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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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过程相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转型尽管在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表现出共性，但转型的起点和走向则呈现出不同的轨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经济运行，政府转型所面临的初始问题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是由不干预市场运行，到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则是通过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的同时，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样，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矫枉过正”情形，市场经济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计划经济国家可能产生“市场扭曲”的问题。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的广泛存在，既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理念之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转型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近年来开始受到不少质疑。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是要考虑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窒息了社会活力，而且平均主义只强调结果均等，否认不同个人、群体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二是当时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联系的，选择了市场也就选择了效率；而“兼顾公平”主要是为避免因市场效率引致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其内涵与今天我们一般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很大不同。三是当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型主要在微观“搞活”经济方面，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其他社会公平缺失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初的改革原则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政府转型相对滞后以及实践中存在对改革原则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根据改革进程的深化与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应该说，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选择的侧重只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才出现的，最终则是要实现二者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党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认识的深化。需要明确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场运行必然以效率为取向，这是市场机制的本质属性；市场运行也要求公平(竞争规则、秩序的公平)，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这种公平。政府虽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环境的改善而间接实现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观效率。政府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受托者的本质属性。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坚持了“效率”原则，而是在于政府放弃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机制交给了市场，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提供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正义，应该是我国市场深化改革和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理念之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 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将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经济社会的唯一主体；同时，由于否定市场，市场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中。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体制及其理念的惯性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的共同需求，也是各类主体通过分工与合作共同来维护的；财产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选择，非公有产权在基本制度规范下同样可以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参与主体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政(学生无忧网整理)府转型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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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的作业进度对后续的建筑工程等施工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目前测绘工程的实际来看，测绘作业进度控制难度较大，大部分的测绘工程都是在最后的测绘结果上进行分析研究，对于发现的问题只能重新施工，这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时间的耽搁。进度控制上的难题也会对测绘结果有重要影响，由于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继而还会导致建筑工程等的施工发生损失，严重的还有可能要返工。

1.2测绘工程中检查力度弱

在目前的测绘工程中对于测绘过程的检查大都还是安排相关人员进行检查，检查中使用的机械设备较少，因此在检查结果上难以确保合格，人员的检查存在着较大的任意性，有时还会受到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指示，存在包庇问题的现象，也难以确保检查结果的可信性。测绘工程中的检查工作不但关乎测绘质量和施工质量，还关系到物资的消耗和成本的控制，因此有必要在测绘工程中加强检查的力度。

1.3专业测绘单位和机构的不足

当前各类施工对于测绘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测绘工程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这一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并没有引起测绘专业单位和机构的饱和，当前还十分缺乏专业的测绘单位和机构。有些施工单位还只能依靠自身成立的测绘队伍开展测绘工程，这种临时成立的队伍不但专业性不强，也存在着管理上缺失，无法保证测绘质量。

1.4测绘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偏低

测绘技术在我国的发展较快，但是专业人员的技能提高却相对滞后，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偏低，使得测绘工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给测绘工程和后续施工留下隐患。

1.5测绘结果缺乏统一性

在一些大型的测绘项目上往往通过多家测绘单位联合作业的方式完成，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测绘单位在作业过程中采用的测绘技术可能不同，导致相互之间业务差异大，最终形成的测绘结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缺乏统一的标准，杂乱的测绘结果也给应用带来了许多障碍。

2提高测绘工程质量的对策分析

针对以上在测绘工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影响测绘工程质量和后续的施工质量，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全面的综合措施加以控制，确保测绘工程质量的高标准，为建筑工程等施工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和保障。

2.1建立健全测绘工程的质量控制体系

测绘所得结果的质量对各类工程施工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质量控制体系中首先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测绘管理办法和规范的测绘程序，确保每一环节的质量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将所得到的测绘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分析、存储和传送，将准确规范化的测绘结果反馈给有关部门或单位。其次，还要在测绘质量控制体系中建立统一规范的技术标准和测绘作业标准，对当前各个独立运行的测绘机构进行统一规范化的管理，从而有效控制测绘质量。最后，一个科学的质量控制体系还应当包含有效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在测绘质量控制体系中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对测绘工程过程进行监督和对测绘结果进行检查。

2.2加强对测绘工程数据的检查

测绘工程数据检查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内容的检查，具体如下：第一，加强对图像数据的检查，测绘工程中的图像数据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对后续工程施工具有最关键影响的数据，因此一定要确保图像数据的准确性。图像数据检查的重点在于对图像数据整理和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缺边、悬点等问题，作为检查部门或者检查人员一定要做到严格仔细，才能通过检查达到质量控制的目的。第二，加强对风格的检查，风格检查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数据的完整性的检查，对于大型测绘工程而言，由于不同的测绘单位在测绘工程中所使用的软件不同，在一些符号、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造成无法匹配，还有的测绘施工单位与检查单位的符号库之间无法对接，都有可能形成测绘平台的下线型、线宽以及颜色等测绘图像数据之间无法联合使用，因此在检查环节就要整合编码要素，解决由于软件原因造成的数据风格无法兼容的问题，力求能够进行顺利的风格转换。第三，加强对拓扑的检查，同样是由于测绘所使用的软件不同，拓扑关系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作业阶段就要求测绘作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拓扑检查，确认拓扑关系的准确性，对于发现存在问题的拓扑关系要及时的进行调整或者有必要时要进行重建。在检查阶段也要对拓扑关系进行检查，对于发现问题的要反馈测绘作业环节进行调整或者重建。

2.3加强对测绘工程过程的质量控制

测绘工程的实施环节对质量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此加强对测绘过程的质量控制十分重要，笔者结合多年的测绘经验认为，在测绘过程控制上最关键的是要由测绘施工单位加强对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查和控制。需要注意的是测绘工程过程中要进行定期的数据记录输入和输出，在测绘图像绘制过程中对各项数据进行检验和必要的修正，同时也要做好相应的记录，以便下一阶段的检查和验收环节进行依据的查询。

2.4加强测绘工程验收阶段的质量控制

测绘工程的重要性决定着测绘工程的质量要通过多环节进行控制，验收阶段的质量控制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验收阶段也是对测绘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最后控制的一个环节。验收阶段的质量控制首先需要选择一个准确的检查方法和一套全面的技术标准，还要对具体的技术参数进行确认、对测绘使用的技术设备的精准性进行参考，有必要时还要对其进行检验机构的检验，确保测绘工程施工中所得出的数据是准确的；验收阶段的质量控制还包括对测绘过程中的数据记录进行审核，确保各个环节的数据形成和传递没有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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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正迈入新一轮通胀期的全球经济，相对欧美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和通胀幅度间的比例，中国面临的情况无疑尚好。那么，今年中国政府为何将物价问题置于如此之高度？

