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文献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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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教学是在文献检索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参与下,指导学生掌握一定的信息检索知识,熟练使用检索系统和技术的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学过程。虽然目前文献教学的绝大部分课程已经应用了多媒体和网络,但实际授课方式还在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比如:文献检索理论教学外在形式目前还是以教师填鸭式口授为主,只强调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教学设计中学生很少参与教学活动,忘了学生能力培养,忽视了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特别对于注重实践的文献检索过程,使学生难以据教师讲解建立正确检索概念,由此可见,当前医学文献检索教学手段明显落后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2网络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医学文献检索教学

2.1网络信息技术将有效地优化文献检索教育环境,提高教学质量

长期以来,传统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而现代教学需要学生掌握计算机和多媒体网络信息等先进的教学资源,以适应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环境有利于学生主动地掌握与熟练检索知识,充分利用各种网络信息资源以生动活波、形象逼真、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教学。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突出发挥教师的引导、组织作用,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建立新型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在网络信息技术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其个性、团队合作及创新能力。例如在讲解“检索技术”内容时,通过实际数据库结合现实案例,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展示具体课题检索时的工作情景,给学生以直观、形象的感性认识。通过一些实际案例提高学生对网络信息技术下检索知识和技能的认知,为其今后的学习提供推动力。

2.2网络信息技术促进医学文献检索教学内容的改进与设计

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学内容是围绕信息资源和获取信息资源的方法与工具展开的。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内容和形式都极大地扩展了;网络信息检索已成为获取信息资源的首要且重要的渠道。因此,信息检索课程教学任务应主要集中在对学生网络检索利用技能的培养方面。医学文献检索课程的内容可作以下调整改进:信息检索基础内容、网络基础、检索技巧及对网络信息检索工具与系统的总体把握。网络公开学术信息资源的获取,学术资源导航及其应用,商业数据库资源系统的检索方法与技巧,包括中外文数据库检索、中外文全文电子期刊检索、特种文献检索等。文献管理软件可以帮助我们排列、整理、检索、阅读、浏览所搜集的大量数字文献。网络信息资源的综合运用,通过课题案例查询的基本程序和步骤实践,可使得学生掌握从信息获取到信息综合利用过程。学生通过医学文献检索课程与信息技术结合的系统性教学学习,可以提高信息素养,增进交流,拓宽视野,为今后的学习和科研生涯打下良好基础。

2.3多媒体教学在文献检索教学中的作用

在网络环境下,信息多媒体技术作为医学文献检索教学的支持,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突出学生在实际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师生相互交流,提高实际教学质量和效率。网络信息技术环境下,通过多媒体互动资源,生动形象地将生涩难懂的理论变为生动的图像,能激发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真正快速提高学习效率。多媒体教学可以发挥网络信息传输功能,医学文献检索课是以了解基本检索概念、掌握信息检索技术和技巧为主。如果教师只是讲解和演示,学生就很难理解,没有具体形象的认识,就不能够理解信息检索意义所在。多媒体课件的动态演示会使得抽象知识变得直观形象,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信息思维能力、综合分析处理信息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最终形成自我观察分析的能力。

2.4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保持医学文献检索课程内容的前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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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课堂汇报

学生课堂汇报安排在复习指导课之前1-2周，让学生在结束文献精读训练后，转而全身心投入复习考试过程。汇报课由主讲教师主持，学生代表依次上台，以幻灯为辅助进行汇报陈述，教研室主任、教授及教学组全体教师共同参与讨论，并给予点评。以上述表观遗传学文章为例，学生代表先介绍了完成该研究工作的美国研究小组，而后介绍了与课题密切相关的研究背景：组蛋白（Histone，H）泛素化与组蛋白甲基化，与理论课上讲授的基本概念密切相关。作者在《分子遗传学》的DNA结构中讲过，一个核小体由两个H2A，两个H2B，两个H3，两个H4组成的八聚体和147个碱基（bp）缠绕在外面的DNA组成。在哺乳动物基因组中，组成核小体的组蛋白游离在外的N－端可以受到乙酰化，甲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等修饰，从而影响基因的转录活性。而本篇文献则重点讨论H2B泛素化与H3甲基化之间的关系。在对研究结果的讲解中，学生用逐步深入的科学问题作为逻辑主线，体现出文章作者的科学研究思路。作者首先根据H2B泛素化影响H3甲基化这一保守的生物现象，提出了三种假说：①调节泛素化的Rad6复合物可影响调节甲基化的COMPASS复合物中Set1组分的活性；②Rad6复合物可影响COMPASS复合物中其它组分的活性；③Rad6复合物影响COMPASS复合物中各组分的组装、稳定性及活性。而后，作者采用酵母Rad6突变体与野生型相对照，利用色谱分析、蛋白双向电泳、染色质免疫共沉淀等生物技术，对三种假说依次进行验证和排除，最终揭示Rad6复合物通过影响COMPASS复合物中Csp35这一关键组分与染色质的结合，实现H2B泛素化对H3甲基化的调控作用。通过文献精读，学生从表观遗传学的基本概念（如组蛋白甲基化、泛素化）出发，进入到基本而又深刻的科学问题，了解到上述确切的科学研究结论，以及寻找科学结论所需的生物技术方法。这个学习过程，在引申了经典理论知识的同时，教会了学生自主学习前沿知识的方法，有效地培养了本科学生的科学研究素质。

3文献讨论、点评

在文献讨论过程中，鼓励学生最大限度的发挥主动性与创造力，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上述表观遗传学文章为例，H2B泛素化对于H3甲基化的影响不仅存在于第4位赖氨酸上（H3K4），也存在于第79位赖氨酸上，而该文献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前者。有学生在完成文献精读后，就H2B泛素化对H3K79甲基化的影响机制提出了自己的假说。教师对于有独到见解，甚至能提出假说的学生给予高度赞扬，并鼓励其撰写科学假说论文，进一步锻炼自己的科研素质。在每一名学生的汇报及讨论结束后，教研室主任、教授给予点评，在肯定其优点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问题通常表现在背景知识介绍不充分、逻辑主线不明晰、以及研究方法讲解不清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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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图书馆中文医学图书复本控制

控制(contro1)被看作一种过程，管理者通过它去规范个人和团体的活动，使其和组织的目标和标准一致的。图书复本控制是转型时期图书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何科学合理的达到既控制复本，又较好适应读者的借阅需求，对于图书馆节约办馆，提高效益有重要意义。

1大学中文医学图书复本过剩基本情况

大学中文医学图书复本过剩的基本表现为：藏书复本量分配不均，复本在某些区域过度集中，但利用率不高。非凡医学领域，例如法医学、军事医学，版本过于陈旧，是读者意见的焦点。图书馆对院(系)课程设置变化信息、读者需求变化信息不敏感，影响文献配置工作的正确决策。以及文献采访中对复本数的主观臆断，图书馆开放度不够，为社区服务工作薄弱，文献时效性强，很短时间内被读者淘汰，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可以看出，靠增加文献复本保障信息提供，会潜藏着资源浪费的极大风险。医学教材及配套用书的读者利用率最高，但医学纸质文献的增长速度是极快的，医学教材及配套用书版本更新接近一年一次，增加了复本被淘汰的几率。设置图书复本是为了防止图书供不应求状况的出现，增加馆藏信息资源的复本，必然会减少馆藏文献的品种。另外，影响图书复本的因素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每种书的复本需求都在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制定书刊复本标准以及统计各类藏书的流通借阅率，都只关系到具体部门的操作，对于图书复本控制的探究显然不具有普遍意义。复本控制的理想状态是没有复本，即”0复本”。西方发达国家和香港等发达地区大学图书馆在没有图书复本的情况下，图书利用率一般都要超过100％，实现低成本投入，高效益(经济和社会效益)产出口。我国普通大学图书馆暂时还做不到零复本，但是一个管理效率高的图书馆能够达到节约资金和优质服务的结合，从而摆脱图书复本控制的被动状况。因此本文立足于提高管理效率，探究医学图书复本控制的方法。

运用预设在图书馆计算机管理集成系统中的催还、预约功能模块，加大图书馆催还、预约工作的力度读者不按期归还图书，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中经常碰到的新问题，图书在一个读者手中滞留时间过长，降低了文献周转率，有些时效性强的图书，长时间超期不还，很快成了过期图书，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预约服务则是渎者在所需图书全部借出的情况下，向图书馆登记预约，待图书归还后由图书馆根据预约先后顺序通知读者借书的服务方式。

