大引文（SCI、SSCI、A&HCI）检索。在国内期刊上的被引情况可以通过《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R）》、《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或者《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检索.

六、哪些期刊是中文核心期刊？

通常所说的中文核心期刊，指的是林被甸、张其苏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或中国科技信息所每年出版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指定的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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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CI简介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简称ISI）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1997-2001年)收录全球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内5，800余种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

SCI从来源期刊数量划分为SCI和SCI-E。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CompactDiscEdition,简称SCICDE），SCI-E（SCI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5600多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SCI涵盖学科超过100个，主要涉及农业、生物及环境科学；工程技术及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物理及化学；行为科学。

三、SCI、SSCI交叉关系

SSCI对其收录期刊范围的说明中明确告知该数据库中有一部分内容与SCI重复，这是因为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在文献中的自然反映。

另外，SSCI从3400余种自然科学期刊中，通过计算机检索文章主题和引文后，生成一个与社会科学有关的文献目录，此目录再经ISI编委会审核，选择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文献加入SSCI。因此SSCI也收录了相当数量的自然科学文献，二者的交叉关系更为密切。

四、哪些期刊是中文核心期刊？

通常所说的中文核心期刊，指的是林被甸、张其苏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或中国科技信息所每年出版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指定的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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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文庭孝等.信息咨询与决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69.

［2］［5］［13］［15］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篇8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6-0012-05

The Lack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Discourse Right

Liang Xiao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eading academic journals，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have great distance in public trust，journal quality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It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lack of discourse right. The basic method of enhance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discourse right is improving quality.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should improving peer reviewing system， improving public trust.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improving public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system，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world first - class academic journals.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creating public welfare database of academic journals，enhancing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Peer reviewing Journal evaluation Database Public welfare

对学术研究来说，学术话语权与学术成果的评价和学术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平台，是学术话语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之一。学术期刊通过对学术成果的评价、选择和推荐，对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向起到引导作用，包括对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的设定，这体现了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话语权是学术研究发挥影响力的基础，也是学术期刊的核心资源。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学术交流频繁的格局中，缺乏国际话语权是我国学术期刊的主要问题。这既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与我国丰富的学术期刊出版资源也不相称。我国学术期刊总体可分为科技期刊和人文社科期刊两大类群，两者的编辑出版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人文社科领域期刊在期刊评价方面特殊性强，问题更为突出，本文论述从学术期刊总体着眼，但把论述重点放在人文社科期刊。

1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原因

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国际学术期刊评价机构的垄断和偏见，这是造成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直接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功能发挥上与国际领先学术期刊相比有很大差距。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期刊质量和功能等方面与国际名刊相比，尚有差距，这是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

1.1 公信力有待增强

学术评价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学术期刊的神圣权利。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功能和地位的获得，是在与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长期互动历史中形成的。1665年，世界上第一份以“期刊”为名称的出版物《学者期刊》，是以报道法国和国外出版的图书目录为宗旨的，并不承担学术评价任务。法国《学者期刊》与英国皇家学会同年出版的会刊《哲学汇刊》（后改名为《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一起，被认为世界学术期刊的鼻祖。19世纪，由于学术研究的繁荣，许多国家成立了由学者组成的专业学会，出版了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学术期刊，以刊登学术论文和书评为主，在交流信息之外，学术期刊被赋予学术评价的功能。随着学术研究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现代学术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体系复杂、规模庞大的社会建制，学术传播与学术评价已经发展为学术研究社会建制带动起来的相关服务业，学术期刊因其学术共同体公共空间属性和与学术研究、学术共同体长期互动的实际表现，成为学术传播的主渠道和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学术成果评价者。

组织和代表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成果进行公正评价，优选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学术期刊公信力的来源，这种公信力一旦丧失，学术期刊就会失去学术共同体代言人地位，随之失去话语权。衡量学术评价是否公正应包括评价制度和评价结果两个方面，即从制度上看学术期刊是否建立了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从结果上看学术期刊是否对学术成果进行了准确的评价。同行审稿制度是学术期刊行使学术评价权利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被西方学术期刊普遍采用。事实证明，同行审稿能够将学术成果提交国内甚至国际学术共同体评价，使学术期刊达到本学科研究的较高水准[1]。同时，同行审稿还可以避免由编辑部审稿带来的误判或版面寻租，体现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代言人地位的合法性。尽管审稿制度也存在成本高昂、时效性差、评价质量可控性较差等难题，但基本上利大于弊，因此成为西方学术期刊制度建设中的关键环节。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审稿制度的主流还是“三审制”。“三审制”是一种与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结合的审稿制度。我国出版管理体制的核心主要是审批制、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制度，这套体制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出版主体准入机制和有效的事后追惩机制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确保这一目标实现的基本手段就是事前“三审制”和事后审读制度。“三审制”的弊端也很明显，即僭越学术共同体行使学术评价功能，使学术期刊的学术评价被行政权力或商业利益绑架，失去公信力和合法性。一些学术期刊把学术评价作为期刊编辑部的权利，进而把版面作为权利寻租的工具，极大地损害了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公信力不佳的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代言人的地位尚且难保，何谈取得国际话语权。