首先，在中国，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对富裕和中产阶层也许只是有限的钱包缩水或幸福感打折，但对很多食品支出仍占消费相当权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普通家庭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冲击。愈加关注民生的中国自然不能对此等闲视之。

其次，由于多年来同世界经济接轨交融的不断加深，中国已无法在当前全球经济和流动性泛滥日益严峻的情势下独善其身，以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为代表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令中国必须高度谨慎，未雨绸缪。

第三，为应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防范经济运行一旦突然变冷可能造成需要长时扭转的不利局面，中国及时果断采取了包括宽松货币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成功实现了经济“v型”反转，但也留下了货币投放充裕的副产品。

毋庸置疑，内外因素的缠绕交织，正在对中国应对物价过快上涨，构成诸多具有不确定性重大挑战。但同时应看到，今年中国在调控物价方面亦存在诸多有利条件。

中国粮食连续7年丰收，充裕的库存将对作为“百价之基”的粮价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对物价调控发挥中流功效。

需要看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多年以来，以电子产品、汽车为代表的产品整体价格正持续走低，反映出中国工业领域特别是市场竞争充分行业商品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

中国已开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通过“小步快走”的方式连续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逐步减少流动性，尽管其频率和幅度还将视经济走势灵活运用，效果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对缓解通胀预期产生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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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辆小时候骑的自行车，除了前后两个大轱辘以外后面还有两个辅助的小轱辘。我现在长大了，多么想学会骑两轮车呀！为此，我让爸爸卸下了后面的两个小轱辘，它成了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骑两轮车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在一开始的时候，爸爸先让我滑行，滑行的过程中尽量脚不着地，目的是让我掌握方向和身体的平衡，即使这样我左摇右晃，像喝多了酒似的，妈妈笑着说我“酒后驾车”！可是，在我的努力下，不长时间我就能够离地滑行了。爸爸又让我把脚放在车子上慢慢骑，这就更难了，在骑的时候我掌握好方向就蹬不了车子，蹬车子的时候就掌握不好方向，不是撞树就是往草地里冲，有时竟在原地转起圈来，把爸爸妈妈逗得捧腹大笑。我自己也跟着他们傻傻的笑起来。我累得满头大汗也没停止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技术越来越好，竟然能骑好几圈了！爸爸在后面喊：“骑一圈一角钱，一角、两角、三角、四角……”，哎呀！爸爸喊到九角的时候我又上草地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做了个鬼脸。

我再骑的时候不断地总结经验、掌握要领，车技也越来越好，两个小时之后竟一次也不坏了。“爸爸你要破产了！”我一边骑一边对爸爸说，爸爸摊开手无奈地笑了笑。

一年级:亢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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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象与关系成本形象与关系成本是指企业为了提高社会形象并与企业所在社区保持良好关系而发生的成本。它们通常被称为无形成本，其发生将影响管理者、消费者、雇员、社区和执法者对企业经济行为的主观判断。例如企业自愿年度环境报告的成本，企业为改善所在社区的环境而自愿发生的绿化支出，其他为提高企业环境保护形象和环境保护知名度而发生的成本等。这些成本本身是有形的，但是这些支出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如企业形象的提升等）通常是无形的。企业内部环境成本的发生，除了表现为企业期间费用、主营业务成本和或有环境负债增加外，还有可能表现为企业相关环境资产的增加，最终会对企业财务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完全成本会计对外部环境成本的确认和计量

（一）环境资源降级成本计量模型环境资源降级成本指企业因为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生态资源质量下降，进而对资源环境造成破坏的货币表现。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实际就是环境资源等级的下降，因环境降级成本存在多污染源、无明确承担者等特点，导致我们对其计量非常困难。企业单一污染要素造成的环境降级成本为：Cwi=XwiPwi（1-bi）其中：Xwi为企业各项活动所排放的第i种污染物的数量；Pwi为治理每单位的第i种污染物所花费的费用；bi=Zwi/Xwi为第i种污染物消除的比例；Cwi为第i种污染物所导致的环境资源降级成本。当企业存在多污染要素的情况下，先分别计算不同污染要素导致的环境降级成本，然后相加，取其总和，计算出多污染要素造成的环境降级成本。

（二）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成本这类成本一般是企业因为生产经营活动而导致环境污染，从而使人类的健康、财产和福利受损，但是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企业尚未承担这些损失的货币表现。衡量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成本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人力资本法，即人们因为环境污染导致提前死亡或生病所带来的个人收入的减少和医疗费开支的增加。前者相当于环境质量脱离标准对劳动者预期寿命和工作年限的影响与劳动者预期收入（扣除来自非人力资本的收入）的现值的乘积；后者相当于因环境质量脱离环境标准而增加的病人人数与每个病人的平均治疗费（按照不同病症加权计算）的乘积。该方法界定了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最低成本数额。二是统计上的生命价值法（Val-ueofaStatisticalLife，VSL），即以人们为了避免生病或降低提前死亡的风险所愿意支付的货币金额来衡量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成本，该方法界定了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最高成本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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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际研究现状

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成果，以公认会计原则最为著名即：GAAP（是GenerallyAcceptedAccount－ingPrinciples的英文缩写。主要有以下原则：（1）BUSINESSENTITY：会计主体。（2）objectivityPRINCIPLE：客观性原则。（3）COSTPRINCIPLE：历史成本原则。（4）GOING＿CONCERING：持续经营。（5）STABLE＿MONEY＿UNITY：稳定货币假设。（6）MEPERIODPRINCIPLE：分期假设。（7）REVENUERECONGNITIONPRINCIPLE：收入确认原则。（8）MATCHINGPRINCIPLE：配比原则。（9）FULL＿DISCLOSUREPRINCIPLE：充分披露原则。（10）CONSISTENCYPRINCIPLE：一贯性原则。（11）MATERRIALITYPRINCIPLE：重要性原则。（12）CONSERVATISMPRINCIPLE：谨慎性原则。

