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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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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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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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需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去僵尸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产业布局，打通产业链。另外，需增加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减少损耗并逐步实现零损耗，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有色金属行业的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严控冶炼产能扩张、大力发展高端材料、实施公平用电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资源利用率和企业利润。

水泥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任务主要是通过建立市场监督机制等措施遏制新增产能;运用政策量化去产能指标和市场运行机制淘汰落后产能;政府有效引导错峰生产;提高水泥实物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做好水泥区域市场建设和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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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6-0001-08

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简介：刘士林(1965-)，男，河北曲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

大约20年前，我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与理论，认为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将诗性文化理论运用于美学、中国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领域，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值此诗性文化理论提出20周年之际，我想结合个人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作一简要回顾，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一、诗性文化的学术地图与多向拓展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自1990年着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来，我个人的学术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在这里，我想简单从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以及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提出的“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

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其次，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生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并积极地“从建设性

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国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人到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几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讲演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20年来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广诗性文化的根源。

二、学术语境、历史背景与理论建构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综合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个有着坚实理性基础的本体论结构。我认为，中国诗性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学术语境上，以区别“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为前提，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与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与接触的深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热点问题。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文明的冲突”与“殖民文化”理论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论结构的理论阐释，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缚于传统的国学范围，考证源流，董理国故，缺乏对其现代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传统，纸上空谈，隔靴搔痒，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是“史”而不是“学”，主要表现为史料之间的松散的排列组合，既缺乏核心范畴又没有逻辑系统。具体说来，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国哲学的话说，是那种大而无对的本体，是那种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盖、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语境来显现的“道”。二是缺乏紧密的内在统一的逻辑进程，即那种依靠民族话语而展开的自我精神运动过程。这往往使研究变成从时间角度来排列历史生活现象，而不是从逻辑角度来重建可理解的历史有机体。对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历史资料及相应的历史学方法作基础，更需要建立中国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关的逻辑系列。只有这样才能讲清楚中国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并阐释出其现代性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须在观念领域建立中国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浓缩着中国文明的全部精华而又“与物无对”；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学术方法上完成从“史”到“学”的转换，彻底抛弃现代学术中的二元论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把自现代以来一直迷漫在中国学术界的“文化殖民主义”给予一次大的清扫。《中国诗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观念，论证了其特有的本体结构与历史形态；在逻辑范畴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诗性智慧为核心，从原始发生、逻辑内核、精神方式、结构关系、历史流程、价值归宿、当代意义等角度，对中国文明的精神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本体内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释。

其次，在历史背景上，以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和张光直的青铜时代为理论资源，在批判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观。

在当代关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文明中心论对于人类历史整体的扭曲；二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历史形态的独断论阐释。它们本质上可以称之为文明中心论学术史观，并直接导致了文化殖民主义的恶性发展。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试图建构

一种关于文化起源的新学术史观。具体而言，是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与张光直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卓越研究结合起来，以前者为根据避免了文明中心论的独断论认识图式，以后者为基础捍卫了中国文明的本体性结构。同时，.经过对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古文献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为人类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从青铜时代到轴心期，也即中国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会。中华民族在这个历史区间所面临的挑战与经历的变化，是中国诗性文化得以发生的最直接的历史背景。这段历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终结处，也是文明时代的历史起点。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识的诞生。而导致这一巨变的深层原因则主要有二，即历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变革与心理角度的意识结构转型。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研究，原始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人类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构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发了以“死亡意识”为精神核心的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古生物共同的问题是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其巨大的差异则在于，由于“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人类的反应开始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自身成为“主体”，在原始诗性智慧中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西方历史学家将之称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以后所有的文明创造与成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再次，在理论建构上，以“文化研究”为学术语境，以“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为历史背景，以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为总方法论，通过对早期文明在物质生产方式、人自身的生产方式及精神生产方式的差异考察，阐释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层结构和核心功能。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在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在现代意义上，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着的“一元论”。从文化功能角度看，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正如庄子说“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时代，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人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原始的和谐彻底破裂。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_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积累形成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诗性文化形态。

在现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诸如西方科学而中国审美、西方理性而中国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擅长维系社会等，可以说都根源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这两种迥然相异的本体素质。如果说理性文化很容易获得物质生活资料，那么，不与自然相对立、相分裂的诗性主体，如何从自然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完成其与自然之间必须展开的物质交换以维系其类的延续性，则不仅是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同时也包含着诗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前者依赖于自然，人的本质力量所实现的不仅是主体的劳动逻辑，同时也是对象固有的目的的展开。如农民种庄稼在满足主体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种子“长成庄稼”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业文明的劳动逻辑中，主体与对象之间所发生的“物质变换”过程，则意味着把对象生产为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学工业。中国诗性主体的生命活动方式源于史前时代的诗性智慧，其劳动逻辑可以表述为：如何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又把对象生产为对象本身以及同时把主体生产为主体本身。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把自然再生产为自然、把人再生产为人，把世界澄明为世界的自由劳动机制。正是在这种内在生产观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产关系的制约下，中国民族形成了一种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环境、能源和社会不断出现问题和危机的当下，诗性主体特有的这种生命活动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昭

示着中国诗性文化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意义。

三、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人类诗性智慧最直观的物化形态，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以阅读、鉴赏、研究与写作为主要形态的中华古典诗词传习，有着比一般的读书与知识教育更伟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这一点可通过与当下十分兴盛的国学研究的比较得知。国学教育尽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知识，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来自现代学术，或者说来自受现代西方学术文化影响巨大的中国现代学术，因而在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中，随处可见的都是经过西方理论语境过滤、解释和修正之后的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经验，而它们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国文化的真实历史经验与内在精神本质，是很值得怀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以诗性文化理论为基本语境、以中华诗词传习等为具体教育手段，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尴尬与困境。

