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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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主体性

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有的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强调流动的主体性。对于流动的主体性，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理解。纵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是在生生不息的流动，在每个时代都焕发各自夺目的色彩。从法律发展看，历史上有不同的法律、法典，从秦律、汉律、唐律直到明清律，生生不息的发展流动。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空间主体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空间功能在不断的转换。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空间上主体的流动性。中国的教育法律文化要注重这样的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就是要强调法律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始终贯穿的是法律的价值，都蕴藏着法制的精神。教育法律上的人更有特点。教育法律上讲的“人”，比简单的法律上的“人”含义更加深厚。比如说在教育法律上，把人分成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比刑法、民法上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含义更深，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更加深刻的关注。教育法律的主体性有其独特的属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的主体，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公民也不一样。比如学生有发展性，发展性是学生的本质。发展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最核心的本质，但对学生来说，发展性是最核心的本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在发展，是在流动当中发展的人。学生具有开放性，他的心思是开放的，可以接受好的东西，也可以接受坏的东西，所以古人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比如教师，教师也有不同于一般的人的特点，教师具有神圣性，古来今往、各大文明的早期文化都强调教师的神圣性。孔子所谓的教师“万世师表”，强调的也是神圣性。神圣性就是具有献身的精神。现在有的教师没有这种神圣性，有的是世俗性，比的是工资待遇。此外，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有它的特点。

2.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教育性

有人会问，法律是刚性的东西，怎么还有教育性？法律不是天生就是刚性的、利益导向的。古代的法律注重法的精神性、道德性、价值性和教育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越来越追求解决利益问题、解决权利问题。在这样的法律引导下，社会大众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利益化。有的人出来维权，维的不是尊严，而是金钱。这样一些观念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当的确认，法律的精神性、教育性日益降低。1878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律内克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守法变成最低的道德，为什么守法、执法不能成为最高的道德，甚至起码达到道德的中间度？按照这个逻辑，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僭越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要在法律当中得以解决。教育法学要关注法学的教育性，在执法立法的同时想到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思想价值，要促进人们的精神发展，只有这样法学才会有新的活力。

3.教育法学关注教育的规则性

过去讲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说“教育就是爱”。是的，这个话没有错，强调教育的弹性，是很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全的。教育也要强调规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比如说，《义务教育法》就特别强调它的强制性。如果教育法学在教育的规律性和规则性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会解决学校和教育活动当中的很多问题。现在在教育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是学校不敢作为，老师不敢作为，政府不敢作为，因为一旦作为，就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的规则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性，教育事业就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教育法学面临的问题与任务