医学图书催还及预约工作的开展能够让更多的人及时看到医学文献，减少复本需求。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使图书的催还和预约简便而快捷，有了广泛开展两项工作的前提。运用推送技术(PushTechnology)提供信息服务，是近年来个性化信息服务中的重要形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借助电子邮箱并依靠于人工参和的信息推送服务；另一类是由智能软件完成的全自动化的信息推送服务，多数大学图书馆运用的是第一类。运用计算机系统中的主动推送软件，我们要注重几点：①加强图书馆自助服务项目的宣传和指导：在高层次的白助服务，如自助借阅方面，一般大学还达不到要求，但网上预约、网上续借、联机公共目录系统(OPAC)检索的自助服务都可以开展。我们除了开展文检课教育，设置触摸屏指引，张挂宣传图、张贴宣传栏，进行网上导航以外，图书流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图书借阅服务中，还可以把图书馆网页打开，给读者作网上预约、网上续借、联机公共目录系统(OPAC)检索的示范；②探究和选取适宜的图书馆和用户交流的模式。由于电子邮箱在读者群中普及，我们可以采用电子邮箱和预约、催还软件的结合，把信息群发给读者；③做好前期读者信息的录入工作，具体录入读者登记信息是进行主动推送服务的基础性工作；④注重过程控制，提前调阅催还清单、预约图书到馆清单，及时发送催还通知邮件、预约图书到馆通知邮件，做好到馆预约图书的留存工作；⑤在运用好目前的系统的同时，积极寻求更高技术含量的方法。

网络环境下图书的催还、预约作为我国大学图书馆流通服务工作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对于它的重要意义以及工作方法还没有取得图书馆员的共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开展。向图书催还、预约工作的理想状态迈进，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但目前我们的很多工作还达不到现阶段的要求。图书流通部门要对催还、预约以及系统中其他的新型管理和服务流程制定统一的规则，并把其制度化。

2流通馆员承担即时参考咨询工作

参考馆员随着参考咨询服务工作的发展而产生，距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西方大学图书馆能实现零复本管理的高利用率，他们的做法之一就是极为重视参考咨询工作。图书馆的学科馆员都需轮流在大厅的咨询处接待读者，指导读者怎样利用图书馆，怎样查找图书。咨询台前往往会出现读者排队的现象。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图书馆又十分重视在网上开展虚拟参考咨询工作，并向”一站式“信息服务发展。从单一到多元化服务转变。

流通馆员在借阅工作中，要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技能做好即时参考咨询工作，要能够帮助和指导读者进行书目查询，并注重了解读者意见，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另外，应抽调专人做好部门的网上虚拟参考咨询工作，可以考虑创建读者QQ群，由管理员来解答咨询，QQ作为一款优秀的即时通讯软件，其功能基本都可以满足网上参考咨询的要求。流通馆员承担即时参考咨询工作，能够帮助读者解决利用图书馆碰到的新问题，盘活馆藏，使更多馆藏进人流通渠道，达到提高读者利用图书的效率和复本压缩的动态平衡。

3推进医学图书为社区服务工作和加强宣传。

扩大图书利用阮冈纳赞五原则至今对图书馆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有”书是为了用的”(Booksaleforuse)。医学事业飞速发展，信息量日益增多，知识更新频率加快，医务工作者对医学信息需求和日俱增，图书馆要面向社会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主动为用户服务。在为读者服务工作上，要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点对点服务向链式服务转变，由局部服务向网络服务转变。医院图书馆作为为医务人员提供医学信息、更新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为医院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提供服务，增强医院创新力的重任。大学医学图书馆要加强和社区联系，扩大图书利用面，要为各医疗机构主动服务。例如：办理借阅证件，提供医学新书信息，代查代译，项目查新，文献传递等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阅读、休闲场所，帮助获取医疗保健知识。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一般的医学论著利用率偏低，限制了医学师生知识面的拓宽，我们可以进行开列必读书目，设立专架展示等来加大这部分图书的宣传。

4建立较灵敏的信息需求反馈机制

控制复本，是为了节约文献购买费用，增加图书品种。要减少复本又不影响读者服务，就要提高信息需求反馈机制反应的速度、准确度。图书馆要加强对院(系)资料员的业务管理，及时收集师生信息需求，形成一套工作制度。流通部门工作人员对有关读者信息要有调查，有记录，有专人及时反馈。文献采编部门及时采集分析读者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网络、书面和口头留言，收集之后不定期公布有关意见及办理情况，促进读者参和图书馆工作的积极性。和很多公益行业一样，没有服务对象的热心关注和积极参和，就不能形成行业工作的良性循环。

5尝试图书二次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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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ofYijingphilologicalstudyforthe21rtcentury

Abstract:ThestudyofYijingisoneoftheimportantissuesintoday’sstudyofChinesenationalculture.Inthe21rtcentury,itisthefirstquestiontobethoughtforthephilologisttodevelopthephilologicalstudyofYijingandotherancientbooks.Thispaperattendstoputforwardaseriesofindividualopinionsinviewofthedevelopingtrendofthissubject．

Keywords:Yijing;Philology;developingtrend

近两年来，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有关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讨论性文章纷呈并出。的确，这正是我们现时代的热门话题和重要话题。众所周知，我国已经在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正式加入了WTO，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式步入一个新阶段，融入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行列之中。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必将会加速其各自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升华吸收的过程。《周易》古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占筮用书，其《易传》是一部充满丰富哲理的古代哲学著作，它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上古社会史料，汉代以后一跃而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因而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身份，并成为历代学者长期研究的对象，为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汉学家们所研读，形成了一股彪炳灿烂的“易学”热潮。20世纪以来，对《周易》以及与其相关的历代易学著作的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新的世纪里，易学的研究自然将会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成果。易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现代多个学科门类，如哲学、历史、语言学、天文学等。同样，它也是当代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关注的治学对象。作为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我们对易学著作的研究，显然更多的关注于易学文献本身的爬梳和整理，执着于通过运用目录、版本、校勘、训诂、编纂、辨伪、辑佚等一系列文献整理研究手段，为其它相关学科层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因为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只有立足于研究对象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然后才能进行哲学的、历史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关于21世纪易经文献整理工作的发展走向，我们认为，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和反映。

一、易经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构和发展

中国文献学这样一门学问，大概至迟从春秋中期孔子整理以六艺为主的古代典籍开始就已经存在，但由于我国传统文献研究重实践轻理论的原因，作为一门学科的文献学却产生很晚。目前所知最早的以“文献学”命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1］一书。此后近半个世纪却处于沉寂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才继之而起，各类文献学著作层出不穷。这些著作，有的属于古典文献学著作，有的属于现代文献学著作，有的属于文献学总论性质专书，还有的属于专科文献学。据笔者所见，仅专科文献学就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2］，单淑卿、张春玲等《中国经济文献学》［3］，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4］，谢玉杰、王继光等《中国历史文献学》［5］，张伯元《法律文献学》［6］，等等。由此可见，晚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献学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近来，有的学者还对中国文献学学科发展现状进行了辩证的思考和分析，并从学科本身发展建设的角度，深入论证了学科改革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冯浩菲教授先后发表了《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7］、《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8］等系列论文，就此提出了一系列中肯可行的意见。冯先生还颇具卓识地指出：“专科文献学的发展，无疑将会启迪、激发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的研究。也就是说，不难预料，21世纪前20年，不仅会有大批的、配套的专科文献学著作出现，还会有大量的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著作相继问世。”［8］从如上所述中国文献学相关的各级学科体系建设情况来看，作为专书文献学性质的易经文献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易经各专题文献学，已具备了进行学科体系初步建构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对易经的研究，历来是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从现有的史书《艺文志》或《经籍志》记载情况来看，易学文献是相当丰富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周易》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著作时有出版。从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易经文献当不下3000部。从适应本学科研究发展的需要来看，建立易经文献学及各专题文献学的必要性也愈益明显，如果能够在尽可能全面吸收和反映前人研究状况的基础上，建构一门专书文献学意义上的易学文献学，显然会有利于促进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可能激发和引导当代易经研究自觉、有序地发展下去。基于上述所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方面原因，我们认为，易经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任务，就迫在眉睫地压在了当代文献学理论研究学者的身上。同时，我们还相信，21世纪也必将出现多部日益完善、成熟的易经专题文献学著作。