尽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词可以很形象地表达和再现中国文化，但由于诗词本身是文学而非理论，是意象和灵感而不系统，人们对此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可以归结为它是否可以传达尤其是可以系统地传达中国文化及其精神。关于这个问题也比较大，这里仅从两方面加以简单论述：在理论上讲，那种认为诗词不具有文化理论的观点，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义建构的一个思维镜像。如果从维柯《新科学》的角度看，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谱系和智慧形态。关于这一点，维柯在《新科学》中讲得十分明确，一方面从诗性文化中发展出诗性的逻辑功能、伦理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发展出物理知识、宇宙的知识、天文知识、时历和地理知识，这些也都是诗性的。以中国的《诗经》为例，“《诗经》是中国诗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同时它表达的也是诗性文化的黄金时代，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们，无不先从这里获取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并逐渐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化典籍中‘经’的地位与意义。”①从历史上看，以先秦《诗经》与周代文化为例，《诗经》本身尽管在形态上是诗，但本质上更可以称之为“周代文化百科全书”，对此既可参见孙作云先生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一书，也可参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开封师专学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审美观念、婚姻状况、酿造技术、动物学等方面。总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诗经》中都获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为它采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诗性文化本身曾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现代教育框架与制度把它重建起来。

按照当代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主要包括五种，即哲学学习、政治学习、实用知识学习、伦理学习与审美学习，它们涵盖了理念、现实、工具理性与制度理性、人之为理性生命的伦理原则及人之为自由生命的审美尺度。与那种认为诗词是一种零散、破碎、非系统的知识相反，中国诗性文化大体上包括了以上五种知识谱系。

在哲学知识谱系，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中国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国诗学里”、“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从诗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实、更确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精神结构中发生过的裂变、演化和跃迁过程”。这是因为，中国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当于西方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与意义。在《中国诗哲论》中，我曾深入论证了古代伟大诗人的哲学价值，他们在诗中以直觉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们能够“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们，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结构和精神本体。正如汉代经学说“诗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诗还是整个宇宙的精神轴心，在诗的本体论结构中深蕴着宇宙、社会、生命运作的密码与机制。也由于这个原因，诗在表层结构上的任何变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状态变化的预演或征兆。如《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尽管中国这种源自上古的诗性智慧，在经历了玄学、理学、佛学人诗的历程后也沾染上一些杂质，但从总体上看，并未改变其深层的结构与功能。

在政治知识谱系上，以中华诗词为表现形式的中国诗性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同时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诗的政治功能便以“观民风”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如《礼记・王制》所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诗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自居易的“补时政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诗歌创作与传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现实的基本渠道，同时也是古代士大夫为生民请命的重要的参政议政方式。此外，这还集中体现在“诗歌之道与政通”上，如《乐记》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还提出这与上古时代的诗性政治相关。根据我们对“周六诗”的阐释，它们都是上古诗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体说来，其中的“风”、“比”为中国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时代形成的那种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诗性智慧的延续，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劳动者的本能，以保证整个种族在人口数量上的再生产。其中的“兴”、“赋”为农业生产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来刺激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热情，二是用来消除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再生产的冲突与矛盾。而“雅”与“颂”则是这一诗性政治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弥补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后者则意在维护周部族内部的安定团结。从总体上看，它们分别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关于人自身的再生产、关于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精神生产。

在实用知识谱系上，与针对自然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同，诗性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和人群，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或以实用理性为突出特色的实用知识谱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体层面上涉及知识传授、情感表达、观察方式、伦理结构、外交修辞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这些记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

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与现代诗学刻意强调诗的审美价值不同，诗性文化先验地融审美与实用为一体。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诗歌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确可以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赋诗以观其志”：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

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

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

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闽，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闻也!”予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

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

“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

禄，得乎!”

曹植也曾用《诗经》之句帮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写道：

远慕《鹿呜》君臣之宴，中咏《常棣》匪他之

诚，下思《伐木》友生之义，终怀《蓼莪》罔极之

哀。(陈寿：《三国志・魏书》卷十九)

与针对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国诗性文化更关注从社会兴衰中发现历史规律，因而在中国有“诗史”之说。与西方主要以生产工具来划分人类社会各阶段不同，如我们熟悉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中国古代更倾向于用诗体更迭显示历史的变迁进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

在伦理知识谱系上，与古希腊柏拉图以诗歌伤风败俗为由，提出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不同，在中国则有“诗教“一说，以为诗具有无与伦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

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毛诗序》)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

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潜：

《说诗啐语》)

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

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间；借以为榆杨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

诗义之不明也。(黄节：《诗学》)

这种看法还体现在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元白诗派上，如自居易对张籍的评价：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

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

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

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

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读张籍古乐府》)

在审美知识谱系上，自从陆机提出“诗缘情”的概念，特别是经历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之后，诗性文化的政治伦理功能有所收敛，而其固有的审美功能则有重大的提升。诗词在表达情感上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

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

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

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

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

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

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诗品

序》)

篇5

一、我国宏观经济概括。

从宏观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实现平稳增长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较大，并且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日益增加，因此中国将稳增长、抑通胀和调结构确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与之相适应，中国需要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积极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路径的选择。

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当前必须在保持中国宏观经济运转相对稳定的同时大力推行更多的合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