1.2 现有主流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人文社科名刊

国际学术话语权由国际学术名刊掌握。国际学术名刊是按照国际标准和规范编辑出版，有世界影响，能提供独创性和原创性，属国际一流信息源，文摘率、引文率及利用率高，代表世界科学研究现有水平和发展方向的学术期刊[2]。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遴选世界上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学术期刊编制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其中SCI数据库收录期刊反映基础科学研究状况，SSCI数据库收录期刊反映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状况。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统计分析，2012年，SCI收录中国期刊135种，约占收录期刊总数2.25%。2012年SCI收录中国科技论文19.01万篇，排名世界第2，占论文总数11.9%。SSCI收录中国期刊1种，约占收录期刊总数的0.02%（该数据库共收录期刊4648种）。2012年SSCI收录中国论文8012篇，约占收录论文总数的3.1%[3]。SSCI收录的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外国期刊上。这反映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在国际学术传播中的话语权缺失。应该指出的是，SSCI数据库基本不收录中国期刊的直接原因是评价机构的偏见，也不能仅仅以是否入选SSCI数据库判断一本学术期刊的水平。这一事实主要反映我国学术期刊评价话语权的缺乏，也反映了在现有评价体系之下，我国学术名刊的匮乏。

现有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难以催生高质量人文社科学术名刊。目前各界普遍认同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方法，是借用图书馆期刊采购部门使用的学术期刊遴选机制，即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遴选机制。该机制承认引文评价的合理性，并将期刊的被引量化统计数据作为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唯一标准，这也是SSCI等的基本评价标准。某本学术期刊内容在规定时间段内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其学术水平越高；被引次数越少，说明其学术质量越低。期刊针对目标读者的特定需求定向传播内容的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出版活动除了具有共性之外，还存在差别，类群分析是研究期刊的基本方法之一。学术期刊因其学术共同体代言人的性质不同于市场化大众期刊，对学术期刊的评价也不能一刀切，只要承认学科的分化和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只要承认学科发展阶段的差异，就应该承认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形式的学科差别。引文评价方式注意到了学科的分化，对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实行分类评估，但引文评价方法主要适用于科技期刊。科技论文的引文来源与发表来源基本重合，使该方法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引文评价法没有注意到，学术期刊只是人文学科论文引文的来源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来源。人文学科论文的引文，多数来自文史典籍或学术专著。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只为人文学者提供部分资料。期刊数据库引文量化评价方法，因缺少对数据库之外学术资料来源的判断，难以对人文学科学术期刊及其论文水平进行令人信服的准确评价。期刊数据库引文评价带来的错误导向是部分学科论文的引文来源趋于单一化，作者只依靠期刊数据库材料快速生产论文的行为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是产生学术泡沫的因素之一。

引文评价方法有造成优质学术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和诱发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滑落的趋势。学术论文的主要生产者是职业化的学术研究人员。他们的学术论文一般发表在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主办的学术刊物上，这些是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一些学术资源不足的期刊为了提高引用率，频繁向知名学者组稿，造成上知名学者从重要期刊到次要期刊的迁移和学术期刊出版资源的分散，难以集中优质资源出版知名期刊。长期以来，我国大量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的论文作者和毕业后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生出于评定职称、职务晋升或取得学位的需要，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文章。这造成我国出版界对学术期刊缺乏明确的界定。在我国的近万种期刊中，除了部分市场化大众期刊、教辅期刊、小众期刊之外，超过一半的期刊刊登学术成果，大量工作指导类期刊、行业期刊成为学术的重要渠道。学术研究的泛化对学术生态和学术期刊出版生态都产生了影响。非学者身份的论文作者人数众多，论文以实务研究为主，围绕简单主题的论文数以千万计。跟风研究导致论文引用率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成为高被引论文和学术期刊追逐的对象。相反，一些发表在学报上的大块文章因为研究主题的高深和表述的综合性，不能方便引用者寻章摘句，成为低被引论文。这种反差有诱导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滑落的趋势。

1.3 信息服务意识和传播能力有待增强

学术期刊有两个基本功能，即信息服务和学术评价。信息服务能力是衡量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另一指标。国际学术名刊的最大特征是学术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具有很强的信息服务能力。期刊信息服务能力越强，就越受读者的欢迎。我国的学术期刊在信息服务方面与国际学术名刊差距极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研究者个人琢磨如何能够的参照工具，而不再成为研究者个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实质性知识参照[4]。正因为它在满足国内外读者需求方面“不解渴”，所以才缺乏影响力，出现不了国际名刊。没有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期刊内容与读者需要脱节、停留在自说自话层次，满足不了国内外读者的学术信息需求，何谈掌握国际话语权？