教育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已经日益显现。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有待于得到进一步重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以“教育法学”或“教育法律”与政策命名的博士、硕士学位点，但是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还有待提升。在很多高校，教育法学的博士、硕士培养还位于教育经济与管理或教育学原理等专业下面，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甚至在一些高校，师范专业的本科生、甚至是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没有将教育法学列入必修课。在法学研究当中，教育法学往往被列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方向，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教育法学学术著作的创新性有待于进一步突出。近些年，出版了一系列题为《教育法学》或近似的学术专著，但是一些教育法学专著照搬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已经形成一种相似的固定结构，即首先比照法学的概念对教育法学的基本原理做些移植工作，在分别对现有的各部教育法逐一进行阐释”。这也是教育法学难以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尤其是教育法学方向专著的出版，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要突破教育法学研究对其他法学研究的依赖性，就必须加强教育法学本身的原创性，形成教育法学自身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使得其研究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新的突破。交叉学科的复合型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教育法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教育学和法学两门学科基本理论的复合型应用。但是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法学研究人员往往仅从法理的角度对教育法律问题进行法理性分析，而脱离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法学研究无疑是机械的教育法学研究，甚至有可能是局限人的潜能和个性发展的教育法学研究。另外，教育学研究人员习惯于教育学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范式，缺乏对法学研究的深入学习、借鉴。教育法学的研究也是法学研究体系当中一个部门法的研究，脱离法律的语言、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体系、法律的理论，这种研究是难以取得可持续进展的。所以，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属于交叉学科教育法学研究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教育法学的实践指导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的探讨，这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法学的分类当中，有以研究内容区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法。而教育法学的研究，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加偏重于应用研究。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应用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教育法学偏重应用法学的分类都是不相适应的。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教育的依法行政、学校的依法治校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校长、班主任和教师对于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教育教学当中基本的法律问题掌握还缺乏一定的引领，需要更多的学者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教育法学的研究成为真问题的研究，并且通过教育法学的研究确实推进基层学校依法治校的进程，提高办学水平。教育法学的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在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对于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关注较多，对于当下教育热点问题关注较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的研究更要发挥引领实践发展的作用，在研究的视角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对于即将立法的教育法律，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对其立法的体例、立法的原则和立法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于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甚至是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都应当进一步的关注。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教育立法服务，发挥教育法学的应用法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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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教育历经了十几年的发展过程，虽然倡导远程学习为主、教师面授辅导为辅，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依然不高，过分依赖于教师的面授辅导，使得远程教学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导致学生知识体系的建立基本依赖于教师的面授辅导。就法学专业课程教学而言，学生只注重考试中考核的重点内容，而并非根据自身的实际去掌握知识点，出现了课堂互动较少、网络教学资源利用率偏低、案例讨论开展效果不理想，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等现象。本文作者曾对某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科班的17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进行随堂调研，其调研结果是：依靠教师面授方式进行学习的学员占到了75％，所占比例非常大；积极主动学习的学员为9％；能够有效利用网络资源的学员为11％；能够有效掌握学习资源的学员仅为5％，所占比例最小。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学生学习严重依赖教师的面授环节，被动学习现象十分突出。而慕课的出现和发展，给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打破了学生惯于依赖的传统法学教学方式，实现由教师“主动”变为学生“主动”。慕课首先要求教师负责将课程按照整体结构，分割为若干知识点，并且将这些知识点进行有机衔接和融合，使得这些知识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结合，重难点突出，针对性强；其次要求学生主动学习，摆脱对教师面授这一教学方式的严重依赖，主动选择和利用网络平台和资源，根据自身需要和学习兴趣选择知识点，并依据辅导教师的建议分点、分节、分章的掌握课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图，从而进一步提升学习的兴趣以及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

（二）对于法学课程知识体系以及知识点的讲解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教学模式仍是采取单线程式教学模式，即教师根据法学专业课程的课本和大纲要求，依照顺序从第一章开始进行讲授，知识点的构造是依据章节而来，完全束缚于教材。同时，教师在讲解的时候，一般根据章节所涉及的知识点穿插适当的案例进行辅助教学，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即知识的构建是依据教材目录进行，而非根据学生实际需要和掌握能力进行。因此，这种单纯追求知识的完整性，忽略兴趣性和实用性的授课难以与时代同步，往往造成了教学过程枯燥无味，学生被动听课的现状。慕课的出现和发展对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理念和知识讲解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陈旧的教学理念应予摒弃，具有现代信息化特征的教学理念应该及时树立。以往法学专业课程教学理念侧重于知识点的分散讲解，知识点的讲解仅仅是蜻蜓点水，案例的分析过分简单，小组讨论也只是形式，这就造成了课堂互动性不强，学习方式单一的现状。因此，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的建立应该是以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的每个知识点组成，课程教学以知识点的讲授为重点，打破章节的限制，做到知识体系和分割知识点的完整统一。而对于学生而言，可以对自身感兴趣的知识点进行选择式学习，但这种选择并非盲目选择，而是自身要制定一个合理化学习安排，并由课程责任教师进行分类指导。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工作实际，选择相关知识点。会计从业人员可以选择“会计法、审计法和统计法”为学习的起始切入点，银行从业人员可以选择“金融法”为切入点，实现因工作而选择学习、因兴趣而选择学习，从而通过对某一部门法的学习全面了解《经济法律基础》一课的课程体系结构和特色。