二、对易学文献的经学和经学史研究将会成为新的研究重点之一

20世纪以来，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国学特别是传统经学的研究一度受到排挤和非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整个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学术环境不适宜也不允许经学研究问题的提出，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重要分支的经学的深入发展。80年代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和深入，国内经济形势的日趋繁盛，以及与国外学人学术交流的频繁不断，学术思想也渐趋自由和先进，因此我们认为，在新的世纪里，回顾和总结检讨有关易学中的经学问题，组织相关学者重新考察论定有关易经部分经学研究中的一些是是非非，诸如《周易》经传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做出总结性的评说，应该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注意到，20世纪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对经学及经学史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以易学史研究为例，台湾学者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两汉易学史》，徐芹庭《易学源流》(上、下)，简博贤《魏晋四家易研究》，大陆学者如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徐志锐《宋明易学概论》、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探讨易学史,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更注意到将易学学术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往往透过学术发展背景的社会层面因素，探讨论证经学问题的是是非非，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文献学者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大量爬梳来论述问题这样一种思维角度还是不够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生活、教育等时代潮流中的各种因素，无疑在影响着易学的传播、研究和发展，这已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无须在此赘述。而另一方面，当易学的传播和研究（当然也包括其他儒家经学分支学科）在社会各阶层意识中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时，它必然要反过来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习俗等各个领域的具体方面，甚至还可能影响到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因此，对后一方面现象的研究，就不能不引起当代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当代易学文献学者对此方面考虑不足，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研究更谈不上。所以我们相信，未来的易学经学史研究，将会在这方面出现更多的闪亮之作，并在另一层面更加深入地推动易学文献本身的研究。

在对有关易学的经学史研究中，不难发现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和关注的对象，更多是历朝历代经学研究具有较大影响的易学文献，如郑玄《周易注》，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朱熹《周易本义》等一类二次文献乃至三次文献的研究，强调研究对象的代表意义。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对易学研究主流代表人物的文献进行深入探讨，但同时似乎还应对一些在当时乃至其后影响不深的易学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出各个阶段易经研究的实际状况。此外，还应加强对其它相关文献中潜在的易学思想的研究，例如从汉代扬雄《方言》、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的释词内容，可以抽绎出扬氏、许氏、刘氏各自所接受的易学思想，深入了解易学在当时的影响因子。总之，这一方面的研究，为我们今后的易学文献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周易》文献本身的训诂研究工程的进一步加强和开展

对《周易》文献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但训释翻译却是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懂得词义、句意，然后才能展开其它方面的研究。由于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进程，当代学者的治学理念纷繁多样。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必将推动传统人文科学治学理念的变革。因此，今后《周易》文献的训释研究，其学术思想将更趋开放自由，更趋进步。另外，21世纪即将诞生的《周易》训诂著作，在训诂体式上，也必将体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传统的传注类、考证类、目录类、工具书类、论说类，也还会很大程度上予以保留和发展。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出土文献的整理、训释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关《周易》的出土文献资料，同样也需要考校释读和训诂。目前已知的易学出土文献，有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和《易传》，及卷后佚书五种；有1977年安徽阜阳汉简，存《周易》近600片，其中与今本不同的卜筮之辞约400片。上一世纪，在二者的考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仅马王堆帛书《周易》文献，其考释材料就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义》、《马王堆汉墓文物》、《易传》中的《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等释文，以及重新整理的《系辞》释文。另外，目前保存在上海博物馆的战国楚竹书《周易》则是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一部易书。这些古写本文献的出土，无疑为今人考证古书的时代及真伪、校补古书的讹脱及释读古书文义提供了可靠的最新证据，显然大大地推动了易经文献学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由于前两者已有考释著述出版，因而对后者的考释和整理，则应是21世纪《周易》训诂工作的一个重点课题。

在重视出土文献训释工作的同时，我们认为，不能够忽略传世易经典籍的训诂工作。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里，对《周易》的注释，有的以义理为主,有的以字词句的训诂为主，有的以象数为主,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训诂义疏一派，试图通过科学的考订训诂，勾稽古史资料；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则继承了清代朴学方法，致力于经、传的训诂。其他如李镜池的《周易通义》、徐志锐的《周易大传新注》、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周振甫的《周易译注》、宋祚胤的《周易译注与考辨》、刘大钧、林忠军注释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0］、《周易传文白话解》［9］等，都是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当然，当代一些学者还注意从义理、象数角度对易经进行训释。以义理注《周易》,当以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潘雨廷的《周易表解》等为代表作。以象数解《周易》，当以尚秉和先生的遗著《周易尚氏学》等为代表。另外，当代学者刘大钧先生也特别重视开展象数易学研究，其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专著《周易概论》［11］，在探讨易学各领域内容的同时，强调指出，作为易之本源的象数易学绝不可弃，并积极倡导象数与义理兼顾的研究方向。刘先生还在其主编的《象数易学研究》系列丛书第一辑《前言》中指出：“恢复象数易学研究，将其纳入现代人的研究视野。从整理易学经学史的角度入手，对象数易学中的一些专人、专题，进行专门研究，以求述其条贯、明其通例、释其凝滞而伸其亡阙。”［12］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作为易学之根的象数之学的研究，澄清了人们对象数易学的一些偏见和错误认识。以上这些充分说明，对易经文献的训诂研究，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为了推动易学文献学的深入发展，就目前现状来看，迫切需要一部分学者对历代训诂著作做一番钩稽爬梳工作，编撰出一部反映历代易经训诂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易经诂林》，并力求做到编撰体例完善、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宏通。这应当是现代学者总结前人《易》学成果的基础工作之一，其意义是重大的。

就目录类训诂著作而言，由于它是治学入门的第一步，因此，此前的一些学者已为我们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程启槃的《历代易学存目》及《现存易学存目》，沈竹礽《自得斋目睹国朝易学存目韵编》，庐松安《易庐易学书目》［13］，山东省图书馆编《易学书目》［14］，等等。此外，当代也有一些学者正在编制20世纪易学文献目录。然而随着视频和音频媒体的日益发展，对研究资料进行快速检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而要求目录类著作不再满足于以纸质文献为载体，而应适应于信息科学发展的需要，通过特殊的计算机软件辅助，建立通过互联网络传播的电子目录库，并成立专门易学网站，为从事易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便利的检索和查寻，这也成为当代文献学者目前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

四、撰写易学普及性读物，以加强易学基础知识的普及推广工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易学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自身的社会政治功能，强调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学以致用的特点。因此，摆在21世纪文献学者面前又一个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强调在民众、特别是大学生中间的易学基础知识的传播，实现对易学文化的扬弃，清除社会上对易经文献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并在这种易学传播的过程中，力求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实现新的“经世致用”的文化功能。

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刘大钧先生曾撰写《周易概论》［11］一书，该书既是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同时也在特定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普及易学文化基础知识的意图。此外，1990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周止礼撰写的《易经与中国文化》［15］一书，也对易经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外，20世纪也出版了少数今注今译性质的普及性入门读物，如孙振声《白话易经》，南怀瑾、徐芹庭合著的《周易今注今译》，等等。但80年代末以来，《周易》研究已经更加深入，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刻，诸书的某些内容有待完善和补充；而从传播的角度看，也不是单靠上述几部读物就能完全达到普及的目的的。因而，易学普及性读物的撰写和出版，也将是21世纪易经文献学者所需从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代文献学者对于研究和文化的普及决不能存厚此薄彼之心，相反，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需要广大文献工作者们投入相当精力从事易经知识的普及工作。

五、各种传统《易经》文献的外文译注工作将会得到加强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互动趋势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古典文献学者自然就肩负着让本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进而影响别国的重任。对于其他国家学者而言，要接受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要学习中国的各种儒家典籍，这其中当然要包括各种易学文献在内。据笔者所知，全世界的易学组织不下于七十个，这充分说明易学研究在21世纪的前景是广阔的，《周易》文化的传播显然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易经》传统文献的各种外文译注，将会成为精通各种外语的部分中国学者的主要用武之地。我们相信，本国学者对易经文献的外语译注，必将在译注传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比之外国学者的译注本更有长足之处。据笔者所知，目前，已经出版了一些易学文献的外文著作，既有《易经》本身的译注成果，也包括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外文翻译，如刘大钧、林忠军先生注译的《周易传文白话解》被翻译成英文版，《易经全译》还被翻译成法文版。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外易学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易学事业的发展。另外，随着信息科学的日益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媒体，这一传播手段也有助于加快外语译注的工作进程，使易学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以上，我们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就21世纪（尤其是前20年）易经文献的研究趋势，谈了个人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当然，从事易经研究的文献学者，其今后的研究方向决不只是体现在以上五个方面，诸如历代易经文献的辑佚、编撰、辨伪、版本的重新考订等，虽然20世纪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待于继续深入全面的探讨。我们期待更多的易经研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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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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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大钧.周易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6.