首先，当前必须要大力扶持农业生产，确保粮食供应充足，要对农业产品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规则加以大力监管，以便防止炒作投机，同时避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快速上涨，确保价格稳定，另外还要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及农产品等价格变动高度关注，以便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缓解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压力。其次就是要适度提高存款利率，要对信贷规模进行合理控制，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要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最后就是要通过采取法律及必要的强制行政手段来积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对市场过度投机行为加大打击和监管力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为了确保我国的经济发展平稳，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通过优化财政支出可以保障投资规模合理快速的增长。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对投资项目进行合理的完善和管理，对于可能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其次要通过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来严格限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同时对于代表了高科技的新能源及新材料要给予大力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逐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加大投资倾斜力度。

篇6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在复苏的轨道上加速运行。美国经济的各项总量、结构指标和先行指标都出现明显好转，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失业率也开始缓慢下降；欧元区经济则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扰动下奋力前行，宏观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逐步提升，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运行；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强劲，自2008年第2季度以来首现正增长，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状态都出现明显改善，通货紧缩的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国宏观经济进入高速恢复期，相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经济增长出现了补偿性反弹，增速高达11.9%，但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模式转变和通货膨胀预期控制的复合性困难增加。世界经济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顶端，以中、欧、日为支柱的“方锥体”格局，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调整的纠结点。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财政政策需要从总量扩张、快速拉动的方向上回调，强调中长期调控，重视政策效益毕业论文怎么写，借助市场力量的战略性调控框架应得到重视和实践。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形成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的加速复苏，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技术和国际机制协调的第一大国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导国，中国、欧盟、日本成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经济由传统的美、欧、日“大三角”转化为4个相互联接、相互影响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国际经济政策的角力由单纯的国与国互动转变为集团间利益的调整，由单纯的实力对决转化为国际机制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恢复期各方利益的纠结点。

（一）世界经济“方锥体”格局的基本形态和内在机制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重大打击，但从经济规模、技术能力和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驱动力量（见表1所示）。中国经济率先渡过危机的“拐点”，为国际经济形势的稳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有效恢复提供了重要支撑，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一环。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统计 单位：亿美元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规模

美国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国

49093

德国

33576

法国

26798

英国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罗斯

12282

澳大利亚

9200

墨西哥

8663

韩国

8003

荷兰

7942

土耳其

篇7

不能继续搞扩张性投资政策

《国企》：通货膨胀问题刚刚得到控制，经济下滑压力又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难题。中国经济似乎总是充斥着抑制通胀和保增长的悖论。这些中国经济形势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下行，增长速度在放缓。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中国经济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

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是内需不足，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我们的经济已经形成了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格局。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的出口增长非常快，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但是因为现在国际形势不好，所以国内经济失衡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另一方面是投资增长快，消费增长慢，投资增长带动产能持续扩张，紧接着出现的问题就是内需越来越不足，产能扩张后产品在市场上找不到出路，就造成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其实在过去一些年里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国企》：那么，应对这一阶段的经济下滑，能不能继续刺激投资来保增长？

王小鲁：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如果重复大尺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投资政策，势必使结构失衡继续扩大，给未来造成更严重、更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经几乎到50%了。如果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即使短期内增长率上去了，明年、后年增长还是会掉下来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滞、涨并存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应该把重点放在调整结构、推进改革方面，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国企》：您如何看待这一阶段政府宏观层面的应对？

王小鲁：现在官方已经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位。但我认为经济政策的方向需要扭转，从大量的钱放在投资上，转而放在为小企业减税，改善社会保障，改善和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这些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样能够拉动经济。现在再搞继续大规模投资扩张，不仅是浪费，而且会更加恶化结构问题。

首先，我们国家的小企业一直面临很多方面的经营困难，面临融资难等问题。所以，通过给小企业全面减税，改善他们的经营状况，刺激就业，带动内需，应该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其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这些年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实有很快提高，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农民工。到现在农民工在城镇的劳动力中是半边天，几乎支撑一半的城镇就业，这些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当然会对内需有重大的影响，也会影响下一步的城市化进程。政府要多拿出一些资金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真正做到社会保障全面覆盖。解决了这部分人的问题 ，他们才会有消费需求。

第三，改善医疗教育，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医疗教育支出在增加，但我国的政府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仍然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各级政府在投资上很舍得花钱，但在改善老百姓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上好像不大舍得花钱。我们的公共教育和医疗费用在城乡间、各地间、不同人群间的分配也很不均等，厚此薄彼。这种情况急需改变，而且教育医疗投资对经济的长远带动作用要远远好于继续把钱投在钢筋水泥上。

凯恩斯主义并非一概有效

《国企》：经济形势每年都很困难，经济发展每年都还不错。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过分的担忧中国经济的未来？

王小鲁：中国经济的生命力是很强的，过去有很多困难都过来了。但并不是说你不用努力，或者往错误的方向努力，这些困难也会自然而然过去。目前我们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并且还在加剧。就算今年和明年经济发展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不能保障。

我们不能只着眼于解决眼下经济增长的问题，而应当系统地解决经济结构内在失衡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够保证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国企》：回顾过去几年，似乎又是一个“经济刺激―通胀―经济紧缩―通缩―再刺激”的轮回。是否需要反思现行的宏观调控方式、方法？

王小鲁：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遇到，西方国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家应对经济紧缩的手段基本上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凯恩斯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民间投资，或者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进行政府投资。但是对于中国来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而且过去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期已经采取的大幅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起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消化，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继续用大规模刺激投资的方法，否则不仅会造成滞、胀循环，还有可能陷入滞、胀并存的局面。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我是赞成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宏观政策不能继续单走扩张投资这条道路了。