2．2国内研究现状

主要是以下一些会计政策、会计准则等：（1）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企业会计准则—具体准则。（3）企业会计制度；（4）财务会计基础—西南财大出版社；（5）中级财务会计—西南财大出版社；（6）中级财务会计—上海财大出版社；（7）高级财务会计—上海财大出版社；上述对财务会计的确认计量的原则做出了详细论述，但是均没有强调灵活运用会计的确认计量原则为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服务这一观点。即，没有强调活用会计原则为企业创造最大利润这一说法。

3企业债务重组方面的会计确认计量原则方面的思考

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依据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可见，债权人有所损失、而债务人却有利得；这就明显是一种零和博弈，债权人失去的收入正好是债务人的利得，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可用以下几种方式予以匡正：（1）债转股，指的是将债权人放弃的债权确认为股本或实收资本；股本（或实收资本）的公允价值与股本（或实收资本）之间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或资本溢价”。（2）债转债，指的是债务人经过与债权人协商，将其债务指定给债务人的债务人偿还，换句话说，由债务人的债务人为债务人偿还债务。（3）债权人兼并债务人，采用的是吸收合并的会计账务处理方法。上述三个办法将避免债权人的损失，冲破谨慎性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的禁锢，最大限度地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债务人赖账。

3．1债转股

我们系现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其处理办法：［例］甲公司于2012年1月1日销售一批产品给乙公司，价税合计100万，款项未收。由于乙公司发生财务困难，到2012年12月31日甲公司仍旧未能收到款项。2012年12月31日，乙公司与甲公司协商，进行债务从组，甲公司将应收账款转为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由此取得乙公司的普通股20万股，每股面值1元，市价3元。已经办妥相关手续。现行准则下的账务处理：解：（1）债务人乙公司的会计账务处理为：借：应付账款—甲公司1000000贷：股本200000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00000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400000（2）债权人甲公司的会计账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600000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300000坏账准备100000贷：应收账款—乙公司1000000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债务重组，乙公司少还40万的债务，而甲公司则损失了40万的债权，乙公司之所得正好是甲公司所失，这正好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很有可能是乙公司赖账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作如下账务处理：解：（1）债务人乙公司的会计分录：借：应付账款—甲公司600000贷：股本200000资本公积—股本溢价400000（2）债权人甲公司的会计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600000贷：应收账款—乙公司600000上述处理办法有效避免了现行债务重组所带来的弊端，有利于切实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债务人借债务重组赖账；同时，这里否定了谨慎性原则，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处理，而不拘泥于权责发生制的束缚，为企业利润最大化服务。

3．2债转债

下面举例说明：［例］甲公司于2012年1月1日销售一批产品给乙公司，价税合计100万，款项未收。由于乙公司发生财务困难，到2012年12月31日甲公司仍旧未能收到款项。2012年12月31日，乙公司与甲公司协商，进行债务从组，乙公司以其对丙公司的应收账款（之前乙公司赊销了200万的产品给丙公司）来偿还甲公司的应收账款，丙公司同意上述处理办法。解：（1）甲公司的会计分录：借：应收账款—丙公司1000000贷：应收账款—乙公司1000000（2）乙公司的会计分录：借：应付账款—甲公司1000000贷：应收账款—丙公司1000000（3）丙公司的会计分录：借：应付账款—丙公司1000000贷：应付账款—甲公司1000000

3．3兼并

当债务人处于资金链短缺、但是债务人的产品却有较好的市场前景时，可以采用兼并方式解决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债权人用应收账款作为兼并债务人的资本。其账务处理如下：（1）债权人。借：资产类科目（公允价值）贷：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营业外收入（公允价值—账面价值）或者，借：资产类科目（公允价值）商誉（账面价值—公允价值）贷：应收账款（账面价值）（2）债务人，作全部科目余额的抵消分录。

4权责发生制下收入费用的确认计量思考

与权责发生制相对的是收付实现制，只有将上述二者巧妙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准确核算企业的利润。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例］甲公司于2012年12月1日销售100万产品给乙公司，增值税税率17％，收到23．4万货款；当日，支付办公楼2012到2015年的租金37万，年利率为10％。［要求］编制相关会计分录。解：（1）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处理：借：银行存款234000应收账款—乙公司936000贷：主营业务收入10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0000借：待摊费用370000贷：银行存款370000借：管理费用10000贷：待摊费用10000（2）收付实现制下的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234000贷：主营业务收入20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00借：管理费用370000贷：银行存款370000（3）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结合的处理方法：借：银行存款234000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00主营业务收入200000借：待摊费用360000贷：银行存款360000借：管理费用39842．22贷：待摊费用39842．22注：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当期的管理费用＝10000＋120000＊0．1＊（1／1．1＋1／1．21＋1／1．331）＝39842．22由此可见，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能更准确的确认计量，从而更为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现金流，为充分挖掘企业潜能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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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对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现实选择

（一）会计目标，即会计工作应达到的目的和要求决策有用论与受托责任观两种观点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当代公司两权分离，管理层与股东形成典型的的委托——关系。委托方的一种即是股东，其最关注的热点就是资本的保全问题，关注其补偿与资本投入过程，目标是最大化的投资价值，而管理层对公司受托实行管理。在薪酬、业绩的压力下，常常追求的是企业规模，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而做虚假报表。委托方为达到其收益最大化，资本保全的目的，指出会计信息计量应以事实为基础，对所产生的经济事件进行真实的反映，而管理层为了对受托责任的践行情况进行反映，也对可验证的会计信息需求较高。因此，如何在我国体现受托责任呢？历史成本计量对于受托方和委托方都是能够接受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主要是国有经济，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最大规模的是国有经济，而两权分离形成的国企特殊的受托责任制，和一般的受托责任制有异。我国愈加重视的是如何经由分配资源，达到其调控宏观的目的，如何避免流失国有资产等。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历史成本计量是必然占据主导地位的。

