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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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性第五代电影改编文化语境

“第五代”是一个难以下定义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为一个类似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潮流，也有人认为“第五代”是一个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卓越的群体。一般而言，约定成俗的概念是这样的：他们是新时期出现和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的电影人，具体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北京电影学院招人的第一批学生，即1982届毕业生。他们是第五代的主体。[1]第五代的这批作品都有着相通的历史价值立场与精神追求，有着对电影语言的大胆探索。以此为表征。其背后还内涵着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国电影现代性的承续、转换的历程。因而，也就意味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现代性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价值意义的构建和现代电影语言审美形式的双重纬度上展开的。

一、现代性的承续：“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根

中国电影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同步性。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也是在遵从电影自身特点、规律的基础上，以反映“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性”为其出发点的。“五四”从本质上说是一场思想启蒙的运动，反映了国人对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的渴求。随着20年代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虽然没有脱去“鸳蝴派”、“文明戏”的色彩，但其反过来促进了大批电影观众群的形成与发展，应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联系，自“左翼电影”以来，经过“国防电影”、“革命电影”、“进步电影”的口号，以“进步”、“民众”思想为核心的电影思潮构成了中国现代电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国现代电影主流内部关于“社会派”与“人文派”的分野为现代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导演，无疑更为执着地反思着社会进程的变迁，呼唤着人性的回归，迈出了走向“审美现代性”的坚实步伐。在《小花》(1979)为主要开始标志的情感表现影像中，第四代电影人展开了新时期的诗化的、还旧的情感艺术表现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旧事》(1982)、《乡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国现代电影动人的局面。

承续前人对社会历史意义的探寻，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现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启蒙意识，并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对人本身的关注。如张艺谋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个极为简洁的故事中表达了多层次的内涵。故事的外表是一个社会性层面的问题：一个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一个受到伤害的弱者对自身尊严的维护：之后，它折射出的则是中国农村人的蒙昧与觉醒相互交织的主题：秋菊坚定的告状既有农民的执着。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识，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也是无法用朴素的农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决的。从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猎场扎撒》、《盗马贼》、《菊豆》、《边走边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讲述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喋血黑谷》、《晚钟》、《红高梁》等影片是选择了的历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别姬》等影片则有的痕迹，《黑炮事件》、《大阅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开放宏大叙事，但它们都无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压迫、反抗、觉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装饰已经找到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发现内容。所谓现代艺术，从根本上看就是为一种新的思想找到其适合的新的形式。而一个时代文化价值意义的确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鲜明的语言体系为特征的。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的序言中的话：“电影是一项企业，又是一门艺术：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语言。”

从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中国电影语言就一直走着一条逐步摆脱戏剧语言的束缚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对中国电影语言的探讨，也是与对电影本性的发掘与认识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就被冠着“影戏”的名称，从戏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点中国自己的戏曲电影。它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认可。1909到1922年间，电影在第一代电影人(如张石川、郑正秋)的多方面的尝试下，电影的影戏传统基本形成，并吸收了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特点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国电影工业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电影经验逐渐传播，为中国电影艺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重要的新动力。这批新知识分子和后来的左翼电影运动结合起来，诞生了中国第二代电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创作了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抗战期间的电影创作中，在电影语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记录电影学派的诞生和费穆在孤岛中拍摄的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暂“恢复时期”后，第三代导演开始将受压制的对电影的革新热情喷发出来，1950年代中后期的观看国外电影的经验和思考转入了他们对自己语言体系的改进，而在第三代电影人背后的第四代电影对电影的创新欲望更加在没有“传统”包袱下出现井喷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对西方电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电影语言上表现为一种未经归置的野性。这种爆发在整个电影观念是一种促进中国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决心的产物。他们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国电影“戏剧的拐杖”，走上了一条“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宽广的道路。

第五代导演无疑受到了这一美学风格的极大影响，其延续的痕迹也是相当明显的。第四代导演中的“一些写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殡’，‘泥石流’等”，到“《黄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红高梁》中的‘颠轿’、‘喝酒’等，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清晰的艺术轨迹。”[2]但是，总体而言，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语言在此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们在叙事上放弃了如何将电影和戏剧分拆开来的胶着。以一种“造型感”和“隐喻性”的镜头语言体系对整个中国电影格局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使得电影的视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现代性的转换：“第五代”电影的文化之变

客观的社会环境，没有允许第五代导演在人性的价值启蒙与独特的造型语言的道路上持续太多的历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赶，经历了转型与调整的痛苦。从本质上讲，文化艺术形态的转型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为背景的。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兴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整体加速转型的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到现代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到经济商品型文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深刻的调整。在新与旧的转型中，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混杂、传统价值观的颠覆、传统审美构架的崩塌，商品经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潮流的冲击下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3]这种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体现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当代转换，一种电影社会文化价值与电影文化语言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双轮旋转”。[4]

不同于前五代电影人对电影社会历史价值的内在认同，电影的“后五代”群体从电影本体出发，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的价值认同观念不断凸现，并日益体现在他们的电影创作中。随着90年代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根本变迁，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生产制作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必须进行的最根本的战略抉择。观影人数的急剧减少、国产电影市场的大幅度萎缩把曾经还处于遮蔽状态下的中国电影孱弱的工业体系和营销能力彻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研究的一些关键概念，如受众、票房、发行营销、目标市场、投资体制等都开始成为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向度。

从创作的实践来看，九9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是如何把握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质上，在这个进程中对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系统的学习成为十分关键的问题。张艺谋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导演群体特征的解体。都与此有关。叶大鹰的《红色恋人》和冯小宁的《红河谷》等影片的标志性作用也十分明显。然而在其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人冯小刚的贺岁系列中，则更为发人深省的表现了中国大陆的现有强势文化消费习惯的重要作用。

中国电影进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电影的出现促使真正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状况”，以及将50年代以后世界艺术电影创作领域全面的“现代化语言”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新生代导演中关于个人成长的讨论重心，给中国电影的创作获得了一次将电影创作和个人生命体的表达高度结合的契机，但是这些作品尴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们生不逢时。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性质重新回到对其存在的主要诉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倾向和个人表达的呈现水平等多种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电影人中的个人言说和对电影语言的关心被放置在一个边缘化的地带，他们的生存比他们的前辈中国电影人更为艰难。但是，事实上，第六代导演所带来的艺术理想及表达方式，已经为中国电影输入了新的理念与语言。[5]可以说，其独特的语言体系是对第五代群体性语言的一种反驳，构成了对第五代群体的一种深刻的解构。分析其主要的语言构成，主要在于自我的叙述视角和纪实的语言风格。

在电影叙事中，叙述视角是一个重要的语意生成要素。出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尊重，第六代导演采用了自我的叙述视角，其作品带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自传性。《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马小军回忆的方式展开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为了让观众确信我的叙述者身份，导演甚至不惜冒着故事流畅性被打破的危险，多次用话外音的方式怀疑叙述的可靠性。“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的第一次相识是伪造的，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马路上遇见她。”在影片摄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渐显高大，反映了叙述人对自我的怀恋。其他如《苏州河》、《长大成人》、《月蚀》等一批作品都展现了自我的依恋和怀疑中的双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导演自我的成长寓言和青春呓语。

第六代电影导演“自我”成长寓言是以一种纪实性的语言风格呈现的。出于对宏大主题的抗拒、反叛，以及他们自身没有进入中心的边缘拍摄、生活状态，他们普遍采用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同期录音等方式，强化影片的纪实性。法国《电影手册》杂志评价为贾樟柯带来国际声誉的影片《小武》，其“创作手法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表现了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与公允的。在这里，“中国电影的常规”即是第五代导演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树立的乡土中国的影像。他们成为了第六代导演争相解构和划清界限的对象。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曾说：“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长的主题和成熟的形态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学长，在拍摄电影《长大成人》中曾说：它“表现了一个孩子长成青年的过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传。

三、现代性的视角：“第五代”电影改编的文化语境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曾说过：“小说与电影是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诚如此言，自电影诞生以来，它和文学就处于这样交叉与分离的矛盾互动中。从美学形态上分析，文学(尤其是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恰是这种叙事的相似性，使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影视和文学的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和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影视和文学都是借助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影视与文学都是通过感性的人物、冲突的事件和生动迷人的故事，围绕着一个预先为导演或者作家设定的主题展开想像的叙事，他们在接受层面上大多都设定了预期的读者或者观众期待视野。所以，作为同是叙事艺术的影视与文学，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相当鲜明的文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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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是20世纪初兴起的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的一门新兴管理学科，它是指经济单位透过对风险的认识、衡量和分析，选择最有效的方式，主动地、有目的、有计划地处理风险，以最小的成本争取获得最大的安全保证的管理方法。目前，国际风险管理领域存在诸多的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标准，但都与美国COSC）委员会（由反欺诈财务报告全国委员会发起的一个组织）正式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nterpriseRiskManagerment，简称ERM）紧密相关，ERM框架已成为当今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标准。虽然，ERM框架是基于企业风险管理需要总结和提炼的.但风险管理本身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在不同的组织之间具有一定共通性，借鉴企业风险管理的这一方法论，对于税务机关建立健全税收执法风险体系，全面改善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协调风险容量与战略、增进风险应对决策、抑减意外和损失、识别和管理多重的和贯穿于组织之中的风险、抓住机会、改善资源配置等六个方面。风险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分别是目标、风险管理要素和管理层级：目标包括四种类型，即战略、经营、报告和合规：风险管理要素包括八个方面，即内外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管理层级包括管理决策层、职能部门、业务单位和分支机构四个层次。各管理层级是风险管理主体，风险管理要素是必备条件，目标是要努力实现的对象，各个管理层级都要按照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为四个目标服务。其中，八个要素是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

1.内外环境。内部环境包含组织的基调，它为主体内的人员如何认识和对待风险设定了基础，包括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容量、诚信和道德价值观，以及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

2.目标设定。必须先有目标，管理当局才能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潜在事项。企业风险管理确保管理当局采取适当的程序去设定目标，确保所选定的目标支持和切合该主体的使命，并且与它的风险容量相符。

3.事项识别。必须识别影响主体目标实现的内部和外部事项，区分风险和机会。机会被反馈到管理当局的战略或目标制定过程中。

4.风险评估。通过考虑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来对其加以分析，并以此作为决定如何进行管理的依据。风险评估应立足于固有风险和剩余风险。

5.风险应对。管理当局选择风险应对一回避、承受、降低或者分担风险一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把风险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限（risktolerance）和风险容量以内。

6.控制活动。制定和执行政策与程序以帮助确保风险应对得以有效实施。

7.信息与沟通。相关的信息以确保员工履行其职责的方式和时机予以识别、获取和沟通。有效沟通的含义比较广泛，包括信息在主体中的向下、平行和向上流动。

8监控。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全面监控，必要时加以修正。监控可以通过持续的管理活动、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结合来完成。

综合分析ERM风险管理框架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关键点：一是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持续地流动于组织活动之中：二是风险管理涉及各个层级及其人员，并由他们实施；三是强调风险管理与发展战略目标必须相协调，并最终融入组织文化之中；四是强调风险管理贯穿于组织运行的各个方面，涉及治理、管理和操作等所有层级；五是风险管理不是单纯的内部控制，而是要形成主动管理风险、风险组合发生的观念，并依靠整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来控制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六是管理风险就必须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容量之内，并积极把风险转化为发展的机会，以创造更大价值。应该说，ERM风险管理框架的这些内容对于当前我国推进包括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在内的税收风险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二、我国税收执法风险管理情况及存在问题

