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音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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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歌舞青春》系列电影由迪斯尼公司制作与出品，在电影创作中以高中生的校园生活为题材，讲述了一群高中生对音乐与舞蹈的喜爱以及他们在追求音乐与舞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高中生正处在充满朝气的青春时期，他们的校园生活多姿多彩、富有生气，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而在《歌舞青春》系列电影中巧妙地把校园元素与音乐舞蹈相结合进行创作，进而开创了时尚、青春、动感的励志歌舞片电影体裁，取得了极高的票房佳绩，还掀起了一股青春励志歌舞片的热潮。《歌舞青春》系列电影由三部影片组成，各自以独立的故事、主题而存在，但创作方向都一致，围绕着一群热爱音乐与舞蹈的高中生展开，叙述了他们之间关于梦想、友情、爱情、亲情、信任等的故事，为了实现音乐舞蹈梦想，他们参加乡村俱乐部、参加各种选拔比赛，一起排练曲目，但是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他们经历了友情、亲情、爱情的相互纠葛;梦想与现实的相互碰撞;信任与怀疑的相互摩擦，失败后又重新站起来继续出发，最后为了实现共同的音乐舞蹈梦想，他们放下了成见、消除了误解，在共同努力下不仅获得了比赛的成功，而且也得到了成长。在此系列电影中，每一部电影作品都会令观众感到震撼并勾起无数人的高中回忆，被影片中流行而动感的音乐旋律、朝气而劲酷的舞蹈动作所吸引，营造了一种激情、清新的感觉，在视觉与听觉上都极大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

二、音乐在《歌舞青春》系列电影中的作用

随着《歌舞青春》系列电影的逐一上映后，影片中的许多经典歌曲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一度成为音乐风云榜上的热门歌曲。影片中的歌曲歌词简洁富有深意、旋律既动感又抒情，能够口口传诵，具有较高的传唱度，十分符合青少年的趣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的歌曲之所以能备受欢迎，这绝对离不开导演对影片音乐的严格要求与精益求精，这些歌曲的意境与歌词都与影片的主题极为贴近，青春洋溢、激情欢乐、富有动感，传达着积极向上的影片主题。此外，歌曲与电影画面相互映衬，贴切的旋律与歌词为电影画面增添了氛围，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能够将观众带进影片的情境中，感受影片人物的思想与情感，这些音乐在影片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在《歌舞青春》系列电影中。每一首歌曲都具有独特的风格特色，而且在电影情节中发挥着特别的作用，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需要用不同的歌曲来表达，且间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StartofSomethingNew是《歌舞青春1》中的第一首歌曲，在新年舞会上盖比和特洛伊被要求上台一起合唱歌曲，特洛伊是一个酷爱篮球的男孩，由于他总是行为异常而被同学称为“怪人”，而盖比是一个成绩优异但不善于交际的女孩，这两个人上台后十分拘束但还是硬着头皮唱起来，这首歌旋律欢快、节奏简单，将两个少男少女当时羞涩而惊喜之情充分地展现而出，这首歌曲也让两位男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歌唱才华，于是故事在歌曲声中缓慢展开。此外，音乐为影片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为电影场景增添了人情味，如GetchaHeadInTheGame，这首歌曲旋律欢快、节奏动感，将观众带到了热烈、激情的篮球场上，场上的男孩子欢快地唱着这首歌，许多同学还配合着音乐跳起了动感的舞蹈，场面异常兴奋。这首歌既是场上同学的互相鼓励与加油，而场外同学的激情哼唱也体现了他们对体育的热爱以及同学之间友情的可贵，歌曲与运动的融合展现了高中生青春的活力与激情，增添了影片的感染力与表现力。该系列电影的歌曲分为合唱与独唱两种类型，独唱歌曲同样具有较高的质量，并且还极度考验歌唱者的演唱水平。如独唱歌曲StickToTheStatusQuo，在《歌舞青春1》中只有这一首独唱歌曲，以略带忧伤的音调为主。对于青春期的高中生来说，生活与学习中的问题常常会令他们感到无奈和感伤，当空旷的校园走廊中传来这首忧伤歌曲时，既凸显了影片人物的内心情感，又营造了一种忧伤的氛围，就好似高中生的情绪变化一样，欢乐之中总会有忧伤的时刻，但感伤只是短暂的，他们始终还是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影片中人物的情绪变化可以通过不同的歌曲来表现，营造出不同的情境气氛。由于《歌舞青春》系列电影是歌舞片，因此影片中的歌曲有时由片中角色来演唱，有时则通过背景音乐来表示，但这些歌曲都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营造情节氛围、推进故事发展而存在。

三、舞蹈在《歌舞青春》系列电影中的作用

篇2

随着时代的进步，编创者思维方式的拓展，舞蹈作品打破了从开始到结尾都用音乐的传统模式，出现了在作品中音乐休止、无伴奏的状态，让观众想象力空间得到无限的发挥，舞蹈得以个性化的发展。音乐休止、无伴奏在舞蹈作品中的运用，能形成一种节奏的对比和内心的冲击，更能够深刻地表达感情，引起观众的共鸣，具有一种传情达意、以此物幽彼物和寄托隐含意念的比喻和寓意的功能。同时，它是前面一系列动作所要表达的“结果”，也是后面某些动作所要表达的“原因”，为舞蹈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编舞中，如果能很好地运用这种无声的艺术，那将会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

一、为舞蹈创造“意境”美

“意境”来自于文学艺术中的专业术语，是作者得于心、观众会于意的产物。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很精辟地论述了这个观点：“意境就是景与情的交融，客观的境与主观的意完善结合。”从审美欣赏角度来看，艺术意境的创造是靠审美创作者和审美欣赏者共同完成的。在无音乐伴奏的状况之下，作品给予编导和表演者更大的创造意境的平台。在无声的环境中，舞者对作品的控制力来自于内心真实感受，舞者内心的音响带动他的肢体语言牵动了欣赏者的情绪，制造出作品用音乐无法表达的意境。想要这种若有似无的意境能够更充分地展现在舞蹈作品里，我们不能单纯只靠音乐与舞蹈一成不变的组合，更多的是需要音乐与舞蹈的多元化结合，不仅仅在作品中注重流动的音乐与舞蹈结合，同时也注重音乐休止、无伴奏手法在舞蹈中的运用，给作品营造高境界的“意境美”。

贾作光的《海浪》在舞蹈动作的处理上，开端是以静止的形式出现，演员背向观众，坐在平台上，伏腰低头，慢慢地张开双臂，像要把整个大海拥抱起来，这里没有音乐。当音乐慢慢响起，一只只海燕在海面上飞舞，让人感觉一种浩大的气势，忽而海燕展翅，忽而波浪起伏，这两种形象互相配合而且有机地连接起来，赋予了整个舞蹈诗的意境。

二、让作品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作品《读梁祝》中，编导在这部6分20秒的作品中，在剧目的开端整整1分30秒没有使用任何音乐。这1分30秒所占的是全剧时间的1/4左右，给人唯一感觉就是寂静，舞台上灯光昏暗，只看到一人在捧书夜读，周围的一切都很平静，正是这种安静衬托出他不安逸的思绪，从而带动观众的情绪时起时伏。正是由于这里的“静”，才能使欣赏者用心去探究表演者究竟要表达怎样的情绪；作品一开始就给了表演者和欣赏者无限的遐想。当音乐响起时，舞者的表演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观众的情绪也为之一振，随即进入另一个想象的空间，去探索新的韵味。在这样的情景下，观众和舞者都已完全沉浸到作品中。

此作品的编者抓住了观众善于想象的特点，来引导观众对这一时段无声作品的兴趣不减。无音乐伴奏的运用，在整个舞蹈欣赏的过程中，改变了观众被动欣赏的心态，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后面有声的部分。虽然是无声的，但是笔者相信每一位用“心”的观众都会知道此时的无声是相对的，其实在每个不同的欣赏者心中都赋予了它不同的声响、不同的乐音，这样的音乐才是最有意义、最美妙动听的音乐。三、赋予舞蹈作品人性化

舞蹈作品《我心中的世界》，主要是表现一个盲女心中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渴望。剧目的开头无音乐伴奏，一个看不见东西的人，周围的世界即使再喧闹，对她来说依旧是寂静的，编导用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反映盲女的生活状态，给这一剧目定下了哀伤的基调。音乐响起，盲女尽情享受着自己心中所想的世界，原本以为自己也能感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快乐。可音乐再次消失了，盲女又陷入了绝望当中，她要面对的依旧只是那黑暗无声的世界。剧目的尾声没有了音乐，没有了任何声音，也没有了女孩的笑容，只剩下内心永远的落寞。这个剧目的音乐编排巧妙恰当，前后呼应，使得剧目的整个情节生动感人，人们在欣赏时容易进入角色，和女孩一起感受人生的坎坷与无奈。“静”在舞蹈作品中运用得恰如其分，赋予作品更深的人性化内涵。

