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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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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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都必然会诞生一些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表现语言与表现形式，广告正是这样一种不容忽视的艺术形式，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价值观中最精华的部分创造性地挖掘、呈现、展示出来，通过巧妙的构思与创意，伴着与时俱进的旋律，使人们在欣赏优秀产品的同时，也能够深入而全面地探索、了解、传承中国文化。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华文化可以作为广告创意的源泉

我国悠久古老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武术文化等等都可以作为某种商品广告的文化载体，将产品的信息与古老的中华历史积淀相融合，使其底蕴深厚，耐人寻味。例如:杜康酒以其传承十三朝文化为视觉符号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又指出其历经十三朝发展的白水杜康，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白酒典范，是“穿越历史，见证文明”文化内涵的体现。

2.代表中国文化的典型形象受到喜爱和礼遇

广告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文化元素所固有的文化内涵与产品自身特点相结合，在诊释了品牌内涵的同时发扬了中国文化。例如: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脊梁的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一种品质的象征，她既代表着安全可靠(长城电脑广告语)，又标志着科技、精美(长城汽车广告语)，这种古典一与现代、文化遗产与科技产品、文化与广告的自然融合，更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广告的完美结合。

3.广告覆盖面大，受众多

广告的影响力、优美的文案、成功的案例足以证明:她已经成为宣扬中华文化的阵地，民族文化亦可为国产品牌提供厚重的文化支撑，使其时尚而不乏“内力”，从而彰显民族特色，二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广告中的滥用

1.滥用象征中华民族的形象、标志

龙、石狮、长城等形象、事物是中华民族尊严的象征。对这些元素的滥用，是一种侮辱行为，严重损伤了国人的感情。在耐克球鞋“恐惧斗室”篇中，具有中国功夫的老者、飞天形象的美女以及龙的形象，都败倒在西方运动员勒布朗的脚下，引起了中国消费者的强烈反感。同样，在立邦漆“滑落龙”篇中，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被广告制作者安排从涂有立邦漆的柱子上滑落下来，广告激起了向来以“龙的传人”自居的中国消费者的反感和不满。另一则飞利浦精英移动电话的户外广告，以中国长城为背景，以一位精英人士“坐”在长城上，用飞利浦移动电话通话为创意，遭到国人的不满，最后中国政府下令撤销这个广告。在以上的几个广告中，广告主和制作方希望把全球化策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思路是好的，但是广告的失败之处在于破坏了象征中华民族尊严的形象，从而使产品的销售和品牌形象都受到了影响。

2.滥用传说、古典书籍中的典故或人物

中国古典书籍、民间传说浩如烟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滥用典故或人物、篡改情境或人物性格，成为此类广告中最普遍的现象。在步步高复读机的电视广告中，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去西天取经，途经外国，唐僧语言不通，悟空随即拿出步步高复读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唐僧的难题。广告虽然借鉴了电影《大话西游》的情节场景，但故事基本结构却源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唐僧师徒取经可以作为创意点，但情节本身与复读机的卖点结合得很牵强，而且用一种恶搞的形式，除了让消费者记住了类似熟悉的电影情节，其它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其实是一种对古代典籍的歪曲和破坏，无形中损害了原著的艺术性和鉴赏价值。类似的情况还很多，诸如许多白酒类的广告，一味追求历史悠久，便找一些毫不相干的文化名人举杯畅饮，是滥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盗用现象。

3.滥用古成语、古诗词

古成语、古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它们具有简洁凝练、形象生动的特点。由于汉字发音、语义的特殊性，利用谐音、谐义、双关等手法，偷换字词、制造歧义的现象非常严重。比如:特效文胸的广告“丰胸化疾，一戴天骄”(逢凶化吉，一代天骄);止咳产品广告“咳不容缓”(刻不容缓);冰箱广告“制冷先锋”等等。据某媒体报道，某市一名初中生在写作文时成语出现了错别字，老师指出后，该生还强调“电视里就是这么说的”。滥用古成语、古诗词问题的后果己经很严重了。成语、诗句一般都有出处，或是出自名篇佳作，或是约定俗成，都不能随意篡改。虽然广告语运用要求新颖，但盲目求新、求押韵、求容易记忆，就有可能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引导和传播。

三、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如何在广告中规范、正确使用

1.寻找中国文化与广告创意的最佳契合点

作为在商业经济领域有着特殊作用与影响力的广告行业，不能只是简单把她看作一种提高经济效益的营销手段，还应以文化传播的发展眼光与思维将广告作品置于“时代文化传播载体”的高度加以利用，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弘扬与传承服务。

我们知道文化的外延范畴非常宽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亦是如此。从古文、诗、词、曲、赋，到传统节日以及各种民俗，这都是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最可贵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财富，我们应该加以利用。应善于从厚重深远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寻找中国文化与广告创意的最佳契合点。既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要敏锐地洞察时代赋予文化的新内涵，在现代广告创意中合理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元素，用文化这根线牵住深深植根于国人心中的那条根，使广告的立意与受众的诉求产生共鸣，让广告成为沟通历史与现在、民族与世界的桥梁。

2.努力提高全体国民对传统文化欣赏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具备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才，是教育事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传承历史文化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对初级教育来说，可开设各种集教育、趣味于一体的课程，例如可开设古代传说故事的阅读课程、民间传说故事为题材的影视剧欣赏等。对中、高级教育来说，增加文史课程的比重，开设诸如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专题、古典名著选读等课程。作为大众媒体，应刊播宣传民族文化的公益栏目或公益广告。

3.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文化监管力度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规范使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保证，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制作、使用、上进行全面的监督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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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851年英国政府耗用了4500吨钢材和30万块玻璃，在海德公园附近建成了一座梦幻般的水晶宫殿，里面陈列了当时令人瞩目的引擎、水力印刷机、纺织机械等。之后160天，这座宫殿共吸引了630万人次前来参观这个盛大的展览。这就是被后人公认为标志着工业时代到来的第一届“伦敦世界博览会”。158年后的今天，上海正积极地为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而紧张筹备着。

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如今的世博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展现人类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国际性大型展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沟通盛会，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参展并吸引7000万参观者”。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是一个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盛会，是人类文明的一次精彩对话。

从1851年到今天的40多届世博会上，人们带着各自先进的展品和美好的愿望从世界各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进行交流，支撑着这个盛大聚会的原动力就是人类对于沟通的渴望。在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在交流中互相认知，在沟通中取得理解，在理解中求得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存。世界各国独特的文化汇聚于此，进行交流、沟通与协作，极大促进了全人类的跨文化交流，彰显了世博会的真正价值。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历史背景、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迥然差异，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经这样感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了。”这就直接反映了当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地推动人们互相沟通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呢?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平台。

二、世博会跨文化传播的价值

(一)世博会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尤其是跨文化的传播，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学习补充。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对外交流就有：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后来的丝绸之路的开通；鉴真东渡日本把中国古老的文明传播到了周边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了西方，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袭来，尤其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沟通和协作，跨文化传播在广度、深度和密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人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关注与研究也随之日益加深。各类专著、论文及其他研究成果等都标志着我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内涵、规律、意义及其影响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博会是一次盛大的全球展览会，它用一个主题将几千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问题，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二)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

在当今高科技时代里，传统世博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是，越是全球化就越发凸显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与理解的重要性。世博会具有促进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价值，这也是世博会作为一个传统会展能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不难想象，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社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展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化，这样的独特体验是无法用网络和屏幕来替代的。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它跨越了文化之间的鸿沟，用共同的理念和主题以引起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鸣，对跨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其独特的跨文化传播的巨大优势。世博会给了普通人一个独特的机会去亲身体验和理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更好的沟通与合作。鉴于此，我们要利用全球聚焦中国这个历史机遇向世界准确地介绍中国，尤其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念，把这个传统告知世界，在互相尊重、交流和沟通中实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三)世博会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和展现民族文化的价值

和奥运会一样，世博会也是打造和展示国家形象的一个难得的机遇。相关数据表明：“凡是举办过这两大活动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都大大受益于此。”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更是改善国家形象、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众所周知，日本正是凭借多次举办世博会和奥运会使得国家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复苏，大批日本企业也借此走向了世界舞台。同时，世博会推动了日本重新确立其民族文化，也成为其确立大国地位的巨大动力。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设想未来城市生活的平台。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塑造并传达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文化，塑造以人为本的国家形象，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气、自强不息的志气、厚德载物的大气”，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三、世博会促进跨文化传播的规律

现代世博会蕴涵了丰富的展览、表演和互动等因素，具有不同于其他大型活动的鲜明特征：

1．文化性。一百多年来，世博会已经由最初展示先进工业产品演变为展示各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成果的综合舞台，而世博会的核心价值直未变，这就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才是真正支撑起世博会的核心要素”l6j。历届世博会都有大量的文化活动，而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的文化活动预计总量更是达到2万场左右。举办期间，世博会将是全球文化活动的中心，各种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经过交流、摩擦、沟通与渗透，最终达到理解、交融和共存。归根结底，世博会传播的核心内容还是文化。

2．长效性。世博会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盛会。奥运会虽能吸引全世界人民目光的集中关注，但举办的时间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较短。世博会的举办时间则长达半年之久，目标是“吸引7000万人次的中外观众，平均每天参观者的人数高达40万左右，其影响力和辐射面是空前巨大的”。与此同时，还会有大量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参与新闻报道，我们更应该利用这个媒体集中且长期关注的时刻，围绕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世博背景、世博理念、世博人物等不同角度挖掘上海和中国的文化，用灵活生动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历史传承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国家形象。

3．参与性。世博会与奥运会的最大区别莫过于奥运会是以观众被动观看比赛为核心，而世博会是以主动参与为核心的。参观者身临其境，切身体验，亲身感受。传播学的理论表明，人际传播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其他媒体形式，而世博会正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亲身体验的人际传播形式来发挥其巨大影响力的。现代世博会重在参与、互动和交流，它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让参观者主动参与进来，从而深刻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增强了人们互相学习和交流的意识和积极性。

四、利用上海世博会有效推进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理念是：“传承世界文明，弘扬民族文化”，这一理念与我国提倡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对外交往战略一脉相承。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世博会这个平台积极弘扬中华文化、推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呢?