回顾我国税收法治化建设的历程，不难发现，随着依法治税工作的深入推进，我国各级税务机关在增强法治意识、健全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手段、强化监督制约和提高队伍素质能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有力地促进了防范和控制税收执法风险工作的开展，并于实践中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其中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税收执法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工作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作指导.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框架体系，实践中的许多措施显得较为零散.有的效果也差强人意。这些问题必须引起各级税务管理者、决策者的重视。笔者尝试运用ERM风险管理框架理论查找当前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和控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改进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确定工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在内外环境方面。（1）在一些领导和税务干部头脑中，税收执法风险意识不强，有的认为风险管理等同于强化监督.或仅在发生失职渎职事件后进行问题补救.缺乏把风险管理贯穿各项税收工作的主动精神、整体观念、系统意识。（2）现行税收制度体系结构不完善、科学性不足，法律级次偏低、法律法规衔接不够，且考虑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多，考虑税收执法风险容量不足，造成税务机关执法依据不完备，执法者掌握和运用难度偏高：征管体系自身的风险防御能力不足，给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留下了较多隐患。（3）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尚未作为一项工作职能明确纳入各级税务机关的工作范畴，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研究、推动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工作，这与税务机关所面对的日益升高的执法风险形成了鲜明落差。（4）税务干部的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针对性有待加强.执法风险的防范意识有待增强。（5）税收执法的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2.在目标设定方面。（1）税收执法风险管理基本上还没有被纳入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视野，成为税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尚缺乏对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定义。（3）对于当前税收执法体系所能承受以及未来可以承受的风险容量未进行过充分的测量，也还没有科学有效的测量机制和方法。

3.在风险识别方面。（1）对税收执法风险发生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具体行政行为方面，而对其内在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理解不足。（2）对于税收执法风险特别是潜在风险的识别尚无科学、系统的方法和手段。（3）对于如何及时、有效地洞察发生几率较高的税收执法风险还缺乏针对性强的措施。（4）对于税收执法风险与机会还缺乏辩证的认识和理解。

4.在风险评估方面。（1）税收执法风险评估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对如何从制度上确定风险评估的主体、程序、标准和评估结果的应用缺乏系统的操作办法。（2）风险评估缺乏科学方法论指导，基本停留在经验判断阶段，还没有一套科学的模型作为评估依据，没有形成科学的评估方法。（3）对税收执法风险的评估主要停留在固有风险层面，对采取防范措施后仍然存在的剩余风险缺乏评估和管理的意识。

5在风险应对方面。（1）税收执法风险的应对策略设计不足，没有一揽子防范和控制税收执法风险的措施及其适用要件的确定办法。（2）缺乏整合的风险应对观念，对税收执法风险的应对基本停留在一事一议、一案一策的阶段。（3）对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和控制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不够。

6.在风险控制方面。（1）受到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和执法任务快速增长的影响，税收执法权的职责分离存在设计的科学性不足和执行的难以到位问题。（2）税收征、管、查、审等环节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信息不对称和协调配合不够，降低了执法风险的防控能力。（3）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工作人员业绩评价与税收执法风险控制缺乏有效衔接。（4）税收执法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有的裁量要件细化不够，运作程序不规范，过程不够透明，缺乏配套制度约束：有的自由裁量权运行缺乏跟踪指导，预警机制还不健全；自由裁量过程的责任分解不够科学.责任追究机制尚不完善。

7.在信息与沟通方面。（1）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税收执法人员不能全面、及时、便捷获取各种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信息的问题。（2）税务机关专业化运作与信息高效共享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相关的制度机制和手段需要进一步完善。（3）税务机关与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税收执法风险防控和业务交流工作需要加强。

8在风险监控方面。（1）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业务监控范围还不够全面，系统指标设计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相关的申诉、复核、追究制度仍需完善。（2）税收执法风险的内部监控尚未实现信息化、动态化、日常化。（3）外部监督的力度需要加大，方式方法还需继续完善。

三、借鉴风险管理理论改进我国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的建议

风险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有效防范税收执法风险，就必须尽快转变长期以来逐渐固化的观念和思维定式，加快建立健全税收执法风险管理体系。ERM框架强调，认定一个主体的风险管理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八个构成要素是否存在并得到有效运行，如果构成要素存在并且正常运行，那么就可能没有重大缺陷，而风险则可能已经被控制在主体的风险容量范围之内。为此，笔者围绕风险管理的八个构成要素提出以下改进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风险管理环境

内部环境是整个风险控制框架的基础，决定了风险管理的基调，体现了认识和对待风险的态度。税收执法活动直接关系国家利益，涉及千家万户，风险不是一次性的“突发事件”，而是一种“常态”。因此，风险管理不应只被视作“非典型性”工作，而应作为一项常态性的工作，纳入日常税收工作体系中去，全面强化风险管理。

（二）科学规划风险管理目标

结合当前税收工作实际，现阶段建设税收执法风险管理体系应初步确立六大目标：一是更有效地协调税收执法风险的承受能力与税收改革和发展的战略选择；二是更有效地提高各级税务机关应对税收执法风险的决策、组织能力；三是更有效地提高税务执法人员处置和应对税收执法风险的素质和能力；四是更有效地识别和管理多重的和贯穿于税收执法过程的各种风险；五是更有效地把握改进税收管理的机会；六是更有效地促进税收执法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纳税人税法遵从度的提高。

（三）提高风险评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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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跨文化经营是企业拓展甚至生存所必然的走向。由于跨文化经营至少有二种文化在企业中存在，这样就很有可能因文化的差异引致文化冲突进而引致经营绩效受到影响。事实上，“大凡跨国公司大的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D.A.Richs,参见范徵，1993，第269页)。跨文化经营的存在主要有二种形式：其一为跨域或跨国经营，企业作为子公司、分公司或合资(类似的有合营等)公司存在于非母公司所在域的其他区域（他国、他省市等）。就企业外在环境而言，人文环境为企业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由此就存在着一个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与企业外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就企业内在环境而言，人文环境也因所雇佣员工大都为本区域民众，这部分员工不可能不将其自身的人文禀赋一并带进企业，由此就存在一个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与企业内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其二为企业雇佣非本域人文禀赋的员工。显然，在这种情况中，只存在管理方式变革与内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跨文化的第二种存在形式客观存在着，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这种存在形式将愈来愈普遍，但时常被研究者及管理者所忽略。我认为，对这种存在性应该给予重视，至少不应该忽视。艾科卡曾写道：“援引一位福特‘家族发言人’的话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我‘缺乏温文尔雅的风度’，太‘盛气凌人’，而‘那个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出生的意大利移民儿子的品格教养与格罗斯波因特相差甚远’”(李·艾科卡，1984，第121页)。且不管这段话所要揭示的或许是福特家族的偏见及歧视性，但至少可以表明，即使是高层管理者，也有可能发生不同区域文化背景的文化冲突的问题。

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产生作用，就在于由文化、企业文化构成企业经营的人文环境，通过人文环境对从事企业经营的人产生激励约束作用。用制度经济学语言定义就是：人文环境是由许多非正式规则耦合而成的人文生态系统，它既内含着一定区域传统观念形态的非正式规则，又反映着现代观念形态非正式规则；它既内含着本区域观念体系的主体作用，又接受着外来观念体系的渗透作用。人文环境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体现人之为人意义的规则系统，这个规则系统又作为一种准外在于人的类自然力量反作用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人本能性质的活动，这种人本能性质的活动现象，是人在组织自我活动和推动社会进步、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认识和研究开发的课题。

开放态约束·区域文化作用弱化

开放态约束大致可从二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为体制开放态约束，主要指政治体制的开明度，体现在行政壁垒的构建，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能否自由交流；其二为方式开放态约束，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怎样自由交流，其中又包括实体层面与虚拟层面的开放态约束两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指贸易制度的开放度，突出体现在贸易壁垒的构建，决定着物质态商品交流方式，后者主要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方式的完善度，主要体现在传输壁垒的构建，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能否同时性的网络交流。用数学方程式表示即为：开放态约束是体制开放态约束与方式开放态约束的函数，方式开放态约束又是实体方式开放态约束与虚拟方式开放态约束的函数，并且均为增函数。可依次用开放度、体制开放度、方式开放度、实体方式开放度、虚拟方式开放度来表示。

方程1：开放态约束＝F（体制开放态约束，方式开放态约束）

方程2：方式开放态约束＝F（实体方式开放态约束，虚拟方式开放态约束）

方程性质：方程1与方程2均为增函数。

就中国的发展历程看，政治体制已经由封闭走向开放，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能够自由实现；贸易制度也随着WTO的加入和运作，平等交流也呈逐渐强化趋势，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够公平实现；传输方式已经由于以互联网、数字化为核心的网络化的广泛及高水平的普及，基本上达到与国际同步发展的阶段，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够同时实现。如此，就有可能推动着区域文化作用逐渐走向弱化。

1．各种人文环境在总体上并不一定内隐着封闭性。针对中国一度存在的闭关锁国事实，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内蕴着封闭性，进而引致权力中心建立和实施封闭政治体制呢?我不这样认为，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看，其本身并没有内蕴着封闭性。有学者将先秦到汉唐以至明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详尽罗列，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赵光贤等，1986)。如果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也不难得出，中国文化一度封闭，不能排除当时权力中心的需要。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与一般平民的效用函数肯定不一样，体制是否开放，对统治者们经济收益层面的引致效用增减并无多大影响，但对他们政治收益层面的引致效用则有可能因开放导致民众观念选择空间增大及由此引发民众思想不统一、政局动荡等风险而递减，这样预期开放的总成本将远大于总收益，因而选择封闭是最为明智的。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区域文化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他区域文化也同样是多元的，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至于具体体现封闭性还是开放性，主要取决于该区域的约束机制更多的倾向于封闭态还是开放态。所以说，文化是否存在封闭性，主要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之外。

2．开放态约束将逐渐模糊核域环境与外域环境的边界，使文化规则的选择不是局限于本区域而是面向全世界。人文环境可依据对行为主体作用区域的不同分为核域和外域环境，显然，核域环境中的非正式规则对行为人的作用更大。显然，核域环境的扩展将会增大行为主体对非正式规则的选择空间，那么，核域环境的边界与什么有关联呢?其一为人文环境的自控力量。任何区域的人文环境一方面供给着非正式规则，另一方面又衍生着非正式规则的解释系统，双向作用规控着行为人既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又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于是人文环境就会驱使行为人建构对所处人文环境的偏好，甚至达到信仰的程度，由此就从内部构建着外域人文环境的拒斥心理偏好；其二为人文环境的外控力量，主要指压力集团的导向作用。政治团体诞生于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中，于是就有可能为了某种目的动用硬性的政治力量维护某类非正式规则而贬抑另类非正式规则。开明政治体制，是指政府或其他政治团体对人文环境的相互交流不设置人为壁垒，使非正式规则的流入或输出渠道通畅。这样，由于体制的开放，外域文化环境与核域人文环境相互渗透，逐渐模糊了内外域环境的边界，使得外域人文环境核域化有了可能性。加入WTO及网络化约束持续和强化的作用，为各种文化规则总体上不受时空限制地低成本甚至微成本地进入行为人选择框架提供了畅通通道和技术支撑，在各种层面推动着可能性不断向现实性转化。外域环境核域化无疑拓展了国民的非正式规则的选择空间，而且非正式规则的监控约束机制也不同于封闭政治体制下的情景。封闭体制下的非正式规则的选择和运作，基本上属于一维的和单向的，从而使行为人只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构建自我的行为偏好。