［12］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96．

篇5

我国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公元284～354年）所著的《抱扑子•内篇》金丹卷中就明确记载：草木之药“煮之则烂，埋之则腐”，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就是说，用中草药炼丹是不行的，因为它们容易腐烂。而朱砂加热后可变成水银和硫磺，反过来水银与硫磺在冷却的条件之下又可转变为朱砂。因此，服用朱砂炼制的丹药，人的生命就像朱砂与水银能互变那样，往返循环，生生不息。并把丹砂（HgS）称为长生不老药的极品。这是丹砂与水银、硫磺进行可逆化学反应的最早的明确记录。这一反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化学。例如：当水银温度计打碎了之后，洒落在地面的水银容易蒸发，而以蒸汽的形式被人所呼吸，从而引起汞中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水银上面撒一些硫磺，使之变为HgS，而HgS在常温下是没有挥发性的。有“药王”之称的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炼丹大师。他在炼丹过程中发现了黑火药，在其著作《伏硫磺法》中记载了黑火药的配方：两份硝石+三份碳+一分硫。这三种物质一旦发生化学反应，就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气体，从而产生爆炸。这就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这一技术直到公元8世纪才传到阿拉伯。阿拉伯人把硝石称为“中国雪”，而波斯人（今伊朗人）则称其为“中国盐”。虽然炼丹家们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梦想最终破灭，但却在炼丹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有趣的新方法和新物质，例如淮南王刘安在组织其门客炼丹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豆腐，而被称为豆腐的鼻祖，也把自己造就成了化学家。正因为如此，英国自然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根据中国古代在炼丹术等方面的成就，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医药化学源于中国”的论断，认为“整个化学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到了16世纪初，药物化学家的奠基者、瑞士科学家巴拉塞尔士首先把矿物质作为药物使用，提出化学的目的是制造药剂。他认为有病就是缺盐、水银和硫磺这三种要素之一（分别比作为肉体、灵魂、精神）。为了治病就要服用所缺的要素。而为了获得能够治疗疾病的药物，必然要进行化学实验，因此，在这些实验过程中，人们便发现了硝酸、盐酸、硫酸、氨和矾等化合物，也产生了元素、化合物、化学试剂等概念，从而推动了化学的发展。

2化学的发展对医学所做的贡献

巴拉塞尔士作为医学的改革者，极力反对伽仑及阿维森纳的学说，并引导人们注意到化学对医学及药学的莫大用处。他的这种主张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被证实。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化学的发展，人们坚信能够治病的这些植物中肯定存在着内在的物质基础。结果在19世纪初，化学家们从药用植物中寻找到了具有药用价值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例如：1763年，爱德华•斯通（EdwardStone）在伦敦皇家学会宣读了题为“关于柳树皮治愈寒颤病成功的报告”。1828年，法国药剂师亨利•勒鲁克斯（HenriLeroux）与意大利化学家拉斐尔•皮里亚（RaffaelePiria）利用化学手段从柳树皮中提纯出了其有效成分水杨酸，化学名是邻羟基苯甲酸。1860年，德国拜尔公司化学家赫尔曼•科尔贝（HermanKolbe）成功实现了水杨酸的人工合成。但是水杨酸对口腔、食道和胃壁的黏膜有严重的刺激作用，从而使其在医学应用中受到了严重限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化学家们首先想到的是将其改为酸性较小的钠盐（水杨酸钠），这虽然减小了其刺激性，但却具有令人不愉快的甜味，导致大多数患者不愿意服用。到了1893年，德国Bayer公司的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Hoffmann）对水杨酸进行了改造，制成了乙酰水杨酸。水杨酸与乙酰水杨酸具有相同的医学性质，但后者却没有令人不愉快的味道和对黏膜的高度刺激性，这就是“万灵药”阿司匹林。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已经可以用化学的方法去改变天然产物的结构，使之成为更为理想的药物。1928年，英国细菌学教授弗莱明发现了人类第一个抗生素药物青霉素。虽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但是青霉素培养液中所含青霉素的量太少，加上他化学底子比较薄弱，一直没法找到富集浓缩青霉素的技术，很难从中提取足够的数量供临床研究使用。因此，弗莱明只好暂时停止了对青霉素的培养和研究工作。

直到1935年，澳洲药理学家弗洛里和侨居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合作解决了青霉素的富集、浓缩这个技术问题，才使得青霉素真正成为服务于人类的良药。青霉素的大量生产挽救了千百万患有肺炎、梅毒、猩红热等疾病的患者的生命。青霉素的发现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原子弹和雷达相并列的第三个重大发明。正是因为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对改善人类健康和延长人类寿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三人共同分享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同样，我国的科学家们在推动医药学的发展和改善人类的健康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1年，我国药理学家屠呦呦教授获得了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世界级大奖——美国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LaskerDeBakeyClinicalMedicalResearchAward），以表彰她在青蒿素（Artemisinin）的发现及将其应用于治疗疟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奖项。青蒿作为药物使用，首次记载于《五十二病方》（公元前168年左右）中，这本书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书中详细描述了如何用青蒿来舒缓痔疮。在公元340年间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在其著作《肘后备急方》中，明确记载了青蒿能够治疗疟疾：“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教授正是根据这一段文字记载受的启发，改变了传统的提取方法，在经过190多次的失败之后，于1972年11月8日从青蒿中获得了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的单体。1973年，作为其结构研究的一部分，屠呦呦对青蒿素的结构进行修饰，得到了双氢青蒿素，其药效比青蒿素高10倍。双氢青蒿素的合成奠定了合成其他衍生药物的基础。1984年初，上海有机所周维善院士课题组实现了对青蒿素的人工全合成。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例子就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亭栋教授发现As2O3可以治疗M3型白血病的原创性研究。他从民间中医中得到一个秘方：砒霜、轻粉（HgCl）和蟾蜍可用于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而张亭栋将这个配方主要用于治疗白血病的研究，并分别检测这三种药物在治疗中的作用。通过研究，他发现其有效成分为As2O3，并于1973年在《黑龙江医药》上发表了As2O3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开创性论文[4]。1979年，他们在《黑龙江医药》上再次，明确指出As2O3对M3型白血病效果最好，从而清晰地奠定了人类今天的认识：As2O3可以治疗白血病，特别是M3型白血病[5]。1998年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教授将张亭栋的研究结果用于临床治疗并将其治疗结果和可能的作用机制发表于世界最权威之一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从而导致了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As2O3对M3型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而且相关药品已经通过美国FDA批准正式上市。

此外，医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还有很多。例如1908年德国科学家埃尔利希课题组从合成的上千种含砷化合物中筛选出能够用于治疗梅毒的化学药物——砷凡纳明，从而开启了化学合成药物治疗的时代；1911年，波兰化学家CasmirFank在谷物中发现了维生素B1，并且发现缺乏维生素B1会患脚气病，随后新的维生素被不断地分离纯化并进行了结构的鉴定，使人们认识到维生素缺乏与疾病的关系；1932年德国生物化学家多马克发现的第一个磺胺类抗菌药——百浪多息；1963年美国化学家瓦尼（M.C.Wani）和沃尔（MonreE.Wall）从红豆杉中分离到了抗癌活性成分——紫杉醇（taxol）等等，这些重要药物的发现无不与化学的分离和确定结构的技术有关，见证了化学对医学的深远影响和重大作用。化学手段已经成为医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撑。如可以用先进的化学手段来测定基因的结构、基因的序列，还可以利用化学手段去改变基因的结构，在基因上连接一个小分子或通过基因的对接来改良基因、甚至创造出新的基因。例如我们现在所见的一些转基因的食品——大豆和玉米等都是通过基因的改变来实现的。这些成就将为人类抵抗遗传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现阶段无法治疗的疾病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法。生命过程是无数化学变化的综合体现。尽管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很多，但是得到现在科学实验强有力支持的就只有“化学进化学说”，即生命是化学反应的产物。1952年，美国科学家StanleyMiller在实验室中模拟原始地球的大气成分和电闪雷鸣的自然环境，将甲烷、氨气、氢气、水蒸气等置于密闭的容器中，进行持续一周的活化放电，得到了氨基酸——这一组成生命不可缺少的蛋白质原料。而且在1965年9月17日，以钮经义为首的我国科学家用无生命的简单有机化合物合成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这一成果为人类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些研究结果为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学说提供了有力的实验支持。美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哈佛大学E.J.Corry教授（199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预言：“21世纪，化学将涵盖医学与化学之间的任一事情。”这一预言很快就被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科恩伯格所证实，科恩伯格于2001年首次在分子水平上展示了真核的转录过程，并因此荣获了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这里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科恩伯格是位医学教授，但他却荣获了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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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化医学与医学各学科关系

2．1转化医学与基础医学近年来，尽管人类在解决健康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科研领域，常常出现投入大于产出，基础研究与临床之间脱节等问题的不对应性，而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我们需要生命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医学领域专家的通力合作与交叉研究，破解紧迫性的难题：如何将大量的数据转化为解决医疗问题的有用信息?比如，世界各国正在全基因组范围内开展的基因与疾病的关联性分析，寻找与疾病相关的易感基因和医学研究模式，从“组学”到系统生物学研究的转变等方法，在肝癌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肝癌的发生与发展相关的分子机制方面。正因为有这些方法的转变才使得我们能系统解决医学问题，做到基础研究的大量有用数据能实际应用于临床诊断与治疗。