《国企》：这些调控的理论源自西方，而今他们形势更为困难――美国引发金融危机，欧洲正在发生欧债危机。那么，是否理论本身也值得反思？

王小鲁：我认为是这样的。凯恩斯这套理论出来以后，在上个世纪30年代解决西方的经济萧条问题时是有效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政策短期有效，中长期的效果往往不好。而且这个政策采用得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差，经常会同时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我想这个问题和经济结构有关，根据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失衡，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所以凯恩斯主义也并不是一概有效，特别是刺激投资的政策。

我们现在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投资过高，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照搬凯恩斯刺激投资的政策，我认为结构失衡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结构失衡

《国企》：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已经创造了历史。如何评价他的成绩与缺陷？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难点是什么？

王小鲁：我们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中国这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带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转轨到市场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改进了微观层面生产者的激励机制，所以对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过去这方面的作用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但是我认为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改革不单纯涉及经济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滞后的。

我们这套政府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这些政府职能很大程度上是从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延续下来的，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又发生了很多变形。政府虽然不能指挥一切，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垄断资源的分配，可以操控市场，但同时并没有通过改革建立一套社会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因此围绕权力滋生出大量既得利益，甚至自身朝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演变。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造成了现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比如腐败和大量的寻租问题、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大量公共资源流失、收入分配不均等等，我认为都和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是有直接关系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层面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刚才说到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结构失衡的表现形式是消费和储蓄之间失衡，而背后原因是收入分配。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分配失衡、差距过大？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迟缓，导致政府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相关的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等问题，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加快改革的。

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府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严厉打击腐败，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管理，继续推进资源税改革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资源，合理分配垄断性收益。

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长期的任务，然而是解决结构失衡的关键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第一，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需要改革，我们的房产税改革需要推进，还需要推进更加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第二，需要改善资本市场监管，进一步改革资源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方式；第三，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善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第四，实现基本社会保障的全社会覆盖和公共服务的全民共享；第五，我们需要进一步改善医疗和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改革的难点在于，现在需要改革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牵扯面广、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比较复杂，也肯定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因为改革必然会触及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阻碍改革，这点我想恐怕是最大的难点了。

《国企》：中国市场经济中一大股力量是中国国企、央企，这是研究中国经济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您认为国企尤其是正在不断强大的央企在中国经济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

王小鲁：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存在国企。不能说国企不必要，因为在经济领域中，涉及公共产品的领域、具有外部性的领域，单纯靠市场来调节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所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来弥补这些不足，我认为还是需要的。

在一些资源性领域，比如石油，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竞争。如果不是政府垄断，就会是私人垄断。但私人垄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当年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通过一夜之间的私有化，结果从国家垄断变成了私人寡头垄断。这样并没有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反而也没有解决效率问题。

篇8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在近乎空白的基础上推进了工业化；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实现从少到多的转变，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支持下加快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与下一阶段的竞争现实，要求中国经济实现新的转变，就是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这一转变的实现，必须从主要依赖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转向更加依赖科技创新。

在供过于求的市场背景下，提升核心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是科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突破方向在科技。面对国民经济对科技创新的重大需求，科技工作者责无旁贷。

我国目前还处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阶段，也处在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阶段。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一定是科技需求的快速扩大期，当然也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来说，没有技术追赶的实质性突破和技术差距的明显缩小，经济追赶就受到限制。反过来看，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比较清楚，各类产业与发达国家“点对点”的技术差距一目了然，这可以减少研发弯路，是实现技术追赶的有利条件。

推动科技创新必须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国家的科技资金、技术力量的配置方向，要服从服务于科学发展的需要，向重点产业的先进技术前沿配置，向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的突破区位配置，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支撑领域配置，向能够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中青年群体配置。以解决技术难题、突破技术瓶颈、加强技术设计、提供技术服务的努力，为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基础支持。与此同时，针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的诸多需求，也应重视将资源向公共服务的技术需求配置，向生态建设和节能减排的技术领域配置，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篇9

2011年，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紧缩、监管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业积极应对，整体上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贷款规模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央行年内5次加息使国内银行业的利息差得以进一步上升，资金紧缺加上银行贷款主动向中小企业倾斜，使得银行能够获得较高的贷款定价，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在内的各项资产质量明显好于预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银行的风险成本压力。2011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银行实现净利润6921亿元，占2294家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46.8％。

2011年是交通银行实施“十二五”倍增计划的第一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交通银行全行上下齐心、奋力拼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截至2011年9月末，交银集团资产总额达到4.3万亿元，实现净利润384亿元，同比增长30％，年化资产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分别达到1.2％和21.3％，资本充足率达到11.9％。2011年、交通银行实施了一系列的业务转型和经营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

一是继续打造财富管理特色。2011年，交通银行坚持“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的发展战略，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的财富管理方案。在企业财富管理方面，以“蕴通财富”为对公财富管理品牌，着重推广资产解决方案、负债权益解决方案、财富工程方案和专项服务方案等四大类产品服务方案，不断完善综合化高效的“财富管理超市”。在个人财富管理方面，不断创新丰富服务内容，发挥交行集团综合化、国际化优势，通过有效运用6W全球财富管理综合规划方案来满足私人银行客户的个性化财富目标。目前交行个人中高端客户占比已突破10％，高价值客户集聚效应开始显现。