不过，人文环境的核域与外域尽管在开放态约束逐渐走强的作用下模糊，但是必须明晰：（1）模糊不等于完全隔离。隔离意味着没有沟通，核域与外域人文环境规则分别对各自所处的区域发生作用，而对非本区域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模糊则是指内外域尽管没有完全同化为一个环境，但各人文环境的规则是可以平等交流，或曰各种人文规则有较为平等的机会出现在行为主体的选择框中，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较为自主的进行选择；（2）模糊不等于完全消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区域文化依然会以各种方式作用着行为主体，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大区域中，区域文化连同其政府部门运作方式、职员的处事方式等等，一起构建着一个带有区域文化特色影响的经营环境，这个环境就前提性的决定着企业运作的部分游戏规则。

3．开放态约束将逐渐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强制性而强化其诱致性。文化规则的选择可能是被动强制的，也可能是主动自觉的，前者称之为强制性选择，后者称之为诱致性选择。强制性选择主要是指，在封闭态约束下，政府建构一个完善的更多体现约束性质的激励约束机制，导引行为主体只能选择政治收益极大化目标，否则将受到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惩罚。在开放态约束作用下，行为人选择非正式规则，全方位地接受着各方面力量的导引。行为人在选择非正式规则时，就不会象封闭态约束下的除此之外的别无选择，而是根据自我有限的理性，对各种选择加以比较分析，最后选择和运作在自己的行为之中。同时，行为人还要接受着不同人文环境的解释系统和评价系统，更进一步地确证自我选择的合理性。行为人在开放态约束作用下诱致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由于监控约束机制较为软性，所以就有可能使自主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较强制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变迁要容易些。在封闭态约束作用下，强制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尽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只要约束发生变革，就有可能发生裂变和重组，不过要经过一个艰苦的或长或短的转变历程。

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强制性而强化其诱致性的突出体现是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政治性而强化其效用性。行为人选择每项非正式规则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又要接受着多维度的激励和惩罚。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人都是有理性的。那么，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文环境约束机制主要体现的是封闭态，企业员工偏好的建立、企业文化的建构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仅接收本区域文化的作用，选择的范围也只能限制在本区域文化内，对非本区域文化的了解只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经过政府设立的过滤网滤化），如此就更强化了对本区域文化规则的认同和选择及对他区域文化规则的否定和拒斥；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政治导向，使得行为主体各种选择更多的带有政治性影响，政治目标高于一切，效用函数也更多的取决于政治效用而排斥经济等非政治效用。改革开放之后，人文环境约束尽管还处在由封闭态向开放态过渡的阶段，但相关于文化的人为壁垒基本上被消除，特别是贸易制度的开放性、网络化的普及性等，就使国人对外域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等等方面都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了解，因此就有可能超越政治效用目标而根据自己或企业的目标函数，重新审视外域文化规则。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国人对文化规则的选择面更宽广了，他们就有可能超越自己本域文化规则之上而将选择的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内的众多文化规则、就有可能超越一维的政治尺度而在政治尺度与经济等非政治尺度之间寻找到使自我效用极大化的尺度均衡点，这个均衡尺度就有可能更偏好经济等非政治尺度。

开放态约束决定了企业经营的人文环境有一个开放的制度及技术保证，参与人基本上对所有文化规则具有可接触性和可选择性，即一方面参与人基本上不受约束或曰不受限制地具有接触世界上任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并且基本上不受地理位置、距离、成本（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如时间、精力等）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参与人接触某种文化后，基本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依据政府给定的目标函数选择某种文化规则作为自己行为指向的原则；特别是开放态约束推动着行为主体的尺度指向由一维向多维转化，即由一维的政治指向转化为以效用为核心的行为指向系统。依据自我效用函数自主建立的行为偏好有可能引致利己偏好，但利己偏好不一定必然蕴含着害人或损人，利己偏好同样有可能派生利他行为，只是这样形式的“利他”较之一般的“利己”能给行为人引致更大的效用。不难理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利己主义横溢，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利他事实，并且有可能在新的层次使利己与利他的演进体现为帕累托改善。

区域文化作用弱化·跨文化管理方式变革趋势

文化冲突就行为者而言，意味着因文化冲突将引致自我效用递减。换言之，文化冲突对行为人不是发挥激励作用而是产生着负面效应，所以，管理方式变革就不能不把跨文化作为一维重要约束。对此，已经有诸多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参见科特等（1992），冯鹤鸣等（1991））。但在跨文化管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有待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已经论及，文化作为一类或曰一束影响人行为的非正式规则，其之所以得到人的理解、认同以及在行为中贯注，最主要的在于由此能引致行为人总体效用水平的递增。而开放态约束的形成和强化，引致区域文化作用弱化，就必然直接导致跨文化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发生变革，主要体现在：

1．由“全面适应”原则转型为“部分适应”原则，即“外在适应性，内在选择性”原则。有企业文化研究者认为，企业跨文化经营必须全面适应企业经营环境，“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中不存在抽象的好的企业文化，也不存在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适应所有企业的‘克敌制胜’的企业文化。只有当企业文化‘适应’于企业环境，这种文化才是好的、有效的文化”（科特等，1992，第32页）。应该说，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企业内外部不加区分的论述则存有偏颇，特别是在开往态约束强有力的作用下，就更显其不足。随着开放态约束替代封闭态约束，“全面适应”原则必将逐渐转型为“部分适应”，即“外在适应性、内存选择性原则”。

（1）就企业外部而言，跨文化经营的公司只有适应外在环境，才能融入其中，弱化冲突，并且有可能由此而获取公司所在区域的广泛认同及欢迎。当然，“外在适应性原则”并非要求跨文化公司全方位地适应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对于这一点，在本区域内生长发展起来的公司也同样难于全方位的适应。因为人文环境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必须通过行为人自身的理解和贯注，而每人及每公司对同一人文环境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是指适应那些被公众所广泛认同并内化为行为惯性和成为引致当地民众效用水平增减的重要变量的规则。跨国公司在适应这些规则的基础上，可以对管理方式进行变革，特别是作适应时展的变革，不仅不会引致冲突，反而有可能求取更佳的社会声誉并由此给企业、各博弈参与人带来总体效用的递增。仅是适应，只能是进入竞争的最基础的约束，而适应中有创新，才有可能使跨国公司具有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这个层面上讲，跨国企业如果没有对人文环境的适应性就不可能求得生存，但如果没有在适应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可以是相对于整个公司，也可以是相对于同处一地的其他公司，而且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创新更为重要)，跨国企业就不可能求得发展。

（2）就企业内部而言，相对于企业外在人文环境，企业内在人文环境只能是个微小环境。微小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不同于外在环境开放性的相对封闭性，每个企业都基本上可以完全自主地构建自己的管理方式，正是由于内存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就决定了企业可以构建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富有自我个性特点的管理方式，并由此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培植和强化得以竞争制胜的企业核心能力。在企业内部，各种不同区域的文化规则相互融通。并且，进入跨文化公司中的员工都具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可以概括地认为员工效用目标是货币收益及非货币收益的函数，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具有替代性，这样，即使公司中运作的管理方式与员工的人文禀赋发生冲突并引致其非货币收益的递减，但只要货币收益能够足够替代非货币收益并驱使总效用水平递增，那么，员工就更有可能选择同化策略而倾向于适应管理方式。所以，在企业管理方式建构过程中，应该区分企业内与企业外，在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建构对跨文化的策略是以企业总体绩效为标准(从另一层面讲，管理方式变革主体的效用是企业绩效的增函数，所以提高企业绩效，必然驱使管理者效用水平递增)。运作管理方式到一定的程度，员工有可能变革自我人文禀赋而转向接受新的管理原则进而对新的规则产生信仰和主动地维护管理方式的运作。不难理解，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其管理方式的建构就贯注了这个原则。如果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时也采用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就必然走向失败。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国有企业中不努力的员工一旦进入外资企业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外资企业管理方式的运作而提高努力程度，在本质上，是因为这样的选择有助于员工总体效用水平的递增。当然，我们强调“内在选择性原则”，并不是由此提倡对企业所在区域人文环境的全面拒斥，管理者设计、建构、变革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适当的考虑各员工的人文禀赋并由此加以适当贯注，将对员工产生更为强大的激励，激励着员工更大幅度地提高努力程度从而提高着企业经营绩效。

2．由“区域特色”转型为“企业个性”，即“区域文化特色弱化，企业文化个性强化”。

（1）区域文化特色有可能同时也是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色更有可能是世界文化的共同特色。许多国外较为优秀的企业文化或相关企业文化的著作，在论及企业文化构建及强化等方面基本上没有提出要构建“有本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等（1999），科特等（1992）等），相反，由中国学者（赵曙明（1995），冯鹤鸣等（1991），曹元坤（1999）等）所著的企业文化或相关企业文化的著作中则大都提出了“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纵观国人所言的体现“中国特色”的条文，如“以人为本”、“诚信”等，其实在国外著述中同样是企业文化的主旨，只不过没有标明“本国特色”。如此，就在一定程度上导出，世界文化在总体上具有相通性和同向性，不能将在某国或某区域体现较为充分或提倡较为强烈的文化特色就理解是该区域文化的独具特色。当然，由此并不能推出要一概否认区域文化特色的存在，只是要表明一个不可逆转的转化趋势：区域文化中好的内容，或曰有助于社会发展和企业绩效提高的部分，将最终自动地转化为世界文化的强势规则而被众多企业在构建跨文化管理方式中汲取；区域文化中不好的内容，或曰无助于社会发展和企业绩效提高的部分，将最终自动地转化为世界文化的弱势规则而被众多企业放弃。由此不难理解，尽管美国与日本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企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同，但经过相互的借鉴与交流，两国企业文化在不同层面进行交融，日本企业在汲取美国文化的精华，如“能力主义”；美国企业同样在汲取日本文化的精华，如“团队精神”，经过一定的时期后，两国企业就很有可能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无差距。所以，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要体现所谓的区域特色，更多的是不论在何处都应体现自己独具的企业个性。

（2）企业管理方式必然与区域文化相关，企业管理方式带有区域文化特色也是必然的，问题是当开放态约束替代封闭态约束而占主导作用时，企业文化建构或重组，就必然超越于传统的狭小的规则选择空间而面对的是无限放大了的规则选择空间。企业文化的构建和强化，对构建企业文化的企业而言，本身不是终极目的，也即企业文化的构建原则在开放态约束与封闭态约束作用下都是一样，都是以企业绩效为目的，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实现企业运作目标的手段。从目的手段层面来讲，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将选择锁定在企业所在地的区域文化，而是根据能否提高企业绩效的预期。

（3）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有可能反作用于区域文化，从而推动着企业文化区域化。企业跨文化经营，必然带有母体企业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影响一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被证明是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就有可能积淀为企业核心能力的组成部分而模式化。随着其他企业及社会对该企业成功的认同，就有可能自主自觉地学习和借鉴，导致模式化的企业文化有可能由弱文化影响因子逐渐转化为强影响因子，进而由外域文化逐渐成为文化的强势规则而融入该区域文化之中，内化为区域文化规则。不难理解，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多的地区，如沿海发达省市，文化层面的世界性体现得特别充分。说明，企业并不一定是因区域文化而更多是以独具的个性文化竞争制胜的，两方面区域文化影响着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的构建，另一方面企业个性文化规则同样对区域文化产生强有力的作用。

应该说，跨文化对管理方式变革的约束很是复杂，我们在此仅是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原则，尽管有可能不全面不深入，但对业已存在的跨文化管理实践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功能和对即将发生的跨文化经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企业管理方式变革必须适应人文环境的规控性作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管理方式变革还必须超越于人文环境的规控作用，创造出富有独异特性的新模式，创造性地动推动企业管理方式演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主要参考文献：

［1］迈克尔·茨威尔.创造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约翰·科特，詹姆斯·L·赫斯克特（1992）.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华夏出版社，1997.