四、使舞蹈作品更具灵性

舞蹈剧目《出走》，青年编导万玛尖措把蒙古族传统舞蹈语汇与现代舞相结合，体现了他对新民间舞的认识和探索，在这部作品中编导应用了音乐这一要素作为他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表演者跳到中段时音乐戛然而止，但舞蹈里节奏律动仍在继续。音乐停了似乎也预示着舞蹈的停止，但是恰好相反，编导正是以这时的休止给欣赏者一个缓和的倾听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对欣赏者听觉疲劳的一种解放，这样的解放客观上促使了欣赏者对后面的作品产生强烈的关注欲望，也就在另一个层面加大了此作品的灵性。我们欣赏舞蹈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用心去感受，而不是木然地去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音乐影响情感的方式很特殊，音乐突然袭击我们，它比任何其他艺术更快，更强烈地影响我们的心情。只有经过戛然而止，才能感受到突然袭击；只有经过无声的舞蹈，才能感受到有声的强烈。一切含蓄的思考与表达都可能在无声中获得更深层的领悟，赋予作品灵性，给予作品更强的生命力。

篇3

鄂温克族民间舞蹈音乐的创作灵感大多来源于生活生产中的情景，将对生活的热爱通过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由于鄂温克族是以狩猎为生，所以在民间舞蹈音乐中充满了狩猎文化的特征。从音乐形态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将民间舞蹈分为呼号型和歌唱型两种类型。呼号型民间舞蹈与鄂温克族的狩猎生活紧密相连，在舞蹈的表现形式中，可以感受到浓烈的狩猎氛围，所用的舞蹈元素中大多比较质朴。在舞蹈创作中，呼号声、拍手声、跺地声以及人们的欢笑声都是重要的舞蹈元素，其节奏比较鲜明，力度的强弱以及速度的快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具有独特的舞蹈韵律。呼号型舞蹈对人的感官会造成非常震撼的冲击力，其舞蹈元素中大多是鄂温克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真实形态，具有非常原始的特色，这也是其表现狩猎文化特征最直接的形式。歌唱型的民间舞蹈由于加入了歌词，所以在音乐旋律方面表现的更加明显，在现代的鄂温克族民间舞蹈中还加入了器乐的伴奏，艺术特色有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于受到原始狩猎文化的影响，所以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音乐也具有浓厚的狩猎文化氛围。不论是带着原始呼号声的爱达哈喜楞（公野猪搏斗）舞、巴勒那?晕瑁ㄌ?虎）、聂那肯舞（犬斗舞），反映近现代用猎枪打猎的狩猎舞，节日庆典的奴克该勒舞，还是围着篝火边唱边跳的伊堪舞，都带有鲜明的狩猎文化特征。

二、舞蹈音乐的文化基因

鄂温克族的人口较少，其语言文化比较特殊，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其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口头传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作为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音乐承担了艰巨的使命，在舞蹈中所承载的狩猎文化在实用功能以及教育功能方面要大于娱乐功能，所以说民间舞蹈音乐是鄂温克族传承狩猎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舞蹈的表现形式，其中蕴含了鄂温克族人民对古老文化的全部寄托，所以民间舞蹈音乐中都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从目前的流布范围来看，鄂温克族游猎舞蹈不仅流传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这样“最后的狩猎部落”之中，而且还广泛地流传于已长期告别狩猎生活，习惯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农区、牧区。从舞蹈动作等方面来看，阿罕拜舞、奴克该勒舞等节日庆典舞已经融入了很多近现代的生活内容，但是其音乐内涵与舞蹈内容仍然传递着古老狩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与多位鄂温克族朋友的交往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狩猎文化对于鄂温克人的影响之深，感受到鄂温克人对大自然那种无以言尽的热爱和深厚情感。无论是鄂温克族的哪一个分支，也不论他们现在从事驯鹿饲养业、牧业、农业还是远在他乡，抑或融入城市，狩猎歌舞和狩猎文化都承载着他们最原始的民族记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之根，是鄂温克族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文化符号”。

三、族群文化基因的流变

游猎舞是鄂温克族民间舞蹈的代表，在舞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其历史比较久远，从呼号型的游猎舞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方面，都是对原始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能够明确的展现出狩猎生活中的各种情景，所以其是原始狩猎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在经过后期的艺术加工后，形成了歌唱型的舞蹈，在舞蹈元素中加入了音乐，在艺术形式上更加的生动活泼，能够赋予原始狩猎生活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思想，在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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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286-01

地处河北省东北部的秦皇岛市，拥有上万年的人文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了很大比例。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古老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逐渐脱离现代生活，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将成为历史永远脱离人们的视野。

一、秦皇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资源概况

秦皇岛市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昌黎地秧歌、昌黎民歌、昌黎皮影、满族寸子秧歌、青龙猴打棒、青龙皮影戏、抚宁鼓吹乐、抚宁太平鼓、北戴河的任家班鼓吹乐、山海关喇叭等。目前，一部分民间音乐文化资源还有演出的空间，但多数都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已经逐渐脱离人们的视线，如果不加以保护，迟早会淡出现代生活。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实现产业化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问题需要一一解决。

（一）民间艺人缺乏产业化发展意识。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人主要是民间艺人，由于民间音乐文化多在民间传播，民间艺人多数不具备产业化发展的意识，要将民间音乐文化引上产业化发展之路，需要民间艺人扭转陈旧观念，针对现代社会人们的欣赏需求，创新传统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思路，同时也不能失去原有的艺术精髓。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相关政策尚不完善。作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方面，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已经引起了秦皇岛市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但是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还不够明确。作为民间音乐文化资源，如果缺乏政策扶持，很难顺利实现产业化。

（三）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投入和开发力度不够。对于还处于产业化发展初级阶段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来说，投入力度大小直接决定着其是否能够得到充足的发展资本，而充足的资本则是一个新兴业态顺利发展的关键。目前，秦皇岛区域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产业发展上需要有关部门给予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另外，秦皇岛区域丰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资源多数还没有被开发出来，这些散存在民间待开发的音乐文化资源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市场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拓展。虽然秦皇岛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并且具有独特的风格魅力，但是不少民间艺人仍然过着贫困的生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民间艺人市场意识薄弱，不会将资源转化为商机；2、缺乏系统的组织机构，没有一个带头人将本地的民间音乐文化表演组织起来，打开市场；3、政府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市场开发不够重视；4、民间音乐文化主管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当地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外界的充分认识；5、当地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机构，没有形成针对民间音乐文化市场的宏观调控措施；6、有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又不懂民间音乐，复合型人才相对较为匮乏。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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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1绪言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由极限和制定极限的两者和谐而构成的。相互对立性质的和谐，不同性质物体的和谐统一就是宇宙，是有秩序的“Kosmos ’。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数制定了秩序。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有“形”的宇宙是有秩序的，没有“形”的宇宙是没有秩序的，“数”就是给予万物形象的主宰。毕达哥拉斯学派确立了世界万物以数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数”制定了自然、神、心灵和宇宙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理论体系中数是主宰(the one)，是世界万物的根源，具有善的属性。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理论中数是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2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

古希腊时代观照声音世界的态度首先联系Harmonia思想，之后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的Musike。所谓Musike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music)”的词源，来源于Zeus和Mnemosyne之间出生的九位女神Musai，指她们在Apoll。之下主管文艺、音乐、舞蹈、哲学、天文学等人的所有智能活动的女神行为ii。因此这Musike的概念和今日我们知道的音乐概念有一些差异。古希腊时代的Musike意义更贴近于创造整体艺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的，如演奏乐器等这样的行为当时用melo。或no~等词汇。当时古希腊普遍认为Musike超越人能力的神秘力量或给予灵感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行为或现象。

在这种古希腊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毕达哥拉斯思想中，音乐具有联系人和宇宙的和谐，表现Harmonia的音乐不是简单的助兴的行为。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早发展这种和谐观的人。因Harmonia体现了混乱和不和谐带来秩序的属神原理，所以音乐也具有两种价值。音乐像数学一样使人看到自然的结构，为心灵带来和谐净化内心和身体。毕达哥拉斯认为具有这种重要意义的音乐原理很难在知识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缺少“象征表象体系”的学生内心世界扎根成长，他开始寻找规划音乐要素可以沟通的方法iii。这件事像Plato所说一样，使毕达哥拉斯成为数学音乐论的莫基人1Vo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的高低和振动的弦长距离的关系，现论点既成事实了。