二是重视服务软实力建设，大力提升服务水平。银行业竞争最终是靠服务取胜。交行提出了“一个交行、一个客户”要求，长期以来坚持“总行为分行，部门为基层、中后台为前台、全行为客户”的服务理念，积极打造优质金融服务品牌。我行已建立并不断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统一营销、一站式审批”金融服务模式，提升对客户，特别是大客户金融需求的响应速度和服务效率。注重发挥交行一汇丰“1+1全球金融服务”优势，不断强化多元化、跨市场、一体化金融服务优势。积极打造“人工网点+电子银行+客户经理”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的服务网络。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完成经营目标任务，打造交行差异化竞争发展优势，树立交行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是不断优化业务结构。交通银行在继续为优势大中型客户提供优质、全方面金融服务的同时，大力发展人民币个人贷款及小企业贷款等零售贷款业务，不断优化信贷客户结构。进一步完善信贷结构调整政策框架和管理措施，深入推进信贷行业结构调整，主动减退房地产等重点风险领域。持续推动各类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大力拓展银行卡业务，中间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四是完善风险管理架构和政策制度，建设全行板块联动、矩阵管理的风险管理运作机制。重点关注并持续跟踪房地产、民间融资等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对潜在风险的排查。深入推进精细化的贷后管理长效机制建设，不断提升贷后管理工作质量。进一步梳理操作风险事件收集机制与管理流程，完成分行层面的操作风险识别与自评估工作。出台跨业跨境风险管理规划和并表管理办法，建立并完善国别风险管理体系。积极推进新资本协议达标工作。

五是加快海内外机构网点建设。2011年，我行计划新设的32家分行获得批准，加快了二三线城市布局，地市级城市覆盖率较年初提高5.85个百分点至48.9％，百强县机构覆盖率为75％。2011年，交通银行英国子公司正式成立、旧金山分行开业、悉尼代表处升格为分行，台北分行也已于近日获准开设。由此，交通银行已在香港、纽约、东京、新加坡、首尔、法兰克福、澳门、胡志明市、伦敦、旧金山、悉尼和台北等国际和区域金融中心设立了12家分支机构，基本形成“以亚洲为主体、欧美为两翼”的经营网络，覆盖了全球主要的投资市场。

篇10

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正确地利用好这个优势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具有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丰富的优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自身的比较优势，如大批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地域等发展我国的经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迁，这种比较优势又在发生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同时发展这种比较优势，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是中国经济今后发展过程中需要长期关注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否定了重商学派所提出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一定是非赢即输的理论之后，提出可能实现双赢，即绝对优势理论，也就是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针对李嘉图没有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的产品时的比较成本的差别问题，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进行了回答。这个理论首先假定不同国家的生产同种商品的生产函数相同，那么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各国或区域的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不同，不同商品的生产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

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从各国的分配领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不同。按照新李嘉图的理论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

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比较优势的认识与运用的发展。

中国对于比较优势的运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即从起初的不认识，到后来的自发运用，再到自觉运用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推行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差异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之间的差别。将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当作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同义语。为了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得不动员中国成立之初极端有限的资源去扶植和发展极少数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最后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通过早期的建设我们认识到，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早期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那么对于其他产业而言，没有资本的支持，必将处于落后的位置；同时我们所扶植的产业也处于国家扭曲的价格机制下，再加上国家的层层保护措施，这样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很难有竞争力的，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得不到提高。我们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我们的长项，我们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我们要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在客观分析中国的经济现状之后，我们认识到，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广阔的地域和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才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此我们在借鉴上述国家经验的同时，力图将这些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市场经济，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当然就总体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其低廉的劳动力与土地，但除此之外成体系的制造业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中国的比较劣势则主要是一些重要技术开发能力弱、某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在今后的贸易当中要继续发挥优势，并扬长避短。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发挥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

众所周知，中国利用传统的比较优势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传统的比较优势不易过早放弃。目前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资金、技术相对稀缺，成本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成本较低，而一国经济竞争力与它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成本高低紧密相关，过早地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只会欲速则不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将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得到保持。我们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将其技术相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过来。为此，要破除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不能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旧观念。

（二）发挥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世界上存在众多发达国家条件下，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或轨迹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教训），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更明智的发展战略选择，从而避免走“先发”国家已走过的“弯路”，以更短的“捷径”、更快的速度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水平上的距离。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现有的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其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再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内部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化，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发挥中国的经济原有的比较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后发优势的发挥。发挥后发优势的途径有以下方面：

第一，进一步开拓国内的区域经济。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表明，在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自主发展的效果明显，中国发挥沿海开放地区作为对外贸易的前沿，优先发展东部地区，而后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同时着力于中部的发展，这样就展现了中国在未来经济实现内部良性循环大格局的前景，就目前来说，这种格局并未完全形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扩大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过去30年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国投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并加以了实施。

第三，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中国传统产业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尽管目前这种优势仍然存在，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

（三）打造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的积累相对充足时，就可以在发挥中国经济传统经济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开发中国经济竞争优势。开发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换。这一点可以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改善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更有利的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来实现制度的创新，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实现。这一点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实现。

参考文献：

篇11

新供给经济学在强调供给侧结构调整和改革，但是改革不仅有供给侧改革，还有需求侧改革。中国经济需要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单纯强调一个方面的改革是不够的，中国需要全面改革。

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展开了热烈讨论。尤其是P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共识形成之后，看空中国经济的观点越来越流行。但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进行的，也就是主要围绕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来展开讨论。实际上，不管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如何，中国未来每年面临的问题都将是产能过剩。因此，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一边。

我国为什么现在强调供给侧？

我国现在强调供给侧，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具有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技术环境等要求中国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供给侧调整等都是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工具和管理方式，因此，强调供给侧实际上就是强调供给管理。

