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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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过程相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转型尽管在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表现出共性，但转型的起点和走向则呈现出不同的轨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经济运行，政府转型所面临的初始问题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是由不干预市场运行，到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则是通过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的同时，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样，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矫枉过正”情形，市场经济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计划经济国家可能产生“市场扭曲”的问题。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的广泛存在，既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理念之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转型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近年来开始受到不少质疑。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是要考虑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窒息了社会活力，而且平均主义只强调结果均等，否认不同个人、群体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二是当时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联系的，选择了市场也就选择了效率；而“兼顾公平”主要是为避免因市场效率引致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其内涵与今天我们一般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很大不同。三是当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型主要在微观“搞活”经济方面，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其他社会公平缺失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初的改革原则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政府转型相对滞后以及实践中存在对改革原则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根据改革进程的深化与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应该说，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选择的侧重只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才出现的，最终则是要实现二者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党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认识的深化。需要明确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场运行必然以效率为取向，这是市场机制的本质属性；市场运行也要求公平(竞争规则、秩序的公平)，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这种公平。政府虽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环境的改善而间接实现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观效率。政府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受托者的本质属性。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坚持了“效率”原则，而是在于政府放弃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机制交给了市场，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提供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正义，应该是我国市场深化改革和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理念之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 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将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经济社会的唯一主体；同时，由于否定市场，市场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中。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体制及其理念的惯性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的共同需求，也是各类主体通过分工与合作共同来维护的；财产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选择，非公有产权在基本制度规范下同样可以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参与主体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政(学生无忧网整理)府转型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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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的作业进度对后续的建筑工程等施工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目前测绘工程的实际来看，测绘作业进度控制难度较大，大部分的测绘工程都是在最后的测绘结果上进行分析研究，对于发现的问题只能重新施工，这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时间的耽搁。进度控制上的难题也会对测绘结果有重要影响，由于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继而还会导致建筑工程等的施工发生损失，严重的还有可能要返工。

1.2测绘工程中检查力度弱

在目前的测绘工程中对于测绘过程的检查大都还是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检查，检查中使用的机械设备较少，因此在检查结果上难以确保合格，人员的检查存在着较大的任意性，有时还会受到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指示，存在包庇问题的现象，也难以确保检查结果的可信性。测绘工程中的检查工作不但关乎测绘质量和施工质量，还关系到物资的消耗和成本的控制，因此有必要在测绘工程中加强检查的力度。

1.3专业测绘单位和机构的不足

当前各类施工对于测绘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测绘工程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并没有引起测绘专业单位和机构的饱和，当前还十分缺乏专业的测绘单位和机构。有些施工单位还只能依靠自身成立的测绘队伍开展测绘工程，这种临时成立的队伍不但专业性不强，也存在着管理上缺失，无法保证测绘质量。

1.4测绘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偏低

测绘技术在我国的发展较快，但是专业人员的技能提高却相对滞后，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偏低，使得测绘工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给测绘工程和后续施工留下隐患。

1.5测绘结果缺乏统一性

在一些大型的测绘项目上往往通过多家测绘单位联合作业的方式完成，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测绘单位在作业过程中采用的测绘技术可能不同，导致相互之间业务差异大，最终形成的测绘结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杂乱的测绘结果也给应用带来了许多障碍。

2提高测绘工程质量的对策分析

针对以上在测绘工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影响测绘工程质量和后续的施工质量，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全面的综合措施加以控制，确保测绘工程质量的高标准，为建筑工程等施工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和保障。

2.1建立健全测绘工程的质量控制体系

测绘所得结果的质量对各类工程施工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质量控制体系中首先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测绘管理办法和规范的测绘程序，确保每一环节的质量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将所得到的测绘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分析、存储和传送，将准确规范化的测绘结果反馈给有关部门或单位。其次，还要在测绘质量控制体系中建立统一规范的技术标准和测绘作业标准，对当前各个独立运行的测绘机构进行统一规范化的管理，从而有效控制测绘质量。最后，一个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系还应当包含有效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在测绘质量控制体系中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对测绘工程过程进行监督和对测绘结果进行检查。

2.2加强对测绘工程数据的检查

测绘工程数据检查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内容的检查，具体如下：第一，加强对图像数据的检查，测绘工程中的图像数据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对后续工程施工具有最关键影响的数据，因此一定要确保图像数据的准确性。图像数据检查的重点在于对图像数据整理和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缺边、悬点等问题，作为检查部门或者检查人员一定要做到严格仔细，才能通过检查达到质量控制的目的。第二，加强对风格的检查，风格检查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数据的完整性的检查，对于大型测绘工程而言，由于不同的测绘单位在测绘工程中所使用的软件不同，在一些符号、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造成无法匹配，还有的测绘施工单位与检查单位的符号库之间无法对接，都有可能形成测绘平台的下线型、线宽以及颜色等测绘图像数据之间无法联合使用，因此在检查环节就要整合编码要素，解决由于软件原因造成的数据风格无法兼容的问题，力求能够进行顺利的风格转换。第三，加强对拓扑的检查，同样是由于测绘所使用的软件不同，拓扑关系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作业阶段就要求测绘作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拓扑检查，确认拓扑关系的准确性，对于发现存在问题的拓扑关系要及时的进行调整或者有必要时要进行重建。在检查阶段也要对拓扑关系进行检查，对于发现问题的要反馈测绘作业环节进行调整或者重建。