毕达哥拉斯认为节奏和旋律在模仿人的自然听力很难觉察到的天体的移动。音乐受支配于万物根源的数，所以它是宇宙形成原理又是作为伦理价值的物理音响存在。毕达哥拉斯观念中只要正确使用音乐，它为心灵的各个部分带来和谐，镇定内心和身心通过净化恢复和提高健康。这种观念内含音乐教育的音乐道德观念，对古希腊人来说每个音乐的tonoi道德性质，音乐的数秩序反映在人的心灵，音乐影响人的行为并可以改善人的性格v。所以在古希腊时代音乐教育是义务教育，最早在古希腊介绍音乐教育的人是毕达哥拉斯，他通过音乐教育强化了古希腊社会的凝聚力，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毕达哥拉斯相信通过感觉进行说服，教育人具有实用性意义，让受教育者欣赏美丽的样式或构成，聆听优美的节奏和旋律，从而达到教育目的。毕达哥拉斯最早使用明确的节奏和旋律，确立了音乐教育体系。从而发展的音乐治疗，协调人的不良习性，欲望和精神状态，使之恢复纯洁的精神状态，进一步通过特定旋律治疗身体上精神上疾病。这跟草药拯救人的生命是一个道理，通过适合的旋律除去精神上干扰因素塑造和谐状态vi。他把这样的音乐治疗方式试用在他们的共同体。晚间学生人睡之前毕达哥拉斯为他们演奏音乐，净化他们的心灵驱逐白天的内心兴奋。为了让他们做个好梦用音乐制造气氛，使之内心平安做好安息心灵的准备。到了清晨他用没有装饰的舒适声音和里拉琴的演奏，使用特定旋律和歌曲来驱逐整晚带来的无知觉，使他们解除疲乏。毕达哥拉斯掌握了什么样的节奏和旋律对人有益或有害，从而能够控制悲哀、愤怒、失望、嫉妒、傲慢等情绪。为生病的身体和心灵开了特定舞蹈和动作处方。毕达哥拉斯喜爱演奏亲自制作的八弦里拉琴，他认为相似双簧管的管乐器阿夫洛斯((Autos)动摇人的内心不适于治疗，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人认为弦乐器比管乐器更有治疗效果。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治疗能力古希腊有相传的传说。有一天毕达哥拉斯观察天空行走在Kroton市内。经过酒店时有个青年大声吵闹。这叫Taummenia的来自外地的青年，亲眼目睹了他的情人从别的男人家里出来，伤心之余在酒店喝酒听管乐器笛子的演奏。随着时间的流失青年人沉醉于酒和音乐，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吵闹要放火。看到这情景毕达哥拉斯连忙要求乐师停止正演奏弗里几亚调式vii，换为慢板庄严的强强格((spondaic)节奏。乐师换了音乐之后青年镇定了情绪，旁人趁机说服他安静的回家viii。这音乐治疗行为使毕达哥拉斯在当时行使奇迹而名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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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言

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由极限和制定极限的两者和谐而构成的。相互对立性质的和谐，不同性质物体的和谐统一就是宇宙，是有秩序的“Kosmos''''。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数制定了秩序。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有“形”的宇宙是有秩序的，没有“形”的宇宙是没有秩序的，“数”就是给予万物形象的主宰。毕达哥拉斯学派确立了世界万物以数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数”制定了自然、神、心灵和宇宙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理论体系中数是主宰(theone)，是世界万物的根源，具有善的属性。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理论中数是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2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

古希腊时代观照声音世界的态度首先联系Harmonia思想，之后探究宇宙、自然和人的Musike。所谓Musike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music)”的词源，来源于Zeus和Mnemosyne之间出生的九位女神Musai，指她们在Apoll。之下主管文艺、音乐、舞蹈、哲学、天文学等人的所有智能活动的女神行为ii。因此这Musike的概念和今日我们知道的音乐概念有一些差异。古希腊时代的Musike意义更贴近于创造整体艺术，现代西方称之为音乐的，如演奏乐器等这样的行为当时用melo。或no~等词汇。当时古希腊普遍认为Musike超越人能力的神秘力量或给予灵感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行为或现象。

在这种古希腊哲学背景下产生的毕达哥拉斯思想中，音乐具有联系人和宇宙的和谐，表现Harmonia的音乐不是简单的助兴的行为。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早发展这种和谐观的人。因Harmonia体现了混乱和不和谐带来秩序的属神原理，所以音乐也具有两种价值。音乐像数学一样使人看到自然的结构，为心灵带来和谐净化内心和身体。毕达哥拉斯认为具有这种重要意义的音乐原理很难在知识的其他领域，特别是缺少“象征表象体系”的学生内心世界扎根成长，他开始寻找规划音乐要素可以沟通的方法iii。这件事像Plato所说一样，使毕达哥拉斯成为数学音乐论的莫基人1Vo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的高低和振动的弦长距离的关系，现论点既成事实了。

毕达哥拉斯认为节奏和旋律在模仿人的自然听力很难觉察到的天体的移动。音乐受支配于万物根源的数，所以它是宇宙形成原理又是作为伦理价值的物理音响存在。毕达哥拉斯观念中只要正确使用音乐，它为心灵的各个部分带来和谐，镇定内心和身心通过净化恢复和提高健康。这种观念内含音乐教育的音乐道德观念，对古希腊人来说每个音乐的tonoi道德性质，音乐的数秩序反映在人的心灵，音乐影响人的行为并可以改善人的性格v。所以在古希腊时代音乐教育是义务教育，最早在古希腊介绍音乐教育的人是毕达哥拉斯，他通过音乐教育强化了古希腊社会的凝聚力，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毕达哥拉斯相信通过感觉进行说服，教育人具有实用性意义，让受教育者欣赏美丽的样式或构成，聆听优美的节奏和旋律，从而达到教育目的。毕达哥拉斯最早使用明确的节奏和旋律，确立了音乐教育体系。从而发展的音乐治疗，协调人的不良习性，欲望和精神状态，使之恢复纯洁的精神状态，进一步通过特定旋律治疗身体上精神上疾病。这跟草药拯救人的生命是一个道理，通过适合的旋律除去精神上干扰因素塑造和谐状态vi。他把这样的音乐治疗方式试用在他们的共同体。晚间学生人睡之前毕达哥拉斯为他们演奏音乐，净化他们的心灵驱逐白天的内心兴奋。为了让他们做个好梦用音乐制造气氛，使之内心平安做好安息心灵的准备。到了清晨他用没有装饰的舒适声音和里拉琴的演奏，使用特定旋律和歌曲来驱逐整晚带来的无知觉，使他们解除疲乏。毕达哥拉斯掌握了什么样的节奏和旋律对人有益或有害，从而能够控制悲哀、愤怒、失望、嫉妒、傲慢等情绪。为生病的身体和心灵开了特定舞蹈和动作处方。毕达哥拉斯喜爱演奏亲自制作的八弦里拉琴，他认为相似双簧管的管乐器阿夫洛斯((Autos)动摇人的内心不适于治疗，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人认为弦乐器比管乐器更有治疗效果。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治疗能力古希腊有相传的传说。有一天毕达哥拉斯观察天空行走在Kroton市内。经过酒店时有个青年大声吵闹。这叫Taummenia的来自外地的青年，亲眼目睹了他的情人从别的男人家里出来，伤心之余在酒店喝酒听管乐器笛子的演奏。随着时间的流失青年人沉醉于酒和音乐，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吵闹要放火。看到这情景毕达哥拉斯连忙要求乐师停止正演奏弗里几亚调式vii，换为慢板庄严的强强格((spondaic)节奏。乐师换了音乐之后青年镇定了情绪，旁人趁机说服他安静的回家viii。这音乐治疗行为使毕达哥拉斯在当时行使奇迹而名声大振。

篇8

我们知道感情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过动，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映。在心理学里关于感情和情绪的研究中，特别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关于“表情动作”这一学说。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面部表情与身段表情，更多地表现在戏剧、舞蹈以及造型艺术中。和音乐关系最密切的无意是语言表情，语言的语言、声调、节奏、速度等都是表情手段。人由于情绪的激动，发出各种不同的富有表情性的声音，这是人的由体内变化所引起的一种必然性的外部表现，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外在的比附。正因为如此，音乐学家们极为重视语言表情在形成音乐的表情上的重要作用。卓菲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亚•丽莎曾经指出：“音调结构可以反映现实中的两种现象，即听觉和视觉可以把握的，也即感官可以体察到的实际运动过程和感官不能直接体察到的人类感情，这一种现象可以用间接方式，通过对伴随这种感情的表情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总类就是具有音调特征的人类口语。因此，这种音语在音乐中起到的巨大的作用。”另外，丽莎还提出将这种语言音调向音乐音调移植或翻译理论，她认为“翻译的过程，就是将现实存在的现象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表情运动的结构形式加以概括和抽象的过程，就是讲这个结构转移到声音这一物质材料上去。”（卓菲亚•丽莎《论音乐的特殊性》）。