(一)增加对文化重要性的理解

世博会的交流实际上是文化及思想的交流，而文化则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这其中有共通、理解和包容，也有差异、误解和冲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构成其他一切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相反，文化上的误解则会造成一切交往的障碍。相对于硬实力而言，软实力更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被外来文化征服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那种文化的俘虏，反而会认为自己拥有了那种文化，这就是文化强大的渗透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一书中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利而削弱别国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

这个学说就是思想观念，就是文化。可见，思想与文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凝聚和推进作用，而世博会就提供了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契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通过一系列的展览、论坛、文艺表演活动准确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阐释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念，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把传统文化转变为国家竞争力。

(二)增强文化差异意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协助各国做好参展工作

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人口、地理等各不相同，导致了每个国家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风俗习惯、语言表达、思维模式、宗教法律以及其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是，文化具有独特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文化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尊重、相互补充。如果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评判标准等去进行对外交往，那么对异质文化就会产生不自觉的排斥。

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克服文化的民族中心主义，既要消除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恐惧感，也要消除对异质文化的抗拒性，认同其他文化存在的价值。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舞台上，我们要面对有史以来最为多元的文化和观众，我们对于他们应该给予高度信任，同时也要增强自信，消除文化距离和文化震惊，正确理解参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高效、准确地协助他们做好参展工作，这对于办好一届世博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三)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正如赵启正在2006年跨文化传播论坛上所言：2004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图书版权多达4068种，而输出的只有14种；从英国进口的有2030种，输出的只有l6种。电影方面，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的影片多达4332部，其中，美国几乎占到了一半，而我国出口的影片可以说屈指可数。在服装、动漫、电视剧等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赤字”问题。《圣经》中黄金法则“treatothe~thewayyouwanttobefeated．”不仅基督徒熟悉，而且几乎是传遍了全世界。而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理念，比西方人的这个黄金法则要早几百年，却未能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这些事实和数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不够的，与文化的内涵是不成正比的，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激活中华文化，没有诠释好我们的优秀文化。因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增强中华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定期在国外举办各种类型的中华文化展、论坛、文化节、文化年等系列活动；要增加媒体对文化活动的关注，给予更广泛的宣传和报道，推动一些优秀的文化艺术能广泛传播。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精彩绝伦的文艺表演，就向世界充分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也同样是这样一个舞台，届时会有更多的文化活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巨大魅力，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提高中华文化的演绎力、创新力和表现力。

(四)跨越文化差异。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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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4-0025-02

一、引言

在如今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随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外国语言文字材料引入国内，通过各领域翻译工作者的努力，国内民众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人们希望了解外国文化的这种需要也在不断上升。这便要求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将外国的语言、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等展现给国内读者。从翻译策略上来讲，异化翻译策略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良好途径，异化翻译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异化翻译的涵义及其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一）异化翻译的涵义

谈到异化翻译，便不得不提到归化翻译。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两者主要是在语言和文化的层面划分的。归化翻译是指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倾向于目的语的翻译策略；而异化翻译则是指在语言形式上或者语言形式所负载的文化内涵上倾向于源语的翻译策略。

（二）异化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表现出来的活动，以沟通两种语言文化。使一种语言的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是翻译的一个重要目的。翻译承担着传播文化的使命，翻译的真正价值也在于文化传播。可以说，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两种主要策略。

另一方面，异化翻译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这是由异化翻译的特点决定的。异化翻译强调保留源语的内容和形式、包括文化意象和语言表现形式，译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及再现原文的异域性。韦努蒂把异化翻译定义为“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差异。”因此，异化翻译避免了归化翻译造成的源语文化的缺损，将译语蕴涵的外国文化尽可能完整地展现给了国内读者，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三、异化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异化翻译的理论依据是语言的开放性与渗透力，因为语言文化不是封闭的，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强大的吸纳、包容能力。因此，异化翻译可以将大量的源语表现形式引入本族语之中，充实和丰富本族语的表现形式，在本国文化中注入异域文化，使本国民众和译语读者感受异国文化和风土人情，并且增进文化间的了解、缓和文化冲突。

（一）异化翻译能够极大地丰富本族语的语言

异化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其在处理原文中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因素时，必然会将一些不同于母语的新的表现形式引进到本族语之中。而这些新的表现形式蕴涵着原民族的文化内涵，一旦被社会接受，就会使这些本民族原本不存在的新兴语言进入到本族语之中，丰富本族语的语言和增强其生命力。

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多外来语在本族语之中都很难找到与之对等或文化意义匹配的表达，尤其是英语习语。译者除了忠实地表达原文习语的意义外，还应尽可能保持原文习语的形象比喻、丰富联想、修辞效果以及其民族、地方特色等。这时，采用异化翻译就可以尽量保留源语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例如，早年“honeymoon”一词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表达，林纾将这个合成词的两部分分别按字面意义译出（honey“蜜”，moon“月”）构成“蜜月”一词，指“新婚后的一月”。如今，该词已从最初的洋味十足变得人人皆知，完全融入本族语体系之中。

（二）异化翻译有助于拓宽读者文化视野

翻译负有文化交流的使命，即尽可能把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介绍给译语读者。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译文要“保留原文的丰姿”。而且，越来越多读者希望通过译文欣赏外国作品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底蕴，了解中外之间的异同。因此，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在翻译时，应着力于全面、完整地向译语读者介绍源语作品的全部文化意蕴。异化翻译更强调保留源语作品的语言表现风格和文化蕴涵，并且使译文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异域特征，因此能在文化交流和拓宽读者文化视野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其实，中国文化本来也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五四之后，中国文化始终善于甚至急于接受异质事物”。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英语谚语、习语通过异化翻译进入汉语，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例如：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 (滚石不生苔)。

对于英语谚语翻译，“千万不要用充满本国民族色彩的谚语去套译原文，也就是说不能用包含中国地名或人名的汉语谚语去套译英语谚语”。因此，像那些在汉语之中根本没有对等或者类似表达的英语谚语，异化翻译能够把原文所承载的有关异域历史背景、民族传统、社会习俗等文化信息如实地传达给译语读者，从而有助于通过丰富读者的阅读经验，拓宽其知识面和文化视野。

（三）异化翻译有助于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

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各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地球村”、“全球化”正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熟悉更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异化”翻译便架起一座桥梁、搭起一个平台，不仅有益于向外国介绍本国历史文化，也能让读者有机会熟悉了解异域风情，直接接触西方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树立文化差异意识，通过了解进而比较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改变对策，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

例如在英语和汉语一些谚语中，由于文化上的不同，同一个词语在英语和汉语中的指代意义也完全不同。如英语谚语“as timid as rabbit”，按归化译法可以译为“胆小如鼠”，但是这样就会造成文化上的减损；而采用异化翻译将其直译为“胆小如兔”，就能够使中国读者了解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可以将英语谚语中的形象和汉语中的形象进行比较，发现两者间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文化传播是翻译工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而异化翻译是源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的翻译，异化翻译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异质，从而有助于丰富本族语的语言和文化体系，使译语读者了解更多的源语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并有助于缓和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实现文化多元化。随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翻译必将涉猎更多的领域，为文化传播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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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181-02

1 微博传播传统文化的基本文本形式

1.1 词条式

词条式是微博传播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文本形式,是指以文字为载体,辅以视频、图片和网址等超文本（hypertext）,传播文化知识的文本形式。

词条式具有编辑简便、可读性高和拓展性强等优点。者既可以纯文字形式表达传统文化知识,也可以通过丰富多样的超文本形式,强化传播表现力,促使受众更好地理解知识点。以公益团为例,词条式微博占到微博总数的92.18%。

公益团专题栏目“端砚普知”即完全采用词条式传播端砚文化。通过140字内的文字介绍,辅以插图,可使受众感性认知相关知识,亦便于其转发和收藏。

1.2 活动式

活动已逐渐成为微博互动的新兴途径,其具有交互性强、易于整合信息和扩大影响力等优势,但亦存在难以策划和传播效果无法预见等缺陷。因此,当前仍较少以活动传播传统文化。

以公益团的“寻找地方砚”活动为例,尽管已得到国家博物馆等知名微博的宣传,但参与人数的峰值也仅为30余人。活动中,非发起者原创微博仅占总数的15.25%,对比湖南省博物馆的“印象湘博”活动,非发起者微博占微博总数达98.29%。由此可见,活动式文本传播传统文化更适宜具有较好粉丝基础和影响力的微博,对于起步期微博,仍存在较大操作难度。