2．2转化医学与预防医学转化医学以推动医疗改革、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战略目标，主要方法就是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及相关的现代科学技术凝聚到4P”医学中n。转化医学就目标而言，就是预防医学，它是健康促进的引擎。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患者在患病初期未加以重视，大多要进展到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时才会到医院就医，从而导致病情延误。因此，医生只注重治病是不够的，人类健康问题的解决根本应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申卫生事业模式转换，要从疾病的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深入贯彻三级预防模式。最终通过精确的诊断与治疗，有效的预防和控制，降低发病率、提高治愈率、减少疾病所造成的各种损害，降低医疗的综合成本，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在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前，老龄化将带来诸多疾病，肿瘤、糖尿病、神经精神性疾病等慢性疾病，加上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危害，使我们要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2．3转化医学与临床医学转化医学最终将产生2种结果：分子医学和个体化医学。基于分子分型的个体化治疗，其发病机制复杂、疾病异质性很大，例如各种多病因慢性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及糖尿病等)，不能仅采用单一的某种方法来进行疾病诊治。一种尺度或者一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人的医疗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要实施个体化的治疗必须基于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等一些基本特征、基础医学的分子生物学特征，选择合理治疗方法和药物，最终使患者在最佳的经济条件下产生最小的毒副作用和最高的效益。研究发现，同一种疾病在机体不同遗传、营养、免疫状态下，对同一种治疗方法或同一种药物的疗效和预后存在较大差异n。因此，临床可利用基因分型、生化指标等生物标志物预测和评估患者药物敏感性及预后，以便合理选择药物和剂量，提高疗效，改善预后。通过临床与基础的关联性分析，找出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并阐明疾病的机制，最终以循证医学的原则实施医疗工作，为疾病治疗反应和预后评估。

2．4转化医学与药学在人类生活质量提高和寿命延长以后，医学重大问题的解决将通过基础研究和药物研发及医学实践三者的紧密结合。药物研究是转化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新药研发的源动力n。在药物的研发过程中，转化医学的典型含义是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真正治疗患者的手段，主要通过明确药物靶点n，实现个体化治疗的真正目标。其有3个共同的特征n：①以“组学”为代表的系统生物学为研究手段；②以“多学科交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策略；③以“服务临床”为目的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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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学生对传统手工陶艺技能的学习，提高现代陶艺的综合表现能力

在现代陶艺实践活动中，由于学生的兴趣点往往更多地放在对陶瓷材料、形式运用和主题表达上，陶艺手工技能的掌握决定其综合能力的表现，所以强化学生对传统陶艺手工技能的学习很有必要。虽然中国陶瓷历史悠久，传统陶瓷技艺非常成熟、完整，但是综合性大学并没有很多陶艺教学的优势资源，它们缺乏像美术学院或艺术专业性很强的艺术院校的陶艺专业那样有着完整的教学体系和现代陶艺实践活动的实习基地或工作室等教学资源。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对陶艺传统技能的学习方式非常单一，学生们获得知识的来源除了来自教师在课堂陶艺技能教学以外，对陶艺的学习只能通过网络媒体来完成，有限的师资力量和学习时间导致掌握传统手工陶艺技能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不要说具备掌握多种制陶成型方法的能力，能熟练掌握一种手工制作方法都比较困难。因此，强化学生对传统手工陶艺技能的掌握就显得更加具有意义，它是学生提高现代陶艺的综合表现能力的基础。因为不掌握陶艺手工制作技能是无法进行综合性陶艺创作的，就如学习书法一样，我们如果对书法基本的横、竖、撇、捺等笔画都无法掌握，那么就不具备创作书法的能力。任何艺术形式的表现都是在掌握扎实的基本功以后，才能开拓出该艺术表现形式，现代陶艺亦不例外。而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当学生掌握技能的同时还必须学会将材料与创作者的思想相结合，让陶艺的创作形式与表现内容相吻合，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的作品是没有艺术价值的。由于现代陶艺教学颠覆了传统陶艺的艺术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和艺术规则、艺术价值重新做出判断，这意味着，在综合性大学进行现代陶艺教学改革，不仅是技术或媒介之间的交替，关键还必须引导学生从一开始就以独特的眼光去观察日常的事物、事件或现象，并带有一种哲理性的个人体验和批评的态度来处理这些事件。如果陶艺教学改革只仅仅停留在对改革传统的技艺教学模式的修补和调整中，循规蹈矩服从教学管理、教学评估，这是无法提高现代陶艺教学效果的。

三、优化综合性大学现代陶艺教学体系

综合性大学的陶艺教学从一开始由于缺乏传统专业性陶艺教学的系统性，它的教学结构来自于对其他美术院校陶艺教学体系的照搬或模仿，并没有完全依据自身教学需要的要求与发展形势来制定它的培养目标，它往往造成不切合实际的教学需要和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新的教学改革形势下，要提高陶艺教学效果和实现陶艺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修改原有的教学体系，学校需要在传统陶艺教学结构中适当地精简相关专业的课时，对课程设置进行优化组合，留出一定的课时来进行必要的陶艺教学补充。既顺应新的教学形势需要，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人才培育的需求。比如，我们将课内专业教学延伸到课外专业教学，在教师的合理安排下，组织学生开展工厂实践活动，向民间艺术大师、民间艺人、工艺技能师学习，将课堂无法开展的技能培训放到工厂，一来增强学生对陶艺成型工艺的认知，加强艺术技能的培养；二来通过多样的实践活动带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对陶艺创作过程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提高学生独立完成作品制作的能力，增强学生对艺术创作的自信心。众所周知，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不仅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艺术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引导学生加强人文知识的积累、拓宽知识面、增强艺术修养的第二课堂。同时，综合性大学还需优化相关的制度来鼓励老师、学生积极参加各种陶瓷科研学术活动，带动现代陶艺创作的良好氛围，让师生在教与学过程中进行互动，通过实践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提高创新能力。而教师也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组织团队建立高标准、高要求的现代陶艺精品课程，在课程建设中不断地对教学进行总结、充实和完善，追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当然，在信息化时代，我们也不能忽视教学媒介的作用，陶艺教学要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和多媒体设备来扩大教学的有效性，注重培养大学生对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能力，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将陶艺技巧的提高放到突出位置，同时，对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即眼界的提高也不能忽略，要学会进一步强化由知识向能力的转化，知识、能力向素质的升华，提高自己对陶艺技能的应用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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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医学模式对心理护理的要求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现代疾病是综合多因素致病，要对上述三轴系统进行全方位诊断治疗，注意情绪、个性、不良行为、心理应激这四大因素。要求护理工作者：（1）计划护理，满足患者的心理需要；（2）心理护理，调节患者的社会角色（重视患者同医护人员的关系，不应存在求和被求的关系），稳定患者情绪，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应激反应，调节其情绪变化，帮助患者增强适应能力［3］。

2心理护理的原则

心理护理内容较多，在进行临床护理工作中应遵循一定原则［2］。（1）心理护理与躯体护理的整体性。对患者进行躯体护理，以减轻新的情绪反应，心理护理以减轻情绪对身体的作用，阻断情绪恶化加重躯体反应的恶性循环，建立心身良性循环能达到心身协调。（2）心理护理目标的个性化。同一类疾病，患者都有某些相似的心理反应和躯体反应，但是，作为某个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各异及遗传素质不同，其个性特点亦不同。患者的心理状态、应激反应就发生了特殊性变化，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有计划的心理护理。（3）实施中解决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心理护理工作中，首先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视其为患者最主要的问题。由于在现代疾病中（多为慢性病），多数目前还未寻找出特异的治疗方法，部分患者就产生悲观消极、甚至厌世的心理活动，从而形成心理-病症加重-心理的恶性循环。医护人员应就此给以心理疏导，讲述心理因素对疾病影响的重要性，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4）重视医院环境（医护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关系、精神环境）。增强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亲切感，促进患者尽快适应医院环境，积极配合医疗护理。

3心理护理的目的

3.1满足患者的需要，搞好医患关系心理护理的基础是良好的医患关系，因此首先要满足患者的心理需要。患病后，患者的生活规律发生了较大变化，医护人员应尽量满足其饮食、睡眠和休息等生理需要，使其生理过程得以尽早恢复。关心爱护患者，满足其爱与被爱的需要。尊重患者的个性、习惯，以满足患者的心理、社会需要。平等、同等对待所有患者，使其感受到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同时医护人员应向患者介绍医院状况（设备、医护人员技术水平、诊断治疗条件），所患疾病的科学知识，以满足患者的安全需要。