［3］梁觉.跨文化角度理解公平理念［J］.www.cityu.edu.hk/cityutoday/news/category_chi/people_chi/professorial/n20000401_03_c.htm"TARGET=_blank>www.cityu.edu.hk/cityutoday/news/category_chi/people_chi/professorial/n20000401_03_c.htm2002，6,2

［4］冯鹤鸣等.中国企业文化建设［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赵曙明.东西方文化与企业管理［M］.中国从事出版社，1995.

［6］曹元坤.管理方式变革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7］菲利普·艾文斯，托马斯·沃斯特.裂变［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8］詹姆斯·科塔尔等.网络时代的管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萨曼特·高歇尔.个性化公司［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篇4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民族文化指某一民族所创造的不同形态特质的复合体，它是不同民族在其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总和。而对于民族文化旅游，著名的旅游人学家科恩教授将其定义为“（1）观光旅游的一种变体；（2）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3）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将这一定义加以归纳可重述为“民族旅游是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吸引物开展的一种旅游活动”。

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是现代旅游业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它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运作不可避免，而这种运作本身是对民族文化原生态的一种改变，即所有经商品化、资本化运作的民族文化都成了区别与其原生形态的再生形态。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旅游对民族文化本身及其发展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保护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

1民族文化旅游能促进民族文化保护

1.1促进民族文化复兴

旅游的发展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复兴，这是学界公认的有利影响因素。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一些历史、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很多风俗、传统手工艺甚至语言文字都处于几近消失的困境中。这主要是因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这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在其他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其意义和价值渐渐被消解，因而逐渐失去了其继续存在的理由。然而旅游业带着追求文化多样化的目的到来，使这些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得到了全新的诠释，因而他们不仅是成功的生产了下来，而且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民族传统服饰的复兴，传统手工艺的蓬勃发展以及一些处于遗失边缘的工艺的再挖掘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1.2民族文化旅游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在这里我们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解释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与当今的时代特征相结合、相适应的过程，是任何一个民族与文化根据时代要求对自身的调整和创新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说，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乃至少数民族自身在现代化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民族文化旅游有利于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综观我国改革开放30几年的时间，很多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始终处于较慢的发展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技术、资金、人才的缺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能让他们向主流社会发声的，恐怕就是他们的文化了。而事实已经证明将民族文化资本化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最佳形式非旅游莫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现代化，民族文化才能现代化。其次，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事实上，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不再可能与世隔绝的存在了。无论愿不愿意，强势文化始终能使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冲击。而对于我国的很多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受到的更是来自西方文化与汉文化的双重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的依托自身文化中精髓的部分区迎接和应对，而是无原则的全盘接受，那么自身的文化不仅不能实现现代化，反而会因为它价值的消解而走向消亡。民族文化旅游是以民族优秀文化为核心而开展的，在这一点上它就保护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不是抛弃自身价值的西化、汉化，而是在充分认识和保护自身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进行调适。

2民族文化保护能促进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

2.1民族文化保护是开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基础

据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来我国旅游的美国旅游者以欣赏文物古迹与民族文化为目的的占80%，以自然风景为目的的不到20%，民族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两种重要趋势，对文化的保护从旅游开发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二者有如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丽江过去只是一个边疆古镇，而如今已成为一个国际国内著名的旅游城市。东巴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丽江大研镇世界文化遗产”和“东巴古籍世界极易遗产”的相继申报成功不仅使丽江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三大遗产的拥有地，更重要的是使文化在推动丽江旅游发展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丽江已成共的以文化走向世界，以文化连接世界，如今它更希望以文化拥有世界。

2.2民族文化保护是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在于文化资源，而资源吸引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资源本身的古老性、独特性、民族性及其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对文化资源品位保持与提升，是民族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举例说明，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就为丽江的旅游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有关部门统计，丽江东巴文化产业年产值达1000多万元，作为丽江旅游资源中的精品、极品，东巴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丽江旅游业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因素。丽江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28处遗产保护地的7处做出爱护不利的批评的前车之鉴下，丽江立即展开了一场“去商业化”活动，这一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相关部门将丽江古城内部部分商家迁出后，新建了传统文化传习场所。此举不仅反映了丽江对自身旅游价值的准确定位，也反映出它对自身文化旅游发展的作用的清醒认识。

3民族文化旅游可能造成民族文化的破坏、因而需要在开发的过程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无论如何，旅游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产生的不良影响，是一个既存的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学者们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归结起来，学者们将民族文化旅游对民族文化的不利影响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

3.1对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

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对当地自然环境的最大的不利影响就在于增加了环境的负荷，并且由于这种活动的持续不断而最终超过环境的自然承载力，进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据有关部门报告，丽江玉龙雪山积雪每年以30米的速度后退，常年的雪线也以每年15―20米的速度上升，积雪量急剧减少。这当然与全球变暖的大气候背景有关，但也与近年来丽江蓬勃的旅游业不无关系。玉龙雪山积雪量的减少直接会对玉泉河的补给造成困难，而玉泉河是丽江古城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重要保证，如果有一天玉泉河干涸那么由水浸润着的东巴文化和古城人民的生活文虎也难保不会因此而枯竭。

3.2对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不利影响

（1）民族文化的同化。即少数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呈现处理向外来文化靠拢、趋同的倾向。表F在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逐渐淡化及对外来文化的一味崇拜。

（2）民族文化的庸俗化。这主要是由于旅游开发中不对少数民族文化做深入的了解，不分清精华和糟粕，出现了很多宣扬封建迷信等低级趣味的旅游产品。再者就是制造伪民俗，干扰旅游者视听，第三方面是不顾及民族情感，造成对民族习俗的歪曲、丑化。

（3）民族文化的不良商品化。对民族文化的低级的商品化运作，使得民族文化内涵的表现越发的匮乏，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越来越成为用于换钱的简单产品，而不是负载着文化精髓的主要用于文化交流的特殊商品。

（4）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随着民族文化商品化意味越来越浓，极其不正常的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部分少数民族心目中发生了改变，拜金主义思潮有所抬头，且原先的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等良好的经营观念有所淡化。当地人的良好生活习俗和处世观念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改变。

分析上述几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都是旅游发展的负产品，它们并不是旅游带给民族文化旅游地的全部。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民族文化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形式，在其发展中走了弯路，进步缓慢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所有事物都是在不断改错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并且，我们对于这些不利影响的持久性及其程度都不确知，有时我们甚至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及其选择接纳与排斥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轻言民族文化旅游是不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

事实是，民族文化旅游对民族文化的破坏性是有限的，且是可以控制的，目前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一套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民族文化旅游运行模式。一方面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是一对矛盾，他们的对立与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它要求我们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既要依循科学原则又要遵守文化法则，将旅游开发的破坏作用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们应充分利用两者的矛盾运动，达到即是此案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又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的双赢的目的。

4正确处理好两者的相互关系

4.1进行民族文化资源普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果我们不对现存的民族文化资源的数量、特点、赋存状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那么保护就无从谈起。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大档案，以使我们的开发工作有据可依，保护工作有的放矢。同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开发利用的行为，将民族文化的开发保护工作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务必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4.2建立民族文化旅游商品生产、销售的监管机制

目前，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民族文化商品化特色不突出，质量普遍不高，质价不符等问题。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吸引更多的投资来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旅游商品的生产、销售。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有效避免一些商家过分的、不恰当的商品化。打击旅游商品的生产、销售环节中出现的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质价不符等问题。

4.3大力培养少数民族旅游人才，加大社区参与力度

社区参与一直被认为是开展旅游开发保护，尤其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它充分考虑到了开发对象的切身利益。然而，我国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少数民族中很多人受教育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还不懂汉语，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社区的参与力度就相当低了。因此人才的培养就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旅游人才培养更显其必要。一方面，旅游业已经成为大多数民族地区重要的产业，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到其中的机会很大；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选择什么，摒弃什么有不可辩驳的权利，他们作为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更清楚怎样的调节和适应更有利于自身文化的发展。

4.4生态博物馆――一种新兴的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模式

生态博物馆（Ecomuseum）概念于1971年由两位法国的博物馆学家里维埃和戴瓦蓝提出，他们认为博物馆应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间，并提出了“博物馆去中心化”的概念。具体说来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的‘活态’文化为展示内容，将自然环境和环境中的全部文化予以实时的展示，让来到生态博物馆的人民能‘真实的’、‘完整的’、‘原汁原味的’感受和理解特定生态环境下的民族文化景观”。从中不难看出生态博物馆是以文化及其赖以存续的生态环境的一体化保护形势，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生态博物馆就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发展原则相一致了。近年来，生态博物馆理念在旅游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我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已于1998年在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建成，迄今为止这里已经接待了来自挪威、日本、美国、瑞士等20多个国家的参观游览者。生态博物馆的建成，不仅发挥了它作为博物馆的巨大社会功能，也对提高当地少数民族生活水平及保护当地文化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因而这一形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目前我国已在贵州、广西、内蒙古建成了七座生态博物馆，涉及保护的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壮、瑶、蒙古族。相信随着不同文化类型的生态博物馆的建立，这种新型的博物馆形式能为建立一种新的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与保护模式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和启发。

总之，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文化保护是存在着既相互矛盾有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它提醒我们处理两者的关系“非此即彼”和“因噎废食”都是错误的。然而将两者加以辩证的统一，又不似一句口号那样简单，对于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

参考文献

[1]郭凌，阳宁东，王志章.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泸沽湖的个案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6669.