1.3 调查式

调查式是指发动网友针对某一话题进行投票、话题讨论等行为的形式。调查式文本参与成本低、互动性强,因而在微博中得以广泛应用,网友亦热衷于参与其中。如公益团曾开展“端砚为何价高？”、“您练过书法吗？”等投票,不仅能使发起者洞悉网友对相关问题的认知情况,亦可引导受众对传统文化展开更多的思辨。

调查式文本与词条式和活动式文本具有良好的结合性。发起者以活动式文本为主题,结合调查式和词条式文本优势,从多角度吸引网友了解相关传统文化,以内聚效应提升活动的整体效果。

2 微博传播传统文化的弊端

2.1 知识欠缺系统性

传统文化相对流行文化而言,具有显著的深邃性和内涵性,微博作为传播的新型平台,尚无法充分满足上述特征。

以公益团与国家博物馆主办的“砚台宣传”活动为例,尽管活动影响力较好,但亦有网友反映由于背景知识破碎而无法理解部分知识。此情况反映出微博在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限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微博固有的局限性,易引致传统文化在传播中出现断裂和破碎――微博只能局部而节选地传播相对独立的知识或文化符号,无法实质性传播传统文化,甚至引致部分网友认为微博传播的传统文化是不科学的。

2.2 微博传播传统文化存在单线传播模式

尽管许多学者均认可微博中转发和@文本等功能的效用,但笔者在实践中注意到大部分知识词条处于单线传播模式。单线传播是指相关微博在传播中,以转发和评论等途径仅能有限地传播给小部分受众,无法实现裂变传播。这与一般概念中微博的传播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模式引致知识无法最大化传播,亦导致绝大部分微博仅能在小社群中单线传递。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化类微博,以故宫微博为例,依托27万粉丝,理论上应实现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但实际上大部分微博转发量均少于300次,比照以传播大众文化为主的新周刊微博,一般转发量均可达到2000次以上,两者差距相当悬殊。其主要原因是传统文化带有边缘文化或精英文化色彩,因而其所能吸引的受众相对有限,由此引致类似微博和感兴趣的网友偏少的客观现实,亦引发了单线传播模式。

2.3 微博不易表现传统文化的抽象性

传统文化一般具有抽象性和不易解读性,由此引发了微博表现能力与传统文化间“不易表达―不宜解读”的弊端,此结构几乎贯穿所有类似微博,如果无法妥善解决此弊端,极可能对微博传播传统文化造成阻力,甚至引起受众反感和不解,从而对传统文化产生排斥等负面情绪。

以普及砚台构造为例,笔者初次运用了纯文字,但效果甚微,随后的图解形式却非常成功,转发量已超过300次。因此,由于微博传播传统文化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如何形象地表达传统文化。

3 微博传播传统文化的建议

3.1 重视传播效果评估

由于微博传播传统文化需要融会贯通多学科知识,而当前利用微博传播传统文化者多为博物馆和文化爱好者,因而对传播效果往往缺乏专业细致的评估。

根据公益团实证结果,结合类似微博的传播情形,笔者提出微博传播效果评估概念模型（Ye）。

3.2 注重传统文化的系统传播

由于微博自身特性,其无法像书籍和电视等传统传播媒介系统地向受众传播传统文化。但微博在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可以依据系列式、专题式,或一定逻辑顺序实现系统传播。基于上述要求,利用微博传播传统文化须借助专业书籍等资料,并整理和编纂为符合微博文体的词条,再行传播,由此可确保较好的系统性和规律性,以适应受众的阅读习惯。

如在介绍文房用品时,公益团以系列式地推出笔架、墨床和笔洗等文房用品,在介绍各件用品时,以当代参照物引入,从历史、材质形制、用法和精品等层面深入浅出地讲解分析,网友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

3.3 灵活利用超文本形式

超文本是微博扩大信息量的重要基础,有鉴于传统文化的抽象性和深奥性,在微博传播过程中,仅依靠纯文字文本是难以实现预期效果的,必须依赖视频、网址和图片等多种超文本,甚至开发API平台应用程序,使受众更容易感知和理解传统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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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1]。“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他在1962年最先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正式提出“全球化”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2]这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浪潮也波及到了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资本、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跨国、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已经成为全球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中国电影置身其中的宏大现实语境。“电影艺术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物，它们的存在语境决定了其物质本质最终必然服务于它的社会本质。而其社会存在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多重本质属性：电影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一种影像语言，电影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电影是一种文化产业，所有这些关于电影的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3]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下，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中国电影也好，艺术形式的电影也好，还是作为意识形态，亦或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也好，如何充分发挥影像的跨文化传播功能，实现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价值和资本价值的最大化，成为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一直禁锢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中，缺少开阔的国际视野，这种状况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但走向世界的步伐还是太过缓慢。今天，在全球化设定的语境下，中国电影有必要更有可能参与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4]传播的本质即在于文化的交流。

首先，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传播，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承载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任务的大众传播媒介，必须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在跨文化传播中输出中国的民族文化。尤其在加入WTO后，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中国民族电影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在全球化信息不平等传播的态势下，一个巨大的“文化逆差”正在形成，中国电影只有迎难而上，借鉴世界先进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敢于跨出国门，才能实现中国电影在二十一世纪的腾飞。跨文化交流学研究的鼻祖爱德华霍尔将文化区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的文化属于强语境文化，如中国文化，其强语境的一个明显体现就是在这样文化里有大量的成语、谚语，有复杂而严密的礼仪。相对地，弱语境文化如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混合而成，是一种不断在冲突与妥协中熔炼出的文化，最后保留下来的必然是一些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因素。[6]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封闭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述，通过更具普遍意义的影像语言使中国的强语境文化为世界所了解。

其次，全球化语境为中国电影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和契机。不可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性的危险，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失去自身的个性。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为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7]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传播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反弹”，引起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和抗争，使文化的异质性，本土性彰显得更加强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所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8]所以，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相反，“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文化多元化，二者在“二律背反”中呈现出一种非和谐的历史对称性。”[9]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也即全球化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作反向运动。”[10]这无疑为中国电影的外向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出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流动与交换。“在一定意义上，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将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有利于消除人类文化间的疏离隔膜乃至误解敌对，为人类所理想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规范的一体化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11]中国电影就置身于这样一种空前频繁的跨文化传播语境中，完全有可能大有作为。事实上，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12]这是值得大家欣慰的，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们还缺乏应有的自觉。中国电影不容固步自封，跨文化传播理论告诉我们，“切断信息传播的闭关自守状态中，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的纯洁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会丧失本土文化发展的经济可能性，更会弱化本土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传播力量，丧失文化竞争力。” [13]中国电影走向跨国传播、跨文化传播已是势在必行。

二、跨文化传播中的“双重编码”策略：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契合

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以实现其传播功效。实践证明，过于本土化或过于国际化的信息编码都不利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固守民族主义是不行的，“电影创作狭窄的民族视野妨碍着民族电影不断扩大自己的交流范围，也局限了对所表现的题材作更为深广的审美涵盖。”[14]其结果只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传而不通；但另一方面，“如果一部影片只剩下可以容纳国际受众的那些电影文化因素，恰恰使影片失去文化的稀缺性，电影的文化资本也随之失去它作为信息资本的条件。”[15]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是电影跨文化传播能否成功的关健所在。梅特希约特把电影的文化因素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晦涩的难以沟通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是可以转换的电影文化因素；一个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电影文化因素。[16]中国电影要取得跨文化传播的最大功效，既要避开第一个层次，以免“对牛弹琴”，也要避开第三个层次，以免丧失自我的文化特色。而应该致力于追求第二个层次，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找到一个“契合点”，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策略，实现两种电影文化的可转换。

首先，从文化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应该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兼顾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沟通。电影的文化表述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了肤色，服饰，饮食，语言，建筑等到外在的表征，也包括人际关系，生活习性，民俗仪式，价值观念等内在的意义。对中国电影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新民俗片”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后来出现的《二嫫》，《五魁》，《黄河谣》，《红粉》，《炮打双灯》、《风月》等是最早将这一文化策略付诸实施的电影作品，成功地将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这些影片借助富有浓郁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符号，如“黄土地”，“黄河”，“江南水乡”，“红高粱”，“红灯笼”等，营造某种特定氛围，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东方镜像”。尽管有论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这类电影刻意为西方营造一个“他者”形象，以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但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所谓“异国情调”、“民俗奇观”，正是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可资交换的文化资本加以利用，不仅在策略上是可行的，也一再被证明是民族电影国际化推广的成功之道。“从世界电影史上看，把影像的奇观性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并非自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始，好莱坞的西部片，欧洲大量的民族风情电影，日本黑泽明、大岛渚、今村昌平的电影，都无不在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利用本民族的影像奇观来作为可交换的文化资本。”[17]如果说这一批走向国际的中国影片其民俗元素是本土的，那么这些电影中渗透的文化反思与人文关怀则是世界性，如其对人性张扬的赞美，对专制文化毁灭、扭曲人性的控诉，对追求自由的肯定等等，则是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理解的。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18]善于寻找开掘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中国电影全球传播的重要文化策略。实际上，WTO给中国电影工业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使国内的电影工业和国际的电影工业进一步融合，在此情境下，国际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变得更加重要。很多电影如“《爱情麻辣烫》的票房主要在国外，国内票房只占一小部分；《美丽新世界》票房的30%-40%来自国外；《洗澡》60%来自国外，该片先后签下包括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世界主要电影集散地的总共50多个国家的销售合同，票房达200万美元……”[19]又如霍建起《那山那人那狗》和《暖》，两部影片均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仅《那山那人那狗》的票房就高达3亿5千万日元。影片能在日本观众中引起共鸣，得益于导演对影片文化内涵的发掘，当然，这种文化，是基于中日观众能够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作出开掘的。如《暖》“通过自然，纯美的画面和音响的阐释，探讨人性，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人文生态主义精神，把对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思考和人类环境，生存的问题意识并置于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中，开掘了除画面与音响语言之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20]