我国高校、社科院主办的学术期刊，内容绝大多数是综合性的，印刷版的学术期刊出版传播方式是对单篇论文进行统一打包销售，适合科研院所、图书馆等机构订阅提供阅览服务，供多学科科研人员按需阅读。限于科研领域，科研人员个人极少订阅综合性学报。在网络传播时代，学术传播渠道增多、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期刊数据库中海量的论文资源。网络数据库能够满足读者对学术论文的大数据搜索阅读需求，在对搜索命令的响应中，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的单篇论文与专业性期刊单篇论文具有相同的显示概率。数据库增强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目前，学术数据库被商业机构垄断，学术期刊从数据库运营商得到的稿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相当于免费提供网络传播，但读者并没有获得免费的服务。学术期刊的数据库传播能力亟待增强。

2 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应对

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体系，建设学术名刊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路径选择。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是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必然趋势。

2.1 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提高作者服务水平

审稿是媒体体现编辑宗旨、落实编辑方针、保障内容质量和控制传播效果的一种普遍编辑活动。如果不能对传播的内容进行控制，那么充其量只是一个信息服务提供者，而不是一家媒体机构。在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媒体一般是专业化的媒介机构，依靠自身编辑记者队伍或采用通讯社稿件进行有组织的内容生产、，审稿不仅是媒体编辑部体现编辑宗旨、保障内容质量的必要环节，而且是传播机构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大众传播媒体的编辑记者为媒体提供的信息产品属于职务作品，其编辑部门对编辑记者的稿件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目前实行的“三审制”，是与大众传媒机构一致的审稿制度。这种审稿制度能简化学术期刊编辑出版的组织管理，增强内容的可控性，确保编辑部意图的实现，但忽视了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特殊性，使我国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学术期刊是依附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传播媒介，与大众传播机构的内容生产方式有很大差异。学术期刊编辑部门一般没有作者队伍，而是从服务的学术共同体中优选作者和稿件，通过稿酬或约定方式获得投稿者投稿论文的传播权，进行出版传播活动。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是学术期刊编辑部门从事学术评价活动的合法性来源。学术期刊编辑部只有依托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评价活动，才具有公信力，才能提高学术期刊质量。其实现形式必然是同行评审制度。同行评审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建设，以保证学术期刊通过组织同行评审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真正起到对学术成果进行准确评价和服务作者功能。

同行评审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制度建设。同行评审制度一般有两种实现形式，即审稿专家和作者背靠背的“双盲”匿名评审和审稿专家公开、作者匿名的评审。“双盲”匿名评审的“利”在于评审专家在匿名状态下（在编辑部是实名的）可以抛开干扰因素，使同行内部评审看起来更像是外部评审，显得更为客观公正；“弊”则是由于评审专家的不透明，损伤了同行评审的公信力。我国实行同行审稿的部分期刊，由于承担着主管主办单位官方学术刊物的功能，同行评审有时沦为小圈子的游戏，成为一种形式主义；一些评审专家出于在匿名状态下评审的免责心理，不认真行使评审职责，使对同一学术成果的评价出现很大分歧，损害评审结果的公信力。相比之下，审稿专家公开、作者匿名的评审更具有公信力，也更具有建设性。这种制度设计也能够增强评审专家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的评审行为更具有建设性，也能破除同行评审的神秘感，促进学术共同体优良学风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定期公布外审专家名单的做法值得提倡。这些外审专家形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外审专家库，使学术共同体能够看到外审专家在学术共同体的广泛代表性，能够增强杂志学术评价的公信力。

同行评审制度不但是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的合法方法，而且是学术期刊提高内容质量和服务学术共同体水平的基本方式之一。从理论上来说，学术期刊出版资源是无限的，可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优选作者和作品，以保证其刊登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我国学术期刊提高出版质量的前提是为作者提供最好的出版服务。只有为作者提供了最好的出版服务，才能调动优质出版资源，吸引优秀作者投稿，为读者提供高质量学术成果。

2.2 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遴选和培育国家学术名刊

社科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层次不一，办刊宗旨有很大差异，办刊主体多样，还存在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期刊同台竞争的面貌，构成复杂的出版体系。使用引文量化数据对这些期刊进行一刀切的评价，不仅抹杀了上述复杂性，无法反映学术期刊体系的真实情况，也难以承担遴选和培育国家学术名刊的功能。不解决我国学术期刊体系的现实问题，采用另立炉灶方式建设国家学术名刊，对提高学术期刊整体水平没有太大意义。要使国家学术名刊具有坚实的基础，应该改革我国学术期刊评价和学术期刊体制中的不适应之处，构建和完善开放、有序的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和与之对应的层次分明的评价体系。