以上的论述可以使我们看到，音乐之所以能够表现感情，一方面是由于人的感情的情绪变化引起人的机体内部的各种生理变化，这些变化呈现为一定的运动形态；另一方面又由于人的感情具有一种宣泄释放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外部表现正是人的表情动作，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中语言表情与音乐的关系最密切，它通过表情动作向音乐音调的移植和翻译，构成了音乐具有表情性的基本根据。此外，格式塔心理学也为音乐之所以能表现感情提供了理论依据。

篇9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所谓“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学问”，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历来主张以“德为美”。《周礼·春官宗伯》说:“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子曾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之言。孟子《公孙丑上》说:“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些言语都将音乐与仁德联系起来。“德生礼，礼生乐”，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礼乐被儒家视为德的表征。“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其中，礼乐代表西周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些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中都有具体体现。第一:“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文质彬彬”是孔子的审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个人要注重礼乐即音乐文化修养;“质”即实质，指一个人的仁义之道及伦理品德。孔子认为:一个人没有礼乐修养就显得气质不佳，但只有礼乐修养而缺乏仁义之道的伦理品德便是一种虚饰;所以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具有礼乐修养与仁义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文质协调。第二:“道德之内涵在仁”—即音乐要贯注“仁”的道德内涵，孔子认为“乐”可以感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仁义礼道，从而发展为君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说的是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见，孔子的观点非常明确:礼乐的本质是“仁”，为人“不仁”，便无从对待礼乐。孔子在哲学上崇尚中庸之道，艺术上提倡中和之美泪而胃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将中庸之道运用于音乐并将情感的因素统一起来，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这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规律。 第三:“尽善尽美的和谐”—即音乐形式与内容、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他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善”和“美”。所谓“善”是指内容的完善，“美”是指音乐的形式美好、动听;二者能完美结合就尽善尽美了。这就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和“礼”、“仁爱”结合起来了。他在齐国观听古乐舞《韶》后，认为获得了一次很高的艺术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接着评价另一部古典乐舞《武》时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推崇《韶》，并要求乐应合乎礼的规范。他断言，歌颂舜帝功德的《韶》乐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高度统一。而《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未尽善也”。而《韶》乐则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在正乐时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将符合他思想的《韶》乐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故历来的儒家音乐既维护“礼”，又满足感官的愉悦。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即所谓的“寓教于乐”;从而形成了儒家的“乐感文化”。

儒家用诗继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鲍竹在下，贵人声也。”《礼记 ·仲尼燕居》:“升歌《清庙》，示德也。”所谓“登歌”、“升歌”，皆为人声之歌，而乐器多半处于从属地位。周人“贵人声”，显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视乐歌所激发的道德伦理情感(“发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对道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辩哲学，也是一派实际可用的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达到福乐人生的伦理学。道家伦理体系，也以其恢宏的规模、纳米般的逻辑，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铁一般的证据，铸造了它的以“宇宙主义”为理论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为特点的伦理学体系。这样一种伦理学，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其在伦理学理论方面的创造性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老庄及其弟子和诸多道学的后继者通过对“社会伦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达了他们重自然的天理伦理观。他们的音乐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自然主义伦理观。

篇10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所谓“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中庸》亦提到“尊德性而道学问”，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音乐教育历来主张以“德为美”。《周礼·春官宗伯》说:“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子曾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之言。孟子《公孙丑上》说:“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些言语都将音乐与仁德联系起来。“德生礼，礼生乐”，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礼乐被儒家视为德的表征。“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六门课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其中，礼乐代表西周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

孔子开创了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些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中都有具体体现。第一:“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即音乐从道德上感化人。“文质彬彬”是孔子的审美思想。“文”即文采，指一个人要注重礼乐即音乐文化修养;“质”即实质，指一个人的仁义之道及伦理品德。孔子认为:一个人没有礼乐修养就显得气质不佳，但只有礼乐修养而缺乏仁义之道的伦理品德便是一种虚饰;所以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具有礼乐修养与仁义之道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只有人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文质协调。第二:“道德之内涵在仁”—即音乐要贯注“仁”的道德内涵，孔子认为“乐”可以感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仁义礼道，从而发展为君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礼?人如果没有仁爱，讲什么乐?说的是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表象而已。由此可见，孔子的观点非常明确:礼乐的本质是“仁”，为人“不仁”，便无从对待礼乐。孔子在哲学上崇尚中庸之道，艺术上提倡中和之美泪而胃的“乐而不，哀而不伤”将中庸之道运用于音乐并将情感的因素统一起来，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这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的内在规律。第三:“尽善尽美的和谐”—即音乐形式与内容、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他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善”和“美”。所谓“善”是指内容的完善，“美”是指音乐的形式美好、动听;二者能完美结合就尽善尽美了。这就将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和“礼”、“仁爱”结合起来了。他在齐国观听古乐舞《韶》后，认为获得了一次很高的艺术享受，以致“三月不知肉味”。并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但接着评价另一部古典乐舞《武》时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他推崇《韶》，并要求乐应合乎礼的规范。他断言，歌颂舜帝功德的《韶》乐的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高度统一。而《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未尽善也”。而《韶》乐则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在正乐时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佞人殆”。将符合他思想的《韶》乐推崇到了崇高的地位。在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孔子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故历来的儒家音乐既维护“礼”，又满足感官的愉悦。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即所谓的“寓教于乐”;从而形成了儒家的“乐感文化”。

儒家用诗继承了周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宇Li己·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鲍竹在下，贵人声也。”《礼记·仲尼燕居》:“升歌《清庙》，示德也。”所谓“登歌”、“升歌”，皆为人声之歌，而乐器多半处于从属地位。周人“贵人声”，显然不同于“恒舞”“酣歌”的殷商巫音，而更重视乐歌所激发的道德伦理情感(“发德”、“示德，’)。因此就有一“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三、对道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道家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派“玄之又玄”的思辩哲学，也是一派实际可用的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达到福乐人生的伦理学。道家伦理体系，也以其恢宏的规模、纳米般的逻辑，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铁一般的证据，铸造了它的以“宇宙主义”为理论框架、以崇尚自由人生为特点的伦理学体系。这样一种伦理学，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其在伦理学理论方面的创造性思考和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老庄及其弟子和诸多道学的后继者通过对“社会伦理”和“圣人之道”的批判和否定，表达了他们重自然的天理伦理观。他们的音乐思想也含有丰富的自然主义伦理观。

篇11

音乐本科毕业论文抄袭、剽窃现象为何如此严重？许多专家教授都曾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先天文化基础不牢”。音乐专业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不高，他们被录取时，文化分数低于其它专业很多。而“论文写作是一种综合的脑力劳动”，撰写论文“实际上是作者思想、观念、知识、修养和语言文字能力的全面体现”。

[1]“他们最应该补习的东西是文化。” 〔2〕

音乐专业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些“先天”不足。他们从小用大量的时间接受音乐技能训练，文化知识的学习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自然要受到一定影响。[1]因此，撰写毕业论文困难较大。“论文是人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最方便、最好的一种载体。”〔3〕“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首先应该能清晰明白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现在还不习惯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知道学术思想从哪里来。” 〔2〕

（二）“后期训练不够”。开设相关的课程很少，音乐专业开设此课程更少。他们在撰写毕业生论文之前没有受此教育，没有进行写作音乐论文规范化的系统训练。郑州大学教授郭英剑说：“不客气地讲，我们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没有能够受到良好的学术规范教育”。[3]因而，直接导致音乐专业写作训练的不足、学术规范意识的缺乏。中央音乐学院钟子林教授认为：“对音乐系来说，应该把论文写作规范作为一项教学的重要内容”[3] 例如，音乐专业学生不通晓论文写作的技术规范。有位学生的论文题目是《源远流长的古筝史》，其内容摘要：“凭着自己对古筝的兴趣和爱好，以及大学四年所学到相关音乐知识，使我对古筝的学习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写成此文。”显然，这位音乐专业学生不会写“内容摘要”。

音乐专业本科毕业生，是未来音乐学科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然而，我们目前却没有加强对他们的科学道德教育、没有制定防止学术失范的根本措施；没有教育音乐大学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从事学术研究者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道德；也没有组织他们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树立法制观念。