2.3加强对测绘工程过程的质量控制

测绘工程的实施环节对质量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此加强对测绘过程的质量控制十分重要，笔者结合多年的测绘经验认为，在测绘过程控制上最关键的是要由测绘施工单位加强对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查和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测绘工程过程中要进行定期的数据记录输入和输出，在测绘图像绘制过程中对各项数据进行检验和必要的修正，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记录，以便下一阶段的检查和验收环节进行依据的查询。

2.4加强测绘工程验收阶段的质量控制

测绘工程的重要性决定着测绘工程的质量要通过多环节进行控制，验收阶段的质量控制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验收阶段也是对测绘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最后控制的一个环节。验收阶段的质量控制首先需要选择一个准确的检查方法和一套全面的技术标准，还要对具体的技术参数进行确认、对测绘使用的技术设备的精准性进行参考，有必要时还要对其进行检验机构的检验，确保测绘工程施工中所得出的数据是准确的；验收阶段的质量控制还包括对测绘过程中的数据记录进行审核，确保各个环节的数据形成和传递没有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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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正迈入新一轮通胀期的全球经济，相对欧美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和通胀幅度间的比例，中国面临的情况无疑尚好。那么，今年中国政府为何将物价问题置于如此之高度？

首先，在中国，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对富裕和中产阶层也许只是有限的钱包缩水或幸福感打折，但对很多食品支出仍占消费相当权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普通家庭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冲击。愈加关注民生的中国自然不能对此等闲视之。

其次，由于多年来同世界经济接轨交融的不断加深，中国已无法在当前全球经济和流动性泛滥日益严峻的情势下独善其身，以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为代表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令中国必须高度谨慎，未雨绸缪。

第三，为应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防范经济运行一旦突然变冷可能造成需要长时扭转的不利局面，中国及时果断采取了包括宽松货币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成功实现了经济“v型”反转，但也留下了货币投放充裕的副产品。

毋庸置疑，内外因素的缠绕交织，正在对中国应对物价过快上涨，构成诸多具有不确定性重大挑战。但同时应看到，今年中国在调控物价方面亦存在诸多有利条件。

中国粮食连续7年丰收，充裕的库存将对作为“百价之基”的粮价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对物价调控发挥中流功效。

需要看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多年以来，以电子产品、汽车为代表的产品整体价格正持续走低，反映出中国工业领域特别是市场竞争充分行业商品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

中国已开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通过“小步快走”的方式连续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逐步减少流动性，尽管其频率和幅度还将视经济走势灵活运用，效果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对缓解通胀预期产生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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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辆小时候骑的自行车，除了前后两个大轱辘以外后面还有两个辅助的小轱辘。我现在长大了，多么想学会骑两轮车呀！为此，我让爸爸卸下了后面的两个小轱辘，它成了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骑两轮车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在一开始的时候，爸爸先让我滑行，滑行的过程中尽量脚不着地，目的是让我掌握方向和身体的平衡，即使这样我左摇右晃，像喝多了酒似的，妈妈笑着说我“酒后驾车”！可是，在我的努力下，不长时间我就能够离地滑行了。爸爸又让我把脚放在车子上慢慢骑，这就更难了，在骑的时候我掌握好方向就蹬不了车子，蹬车子的时候就掌握不好方向，不是撞树就是往草地里冲，有时竟在原地转起圈来，把爸爸妈妈逗得捧腹大笑。我自己也跟着他们傻傻的笑起来。我累得满头大汗也没停止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技术越来越好，竟然能骑好几圈了！爸爸在后面喊：“骑一圈一角钱，一角、两角、三角、四角……”，哎呀！爸爸喊到九角的时候我又上草地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做了个鬼脸。

我再骑的时候不断地总结经验、掌握要领，车技也越来越好，两个小时之后竟一次也不坏了。“爸爸你要破产了！”我一边骑一边对爸爸说，爸爸摊开手无奈地笑了笑。

一年级:亢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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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象与关系成本形象与关系成本是指企业为了提高社会形象并与企业所在社区保持良好关系而发生的成本。它们通常被称为无形成本，其发生将影响管理者、消费者、雇员、社区和执法者对企业经济行为的主观判断。例如企业自愿年度环境报告的成本，企业为改善所在社区的环境而自愿发生的绿化支出，其他为提高企业环境保护形象和环境保护知名度而发生的成本等。这些成本本身是有形的，但是这些支出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如企业形象的提升等）通常是无形的。企业内部环境成本的发生，除了表现为企业期间费用、主营业务成本和或有环境负债增加外，还有可能表现为企业相关环境资产的增加，最终会对企业财务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完全成本会计对外部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

（一）环境资源降级成本计量模型环境资源降级成本指企业因为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生态资源质量下降，进而对资源环境造成破坏的货币表现。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实际就是环境资源等级的下降，因环境降级成本存在多污染源、无明确承担者等特点，导致我们对其计量非常困难。企业单一污染要素造成的环境降级成本为：Cwi=XwiPwi（1-bi）其中：Xwi为企业各项活动所排放的第i种污染物的数量；Pwi为治理每单位的第i种污染物所花费的费用；bi=Zwi/Xwi为第i种污染物消除的比例；Cwi为第i种污染物所导致的环境资源降级成本。当企业存在多污染要素的情况下，先分别计算不同污染要素导致的环境降级成本，然后相加，取其总和，计算出多污染要素造成的环境降级成本。