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应该是开放的，这样更塑造学术期刊的公信力。我国有数十万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社科院、党校等教学科研机构，这些机构都办有各类学术期刊。在教育部名刊工程社科学报的作者中，本校占比平均值为41.2%。《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的本校占比达到77%。《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的本校占比为18.8%，为名刊工程学报中最低。整体而言，社科学报载文的学缘结构较为单一。社科院期刊因与高等院校保有适当距离，被认为在学术评价上能够摒弃高等院校的门户之见，对学术成果实现公正评价，成为高校社科学者发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平台。一般认为，社科院系统期刊质量高于高校社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是我国最权威的综合性社科期刊，《历史研究》等分别是史学等一级学科的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专业期刊70%的稿源来自高等院校[5]，这与社科院系统研究队伍人数较少、高等院校社科学报容量较少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是社科院期刊的开放度赋予其公信力和话语权。

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和评价体系应该是有序、分层次的，这样才能发挥引导作用，有利于遴选和培育名刊。分层评价指的是从学术期刊刊登论文的研究层次不同这一实际出发，把定性评价与引文评价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在横向上，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应分类评价。对那些发表主要不以学术期刊为引文来源论文的期刊，应以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期刊同行评阅的定性评价为主，参考转载、评论、翻译、文摘、引文等定量评价指标。对那些既主要以学术期刊为引文来源，又主要以学术期刊为主要发表平台的学科的学术期刊，可以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并重。在纵向上，同一学科的学术期刊应进行分层评价。那些主要刊发职业学者论文的高校学报、社科院期刊、学会协会期刊，位于学术期刊金字塔的顶端。同行定性评价应主要以成果原创性和创新性为标准，考察其学术规范性和思想启迪性。辅之以评论、转载、翻译、文摘、引文等定量指标进行评价。那些主要刊发职称论文、学生论文的期刊，行业期刊，专业期刊构成学术期刊金字塔的基础。定性评价应主要以知识性和规范性为标准。可主要由相关职业领域的行业协会以及中国期刊协会行使质量评估职责。

学术期刊既是科研工作的龙尾，又是科研工作的龙头。增强中国学术期刊国际话语权，培育学术名刊，不仅需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出版体制改革的配合，更需要学术研究管理部门的支持指导。在对学术期刊进行分层评价的基础上，科技部、教育部、等专项科研基金提供者可对高校、科研院所、学会等机构主办的学术期刊予以重点扶持。根据现有学科需求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需要，择优培育或新创重点学术期刊，在期刊评价、审稿制度建设、办刊经费等方面予以支持和资助，推动国家社科名刊建设。

2.3 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是我国学术期刊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在满足网络时代读者对大数据学术资源的需求过程中，目前世界学术数据库商业出版模式已经非常成熟。学术期刊形成了借助数据库的“小发行、大传播”的 出版传播模式。编辑部以较小的发行量满足管理者、作者、科研院所、图书馆等单位的收藏需要，借助网络数据库出版满足读者在线搜索阅读的需要。世界最大的爱思唯尔数据库独步全球，价格昂贵。我国中国知网、维普数据、万方论文等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读秀电子书全文数据库等占据中文学术资源数据库出版的垄断地位。这些商业数据库出版机构，利用全世界或全国学者的学术成果生产数据库产品，再作为最重要的学术资源之一，卖给学者所在研究机构，并且通过技术手段对学术资源的下载进行限制，仅允许购买者在特定的计算机上下载数据库内容。这限制了学术资源的公平开发和利用。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很多学术期刊自建渠道，在官方网站即时更新内容供公众免费下载，通过微博、微信、云存储等网络应用宣传推广期刊内容，但目前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络传播渠道非常零散，信息量小，内容不全，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免费信息服务水平和传播能力有待提高。

国家应加大对学术传播领域的资助力度，仅仅为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提供部分办刊经费，使其能够组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是不够的，还要让这些宝贵的学术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网络数据库出版环境中，为了让公共资助对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出版的资助惠及学术界，进而服务社会，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的办法就是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的数据库公益出版。学术期刊数据库公益出版，是指在网络数据库出版环境中，作者或出版机构将研究成果提交给公益性的学术资源数据库，供国内外研究者和公众免费下载和阅读。无论从互联网逻辑，还是从学术期刊“小发行、大传播”理念和实践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免费传播趋势已经比较明朗，但在功能发挥、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上还远未成熟。从功能上来看，目前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络传播渠道非常零散，信息量小，内容不全，其检索功能与传播力与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相比不成气候。从发展模式看，我国的学术期刊免费传播主体大多是零散的学术期刊出版者，近年开始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上线运营，这是与商业学术数据库以及开放存取数据库不同的新模式，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目前的学术期刊公益数据库遴选期刊的标准不明确、数据库存量较小、版权问题被悬置、数据库功能简单，无法与商业学术期刊数据库比肩。学术资源数据库公益出版和传播的来源遴选机制、质量控制机制、版权管理机制、绩效评估机制等，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发展学术资源的数据库公益性出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国学术期刊缺乏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学术期刊在公信力、期刊质量和传播能力等方面与国际领先期刊相比，尚有差距。提高出版质量是我国学术期刊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治本之道。要完善审稿制度，增强学术期刊公信力；完善学术期刊出版和评价体系，建设学术名刊；建设学术期刊公益出版数据库，增强互联网传播能力。