对这种文化策略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获得奥斯卡大奖的李安的《卧虎藏龙》以及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大片，这些影片能够成功打入欧美主流电影市场，无一不是采取这种“双重编码”的文化策略，在“中西合璧”式影像书写中征服了西方观众。李安的《卧虎藏龙》创造了华语影片在欧美影院上映时间最长的纪录，而张艺谋的《英雄》则开创了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的历史性突破。据统计，其海外票房累计已超过11亿人民币；《十面埋伏》在海外的票房也居高不下，仅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就达28亿。[21]有人把李安的《卧虎藏龙》的跨文化传播在成功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的演职人员；二是“远离”华人的武打效果（承徐克超现实主义动作画面的表述手法，大量使用电脑数码技术产生特技效果）；三是磨擦与再融合的文化主题。[22]应该说，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李安高明之处就在于抓住两种文化、两个市场的“结合点”。《卧虎藏龙》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也给了大陆导演以启示，张艺谋、陈凯歌等敏锐地意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武侠片就是跨国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陈凯歌正着手《无极》，张艺谋则拍出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和之前的“新民俗片”不同，这些影片走的是商业电影的路线，已经具备了更加自觉的，更加积极的参与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张艺谋自觉地以中国独具特色的“武侠文化”为内核，又掺入了“天下”、“和平”等国际性的思想元素，不同地域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自己所能理解的文化内涵，加上精美的视觉效果，影片赢得全球观众的喜爱。“《英雄》是当下世界的一个隐喻。《英雄》的喜剧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象征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坚固内核确实全球性的……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已经不再试图展现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用中国式的代码阐释一种新的全球逻辑。”[23]这样的解读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英雄》的确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十面埋伏》亦是如此，单就片名来说，借自中国传统民乐琵琶曲的《十面埋伏》已经让它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符码，但在《十面埋伏》中我们分明又可看出《谍中谍》式的“卧底与反间”，《卧虎藏龙》的竹林之战，《黑客帝国》中的气势与质感，这一切让西方观众有着似曾相似之感。周星驰的《功夫》无疑也是采取了这一文化策略。周星驰坦言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去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能够被更多不同市场的观众接受，包括西方观众”。为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他请来西方观众认可的袁和平做武术指导，精心制作动作特效，同时还加入包括日本漫画风格在内的目前最流行的形式因素，产生了卡通化的效果。[24]这一切，都是成就《功夫》高票房不可忽视的文化策略。由此看来，在富有东方文化韵味的中国电影中巧妙地编入国际性的符码，无疑是中国电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其次，从题材策略来看，为了引起“共鸣”，中国电影还应该在电影题材，或说电影传播内容上精心选择。中国电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狭窄的电影题材限制了其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更有许多的电影题材资源可供挖掘，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当好莱坞瞄准“二战”题材拍出了《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兵临城下》、《珍珠港》等享誉全球的大片时，作为“二战”受害国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电影在这类题材的开掘上却差强人意，至今没有一部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二战”影片，只能归之于创作视野的狭窄所致。另一方面，中国的题材资源却在悄悄流失。“时至今日，政府层面对文化资源的流失还缺少必要的警惕和有力的防范。”[25]迪斯尼公司1999年制作的《花木兰》就是一个从中国“窃取”题材资源的典型例子。中国电影要走向国际，不但要好好开掘自己的题材资源，也要注意关注一些国际性的题材或跨文化方面的题材资源，只有根据目标市场的受众需求来配置题材资源才能征服国际影视市场。“在我们的影视题材中，够得上国际性题材的作品实在太少了，老人题材，残疾人题材、妇女题材，我们都非常薄弱，即使是艾滋病题材和同性恋题材，也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国电影）要完成从‘族意识’到‘类意识’的超越。在我们的影视中，关注民族性是应当的，必要的，但是，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当关注人类共同的东西呢？族意识与类意识相比，类意识是更高一个层次，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不足取的……。” [26]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导演终于调整策略，开始关注一些“涉外题材”，拍出了一批所谓的“涉外电影”，从冯小宁的“颜色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夏刚的《红樱桃》、《红色恋人》到稍后的《开心哆来咪》、《刮痧》、《我的1919》、《鬼子来了》、《浪漫樱花》、《大腕》、《天地英雄》、《芳妮的微笑》、《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庭院里的女人》，再到最近改编自茨威格小说的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中国电影开始有意识把眼光投向“外域”，关注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这种题材策略上的转变，显示了民族电影从本土化走向全球化的迹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电影探索。在电影题材的开拓方面，“第六代”导演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不懈地探索。如果说“第五代”走向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策略”的话，那么“第六代”作为一个整体走向世界主要是依靠其“题材策略”。第六代导演把眼光投射在当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关注边缘人物的灰色生活，这种“边缘题材”恰恰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关注。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力量时断言，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第六代的电影文本正契合了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研究课题。”[27]作为“后人文主义”实践的第六代导演的以其“边缘化”的电影题材和独具个性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纵观近年来迅速在国际影坛崛起的伊朗和韩国电影，无一不是依靠既具本土，又具世界性的题材资源取胜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28]作为有着丰富题材资源的国家，中国电影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资源，一方面本着“拿来主义”的精神，积极开拓新的题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功能，使中国电影在全球形成影响力。

第三，从艺术策略层面看，中国电影要善于借鉴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在保持自身美学特色的同时大胆创新。电影的语言表述系统主要包括运动的图像语言与概念语言（如对白、旁白、独白）的结合，其本质特点在于影像符号的表现力上。学者梵诺伊（F. Vanoye）列举了电影的“特殊符码”：摄影机运动、画面大小变化、影像蒙太奇、场外用法、电影特技和音画字的综合。他认为电影艺术魅力之所在在于：（一）电影有最大的摄录能力，弥补了其它许多艺术的最大缺憾；（二）电影具有最大的再现能力，包括了写实和特技、影像蒙太奇的“做假”（montage sequence）。再融入学者魏奈（M.Vernet）所谓的“电影非特殊符码”：如涉及透视法的“知觉式符码”、涉及文化背景的“认识性符码”、有涉及个人偏好的“感性符码”、涉及精神分析的“潜意识符码”以及涉及叙事的“叙述性符码”等等，使得电影艺术突破视听限制，营造出一个多姿多彩、魅力十足的“梦境世界”。[29]从电影的艺术本质上看，中外电影并无二致，只有在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上勇于创新才能在吸引广大受众。台湾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第五导演的作品能够走向世界，除了其文化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其对电影语言的推陈出新也是功不可没。正如论者所总结的：“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30]没有这种“最现代的艺术语言”，中国电影就无法进行跨文化传播。学者尹鸿先生在总结中国电影国际化的艺术策略时概括了三点：一是“非缝合的反团圆的叙事结构”，即在叙事上放弃了经典好莱坞那种“冲突-解决”、善恶有报的封闭式结构。二是“自然朴实的蒙太奇形态”。即不采用好莱坞电影那种夸张、跳跃、紧促而戏剧化的蒙太奇形式，而是大多采用一种相对静止的画面，比较平缓的蒙太奇联结，有时甚至有一种中国山水画、水墨画的韵味，画面开阔、造型平缓。三是“纪实化风格”。即在叙事风格上采用了一种反好莱坞的纪实手法，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宁赢的《找乐》和《民警故事》，章明的《巫山云雨》、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等等。[31]如果说这种艺术策略在“第五代”身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话，那么在第六代导演那里，对于电影艺术个性的追求与张扬就显得更为自觉。“第六代导演们走出国门，其共同的动作方略是----‘草船借箭’，也就是主打欧洲‘小众型’的艺术市场（即先融资，再获奖，随后出击市场），不是‘后殖民’式的屈已媚洋，而是以对中国当下社会变革某个‘亮点’的发现以及艺术个性的张扬，去征服外域并开拓生机。”[32]这种立足本土，借鉴欧洲艺术电影，自觉的，有针对性的反好莱坞的艺术策略既使中国电影与世界领先的电影艺术接轨，又打造了中国电影的“艺术个性”，有利于中国电影以独立的艺术身分走向世界，进行跨国传播。