（二）政治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从中国的社会制度角度来看，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来掌握经济命脉，由政府来调配生产资料，是在政府的计划管理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方案是“渐进疗法”，是依照国情按顺序颁布各项措施，而非是如“休克疗法”一般各种措施同时出台，这也是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符合的。后事之师，前车之鉴，国际上有着无数经济体制改革的案例。斯洛文尼亚、波兰历史上政府权力不强，不会对国家经济做出太多干预，有较强的国内市场传统，同时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与西方国家联系密切，且受西方国家较大影响，因此，他们采取“休克疗法”令经济成功转型，迅速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中央集权，市场经济传统比较弱，长期推行计划经济，采用“休克疗法”后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协调，改革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中国的社会制度而言，会计信息首先要考虑国家需要是改革模式所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经济颇具“杂糅”的特点，这也是我国会计目标双重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并存是最佳的选择。综合前文所述，表明了中国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而这些年来我国科技的进步，会计人员素质的升高则使得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成为可能。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会计人员知识结构，学历水平，整体素质均在不断的提高。提高的能力，使得会计人员可以更好的对公允价值进行理解，研究分析其具体使用。综上所述可见，双重计量模式——以公允价值为辅、历史成本为主是中国当前情况下的现实选择。

三、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未来发展趋势

（一）多属性计量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并存发展趋势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多属性计量模式在中国并存的事实，同时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可以知道，这样并存的状态还会在很长的时间持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用的是“渐近疗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体为国有经济，推进其它多种所有制模式协调发展的改革，而且特大型国有垄断公司的改革一直难以真正的推动，能源、金融等行业垄断民营资本依旧难以进入。如此改革虽然有利于我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转，然而肯定会导致多重体制的问题。如此多重体制的产生也使得我国财务会计的计量应当采用的是多属性多元的计量模式，目前公有制最需要的是通过历史的成本所衡量的会计信息，同时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的会计信息更被其它所有制所重视。当前经济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由此，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也肯定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辅，历史成本计量为主二者并存。

（二）多属性计量模式最终向现值计量单一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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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调研地的大致情况，这可以作为后文数据分析的宏观背景。该县位于华北某省东北部，面积3309平方千米，53万人（2006年）。该县为重要林业县和水果生产县，林地面积1500平方千米，水果种植面积27000公顷，主要出产苹果、梨、板栗等；铁矿资源丰富，储量达四亿吨。通过与当地人的接触以及对于当地的观察，除了表面上的数字外，我们对当地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该县原为国家级贫困县，但近年来由于铁矿的开采，其经济飞速发展，2012年年财政收入约18亿，在当地已可算作前列；其次，当地山多，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再者，当地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在街道两旁随处可见很多在建的住宅区；最后，当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论是民间的贫富差距还是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都极度悬殊。在当地我们选取了三个派出法庭作为调研对象，分别简称A、B、C派出法庭。我们先来看一下三个调研地的大致情况，A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县城西南17.5千米，面积约138.59平方千米，人口约5万人左右，当地大理石开采业较为发达，有资料可查的2006年人均年收入约2100多元，其经济水平在该县大致居于中间水平；B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城东74千米，面积261.46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人左右，当地矿产资源丰富，旅游业也较为发达，总体收入与A派出法庭所在镇较为相近，但人均收入较A镇高，经济水平在该县也属于中等水平；C派出法庭所在镇位于位于县城城东38千米，面积224.5平方千米，人口约3万人，由于当地资源较为贫乏，且距县中心较远，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下面，我们将A、B、C三个派出法庭进行横向对比，探查不同地域的影响因素。

（二）三派出法庭横向对比

2011年A派出法庭审结案件156件，其中有的案件103件，没有的53件，诉讼率达66%（这一率在各地已经算较高者），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39件，被告单独委托的只有9件，双方都委托的50件。其中律师共出现70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42人次，公民共出现22人次，但其中关系明确的只有19人次（以上包括一人有数名或双方都有的情况）。有的案件类型分布：离婚案件51件，买卖合同纠纷5件，民间借贷12件，侵害健康权7件，婚约财产6件，劳务合同纠纷4件，相邻关系2件，财务纠纷6件，扶养费纠纷2件，运输合同纠纷2件。其余还包括类似于排除妨害、非婚生子女抚养、抚恤金分割、生命权纠纷等案件，由于案件数量只有1件，不太具有代表性，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在有的案件中，案件标的额最大为20万，而无的案件中标的额最大为30万。这可能与我们常识中案件标的额大才聘请律师相左，但经过仔细查阅案宗，我们发现许多大标的额案件其实事实认定十分清楚、简单，而且证据非常充分，之所以经过诉讼程序主要是因为当事人故意拖欠或无力偿还，并且之后在与法官的座谈中也验证了我们这一猜测。在有的案件中，已判决结案的有45件，占43%，调节49件，占48%，撤诉9件，占9%；在无案件中，已判决结案的有33件，占62%，调节11件，占21%，撤诉9件，占16%。同时，我们还统计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较为关注的有案件与无案件的胜诉率，由于民事案件很难区分出哪一方是完全的胜诉方，所以我们采取相对优势者即为胜诉方的原则，通过诉讼费的承担以及对诉讼标的的分割和诉求的满足来评判谁为相对优势者，可能这一评判标准过于粗放，但该标准更能为一般群众所接受。在有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案件为33件（此处包括原告单方聘请人和双方都聘请人情况），占所有案件的32%，被告胜诉案件为10件（此处包括被告单方聘请和双方都聘请人情况），占所有案件的10%，真正的原告单方聘请人且败诉的只有两个案件；而在无的案件中，原告胜诉案件为24件，占无案件的45%，而被告胜诉的一件也没有。在统计卷宗的同时，在A镇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对象也是当地的居民，主要是就近随机发放，有效问卷共计100份，其中年龄以50以上为主，占有效问卷44%，而30~40、40~50两个年龄段人士共计只占34%，这和当地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也许不无关系；另外调研对象的学历构成较为平均，小学占12%，初中占30%，高中（中专）占28%，大学（大专）占30%；而家庭年收入则较为集中，2万以下及2万~4万占64%，而4~6万只占20%，6万以上占16%。在发生纠纷的解决途径中，找熟人说和的占54%，高达一半；找村干部调节的占32%；而上法院打官司只占14%。对于打官司是否聘请律师，直接选择是的占54%，选择否的只占6%，而视官司重要性而定的占40%。对于律师的价位则较为集中，大部分人认为2000以下及2000~5000能接受，这一比例高达86%。而聘请律师的因素绝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视官司重要性而定。通过我们在A派出法庭所得到的案卷数据不难发现，在有案件中数量最多的是离婚案件，这当然有离婚案件总体基数大的原因，但A派出法庭离婚案件共计68件，而有的就有51件，高达75%。另外，结合我们在当地所做的问卷调研可以发现，对于经济成本的计算虽然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当事人决定聘请诉讼的首要因素。我们再来看一下剩余两个派出法庭的大致情况，B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89件，其中有诉讼的54件，没有的35件，诉讼率60.67%,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33件，被告单独委托的只有3件，双方都委托的18件。其中律师共出现46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24人次，公民共出现7人次，其中关系明确的有7人次。C派出法庭2011年共收案件36件，其中有诉讼的15件，没有的21件，诉讼率41.67%，其中原告单独委托人的有8件，被告单独委托的没有，双方都委托的7件。其中律师共出现10人次，法律服务工作者出现11人次（首次超越律师），公民共出现4人次，但其中关系明确的有2人次。我们希望通过三个派出法庭的对比，能够在较为广阔的环境下凸显出影响法律服务的较为宏观因素，诸如各派出法庭的政策引导，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等因素，这些因素也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当事人、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法院三者，进而间接作用于法律服务。