注 释

[1]尹玉吉.中西方学术期刊审稿制度比较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42（4）：201-216

[2]朱栋梁.我国学术期刊创办国际学术名刊探讨[J].湖南社会科学，2007 （1）：203-205

[3]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 2012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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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考察该四类模糊限制语在摘要中的使用与分布，课题自建多样本语料库。本自建语料库所选用的语料是从郑州大学图书馆中文与外文电子资源收录的Cambridge，Ox-ford，EBSCO，Elsevier．Springer等数据库中影响因子较高的权威核心期刊随机抽取，如:《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发展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哲学研究》、《HumanResourceManagement》、《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icDevelopment》(Rout-ledge，Taylor＆FrancisGroup)，出版时间跨度为2008－2010(包括2008，2009，2010三年);共计504篇中英文摘要，代表了近年社会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趋势。所有语篇使用GL_MMAX2软件进行标注并使用MICROSOFTEXCEL进行整理统计。基于Swales提出的语步—步骤模型理论框架，首先对语篇的五语步宏观模式IPMRC(Introduction–Purpose–Method–Results－Conclusion)对英文摘要进行标记;然后采用Princeetal．(1982)的分类方法，对模糊限制语在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摘要的不同语步中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四类47个常见模糊限制语在五个语步中出现的特点与规律，探索摘要中模糊限制语分布特点。

二、统计与分析

(一)模糊限制语在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语步中的分布

通过对504篇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调查统计，我们发现: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数相当，分别为274次与302次。不同的是，SCE中限制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摘要的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分别为60、114和60次;而目的与方法语步限制语的使用较少，仅分别为19和21次。SEE中限制语使用最突出的是结果语步，为97次，方法、结论与目的语步其次，分别为60、55和53次，背景语步最少，为37次。除结果语步外，其他四个语步的差异不太大，在背景、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语步中的分布悬殊不太大，依次为21．9%、6．93%、7．66%、41．61%和21．9%。这说明中文论文作者在对结果的讨论上注重保护自己，结果也不是绝对的，留有商榷的余地，体现了模糊限制语自我保护的语用功能。但目的与方法语步则较为主观，忽视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辩证关系。英文论文作者在措辞上更为模糊，模糊限制语在背景、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语步中的分布悬殊不太大，依次为12﹪、18﹪、20﹪、32﹪和18﹪。他们也更懂得全方位做好自我保护，尤其在目的与方法语步，他们不排斥不同的观点与方法，“一箭双雕”或一箭多雕的情况都是存在的，欢迎其他同行采用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体现了模糊限制语的礼貌原则的语用功能。针对模糊限制语在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语步分布呈现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中英文作者同样重视模糊限制语在论文摘要中的使用，中文作者需要向英文作者学习怎样更客观地表达研究目的和表述研究方法。

(二)四类模糊限制语在五语步中的分布统计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SCE与SEE在语步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异同，笔者对四类限制语在摘要语步中的分布进行细化。统计发现，无论是在SCE或SEE的任一语步中，直接与间接缓和型限制语出现的次数最少，接近于零，SCE较SEE出现的次数略高。程度和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摘要中出现的频次较高。这是因为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测量事物时经常使用，与数字的搭配较多，使用范围变动型限制语的原因是作者不想把数字说得太死，以免与事实有距离，或无法说出准确数字，当作者综述前人成果时，他们虽竭尽全力收集资料，仍不可能涵盖全部文献，所以通常使用范围变动型限制语使自己不至于把数字说得太绝对。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SCE语篇中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背景与结果语步出现最多，分别为44次和90次，结论语步中出现38次，目的与方法语步分别为16与13次。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更强调语言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而非程度的高低，所以并不常用程度变动型限制语，例如kindof，moreorless，some，tosomeextent等模糊限制词，只在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少量出现，目的与方法语步几乎为零。SEE语篇中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结果语步出现最多，为81次;目的、方法与结论语步其次，分别出现41、50与42次;最少的是背景语步，只出现21次。各语步中出现的程度变动型限制语比SCE中出现的次数略多，分布较为平均。通过对比四类限制语在两类摘要语步中分布的异同可以发现中英文作者在结果语步更多地使用变动型限制语给自己留有较大的空间接受不同意见的冲击。英文作者较中文作者对自己收集的背景资料的权威性与丰富性更为自信，所以较少适用模糊限制语。此外，模糊理论与模糊限制语的提出最开始是在国外，近水楼台先得月，英文作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文作者更应利用机会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比如引进更多的关于模糊限制语的评论与研究。