（三）迫使课程教学方法进行转变

目前，开放教育法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仍采用面授辅导、网上教学及答疑、视听教学和自主学习相结合等方式［3］。虽然积极倡导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基础、工作环境和家庭情况，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个别化自主学习，但效果并不明显，依然停留在以教师教授为主的初级学习阶段。与此同时，教师的授课方法依然是循规蹈矩，且严格按照教材所提供的知识结构进行讲解，仅仅注重知识讲授的完整性，广而不精，缺乏实践性，特色不鲜明，从而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导致学生很难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慕课的发展对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来说是一次深层次的转变，转变的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慕课对于教师教学方法的要求更为严谨、更为灵活，更符合实践要求。慕课要求教师一是要对整个课程有深层次的掌握，并能根据学习对象的不同，及时对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修整、完善，从而引导学生根据兴趣和工作实际进行学习；二是要熟练掌握知识结构，并能实现对知识点的独立分割和统一。教师既要做到能够熟练分割每个知识点，让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块，同时又能根据学生的选择进行有效构建，最终实现将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点进行归纳统一，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构筑知识结构图。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将书中涉及的每个部门法做成一个个独立的知识点，如“专利法”“增值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并供学生选择，同时又能将这些知识点进行有效衔接，统一于经济法，并能分析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使得学生在掌握单一知识点的同时，又能够养成良好的逻辑思维习惯。

（四）促使教师和学员提升实际运用网络课程资源的能力

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教学方法中虽然非常注重教师和学员对于网络课程资源的运用能力，并且积极鼓励教师进行网络课程资源的建设，但对于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的认同感而言却收效甚微。网络课程资源重复建设较多、精品课程较少、学生参与过程流于形式，因而导致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学习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学生利用网络课程资源的积极性不高。同时，教师自行制作的网络课程针对性不强，仅是扩散知识点，所以如何因材施教，并让学生自觉自愿地利用网络课程资源进行学习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慕课的出现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慕课并非是单纯的网络视频课程［4］。其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参与的学生数量规模很大，可以是几百人、几千人乃至几十万人；二是针对性强［5］，它是将知识结构进行有效分割，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知识点，更便于学生进行选择；三是网络教学资源更为丰富，具有立体性和直观性，如三维动画和教学游戏等手段的介入，为学员营造了一种充满乐趣，妙趣横生的学习氛围；四是在线交互学习。这种交互并非仅仅针对课程内容的交流和问答，更是学习经验、学习方法的沟通和借鉴，从而真正能够实现教学相长。利用慕课的网络课程资源作为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手段来说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学习将不是一种被动的负担，而是一种充满乐趣的享受。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可以将有“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这一知识点设计为一种小游戏，将每个设立条件设计成为一个个游戏障碍，以增强学生参与的乐趣，做到寓教于乐，使学生在游戏中掌握相关知识。

二、慕课对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启示

（一）教学方式由学生“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开放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教学方式的改革尤为重要，而慕课的出现及其发展速度的迅猛对于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方式而言，既带来了冲击又提供了启示。慕课的教学方式中突出学生选择学习的重要性，即学生自主、有效学习为主，教师作为辅导为辅。因此法学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应由学生“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具体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1）打破传统的惯性学习思维模式和教学方式。目前，法学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的获得主要途径就是教师的讲授，对于教师面授的依赖程度较高，从而遏制了自身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打破这一惯性学习思维模式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应变按章节讲授为主为以讲授相对独立的小知识点为主，增强小知识点的适用性和趣味性，同时兼顾整个知识体系的全面、系统性。本文作者认为可以将每个知识点以小案例分析的形式呈现，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学习，进而达到对知识点的掌握。（2）在教师有效的辅助下，由学生自主选择知识点。慕课的教学方式促使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方式的转变和改革。较之以前，这种教学方式的改变对于教师的要求更为严格、更为全面，要求教师不但要熟练掌握每个知识点，还能做到分割的每个小知识点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既有实践性又有理论性。学生根据每个小知识点进行选择性学习，但这种选择并非是盲目的选择，而是根据课程体系结构，并在教师的有效指导下进行。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工作的实际和兴趣，有选择地对小知识点进行学习，然后对于其他知识点的学习可以通过对已学知识点进行类推和比较，从而提高学习的兴趣。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可以先让学生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如选择“房地产法律制度”一章中的“商品房预售条件”这个小知识点作为全面学习和掌握房地产法律制度的突破口，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增强学习的乐趣和动力。（3）根据知识点之间的衔接和逻辑关系，学生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图。学生通过对知识点的选择性学习，可以全面提升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由浅入深、有效衔接，最终实现对于课程内容的全面掌握。之所以借鉴慕课的教学方式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促使其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图，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最终达到对知识的整体把握。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通过对于“竞争法律制度”中若干知识点的学习，可以进一步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和原则，最终可以达到对经济法概念以及调整对象的掌握。