篇5

新经济时代，中国企业所处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企业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适逢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一方面，新技术、新产业不断产生，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催生了许多赢利机会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以人均GDP超过l000美元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人了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由建立到完善，加人世贸组织将完成最后的过渡，竞争态势逼人。企业必须深化改革、创新管理，才能消除影响和制约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企业发展注人动力，才能提高经济质量、效益，提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企业发展的战略环境变化和管理变革要求对人力资源管理有何影响?人力资源管理表现出哪些发展趋势?这些问题引起我们的思考。

1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社会经济变化

新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并具有快速、动态、不确定和复杂性等特点。就企业人力资源而言，值得我们更多关注的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彻底改变了市场竞争的边界，使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蕴含着对新市场、新产品、新观念、新的企业竞争力和经营方式的新思考。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以一种新的思维重新思考人力资源在企业中的角色与价值培植问题，建立新的模式来培养竞争力。

(2)社会知识化。2l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将从事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管理能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知识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应更加重视员工及其技能与知识，真正将知识视为企业的财富。

(3)信息网络化。电子通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和其他技术的迅猛发展，消除了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在地理上的隔离，让世界变得更小，创造了一个不受地理边界限制与束缚的工作环境和视野。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交易费用，而且对企业管理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冲击。技术的发展将不断重新定义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使得企业愈发认识到创造发明技术、使用操纵技术的“人”的重要作用。

(4)员工多元化。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全，人员的流动必然更加频繁，企业员工队伍的组成部分更加复杂。由于不同类型员工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工作动机、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具有不同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员工对于企业的价值不同，不同员工的薪酬形式也将不同。知识型员工与一般员工、长期员工与临时员工、高层管理者与一般专业人员，他们相互之间的各种形式上的差别将会显露出来，成为员工关系管理的新问题。

2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企业管理变化

2．1企业发展源泉的变化

在经营环境日益动荡不定的条件下，企业发展的源泉在于企业能够不断发现环境变动所带来的威胁和发展机遇，能够不断寻找到解决同题的合理方案和支持这一方案的资源。问题的发现、解决和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都依赖于组织拥有的知识以及持续不断更新知识的学习能力。知识的学习能力将是未来企业的发展源泉。

2．2企业发展战略的变化

不同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是不同的。从总体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企业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资源的争夺；在此之后一直到9O年代，企业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市场的争夺；而9O年代以后则主要体现在企业核心能力的塑造和时间的争夺上。随着企业开始从关注成本的降低转变为关注差别化优势，从注重规模、效率转化到注重创新、速度，敏捷制造、敏捷供应、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战略管理的主题。

2．3企业组织形态变化

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组织具有网络化、扁平化、灵活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特点。另外，拥有核心能力的企业，如果与其他企业联合，会更大限度地发挥自己优势，创造尽可能多的附加值。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虚拟组织、动态联盟将成为未来新的组织形态，业务外包和联合、兼并、战略联盟将成为企业经营中的经常性活动。

2．4企业活动内容的变化

学习、培训活动将成为企业除了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最重要活动，成为日常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和培训对员工来说，不再是负担，也不再是组织给予的奖励，而是组织的义务和工作的组成；即时学习和持续学习将成为员工学习的主要方式；员工工作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生存需要，而是将组织作为生活的场所。因此，提高员工工作生活质量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目标。

3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

3．1构建战略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新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是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即围绕企业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它依据事先在战略层次上确立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激励使用、有效开发、控制调动企业人力资源，以最大限度实现组织发展的既定目标。战略型人力资源管理以人为本，注重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侧重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员工的精神激励；由组织最高决策层从战略高度制定人力资源规划，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实施战略性管理；由所有经理人员负责，涉及产权、民主、法制、文化等企业经营管理重大问题，是由全员参与的组织管理，开放性、动态应变性地面对外部挑战，有系统化、科学化的专门化方法技术。

3．2关注知识型员工并进行知识管理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以人才为主导的时代，人才追逐资本的现象将为资本追逐人才的现象取代。素质越高、越稀少，热门的人才将获得愈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报酬，企业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企业创新能力，知识型员工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关注的焦点，知识的创造、传递、应用和增值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3．3建立新型员工关系并满足员工需求

面临新经济时代的诸多环境变迁，现代企业组织具有网络化、扁平化、灵活化、多元化等特点，管理制度越来越有弹性，合作、互补关系将代替层级关系。企业日趋重视的智力资本、知识积累、人力资源投资与管理等，也不再仅仅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它需要整个企业，包括高层管理者到一线员工的全方位关心。人力资源管理将是包括影响企业和员工之间关系的所有管理决策和行为的总和，它依靠适度分权，民主治企，依靠科学管理和员工参与，使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使企业全体员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觉地努力奋斗。从而实现高度的工作效率。

3．4围绕价值链并扩展管理范围

人力资源管理已日益突显其在企业价值链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就在于能为“顾客”提供附加价值。这里的顾客既包括企业外部的用户，也包括企业内各个部门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积极加强与企业各业务部门的密切联系，支持、配合业务部门的长期战略。多年来，人力资源管理者强调把人力资源管理行为限定在企业内部。现在，向顾客导向、价值创造导向的转变要求把注意力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所赖以存在的价值链上．而不管关注的对象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外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行为可以持续地作用于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和顾客，围绕价值链的培训把供应商、员工和顾客交织成一个价值链团队。

3．5吸引与留住优秀人才并帮助员工发展

企业一方面要帮助员工规划职业生涯，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和产品，考虑员工个人在本企业工作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增加；另一方面，要设法提升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使得他们通过在企业的工作和生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目标。此外，企业还应提高员工的流动成本和流动风险，制约轻率的、泡沫化的人才流动。

3．6种用信息技术实现虚拟化管理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必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应地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利用信息技术，尤其是以网络为工具，将处于不同地方、不同组织的人力资源有效地整合，为企业战略和目标服务。信息技术还将改变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工作方式。

3．7进行组织再造并建设学习型企业

随着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发展的方向是建立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能够不断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和转移知识的组织。学习型企业强调学习与适应环境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企业所有成员的学习，注重开发企业成员的能力。建设学习型企业的关键是通过学习型组织的运行来有效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学习、培训活动将成为企业里除了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最重要活动，成为日常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习和培训对员工来说，不再是负担，也不再是组织给予的奖励，而是组织的义务和工作的组成；即时学习和持续学习将成为员工学习的主要方式。:

3．8开发企业能力并倡导“以人为本”价值观

篇6

为把握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主要发展脉络，本文主要把握巴塞尔委员会《资产转让与证券化》、WP2、CP3的资产证券化部分及105号出版物。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资产转让与证券化》是巴塞尔委员会关注证券化的开始，WP2是CP1(第一次征询意见稿)、CP2(第二次征询意见稿)、WP1到CP3的一个过渡，较之前两个征询意见稿和第一份工作文件，WP2更为完整且趋于完善，又有较大的变动，可以反映巴塞尔委员会对证券化风险识别及管理理念的深化。同时，CP3是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全面解析，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介绍。105号出版物作为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新变更，通过它可进一步加深对于该监管复杂历程的把握。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推动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之一。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据以融资的过程。证券化的实质是融资者将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可以转让，也可以不转让。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巴塞尔协议在各国的实施，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的重视，大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资本要求为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提供了两个路径选择：增加资本的“分子策略”和缩减风险资产总额的“分母策略”。前者是调整资本结构策略，可以进行股权融资或提高利润留成增加核心资本。不过，由于股权融资会稀释股东权益，往往会遭致股东的反对；银行也可以通过次级债券融资，但《巴塞尔资本协议》中附属资本在自有资本中所占比率不得高于50%的比例限制，使得这一方法的使用有限，所以“分子策略”对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增长空间不大。而“分母策略”则是通过出售高风险低盈利资产降低风险资产的比重，缩小风险资产总额，显然该策略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潜力。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是资产证券化得以迅猛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它的出台推动了国际银行界的资本套利行动。对于发起行，资产证券化的表外处理使得证券化的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资产和负债同时发生变动，使资产存量减少；另一方面，资本数量未发生变化，因而发起行的资本充足率得以提高，达到了释放资本、规避资本金要求的目的。对于投资行，投资证券的风险权重一般低于发放贷款的风险权重，也可以减少资本要求，供求两方面都推动了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MathiasDewatripont＆JeanTirole在其合著的((Theprudentialregulationofbanks))(中译本《银行监管》)一书中对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经理的吸引、银行选择资产证券化还是调整资本作了规范分析，从理论层面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是当资本充足率有约束力时，资产证券化对银行的股东和经理都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当银行的资本比率接近最低要求时，证券化在提高资本充足率方面特别有效。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各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中，欧洲和日本资产证券化的推动都主要是基于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考虑。如日本颁布资本充足要求规定后，许多日本金融机构为满足要求，通过股权融资手段扩大资金总量。强劲的日本股市曾一度使日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38%，但当股市回落时，许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又迅速回复。由于日本股市的脆弱性，日本银行认识到提高核心资本并非明智的选择，从而转向利用证券化限制资本增长的“分母策略”。在欧洲，1986、1987两年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ABS)总量仅为17亿美元，而到1996年达到300亿美元，1998年为466亿美元，2002年达到792亿欧元。

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的演变

一、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的起源：《资产转让与证券化》

1992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就资产证券化出具了《资产转让与证券化》的分析报告。报告分为简介、资产证券化的机制、资产证券化的动机、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和监管问题五部分。

1.委员会关注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原因。

委员会之所以提出要将资产证券化纳入监管的范围，是基于资产证券化日趋活跃，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主要的担忧是：如果不是彻底出售的话，那么信用风险仍会留在银行中。报告简要分析了资产证券化使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1)出售方银行因非真实销售，会面临资产质量不佳而遭受部分或全部损失的风险。(2)即使银行有效转移了资产，但当资产出现问题时，它仍然可能面临着重新购回证券的道义压力。(3)银行还面临操作风险。

2.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初步建议。

委员会指出，各国监管者需要认真确定某一证券化安排中的风险是否已部分或全部有效地转给了投资者或信用强化者，并要确保安排是审慎的，主要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真实销售。

如果发起行承担着下列任何一项责任，则认为它并没有实现真实的出售：一是回购或交换任何资产；二是任何已售出资产的损失保留在出售方银行；三是支付已售出资产本息的任何责任(服务费除外)。这三类资产均应由银行的资本作为支持。

(2)证券化安排的管理。

应确保银行不提供某种形式追索的道义责任和信用风险。如果存在下述情况，银行可能提供了信用支持：一是要求将特别目的的机构（SPV)并入财务报表并将其名称列在该机构的名称内。二是为SPV或安排提供支持的责任，例如弥补发行损失。三是在从债务人处收到收入之前向购买者汇款的责任，或弥补因所管理资产的延迟付款或未付款而形成的现金缺口，除非完全是出于现金流量时间安排方面的考虑。

在上述所有情况下，银行承受着某种形式的信用风险，且此类风险应有相应的资本基础作为支持。

(3)第三方银行的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或流动性支持。

信用增强的两种监管方式：一是当银行的信用增强所支持的是第一损失或根据历史数据判断的损失金额较高时，以组合资产的金额为基础进行风险加权；另一种方式将信用增强额度从银行资本扣除。流动性支持应视为有效担保，与信用增强同等对待。

可见该文件只是简单地提出了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几个要点，并未提出具体的处理办法，但是它对资产证券化的关注为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两份工作文件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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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证券化框架的完善：WP2

如果说《资产转让与证券化》只是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的初步感知，CP1、CP2、WP1是证券化处理方法的雏形，那么WP2无疑是巴塞尔委员会在资产证券化处理方法上的一次飞跃和突破。它在WP1中提出的流动性便利、提早摊还的处理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更为全面地认识和覆盖了资产证券化暴露的风险。

1.委员会对WP1修改的原因。

在WP1中，巴塞尔委员会主要对如下七个问题尚存不确定和疑问，就此向业界征询意见，以对WP1进行修改，从而完善资产证券化框架，这也是WP1修改的重要原因：(1)在计算拥有外部评级或推测评级的资产证券化暴露的风险权重时，使用ABS因子是否合适。(2)在计算发起行资本金要求时是否应设立上限，即最高资本要求.(3)监管公式方法(SFA)的测度口径。(4)关于循环证券化经济资本的计算方法。(5)期限的调整。(6)流动性便利处理的风险敏感方法。(7)是否对某些证券化风险的处理上不清晰或充分。

2.WP2对WP1的修改内容及结果。

经过整理业界对WP1的反馈意见，WP2对上述一些问题做出了回复并对WP1给予了修订和更为明确翔实的表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WP2中较大的变更，也是与整个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一致的地方，是提出了资产证券化的第二支柱——外部监管(supervisoryreview)，并在附录4中予以了详尽说明。证券化外部监管支柱要求监管当局在评估银行资本是否充足时要注意银行利用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es)结构降低资本要求，以及证券化资产池中资产的相关性是否在资本计算中得到反映，并对隐性支持条款、残余风险、收回条款、提早摊还的外部监管提出了操作建议。同时，对证券化的监管也秉承了新协议强调的监管的灵活性。在资本金要求方面，监管当局可根据证券化的风险转移程度对资本要求进行调整，而且为应对证券化飞速的发展，委员会提出监管当局应当能够根据证券化呈现出的新特征来判断其对风险转移的影响并采取相应对策。