（二）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成本这类成本一般是企业因为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环境污染，从而使人类的健康、财产和福利受损，但是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企业尚未承担这些损失的货币表现。衡量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成本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人力资本法，即人们因为环境污染导致提前死亡或生病所带来的个人收入的减少和医疗费开支的增加。前者相当于环境质量脱离标准对劳动者预期寿命和工作年限的影响与劳动者预期收入（扣除来自非人力资本的收入）的现值的乘积；后者相当于因环境质量脱离环境标准而增加的病人人数与每个病人的平均治疗费（按照不同病症加权计算）的乘积。该方法界定了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最低成本数额。二是统计上的生命价值法（Val-ueofaStatisticalLife，VSL），即以人们为了避免生病或降低提前死亡的风险所愿意支付的货币金额来衡量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成本，该方法界定了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最高成本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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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准备阶段对生产单位的监理控制

（一）检查测绘工程生产单位的组织结构体系、作业人员及培训情况作业现场组织机构是否齐全，是否成立了如生产管理部门、质量检查部门、后勤保障部门等有利于保障项目目标得以更好地实现的各种组织，以及检查这些组织是否与投标方案中拟定的组织结构相一致；作业现场的主要作业人员是否与投标文件中拟定的参与项目生产的人员相一致，能否进行正常生产；作业现场的人员数量、素质能否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进场的主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是否进场工作并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进场的作业人员是否经过岗前培训，只有通过培训，取得上岗资格才能上岗。

（二）检查测绘工程生产单位质量保证体系作业现场成立的质量检查部门是否满足生产进度的实际检查工作，能否保证各工序的顺利进行；作业现场各级人员的职责是否得到落实，现场负责人的意图和指令能否得到有效的贯彻；现场负责人的进度和质量意识如何，技术负责人的技术水平如何，质量检查人员的质量检查及问题处理是否受到行政干预；作业现场是否建立了奖惩制度，以质量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是否真正建立。

（三）仪器设备检查作业现场仪器设备总量是否满足本项目工作的需要；生产作业所应用的仪器设备是否经过测绘仪器计量部门的检定，检定结果是否符合要求。监理单位应对检定证书的原件进行100％的检查；生产作业所应用的平差计算、数据处理和编图软件等能否符合业主的要求；如发现正在使用的设备未按规定要求进行检定或检定结果为不合格时，监理人员应现场发出监理指令予以纠正。

（四）作业环境的检查生产单位的工作环境是否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环境卫生状况能否保证作业人员健康工作；仪器摆放是否安全；数据处理的保密工作是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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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社区，本质都是为人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求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为人服务，进一步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让群众舒心、安心、放心。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经济社会发展时，着重强调“让人民满意”，赢得了代表委员一次又一次掌声。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孩子有学上，老人有所养，病人有所医，适龄就业的人有劳动岗位……这桩桩件件、点点滴滴，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让人人都过上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来实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机制上的创新。机制创新，既体现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又体现社会管理的效率和公平。

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社会管理创新机制的广泛性。今日中国，创新之举在不少地方积极推进：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和谐机制；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认真研究群众的欲望和诉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根据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能力，找出契合实际又公平合理的服务项目和服务路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显得十分迫切。实现让人民满意的社会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认识到社会管理创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付出艰苦细致的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一个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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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调研地的大致情况，这可以作为后文数据分析的宏观背景。该县位于华北某省东北部，面积3309平方千米，53万人（2006年）。该县为重要林业县和水果生产县，林地面积1500平方千米，水果种植面积27000公顷，主要出产苹果、梨、板栗等；铁矿资源丰富，储量达四亿吨。通过与当地人的接触以及对于当地的观察，除了表面上的数字外，我们对当地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该县原为国家级贫困县，但近年来由于铁矿的开采，其经济飞速发展，2012年年财政收入约18亿，在当地已可算作前列；其次，当地山多，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再者，当地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在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很多在建的住宅区；最后，当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论是民间的贫富差距还是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都极度悬殊。在当地我们选取了三个派出法庭作为调研对象，分别简称A、B、C派出法庭。我们先来看一下三个调研地的大致情况，A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县城西南17.5千米，面积约138.59平方千米，人口约5万人左右，当地大理石开采业较为发达，有资料可查的2006年人均年收入约2100多元，其经济水平在该县大致居于中间水平；B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城东74千米，面积261.46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人左右，当地矿产资源丰富，旅游业也较为发达，总体收入与A派出法庭所在镇较为相近，但人均收入较A镇高，经济水平在该县也属于中等水平；C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位于县城城东38千米，面积224.5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人，由于当地资源较为贫乏，且距县中心较远，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下面，我们将A、B、C三个派出法庭进行横向对比，探查不同地域的影响因素。