（二）重点加强对知识点的梳理与讲解

目前，电大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模式虽引入了微课程、M－Learning等教学方式，但从根本上来说，仍不能提升学员学习的自觉性和自主性，究其原因为知识结构设计和学生实际掌握之间存在矛盾。以教材规定的章、节为设计知识点的蓝本，因其不具有发散性和针对性，故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慕课的出现则带来了新的启示，在开放教育法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应重点加强对知识点的梳理与讲解。具体体现为以下三点：（1）打破教材章节的设计限制，结合知识体系结构，将授课内容分割成小知识点。以分散而又独立的小知识点讲授为重点无疑是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挑战，但对于知识结构的构建却能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并且每个小知识点都要能够彼此相通，让学生可以举一反三。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在讲授“无效民事行为”内容时可以和“无效合同”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并可以延伸到“无效”的相关内容，从而使学生可以掌握得更深入。（2）在分割相对独立的小知识点的同时，还要突出适时性，能够为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借鉴。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授课对象多是成人，这些学生分布在社会各个行业，因此需求各有不同，所以在设计知识点的时候，教师一定要注意针对性和选择性。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在讲授“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中要求要有公司名称”这一知识点中，可以重点讲授公司名称由哪几部分组成、如何设计、如何避免侵权等内容，这样可以给学生“实战”的感觉，增强其学习的乐趣。（3）知识点的梳理和讲授必须符合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要求，既要突出“个性”又要兼顾“共性”。教师在设计知识点的时候，要注意能够将每个重点知识点能够有效衔接，能够确保知识的完整性，避免学生学习的片面性，突出个性，兼顾共性。以《经济法律基础》一课为例，要牢牢抓住经济法是主要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经营协调关系这条主线，无论是《税法》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内容都要遵循和体现这一主线。

（三）实现教与学的多线程模式

慕课要求教师对知识的掌握必须全面、深入，做到能够收放自如、游刃有余。而开放教育法学专业的课程教学却仍是遵循单线程的教学模式，即从教材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故无法满足学生学习的个性化要求，更无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实现教与学的多线程模式十分重要。多线程的教与学模式主要体现为：（1）根据知识体系，理清知识结构间的逻辑顺序，梳理出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知识点的划分并非是杂乱无章、随心所欲，而是根据知识结构、教学需要以及彼此间的逻辑联系而相对产生。因此，设计知识结构剖析网络模型图，就是为了规范知识点的设立。所有的知识点均是这个网络模型图的线条，既有教学线条又有学习线条，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借鉴。（2）根据知识点衔接的逻辑性，将授课内容首先分割为若干模块，然后继续分割成每个小知识点，并指导学生进行有效选择。教师指导学生选择知识点的过程就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知识点，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教师建议，厘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性和完整性，结合自身学习体会，及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辅导教师；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可以及时调整知识点在设计中的不足，并逐步改进，从而实现教与学的多线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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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成教育对高职生具有特殊意义

养成教育是教育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教育训练活动，使受教育者的言行规范化、标准化的教育过程，是一种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教育过程。

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慢慢形成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认为：“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培养学生具有各种良好的社会习惯。”他还说：“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帮助学生养成政治方面、文化科学方面的良好习惯。”可见，养成教育不仅在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乃至教育的整个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个人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高职生中的不少人在中小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没能较好地接受系统扎实的文化学习和基本的思想道德及行为规范教育，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交往习惯，应变能力不强；对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抵抗能力差，法制观念、公德意识比较淡薄。这一切致使高职生虽然享有大学生的称呼，却不完全具有当代大学生的理想境界、道德水平和认知能力。没有打好基础就得从头开始，没有好的习惯就得重新养成。因此，对高职生来说，养成教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对当代高职生养成教育的现状分析