(2)WP2的另一个较大变更是提出了资产池分散性(granularity)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以评级为基础的方法(RBA)和监管公式方法(SFA)的计算进行了相应调整。通过征询业界意见，委员会认为资产池暴露的分散性是证券化风险分散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对非分散性资产池的证券化将给优先证券化带来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因而分散性被纳入了RBA和SFA中。对于RBA，要根据资产池的分散性和证券化暴露的厚度(thickness)来决定不同的风险权重。对于SFA，银行应考虑资产池的风险性和资产池资产加权平均违约率(thepool’sexposure-weightedaveragelossgivendefault)。

(3)WP2修改了SFA。在WP1中，SFA的计算基于三个参数：KIRB、L证券化的信用增强水平)、T(证券化的厚度)。为提高SFA的风险敏感性并根据上文提及的分散性，SFA的计算又增加了N(暴露的有效数量)和资产池资产加权平均违约率(LGD)。WP1中提出的系统资本要求应等于(1+β)*KIRB(β是由委员会制定的风险升水，约为20%)也被废止，因为非分散资产池的证券化比分散资产池的证券化需要更多的资本金。由于参数的增多，特别是评估每笔证券化资产池分散性的繁琐，委员会也意识到这将加重使用SFA银行的负担，因而又提出了简化计算有效数量N的“安全港”概念，并对LGD的计算也进行了简化。

(4)WP2制定了对发起行的最高资本限额。WP1中的IRB处理方法使得某些情况下银行的资本要求高于未实行证券化之前，业界反映证券化不能增加发起行的整体信用风险，相反风险被重新分配并转移至第三方。由于这与委员会提出的“IRB不应激励或阻碍银行实行证券化”及鼓励银行向IRB过渡的理念不符，委员会制定了对发起行的最高资本限额，但最高资本限额只适用于能计算资产池KIRB的银行。

(5)流动性便利和表外信用增强处理方法的修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①委员会在标准方法下制定了一系列规则，用以认定表外头寸是否可被认定为合格流动性便利。②委员会认识到流动性便利的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会使用，比如市场混乱条件下的流动性便利，并对该种情况制定了信用转换系数(CCF，creditconversionfactor)。③业界意见表明大多数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不大可能有外部评级或推测评级，因而委员会提出对所有未评级便利扣除的方法并不适用于此；并对较优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提出了“对应法”(lookthroughtreatment)。

(6)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处理方法的更改。

①WP1中对所有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使用固定的信用转换系数。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后对具有该特征的未承诺零售风险暴露(uncommittedretailcreditlines)提出了不同的转换系数。

②更改了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发起行的资本金要求，发起行应对发起行利息和投资行利息都持有资本金。

③委员会还进一步对具有提早摊还特征的证券化进行了区分：控制性的提早摊还和非控制性的提早摊还，并对两者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另外，WP2中将业界普遍表示欢迎的“自上而下法”中适用于剩余期限为6个月的证券化延长为一年。

3.WP2中对业界质疑问题的保留及解释。

对于一些业界质疑的问题，委员会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并未进行修改，而是给予了详尽的解释：

(1)关于扣除低于KIRB部分的头寸。

WP1中提出发起行自留或回购部分的信用增强水平如低于KIRB就应当扣除。一些银行注意到这种做法与支撑IRB框架的信用风险模型不符，提出了异议。委员会给出的解释是该做法能激励发起行将蕴含最大风险的高度次级证券化暴露转移出去，因而是合理的。

(2)关于ABS的风险权重。

在WP1中，对于评级为A-及以上的证券化暴露的ABS风险权重与具有相同评级的非次级公司债券的风险权重相同，而对于低于A-的证券化暴露，其ABS风险权重则低于相同评级的非次级公司债券。业界就这种差异提出了不同意见。委员会的回复认为这种差异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厚度不足的次级证券化往往比相同评级的公司债券呈更高的违约率。其次，分散化资产池支撑的证券化多具有系统性风险，因而其边际风险更高。

此外，WP2就一些尚不明确的细节继续征询业界意见，包括有效数量N的确定、非分散的资产池支撑的证券化方法是否进一步调整以及RBA和SFA对资本金要求计算结果到底有多大的差异。

三、资产证券化框架：CP3

CP3的信用风险一一资产证券化框架从501段到606段，分为资产证券化框架下涉及的交易范围和定义、确认风险转移的操作要求和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处理四部分，以下将对框架内的变更和核心问题进行介绍。

1.与WP2相比，CP3中资产证券化框架的变动。

(1)加入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规定了资产证券化的标准法和IRB法下的披露，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的具体内容。

(2)承诺的零售信用风险暴露和非零售信用风险暴露的信用转换系数提高为90%(原为80%)。

(3)监管公式的“某一档次的IRB资本”计算方法由原来的被证券化资产的名义值*[S(L+T)—S(L)]变动为被证券化资产的名义值乘以(a)0.0056*T、(b)(S[L+T]—S[L])中较大者。

(4)新增加了对流动性便利的重叠部分无需持双份资本的条款。

(5)新增了在银行无法使用“自上而下法”或是“自下而上法”来计算KIRB的情况下暂时使用的方法。

2.CP3中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核心问题。

(1)委员会提出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

(2)CP3特别对发起行的概念给予了说明，是由于CP3中发起行的定义范围大于一般对发起行的定义，实质上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发起行、承销人，也即对该过程进行管理、提供建议、向市场发售证券或提供流动性和／或信用增强的银行，就会被进而看作是发起行。

(3)发起行可以在计算加权风险资产时将被证券了的资产剔除的相关条件。

(4)CP3对风险暴露的处理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中SFA和RBA的适用范围、操作要求、具体计算给予了详尽说明。

四、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新变动：105号文件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CP3的资产证券化框架部分是业界反应最为强烈的部分之一，也是许多监管当局宣称不接受CP3的重要原因之一。业界普遍认为CP3中的资产证券化IRB过于复杂，给银行带来了负担。委员会于2003年10月开始对证券化框架进行了修订，并于2004年1月提出了修改意见稿，主要是简化了资产证券化框架并推进了处理方法的一致性。

1.委员会考虑对一些未评级的低风险证券化头寸采用新的处理方法，该方法应能够体现领先银行目前的风险管理实践。委员会将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采用内部评估方法(InternalAssessmentApproach)。

2.委员会将简化SFA。第三次征询意见稿中的监管公式方法用于处理未评级头寸，起初业界对它的反映主要集中于其复杂性。进一步，业界质疑SP与目前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的不一致性，但同时也有一些银行认为SF更具敏感性并愿意采用。简化后的SF将适用于所有未评级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流动性便利和信用增强，并且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设立证券化资产池中暴露的有效数量(N)的上限。

3.委员会考虑增加“自上而下法”和KIRB计算方法的灵活性。银行反映对用自上而下内部评级法计算的暴露其违约损失率高达100%太保守，委员会正计划制定更宽松的标准，允许银行在用“自上而下法”计算证券化暴露的KIRB时，使用自己估算的违约损失率。

4.加强SFA和RBA的一致性以及发起行和投资行处理方法的一致性。无论银行是发起行还是投资行，也不论是低于还是超过KIRB部分，所有外部评级头寸都使用RBA方法。同时，委员会同意修改RBA使其风险权重与证券化暴露的内在风险更一致。

篇7

前科学概念（前概念）亦称为日常概念，指“未经专门教学，在同其他人进行日常交际和积累个人经验的过程中掌握的概念，其内涵受狭隘的知识范围限制，往往被不适当地扩大或缩小”。学生正式学习某一学科前形成的前概念，有些与科学概念一致，有些与科学概念不相一致，这些偏离或背离科学概念的观点与看法即为“相异构想”。

已有研究表明，学生正式学习化学前已形成大量的相异构想，这些相异构想经正规化学学习后，一部分可以转变，还有一部分难以转化，并影响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因此，发现并采用一定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转变这些相异构想，一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笔者在探析初二学生化学前概念中相异构想成因的前期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学生相异构想转变的因素，并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研究，提出了促进学生相异构想转变的教学策略。

1相异构想形成特点及影响相异构想转变的因素

笔者前期研究结果表明，相关学科知识掌握的清晰度，日常生活经验丰富的程度，媒体信息的科学性等因素对学生化学相异构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且由于思维方法不当，日常生活经验不足等原因，在信息的接收与内化过程中，学生的化学相异构想表现出简单枚举，错误推理，望文生义，主观臆断，思维定势，缺少辨证思维等形成特点。这些特点与学生的元认知水平，认识风格，学习兴趣与动机，教师教学方式，班级学习氛围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制约主体相异构想的转变。

如元认知水平较高，学习兴趣浓厚，思维灵活，学习较扎实的学生，能主动将已有的知识与科学概念相比较，找出差异，正确定位科学概念，并有意寻找一些方法主动监控，调节自身认知过程；在已有观念不能解释新现象和解决新问题时，这些学生较易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求问题的答案，从而为相异构想的转变提供更多机会与空间。而元认知水平较低或对学习不感兴趣，学习不踏实的学生，虽然有时能很快接受新概念，但由于仅仅凭外部信息和类似“这是科学的，我应该记住此概念”的潜意识自我强化做出判定，缺少深入有效的证明，因此一段时间后，有些学生记住的仍是自己的最初概念；这些学生发现自己认知错误的可能性较小，纠正相异构想的意识较低，相对前者相异构想较难转变。又如，在科学概念教学中，教师如果忽视学生已有的非科学观念，未采取适当方式引起学生对原有错误观点的不满，或未提供比学生原有的观点更为合适，包摄性更强的学习材料，也会影响学生相异构想的转变。

相对来说，学生通过观察或亲身经历并经抽象逻辑思维而形成的相异构想较难改变。如由于学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确实多次观察到“纸张，木柴等物质燃烧需要点燃”，“物质燃烧时有火”的现象等，因而学习化学前有37.0%的学生认为“燃烧需要用火去点燃”“燃烧离不开火”，既使经过一年的化学学习后，仍有24.7%的学生持有这些观点；又如“金，银不会锈蚀”，“金属不能燃烧”等，均表现出较低的转化率。而学生因缺乏辨证思维形成的片面认识，或由于知识经验不足形成的相异构想，较易随辨证思维能力的提高和知识经验的不断积累而转变，如“化学物质是有害的，有毒的”，“空气中主要是氧气，二氧化碳”，“水能变油”等相异构想，表现出较高的转化率。

2促进学生相异构想转变的教学策略

2.1引发学生形成认知冲突

学习时学生是基于原有认知结构理解新知识的，当运用已有经验不能解释新情景时，便引发认知冲突。根据波斯纳等人提出的观念改变模型，让学习者对当前的概念产生不满是促进学生观念转变的重要有效条件。为此，引发学生产生认知冲突，使学生对已有观念产生怀疑与不满，是转变相异构想的首要步骤。

（1）通过合作与讨论引发认知冲突

在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与他人（同学或老师）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或合作，在讨论或合作中，当学生发现他人观点与自己不同，且比自己的观点更适合解决问题时，往往会对自己的观念提出怀疑，产生认知冲突和求知心理，此时，学生较易接受新的，正确的科学观念。丹瑟里恩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学到的知识比单独学习时多得多，且合作学习有助于克服错误观念，能使学生超越自己的认识，通过他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看到事物的其他方面，从而形成对事物更加丰富的了解。