此外，从运作策略层面来看，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也要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借鉴学习世界电影先进理念与商业操作规则，营造一个良好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媒介生态环境”（如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等）。正如邵牧君先生所说“中国入世后，电影业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全面实行产业化和彻底改变电影观念。”[3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要抵抗好莱坞，别无它法，只有如冯小刚所说的“用好莱坞的方式打败好莱坞”。把电影作为一项产业，实施好市场化战略，做好电影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好莱坞电影的投资策略、品牌策略、市场策略、营销策略等都值得中国电影借鉴。张艺谋说：“从投资，制作到发行，推广，可以明显看出系统地向好莱坞的商业操作规则学习，很有必要，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电影越接近规范化操作，说明中国电影越成熟，对抗好莱坞的商业大片，这就是实际行动”。[34]《英雄》、《十面埋伏》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两部电影也是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策略、思想策略、艺术策略与运作策略于一身的典范，张艺谋本人也不愧是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里程碑式的导演。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把关人”与“涵化分析”：让西方观众进入东方情境

在跨文化传播中，一个有效的传播至少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传播主体、接收者和经过编码的信息。［35］上文已经论述了跨文化传播中“编码信息”要注意兼顾两种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除此之外，传播主体和接收者（传播对象）也制约着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运用传播学的“把关人”理论和“涵化分析”理论可以对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要素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把关人”又称为“守门人”（gatekeeper），是由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1947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卢因所讲的“把关”含义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的人就叫做把关人（或守门人）。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决定信息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如何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在电影媒介中，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把关人”，但最为最要的把关人当属电影导演。“涵化分析”也称“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是由美国传播学家G格伯纳等提出的。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媒介对受众的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这一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如何发生的。“涵化分析”理论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培养“国际受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体策略。在传播主体方面，中国电影要培养合格的“把关人”-----精通中西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者。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人应该具备一种国际化视野，摒弃单一的视角和过重的本土情结，用现代化、全球化的视界来观照中国的本土文化或中西文化的差异。台湾导演李安执导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将中国传统文化时置于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比照，引起观众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兴趣与思考，叫好又叫座；其《卧虎藏龙》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上进一步接近西方人的习惯，也因此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李安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审美差异的熟稔把握。“后WTO时期的竞争，主要是比人才，比文化，比艺术创新，有了新的人才，就必然能拍摄出富有民族文化节含金量和具有创意的作品，才能切实推进本土电影产业化的历史进程，真正开拓出一片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电影市场。”［36］可见人才对中国电影的重要性。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国际电影品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只有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位导演，即便如极具国内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在国际影坛上也是默默无闻。尽管中国的第六代、新生代导演们已经浮出水面，但中国电影要打造真正的国际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受众策略。在接收者（传播对象）方面，中国电影要占领国际市场，必须培养中国电影的“国际受众”。从传播学的“涵化分析”理论来说，国外电影观众是通过中国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或“象征现实”来认识中国人，中国文化，来建构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形象。由于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这就要求中国电影要处理好电影媒介的“设置议程”功能，运用正确的文化传播策略，让国外观众了解、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用银幕塑造真实、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中国形象”。中国电影要赢得国际受众，还必须注意研究国际受众的欣赏口味和观影心理。中西受众“在媒介的受众观念方面，以及在受众的媒介取舍观方面，双方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37］中国电影要善于引导和培养观众的“中国式审美”。“艺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能使受传者获得美的精神享受。但对艺术传播者来说，还不能满足于此，更应积极、主动地担负起培养人们对美的感觉能力，陶冶人们的品性，养成高尚的艺术趣味和健康的审美观念。”［38］当然，这种引导“培养”的具体策略还是要落实到跨文化传播的“双重编码”上，抓住不同文化“契合点”，既注意审美心理的“熟悉化”，又注意使其“陌生化”。“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容易走向世界。”［39］的确，中国电影对国际受众的审美心理与艺术趣味既要适应，又要引导与提高。实际上，在培养国际受众方面，中国电影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几代中国电影人努力，中国的“武侠类型片”已经在海外培养了大批忠实观众。今后中国电影还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形成样式更加丰富的“中国类型片”，吸引更多的国际受众，打造好中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品牌。

四、跨文化传播中的“双赢”策略：“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

在和好莱坞电影的同台竞争中，中国电影是缴械投降，还是积极抗争？是消极抵抗还是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中国电影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既需要宽广的文化视野，更需要过人的传播智慧。

“如何使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发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全球意识下文化的多元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正面价值的资源。”［40］“和而不同”，这既是中国电影跨国传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文化诉求，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我们不必担心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失去个性，相反，参与跨文化传播，“外国文化会丰富本国文化。因为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外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借鉴而实现的。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多元竞逐的过程……合成的文化无可否认依然是本土的，并成为继续演化的新起点”[41]文化需要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42］纵观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可以发现他们并未采取与好莱坞“你死我活”的对立模式，而是以文化的“和而不同”为准则，从本土资源中发掘民族特色，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大卫鲍威尔（David 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 Spaces:Chinses Cinema as World 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断：“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电影作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所接受。”［43］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和亚洲新电影的崛起，唯有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秉持“和而不同”文化传播策略，广泛汲取，大胆创新，才能实现百年中国电影走向全球的美好梦想。

[注释]

[1]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5，P.4，转引自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3] 贾磊磊：《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

[4] J.Z.爱门森（J.Z.Edmondson）N.P.爱门森 （N.P.Edmondson）：《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

[5]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6]熊澄宇、程绮瑾：《新媒体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中华传媒网 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2005-05-06 20：30。

[7]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8]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

[9]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10]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11] 杨瑞明：《传播全球化——西方资本大规模的跨国运动》，《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第17页。

[12]王宁：《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批判》，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13] 陈卫星：《信息传播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创世纪舌战－2001国际大专辩论赛记实和评析》，北京西苑出版社，2001年。

[14]颜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5]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16]梅特希约特：《丹麦电影与国际化战略》，《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国社会学出版社，2000年，第714页。

[17] 颜纯钧：《全球化：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18]郑晓龙：《从〈刮痧〉寻找人类的家园》，《中国电影报》2001年3月1日。

[19] 李宝江，张江艺：《“艺玛现象”初探》，《中国电影市场》2001年第1期。

[20]刘丹凌，屈独芳：《生活在别处——电影〈暖〉的文化阐释》，《中外文化交流》，2004年第12期。

[21]铙曙光：《2004：中国电影备忘录》，《文艺报》2005年1月22日。

[22] 林勇：《猛虎出山，蛟龙下海——论李安的文化定位》，孟建，李亦中主编：《冲突和谐：全球化与亚洲影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23]张颐武：《英雄：新世界的隐喻》，《当代电影》2003年第2期。

[24]符郁：《：港产口味与全球化元素》《经济观察报》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12125，2005-05-06 12：22。

[25]颜纯钧：《与电影共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6]孟建：《“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扩张与中国影视文化的反弹》，《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27]王宁：《全球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28] [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29] 阎啸平、彭丽华：《传播研究新视角》，台湾世新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30]彭吉象：《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

[31]尹鸿：《国际话语境中的中国大陆电影》，银海网filmsea.com.cn/zhuanjia/，2005-05-06 20：40。

[32] 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33]邵牧君：《入世后中国电影的前景》，《戏剧电影报》2000年7月7日。

[34]中国电影家协会：《笑论〈英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第125-126页。

［3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36］黄式宪：《全球化浪潮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37］王国珍：《全球化态势下的中西受众观比较》，《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38］邵培仁：《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39］宋家玲：《影视艺术审美心理特性——兼论我国“转型期”影视审美心理的变化》，胡智锋主编：《影视文化前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40］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能之贡献》，《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篇7

    论文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研究方法，从文化传播角度对梅山武功的传承途径、演变与生存形态进行调查分析，指出梅山武功的传承途径既具有传统武术的一般特点，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方式;梅山武功的现代生存形态可分为原生态、次生态和现代形态三种形态，提出梅山武功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梅山文化圈，把握其民族体育的文化本质。

1.前言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冲突、融合、擅变的过程。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我国在国际竞争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一些影响了几代历史的地域文化却长期埋没，不为人知。梅山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梅山文化反映了人类原始思维特征和文化信息，而梅山武功是梅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民族体育属性的武术文化，它伴随着梅山蛔蛮的历史而发生发展。梅山地区因长期与世隔绝、不服王化，梅山文化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保持着原始状态，梅山武功的主要功用体现在生活生产实践当中。随着中央统治者对梅山地区的多次征伐，梅山桐蛮奋起抗争，梅山武功的军事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和扩展。自从宋代开梅后，梅山地区并人中央版图，梅山文化与外来文化互相交融，其文化特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甚至湮没于历史长河。而梅山武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直接导致其文化背景和内涵的缺省，沦为一种地方拳种。当今社会，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文化回归传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首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其次是抵制社会发展全盘西化的文化需求。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梅山武功的传承途径和现代生存形态可以更好的厘清梅山武功的本体特性，从而有利于梅山武功的发掘和保护，对于探索梅山地区新农村体育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梅山武功的流传形式与生存形态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图书馆、google搜索引擎等检索、搜集关于文化、梅山文化、梅山武功、民族传统体育等相关专著2部，关于武术、地方拳种、地方武术文化研究相关期刊论文10余篇。