1.当代高职生普遍缺乏文明的生活习惯，生活自理能力不强

当代高职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长把他们当成“小皇帝”，他们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但是家长却很少对他们进行养成教育，致使其缺乏生活能力、自理能力。

2.社会转型时期对高职生价值取向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重实惠，轻道德；拜金主义，为谋取钱财不择手段，甚至违法犯罪；、钱权交易、腐败堕落、醉生梦死、以追求享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的问题和现象。我们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和教育，要让高职生懂得这些现象决不代表社会主流。

3.当代高职生普遍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自觉性差

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思想不统一，缺乏自信心，存在悲观情绪、沉沦情绪，学习和生活都存在着麻木状态；学习缺乏主动性、刻苦精神、钻研精神，学习纪律涣散；缺乏自主学习意识，上课看闲书，说闲话，玩手机短信，课后玩电脑游戏等。

4.当代高职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存在着许多人格缺陷

缺乏生活阅历，生活自理能力差，依赖性强；心理表现不成熟，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任性，我行我素，不顾其他人的感受；自私狭隘，难于与人交往，难于适应集体生活。

常言道，入芷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芬，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客观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对高职生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只有在正确分析当代高职生成长的客观环境之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养成教育，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高职生养成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养成教育是塑造高职生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当代高职院校生普遍是独生子女，存在着许多人格缺陷。这些缺陷如果不及时进行“治疗”，即使他们学到了很深的专业知识，也难于在社会上立足。因此，要使高职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就必须对他们进行完美人格的塑造，对他们进行养成教育。

1.上好入学第一课“军训”。军事训练对养成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近年来的军训工作的实践表明，军训独特的育人功能，极大地拓展了养成教育工作的活动空间，有效地推动了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2.组织养成教育讲座。在新生“军训”之后，可以采取讲座的形式从思想教育、学习生活习惯教育、行为习惯教育、成材教育、学习目标引导、学习方法介绍、专业知识介绍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使学生认识到，采取严格的纪律约束，目的是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对自己一生都有好处。通过各种学习方法教育，使学生不必自己摸索，减少从中学向高职院校学习方法转变的过渡时间。通过目标教育可以帮助学生确立毕业后的人生目标，为高职院校生活确立奋斗方向。

3.通过教育创新提高实施养成教育的成效。创新教育应该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种教育体制，而是教育的一项改革，这项改革同时还需要创造适合与教育创新的环境，建立学校创新教育的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等系统配套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教育创新落到实处。只有将创新精神贯穿于学生养成教育的全过程，才能给高职院校养成教育带来巨大的适应性，才能给学生养成教育以生机，才能造就一代具有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的新人。

4.运用典型带动的方式，使养成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学校可以每个学期在学生中民主评出讲道德典型、尊师守纪典型、勤奋学习典型、文明礼貌典型等，并在学习这些学生德育标兵的活动中，组织这些先进典型与相应的落后学生开展“手拉手”帮扶结对活动，从而更好地营造出学先进、看先进、帮后进、赶先进的良好校园氛围。同时，要切实重视道德舆论导向的作用。为了保证道德教育的顺利开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可以通过宣传板报、黑板报、校报、校园广播等方式正确引导、教育学生。

5.有组织地参加社会实践。高职院校应当时刻牢记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如果我们不让学生接触社会，就会闭门造车，培养出社会不需要的废材。社会实践活动能引导学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爱国热情和成长成才的强烈愿望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行动。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必须有组织的使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认识国情，奉献社会，提高素质。

总之，“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培养良好习惯是现代教育的归宿，我们的高职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继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只有把学生的素质演化为习惯，才能成为他们终生受用的财富。

参考文献：

[1]连淑芳．试论高校道德教育的过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3．

[2]余丽珍．试论高校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联性[J]．中国高教研究，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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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凌非常庆幸女儿拥有一个真正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她没有强迫女儿上各种兴趣班，而是更多地拥抱孩子，陪孩子在大自然中玩耍。尽管女儿在上小学前不会中文、不会汉语拼音、不会算术，但从一年级回国后到现在，一直是班上的优秀学生。