（二）三派出法庭横向对比

2011年A派出法庭审结案件156件，其中有的案件103件，没有的53件，诉讼率达66%（这一率在各地已经算较高者），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39件，被告单独委托的只有9件，双方都委托的50件。其中律师共出现70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42人次，公民共出现22人次，但其中关系明确的只有19人次（以上包括一人有数名或双方都有的情况）。有的案件类型分布：离婚案件51件，买卖合同纠纷5件，民间借贷12件，侵害健康权7件，婚约财产6件，劳务合同纠纷4件，相邻关系2件，财务纠纷6件，扶养费纠纷2件，运输合同纠纷2件。其余还包括类似于排除妨害、非婚生子女抚养、抚恤金分割、生命权纠纷等案件，由于案件数量只有1件，不太具有代表性，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在有的案件中，案件标的额最大为20万，而无的案件中标的额最大为30万。这可能与我们常识中案件标的额大才聘请律师相左，但经过仔细查阅案宗，我们发现许多大标的额案件其实事实认定十分清楚、简单，而且证据非常充分，之所以经过诉讼程序主要是因为当事人故意拖欠或无力偿还，并且之后在与法官的座谈中也验证了我们这一猜测。在有的案件中，已判决结案的有45件，占43%，调节49件，占48%，撤诉9件，占9%；在无案件中，已判决结案的有33件，占62%，调节11件，占21%，撤诉9件，占16%。同时，我们还统计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较为关注的有案件与无案件的胜诉率，由于民事案件很难区分出哪一方是完全的胜诉方，所以我们采取相对优势者即为胜诉方的原则，通过诉讼费的承担以及对诉讼标的的分割和诉求的满足来评判谁为相对优势者，可能这一评判标准过于粗放，但该标准更能为一般群众所接受。在有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案件为33件（此处包括原告单方聘请人和双方都聘请人情况），占所有案件的32%，被告胜诉案件为10件（此处包括被告单方聘请和双方都聘请人情况），占所有案件的10%，真正的原告单方聘请人且败诉的只有两个案件；而在无的案件中，原告胜诉案件为24件，占无案件的45%，而被告胜诉的一件也没有。在统计卷宗的同时，在A镇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对象也是当地的居民，主要是就近随机发放，有效问卷共计100份，其中年龄以50以上为主，占有效问卷44%，而30~40、40~50两个年龄段人士共计只占34%，这和当地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也许不无关系；另外调研对象的学历构成较为平均，小学占12%，初中占30%，高中（中专）占28%，大学（大专）占30%；而家庭年收入则较为集中，2万以下及2万~4万占64%，而4~6万只占20%，6万以上占16%。在发生纠纷的解决途径中，找熟人说和的占54%，高达一半；找村干部调节的占32%；而上法院打官司只占14%。对于打官司是否聘请律师，直接选择是的占54%，选择否的只占6%，而视官司重要性而定的占40%。对于律师的价位则较为集中，大部分人认为2000以下及2000~5000能接受，这一比例高达86%。而聘请律师的因素绝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视官司重要性而定。通过我们在A派出法庭所得到的案卷数据不难发现，在有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是离婚案件，这当然有离婚案件总体基数大的原因，但A派出法庭离婚案件共计68件，而有的就有51件，高达75%。另外，结合我们在当地所做的问卷调研可以发现，对于经济成本的计算虽然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当事人决定聘请诉讼的首要因素。我们再来看一下剩余两个派出法庭的大致情况，B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89件，其中有诉讼的54件，没有的35件，诉讼率60.67%,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33件，被告单独委托的只有3件，双方都委托的18件。其中律师共出现46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24人次，公民共出现7人次，其中关系明确的有7人次。C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36件，其中有诉讼的15件，没有的21件，诉讼率41.67%，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8件，被告单独委托的没有，双方都委托的7件。其中律师共出现10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11人次（首次超越律师），公民共出现4人次，但其中关系明确的有2人次。我们希望通过三个派出法庭的对比，能够在较为广阔的环境下凸显出影响法律服务的较为宏观因素，诸如各派出法庭的政策引导，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等因素，这些因素也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当事人、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法院三者，进而间接作用于法律服务。

（三）对比分析

我们将三者的主要差别根据当事人、律师、法院三者角度简单梳理下来：（1）三者率不同，A派出法庭最高，B派出法庭次之，C派出法庭最低；（2）三者主体中，A派出法庭律师出现比率68%，B派出法庭律师出现比率85%，而C派出法庭中律师出现比率首次低于法律服务工作者，并且公民数量中，关系不明确者占据了一半；（3）A派出法庭结案数量为156，B派出法庭结案数量为89，C派出法庭数量为36。通过上述三者主要差别，结合我们在调研中所了解的三地情况，我们首先对于三个派出法庭结案数量差距较大作出分析。根据三地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如下：（1）A镇距县中心最近，C次之，B距县中心最远；（2）A镇人口最多，B、C两地人口差距不大；（3）B镇经济发展水平最高，A镇次之，但与B地差距不大，C镇经济水平最为落后。这三者我们将其抽象化为“：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在这三者中最为占优势的是A镇，其次是B镇，最后是C镇，而其结案总数也是同样的排名。下面我们简析一下三个因素的作用方式，通过A与B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经济因素大致相近或处于劣势，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因素即发挥作用，原因应是人口较多时纠纷数量也较多；而B与C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人口总量现差不多时，经济因素即凸显出来；而A与C对比则又凸显出了经济因素及人口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影响三个地区结案数量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这三个因素也作为之后从各角度分析各项的宏观因素。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三地关于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主要不同即三者出现比率，在A、B两地，律师出现人次都远高于法律服务工作者，但在C地，法律服务工作者却反超律师。我们还是以上文所总结出的三地的主要不同出发进行分析，首先仍是经济因素，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相比其收费水平本就比较高，而C地居民人均收入也较A、B两地少很多，经济承受能力较差。通过这一对比，我们验证了经济能力作为影响当事人聘请法律服务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从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角度出发的影响因素，即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收费标准。以上述三要素为分析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三地之中，A地率还是最高，刨除人口因素影响，我们不难发现“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所谓“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即“在距离当事人并不遥远的地方是否存在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或场所、有关的信息渠道或利用这种服务的途径是否通畅等”，而据我们了解，当地主要法律服务提供场所即在县城中心，即距县中心的远近也可理解为“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除了以上三种因素外，我们在走访A派出法庭时了解到，A派出法庭是当地基层法院强力塑造的模版，在我们完全走访时感觉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青龙县法院，各种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该法庭庭长原是城关法庭的副庭长，在交谈中我们能感觉到作为“业务尖子”（在法院的光荣榜上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法律素养，当我们谈及法律服务的影响因素后，他提出了在自己看来影响诉讼率的因素：（1）案件的难易程度；（2）当事人的经济实力；（3）个人时间是否充裕；（4）律师收费；（5）关联程度。对于这些因素我们认为具有很强的参考性，由此可见作为当地法院的“招牌”法庭。A派出法庭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得到了当地法院的充分支持。这点我们认为也与A的率高于B派出法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该因素我们认为可以抽象为来自法院的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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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力量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公共文化在本质属性上具有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群体共同享有这一文化。而“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1]实践也证明，高效优质、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社会力量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这是因为，首先社会公众是文艺作品、文化题材的思想源头，他们生活在基层，活跃在各类组织中，所提供的文化服务，来源于生活，贴近实际，为大众喜闻乐见。其次，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是靠传承而延续的，社会力量则发挥着贮存、掌握、承载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活宝库”，又是文化创新的“执棒者”。再次，社会力量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投入不足。当前，财政投入总量不足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而“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现代公民已经不仅是公共选举的平等‘投票者’，也不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更不是政府立场的反对者，而是变成了改善民生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活动者。”[2]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民间隐藏巨大的资本潜力，通过鼓励社会力量自办文化，可以发挥拾余补缺的作用。