3.2调整患者的社会角色患者进入角色，与原角色发生冲突，多数表现为生病后仍想继续工作，对此应予以调整角色行为疏导，以利于康复。当疾病转入恢复期或慢性时期，则应逐渐淡化其患者角色意识，有利于恢复其社会角色［4］。

3.3调整患者情绪，缓解心理应激患者一般都具有焦虑、恐惧、疑虑和抑郁心理以及与家分离后孤独、失助、失望等情绪变化。这些变化会加重患者病情，及加剧其心理应激，甚至致其死亡，必须予以调整，恢复其乐观、稳定的情况，必要时辅以药物治疗，多数心理应激所引起的后果可通过心理护理加以缓解［5］。

3.4改变患者不良行为许多疾病的发生与不良因素有关。应说明不良行为的危害性，应用行为疗法，认识疗法改变其不良行为［6］。

3.5增强患者心理适应能力及处理心身反应能力引导患者及时适应患者角色、病房环境，用心理学方法处理疼痛、失眠、病残丧失感，孤独寂寞及其病态身体意象。

4心理护理方法

4.1搞好护患关系掌握人际吸引原则，注意个人端庄、诚恳、和善友好的仪表。经常与患者交流，发展友谊，多关心其病情，使其产生感恩报答之心。放下架子，尊重患者，平等相处，多方了解患者的需要、动机、个性和行为习惯，有针对性地避难求易搞好关系。

4.2重视语言与非语言沟通技巧多用治疗性语言与患者交谈，解释病情，疏导其思想症结，积极暗示，安慰患者情绪。如告某相同患者刚刚治疗好转或痊愈出院等，暗示其疾病可治愈，前景美好。要明确回答患者提出问题，果断表态，切勿使用消极暗示，犹豫和含糊其辞的语言，同时重视语调、表情、动作、态度相配合这一非语言交往技巧。

4.3缓解患者心理应激，调整其积极情绪把医院设备、医护技术及以往治疗同类疾病成功经验，向患者详细介绍。将重症和抢救患者与一般患者隔离。

4.4改变患者不良行为和生活习惯对患者进行个性测定，根据其个性结构和特征向其说明其个性的优、缺点及其与疾病发生的关系，促其逐步改变不良习惯和行为。

4.5改善病房环境尽量美化环境，布置好病房设施，保持清洁安静，调整病友间关系，促其友好交往，相互关照。

4.6促进患者尽早适应患者角色，教会其放松方法运用心理防护机制（潜意识中），使其保持精神活动的平衡和稳定。促进患者散步、疏泄、转移注意力及练气功、太极拳等放松方法。

5护理人员的心理素质培养

现代医学模式要求护理人员除具备有“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利他精神，“增强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职责外，还应具备有敏锐的观察力，灵活的注意力，准确的记忆和独立思考能力，具有稳定乐观的情绪和良好的性格；同时对工作极端负责和处理果断，具有渊博的医学知识及良好的人际关系、语言表达能力和熟练的操作技术，因此要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养［7］，加强护理人员的在职教育［8］，学习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和医疗知识，树立献身护理事业的事业心，加强护理技巧训练，深入护理实践，不断总结成功失败的经验，以提高护理人员的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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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学诗.当代心理卫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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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09；I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4906

Mor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PreQin Literature

QIAN Guang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reQin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iterature is the “natural” relation with ethics.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conno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odern ethic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is mainly exp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aise of king， ideal life pursued by the working class， clear mi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duct of public first，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creating inharmonious ethics， pleasant beauty of expecting marriage， different virtue eth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so on.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bas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s thought history， and initiat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象力’来‘表现’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作品’。”[1]9他所说的“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以道德价值生成与传播的“文以载道”范式而论，所指主要就是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意蕴，包括善恶观念、评价标准、行为倾向即态度与情感。文学的这种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先秦文学①

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伦理学意义发表几点看法。

一、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分类概览

先秦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式已见雏形，诗歌和散文如《诗经》《楚辞》《韩非子》等甚至已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其内含的道德价值。

其一，赞美高大、纯洁、完美的理想人格。《韩非子·五蠹》对尧和禹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作了如是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2]1183（尧王天下时，住的是不经修剪、不架椽梁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简陋的食物，连喝的汤也是用灰菜和豆叶做的；冬季披着小鹿皮，夏天穿茅茎编的草衣，即使是一般官家的生活也不会比这等状况差啊。禹王天下时，翻土挖地身先士卒，大腿上的汗毛都磨尽了，小腿上根本就长不了毛，即使是臣下也没有这样的吃苦啊。）

用此等夸张的表现手法描述王者的理想风范和伦理情怀，是先秦文学的一大特色。后来收入《淮南子》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虽不同于的《韩非子·五蠹》赞美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理想人格，但其歌颂的博大伦理情怀，显然也不失一种王者风范。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古朴的伦理芬芳！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赞美士大夫高尚人格的道德故事，如《尚书·康诰》记述的周公姬旦训诫其弟康叔要“顺天治民”和“体恤民怨”、《战国策》纪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

其二，表达普通劳动者的伦理祈求和道德态度。这类道德意蕴与赞美王者风范是直接相关的，虽记述和描写的篇章不多又多采用“非历史”的神话或传奇的手法，但对其道德文明史的价值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道”之下普通人欣赏伦理和谐之田园生活的豁达情趣，即如后来《帝王世纪》之《击壤歌》（晋皇甫谧编撰）所描绘的那种风景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8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上天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期许和杰出个体的英雄气概。这方面的理想人格，可以从《山海经》的相关篇章窥得一二。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崇吾山》）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填海》）

这些文字，其实不是在写人，而是在写“神”和“怪”，它们所舒张的神性和神力，不过是为了表达原始先人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已。

其三，描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关系的不良品行。《韩非子·五蠹》最早用散文的形象语言比喻了“公”与“私”的含义及其不可相容的价值对立：“古者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谓“自环”，用今日之语表达亦即“以我为中心”。那时的“公”，既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公，也不是“三人为众”即个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实则是专制帝王的一家之私。 那时的“自环之私”，也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之私，而是如同杨朱说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私，因为“人人不损一毫（于他人），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4]217。简言之，也就是“利己不损人”之“私”。

《诗经》在方面有许多传神的描写，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道德心理。如《小雅·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5]八九

（说起来天是很高的，但我们走在下面不得不弯腰，说起来地是很厚的，但我们走在上面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象被毒蛇咬着一样！）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5]四四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白吃饱腹啊！……）

屈原在《离骚》中用比兴的手法，十分生动形象地鞭笞了统治者集团内部不和谐、相互倾轧的政治关系，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智者” 向往和追求政治伦理和谐及恪守人格的心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6]6

（我栽培了许多春兰，又栽植了大片蕙兰。还分垅种植了揭车，并套种了杜衡和芳芷。希望它们都能枝叶茂盛，等待我收获的那一天。它们枯死又何妨呢，让我痛心的是它们已经质变。）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关于公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核心。由此观之，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公私观，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四，憧憬婚姻的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批评统治者及其纨绔子弟无视婚姻和性别伦理的不道德行经。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5]一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爱慕美貌女子和憧憬美好婚姻的“君子”之复杂心态。

再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5]九

（一个美貌少女在郊外遇到美男子猎人，为他所引诱，爱上了他，但羞于男女有别的伦理的道德意识、担心惊动乡邻而婉言拒绝。）

正因如此，庶宅少女对纨绔子弟不循婚姻伦理之举多有设防，如《 诗经· 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5]六十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恐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同归。）

与此相关，《诗经》的《汝坟》《卷耳》《江有汜》等篇章，还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妻子与劳役他乡的丈夫两厢思念、倾诉衷肠的悲情，描写了苛政致使庶人夫妻分居的凄苦人生。

上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归根到底上都是先秦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形成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7]515的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由流动式的游猎和游牧转而为定居式的农耕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得以发展和丰富。其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尊重克勤克俭、率先士卒之强者或英雄的农耕品格，而这样的人一般都可以为王或已经为王，致使希冀在王者的统领之下获得安居乐耕的田园伦理和道德生活，同时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追求。又由于西周确立井田制的公私分立和贵贱有别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规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5]一0七的耕作次序，必然会生发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对立和对抗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