（三）对比分析

我们将三者的主要差别根据当事人、律师、法院三者角度简单梳理下来：（1）三者率不同，A派出法庭最高，B派出法庭次之，C派出法庭最低；（2）三者主体中，A派出法庭律师出现比率68%，B派出法庭律师出现比率85%，而C派出法庭中律师出现比率首次低于法律服务工作者，并且公民数量中，关系不明确者占据了一半；（3）A派出法庭结案数量为156，B派出法庭结案数量为89，C派出法庭数量为36。通过上述三者主要差别，结合我们在调研中所了解的三地情况，我们首先对于三个派出法庭结案数量差距较大作出分析。根据三地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如下：（1）A镇距县中心最近，C次之，B距县中心最远；（2）A镇人口最多，B、C两地人口差距不大；（3）B镇经济发展水平最高，A镇次之，但与B地差距不大，C镇经济水平最为落后。这三者我们将其抽象化为“：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在这三者中最为占优势的是A镇，其次是B镇，最后是C镇，而其结案总数也是同样的排名。下面我们简析一下三个因素的作用方式，通过A与B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经济因素大致相近或处于劣势，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因素即发挥作用，原因应是人口较多时纠纷数量也较多；而B与C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人口总量现差不多时，经济因素即凸显出来；而A与C对比则又凸显出了经济因素及人口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影响三个地区结案数量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及“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这三个因素也作为之后从各角度分析各项的宏观因素。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三地关于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主要不同即三者出现比率，在A、B两地，律师出现人次都远高于法律服务工作者，但在C地，法律服务工作者却反超律师。我们还是以上文所总结出的三地的主要不同出发进行分析，首先仍是经济因素，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相比其收费水平本就比较高，而C地居民人均收入也较A、B两地少很多，经济承受能力较差。通过这一对比，我们验证了经济能力作为影响当事人聘请法律服务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从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角度出发的影响因素，即律师等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收费标准。以上述三要素为分析框架，我们不难发现三地之中，A地率还是最高，刨除人口因素影响，我们不难发现“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所谓“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即“在距离当事人并不遥远的地方是否存在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或场所、有关的信息渠道或利用这种服务的途径是否通畅等”，而据我们了解，当地主要法律服务提供场所即在县城中心，即距县中心的远近也可理解为“接近法律服务便捷程度”。除了以上三种因素外，我们在走访A派出法庭时了解到，A派出法庭是当地基层法院强力塑造的模版，在我们完全走访时感觉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青龙县法院，各种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该法庭庭长原是城关法庭的副庭长，在交谈中我们能感觉到作为“业务尖子”（在法院的光荣榜上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法律素养，当我们谈及法律服务的影响因素后，他提出了在自己看来影响诉讼率的因素：（1）案件的难易程度；（2）当事人的经济实力；（3）个人时间是否充裕；（4）律师收费；（5）关联程度。对于这些因素我们认为具有很强的参考性，由此可见作为当地法院的“招牌”法庭。A派出法庭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得到了当地法院的充分支持。这点我们认为也与A的率高于B派出法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该因素我们认为可以抽象为来自法院的政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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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力量参与是公共文化服务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

公共文化在本质属性上具有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群体共同享有这一文化。而“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1]实践也证明，高效优质、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社会力量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这是因为，首先社会公众是文艺作品、文化题材的思想源头，他们生活在基层，活跃在各类组织中，所提供的文化服务，来源于生活，贴近实际，为大众喜闻乐见。其次，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是靠传承而延续的，社会力量则发挥着贮存、掌握、承载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活宝库”，又是文化创新的“执棒者”。再次，社会力量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投入不足。当前，财政投入总量不足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而“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现代公民已经不仅是公共选举的平等‘投票者’，也不仅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更不是政府立场的反对者，而是变成了改善民生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活动者。”[2]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民间隐藏巨大的资本潜力，通过鼓励社会力量自办文化，可以发挥拾余补缺的作用。

（二）社会力量参与是应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失灵”的有效手段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有力监督，政府人员会直接或间接地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导致腐败活动和寻租行为，损害公共利益。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某些公共文化服务行业，“因政府特许或公共部门垄断生产之后,就成为这一类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唯一生产者或供给者,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从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3]，进而影响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基于政府失灵的根源，社会力量参与不失为一种应对的有效手段。首先，社会力量参与为广大公众提供了一条获取公共文化部门信息的重要渠道，增强行政的透明度。廉政建设经验表明，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政府腐败行为发生的关键原因。通过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公众能获得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的行政预算、公共开支和政策实施等政府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约束政府人员的行为，避免或减少公共文化部门对民意的偏离。其次，社会力量参与有助于社会公众监督公共文化部门的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因为社会力量参与“具有其他途径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即群众性较强，监督具有广泛性。”[4]只有将公共文化服务计划、生产和供给的各个环节都置于社会力量强有力的监督下，才能切实抑制公共文化部门“失灵”的现象，确保行政偏好与公众的实际文化需求的契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三）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文化组织和文艺队伍快速增长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推动，浙江省民营企业和各类社会文化组织、民间文艺团队发展的速度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这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据有关统计显示，浙江省拥有文体团队30余万支，业余文艺骨干50余万名[5]。另外农村近年来社会文化力量的发展也能见得，目前，全省农村活跃着1300多支电影放映队、1万多支业余文体队伍、500多家民间职业剧团、近2.5万支业余文体队伍、5万余名拥有教学辅导、组织管理和技术服务的骨干队伍，以及51.4万余名业余文体骨干。[6]