（二）社会力量参与是应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有力监督，政府人员会直接或间接地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导致腐败活动和寻租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某些公共文化服务行业，“因政府特许或公共部门垄断生产之后,就成为这一类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唯一生产者或供给者,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3]，进而影响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基于政府失灵的根源，社会力量参与不失为一种应对的有效手段。首先，社会力量参与为广大公众提供了一条获取公共文化部门信息的重要渠道，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廉政建设经验表明，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原因。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公众能获得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行政预算、公共开支和政策实施等政府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约束政府人员的行为，避免或减少公共文化部门对民意的偏离。其次，社会力量参与有助于社会公众监督公共文化部门的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因为社会力量参与“具有其他途径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即群众性较强，监督具有广泛性。”[4]只有将公共文化服务计划、生产和供给的各个环节都置于社会力量强有力的监督下，才能切实抑制公共文化部门“失灵”的现象，确保行政偏好与公众的实际文化需求的契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三）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文化组织和文艺队伍快速增长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推动，浙江省民营企业和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民间文艺团队发展的速度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这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据有关统计显示，浙江省拥有文体团队30余万支，业余文艺骨干50余万名[5]。另外农村近年来社会文化力量的发展也能见得，目前，全省农村活跃着1300多支电影放映队、1万多支业余文体队伍、500多家民间职业剧团、近2.5万支业余文体队伍、5万余名拥有教学辅导、组织管理和技术服务的骨干队伍，以及51.4万余名业余文体骨干。[6]

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的浙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依托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和活跃的民间组织，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体制机制的引导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力量参与格局基本形成，全省各地涌现了一批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实践模式和典型做法。

（一）政府+群众个体：丽水景宁群众参与的“文化自治”模式

景宁畲族自治县在构建畲乡“幸福文化”，实施“文化名县”战略的历史进程中，以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第一导向，大胆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建设“畲乡文化，群众主体”的服务体系。其中，以“文化自治、五权圆梦”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五权”保障机制建设是成功实践之一。所谓文化自治，就是指群众文化活动由群众自己作主，自己说了算。所谓“五权圆梦”，就是实现文化自治目标的五个必要载体，“即保障人民群众在文化工作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7]文化自治的具体举措是：一是以文化预报为载体，实现群众知情权。即每个月25日前，当地文广部门确定下月将举行的相关文化活动项目，并于月初通过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对文化活动进行公开预告，以方便群众提早安排，选择参与。二是以“文化四合院”为平台，实现群众话语权。所谓“文化四合院”，就是文化部门通过举办各类座谈会，主动邀请群众按照“圆桌会议”的形式对文化工作发表意见、提出要求。三是以“凤舞畲山”为舞台，实现群众的参与权。“凤舞畲山大舞台”由景宁文化部门统一设计，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己组织、自己主持的文化活动为基础，以重大节日、纪念日，各种赛事为契机，在全县范围开展的群众实现表演梦想的文艺活动。四是以文化项目申报制度为载体，实现群众的决策权。文体项目申报制度以“公开透明、自主申报”为主要特征，每个文体项目各乡镇，各业余文化团体，自主包装，向文化部门自主申报，再接受省、市、县评审专家组答辩评审，最后确定项目的经费补助额度和专业指导。该制度让群众自己做主，实现了群众的参与决策权。五是以“文化项目责任上墙制”为载体，实现群众的监督权。2011年开始景宁文化部门每年年初，根据群众的文化需求，确定好全县全年要实施的重点文化项目，统一公开制表上墙，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项目上墙，公开许诺，既让群众知晓一年的活动，也为群众实现监督权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二）政府+市场主体：宁波鄞州“天天演”服务外包模式