2.2.2专家访谈法

    通过对梅山文化专家进行亲自访谈。对本研究涉及的间题如梅山文化的基本概念，梅山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梅山文化对梅山地区历史进程的影响，梅山武功和梅山文化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向他们进行咨询，认真听取建议并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实施。另外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部分省外专家学者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本研究的看法和建议。

2.2.3问卷调查法

    根据课题的需要设计问卷，并以专家问卷形式对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发放，将60%以上的专家认为密切与较密切的指标确定为本次研究调查问卷的正式内容。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严格按照问卷调查法执行，共发放调查问卷30份，回收28份，有效回收问卷28份。

2.2.4田野调查法

    通过实地考察梅山地区自然、人文、经济环境以及相关研究机构，获得本课题的相关资料。利用假期对新化、冷水江、安化、涟源、隆回等进行考察，获得本研究相关一手资料。

2.2.5归纳演绎推理法

    运用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人类学等理论对研究内容及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探讨。

3结果与分析

3.1梅山武功伴随梅山恫蛮的历史而发展

    《宋史·梅山炯蛮传》记载:“梅山蛔蛮，旧不与中国通”梅山武功在长期封闭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依存于梅山炯蛮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的生存手段、战争技能到宗教祭祀内容的过程。古代梅山地区伶娄底、邵阳、益阳、湘潭、怀化、常德地区一带)主要居住着百越和苗、瑶、巴(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这里地处雪峰山中段，峰峦起伏，山高林密，人们长期过着原始生活，为了求生和与猛兽搏斗，则必须使自己具有强健的体魄和翻山越岭的奔跑能力，并不断改造和创新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健身炼身器械和工具，学会和掌握了符合实际需要的格技动作和方法，这就是梅山武功的萌芽。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对大量的攻防技法不断进行提炼和改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功形态和内容体系，长期以言传身授的方式流传于世，体现着一种山野文明的深沉原始特征。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与发展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并在一定区域内发挥着特定的社会功能。梅山武功形成于生产劳动，发展于军事斗争和宗教祭祀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服务于梅山崛蛮的生活生产实践还是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或是宗教祭祀的需要，梅山武功根据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被改造，也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得以传承发展。任何一种文化在历史进程中都通过一定的方式途径传播，或资料记载、或口传身授，并在传播过程中必然会与其他文化冲突、融合乃至变异。宋代开梅后，统治者儿次大举移民，梅山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并存的状况，梅山文化在梅山地区不再占有统治地位，梅山武功也渐离于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拳种存在。社会发展到今天，梅山武功在现代社会中的实践舞台大大缩小、形成梅山武功重要特征的封闭的社会基础已经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现代梅山地区人们的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是忙时追山赶猎，闲来练武。梅山，已经彻底的融人了现代社会。

3.2梅山武功的现代生存形态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历时递进的过程然而，对于20世纪后期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特殊历史环境，这种历时递进的社会文化形态却变成了共时共存的了。梅山地区也融入了由以农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向以工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的历史转型中。在梅山地区，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但是新兴的工业经济及后工业经济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在这种背景下，梅山武功的现代化存在形式是多样的，在现在和将来的较长时期内将以多层次、多形态存在和延续，呈现出多态并存的独特景象。根据梅山武功现代社会功能价值及表现形式，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角度可以将梅山武功的现代存在形式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以及艺术形态。

3.2.1梅山武功的原生形态

    所谓梅山武功的原生形态并不等同于原始形态，原始形态是指在梅山武功形成期的社会背景下，主要的社会功用是生产手段和战斗手段，是一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形态。而原生形态是梅山武功形成体系之后，延续了原始形态下的社会功能，同时又从独立的功法套路练习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以及同宗教祭祀结合，娱神自娱。这种形态自觉地、有意识地发展、传承整个梅山武功体系。

    在现代社会中，梅山武功的原生形态主要以“打”的形式存在于民间“把式”手中。在某些区域里，梅山武功实际上仍依赖于民间的生产、生活、传统节日习俗及宗教活动而存在，是民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民间“把式”固守着祖先流传下来的武功典籍或口传面授某些功法套路，也许有些功法套路在流传过程中被改变，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把式”手中的梅山武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其原生形态，可以称之为原生形态。这些民间“把式”是梅山武功的承载者，他们保存着最为原始的梅山武术文化，同时固守着传统的门户。随着他们这些老拳师的过世，梅山武功的这种原生形态也将戛然而止，从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保护角度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3.2.2梅山武功的次生态

    梅山武功的次生形态是相对原生形态而言的，梅山武功与其他地区民族体育项目比较，其封闭性、生产实用性更强，娱乐、审美特征相对较弱。文化变迁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表现为人们价值意识的觉醒及其对价值的渴望和追求，使受羁绊的欲望和被束缚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使人更加意识到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转换的一致性。在开始注重传统体育文化发掘整理的今天，梅山武功试图融人现代社会，却无法处理好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价值取向背离的矛盾。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武术运动发展拖人力度加大，尤其是1979年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在整理过程中，梅山武功也被作为武术遗产和稀有拳种进行抢救，众多民间拳师纷纷献出自己的绝招，这种情况下梅山地区的武术运动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新化县连续被评为全国武术之乡。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遭遇的尴尬是，梅山武功注重桩功，强调在狭隘山区的实际运用，而现代价值取向却向更快、更高、更远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靠拢。晏西征在参加了第三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裁判员由于没有认识到继承传统武术的重要意义，在评分时只注重力量、速度和高难动作，对一些原汁原味的传统套路评分很低”。门因此，梅山地区武术院校在传承梅山武功这种地方拳种的态度上，主要用现代竞技规则对梅山武功加以改造，加人了大量腾空跳跃等难度动作，只保留了梅山武功中少数动作，这种形式的梅山武功适用了现代竞技体育规则，迎合了现代竞技体育的审美观，但基本上已经脱离了梅山武功“重桩功”、“拳打卧牛之地”的传统路子。梅山武功这种试图保留自身特色又试图融入竞技体育的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次生形态，这种尴尬也是大部分传统体育面临的一个窘迫局面。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特点和现代价值和谐统一，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作为只存在于博物馆的文物，是梅山武功巫需解决的难题，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3.2.3梅山武功的艺术形态

    梅山武功与艺术的联姻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祭祀，梅山蛮重祭祀祈福，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祭祀过程中跳大仙，并揉人大量的武术动作，并随着梅山蛮的繁衍而流传至今。正是这种渊源，随着梅山文化研究的升温，有研究者提出将梅山武功作为表演因素加以整合，近几年梅山文化主题旅游的升温，梅山武功也作为一种节目开始走向舞台向外来游客展示，这种形态的梅山武功注重表演，以满足外来游客猎奇探秘心理，可以称之为“舞台上梅山武功”。这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只能称之为表演形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形态。由原始宗教祭祀擅变而来的民俗节日承载了梅山武功的艺术形态，这种形态下的梅山武功不为经济利益，延续了原始宗教纯粹的心灵信仰。这种形态的梅山武功不是一种体育运动，而是一种民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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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几乎已成学界共识的今天，广告的审美修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具体到电视广告中。借助现代多媒体技术营造出如真似幻的景象并能给受众以强烈的视听震撼，进而使后者对广告商品萌生好感、对广告诉求采取认同态度．这点也常常是其它广告媒介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广告的创作和接受总是受制于一定的文化情境。广告的传播过程其实也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交流与对话的过程。有鉴于此．我们在对电视广告进行审美修饰、审美评价的同时。也要兼顾文化的因素，以免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甚至不同的相关群体在文化心理和习惯上的差异而导致对广告含义的理解产生分歧。甚至会由此引发文化上的冲突和龃龉。

在电视广告活动中兼顾审美的考虑和文化的考虑．这方面已有不少杰作可资借鉴。譬如：孔府家酒在刘欢的知名歌曲背后。所彰显出的中国特有的血缘文化与人伦亲情：南方黑芝麻糊广告在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空间背景下，所传达出的母子深情以及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这些都是借助文化之力的成功案例。而相形之下。有些电视广告因为忽视了广告传播的文化情境，或者说对受众的文化心理及价值标准的理解和判断上存在失误，使得广告的投放不仅没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起受众的反感。且看下面两则例证：

其一，2004年11月下旬，耐克公司的“恐惧斗室”广告片在央视体育频道和地方电视台播出。广告内容大致如下——

镜头一：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用杂耍般的动作，摆脱一位形似中国老人的武林高手，从背后将篮球扔出，篮球经柱子反弹将老者击倒。镜头二：形似中国“飞天”的女子暖昧地向詹姆斯展开双臂，随着詹姆斯扣碎篮板，“飞天”形象也随之破碎。镜头三：篮板前出现的两条中国龙变成了吐着烟雾阻碍詹姆斯的妖怪．但后者晃过所有障碍后投篮得分。

耐克公司制作该广告的本意是藉此鼓励亚洲青少年直面恐惧、勇往直前，表现个人的篮球风格。但是广告播出后却引起受众及广告评论界的激烈争论与批驳，11月26日，《华商晨报》以《耐克广告“中国形象”被击败》为题报道了耐克广告涉嫌侮辱民族风俗一事，事情曝光后引来一片声讨。很多人都认为，该则广告伤害了中国受众的民族感情。12月3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恐惧斗室”广告片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8日，耐克公司通过媒体向消费者正式道歉。