二、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

经过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激烈动荡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洗礼，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原先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文本和思想发生解体，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史哲文本及思想体系，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为哲学伦理学提供最初的动因”[8]28的质料。其“载道”的文学样式也逐渐为直接言说道德的哲学伦理学的文本所替代，如《论语》《孟子》《荀子》等。然而，这种替代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是那么彻底，今人仍然可从这些文本中看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标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11 、“《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9]30等，表达了孔子对《诗经》相关篇章之纯正品质的怀思和敬仰之情。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固有的价值本性和永恒性元素，也开启了先秦之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区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多为直白式宣示“知其然”的道德主张教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6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9]129等，缺乏“知其所以然”的形上抽象和思辨精神。

[注：虽然，两汉尤其是宋以后的伦理学说多注意追求形而上的抽象，具有某些思辨特色，但从诸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等命题来看，其所关注的对象实则还是多为形下层面的经验范畴，所谓“天理”、“天性”、“天命”不过是“地理”、“人性”、“人命”的代名词而已。真正的抽象特别是科学的抽象，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变换名词概念。]西方的哲学伦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关注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必然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或向下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后一种“必然”，缘于人“为了某一目的” 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择善动机。[10]328这种注重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分析和揭示事物本质联系的研究范式，后来成为西方哲学伦理学研究遵循的学术原则。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儒学所发生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促成先秦儒家对“以德治国”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形成的“最初动因”，就是先秦文学内含的道德“实践理性”。今人可以从屈原的《离骚》理解和把握其逻辑线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天赋予我很多良好的素质，我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只觉得老年渐渐来临，担心美好的名声不能确立……我要向古代圣王学习啊，这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的……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我也决不取媚俗之态……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的……）[6]613

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意蕴多是以宣示“做人”的理性原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它的主旨在“做”而不是在“说”。这表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上便展现了道德的价值本性。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大体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并与政治法（刑）制联姻，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孟儒学伦理文化推崇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尧禹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逐渐转化为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要求，转化为“为政以德”和实施“仁政”的道德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11这种历史演变，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规律的。经过秦末社会的再次震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确立，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客观上需要统治者集团“为政以德”，以得民心而得天下，同时也需要将道德政治化、法（刑）制化和教条化，以便对庶民实行教化而固民心和平天下。

另一个方向，是道德意蕴的其它成分如普通劳动者朴实的伦理精神、憧憬婚姻的美感等，没有被列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的“正册”，渐渐地以小说、戏剧、评书、民间故事等文学样式承载、“下移”和散落到庶民社会中，嬗变成为另一种非文本记述却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致使人们只能在诸如《太阳山》《牛郎织女》《螺蛳精》《画中人》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中，才能回溯和联想它们在先秦文学中的原先风貌。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强化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成分，淡化了多带有“人民性”的成分，“牺牲”了先秦文学中一些庶人喜闻乐见的道德元素，却为封建社会某些非主流道德文化如道学和佛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使之赢得“附儒”的文化地位和在庶民社会中广为传播的土壤。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合乎道德发展的辩证法。道德在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总是要以“牺牲”一些的传统成分来赢得自己的进步，因而在进步与“倒退”之间上演“自相矛盾”的历史剧，谱就“自然历史过程”的轨迹。因此，不可仅凭道德文本记述史来理解和把握一国一民族的道德发展进步史。

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伦理学意义

文学与伦理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人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于伦理学的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向度展开。

首先，昭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源远流长。然而，对“源”究竟有多“远”、“流”究竟有多“长”多缺乏具体的说明，使得人们对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缺乏根的意识和真实的历史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缺憾。它的存在，与我们没有对其源头给予应有的关注、或者虽有所关注却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伦理学研究长期不能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忽视先秦文学内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有关。从逻辑推理来看，“人”在劳动中创造人与创造人必须的伦理与道德本应是同一种过程。不难想见，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彼此之间需要一种“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 “思想关系”即伦理和谐，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犷，也是必须的。于是，在某时或某些情况下，会有“人”伴随肢体动作脱口发出诸如“吆”、“呵”之类的呼喊或呼唤。这是一种具有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伟大创举，它的“启蒙意义”在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尔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二0五），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诗歌。这种演化的成果，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维护和建构伦理和谐的最早的道德意识形式。

关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教育，旨在培育受教育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要如此，从源头上“娓娓道来”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让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走进基础阶段的道德教育课堂，不可不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其次，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影响学科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实际功能。逻辑起点，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正确把握逻辑起点问题需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603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以研究道德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应当确立“道德从哪里开始，伦理思想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逻辑观。因此，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与建构，应当从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起步。如阐述“仁学”伦理思想可以考虑从“女娲补天”起步，阐述德政伦理思想可以从尧禹的王者风范起步，等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多没有关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而是从儒学文本起步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建构范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多是从著名的《荷马史诗》起步的。如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上，如严于律己和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公私分明和先公后私、尊重伦理和谐和性别伦理等，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谈“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之类的抽象理念和道德教条，那将会是一种何等贴近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呢？

再次，开启了“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以“文以载道”

[注：“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然而，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也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语义。]的文明样式传播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因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尤其是戏剧和民俗文学），而实际上一直充当着道德教科书。这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悄传播。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文学以其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和“人民性”的道德内涵，而成为传播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土壤和最重要的途径。就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播和建设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文以载道”，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学’，如散文、诗歌、辞赋等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空的口袋’，形式必须要有内容，空空的‘口袋’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装进东西才有价值。”[12]3此言甚佳却又有失偏颇。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事物在这种关系上仅是内容的多少与优劣的差别，所谓“空空的‘口袋’”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

[注：如时下的一些“贺岁片”，其“口袋”看似空空如也，其实不然，正是其表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道”，才令一些趣味相投者趋之若鹜，让其占据了相当份额的文化市场。]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重要的不是看其“文”，而是要看其所“载”之“道”。纵观中国文学史，诸如《孔雀东南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皆与其所“载”之“道”的喻世意义有关。

如果说，先秦文学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接受者们“‘道’是什么”，具有脸谱化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的内涵，反映的是生活世界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的“道德悖论”问题，多带有“颠覆”却又张扬传统道德文化之历史价值的“自相矛盾”的性征，因而特别具有“大众化”的艺术震撼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深海长眠》

[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雷蒙因事故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26年后向政府申请安乐死，政府以违背（传统）道德和（现行）法律为由拒绝，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最后，雷蒙在妻子协助之下，驾船沉入他深爱的大海。]《求求你表扬我》

[注：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杨胜利在雷雨交加的深夜从歹徒手中救下女大学生。他为了实现老模范、病入膏肓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唯一心愿”——希望儿子获得一次表扬，便要求报社表扬他的见义勇为行为。然而，记者鉴于“查无证据”和顾及女大学生的名誉，不予理睬，于是陷入“为了荣誉”和“顾及名誉”的“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天下无贼》等这类“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中，体味到这种源于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逻辑。当然，也可以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理由”中

[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网，2012-10-11）]，窥得一斑。现代社会“文以载道”的变化表明，其所“载”之“道”的价值正如格罗布曼（Grobman）指出的那样：“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13]1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发端的逻辑关联及其伦理学意义。这些议论，严格说来还只是基于一种“历史感做基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伪问题的话，那抑或就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若可作如是观，关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其伦理学意义的

探讨，就没有理由打住。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台上审视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进而观照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以载道”现象、反思道德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等现实问题，当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重大学术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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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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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30.

[10]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M].余纪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10

(一)对心理病因观的影响

在传统的心理治疗认为，自身身心原因、外部环境的影响是主要的心理病因。因此，心理医师会采用“客观的态度”，去发现有关心理现象或病态心理的“客观真理”。如:行为主义理论不赞同从精神层面分析心理病因，应从社会环境方面分析心理病因，认为心理疾病的形成主要由外部环境的变化变化影响，导致个体认知紊乱，最终导致心理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也认为，自我的异化和疏离是心理疾病产生的根源。在心理病因这一问题上，文化心理学持心理病因的建构观。一方面，文化的多元性与相对性决定文化治疗理论也具有多元性和相对性，即心理健康的程度是心理与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个体存在的现实意义与其所在的环境有关，对事物的认识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都与生活的环境有关，因此，个体的生活经验不同，社会环境的变化心理造成的影响不同。简言之，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心理问题。因此，所谓的心理问题，多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

(二)对治疗方法的影响

传统心理治疗受客观主义、机械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影响，认为心理疾患不但存在一个客观的病因基础，而且拥有一套客观、合理、科学、普遍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只要运用有效的治疗办法，心理疾病自然会好。因此，传统心理治疗医师更多重视治疗方法与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个体本身的重视不够。在心理治疗方法上，文化心理学的多元性、文化性决定治疗方法的多样性。文化心理学认为，心理治疗并不完全依赖现有的治疗技术水平，心理疾患治愈的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元的，例如通过了解个体的文化水平程度、价值取向等因素后，针对性采取治疗办法。换言之，文化心理学背景下，心理治疗方法必须考虑文化的价值取向，并给予患者更多的人性关怀，使心理治疗方法在厚重文化背景下承载更多的人性化取向。