宁波市鄞州区围绕“打造文化鄞州、建设文化强区”目标，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和创新。2009年3月起实施的“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外包提供了思路。“天天演”服务外包流程主要由五个环节组成：一是外包承接商的确定。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充当外包服务出资人，引进外包承接商。经过严格的评估筛选，确定和盛公司为承接商，承担产品采购、供需对接、配送以及全程监督等任务。二是需求情况调查。在政府采购之前，由和盛公司负责，乡镇（街道）文化站协调配合，向社会发放文化需求调查表，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建立演艺剧目信息库，确定“演艺产品采购目录”，在演出前通过菜单式剧目方式供群众选择。三是演艺产品采购。和盛公司公开向社会演艺需求信息，演出意向单位投标竞争。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政府采购中心、和盛公司负责人和专家、基层文化站以及群众代表组成采购评审小组，负责招标评审，确定中标单位和剧目，签订采购合同。四是文化产品配送。文化产品的配送由和盛公司统筹安排，各乡镇（街道）文化站负责本区域的组织实施，保障演出活动的有序开展。五是监管和考评。在“天天演”服务外包中，监督和考评是环环相扣的。和盛公司作为演艺节目的采购方在乡镇(街道)文化站的参与下，对节目演出方进行全面监督，确保节目按采购协议完成。另外和盛公司接受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局的监督和考评。在“天天演”的服务外包中，政府主导，公司运作，专业生产，公众参与是其运行的四种主要机制。通过服务外包，政府实现了职能的转变即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提升了公共服务效能。采取公司运作的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节约了成本。天天演”面向全国进行采购，进行专业化生产，让群众享受到更高专业水平的文化产品。此外，公众的参与，让基层群众“按需点菜”，充分体现了人民公共文化的享受权和选择权。

（三）政府+社会力量：台州“1%文化计划”多方联动模式

为加快推进台州“文化大市”建设步伐，加大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实现公共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2005年12月，台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活动。“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是指“在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中提取百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公共文化艺术设施建设。纳入该计划的投资项目包括所有政府性建设工程、所有城市临街建设项目、占地2公顷以上的工业企业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共建筑（含各类办公楼、宾馆和商业建筑等）、居住小区（含单体高层住宅楼）等”[8]。用于“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专项资金除了提取的建设资金外，还包括财政专款、社会捐助等。“百分之一文化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是：一是工作机构的建立。为了进一步推动“百分之一文化计划”的实施，2009年成立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决策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建设，指导协调公共文化交流活动，制定公共文化项目档案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由指导委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公共文化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专项资金的监管及具体的协调管理等工作。同时成立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艺术委员会，负责公共文化项目的评估，参与公共文化内容与质量的把关，对重大公共文化项目提供决策咨询等。”[9]二是建设项目的选择。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项目的申报，市建设规划局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筛选确定可行项目，分批实施。三是设计方案优化。在建设项目确定后，项目主办单位根据项目的特点，设计项目的执行方案，上报相关部门。四是建设项目的管理。对建设项目的管理台州市提出“五个同步”，即实施内容应以及同步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公共文化设施建成后的维护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五是项目的检查监督。“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是一项新鲜事物，各建设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常出现各种问题，以致延误项目的进展。对此，台州市建设规划局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制定了建设进度的走访制度和督查制度，台州市委市政府将出台“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市级相关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以促进该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六是评比表彰。搞好试点，树立典型，台州市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重点扶持、加强引导试点项目的建设，宣传表彰样板项目、经典工程，推动面上工作的全面开展。“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不仅创新了公共文化服务多主体参与的机制，同时首创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新理念，拓宽了公共文化实施建设的渠道，体现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群众共享的建设思想。

三、启示思考：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创新

转变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垄断供给模式，通过体制机制设计，形成社会力量参与格局，是提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现实路径。浙江省鼓励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创新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供启示与思考。

（一）创新投入机制，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一个良好的资金保障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血脉。国外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只能进行有限度的投入，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进行投资”【10】，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一是要建立公共文化的融资平台，以各种财政手段和政府担保手段为支持，以财税优惠政策为激励，吸纳社会资金的投入。二是完善社会捐赠激励机制，通过减免税费、资金扶持、表彰冠名等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的赞助，引导企业、团体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捐赠或赞助公共文化服务。三是设立公共文化基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导，广泛吸纳文化产业经营收入、社会团体捐赠和赞助的资金，确保资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提高资金有效利用率，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稳步发展。四是实施信贷优惠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提供支持和信贷政策倾斜。对公共文化服务经营者优化审贷业务流程，提高贷款办理的工作效率和服务层次，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实行灵活的差别化利率政策。

（二）创新运营机制，构建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运营模式

实践证明，运营体制落后，供给渠道单一化，供给方式僵化等是当前公共文化设施闲置、供给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因此，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解决运营和管理的问题，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等社会化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的运营和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的总供给量。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可以由以下环节构成：政府根据各文化单位的职能，通过指定或政府采购的方式挑选运营机构，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权力责任，制定服务标准，优化人事和薪酬制度，建立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设立政府部门、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督评价体制等，并据此作为是否适合运营公共文化设施的依据以及文化事业单位负责人晋升依据。二是营利组织运营模式。按照营利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同环节发挥的作用以及和政府合作的方式，营利组织运营模式可以采用三种形式，即委托生产、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三是非营利性机构运营模式。基于非营利性组织在公共文化运营中所发挥的功能，通常可以采用三种模式：服务替代、拾遗补缺和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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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特别要注意精读一些内容接近现实生活，接近中留学生生活实际的例文。这些文章应该篇幅短小，文字浅显，语言规范。由于目前中学课本内容安排的限制，很多留学生想在生活中表达的东西在课本中却无法找到。

我们在课堂上，教师讲解课文。船也都着重语法，而极少分析篇章结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阅读一些启发性强，能触类旁通，有助于写作的例文自然是很有必要的。至于一些离现实生活较远，句子复杂，含意深奥的文章，则不必在上面多花时间。

首先，要写好英语论文，需要丰富的词汇量。词汇是语言最基本的成分。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词语，就无法写出好文章。要写好文章，就必须善于从众多的词语中选择和运用最恰当的词语。所以扩大和丰富自己的词汇量易锯商写作能力的基础。