（三）“部分专业教师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其一言一行、思维方式、指导思想都会对学生的价值判断产生影响。而专业教师中重技术、轻学术的思想也会对使学生不重视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原因之一。音乐专业的特殊性质要求对其所学专业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而对其教学及工作的评价也由其技术水平的高低来决定 ，至使教师产生技术至上的思想。“作为大学教师，要用自己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力量感染学生，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如果一个教师在学术道德上不能为人师表，那他怎么可能传道授业解惑呢？所以，教师决不能在学术人格、道德操守上把自己降为普通人”。[3]

一句话，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最终导致音乐专业学生不知该怎样入手撰写毕业论文，不知做学问的方法。

二、

“音乐学是一门专业技能，要从事这门职业，必须掌握学科术语以及写作技

巧，对音乐学提出看法。这种看法必须就学科规定的内容用学科接受的写作方式表达出来。”〔2〕

音乐毕业论文写作的目的，要在毕业之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各环节的初步训

练。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和基本理论，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科研实践训练。怎样达到这一目的？

笔者认为：综述训练方法是有效训练音乐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方法，能够

达到这一目的。

其实，西方国家的大学音乐教育，早已注意这一问题。“在西方国家学习音

乐，首先要学习的课程是文献书目与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教师会告诉学生各种有关书籍文献、图书馆分类和查找方法等等必要的资料收集手段。”“在学期末课程结束时，教师一般要求学生做研究状况综述，就某一个题目总结有关数据，明白前人做了什么，自己可以做什么。”〔2〕

何谓“综述训练方法”？是指根据论文写作规律，在专业教师指导下，通过

学生根据已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每年围绕音乐某一选题，一开始就学习将大量分散的有关本选题的音乐文献，通过各种检索方法收集整理；一开始就学习广泛综合、归纳前人音乐文献数据中有实用价值、有见解的新材料的方法；一开始就学习具体分析有关本选题音乐文献的异同点，并学会述评、阐明自己的观点。“综”即收集百家之言，综合分析整理；“述”即结合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和艺术实践经验对文献的观点、结论进行叙述和评论。每篇以综述文体撰写的学年论文，字数要求在3000字以上。经过2至3篇的“综述训练”，再撰写毕业论文。当然，优秀的综述文章也可以作为毕业论文。这种训练要求具备以下特征：

（一）连续性。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综述训练，连续不断，直到大学四年级完

成撰写毕业论文。这样，将音乐本科毕业论文由一次性写作变为“四年性”论文写作过程。从“综述训练”到论文写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练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完成论文写作的所有环节，最后撰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通过答辩。

（二）同步性。音乐专业学生撰写综述与专业理论课的学习、公共课的学习

同步进行，有机结合，其知识结构同步扩大，学问同步积累，到撰写毕业论文时必能很快进入研究状态。因为在这期间，他们学习《哲学》《法律》《教育学》《心理学》和专业理论等课程，通过综述训练的不断思索，已经积累相关知识，感悟必出。

“综述训练”为本科毕业学位论文的写作选题打下基础。学生选择毕业论

文课题，总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与专业理论课结合，二是与已撰写过的综述训练内容结合。河南大学音乐教育2000级于捷在大三时曾撰写学年论文《音乐治疗学综述》，她的毕业论文《现代音乐治疗学管窥》就是在综述基础上完成的。此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收入《河南大学学术论文集》（2004）印刷出版。

（三）实践性。坚持多写综述，实践再实践，是掌握撰写论文和做学问的基

本途径。在实践中学习撰写综述，在实践中提高撰写综述的水平。

（四）全员性。要求所有音乐专业本科学生参加“综述训练”、所有专业教

师参加指导，教学管理人员进行宏观管理。

“综述训练”离不开专业教师指导。有谁来组织实施“综述训练”？笔者

认为：由的二级学院组织，以音乐专业理论教师为主、音乐专业技能课教师为辅，并有教学管理人员参加的队伍，具体指导学生进行综述训练。在教学计划“毕业

论文写作”中，应有所体现这一方案。其指导形式，或专业理论任课教师通过课堂组织；或专业技能课教师单独指导。

三、

综述训练方法的步骤：

（一）选题：一是专业教师结合本课程的教学规定题目。例如，河南大学

艺术学院班一讲师在讲授《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为学生学年论文规定的选题范围限定在《中国传统音乐综述》。这样，学生可选其中一章题目综述，也可选所有章综述。学生结合所学课程的内容撰写综述，有可能做到综中有述，述中有综；既不是纯碎的音乐文献堆砌，也不是专业教材的简单重复，而是专业知识的升化与掌握。二是学生结合自己主修课程选题。一般要选较小的题目，文献资料的来源有保证。如果选题太大，不易掌握。例如有的学生选题是《小提琴的发展史研究综述》、《世界舞蹈艺术的发展历程研究综述》，这类选题偏大，难以承载，不能完成。如果没有围绕已掌握的专业知识选题，学生则对要综述的内容不能形成自己的论断。“综述的题目越具体、明确，搜集音乐文献越容易，写作范围越清楚，因而也越容易把综述的“焦点”写深写透。”〔4〕提倡“小题大作”，而不提倡“大题小作”。

（二）收集音乐文献。

“综述训练方法”的基础是检索音乐文献。欧美许多国家，“大学里导师们

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指导，一开始便是如何使用图书馆数据。”〔5〕音乐专业学生没有掌握音乐文献及其检索知识，也就没有检索音乐文献的能力，在撰写论文之前，对有关课题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了解，也是抄袭、剽窃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当他们具备了检索音乐文献的能力，不但有利于在有限的时间内，确立重点需要阅读与研究的论文论著；有利于确立资料收集的范围与相关研究的意向，避免研究课题重复；而且也能从根源上杜绝抄袭、剽窃现象的发生。

首先，音乐专业学生要认识音乐文献的特性。音乐文献既有理论论著、乐谱，更有载体形式不同的有声音乐作品（单声道唱片、立体声唱片、激光唱片、激光视盘、录音慈带、录像磁带等等）；音乐文献具有语言文字和非语言文字特征。〔6〕

其次，音乐专业学生要熟悉音乐工具书，掌握传统的检索方法，到学校图书

馆、院（系）资料室查找音乐文献。在西方进行音乐研究，其快捷方式是辞典和百科全书。“在这些工具书里，我们可以找到基本事实，某一个术语的准确解释，以及该词条所涉及内容的简要概括。”〔2〕音乐工具书是在已有的大量音乐图书数据基础上，广泛搜集音乐范围的知识材料，按照一定方式加以编排，为人们提供音乐基本知识和数据线索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常见的主要有音乐文献目录、百科全书、音乐年鉴、图录等。还可利用音乐期刊查找，效果不错。它分理论和乐谱两类。理论有《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等，以评论音乐为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星海音乐学院学报》《黄锺》《乐府新声》《交响》《音乐探索》等，以音乐理论研究为主，以其学术性见长。曲谱有《音乐创作》、《音乐生活》、《音乐天地》、《歌曲》、《通俗歌曲》、《祁连歌声》、《广播歌选》等，以刊载不同体裁的音乐新作为主。〔7〕音乐专业学生可查馆藏音乐期刊目录或馆藏音乐期刊篇目索引，就可获得有关资料。

再次，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音乐专业学生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检索

方法，熟悉主要网站及网址，上网查找。（1）雅虎(http:.cn)。其按主题分为14类，音乐专业学生点击“娱乐”类目下的“音乐”，即能获得各类

音乐相关信息；若点击“参考数据”类目下的“图书馆”，又可以查到联网的音乐图书馆的文献信息。（2）中国期刊网(.cn)等.。

（三）做读书笔记和卡片。这是很关键的一步，目的是获得本选题有用的音

乐文献。首先“确定摘录项目：包括参考文献著录项的作者、论文题目或书名、刊物名称或出版社名称、年、卷、期”〔4〕等。其次确定摘录内容：重点在于写好摘要，适当摘录正文内容等。再次将卡片“分类、归入提纲、标号：根据摘录卡片的内容进行初步分类”，〔4〕将相关的、类似的观点内容分别归类；对结论不一致的音乐文献，要学会对比分析，按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做出是非的判断。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应将自己的心得、感受、思想火花记录在卡片上 备用。

（四）草拟提纲：在积累大量读书笔记和卡片的基础上，写出本课题综述提

纲。通过提纲，将已掌握的音乐文献组织起来，并串连到本课题研究的问题上。一般可采用“分类综述”，例如余琛《近年来唐代乐器研究综述（载《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2期）就是分类综述：“一、打击乐；二、吹奏乐器；三、弦乐器。”

（五）评判：在概述音乐文献的基础上，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就浮出水面。这

时，就要评判前人的成果是否有价值、取得哪些成绩，尤其要注意分析两个以上音乐学者不同的学术思想、观点的异同。在此基础上，适当阐述自己的意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样，“文献综述”不是纯粹从文献到文献的碓砌。

（六）回顾研究与建议：这是最后的步骤。在评判的基础上，要提出进一步

研究的设想和内容，力争发前人未发之言，并分析新的研究思路的可行性等。

为便于说明问题，再详细分析上例：

1、综述题目：近年来唐代乐器研究综述（作者：余琛，载《交响——西安

音乐学院学报）

2、前言部分：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唐代乐器的研究作分类综述。

3、正文部分（分级分类标题）：

（1）打击乐（再细分各种乐器）;（2）吹奏乐器（再细分各种乐器）;（3）弦乐器（再细分各种乐器）.