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的浙江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依托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和活跃的民间组织，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体制机制的引导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力量参与格局基本形成，全省各地涌现了一批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实践模式和典型做法。

（一）政府+群众个体：丽水景宁群众参与的“文化自治”模式

景宁畲族自治县在构建畲乡“幸福文化”，实施“文化名县”战略的历史进程中，以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第一导向，大胆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建设“畲乡文化，群众主体”的服务体系。其中，以“文化自治、五权圆梦”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五权”保障机制建设是成功实践之一。所谓文化自治，就是指群众文化活动由群众自己作主，自己说了算。所谓“五权圆梦”，就是实现文化自治目标的五个必要载体，“即保障人民群众在文化工作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7]文化自治的具体举措是：一是以文化预报为载体，实现群众知情权。即每个月25日前，当地文广部门确定下月将举行的相关文化活动项目，并于月初通过当地的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对文化活动进行公开预告，以方便群众提早安排，选择参与。二是以“文化四合院”为平台，实现群众话语权。所谓“文化四合院”，就是文化部门通过举办各类座谈会，主动邀请群众按照“圆桌会议”的形式对文化工作发表意见、提出要求。三是以“凤舞畲山”为舞台，实现群众的参与权。“凤舞畲山大舞台”由景宁文化部门统一设计，以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己组织、自己主持的文化活动为基础，以重大节日、纪念日，各种赛事为契机，在全县范围开展的群众实现表演梦想的文艺活动。四是以文化项目申报制度为载体，实现群众的决策权。文体项目申报制度以“公开透明、自主申报”为主要特征，每个文体项目各乡镇，各业余文化团体，自主包装，向文化部门自主申报，再接受省、市、县评审专家组答辩评审，最后确定项目的经费补助额度和专业指导。该制度让群众自己做主，实现了群众的参与决策权。五是以“文化项目责任上墙制”为载体，实现群众的监督权。2011年开始景宁文化部门每年年初，根据群众的文化需求，确定好全县全年要实施的重点文化项目，统一公开制表上墙，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项目上墙，公开许诺，既让群众知晓一年的活动，也为群众实现监督权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二）政府+市场主体：宁波鄞州“天天演”服务外包模式

宁波市鄞州区围绕“打造文化鄞州、建设文化强区”目标，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和创新。2009年3月起实施的“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外包提供了思路。“天天演”服务外包流程主要由五个环节组成：一是外包承接商的确定。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充当外包服务出资人，引进外包承接商。经过严格的评估筛选，确定和盛公司为承接商，承担产品采购、供需对接、配送以及全程监督等任务。二是需求情况调查。在政府采购之前，由和盛公司负责，乡镇（街道）文化站协调配合，向社会发放文化需求调查表，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建立演艺剧目信息库，确定“演艺产品采购目录”，在演出前通过菜单式剧目方式供群众选择。三是演艺产品采购。和盛公司公开向社会演艺需求信息，演出意向单位投标竞争。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政府采购中心、和盛公司负责人和专家、基层文化站以及群众代表组成采购评审小组，负责招标评审，确定中标单位和剧目，签订采购合同。四是文化产品配送。文化产品的配送由和盛公司统筹安排，各乡镇（街道）文化站负责本区域的组织实施，保障演出活动的有序开展。五是监管和考评。在“天天演”服务外包中，监督和考评是环环相扣的。和盛公司作为演艺节目的采购方在乡镇(街道)文化站的参与下，对节目演出方进行全面监督，确保节目按采购协议完成。另外和盛公司接受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局的监督和考评。在“天天演”的服务外包中，政府主导，公司运作，专业生产，公众参与是其运行的四种主要机制。通过服务外包，政府实现了职能的转变即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提升了公共服务效能。采取公司运作的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节约了成本。天天演”面向全国进行采购，进行专业化生产，让群众享受到更高专业水平的文化产品。此外，公众的参与，让基层群众“按需点菜”，充分体现了人民公共文化的享受权和选择权。

（三）政府+社会力量：台州“1%文化计划”多方联动模式

为加快推进台州“文化大市”建设步伐，加大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投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实现公共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2005年12月，台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活动。“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是指“在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中提取百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公共文化艺术设施建设。纳入该计划的投资项目包括所有政府性建设工程、所有城市临街建设项目、占地2公顷以上的工业企业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共建筑（含各类办公楼、宾馆和商业建筑等）、居住小区（含单体高层住宅楼）等”[8]。用于“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专项资金除了提取的建设资金外，还包括财政专款、社会捐助等。“百分之一文化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是：一是工作机构的建立。为了进一步推动“百分之一文化计划”的实施，2009年成立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决策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建设，指导协调公共文化交流活动，制定公共文化项目档案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指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由指导委成员单位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公共文化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专项资金的监管及具体的协调管理等工作。同时成立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艺术委员会，负责公共文化项目的评估，参与公共文化内容与质量的把关，对重大公共文化项目提供决策咨询等。”[9]二是建设项目的选择。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项目的申报，市建设规划局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筛选确定可行项目，分批实施。三是设计方案优化。在建设项目确定后，项目主办单位根据项目的特点，设计项目的执行方案，上报相关部门。四是建设项目的管理。对建设项目的管理台州市提出“五个同步”，即实施内容应以及同步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公共文化设施建成后的维护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五是项目的检查监督。“百分之一文化计划”是一项新鲜事物，各建设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常出现各种问题，以致延误项目的进展。对此，台州市建设规划局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制定了建设进度的走访制度和督查制度，台州市委市政府将出台“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市级相关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办法，以促进该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六是评比表彰。搞好试点，树立典型，台州市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重点扶持、加强引导试点项目的建设，宣传表彰样板项目、经典工程，推动面上工作的全面开展。“百分之一文化计划”不仅创新了公共文化服务多主体参与的机制，同时首创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新理念，拓宽了公共文化实施建设的渠道，体现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群众共享的建设思想。

三、启示思考：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创新

转变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垄断供给模式，通过体制机制设计，形成社会力量参与格局，是提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现实路径。浙江省鼓励和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验，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创新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供启示与思考。