其次，需要加强背诵。看了好文章，不单是理解就够了，还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多多背诵，才能达到融会贯通、据为已有的效果。英语宜多诵多背，把一些句型、短语，一些文章的片段或全篇，背得滚瓜烂熟，让这些材料在你的脑袋里扎根，当你要用的时根，它们使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背诵可以培养正确使用语言的习倔，增强语感，这样就可以避免生搬硬套地写一些中国式的英文。加强背诵能变难为易，变费力为省力，能有效地帮助留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现在背诵和熟记一些语言材料，对中留学生来说将会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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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投资利用机制

人类发展的历史越来越来清楚地表明，对未来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将不再是物质资本的丰脊而是人力资源存量的多少及其效用的发挥。人力资源开发涉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与人才的使用。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化就是要探讨人力资本多元化投资的渠道与流动开放的人才使用机制。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化

开发人力资源需要投资，任何投资都要讲回报，这就涉及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化要倡导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确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开发原则，确保劳动力市场主体的产权。

1.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元化

“人力资本”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由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他指出，“人们获得的有用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这种结果同其它人力投资结合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种新型资本比特定的旧式资本更有效，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一项投资活动，是一种创造资本的方法……国民收入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指现实经济增长中实际增长率大大高于总投入增长的那一部分，可以归根于这种资本的形成。”

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皱至庄教授等人的实证分析，中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城镇及农村分别为3.29%和4.12%，总体教育收益率为3.34%，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78%和4.46%，远远低于台湾地区的8.4%和16.1%。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的关键环节。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仅仅靠国家行不行?不行。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就必须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由政府主体向投资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方向转变。既要保证政府投资持续增加，又要更多地吸引企业和个人的投入。而建立以政府投资为基础、以个人和企业投资为主体，各有重点、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投资体系，是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化的有效途径。

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公共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政府参与投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个人或企业的投资成本和风险。同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有较强的外部性，从而个人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同公共需求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差距，往往造成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的状况，缺少政府投资时，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达不到社会所需的最佳状态。发挥政府投资人力资本的基础作用，是调动个人和企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条件，弥补个人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引导和规范个人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调动个人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机制，使个人和企业投资能够得到收益。(1)要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使个人或企业的知识创新、科技发明、新产品开发所带来的效益归企业和个人所有，防止不投资但通过非法手段受益的情况出现。(2)要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通过风险基金来鼓励风险投资。只有在人力资本与高科技投资收益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风险社会化，才能调动社会力量来发展人力资本与高科技投资。(3)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领域的创新来鼓励个人与企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入股、管理者和科技人员股票期权制等，是一些地区已经出现的有益的尝试。

2.明晰劳动力市场主体的产权

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是指劳动力的供需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只有劳动者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的产权和用人单位拥有作为法人主体的法人财产权，才能使劳动者真正享有自主择业权和用人单位用人自，从而保证劳动力交易双方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则达成公平交易。

明晰双方的产权，涉及人力资本产权的归属问题。人力资本产权是关于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一组权利的总和。资本的所有权归投资者所有，并且凭资本的所有权获得资本的收益权。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常常是多元的，人力资本承载者往往要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者瓜分人力资本所有权。如果人力资本的所有权界定不清，就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行使，也会影响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因此，应正确界定人力资本各投资主体的产权，兼顾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以契约作为主要形式，利用“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以投资数额和服务年限等为基本依据，以此来界定人力资本产权。从而，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环境，避免“挖墙角”式的不正当人才竞争。

3.市场化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无论实物形态的资本还是科学进步都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只有人获得的能力才是生产力提高的至关重要的源泉。人类对自身的投资在不断地增长，但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看,这属于社会消费的范畴,而只有把这些开支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这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教育体制,确立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观念以及相应的对策。

今后不应再把我国的教育培训等看作是一种消费社会资源的事业，而要把它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特殊的产业。这一特殊产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充分开发我国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素。

多年来，我们在强调教育培训，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时，往往从宣传鼓动角度下功夫多，从经济体制和经济利益关系上出新思路与新措施少。落实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不仅要靠思想动员，更要靠调整经济利益关系。而人力资源投资主体的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只有在市场化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运作秩序不规范的问题，是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政府在制定市场规则、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等因素。要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逐步提高，真实反映人力资本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收益的客观关系。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而市场的培育发展以及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发挥，则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协调引导。要把这两方面的功能有效地运用起来，以迎接我们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人才流动使用的社会化

我国目前劳动力流动存在不少制度障碍。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更换工作的频率也越来越快，而新

工作主要是靠“托人”找到的。与老一辈人相比，中国的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快地变换着职业，平均5年换一次工作。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一个人才流动率非常低的国家，其平均每一个就业者换工作的次数达到了将近4次。我国城镇就业人口的流动频率只有2.3次，这表明每个劳动力平均流动的次数还不多。调查还显示，靠“政府安置”实现就业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通过正规“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来获得工作的比例也并不很高。通过个人的关系网络，也就是“托人”来实现就业的比例占到了一半以上。这表明，培育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已很紧迫。为适应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形势改善的需要，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我们应树立双赢的市场竞争观念，允许和鼓励人才依法有序地流动，保护人才在流动中可能丧失的权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大市场，是人才市场发展的方向，也是人才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1.清除体制障碍，推进劳动力结构性转移

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不能忽视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村人力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大问题。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约4.5亿，占社会劳动总量的74%左右，抽样显示，当前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的劳动时间不超过100天，其中约有40%的农民存在隐性失业。因此，应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进行改革，逐步给进城农民在就业、生活等方面以“市民待遇”。即使考虑城镇就业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就业调控，也只能利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性手段及歧视性政策。