首先，扩大消费需要供给管理来创造有效供给。目前我国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所以扩大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就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消费者在国外的购买行为表明，我国是有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但我国却没有相应的产品的有效供给。有些产品我国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但要么因为我国生产厂家缺乏职业道德致使国人对国产货不信任，比如“毒奶粉”，要么因为国内价格过高，尤其是部分国产货在国内的价格居然高于国际价格，结果导致我国消费者宁愿去国外消费。另外，中国的消费升级也要求供给侧调整。中国已经是上中等收入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大幅度提高，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消费者在国外大举购买奢侈品的行为上。如果中国自己能够生产这类消费品，中国消费者就不需要出国去购买，这种对进口货的需求就转化为对国产货的需求。

其次，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劳动力富裕、资本稀缺的国家变成了劳动力短缺、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技术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都要求我国进行供给侧的调整，包括技术水平、产品结构、制度等方面的调整。

再次，部分过剩产能也需要淘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可以通过扩大需求，也可以通过减少供给来应对。我国以前曾经通过限产压锭的政策减少了纺织业的低端过剩产能，现在也可以考虑压缩钢铁、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但是，在通过供给管理淘汰落后产能时，尽量不要采取行政手段确定被淘汰的产能，而是通过提高环境标准、质量标准、生产安全标准等方式来淘汰落后产能。这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人为因素的干扰，消除寻租空间，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

最后，现在中国需要实现从关注需求数量到关注需求质量的转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注重需求数量，不关注需求质量。就货币政策来说，传统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的，其结果是随着利率的降低，投资的预期收益越来越低，即投资的质量越来越差。如果此后利率突然上升，那么这个政策刺激出来的劣质投资就会亏损，相关贷款会成为烂账，烂账规模如果太大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而供给侧调整针对的是消费者本来就有但未被我国供给满足的需求，这种需求本来就是优质需求，因此这种需求的增加有助于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我国的需求侧改革

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主要是把需求放在短期框架内考虑，几乎没有从长期考虑需求的。目前所谓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是关于生产能力或者潜在产出长期增长的理论，对于需求的长期增长基本上没有涉及。即使一些经济增长模型涉及需求，也是假定长期内供求总会实现均衡，因而对需求的长期增长不予深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需求和供给同步增长；如果需求的增长跟不上供给的增长，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反过来，如果供给的增长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商品短缺的危机。

所以长期来看，需求必须能够增长。但一个经济要想长期健康增长，需求必须是优质需求。所谓的“优质需求”，指的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或者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预期投资收益的需求。比如说，一个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因为新产品的出现引发了新的消费热点，这种新产品消费的边际效用一般较高，因此就属于优质消费；或者一个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投资机会，因而可以得到更高的预期投资收益率，这种投资也是优质投资。

相反，目前流行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通过降低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和投资预期收益率来刺激需求的，因此刺激出来的都是劣质需求。以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但随着利率的降低，预期收益率更差的项目被采用，因此投资的质量越来越差。最后，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利率上升，这些项目就会亏损，相关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规模一大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那么从长期来看，中国是否存在潜在的优质需求？其规模有没有可能保证中国的长期增长？

……

Q ：《财经界》

A ： 苏剑

Q：《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A：本书把供给管理引入了宏观调控，形成了一个“二维”宏观调控体系，并用这一宏观调控体系讨论了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若干实际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和发达经济的新常态，得到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书还讨论了供给侧调整与中国的经济转型，并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出发探讨了中国经济的供给侧面临的严峻形势。

书名中，我用“新供给经济学”这个词，不全是为了宏观调控体系，而是着重于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于这些国家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因此对需求的理解较好；但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面临过商品短缺问题，因为对供给的理解就不够。所以在这些国家供给管理即使被用过，也是昙花一现。而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则长期面临商品短缺的问题，因此在理解和促进供给方面就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实践素材，尤其是在转轨过程中，通过制度变迁调节生产者的激励从而调节总供给的案例非常之多，就中国而言，就包括农村的、国有企业改革、金融w制改革、税制改革等。如果能从转轨国家的实践中发展出一个好的总供给理论，在抽象掉国家特征之后，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现有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总供求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因此，如何从转轨经济学中发展出一个新的供给理论，弥补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就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这就是我对新供给经济学的解释，也是我对它的一个期待。

在我看来，新供给经济学潜力很大，我们且行且努力、且珍惜这个机会。

Q：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后，各个层面、各个地方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解读，说法不一，有些存在误读，您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A：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产能过剩，这就要想方设法扩大需求。但是从中长期看，扩大需求只能靠产品创新，短期内可以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是不可持续的，会引发金融危机、财政危机。

所以遇到产能过剩这样的问题，并且想要长期持续发展，必须依靠产品创新，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新的消费热点、新的消费品，这样才是真正地扩大了消费。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富裕的一个体现是我们能够消费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一百年以前，我们可能只管吃穿住，现在有了除了这些基本生活之外的许多东西。

商品种类的增加，依靠的是创新。比如说手机、电脑、互联网、电视、电话……这些东西，在一百年前是没有的，这些发明就成了我们新的消费品。产品种类的增加，使得消费增加。以吃的为例，光传统产品，人的胃只有那么大，因此要扩大消费品的种类，这要依靠产品创新。