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孩子大小便？

大小便顺其自然，等待孩子的觉醒

女儿两岁了，每天上保育园都要带两个大书包，一只装干净衣服，一只装尿布。一个班11个1到2岁的孩子，2名老师，除了午睡用纸尿片，其他时间都用尿布，可想而知老师的工作量有多重。我想，女儿不会大小便，一定给老师添许多麻烦，于是和老师探讨。

老师说：你太心急了，孩子还太小，和她讲是讲不通的，这时候孩子的膀胱还太小，没有什么感觉，也存不住尿，我们大人膀胱感到涨了，会意识到要小便，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理解得了呢？

我放弃了对女儿的“训练”，让她顺其自然，等待她的“觉醒”。女儿两岁半时的夏天，突然就会叫“我要小便”从此很少大小便在身上。

女儿也从来没有穿过开裆裤。很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心急的妈妈，放弃那些教宝宝早日学会大小便的努力吧。老人们让孩子穿开裆裤，想尿就可以随时尿的方法，更是使不得。

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看中国孩子的开裆裤是一道“有趣”的风景。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在努力与世界接轨，我们也应该从教育宝宝开始，让我们的现代文明生活与世界接轨，不要再让宝宝穿开裆裤了。

给孩子穿多少衣服合适？

大冬天穿短袖光脚丫，喝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冰牛奶

记得女儿在保育园的第一个冬天，当我把孩子送到教室，老师立刻不客气地说：她穿得太多了，活动不方便，把袜子脱了，光脚不会滑倒。东京的冬天，室内大约22至24摄氏度，室外一般在0到3摄氏度。保育园对1—3岁的幼儿规定，冬天，内衣只能穿短袖，外罩一件绒衣，外出可以加穿一件绒背心，在室内要光脚。穿短袖内衣是因为孩子洗手常常把长袖内衣浸湿，容易着凉。3岁以上孩子穿着比较自由、内衣可以是长袖，也可以是短袖，袜子穿不穿随意，但要穿屋内专用的布鞋。在保育园里，很少有孩子穿毛衣，大多是纯棉的绒衣，没有一个孩子冬天穿两条裤子，都只有一条单裤，我的女儿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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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活动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共同参与的过程，其中非智力因素对学生的学习活动的影响尤其突出，如果把学生良好的智力比作是台性能较好的机器的话，那么非智力因素就是机器的动力。可见非智力因素（包括学习动机、兴趣、情绪、意志和个人特征等）是发展学生智力及提高学习效率的关键性因素，是牵引学生学习的内动力。在化学教学中实施成功教育，顺应学生的心理要求，能有效的发展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使学生对学习充满信心，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化学教学中，可借助化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及实验的趣味性、直观感，创设良好的教学情景，创造给学生表现的机会，并帮其获得成功，通过成功感的满足与刺激，来激励他们的学习情绪和兴趣，加大学习动力，逐渐促成观察、记忆、思维等智力因素的有效发展，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实施成功教育的做法

1、情感的支持是一剂精神良药。

情感作为一种非智力因素，对提高教学效果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俗语说：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就像春天的雨露，润物细无声，渗透学生的心田，极大程度地鼓舞了学生的积极情感，融洽师生情谊。在教学实践中，本人深深地体会到，教师关爱学生是一剂精神良药，尤其是常被冷落的后进生，教师真诚的关心和爱护，都能激起他们积极愉快的学习情感，增强他们学习的自信心，让学生感到被重视而不是被抛弃。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无论难易，都应认真的给予分析或引导，不挖苦，不讥讽，多赞许，多鼓励，促使学生接受来自教师的情感支持的同时产生了对教师的好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融洽师生关系，化学习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2、表扬鼓励，使学生得到成功的体验。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鼓励、唤醒、鼓舞。”成功是人人渴望的，成功的喜悦往往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让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中尝到成功的快乐，他们的学习热情就会被唤起，学习兴趣就会被激发，因而学习信心倍增。在教学中，我经常设计一些阶梯性的问题，由不同层次的学生来回答，尽力让他们经过努力后能取得成功。让低层生“吃得了”、中层生“吃得饱”、高层生“吃得好”，极大程度地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如在学习H2实验室制法时，当学生完成Fe、Zn、Mg分别与稀H2SO4反应的实验后，提出三个问题：⑴上述反应是分解反应、化合反应吗？为什么？⑵制H2应选什么药品？⑶制H2应选哪些仪器？由三位不同程度学生回答，均得到良好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应恰当地用赞美的眼光看待学生，特别是后进生，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都应给予肯定、表扬，以激励其成功的动机。尤其是学生经过一定的意志努力后，所取得的成功更是他们愿意继续学习的动力。在教师的期待中，让学生不断地进步、成功。