4、初步印象：总结全文，提出研究不足。

这篇论文作者至少做卡片85张之上，因为本文引用论文85篇。

音乐专业学生可选其中一类乐器进行综述研究，例如“弦乐器综述研究”；

也可先其中一种乐器进行综述研究，例如“古筝研究综述”。另外，根据读书笔记和卡片，可把年限定为“近年来弦乐器综述研究”、“近年来古筝研究综述”。

四、

“所谓学术，它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做学问的方法，二是指应用一

定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所得到的成果。”〔8〕著名学者王力先生特别强调学会撰写论文方法的重要性，他说：“研究生的任务不单纯是接受知识，而且要进行科研工作。因此，研究生有个重要任务就是写论文。”“我们现在要求研究生写论文，就是要他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会写论文的方法。”〔9〕显而易见，综述训练方案，对培养学生做学问的方法、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走向“学术规范”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综述训练”为音乐专业毕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提供了命题。“在西方，指导

教授和学界人士一看论文的导言就可以判断论文是否有学术价值，因为导言部分通常会对前人在某一个问题上所做的研究做出回顾和评价，然后以此 作为基础，提出自己的中心论点，即命题。”〔3〕而我们目前，音乐专业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这一部分。

（一）“综述训练”使学生对前人的学术成果一目了然，熟悉本课题的研究

现状、进展和困境，避免“重复研究”和“常识研究”。“按照德国学术规范，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们就受到文献分析训练：要研究某个问题，先必阅读归纳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文献，然后再考虑自己能做什么。”〔2〕

（二）“综述训练”使学生正确使用引文、注释等。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杨昌

勇认为：“学术论著注释和索引的规范化是学术规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7]“西方的学术论文注释很长，实际上就是一种学术积累和保证学术发展的重要措施。如果不重视这种积累，就为剽窃抄袭制造条件。”〔3〕

（三）“综述训练”能够训练学生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锻练学生覆盖专业

知识的能力。分析与综合是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而撰写综述文章离不开分析与综合。只有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形成科学规范的写作思路。

（四）“综述训练”能够锻练学生查找和积累文献资料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学会各种检索音乐文献手段和方法；学生做笔记、做分类卡片，为毕业论文积累学问。厚积累，多看书、多搜集、多动手，根深方显凝重，厚积方能薄发。“抄一本书是剽窃，抄十本书是研究，抄一百本书是学问，抄一千本书是大家。” 〔2〕

五、

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工作中进行“综述训练”，既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

的培养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和掌握做学问的方法。但要全面解决培养学生走向学术规范的问题，还应开设相应的课程，“学术规范”教育应成为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其内容包括：音乐文献、音乐文献检索、著作权法、学术论文写作等。这门课程可称为《音乐信息文献综合检索与论文写作》。

在音乐专业开设这门课程，有必要与信息素养教育结合起来。当今，在“美

国，信息素养教育成了讨论热点。”﹝10﹞我国在图书馆界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图书馆员要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发挥作用，责无旁贷。

从这门课程内容看，涉及音乐学、法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写作学及计算机应用。要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提倡图书馆员、音乐教师、法学教师、写作教师、计算机教师等多方合作开课，音乐教师讲授音乐文献部分、法学教师讲授著作权法部分、写作教师讲授论文写作部分、图书馆员讲授计算机检索和手工检索部分；辅导实习以图书馆员为主，专业教师亦积极参与，与图书馆员密切合作，这样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在美国，专业教师与图书馆员的合作，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意味着图书馆员积极走进学科教学的课堂，全面地深层地参与课程；另一方面，它要求教师把信息素质内容纳入自己的课程要求，接纳并主动寻求图书馆员的帮助与合作，双方协同进行课程作业活动等的设计师实施乃至评价。这是信息素质教育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只有通过它，信息素质教育才能直接惠及全体教育对象。”﹝10﹞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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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铭道．音乐学——历史、文献与写作〔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3〕程千帆，巩本栋．贵在创新〔C〕．学术规范读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324．〔〕郭英剑．〔〕杨玉圣．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关于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问题〔C〕．697．〔〕张国春．近期学术界关于学风问题讨论综述〔C〕．*128．〔〕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命题和注释——简评我国法学研究的流弊〔C〕．497．〔〕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C〕．194页．

〔4〕黄栩兵．文献综述的写作〔J〕．人民军医，2004（4）．

〔5〕杨沐．我国音乐学学术论文写作中的几个问题〔J〕．音乐研究，1988（4）．

〔6〕郭旗．音乐文献的特性〔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3）．

〔7〕童小燕．谈音乐期刊文献的开发利用〔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5（3）（4）．

〔8〕王振铎主编．编辑学通论〔Z〕．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94页．

〔9〕葛发智，陈崇铨．学位论文的要求、准备与撰写能力的自我培育〔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1996（3）．

篇12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30

作者简介：杨民康（1955~），哲学博士，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北京 100031）。

收稿日期：2011-07-21

一般认为，佛教大约于13世纪前后传入蒙古地区。关于传入的路径，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最早自传入了藏传佛教。但根据某些早期的西文史料记载，为之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依据。其中一种说法认为，13世纪初叶，伴随着藏传佛教萨迎派的东渐，从传入蒙古高原，同时也传入了汉传佛教和西域佛教和佛教音乐文化。元朝覆亡，蒙古人退回塞北草原，曾一度放弃佛教信仰，佛教音乐亦随之衰微。因此，从13世纪至16世纪，有关蒙古地区的佛教和佛教音乐发展状况，无论在中文或西文史料中均十分鲜见。直到16世纪中叶以后，蒙古地区依附于中原的清宫满族朝廷，藏传佛教音乐始真正在蒙古地区得到传播，并逐渐站稳脚跟，深入到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过程中，历代章嘉国师及章嘉活佛系统凭借其在北方藏传佛教界的统领地位，大量的佛教仪式乐舞表演和建立乐僧培养机制等相关实践活动，对于藏传佛教乐舞在北京及蒙古地区的传承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史籍中有关三世章嘉活佛的道歌演唱、培养艺僧和组织、统管节庆仪式乐舞表演等事迹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以图对上述佛教音乐文化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实例。

清代的章嘉活佛系统及其在宫廷及皇家寺院中的尊崇地位

清代除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外，受满清朝廷特殊礼遇的还有章嘉活佛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两个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与达赖、班禅并称清代“四大活佛”。据史载，清康熙帝封二世章嘉活佛洛桑却丹（1642-1714）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国师印及诰命敕书，扶植他为内蒙古地区最大的活佛，住持多伦汇宗寺[1]。作为清代在藏传佛教界封赠的唯一国师，历代章嘉活佛都世袭此职。同时，由于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及其统领的两大活佛系统的驻锡地一直是在地区，清代都城北京的藏传佛教便主要隶属于以章嘉活佛为首领的佛教系统，该活佛系统亦以蒙古族僧侣为主要成员。尤其是三世章嘉活佛章嘉•若比多吉(1717-1786)，①17岁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和掌教喇嘛，18岁时受封驻京掌印喇嘛，依据其拥有的上述特殊身份和地位，通过其所掌握的宫廷藏传佛教机构、教育系统和以雍和宫为首藏传佛教寺院，对当时包括北京和蒙古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历代章嘉活佛中，三世章嘉•若比多吉除拥有上述尊贵的地位和名份外，还一直是清廷兴建寺庙的顾问。除了指导祭典仪轨、佛教造像、经咒讽诵外，还主持将藏文大藏经翻译为蒙文和满文的工作。清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在嵩祝寺，藏传佛教高僧们根据夏鲁寺布顿写本刊刻了《甘珠尔》，雍正年(1724年)又刊刻了《丹珠尔》，完成了全部藏文大藏经的在京刊刻过程。乾隆六年(1741年)，章嘉国师带领京城寺院中通晓蒙藏语言文字、学识精深的佛教高僧和藏蒙知识分子500余人组成译经馆，将大藏经《丹珠尔》翻译成蒙文，并付梓刊行，流布于蒙古各地。乾隆二十五年(1771年)，章嘉国师又组织译经馆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部分译成满文。