（2）通过揭示差异产生认知冲突

当学生看到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被老师宣布为“错误”时，易引起认识和情感的强烈反差，促使学生找出原有观点错误的原因。如针对学生“金属不能燃烧”的错误观点，教师可以在讲授金属有关特性或铁丝与镁条的燃烧时，呈现出错误观念，并给予纠正，再与学生讨论，总结出正确的观念与解释。

教学中教师也可直接呈现出易使学生产生错误观点的情景（绿色植物通过什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又通过什么作用将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激活学生头脑中与新信息有关的相异构想（如分不清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光合作用与蒸腾作用等），然后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解释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蒸腾现象的区别与联系。该方法在引发学生认知冲突的同时，也帮助学生清晰的理解概念间的关系。

（3）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引发认知冲突

设置与学生相异构想产生冲突的问题情景，可以让学生充分暴露错误观念，反思自身观点与科学观点之间的差异，激发探究求知的热情。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能产生与学生原有观点相矛盾的化学实验暴露学生的错误认识，引发认知冲突。例如，可将“在透明玻璃装置中点燃一只蜡烛，并盖上玻盖”与“用聚光镜将阳光聚焦到一章纸上，确保一段时间以上”的实验对比，让学生分析2个实验的异同点，分析燃烧所需的条件，并在交流讨论中让学生发现并转变“燃烧肯定要点燃”，“物质燃烧需要火”等的相异构想。又如教师可通过“水果电池使音乐卡片发出声音”的实验，激发学生思考电能的来源，通过食物情景促进学生转变“电池中的电是通过外界充进去的”、“电池本身带电”等相异构想。

历史上一些科学家或化学家用于打破传统束缚、不懈追求科学真理的资料也可用与创设问题情景。如通过从古代阿那克西米尼认为空气是一种元素，到亚里士多德认为空气是一种物质，再经伽里略通过实验测知空气的重量，至舍勒、拉瓦锡等发现空气中的氧和其他成分的过程，让学生了解人类对空气组成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引导学生将这些观点与自己的原有认识进行对比（如有些学生认为空气没有质量、空气中主要含有氧气和二氧化碳），找出自己与科学家之间的认识差异，促进相异构想的转变。

2.2促进学生的认知顺应

当学生产生认知冲突后，如何促进学生的认知顺应是转变相异构想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为此，笔者根据学生形成相异构想的特点，提出了以下促进学生认知顺应的策略。

（1）通过“对话”促进顺应

对话策略是以让学生产生认知冲突的内容为主题，让学生展开讨论或辩论的方法。在“对话”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认真聆听他人的观点，并时刻检验自己与他人观点的正误。例如以“二氧化碳的功与过”为主题，让学生各抒己见，不仅可以让学生认识二氧化碳常见性质与“可灭火、是光合作用的原料、可作气肥”等用途，也让学生了解“温室效应”、“大气污染”等危害，使学生在活跃的氛围中完善和转变头脑中原有的“二氧化碳对人类有害无利”，“二氧化碳是有毒气体”、“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除去后，空气质量会变好”等一些非科学认识。

（2）加强方法渗透促进顺应

笔者的前期研究表明，许多相异构想的形成是因为学生缺乏一定的科学方法而导致。为此，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科学方法教育，引导学生认识科学方法的内涵与适用范围，有助于学生相异构想的转变。如使学生知道简单枚举法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法，所得结论并不一定可靠，需经过实践的检验；进行推理时，推理前提的正确性，是保证推理结果正确与否的必要条件之一；用类比方法解释新事物与新问题时，应确保两类研究对象在某些属性或特征上的真实相似，且相似属性与类推属性必须有本质的甚至必然的联系，才能使推论结果具有一定的真确性；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观察是获得更多信息的科学观察方法。

（3）引导主动调控加强顺应

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元认知水平与学习成绩之间呈正关系。同样，学生相异构想的转变也需要学生去反思已有认识、调整已有思维方式，为此，教师应在教学中指导学生主动监控，促进认知顺应地完成。

确立学习目标是学生形成自我监控的重要方面。教师可指导学生认识具体的学习目标，理解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水平，并在教师引导下根据目标要求检查自己的学习结果，从而引发学习过程的自我监控；教师可以通过正误实验的设计，引导学生更加积极的思考，去探究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教师还可以针对某一知识的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提问单，如“看到此概念我想到了什么？”、“我的想法与老师所讲的概念有什么异同点？”等，使学生不断对自己的思维过程和状态进行总结和调整，在自我监控下使自己真正参与相异构想的转变；也可以通过化学日记等方法，将学生关于此知识的已有错误观点与科学观念联系起来，促进相异构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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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GB/T19232-2003《风机盘管机组》已于2003年7月1日颁布，2003年12月1日起执行。国家空调设备的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风机盘管机组的检测已开始采用国标规定的试验方法，对机组的性能指标也按照国标规定的额定值进行判定。

国标与已废止的JB/T4283-91《风机盘管机组》相比较，从型号规格、名词定义及技术参数、安装方式等都有了一些新的规定。对暗装机组测试要求的变化更多一些，而暗装机组在应用中又比较广泛，本文着重对暗装机组在测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1.术语、定义

1.1标准中按出口静压将风机盘管机组明确分出了低静压型和高静压型。高静压机组是指机组在出风口静压不小于30Pa的机组。低静压机组明确规定不带过滤器和风口时出口静压为12Pa.出口静压指在额定风量时克服自身阻力后，在出风口的静压，单位为Pa.

1.2额定值是指在标准规定的试验工况下，机组应达到的基本值，即产品铭牌和产品样本标注的值。以往对机组的性能判定是依据标准规定的名义值，对铭牌值和样本值不做判定，机组的铭牌值和样本值一般都比名义值好，甚至好很多，这给设计单位和用户在选型时只依据样本值，会产生偏差；在GB/T19232标准中规定当铭牌值或样本值优于标准规定值时，按铭牌值进行判定，这样就控制产品质量，避免某些企业夸大宣传，这一点生产企业在编写样本和产品铭牌时应引起重视。

2.测试方法的影响

2.1按原标准以往在检测卧式暗装机组时，一般出口静压都是在零压状态下检测，而暗装机组检测时均不带风口和过滤器，因此应在出口静压12Pa下检测。国标中增加了有出口静压要求的机组的有关参数，是符合市场需求。

2.2对于有静压要求的机组检测，在检测高、中、低三档参数时，首先要确定在机组三档出口的静压值，建议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1）按高、中、低三档风量比例或风量计算

P=（L/L）P，P=（L/L）P

P=LP，P=LP

式中：P、P、P——高、中、低三档的出口静压，单位Pa；

L、L、L——高、中、低三档风量，单位m/h；

L、L——中、低档比例。

例如：当高、中、低三档风量按标准推荐的比例1：0.75：0.5时，机组出口静压分别为12Pa、6.75Pa、3Pa；如三档比例为1：0.8：0.6时，机组出口静压分别为12Pa、7.68Pa、4.32Pa.

（2）按噪声测试方法给出高、中、低三档风量时的出口静压值。

3.卧式暗装机组按标准规定出口静压检测产生的影响

我们对不同生产企业两种型号盘管进行检测，将卧式暗装机组按出口静压0Pa和国标规定的12Pa时检验结果进行比较，机组的风量在出口静压12Pa比0Pa减少6%~11%左右，而功率减少2%~4%，见表<1>、表<2>，这说明为什么机组安装在工程后出现风量不够的原因之一，非常值得生产企业引起重视。

表1FP-6.3型机组对比数据

项目机组号

出口静压1234567

风量

（m/n）0Pa756816939809780760873

12Pa672737873733696713793

差值84796676844780

功率（W）0Pa66635252627053

12Pa64625150606852

差值2112221

表2FP-10型机组对比数据

项目机组号

出口静压123456

风量

（m/n）0Pa12131194118610411178975

12Pa1136110110799491086913

差值7790107929262

功率（W）0Pa10610291959383

12Pa1039989919080

差值332433

4.国标对有静压机组噪声的测试方法及安装要求

4.1测试时需按标准要求在进风口连接实验风管，调整所需的机外静压（见图1）。

4.2在半消声室检测时，测点距反射面（地面）要大于1米；

4.3机组与连接管段应严密无漏风，确保检测的静压值准确。

图一有出口静压的机组噪声测量

5.根据GB/T19232的规定机组在检测时经常遇到的问题

5.1由于以往标准中没有对机组三档风量的比例提出要求，而国标中有静压要求机组必须明确三档风量时的静压值。企业在电机选型时，出现三档风量的比例关系没有调整好，有的机组甚至三档风量几乎没有差别，有的则高、中档没有拉开或低档太小，这些都是不符合用户要求的。

5.2为满足在出口静压12Pa时的风量要求，单纯加大电机功率，造成虽然风量达到指标而供冷量却达不到额定值；

5.3有的机组为使供冷量达标而未对表冷器进行改进，风量超过标准的要求值过多，造成噪声值远远大于标准规定值，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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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智能化一次设备的正常运行

在智能化变电站中，一次设备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运行状况会直接影响变电站的整体运行。在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需要保证一次设备能够稳定运行。一次设备的自动化特征较为明显，不需要人工传输信息和全程监控信息，可确保变电功效，还可以合理、快速地修复存在问题的输电线路，从而保证变电站运行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在建设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有效整合一次设备、CPU与光电感应，并保证有效执行各种命令。此外，传统继电器的回路结构中需要应用无线传送和光纤技术，从而降低能耗和发热。总之，在建设智能化变电站的过程中，需要控制一次设备的在线监测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变电站可稳定、安全运行。

3保证变电站的信号稳定

智能化变电站涉及较多的科技设备，且通信较为复杂。如果不具备科学的管理，则信号会受到影响，甚至部分信号失真，进而对变电站的稳定运行造成影响。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应用单元化的管理方式，实施隔离管理，具体指应用隔离网络层和物理层。同时，还需要点对点地控制有着较多传感器和光缆的元器件，且在储存和管理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应用特定的代码。在此过程中，可运用GPS定位或SIM卡，从而实现单元化管理。此外，还需要立刻修复和跟踪存在问题的元件，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4完善智能化变电站的信息集成

集成信息是智能化变电站的建设方向，它可实现应用功能的一体化，以便有效整合整个变电站的数据信息，有效解决数据的重复收集问题。但要想建造信息集成平台，就需要统一收集和建模全部数据。这是因为在实现了安全分区后，安全一区的信息平台无法直接获取安全三区的信息。目前，在安全二区完善了智能化变电站等在线监测体系，可有效解决数据集成问题。但发生了新问题——因主站在线监测系统处于安全三区，导致无法合理访问子站数据。因此，需要充分重视信息集成化中的安全认证和安全分析等问题，且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做到无缝连接调度系统，有效协调常规变电站。智能化变电站可完善信息一体化，将安全设施应用到每一个安全分区的保护界限中，并设置正、反向隔离和防火墙。此外，还可以使用单向数据同步、E语言文本传送等软件，可集成监控系统功能视图，从而在不同的安全分区有效访问、控制不同的操作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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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以服务于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为中心。通过先进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应用，为新的保护和控制技术采用提供技术支持，解决过去能解决的变电站监视、控制问题，促进各专业在技术上、管理上配合协调，为电网自动化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提高变电站安全、可靠和稳定运行水平。如，采集高压电器设备本身的监视信息，断路器、变压器和避雷器等的绝缘和状态等；采集继电保护和故障录波器等装置完成的各种故障前后瞬态电气量和状态量的记录数据，将这些信息传送给调度中心，以便为电气设备的监视和制定检修计划、事故分析提供原始数据。对新建变电站取消常规的保护、测量监视、控制屏，全面实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实现少人值班逐步过渡到无人值班；对老变电站在控制、测量监视等进行技术改造，以达到少人和无人值班的目的。