耐克公司的电视广告之所以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告制作者在一味强调审美修饰的同时，忽略了广告背后的文化意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颇具影响力甚至号召力的一些元素或符号(譬如武术、飞天、龙)，竟被置于铺垫、揶揄甚至诋毁的境地。这肯定是中国的消费者所万万不能认同的广告形象，其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其二，2000年上半年．叶茂中营销策划机构为传化洗洁精所做的广告片《小狗篇》。叶茂中当时给传化洗沽精的定位是：干净，没有味道。而创意大致是：家庭主妇将盘子洗好之后搁到一边，小狗却把它叼回来；而用传化洗洁精洗过之后，小狗就不再把盘子叼回来了．原因是用传化洗洁精洗过的盘子不再有气味。这样看似很有创意的广告。播出效果却很不理想。原因一方面在于沟通效果欠佳。很多观众并不明白为什么小狗刚开始去叼盘子后来却不去叼了，广告的寓意转折太多：另一方面，小狗形象的使用很不恰当。在国外，狗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可爱而值得尊重的，人性化的。但在中国，狗的形象有时却并不太佳。“看门狗”、“丧家之犬”等诸多用语中．狗都是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对于主力市场在农村的传化而言．这种文化上的认知冲突更是严重。很显然。这也是带有几分西化色彩的文化观念不服中国的水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作为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广告何以能在信息传递与产品诉求的同时引发文化上的关注甚至争执．其中原因并不复杂。人类学家格尔兹曾经提醒过我们：“由审美力量的纯然现象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艺术放置到其他社会活动的模式中，如何使它和一些特定生活范式的大背景相协调。不管艺术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何种可以导致结果的技巧来表现。这种措置，这种赋予艺术客体以文化意蕴的活动，总是一种地域性的课题。”叻我们虽然知道广告是将功利性的诉求放诸首位，它与艺术和审美之间尚且存在：不少距离，但当制作者煞费苦心地对它们进行审美修饰之时，广告就已通向艺术了。所以。格尔兹关于艺术的论断对于电视广告同样适用。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任何族群在艺术制作方面的惯例或习俗，都是奠基于这个民族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观念之上，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会时刻影响着人们对外在事物的感知。这样一来，当外在文化样态和本民族的文化样态相互接触时，接受者必定是从一定的文化背景出发．来对外在的文化样态做出选择和判断。而电视广告活动，作为现代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自然也逃不过上述规律。

从制作的角度说。广告制作者总是从一定的文化背景出发来进行创作。曾被美国《广告时代》期刊推选为风云人物之一的美籍华裔广告人杨朝阳谈到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广告手段之差异时，以美、日、中三国的广告为例来予以说明。他指出：美国广告文化的根是植于清教徒的伦理中的，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乐观进取，以价值为取向，以契约关系为本，因而美国广告重事件，用场景，是行为过程。日本广告的文化是建基于神道一佛教一儒家伦理，态度保留，以人为取向．以信用关系为本，因此日本广告着重于人，显情绪，为情感过程。华人广告背后的文化是道一佛一儒的伦理、宗教行为，有宿命论色彩，以整体为取向，关系建立在实证上，所以华人广告重产品，讲实证，为语言过程。这些例证都生动说明文化背景对广告制作手段的影响。而从受众的角度说。他所处的文化背景及文化习俗肯定会影响到他对广告的接受。

也正是因为文化情境对广告传播的制约作用，所以．精明的电视广告制作人或广告主，在面对不同的文化受众时，在广告策略上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说会根据不同的文化情境来区别对待，从而做出一些本土化的努力。而这方面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所采取的一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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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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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文化是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人们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为谋求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高校体育文化传播能促进体育运动自身的发展，促进高校体育产业的发展.丰富大学校园生活，提升高校知名度。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属11所本科高校体育文化传播内容和途径的研究，力图比较客观地反映省属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文化传播的现状与问题。

一、传播内容

    高校作为代表国家最先进科学文化水平的团体，它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随时随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感和教育决策。而体育文化传播是提升学校形象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校运会

    运动会是学校体育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校运会中体育文化传播的主体是学生，校运会的目的不仅是通过竞技体育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增强人际交流，传播体育文化调查结果显示11所高校都很相似，运动会的主要内容是田赛和径赛，在体育文化知识宣传方面做得不够完善，仅有一些口号、宣传海报、横幅及播报.有条件的高校会利用大屏幕显示运动员的成绩，但这与体育文化知识的传播要求还相差甚远。

    (二)体育文化节

    现今的学校体育运动逐渐打破传统竞技模式，融集休项目、娱乐项目和主题项目为一体，有条件的高校还开展时尚体育项目的运动会，以人为本.啊遍及高校，对高校产二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以襄樊学院为例，休育文化节通常是学工处组织、院系承办的特色活动，如下人两足比赛，借助学校地处隆中风景区的优势组织定向越野比赛等。其余各高校举行体育文化节内容也很丰富，形式多样，如棋类比赛、体育知识竞赛、体育展览赛、电脑体育动画制作评比等。

    (三)全国大学生品牌赛事及各级重要赛事

    学生形象通常通过学生社团活动或学习、比赛展现出来学生在各类比赛尤其高级别的、社会影响大的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都能为学校赢得声誉高校积极地承办重要体育赛事，既可达到高校体育文化传播、扩大学校知名度目的，又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遗憾的是在国内几大高校品牌赛事:cub.a、大超联赛、飞利浦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tbba中国大学生三人篮球联赛中，11所高校并没有突出成绩，甚至都没有报名参加而这些赛事的传播效果是惊人的，对大幅度提升高校形象作用显著

    在湖北省属1l所地方本科院校里，没有承办过国家级赛事的历史，省市级赛事也几乎都是空白、地方高校立足本地，参加本地体育运动，却没有承办本地赛事，在本地传播体育文化，进而提升学校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四)训练基地

    专业队落户高校，在国内这种体育传播形式还比较鲜为人知。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的首推清华大学，其跳水队已初具规模;另外，浙江的杭州师范学院也采取了与省女子散打队联姻的形式开创了武术专业队与高校联手，实现体教结合的先例。

    襄樊学院毗邻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古隆中。此处环境幽雅，景色宜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体育训练基地，也是体育竞技很好的比赛地点。如果能吸引一两支省级队伍来封闭训练，比如篮球队、乒乓球队、足球队甚至是围棋队等，然后将比赛带人学校，这将极大地提升学校形象，带动学校发展。这些方法对别的院校也适用。比如砚峡大学可以利用其优势吸引企业，吸引游泳队、划船队、跳水队训练等等。

二、传播途径

    随着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办学模式的多元化，高校在建造自己的体育文化、学校形象的同时还要加大传播力度，通过多种传播媒介，展示自己，从而使高校的客观实在转化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认知形象

    (一)校内体育文化传播的途径

    1.校内广播台、电视台

    襄樊学院的校内广播台代表了i1所高校的平均水平。广播站是各高校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学校通过广播把各种文化信息传递给全校师生。它对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进校园体育文化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学校电视台是各学校自己开设的，专门报道学校的一些重要会议、科研活动及校内各种事宜等。高校体育文化也是学校电视台的宣传内容的一部分，但通过百度和googlf搜索，这11所高校都没有和校办电视台相关的网页信息。

    2.校报校刊

    以襄樊学院为例，《襄樊学院报》是襄樊学院的党委机关报，隶属襄樊学院党委宣传部。作为襄樊学院党委的喉舌，以“贴近校园，贴近师生，贴近教学”为办报理念，成功搭建了一个校园文化传播的平台，传递着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师生的声音，展示学院建设和发展的成就成果，电子版的校报也陆续出现在各院校的新闻网上，开辟了学院交流与宣传的新平台，但对校园体育文化的精髓却传播得很不够。

    3.校园网络

    校园体育文化网络要以学生为受众传播各种体育文化资源，包括学校体育教学、运动队建设、体育保健、体质自我评价、成绩查询、校内体育新闻以及和国内外优秀体育网站的链接等。随着学校体育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学校体育教育将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校园内的体育教育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没有围墙的开放式教育;襄樊学院校园网开设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工在线”等栏目，为师生获取信息、学习交流提供了条件，但对校园体育文化并没有相应的专栏，内容仅散见于学生活动等各种新闻中。其余高校相关内容也很匮乏。

   (二)校外体育文化传播的途径

    1.媒体宣传

    在对外宣传方面.各级媒体的报道让高校在各地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高校与各新闻媒体的联系越来越广泛，各媒体支持高校、宣传高校，为学院的改革、建设、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11所高校都很重视外宣，外宣成绩相差不远，但关于体育文化方面的报道很少。

    2.与外界的交流活动

    以襄樊学院为例，学校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为载体来宣传学院，介绍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升了学院的整体形象和扩大了学院的社会影响力。如举办李宁明星排球队和襄樊学院排球队的友谊比赛，有羽·泉和凤凰卫视主持人孟广美参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院的知名度。学校注重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如邀请市长参加校篮球比赛，与企业联手组建校教工网球队，参加市运动会和各项赛事等。