此外，还要对外开放，让我们每个人面临的商品种类增加。饮食行业为例，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食品，有了对外开放之后，每个人可以消费的商品种类增加了，这是扩大需求的最有效的、最长期的办法，因为它提高了人们的福利。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好处，扩大了中国以及沿线国家老百姓可以选择的产品种类和产品范围。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来看，上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到头了，但下一次的科技革命还没来。无线通讯、互联网、计算机等带来的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基本上已经被普及了。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消费热点。如果下一次有更多的消费热点的科技革命爆发了，世界经济就可以从危机中走出来。

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是中国的事，也是发达经济体的事。现在人们没有新的消费热点，人均消费上不去，消费处于饱和，只有增加了新产品，人均消费才能增加，市场规模才会扩大。在市场规模无法扩大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在争抢现有的市场份额，因此只好在供给侧做文章：美国有美国制造2020，德国有工业4.0，我们有中国制造2025，巴西、日本等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政策，都是在供给侧做文章，都在抢市场份额。所以，供给侧调整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世界各国都面临结构调整。

中国现在与别的国家面临的形势不完全一样。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老百姓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评价来算，应该可以达到12000美元以上，美国现在是55000美元左右，我们离美国还差太远，意味着假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能够赶上美国，中国经济还有翻两番的空间。所以，从需求来看，空间还很大。翻两番意味着中国还会以7.0%的速度再增长20年，从这点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还相当大。

我们要弄清楚下一步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人均GDP是比美国低，意味着我们的消费水平也比人家低，那么在美国人的消费品中，哪些是我们所没有消费或者消费较少的，这些是我们下一步要升级的方向。这里有两个方面要考虑到，一个是消费的产品的质量要提高，这是供给侧的问题，供给侧需要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比如说奶粉；另外一个，就是以前没有的商品，以后可以生产出来，比如我们物质生活的消费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已经很小，中国人均城镇住房建筑面积在2015年就达到了35平米，而发达国家人均住房面积是28平米，二者已经相当接近。汽车方面，中国大部分的家庭都买得起车，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其它如计算机、手机、互联网……这些我们都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老百姓高端服务消费提高。高端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法律、研究与开发、旅游、文化娱乐、政府服务、新闻等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与以前的硬件制造方面性质不一样，硬件产品的质量是有客观标准的，同时检验产品的标准也是客观的。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对服务质量的判断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判断，在服务产品的消费方面，会大量出现产品质量方面的纠纷，在这个时候，需要引入第三方来解决这一问题。随着高端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中国需要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

所以，我认为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其实是“四个全面”：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行依法治国、全面实现从严治党。

Q：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有哪些成效？

A：应该说有一些改善。“三去一降一补”这五项重大任务，去产能方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些问题，目前我在做一些研究，但不能肯定，我认为可能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是相对平衡的，去产能不应该成为一个重点任务。作为老百姓我们无法了解中国产能过剩有多严重，因为不知道产能是多少，也不知道需求是多少，但是价格可以感觉到，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去年去产能，面谈、钢铁这些商品的价格就开始猛涨，需求大于供给，价格才会上涨。所以，我认为，这些现象表明我们对经济形势判断有误，产能并不过剩，依据需求价格弹性原理，煤炭、钢铁这些生产原料价格上涨再厉害，需求都减少不了，供给稍微降一点，价格就会猛涨，与我们之前所面临的状况很相似，因为是必需品。

放长远看，中国的经济增速每年在6%以上，对钢铁、煤炭等的这些原材料的需求也是增长的，因此不用现在的情况判断未来。而且，作为经济来说，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

此外，关于产能结构，我们可能高端方面的产能较为缺乏，因此是需要调结构。放开让市场调节的话，市场会倒逼企业放弃低端产能，但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去产能，就会出现一些弊端，主要是寻租活动和劣胜优汰。

去库存方面，主要在去房地产库存方面做的很好。

去杠U方面，总体来说杠杆并没有去多少，但是杠杆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经济变得更安全、更健康了。

降成本方面，我认为成效很遗憾。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使得企业的运作更加规范了，但是对企业实际减负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简政放权方面，去年有所进展，降行政成本方面是有进步的。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推进幅度还应有所提高。

总体来看，去年的供给侧改革有进步。

Q：您对供给侧改革下一步的期待和建议是什么？

A：希望可以认认真真落实三中、四中全会的文件，贯彻“四个全面”，这是最关键的。具体来看，就是依法治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尤其是政府服务方面，一定要规范，要给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从宏观上来说，舞台搭好，在台上跳舞的人，舞技好不好，也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但是舞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建好。

Q：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将会如何发展？

A：目前看来，今年的经济形势比去年好些，总体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我认为从总需求来看，可能会偏弱，同时，国际油价会涨，这对今年的经济形势会有抑制作用。政策建议方面，我们建议还是要扩大需求，从政府层面上来说，主要是基建方面。今年的出口形势现在看来应该是会改善，但是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因美国加息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其他国家的需求也不太足。

我们一直担心2017年会出现人民币升值，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需要的是弱美元而不是强美元。

・ 读者专家评价 ・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

在目前正统的宏观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式，但需求管理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

第一，长期使用传统的凯恩斯主要需求管理政策会导致金融、经济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通过降低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出来的投资需求是劣质需求，一旦利率上升或者资金面吃紧，相关企业的经营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影响过大就会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例。从财政政策来说，通过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会导致巨额债务，长期积累下来就会形成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就是一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会导致经济出现“肥胖症”，其典型特征一般有三个，一是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二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三是巨额政府债务。这些都将给经济埋下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隐患。