章嘉国师通晓多种语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八月十八日，皇帝听受班禅大师讲“百胜乐长寿灌顶法”时，章嘉国师将其教言和仪轨程序译成蒙语，讲给大皇帝听[2]。他常常给不懂藏语的满人、汉人和蒙古人分别用他们的本族语言讲经说法，清晰动听，流畅无碍。这些人从未听过法音，通过国师的讲经，亦能粗知佛法内容，对之产生坚定的信仰[3]。雍和宫落成，章嘉国师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该寺堪布。乾隆帝谕令：“在此寺聚诵时全都必须用满语诵经，因此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国师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书籍。由于诵经语调不适合满语念诵，章嘉还专门为用满语诵经的僧人制定了新的诵经音调[4]。

清代三世章嘉活佛在满族宫廷仪式及歌舞表演中的道歌演唱

藏传佛教史上，演唱道歌是历代藏传佛教尊者所重视并擅长的佛教文化传播方式和宣教手段。有关藏传佛教仪式与仪式音乐唱诵的关系，《乐论》里如是说:“六大事时不咏歌，瑜珈音典定消亡。”所谓六大事，如旋陀罗轨范师所说:“六大事时要咏歌，修供、灌顶、开光、期供、丧事和烧施。”[5]可以说，“六大事”基本概括了同佛教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类型。既然“六大事时要咏歌”，那么，在藏传佛教仪式里，歌唱活动便是一个覆盖率甚高的行为内容，且因此而受到了《乐论》作者的特殊重视。

历代藏传佛教尊者中，宋代米拉日巴尊者的道歌演唱尤其具有典范性和文化个性。流传至今的《米拉日巴道歌集》里，曾收录了米翁所作道歌500首，民间的说法则是他“留下了十万歌颂”。在后弘期的藏族佛教文化里，以米拉日巴道歌为代表的一类藏族传统民歌，除了可以在民俗活动及日常生活中演唱之外，还是在佛教仪式里用于宣讲、解释佛教义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其作用堪比唐宋时期汉传佛教寺庙里的俗讲和变文。据学者分析，从米翁时代人们所编唱道歌的格律看，大部分是鲁体民歌[6]。而非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是佛教经腔或吟诵调。一代佛学大师宗喀巴对诗律音韵学，藻词学，戏剧舞蹈、攘灾明论等大五明和小五明也无不精通，仅以他对于声明（包括佛教音乐在内）学的学习经历来看，他在前藏地区住锡时期，不仅详细地阅读了全部《甘珠尔》佛经，还详细地阅读和思考了至尊玛尔巴及米拉日巴等尊者的著述。特别是细阅了《那若六法》、《长寿三法》、米拉的六种道情歌、各种耳传法等[7]。另据史载，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成年后，尚能为幼僧教授并示范“一楞金刚”“三楞金刚”“五楞金刚”等金刚舞姿和步法，开口即唱道歌经曲[8]。

关于后世藏传佛教大师演唱道歌的情况，可见于清末汉文史籍里记载的当时满族宫廷法会仪式及歌舞表演中的道歌演唱。根据清代藏传佛教章嘉国师的亲传弟子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乾隆十年（1745年），三世章嘉国师在香山居住，他心情舒畅，灵感顿发时，依照妙音仙女所唱的曲调，写下了吉祥美妙动人的《仙人喜乐之舞》等几篇著作，并即兴吟成赞美恬静的道歌《长颂》[9]。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无论是盛大、公开的仪式典礼还是小型、私密的供轮法会，章嘉国师都会即兴演唱道歌，然后由弟子们记录下来。这样的例子，在该书里比比皆是：

在一次由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为国师举行的庆寿会供轮法会上，他唱起道歌奉献给章嘉国师，国师情不自禁地唱起具有深意的金刚道歌作答。[10]

在另外一次迎接班禅大师的法会上，章嘉国师还献唱了一首金刚歌供养道歌。[11]

有一次在五台山，章嘉国师在扎萨克喇嘛的请求下，唱了一首秘密道歌《空行母心要之歌》（又称《认识母亲的戏语回声之歌》），并传授了一些修行秘诀。[12]铁兔年八月空行聚会之吉日，嘉木样活佛在多化诺尔的新寺佛殿中举行的会供轮供养法会上，章嘉国师又即兴吟唱了道歌。[13]

僧侣在法会仪式里演唱道歌的作用，正如达赖喇嘛在给章嘉国师的教诫中所说：“脱离庸俗愚昧和猜疑，在一荒僻清静的地方，你这佛陀的尊胜弟子，经常唱起欢乐的道歌，如获初地的补特伽罗，努力地修证教法实义，将会受到大德们称颂，同时庄严你菩萨道行。”[14]

从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的的佛教音乐历史看，其对于仪式诵经的演唱风格通常保持着为固定的梵乐或梵呗的传统观念，在这一点上比较前弘期持有更为明确和坚守的态度。同时，这一时期的佛乐观念中蕴含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僧侣日常生活及仪式里，为了弘扬佛法而采用的道歌――鲁体民歌与其他民歌的歌唱行为，不仅佛教界人士予以支持和肯定，而且还在宗教典籍中予以确认和论证。可以说，上述重视以诗歌演唱方式来传播佛教的特点，在整个后弘期的佛教历史上，从阿底峡、米拉日巴、宗喀巴、《乐论》的作者和诠释者，直到后来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那里，都得到了良好的贯彻和传承。而在《乐论》里，不仅十分重视诗歌（或道歌）的演唱方法及社会作用，而且还将后来主要用于演唱诗歌的鲁体民歌曲调列为俱生乐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之予以了肯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同样也是在《乐论》里，作者也指出：“从前的歌唱家们精通歌词，到污浊之世即现时的歌唱家们都注重练曲，想到十分污浊之世即未来时期的歌唱家们不精明、智慧浅、头脑简单，因此只喜鲁体民歌，而对音、词等毫无所知，相反却产生厌烦，想到此处，不得不说：要警惕啊!”[15]。②由此可见，上述提倡道歌演唱的传统习惯，也存在着一个由早期比较注重歌词和声韵，到后来仅只注重曲调，甚至沦落到仅以掌握其中的一两种（如鲁体民歌）而感到满足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一种逐渐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的发展趋向。

章嘉活佛主持的佛教艺僧制度及其对蒙古佛教乐舞发展产生的影响

蒙古地区的佛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清末曾经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19世纪中叶，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一行穿越中国的长途旅行期间，曾于1844年10至11月期间来到蒙古地区的青城（归化城，即今首府呼和浩特）。据古伯察著《鞑靼旅行记》所述，青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其贸易规模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城市里难有其匹。城中有5座大喇嘛寺，各有2000多名喇嘛。喇嘛的数量，几乎占本城居民的三分之一[16]。1844年9月的一天，古伯察等来到卓资喇嘛寺。据说在当时这是一所由清朝皇帝敕封和赐建的名寺，有大约二千名左右喇嘛驻寺。就像前述第二类情况那样，喇嘛们以教团方式过集体生活，上层喇嘛都享受着清廷给予的俸禄[17]。在阅读上述资料时，笔者遇到的一个困惑，即对于藏传佛教为何近世在蒙古地区得到迅猛发展，究竟是通过藏族僧侣大批进入蒙古地区的方式直接传入？还是由蒙古地区的僧侣大批前往藏区求学取经？抑或是通过其他第三方的途径达到上述结局？以往的相关史料多语焉不详。而在具体的史料中，则可看到同前两种传入途径有关的零星说法。例如，一则对于藏族僧侣进入蒙古的史料，是根据近年来发现的一本《仓央嘉措秘传》，18世纪初，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样，被解送进京面圣时病死在青海，而是在途中与随从人员分手，相继到了四川、、青海、北京、内蒙、尼泊尔和印度，晚年在内蒙古的阿拉善定居，在那里治病、讲经、收徒，还在岱兑、楚古等等十三座寺院担任堪布职务。在担任大同寺寺主时，在金刚持祭祀法会期间，按拉萨传大召的传统，制订了讲经、祈愿、跳神、打鬼等全套仪式。从那时起，传如法会大河流水，年复一年，迄今不断。当时有一种黑冠神舞，便是尊者亲自传授的。他又将假面舞教与嘉格隆托桑达尔杰寺，并订下规矩，全部按古夏扎仓的传统行事。在他的主持下，寺院进常举行驻乐、金刚手、大威怖三位本尊的彩粉修祭和其他盛大修祭活动，对内蒙古藏传佛教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18]。而有关异族或异地僧侣到取经的事迹，则散见于许多的佛教人物个案。例如本文所提到的二世章嘉活佛，幼年在青海佑宁寺出家，曾于1681年去学佛，成为五世达赖的弟子，1683年返回佑宁寺[19]。三世章嘉活佛青少年时期一直在京城学习佛法，在十八岁时，才有机会前往，“以国师名号赴藏办事”[20]，并在此期间从五世班禅大师受具足戒[21]。由此可见，即使像章嘉活佛这样贵为上层喇嘛者，能够到一次也殊为不易，何况是普通僧人！值此备感困扰之时，笔者从一些汉、藏文史料中发现，当时以章嘉活佛为首的一些京城藏传佛教僧领，通过前述其种种地位、身份的便利条件，充分利用当时京城拥有经济、文化交流和地理交通等优势，逐渐使北京地区佛教界成为上述两条备感艰难的佛教传播途径之外的第三条甚为便捷、有效的传播通道。