三、问题分析

    (一)缺乏体育新闻策划、宣传和公关意识

    对外体育文化传播缺乏系统性;媒体级别偏低;不具备新闻策划的意识，新闻事件不具备代表性;网络媒体报道内容较少，力度不够。几乎所有湖北省属地方本科院校都没有广告宣传活动。比如说在地方建立大的户外广告牌，赠送宣传品，在电视和报纸上宣传等。高校进行适当的广告宣传，是塑造良好社会形象、提高自身知名度十分有效的方式。另外，要积极开展公关工作，通过传媒扩大学校在体育文化市场的占有份额，积极参加各级赛事，与专业队联手，实现体教结合。高校要抓住一些能给自己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赛事来做，并借此进一步传播学校形象。

    (二)资金投入不够、硬件设施不完备

    体育设施在高校体育传播过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没有资金投人，就没有好的运动场地。没有条件优越的运动场地，大学生体育活动将丧失很多精彩。完善的体育设施不仅能促进高校体育的教学，有利于体育文化的传播，而且能促进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与社会的相互交流，吸引社会运动群体走进高校，提高高校体育传播效果和高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襄樊学院的体育硬件设施水平代表了11所学校的平均水平，其规格都未达到承接省级比赛的要求。另外，大部分学校都没有运动场大屏幕，更谈不上通过大屏幕进行运动会的现场直播或者在大屏幕上播放有关体育文化的知识。

    (三)媒介传播系统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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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性统一的角度着眼，英语教育与传播中有两个层面的结构系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个是文化形式系统，也就是借助符号活动，人类创造出的与动物不同的文化世界。在人和文化之间，人借助符号使二者有了联系，而人在借助符号进行活动之后所得到的文化这一“产品”也就为人所有，而结果则是人类成为了文化的主宰。该系统提供的文化功能性依据可为各种知识的教育所应用。第二个是文化要素系统，对人的教育活动离不开人的“圆周”也就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机构进行研究，并且人类的这些活动有机的整合在了一起，由功能的纽带将其结合在了一起，其中就有人开展文化传播的功能和其意义与目的，这个系统提供了文化功能性的内在机制，为对英语教育的文化传播价值进行具体而深刻的挖掘提供服务，因为人类文化所独有的道德价值、理智与品行是从其建筑结构中得到的，而非其形式或构成的材料。

一、存在于英语教育与传播内部的联系

虽然针对文化的研究学者们所选择的途径存在较多差异，但在对文化的基本内在特性方面他们有共同的理解，也就是文化是符号，是人的活动的外化形式。卡西尔是第一个在文化哲学高度上人类的文化行为与符号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借助符号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规定，“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著名的命题就是他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这个界定给了“人”向文化方向的引导，因为在人类的生活中，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最为典型的特征，并且这些条件是人类文化全部发展不可或缺的。因此，在人类交际过程中，所运用的是代表事物的符号而非真实的事物。要想使传播有效，就应对基本的传播符号形态做到掌握，以使其能够得到传受双方的认可，进而成为传播的工具。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传播其实就是借助对可选择的符号的操纵，达到一个系统（信源） 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 的目的，借助连接的信道符号得以传播，从而实现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从本质上来说，英语教育其实就是英语国家传播和分享文化信息的活动，传播的基本因素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有所体现。首先，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情境是英语教育与信息传播不可或缺的，并且传播中各个变量之间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进而建立其意义的情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决定的，意义的情境得以建立使得信息的传播也更具社会性与文化性；而传受双方所接触的文化环境会对意义的被传播和被接受起到限制作用，他们各自的文化意义的认知和构建是以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为依据的。其次，人是具有社会性的，这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有意图性和非盲目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符号何以将其目的性与意图性做到充足的展现。因为传播属于符号互动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该过程中的动作、功能及其程序都是处在进行和发展的动态状态的原因啦，从社会结构意义角度看传播，它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和动态的调试和游走状态，并非固化了的信息流动。所以，在生产意义时，新的意义在不断的被传播活动制造出来，传播活动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进行生产和调试。三是场依存性是英语教育与传播共同的特性。符号的存在都是与地点、时间、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化环境的外在背景，以及对符号者的文化素养进行解读这样的内在因素密不可分的，不存在单独存在的符号。因此在符号特征这一方面英语教育与信息传播达成了一致： 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借助怎样的方法，谁将怎样的信息传给了谁，目标是什么，有怎样的意义产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霍尔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着眼，人都会发现信息系统有一个普通特征，那就是接受者的背景、传播、以及依据预先设定的程序做出的反应、情景（后两者为内在语境与外在语境）等因素组成了意义。因此，在对语境性质的理解方面接受者能够实际感知的东西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活动、阅历、地位及环境是影响生物体感知内容的四个方面。而对于人来说，还有一个方面十分重要，就是文化。霍尔的观点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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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下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匡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lion )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您队形式上讲，跨文化传播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一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进行的传播，这种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贴近，也更容易被接受。

    跨文化传播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文化的输人方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输出方，为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文化的输人与输出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剪刀差”的问题。客观的数字表明，跨文化传播双方的文化流通量并不是对等的，甚至是差异悬殊的。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欧洲电影市场的75%以上是被好莱坞电影控制的，欧洲电影票房收人的75%以上也是被美国制片商拿走的，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人就达is亿美元。虽然欧洲有着比美国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在跨文化传播上却败下阵来。就像一位法国学者所言:虽说法国也是强势国家，但在美国文化面前法国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

    欧洲尚且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人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人达3654一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人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人的总和。虽然该数据显示的只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但更深层反映的却是我国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形式之下，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文化输人大干文化输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

    其实这种文化逆差对输人方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威胁。因为多年的文化逆差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外国文化的呈几何数增长，而本土文化却被一再稀释，最终在外国文化的包围下消解。文化殖民也就此产生。

    所以，跨文化传播对那些处干传播弱势的国家来说，只能是一个经历了文化逆差和文化渗透之后走向文化殖民的过程。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主义的味道，但确实可能。文化殖民不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个严重的威胁，更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时的国民无异于外国的文化奴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脊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化逆差甚至文化殖民的出现呢?

    第一，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受跨文化传播之战。跨文化传播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市场的开拓，每一环节都是以大量资金投人为保障的，没有经济支持，跨文化传播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作为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为了进人中国的市场也确实“破费”不少。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场这一切是一般的传媒公司承受不起的。恰恰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也都是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曾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当年的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使他们历经百年也难以恢复。当武装侵略已成往事，新一轮的跨文化传播之战袭来时，他们仍无力抗衡，再次面临被殖民的危险。

    此外，跨文化传播需要足够的技术支持，无论是信息的发射还是接收，都需要极高端精密的设备，这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但一些国家由于受自身的经济实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完备的传播系统，在本国内传播还是个问题，更不要说跨国传播了。据统计，全球至少有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光是技术成本这一项就不知要使多少国家望而却步。

    第二，缺乏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致使本土文化流失严重。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式，这些历经千百年锤炼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文化维系着民族的融合和种族的延续，文化促进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但现如今，本土文化流失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拿我国来说，端午节本来是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但前些年韩国却要将端午节申请为本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后来证明是一场误会，但这也确实应该使国人反省。现在一提起端午节，恐怕马上联想起来的就是吃粽子，关于端午节的来历、传说、习俗恐怕都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再拿古建筑来说，原来古老的四合院、胡同在现代的推土机之下也早已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几经复制的高楼大厦，穿梭在这些水泥森林中间，实在感觉不出中国的特色，也找不到与别国的不同。

    跨文化传播对于处于劣势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文化洗礼，对本土文化就是一种挑战，如果自身对本土文化都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只能在后代子孙手中消散。

    第三，文化理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征，而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博纳和创新，文化创新不仅能丰富原有的文化，而且可以使本土文化走的更远。但事实表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往往缺乏这种文化创新意识，只知道啃老祖宗留下的摸，多年来所炫耀的文化永远是一成不变，再美味的汤也有喝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确实需要向跨文化传播中处于领军地位的美国学习。那就是不断创新，博采众长，提升自己。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在外国建立多所孔子学院，虽然我国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播，但内容却总是老一套，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文化创新，其传播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已经全球化，既然跨文化传播不可抵挡，既然这种大局不可逆转，目前处于弱势的国家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自怨自艾，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争取在传播单渠道、传播霸权之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首先，弱势国家应该打开国门，接受跨文化传播。现在已经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闭关锁国也根本不可能，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迎接，而且外国文化中确实也有很多先进的思想、技术、理念需要我们学习，如果能恰当的吸收这些先进文化，对弱势国家是大有裨益的。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可以让弱势国家直接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从更高的起点上开始发展，比自己脱离世界闭门造车要实际的多。

    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思想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同样适用。

    其次，对待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够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固然是好，但涌进来的往往是鱼龙混杂。而且一些西方国家还别有用心，在所传播的内容中带有明显或隐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蛊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跨文化传播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所以，弱势国家对待跨文化传播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进步的文化为我所用，对那些埋藏其中的“暗箭”要提高警惕，切不可疏忽大意。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传播时，应始终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要分清主次，铭记本土文化才是主体，外来文化是对本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受其鼓动，否则就太得不偿失了。

    最后，跨文化传播时要注重传播策略。弱势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更要讲究策略，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批量输出且面面俱到，弱势国家应选择一条既经济节约又符合本土文化特色且能产生良好效果的传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