(三)文化心理治疗效果评价

传统的心理治疗是在治疗医师的指导性，选择服用药物等治疗手段，引导患者治愈心理疾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医师是主导，心理治疗效果的标准就在于接近既定目标的程度。文化心理治疗理论认为，心理治疗不应局限在指引患者达到医师计划中目标，应借助各项资源引导患者心理适应社会，适应环境。简言之，文化心理学心理治疗效果评价标准在于，在完成不同文化场域的互动，让患者于环境、文化有机融合，体验生活中的乐趣，展现人生的潜能，彰显人生的现实意义，心理疾病自然愈合。从实践上看，文化心理学的形成，有利于丰富治疗方法，使心理治疗方法充满浓郁文化色彩。

篇11

表现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流派，其作品的特点主要是针对主观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描述。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其重点在于表现人的灵魂，要求超越人的行为。表现主义通过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对其不同境遇的感悟来表现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弊端，从而给人们敲响警钟。通过人类自身的思考和社会的启发来改变传统的文学观念，着力于这种文学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意识流

（1）意识流文学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语言表达，以经历人类主观生命的世界，其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意识。意识流作品实现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有机融合，从而组成主观心理时间，其打破了传统时间观念的顺时序，且随着人物心理时间的变化为脉络。从人文主义角度上看，意识流作家更侧重于表现人物意识的本真，主要以其心理暗示为主，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世界。

（2）意识流文学主要包含了人类对于梦想的追求，其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表现对象主要是针对典型的人物形象，折射出现实生活，倡导人们面对真实的自我，着重表现人的下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主要根据意识活动的逻辑，安排小说段落的先后顺序，大量采用各种写作手法，来丰富文学作品的内容，提高文学表现水平。

3.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主要强调了人的心灵象征是世界，侧重于“感应”的描述，在神秘感和通感的定义上，浓墨重彩。他将创造的象征分成两种形式。

（1）选定某一特定的对象，经由一系列的检测，完整地展示某种心灵状态；

（2）适当利用文学暗示，逐渐呈现某种心灵状态；在现阶段，由于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导致人们对宗教思想失去了信任感，这就促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仅相信自身内心的召唤和感受。

4.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场法国文学革命，其将人的存在当作首要探讨的问题，其涵盖了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其中，萨特作为代表人物，认为存在是在本质之前产生的，其倡导自由选择。他将存在视为在社会环境中遇到的危机，根据面对方式的不同选择，其结果也天差地别，人们应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解决方式。存在主义文学很大程度上融合了现意和传统写实这两种艺术风格，具有创新性。其肯定了人的价值，并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自我和保持尊严。5.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由达达主义演变而来，其认为文学是超现实，也就是梦幻与现实的产物，即为绝对现实。其宗旨是与现实脱离开来，返回原始状态，彻底否认了理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下意识和无意识的活动。超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独特和奇妙，采用大量新颖的比喻，内容丰富多彩，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由于写作手段的大量运用，导致读者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

篇12

如果我们把视觉艺术中的现代实验与现代文学中的理论建构做一个对应性的比较，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接踵而出，储备了太丰富的话语资源，而且，它们越来越超出了作为文学理论的惯有视野，将自己变成了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具有更充分言说能力的文化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觉得，想从“元叙事”层面去建立单独的艺术理论话语，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必需的。对艺术研究者来说，如果承认文学理论的母体价值，那么，他一定会发现，文学理论会变得十分慷慨。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文学与视觉艺术的门类界限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总是在一些需要大家共同考虑的问题上，文学和艺术证明了自己的创造需要。人类文明也是这样延续和拓展其进程的。因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命运：我们都不过是永恒事物中短暂的存在一作为生物，我们无意识而生，违意志而亡；作为人类，我们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性处境，但却希望接近自由。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那样的多，但所有这些问题，却又贯穿着命运性的单纯。现代文学理论与形形的现代艺术实验看上去似乎间接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直接联系的潜力，这使我们想到了人类问题的单纯性。这也许就是本文思考的最终意义所在。我希望通过一种互文性思考，从现代文学理论中获得提示，揭示出现代艺术理论同样想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现代艺术中的实验一倘若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一可在现代文学理论中发掘资源，获得对应的研究策略。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列出一条粗浅的对应线索：

20世纪初，三大潮流支配欧美艺术界：以凡?高为先导的表现主义；以高更为先导的原始主义和幻想风格；以塞尚为先导的构成主义。可被归结为两条线索的走向：第一、抽象与表现：形式自律性的探索；第二、幻想与超现实：非理性的追求。其中所包含的种种艺术流派和现象，与现代文学理论可对应如下：1、抽象与表现：形式自律性的探索：（1)世纪之交：象征主义。发端于高更“综合主义”发展形式为：摩罗、德*夏凡纳、奥狄龙?雷东、勃克林、纳比派的艺术。对应文学理论一一波德莱尔“应和论”瓦莱里“感性体验与抽象思维平衡论”叶芝、庞德、休姆“意象主义诗论”。（2)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对应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与新批评派、符号学。（3)表现主义：发端于凡?高；以德国表现主义为主要发展形式。对应文学理论——克罗齐直觉表现论、科林伍德表现论、柏格森直觉主义。2、幻想与超现实：非理性的追求。原始主义与幻想艺术、形而上画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对应文学-文化理论为——象征主义理论；柏格森直觉主义与意识流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荒诞派戏剧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

以文学理论的成熟性为参照，所谓“现代艺术理论”，也许惟有形式主义和视觉语言分析理论——包括符号学、格式塔视觉心理学一一才获得了系统而成熟的品格。不过，在视觉艺术领域，形式主义也首先是由艺术家倡导的，那就是法国后印象派，尤其是塞尚所开创的道路。塞尚之所以被奉为“现代艺术之父”，原因在于他的“画面自有其真实性”的思想，这个思想主导了20世纪上半叶现代艺术的主要奋斗目标。它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艺术是现实世界的等价物，而不是现实世界的模仿。塞尚就像历史的决策者，为20世纪前期的实验艺术运动制定了法律，从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直到抽象主义，无不以追求形式自律性、建立客观化的艺术真实为目标。而在艺术理论领域，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TheBloomsburyCircle)所倡导的形式主义艺术论。

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也不过是希望把塞尚的观点赋予理论形态而已。事实上，作为现代艺术最初的理论话语，形式主义艺术论本来就是作为后印象派的自觉回应而出现的，正是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罗杰?弗莱，把塞尚、凡?高、高更等人的实验，称为“后印象主义”。

克莱夫?贝尔极力想说明而看来又无力说明的“有意味的形式”，到了苏珊?朗格的符号论艺术美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视觉心理学理论中，才获得了较完备的逻辑陈述。假如我们对20世纪前期的文学理论稍有了解，便很容易看出，形式主义艺术论的这一套观念，在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文论中，能得到精致的说明。我们注意到，正如语言学方法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的历史递进关系中显示了愈益深入的重要性，从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到苏珊?朗格、阿恩海姆，一种类似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也越来越发挥了视觉传达研究的价值。在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这里，形式还是想被说清却终于无以言说的“意味”到苏珊?朗格这里，形式成为“情感的符号”，明确了作为情感传达的类语言功能；而到了阿恩海姆那里，视觉形式最终变成了思维的载体，来公然争夺语言的权限了。要是仔细考察阿恩海姆来回运用的那些关键词——视觉思维、完形、场、张力、力的构式、异形同构、简化原则，等一一我们会发现，它们不仅套用了心理学、物理学的概念，还有从语言学得来的启示，特别是为形式主义诗论所过滤了的语言学。

这样，20世纪前期的视觉艺术理论和文学理论，便可在艺术本体论的共同诉求中，两心无猜、投桃报李了。也正是在艺术本体论这里，文学和艺术理论开始获得现代性。塞尚说，“画面自有其真实性”俄国形式派称，文学作品是“意识之外的现实”。两样说法，实在只是同一种想法而已。从野兽派到抽象主义所倡导的“非描绘性”，也不过是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在视觉艺术语境中的出场罢了。

雅可布森提出“文学性”，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文学性”使一部书写文本成为了文学作品，“有意味的形式”使视觉图像成为了艺术作品。而且，在一种被表述为“张力”（tension)的共同感觉要素中，“文学性”和“有意味的形式”获得了本体论的统一。在我看来，对艺术本体论而言，张力论的价值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正是张力论，将形式本体论研究推进到了语言学层面，从而使“文学性”或“有意味的形式”不再显得好像是故弄玄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