第二，在科技进步率下滑的情况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效力越来越低。由于科技进步率下滑，经济中没有好的消费热点，也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因此缺乏优质需求，这就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下降。由于缺乏好的消费热点，导致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其结果是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效力都会下降。同时，随着降息，货币政策刺激出来的投资预期收益越来越低，老百姓投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弱，最终经济将陷入流动性陷阱，此时，利率降无可降，连预期收益率接近0的投资机会都被利用完毕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再也无法奏效了。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目前采取的负利率政策，其实就是政策的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

第三，经济全球化也在抑制着货币政策的效果。需求管理政策即使刺激出了需求，这种需求也未必就是针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完全可能是外国产品的需求。其结果是，本国降息或者增加财政支出，享受政策成果的却是别的国家，显然有些得不偿失。

篇12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就业形势严峻。CICC（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2010年公布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2011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了2500万失去与之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与此同时，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800万个，就业压力明显。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该关系在美国曾长期存在。国内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就业弹性的考察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毕业论文模板，2005年之后的就业弹性徘徊在0.06-0.08之间，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在下降，中国经济进入“无就业增长”[①]时代。归纳国内学者对“无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齐建国、常进雄；常云昆等）；二是产业结构转变（蔡昉、都阳；谌新民等）；三是技术进步（胡鞍钢；袁志刚；张军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业研究报告显示，增加就业不能从放弃技术进步，实施保护主义中寻找解决途径，而应从改进市场流动性，恢复经济与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来增加就业，在其对策建议中，首先就是加强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作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基本手段，将R&D活动纳入到分析就业问题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明确R&D活动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其具体的传导途径是什么？并结合技术落后国家（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所需变量的选取及测算；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述

对于R&D的研究始于Romer，Grossman，Helpman等人发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将R&D作为“知识生产”的投入要素，由此克服了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限制，经济获得长期增长。虽然新增长理论在就业方面有很强的政策性含义，但却并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概括讲，国外关于R&D与就业的研究主要归结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R&D活动与技术扩散两个方面。

1．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构建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通过对生产率增长与均衡失业率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机制——“资本化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毕业论文模板，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情况由此得到改善[②]。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机制隐含的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的关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则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提高了使用资本的相对成本，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下降[③]。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鉴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④][⑤]。实证方面，OECD（1996）在对其成员国有关创新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创新、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项研究包含了OECD国家近200年的数据，因此，对诸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⑥]。

早在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会排挤工人。有别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观点。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资本化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破坏机制，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加速现有工作磨损，直接排斥就业；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高生产率的工作取代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失业率将会上升[⑦]。Tobin（1998）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发毕业论文模板，证明了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情况是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⑧]。同样对技术性失业[⑨]进行过类似研究的还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3）、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对德国、智利等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均显示技术进步排斥生产性劳动。

2．R&D活动与技术扩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TFP与R&D活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呈明显的正相关[⑩]。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续研究显示了相同的结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选取OECD国家作为样本，得出了R&D活动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的结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Stiglitz（1981）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已经指出，R&D活动的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Romer（1990）关于R&D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的观点认为R&D活动源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进而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随后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经验数据与理论分析同时显示：企业是社会R&D活动的主体[?]。因此，对R&D活动与技术扩散的关系的研究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展开的，进而扩展到产业层面、国家层面。Arrow（1962）指出，企业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与R&D活动呈反向关系，即越是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进行R&D活动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会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产业间生产率变化关系时发现，某产业的R&D活动有助于提高其关联产业的产出率，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经验分析从生产成本、技术密集度等方面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证明了一国的R&D活动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会对他国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Jones（2002）通过对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半归功于全球范围内的R&D活动的溢出效应[?]。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发达国家之间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及国际贸易，美国的R&D活动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日本的技术密集程度[?]。

（二）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四种观点：一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张军，彭绪庶，姚战琪等）；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量（丁仁船，瞿群臻毕业论文模板，昌盛等）；三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齐建国，龚玉泉，袁志刚等）；四是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毕先萍，吴晓松等）[?]。对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姜作陪、管怀鎏（1999）认为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长期内会扩大生产规模，对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龚玉泉、袁志刚（2002）指出，长期内，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社会产出间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进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水平进而得到提高[?]。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姚战琪、夏杰长（2005）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与就业破坏机制同时存在，同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21]；王文甫（2008）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数据的考察发现，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替代作用[22]；何平、骞金昌等（2007）以制造业为例，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23]。而丁仁船、杨军昌（2002）则认为，1978年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高于理论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多替代[24]。昌盛（2005）毕业论文模板，瞿群臻（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25][26]。综上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理论分歧不大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在技术扩散问题上，我国学者立足于技术劣势国家，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FDI等途径实现的扩散效应。沈坤荣等（2001）在Barro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化生产函数，通过考察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关数据，得出FDI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我国对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27]、；张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研究发现FDI之所以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28]；潘文卿（2003）[29]，李平（2007）[30]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童光荣、高杰（2004，2005a，2005b，2007）等对政府R&D支出与就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政府R&D支出乘数效应、政府R&D支出对企业R&D支出诱导效应等的研究具有创新性。

三、变量选取与测算

（一）变量选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动对就业的影响，所选分析对象是中国经验数据，因此，选择R&D支出指标和就业水平指标，直观探讨两者的关系。

1.R&D支出指标

国内学者对有关R&D活动的研究通常将R&D投入的当期值及其滞后项纳入分析框架，借鉴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31]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前期研发的积累。因此毕业论文模板，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采用R&D资本存量数据（计为rd）。《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涉及到研发活动的主要有四组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科技经费筹集额、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及R&D经费，本文相应地选取R&D经费作为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数据。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的当期额

单位：亿元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1997

509.16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