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应尽快通过制度创新加以排除。具体途径，一是要使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尽快覆盖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大力规范非国有部门在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及劳动报酬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劳动者的权益，解除国有部门劳动力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后顾之忧。二是要对国有部门职工过去的劳动贡献实施合理补偿。近年来不少地方和企业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应尽快总结经验教训，出台统一的补偿办法。

不同行业间的就业结构矛盾，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必须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强化信息、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基本就业信息、政策指导等应由各级政府无偿提供服务；职业介绍与培训服务等，可考虑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以现有的社团组织和有关事业单位为基础，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培育非营利性的职业介绍及培训体系。

2.人才柔性流动将成为主要方式

所谓人才“柔性流动”，是由过去人才流动中重视工作调动、户口迁入、档案调进及举家迁移等方式，转变为以人、知识、创新成果等为核心，寻求合作，注重知识与技术成果转化的流动形式，谋求科技创新尽快商品化及人才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人才流动速度加快，频率增高，创新效益更利于充分发挥。例如上海为适应人才“柔性流动”特点，推出办理工作寄住证、暂住证等新举措，吸引国外留学人才、短期来华国外专家，在上海进行科技成果合作。人才“柔性流动”愈来愈被科技界与企业界所认同。而吸引和留住“柔性流动”人才，是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社会大环境外，企业还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建立技术创新项目与产品效益激励、鼓励科技进入企业产权、改善软硬件条件和协同创新运行等制度，以求人才“柔性流动”产生蓄水池效应，推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从生产、管理的柔性化到人才流动的柔性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某种象征。柔性流动是人才政策的一种创举，它突破了传统的户籍管理、国籍问题等种种政策难点，使人才资源得以更合理的配置。

3.市场配置是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前提条件

现代经济的开放性和劳动分工的细化决定了劳动更换、职能变动的必然性和人力资源的全面流动性，完整的市场系统不能缺少劳动力市场，因此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力资源实现自由流动和合理组合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下，企业拥有用人自，才能根据生产需要，灵活调剂和使用劳动力，实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也只有在市场配置机制作用下，劳动者拥有自主择业权，才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志愿、专业、选择能发挥自己才能、获得满意报酬的就业岗位，充分激发劳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最佳组合。人才富于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选用人才。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及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就必须打破户籍、单位、行政区域的传统障碍，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用人与择业完全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调节。在这种竞争机制下，就业者时刻面临生存压力，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积极进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4.建立健全人才流动的法制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就业将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因此，劳资关系和劳工利益保护将成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争议的内容，将由主要表现为劳动安全、工薪保障、社会保险金的缴付等，向因专门人才流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商业技术秘密、客户资源的流失、劳动合同的履行、人才培训费用的支付、社会保障金的转移等转变。目前我国用来规范劳动力市场和调节处理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不仅数量上不足，而且相关内容也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一些领域，如国有部门工资分配等方面，计划色彩仍然很浓；符合市场体制要求，涉及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及仲裁的法律法规不规范、不完善，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同时，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或不公平执法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必须尽快由直接实施就业安置和就业管理转向依法对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资关系进行规范、协调和监督。一是要全面转变观念，明确角色定位；二是要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填补有关法律空白，尽快调整修正不符合国际惯例或不符合新形势要求的法规。三是要在全面提高执法队伍素质的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改进监管方式、方法。在劳动力市场管理上我们必须要尽力做到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劳动监察管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监管，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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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体现我国儒家正统思想对于“仁爱”和可守诚信的追求，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人们所推崇，具体体现有;“仁者，爱人”博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关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具体体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终极追求。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直到今天都引导着人们胸怀天下，博施济众，追求真善美，维护道德与法律的权威。在恪守诚信方面，有“民无信不立”的道德要求，也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道德批评，就是要警示人们做到表里如一、真实无妄，友善待人，不自欺欺人。

(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我国古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环境，但是在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却早已有法，我国的传统农业因地制宜，因时而动，不违背自然规律，适应农时节气的春耕秋收，“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可持续性利用自然，甚至对自然神灵的敬畏，都为今天我们有效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保护环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引领与思考。由上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要求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均有体现，因此，学习中国传优良统道德文化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并践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道德文化，弘扬和谐社会精神有着重要作用。

二、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特点与作用

家庭作为最小的一个教育单位，也是分布最广泛的单位，每个人都从家庭成长，并且受家庭成员的影响，期间包含了口耳相传，也包含了身行示范。在较长时间耳濡目染中，家庭教育便成为最有效的教育手段之一。

(一)家庭传统道德教育覆盖面广泛家庭是每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人走向社会的起点，因此，人们多项素质、技能都从家庭教育中受到启蒙，家庭传统道德教育内容覆盖面非常宽泛，仅就道德而言，家庭教育包含了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具有其他任何教育机构都不可替代的多面性。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对象是每个家庭成员，因此从教育对象上来讲，涉及到了参与家庭生活的每一个人，受教育队伍的规模也是其他教育组织难以企及的。

(二)家庭传统道德教育时间长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参与家庭生活占据了他们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在家庭成员互动的过程中，道德被不经意的在家庭成员间传递出来，比如通过关心交流传递出父慈子孝，通过做家务传递出责任与分担，通过家长的文明言行让孩子学到礼貌，通过孩子在学校的知识也使家长学会垃圾分类的新方法等。道德教育被不经意间进行，文明言行也在耳濡目染中养成。长期的家庭生活会使家庭成员间形成很大程度上类似的道德观和道德言行，这便是家庭传统道德教育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