(三)各类模糊限制语高频词统计与分析

即使同一类各个模糊限制语在语步中使用的频次也不尽相同。经过数据统计发现，各类模糊限制语中有些词高频使用，出现一边倒之势。程度变动词在SCE的五个语步中，出现在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的次数稍多，分别为:14、17、10，而some次数分别为10、6、4，kindof次数分别为2、7、2。Some与kindof成为程度变动语的高频词。例如，SCE的背景语步中程度变动语出现14次，而some则出现10次，some成为程度变动语的高频词;范围变动语出现44次，而also和somethingbetweenxandy则分别出现22次和18次，其他限制语则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零星点缀。Somethingbetweenxandy成为各语步范围变动语的高频词，紧随其后的是also。以程度变动词为例，SCE共计使用5个词汇，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20次)，kindof(13次)，tosomeextent(5次)，almost(4次)，quite(1次)，其中kindof出现在全部五个语步中;SEE共计使用5个词汇，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35次)，tosomeextent(8次)，kindof(5次)，entirely(3次)，almost(1次)。SCE中在五个语步均有出现的是kindof，而SEE中，五个语步均有使用的是some。两类摘要不约而同地首选some把不肯定完全正确的话说得更得体，以免遭到质疑，惹到不必要的麻烦。范围变动语在各语步中的使用是最多的，也反映出SCE与SEE的一些不同之处，SCE中，共计使用9个词，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96次)，also(67次)，morethan(12次)，about(11次)，around(5次)，atleast和lessthan并列4次，over和approximately并列1次。SEE中，共计使用11个词，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107次)，also(56次)，about(31次)，over(17次)，morethan(9次)，lessthan(5次)，atleast(4次)，around和approximately并列2次，essentially和roughly在SCE中未使用，它们并列出现1次。somethingbe-tweenxandy和also是范围变动语中最常用和最常见的限制词。缓和限制词在各语步中出现最少。两类文件中几乎都没有使用直接模糊语，偶尔使用时，选用的词汇以seem居多。SCE只使用了一个间接缓和语词汇即accordingtoone＇sestimates，而SEE除此之外还使用的有itisassumedthat…，asiswell－known等词汇。通过统计和对比范围变动语和间接缓和语分别在SCE与SEE文件中的使用可看出中文摘要英译作者在模糊限制语的选词上与英文作者差距不大，整体水平得到提升;英文作者在选词上范围较广，SEE比SCE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词更为丰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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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纵观相关的评论和报道，提及了“多元无知”这一基本社会心理学现象只有一家媒体，绝大多数都犯了当年美国媒体的错误，将基本的心理现象无限拔高，这反映了社会科学素养的缺失。过去比较强调记者的科学素养，但是一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这使得小悦悦事件里18个路人被过分的指责，承担了太多的骂名，而廉价的指责并无助于事件的解决，反而导致对社会道德水平过于悲观的估计。在小悦悦事件新闻报道和评论里，违背社会科学常识的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情况几乎是很多新闻报道的通病。上述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接下来笔者从统计和概率的角度探讨小悦悦及其相关事件中存在的报道误区。

通常新闻记者是好事之徒，喜欢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并上升到普遍的意义，但这归纳意义的过程其实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极大可能性。依据统计和概率规律，个体只能有限度地代表整体，例如一个人的犯罪，这并不能否认其家庭，更不能牵扯到他的种族和国家。而在小悦悦事件里，众多媒体不是将其视为个案处理，探讨出现类似情况下避免危机，而是提出过于宏大的命题。有媒体这样写道“因为小悦悦的悲剧，是在以一种极端残忍、极端血腥的方式，告诉我们：道德病了，人心病了，制度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很显然，小悦悦的遭遇，又一次次戳破了我们社会的道德脓疱，推倒了那些虚华与矫饰的沙塔，也是对GDP神话的某种嘲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目前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测量手段来评价。中国既有小悦悦案这样的悲剧，但也有最美司机、最美妈妈等充满正能量的案例，要说明道德整体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需要更大规模的统计和测量。国外有学者就指出，概率统计知识应当是公民的基本素质。

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从事新闻报道就很难避免夸大其词，以偏概全，造成社会不必要的损失。以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为例，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因被其室友投毒，不幸去世。悲剧发生后，媒体进行广泛报道，有的指出这是医学院的教育缺乏人文素养所致，有的评论说“只有高智商、缺乏高情商的大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存在缺陷的半成品，而情商扭曲的高材生甚至可能成为贻害社会的危险品”，有的指责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结果，有的提出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就有问题，还有的建议彻底改变现有的大学生住宿体制，将合租制改为自愿选择或者一人一屋。只有少数媒体能够比较客观地指出，大学生的精神和心理疾病发病率的问题。事实上报道新闻的时候，人们对大学生这个样本的理解就已经出了概念上的错误，似乎发生恶性案件是不可思议之事。但客观而言，大学生目前早已不是扩招前的数量，有统计指出中国在校大学生的规模已经将近300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一半。在这样规模的人口基数下，出现精神疾病，发生刑事案件的数量自然会大得多。有人指出相比过去，大学生同室相残的新闻数量多了很多。但如果比较下人口基数，以及媒体的日渐开放，大体上大学生同学关系并不比过去有多大变化。为一个偶然的案件，而去指责整个教育制度是荒唐的，如果为此改变现有大学住宿结构，将是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再举一个媒体常犯的统计错误。在中国新闻媒体里常有癌症村这样的报道，指出某地特定癌症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并指出这是当地化工厂等所致。因为看统计数据，似乎不应有同一疾病在某一地区明显多发，但事实上并非一定如此。