3、激发兴趣，促发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在化学教学中应尽力创设条件让学生成功，让学生在成功感的激励下对学习产生兴趣，促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化学实验是最能激发学生兴趣的一种教学手段。从第一节绪言课我就注重利用实验的优势，一入门即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其中“魔棒点灯”己使学生惊讶万分，我有意准备几根玻璃棒让学生上台演示，在他们享受“魔棒点灯”成功喜悦的时刻，我便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学习，以后将有更多的实验等待你们亲手完成，获取成功。这样，他们参与学习活动的主动性大大增强。另外，在课堂上多创设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参与阅读、讨论，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索问题。对产生问题尽量让学生通过讨论或查阅相关资料独立解决，时刻让他们保留成功的欲望，享受成功的乐趣。

4、鼓励竞争，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

人的意志品质有自觉性、果断性、坚持性和自制性等方面。其中坚持性正是学生获得成功的关键。来自教师的鼓励、集体的帮助、个人的荣誉感都能支持学生的坚持性。学期初，我以班组为单位组织协助式的学习小组，在课堂或课外开展多样化的学习竞争活动，让不同层次学生在竞争中相互扶持，互相促进。通过竞争使每位学生都乐于做学习的主人，学得开心，学得轻松。例在元素符号的教学中，为了突破熟记元素符号这一难点，我充分利用自制卡片，让学生抢答，比赛谁又快又准，效果很好。在参与竞争中既有成功的希望，又有失败的可能，动力与压力并存，通过组织竞赛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积极参与和不断努力才能有更多的成功，从而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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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以来，全国已经实施了四个五年普法规划。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有了明显的变化，农民的法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农村法制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发现了问题，笔者仅就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以飨读者。

一、在当前进行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意义

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三农”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农村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中之重。“五五”普法把农民作为普法的重点对象之一，充分表明了普法教育对于建设新农村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提高农民法律知识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不懂法律就难以参与经济活动，农民不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就会影响和滞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因此，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二)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的重要保障

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推进基层法制政府建设，提高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市场的能力，促进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从而保障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三)是实现“五五”普法目标的重要举措

“五五”普法规划提出了“‘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重要的是要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律素质。实践表明，农民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法制化建设进程就会加快，“五五”普法规划的目标就会圆满实现。

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农民法律意识增强了，基层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其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满足，根本利益也才能得到体现和维护。

二、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我国虽历经“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四个阶段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由于我国历史原因、地理原因、民族原因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在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这一块还存在

不少问题。

(一)思想上认识不足

一些乡(镇)级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有名无实，忽略了此项工作，如有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检查时，就突击安排敷衍了事，甚至有时出现“推一步走一步”的状况，有的村干部把普法宣传教育当成是“听话”教育，要求农民学法主要是要农民听话，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没有正常开展。

(二)经费上保障不力

大部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有的地方普法宣传教育经费没有能列入财政预算内，有的虽然能列入财政预算，但仅仅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空头支票”，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难以开展。

(三)时间上集中困难

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生活的自由化程度高，自主安排自己的耕种。另外村民居住比较分散，他们的规律是早出晚归，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部分人员外流，加之普法宣传教育力量不足，集中学法难组织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正常开展。

(四)形式上手段单一

一些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还习惯于借助行政化的手段来进行，依然是讲讲课、出板报、搞专栏、开动喇叭、张贴标语，进行普法宣传形式传统单一。另外，由于普法宣传教育人员和宣传员深入农村少，编写的教材不能满足农村普法教育的实际需要，观念陈旧，形式单调的教育方法，给人感觉是走过场，影响了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深入。