据史载，乾隆九年(1744年)，为了更为系统、有效地为蒙古地区培养藏传佛教高级僧侣，在章嘉国师主持下，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并举行了开光仪式，乾隆帝赐名“噶丹敬恰林”。此后在雍和宫建立显宗（300人）、密宗（200人）、时轮（50人）和医学（50人）四大扎仓，使之成为清代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雍和宫建立伊始，四大扎仓教师一律从选送，显宗院上师由哲蚌寺哈东然坚巴•阿旺群佩担任，密宗院上师由后藏选派的贡却丹达担任，药师殿上师由彭措赞林担任。其他导师分别由拉萨三大寺和上下密院的十八位格西担任。学生包括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选送的五百名天资聪慧的年轻僧人[22]。另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雍和宫各扎仓额定的“学艺喇嘛”共80名，均系选送来京的官费生，费用由各旗负担。其中内札萨克六盟，每盟10名；外札萨克四部落，每部落5名③。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附近，仿照桑耶寺的形式修建了一座很大的佛教寺院普宁寺。寺院建成后，乾隆帝和章嘉国师亲临其地，举行庆祝典礼，并从蒙古各旗征集僧人入寺学经。寺院分显宗扎仓和密宗扎仓，总堪布和各扎仓的喇嘛选任与雍和宫的规则基本相同。当时，乾隆帝下令：“成立一支表演时轮和胜的四月供养舞蹈的仪仗队，从派教习歌舞的老师来。”于是由夏鲁寺派来两名舞蹈老师，教习“噶尔”和神兵驱鬼的“羌姆”（跳神）两种舞蹈。按照章嘉国师的指示，从府库内准备了铜鼓、面具、顶髻、骷髅等道具，每当逢年过节或举行法会时，都表演“噶尔”和“羌姆”。此外，还表演过扎什伦布寺中所跳的“羌姆”和萨迦寺的供养宝帐依怙的“羌姆”[23]。

由此可见，清代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集满清宫廷的最高佛教管理机构、从事与内地及内地寺庙的交流传播和为蒙古、青海、甘肃等地培训高级藏传佛教僧侣人材等作用于一身。许多藏传佛教的活佛在京城寺院讲经说法，将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大批、蒙古和西北等地的年青僧侣来京城学习、供职，主持寺庙的法事，学成之后又回到本地，明显地促进了不同地区藏传佛教及佛教音乐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广泛传播。从其寺庙形式及僧侣制度看，可以说吸收了古代汉传佛教十方丛林的诸多特征，在当时无疑已经成为全国除之外的另一个藏传佛教文化中心和集散地。

学僧、艺僧系统为佛教节庆及仪式活动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

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的节日，与其他地区藏传佛教一样，均同佛祖释迦牟尼以及本教派创始人的诞辰、忌日以及对他们创教弘法业绩的纪念活动有关。根据众多的史志资料显示，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的节日里，最隆重的是四大祈愿法会：正月祈愿法会、四月祈愿法会、六月法会和九月法会。其中的正月祈愿法会，起源于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正月，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大规模法会活动。自此，格鲁派所有的寺院都在正月里举行法会，来表达对宗喀巴大师的尊敬和纪念。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也因此形成了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西黄寺诵经活动的惯例。会上除诵经、讲经、辨经以外，还要举行祈祷、施供、跳布扎、放乌卜藏等佛事活动。京城其他寺院也都在正月举行金刚法舞活动。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均为皇家寺院，驻京喇嘛均属奉调支差（乌拉），由官府给予钱粮俸禄，其特定的佛事活动，即为清朝皇室诵经祈福。康熙二十六年(1697年)，在宫内中正殿设立了喇嘛唪经之所，定例为每日以二十人，在前殿唪《吉祥天母经》；以九人在后殿，唪《无量寿经》；以三人在后殿，唪《龙王水经》。此外，对各寺喇嘛在各处举行“跳布扎”、“放乌卜藏”仪式和念经的人数、所念诵的经典都有甚为详细的定制④。

正如前文所述及的，历代章嘉活佛中，三世章嘉•若比多吉(1717-1786)一直是清廷兴建寺庙的顾问，负有指导祭典仪轨、佛教造像、经咒讽诵之责。可见在这类佛教节庆活动中，章嘉活佛系统作为京城的佛教文化中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而由章嘉活佛掌管，具有佛学院性质的雍和宫则源源不断地为之输送新鲜血液。他们所培养的大批学僧、艺僧，成为这类佛教节庆中举行仪式表演活动的一支基本队伍和中坚力量。

结 语

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少数品质能力出众者，有时能够于特定的历史时刻，在局部社会里发挥出令人惊异的个人作用，并因此而凸显出个人的文化或艺术魅力。在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发展与维护过程中，这种“时势造英雄”乃至于“英雄造时势”的现象并非鲜见。然而，这类现象的性质和表现有时会因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存在差异。在族群、地域或某一文化阶层等局部范围内进行文化传播和交流时，每当有个体杰出人物出现，其头顶上往往也会伴随着出现一个较鲜明的族性、地域性或阶层性的文化标识。而在跨族群、跨地域和跨阶层的文化传播、交流活动中，这种较狭隘的文化标识将会趋于模糊。那么，像出自青海（甚至来自土族）的章嘉活佛为北京和蒙古地区佛教文化发展做出贡献；来自西北地区和身为伊斯兰教徒的赛典赤为云南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尽心竭力等事例便层出不穷。本论文从佛教及音乐艺术等不同角度来讨论北方都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文化交融问题，或许能够为这类多层、多元音乐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典型个案和参考事例。

课题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度重大课题项目（批准号：03JAZJD760005）

注释：

①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出生于青海的霍尔人（土族）家庭，四岁被认定为阿旺•罗桑却丹转世灵童，并迎入郭隆寺学经。

②此段的原文是：“从前的歌手们精通歌词、如今人们则重于练曲。耽心今后歌手们不高明，智能下只喜鲁体民歌，什么也不懂，反而心生厌烦。”

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八十七•理藩院二五。

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务府•杂例•卷一二一九。

［参 考 文 献］

［1］土观•洛桑却吉尼玛，陈庆英，马连龙.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15.

［2］同［1］，348.

［3］同［1］，186.

［4］同［1］，205-206.

［5］阿旺•贡葛索南扎巴坚赞，赵康.五明处之一――工巧明之分支《乐论》注疏•文殊上师喜悦之雅音，明慧意乐功业遍布（连载）［J］.艺术研究，1993(1):6-12；(2):18-24；(3):7-13.

［6］云丹次仁.米拉日巴道歌初探［J］.研究，1984(4):81-89.

［7］周加巷，郭和卿.至尊宗喀巴大师传［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8］阿旺伦珠达吉，庄晶.仓央嘉措秘传［J］.研究丛刊，1981:484-552.

［9］同［1］，189.

［10］同［1］，297-298.

［11］同［1］，268.

［12］同［1］，327.

［13］同［1］，310.

［14］同［1］，303.

［15］同［5］.

［16］（法）古察伯，耿.鞑靼旅行记［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17］同［16］，92-93.

［18］同［8］.

［19］同［1］.

［20］同［1］，99.

［21］同［1］，第七章.

［22］同［1］，137.

［23］同［1］，221-222.

On Singing Dao-Songs and the System of Art Monk in Tibetan Buddhism at Beijing in Q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