以扔硬币为例，大家都知道正反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但现实情况里，并不会出现正一次、反一次轮流出现的情况，而是某段时间正面多些，某段时间反面多些，很多癌症村也可能是这样。高于常规数量的病例集中在一个地方是概率上非常容易出现的情况，新闻里有某人连续中大奖、某罕见病发生于一个家庭的情况，这其实并非少见。统计和概率是理解社会的重要手段，但数据有时也会以微妙的形式撒谎，如果不是科学的测量，得出的数据将会很大程度上误导公众。小悦悦事件里，有舆情调查中心就做了如下的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你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相比十年前有何变化’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当今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乐观，有九成以上（94.2%）的受访者认为相比十年前，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倒退，其中82.1%的受访者认为‘有很大倒退’，还有12.1%的受访者认为‘有一些倒退’”。参加调查的有两万多人，样本数目很大，看上去也很科学正规，并且在互联网上参与填写问卷。但这个数据并不科学权威，如果作为社会科学论文，一定通不过基本的学术评审。互联网的问卷调查不是科学的统计方式。它首先在样本总量上就把大批不能上网的中国人排除在了统计之外。其次，网民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绝大多数网民是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

篇11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篇12

企业简介作为介绍公司产品与服务信息的推销文体，在对外宣传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不少学者都从翻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英文简介大多是对中文简介的照搬直译，忽略了两种语言间的语篇结构与文化的不同。语类分析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庞继贤、秦秀白等引入国内后，已被许多学者用来研究学术论文、商务信函等，对银行简介的对比研究还较为少见。本文以语类分析为工具，对中美银行的英文简介进行语类对比分析，旨在发现两者在语步结构上的差异，同时结合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来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一、语类分析概述

语类的概念源于法语genre一词，意指类型和种类，该术语最早被用于文学和修辞学研究领域。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他的《诗学》（Poetics）分为史诗、戏剧和抒情诗三种语篇语类。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将该词扩展到了非文学领域，用来指广告、科研论文等各种语篇。近年来，许多语言学学者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兴趣，国外最具代表的人物是澳大利亚学派（Australian School）的J.R.Martin，专门用途英语（ESP School）的Jhon Swales 和 V.k.Bhatia。Martin把语类定义为：一个通过语域来实现的有步骤的、有一定目标的社会过程。Bhatia对其做了进一步概括，提出语类是一种可辨认的，内部结构特征鲜明，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由定义可知，交际目的是语类的核心，影响着语篇的风格和内容。

语类分析是在语类概念的基础上对语篇进行分析，是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产物，重在探讨语篇的宏观结构及其交际目的。目前，语类分析可分为三个主要学派：新修辞学派（the New Rhetoric School ）、澳大利亚学派（the Australian School）和专门用途英语学派（the ESP School）。新修辞学派重视语篇的社会文化语境，重点分析语类所体现的社会行为和目的。而澳大利亚学派主张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专门用途英语学派（ESP School）的Swales 和Bhatia常以语步（move）和步骤（step）为出发点，对语篇进行语类结构分析Swales 通过对科学论文导论的分析，得出了包含三个语步的CARS（Creating a Research Space）语篇模式：（1）确立研究范围;（2）指出研究领域的空白;（3）填补研究领域的空白。根据Swales的研究，Bhatia提出在分析语篇时，应从七个方面着手：（1）确认某一情景语境定的体裁文本;（2）查阅已有的文献;（3）推敲文本产生的情景语;（4）选择所要分析的语料;（5）研究规约语境;（6）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7）征询专家的意见。由以上可知，专门用途英语学派则更侧重于分析职业和学术语篇。该文所研究的是推销语篇，目的是发现语类结构的特征，因此将采用Swales 和Bhatia的语类分析法，对中美银行的英文简介进行对比分析。

二、中美银行简介的体裁分析

银行简介作为一种推销文体，不仅要求内容简明扼要，还需意思清晰明了，具有鲜明的语篇特征，因此颇具有研究的实用性。本文将对中美银行各10篇英文简介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发现它们的语类结构特征，探讨产生差异的文化原因。

（一）语料选取

国内的10家银行选自标准普尔公布的2014年《中国五十大银行》 中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和平安银行;美国的10家银行选自福布斯公布的2014年《美国银行100强》，分别是：Signature银行、夏威夷银行、BankUnited银行、SVB金融集团、第一共和银行、普斯派瑞蒂银行、商业银行、联合社区银行、城市国民银行和北方信托银行。所有英文简介均来自银行的官方网站。