（一）创新投入机制，正确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一个良好的资金保障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血脉。国外经验表明，政府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只能进行有限度的投入，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进行投资”【10】，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机制。一是要建立公共文化的融资平台，以各种财政手段和政府担保手段为支持，以财税优惠政策为激励，吸纳社会资金的投入。二是完善社会捐赠激励机制，通过减免税费、资金扶持、表彰冠名等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金的赞助，引导企业、团体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捐赠或赞助公共文化服务。三是设立公共文化基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导，广泛吸纳文化产业经营收入、社会团体捐赠和赞助的资金，确保资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提高资金有效利用率，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稳步发展。四是实施信贷优惠政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提供支持和信贷政策倾斜。对公共文化服务经营者优化审贷业务流程，提高贷款办理的工作效率和服务层次，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实行灵活的差别化利率政策。

（二）创新运营机制，构建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运营模式

实践证明，运营体制落后，供给渠道单一化，供给方式僵化等是当前公共文化设施闲置、供给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因此，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要解决运营和管理的问题，鼓励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等社会化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的运营和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的总供给量。一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可以由以下环节构成：政府根据各文化单位的职能，通过指定或政府采购的方式挑选运营机构，并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权力责任，制定服务标准，优化人事和薪酬制度，建立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设立政府部门、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督评价体制等，并据此作为是否适合运营公共文化设施的依据以及文化事业单位负责人晋升依据。二是营利组织运营模式。按照营利组织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同环节发挥的作用以及和政府合作的方式，营利组织运营模式可以采用三种形式，即委托生产、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三是非营利性机构运营模式。基于非营利性组织在公共文化运营中所发挥的功能，通常可以采用三种模式：服务替代、拾遗补缺和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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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特别要注意精读一些内容接近现实生活，接近中留学生生活实际的例文。这些文章应该篇幅短小，文字浅显，语言规范。由于目前中学课本内容安排的限制，很多留学生想在生活中表达的东西在课本中却无法找到。

我们在课堂上，教师讲解课文。船也都着重语法，而极少分析篇章结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阅读一些启发性强，能触类旁通，有助于写作的例文自然是很有必要的。至于一些离现实生活较远，句子复杂，含意深奥的文章，则不必在上面多花时间。

首先，要写好英语论文，需要丰富的词汇量。词汇是语言最基本的成分。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词语，就无法写出好文章。要写好文章，就必须善于从众多的词语中选择和运用最恰当的词语。所以扩大和丰富自己的词汇量易锯商写作能力的基础。

其次，需要加强背诵。看了好文章，不单是理解就够了，还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多多背诵，才能达到融会贯通、据为已有的效果。英语宜多诵多背，把一些句型、短语，一些文章的片段或全篇，背得滚瓜烂熟，让这些材料在你的脑袋里扎根，当你要用的时根，它们使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背诵可以培养正确使用语言的习倔，增强语感，这样就可以避免生搬硬套地写一些中国式的英文。加强背诵能变难为易，变费力为省力，能有效地帮助留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现在背诵和熟记一些语言材料，对中留学生来说将会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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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是近年来我国最为重要的政府支农政策之一，尽管粮食直补政策是一种世界性的通行做法，也得到农民的普遍拥护，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在实践中加以优化完善。为此，本文就粮食直补政策相关研究中提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进行归纳总结，以期对当前粮食直补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必要的启示和借鉴。

一、粮食直补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粮食直补主要有按农业计税面积、计税常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出售商品粮的数量等不同的补贴机制，但为了节省对种粮农户进行甄别的高额成本，实践中以按计税面积或计税常产发放补贴居多(张照断、陈金强，2007)。粮食直补政策实施以来，遇到了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其中，前四个方面表现在政策的预期效果层面，后四个方面表现在政策执行层面。

(1)直补政策难以刺激种粮面积持续增加和粮食持续增产。在政策出台初期，直补政策的信号效应较为明显。但由于普惠制补贴方式缺乏边际激励效应，直补政策无法持续促使农民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从近期的调查来看，农民种粮总土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民弃荒现象严重，粮食直补资金在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李喜同，2009)。甚至部分农民群众把补贴款简单理解为党和政府的关心款，与粮食种植没多少关系(陈正华，2009)。

(2)直补政策无法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有26,800万农户，种粮面积细碎化，而美国只有200万农户，撒胡椒面式的直接补贴只占农民种粮收入的很小比例，对确保农民种粮收入的稳定作用不明显(，2008)。因此，尽管粮食直补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种粮收入主要来源于市场，因而难以完全解决市场稳定和农民收入稳定的问题(赵晓峰，2008)。

(3)直补政策资金难以弥补种粮成本的持续上升。从发展趋势看，在石油、煤炭、土地、水资源、劳动力等价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将不是一种短期现象，而是近一个阶段农业发展的常态，但直补资金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幅度，不足以有效应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

(4)直补政策引发土地纠纷和制约土地流转。直补带来利益关系调整，以往强迫农民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不到位的，农民要求纠正或提高补偿标准；许多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纷纷弃城返乡，他们有的索要原有承包地，有的将原转包给种粮大户的耕地转交自己的亲属耕种，担心自己失去土地，从而引发新一轮土地承包纠纷(张明梅，2004)。同时，也使种粮大户的规模变小，影响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小农生产方式。

(5)直补对象难以准确核实。以实际种植面积作为补贴依据，补贴面积难于核实。农户分散经营，农民种植的自由性很大，每年、每季的粮食种植品种、面积都会有很大变动，很难准确掌握各农户的实际种粮面积(付勇等，2009)。并容易引发虚报亩数等现象，甚至许多已经租赁、征用、非法转手的非农土地也在堂而皇之地领取直补资金，形成资金流失和腐败(于代松，2004)

(6)直补范围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尽管以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为补贴依据简化了补贴程序，但却是变“粮补”为“地补”，由此引发的问题包括：粮田撂荒、双季改单季等都能照样领取粮食补贴，违背直补初衷(陈正华，2009；刘俊，2009)；存在土地承包关系的情况下，直补资金往往由原土地承包人获得，流转后实际种粮人没有享受到政府的相关粮食补贴；以计税面积或常产为补贴标准忽视了“黑地”问题，农民长期耕种的“黑地”不能领到补贴款，尽管2005年财政部出台政策将“黑地”纳入粮食直补范围，但至今仍有一部分“黑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娜，2008)。

(7)直补政策落实成本高。由于我国农民众多且分散，农民土地、人口、粮食产量、价格等统计资料不健全，对农民的补贴难以测算和监测，粮食直补行政操作成本较高(，2008)。一方面，相较于户均很低的直补资金，进行丈量土地、核实补贴的操作成本很高。另一方面，政策执行过程中，因利益分配、权力集中而产生的寻租、腐败的成本，各种补贴的跑冒滴漏现象相当严重(卢锋，2008)。