对35KV及以下电压等级变电站，以提高供电安全与供电质量，改进和提高用户服务水平为重点。侧重于利用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对变电站的二次设备进行全面的改造，取消的保护、测量、监视和控制屏，全面实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以提高变电站的监视和控制技术水平，改进管理，加强用户服务，实现变电站无人值班。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要实现：

（1）随时在线监视电网运行参数、设备运行状态；自检、自诊断设备本身的异常运行，发现变电站设备异常变化或装置内部异常时，立即自动报警并闭锁相应的出口，以防止事态扩大。

（2）电网出现事故时，快速采样、判断、决策，迅速隔离和消除事故，将故障限制在最小范围。

（3）完成变电站运行参数在线计算、存储、统计、分析报表和远传，保证自动和遥控调整电能质量。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应包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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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随着区域性合作组织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地区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经济一体化自然结果的跨国公司，既面对着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律规范和风俗习惯，同时又推动着各文化的相互了解与不断融合。管理者们经常会遇到类似国籍、文化背景、语言都不相同的员工如何共同完成工作，以及管理制度与工作价值观迥然不异的组织如何沟通等问题。

2．新的管理概念与管理方法的出现与应用。面对着激烈竞争的市场，组织必然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服务。于是，新的管理概念和管理方法不断应运而生。例如,质量小组（QC）、全面质量管理（TQM）、经营过程重构（BPR）等。其中，经营过程重构是再造工程(Reengineering)的一部分，它意味着对经营过程、组织结构等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就好象它们是过去匆忙之中建立起来的一样，需要对它们进行重构和再造。与本世纪初科学管理和30年代行为科学的诞生相似，90年代新的管理概念与方法的出现，必然会给组织管理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可能趋势

作为上述变化的回应，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许多新的可能发展趋势。

可能的趋势之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职能的弱化及向直线管理部门的第二回归。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得到进一步加强，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面临来自国内、国外的剧烈竞争。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规模经济在知识经济社会里已不再占有昔日的优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规模小、技术含量却很高的小型企业，为顾客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小型企业里，管理部门，尤其是职能管理部门的浓缩是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在这些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行政管理部门，有时甚至还有财务会计部门都可能合并为一个部门，统一为企业提供综合职能支持。另一方面，巨型跨国公司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发现其巨大规模不再是优势，出于激烈竞争的压力，也在集团内部实行所谓的的"内部企业家"式的管理方式，把全球几十万人的大公司整编成数百个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成本--利润中心。这些成本--利润中心享有巨大的自，在财务、人事、生产、销售等企业管理方面享有独立的管理权。这样的成本--利润中心与上面提到的单个的中小公司十分相似，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弱化同样不可避免。

可能的趋势之二：人力资源职能的分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部职能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力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招聘、选拔、录用、调配、晋升、降职、轮换等），培训与开发（技能培训、潜能开发、职业生涯管理、组织学习等），工资与福利（报酬、激励等），制度建设（组织设计、工作分析、员工关系、员工参与、人事行政等）四大类。如果说这四大类职能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完善的话，那么，随着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专项咨询服务业的发展，这些职能将再次分化，一部分向社会化的企业管理服务网络转移。企业的管理职能是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手段，企业可能根据其业务需要对这些手段进行重新分化组合，以达到其在特定环境下的最佳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四大类职能活动是相互联系也是相互独立的，对其进行不同方式的分化组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也经常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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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斯威比博士1986年最先使用“知识管理”一词，并对知识和知识管理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来，知识管理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迅速得到了商界和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从1999年起，我国图书馆界对知识管理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也开始升温，发表了一些关于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工作结合方面的论文。本文结合图书馆具体业务工作，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高校图书馆应用知识管理后的新工作流程。

1高校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定义

至今为止，虽然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与实践都已日浙广泛，但是知识管理的定义仍未统一。一般来说知识管理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知识管理是指对组织中的知识资本的管理。广义的知识管理则是针对知识本身的，包括对知识的创造、获取、加工、存储、传播和应用的管理。因此，通常来说图书馆知识管理就是对图书馆所有智力资本(包括显性的与隐性的、个人的与团体的信息和知识)进行组织、开发、运营，实现知识创新、知识扩散和知识增值的过程r2]。实际上，高校图书馆的智力资本还应包括所在高校拥有的资本。因此，对高校图书馆而言，知识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图书馆本身所拥有的智力资本，还包括所属高校所拥有的智力资本。

英国科学家和思想家波兰尼将知识分为两类，即显性知识(articulaedknowledge)隐性知识(tacitknowledge)。显性知识是指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即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表达的文字化的东西，它只是知识的一种，是规范化、系统化的知识，这部分知识正是传统图书馆管理的对象。隐性知识是指不能系统阐述的知识或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它不能用几个词、几句话、几组数据或公式来表达，是我们知道却难以表述的知识。通常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和行为之中。

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隐性知识是整个学校包括图书馆本身全体人员(教师和学生)头脑中难以编码的知识的总和。图书馆传统工作流程针对的管理对象是显性知识，但是显性知识皆有其隐性根源，隐性知识在人类知识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据专家的估计，人类全部知识中的90％多是“隐性知识”，而表现为文本、报告等外显形式的“显性知识”只占不到10％，只是知识宝藏的冰山一角。这也是波兰尼理论中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的优先性。波兰尼指出，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是一种领会、把握经验，重组经验，以期达到对其理智地控制的能力；心灵的领会能力在人类认识的各个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隐性知识的管理更加重要，图书馆工作不应该仅是管理文字化的显性知识，对隐性知识的管理虽然复杂，但是更应予以重视。隐性知识的传播要求与隐性知识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直接对话与交流来实现知识的共享，因此高校图书馆的工作流程也要适应对高校和图书馆所拥有的隐性知识进行管理的需求。

2高校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内容

知识管理的目标包括：提高组织创新能力；提高组织应变能力；提高组织工作效率；提高员工素质；实现组织资产价值j。相对应的，高校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目标包括：提高高校和图书馆的创新能力；提高图书馆适应学校要求的能力；提高高校和图书馆的工作效率；提高高校和图书馆师生素质；实现学校和图书馆硬件和软件资源价值。因此，图书馆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5部分。

2．1知识地图的规划和绘制

高校通常是融教育、科研于一体的组织，但是中国高校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相当低，对科研有负面影响，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缺乏转化渠道。需要高校的知识进行创新的外界组织与个人没有适当的渠道找到合适的合作者，而高校有实用价值的创新项目往往找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甚至是已经成功完成的项目找不到合适的实施者以至搁浅，这种浪费是巨大的。所以为了提高本校的创新能力并实现组织资产价值，高校图书馆的工作应包括规划和构建学校知识地图。

知识地图是展示知识客体的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所形成的有机结构，为用户提供创造时所需的信息和知识f。高校知识地图就是将学校所有学科点及各专家教师及他们的专业领域、发表著作及做过的课题按相关关系如地图般绘制出来。就像是书的目录表，可以让使用者一目了然地看到不同主题之间的关联关系，便捷地找到所需知识，随时发现谁是相关问题的专家并及时进行沟通；也可以了解到地图内相关信息内容的利用率和信息之间的链接关系，从而形成完整、条理清晰的高校知识体系结构。

知识管理系统中专门建立企业知识地图的系统已经出现，如IBMLotusDiscovery服务器。这些知识管理系统可以高效率地从各种信息资源中挖掘出知识，把存放在关系数据库、Internet／Intranet网站、文件服务器、文档数据库等不同系统中的信息资源映射成统一的“知识地图”，建立团队协作和通信的专家网络，使知识能够有效地在校内和校外得到共享。图书馆是高校知识的管理者，由其建立统一的全校知识地图不仅有助于提高学校和图书馆的创新能力而且能帮助实现学校硬件和软件资产价值。

2．2知识资源的建设

2l世纪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已不仅局限于纸质文献，网络资源与电子资源日益成为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采访经费的分布和使用应依据高校实际情况，针对专业与层次需求状况决定采购比例。采访工作要针对学校所设学科、项目，这已是共识，但是采访人员的学科专业知识毕竟不如各科专家，在公共图书馆，为了提高采访水平只能通过设立学科馆员来解决，但是高校图书馆的采访工作完全可以依托高校教师资源，可以通过在各学科设立“图书资源建设员”，南具有对口或相关学科背景的学科馆员与一个或者数个学科的“图书资源建设员”进行联系，及时将本学科教学科研巾的所需资料定期反馈给图书馆。此外，针对某个学科的集中现采活动也应邀请相应学科的“图书资源建设员”参与，最终达到提高图书馆适应学校要求的能力与实现学校资产价值的目标。

2．3信息系统的应用

信息系统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全面应用在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员工素质方面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在采访TJ作中，信息系统的运用有利于更快、更准确地；在分类编目工作中，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应用既可以提供多途径查询指导读者的使用，又可以增加分类的准确性，帮助分类编目人员对文献的知识内容加深理解；在借阅工作中，信息系统的应用提供了更全面、多途径的检索，而且检索不仅可以在图书馆迅速完成，还可以在任何一网电脑上完成，节约读者的时间与精力，在地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个图书馆还可以开展馆际互借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文献利用率；在参考咨询工作上，信息系统与网络的应用使得远程工作和合作咨询都便捷化，充分利用了知识资本；信息系统的统计功能也使得剔旧工作有了量化依据，进入标准化、科学化进程。总之，信息系统的应用可以既提高学校与图书馆工作效率又提高师生素质。

2．4人本管理的实施

知识管理的本质是人本管理，简言之就是读者第一，馆员为中心。具体到工作中，读者培训是图书馆应当承担的常规工作。读者培训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对图书馆的了解，包括了解图书馆有哪些资源，资源在馆内的物理分布，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项目，相关部门的工作内容，图书馆借阅规定等，这些可以在进行新生培训、组织新生实地参观和分发图书馆指南时完成，同时在馆内和图书馆首页醒目处也应有介绍。其次是对读者使用图书馆能力的培训．这对读者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指定专门的馆员定期开班进行培训来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培训内容也应包括网上信息和电子文献的获得技巧，同时，这也是每个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能力，可以随时对利用馆藏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读者进行指导。

2O世纪7O年代以来，通过学者帕罗苏尔曼、贝利、兹桑莫对服务质量的研究可以看出，为了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除了提高硬件水平外，衡量读者期望、增加读者对服务的了解和提高馆员的服务水平、责任心和能力，在近年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为图书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馆员的再教育不仅要包括专业培训，还包括服务理念的深化。总之，人本管理对图书馆知识管理五大目标实现都有积极的作用。

2．5知识桥梁的构建

无论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的吸收，面对面的交流活动总能达到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隐性知识来说。因此，举办讲座、研讨会、论坛、读书会，为读者提供与不同领域专家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也是图书馆丁作的一部分。这不但有益于读者知识面的开拓和隐性知识的吸收，还有益于学习气氛的培养，激发学习热情，并在此过程中完成隐性知识显性化，形成科研成果。这对提高创新能力和师生素质都很重要。

3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馆工作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