（二）研究结果

根据Swales和Bhatia的语类分析模式，笔者对中美银行的英文简介进行了语步分析，其结构与分布频率如下：

表1 中美银行英文简介中的语步与步骤分布

研究发现在中国银行的简介中：语步一为读者提供银行的整体印象;语步二告知了读者该行的产品和服务类型;语步三描述了银行的资产总额及营业区域，展示了银行所获成就，目的是证明银行的实力、建立银行正面积极的形象，以吸引更多客户与合作者。语步四是企业文化的体现;最后一个语步是为有意合作者提供信息。美国银行的简介除第四个语步外，其他语步与中国银行大致相同。原因在于中美银行简介有相同的交际目的。但两者的一些语步或步骤的出现频率存在差异，并且美国银行简介中，一些信息会被设成链接或视频等，以供读者有选择的点击查看。这部分差异可以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来解释。

1.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维度

在“银行概况”这一语步中，中美银行简介都介绍了银行的总体概况，如创立时间、银行性质和发展历史等。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银行的简介中几乎都提到了银行所属类型，如“国有银行”或“股份商业银行”，而美国的银行简介中却少有涉及。美国银行简介提到了第四个步骤，即创始人，但中国银行的简介中无一提及。

这一差异除了与两国的经济体制有关，还可以用吉尔特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中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来解释。根据霍夫斯泰德1980年的调查，中国倾向于集体主义文化，而美国更崇尚个人主义文化。集体主义社会提倡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们强调集体目标，并期望他们的内群体来照顾他们，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对集体拥有绝对的忠诚。在这种环境下某一银行如有国家或团体的支持，则说明该企业在各方面都具有强劲的实力。国内的银行，虽不都属于国有企业，但都是由国家扶持的或上市公司。因此，在简介的开头说明银行的性质是为了让读者对其产生信赖感。个人主义文化中，没有圈内圈外的区别，更注重个体的目标以及对企业做出的贡献，鼓励追求个人的权利和成就。因此，美国文化认为，企业的成功与所属组织无关，而是来自于个人的努力。所以美国银行的简介很少说明企业的性质，反而有时会提及该行的创始人。

2. 权力距离维度

在“银行实力”的语步中，有“实力描述”和“实力展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中，中美银行都用了具体的数据描述了银行的资产、盈利与分支机构的情况，让读者直观认识到了银行的发展状况。第二个步骤中，中美银行通过展示媒体、组织授予的荣誉或排名来证明企业的实力。但与国内银行相比，美国银行简介中，这一步骤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十篇语料中仅有三篇简介展示了银行所获得的奖项。此外，中美银行简介中荣誉授予者的分布也不尽相同。

表2 中美银行简介中荣誉授予者的分布情况

中国出现频率美国出现频率

机构组织685%133%

媒体457%266%

排名571%133%

由表2可知，中国银行简介偏爱向读者展示机构组织授予的荣誉或排名，而美国银行简介则更注重媒体的评价。这一差异与文化维度中的权力距离有关。权力距离指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中国的权利距离指数排名为12-14，属于权力距离较高的文化。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上下尊卑、等级观念较强，权利小的群体更强调服从和尊重权利大的群体。因此，当该银行得到国家机构组织的认可并授予奖项或给予排名，不仅银行员工会感到骄傲，连读者也会对其更加信服。与中国不同，美国属于低权力距离国家，人们没有等级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更加重视个人能力的发挥。所以美国银行简介更倾向于展示媒体给予的评价来吸引顾客和投资方，而不是国家机构授予的奖项。

3. 不确定性规避维度

为了突出银行的优势，中国银行简介在第四个语步中交代了其指导思想，发展目标等;美国简介则展示了银行为确保客户、股东或员工的利益所做的努力。此外，通过分析语料可知，中国银行的英文简介都是由段落组成的文本形式，语步结构也较为固定，大部分都是先介绍银行概况，其次是产品或服务介绍，接着介绍银行实力、企业文化，最后少数银行会显示联系信息。美国银行的简介则形式多样、语步灵活，有时会设置信息链接、视频等，没有固定的模板。这些差异可以用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来解释。不确定性规避指人们对于不确定、模糊的因素所感到的威胁并回避的程度。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强的文化中，人们往往会通过制定各种规则或制度来减少不确定的因素。相反，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的文化中，人们容易接受变化和新事物的出现，愿意面对风险和挑战。根据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国不确定性规避较高，而美国是不确定性较低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银行通常会制定指导思想或目标，并在撰写银行简介时遵循以往的写作模式，以此避免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美国企业追求个性化，所以在撰写银行简介时就体现出了多样性。

三、结语

通过对10篇中美银行英文简介的语类对比分析，发现了两者在语步结构上的异同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文化因素。英文简介是企业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撰写国内银行简介时，避免照搬直译中文简介，提倡把文化背景考虑在内，这样写出的银行简介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客户，达到宣传效果。（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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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 [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 1980.

[4] Holmes R. Genre 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research article discussion sections in three disciplines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1997， 16（4）：32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