(8)直补资金在主销区和主产区不匹配。粮食直补是为了激励农民种粮，尤其是主产区的农民做种粮。但由于主销区政府财力充足，给予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往往要比主产区高出数倍，而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规模仍然很小。这既违背了产业发展比较优势原则，也增大了国家粮食安全成本，损害了主产区农民的利益(王海全、龚晓，2006；王健、陆文聪，2007)。

二、优化粮食直补政策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提到的各种问题，诸多学者提出了粮食直补政策的优化建议，具体包括八个方面。其中前五条涉及粮食直补政策实施机制的完善，后三条则主张改进政府支农方式。

(1)粮食直补依据商品粮数量进行。补贴依据改为以农民交售的商品粮数量进行，可以激励种粮农民多产粮，避免中间环节从中弄虚作假来冒领国家的补贴，也可以使粮食直补资金补贴给那些在真正种粮的农民，而不是那些虽承包了责任田的农民，但实际不种田已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蒋和平、辛岭。2009；袁隆平，2009)。但这存在的潜在问题是农民的口粮没有得到补贴(刘俊，2009)。

(2)粮食直补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具体方式包括：改革并不断完善粮食风险基金配套政策，在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来源制度设计上应该给予主产区更多的倾斜扶持政策。国家增加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并逐步提高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中国家匹配的比重(王海全、龚晓，2006)：建立产销区之间的粮食直补资金转移机制，销区直补资金向产区转移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及产区与销区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可尝试把我国的粮食直补资金从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中分离出来，建立单独的粮食直补基金或粮食安全基金，吸纳销区向中央财政缴纳的直补资金，然后由中央财政转移到产区财政，最终直补到产区农民手中(朱金鹤、傅展，2006)。

(3)粮食直补向种粮大户倾斜。种粮大户对粮价上涨、农业补贴反应敏感，可以采取类似累进税制的补贴方式，制定相应的累进补贴标准(马彦丽、杨云，2005；杨建利，邢娇阳，2009)；直补政策对种粮大户的需求给与合理的考虑，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推广应用给与适当的补贴，如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种粮大户按实际面积给与一定的补贴，对农民使用先进的生产耕种方式给与补贴(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将现行粮食政策由“普惠制”转变为面向粮食种植大户的“专惠制”，即以粮食种植大户与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签约的粮食销售量为依据，核定粮食补贴标准，并同时对种粮农户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护(张建杰，2008)。

(4)粮食直补以土地经营契约作为补贴依据。全国政协委员吴正德提出，分离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将经营契约作为获得补贴的唯一凭据。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粮补”变“地补”，使种粮者能真正得到补贴(王瑜，2009)。

(5)构建粮食直补资金科学化、制度化的动态变动机制。建立直补总额同国家财政收入总额互动增长的长效机制，补贴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而不应根据粮食丰欠或粮价的高低频繁变动(王玉红，2006)；建立直补水平同农资价格协调联动机制，把成本上升作为一个常规变量纳入补贴政策的目标之中，使补贴数量增长与成本变化联动起来，在国内粮食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基本上能够弥补生产成本的上涨，以确保种粮始终保持稳定的收益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8)。

篇12

决策有用论与受托责任观两种观点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当代公司两权分离，管理层与股东形成典型的的委托——关系。委托方的一种即是股东，其最关注的热点就是资本的保全问题，关注其补偿与资本投入过程，目标是最大化的投资价值，而管理层对公司受托实行管理。在薪酬、业绩的压力下，常常追求的是企业规模，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而做虚假报表。委托方为达到其收益最大化，资本保全的目的，指出会计信息计量应以事实为基础，对所产生的经济事件进行真实的反映，而管理层为了对受托责任的践行情况进行反映，也对可验证的会计信息需求较高。因此，如何在我国体现受托责任呢？历史成本计量对于受托方和委托方都是能够接受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主要是国有经济，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最大规模的是国有经济，而两权分离形成的国企特殊的受托责任制，和一般的受托责任制有异。我国愈加重视的是如何经由分配资源，达到其调控宏观的目的，如何避免流失国有资产等。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历史成本计量是必然占据主导地位的。

（二）政治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

从中国的社会制度角度来看，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来掌握经济命脉，由政府来调配生产资料，是在政府的计划管理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方案是“渐进疗法”，是依照国情按顺序颁布各项措施，而非是如“休克疗法”一般各种措施同时出台，这也是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符合的。后事之师，前车之鉴，国际上有着无数经济体制改革的案例。斯洛文尼亚、波兰历史上政府权力不强，不会对国家经济做出太多干预，有较强的国内市场传统，同时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与西方国家联系密切，且受西方国家较大影响，因此，他们采取“休克疗法”令经济成功转型，迅速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中央集权，市场经济传统比较弱，长期推行计划经济，采用“休克疗法”后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协调，改革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中国的社会制度而言，会计信息首先要考虑国家需要是改革模式所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经济颇具“杂糅”的特点，这也是我国会计目标双重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并存是最佳的选择。综合前文所述，表明了中国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而这些年来我国科技的进步，会计人员素质的升高则使得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成为可能。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会计人员知识结构，学历水平，整体素质均在不断的提高。提高的能力，使得会计人员可以更好的对公允价值进行理解，研究分析其具体使用。综上所述可见，双重计量模式——以公允价值为辅、历史成本为主是中国当前情况下的现实选择。

二、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未来发展趋势

（一）多属性计量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并存发展趋势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多属性计量模式在中国并存的事实，同时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可以知道，这样并存的状态还会在很长的时间持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用的是“渐近疗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体为国有经济，推进其它多种所有制模式协调发展的改革，而且特大型国有垄断公司的改革一直难以真正的推动，能源、金融等行业垄断民营资本依旧难以进入。如此改革虽然有利于我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转，然而肯定会导致多重体制的问题。如此多重体制的产生也使得我国财务会计的计量应当采用的是多属性多元的计量模式，目前公有制最需要的是通过历史的成本所衡量的会计信息，同时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的会计信息更被其它所有制所重视。当前经济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由此，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也肯定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辅，历史成本计量为主二者并存。

（二）多属性计量模式最终向现值计量单一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