针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原因分析如下：

1.宣传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认为，经过近20年的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一些常用的法律法规知识都已学过，已经达到了普法的目的。因此，大规模、全民性的普法任务已经完成，普法工作该结束了。还有少数基层单位认为，普法是软任务，搞好搞坏无足轻重，对此项工作持轻视态度，产生组织领导上的“疲软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使普法工作摆不上位子，挂不上号，上级抓一抓就动一动，完全处于应付状态，在组织领导上不够得力。

2.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绝大多数单位在制定计划时，没有针对本地实际需要，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对象，根据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特点来确定学习内容，制定的“规划”、“计划”上下一个样，学习的内容也是各地一个样，缺乏针对性。

3.部分干部工作方式难以服众：近年来，有极少数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因此造成一些农民认为：“法律条文讲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就走了样，法讲的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套，学法无用”。由于这种学法脱节、执法不公的现象，挫伤了农民学法的积极性。

三、当前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的思考

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由于其范围广、人员多，文化层次差异大、组织程度低，始终是普法教育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实施方法上、学法需求上等诸多方面，与前四个五年普法相比，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1.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集体活动的时间和机会明显减少，使得过去采用的利用农闲时机进行集中普法教育的方法也难以实施。2.由于行业分工的细化，农民对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关心程度明显高于过去，尤其是对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的欲望日益强烈。这就使农村普法工作出现了多样化、专业化的要求。3.由于经济发展，农民需要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了提高，使农村普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笔者结合农村普法宣传教育的新特点，对“五五”普法教育中的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有一个初步的思考，现将思考认识表述如下：

(一)健全组织机构，强化具体领导的责任

首先，从思想上要重新认识在我国普法教育任务重。普法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搞突击、搞运动。要把普法宣传教育当作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来对待。我们实施法治国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广大农村还残存着封建意识和封建做法，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和思想不是靠打压封杀，要靠教育慢慢的影响从而改变其思想。我们的普法宣传教育就是要做到通过以案说法、以理服人等方式启蒙农民兄弟的法律意识之门，唤醒其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掌握法律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其次，我们还要在组织上给予保障。我们要明确机构，确定专人负责，真正做到“保障有力，责任明确”。法律宣传教育工作人员要有一定的专业素质，要经过一定的考核，不能随便找人说教宣传，最起

码从事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人员自己要“知法、懂法，守法”。同时相关的政府机构应该在财政预算中增加专属的普法宣传教育经费，经费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再次，对于普法宣传教育不能搞标准化检查、突击检查。我们不能拿一个量化的、精细化的普法宣传标准来进行考核。我国地域辽阔，风俗迥异，区间差别很大，我们不能拿一个地方的做法去要求其他地方的做法，我们要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农民的法律意识提升了，法律的文明程度改善了，任何方法、方式都可以尝试。同时，我们也不能搞突击、临时检查。这种随意性检查有可能既起不到检查的目的同时也伤害了当地群众的情感或利益。

最后，我们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奖惩得力”。我们既不赞成搞突击检查和标准化检查，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或姑息普法宣传的涣散、无力。如果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我们要对相关人员的工作进行考核，我们应该从组织建设到措施保障、从长远规划到具体计划、从实现目的到阶段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发掘、表彰一批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机构或人员，惩戒一批敷衍了事、推诿扯皮的人员，真正做到让有能力的人肯干，肯干的人愿意干。

(二)探索宣传方法，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方法

我们很多地方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目前还停留在“说”的阶段。一进入农村就是用大喇叭说法，或者在宣传墙上用图画文字的形式说法。一般情况下来的时候兴师动众，效果却差强人意。其实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的做法，我们不仅仅要会“说”，同时我们还要会“学逗唱”;我们不仅仅要会编排“法制黑板报”，还要会利用网络、电视等影像设备进行宣传。我们可以通过比赛、歌会、晚会等形式，通过地方剧种、歌舞、小品、相声等手段进行普法教育。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仅仅是主持人或者宣讲者，他同时可以是参与者或者是听众。我们要想尽一切方法，只要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都可以承载普法宣传的内容。其实“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普法宣传教育也同此理。

(三)宣传具体到位，讲授农民实用的法律知识

我们不仅要能宣传、肯宣传、会宣传，而且还要知道宣传什么。由于我们从前的普法宣传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全国一盘棋，村村都相似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急需解决广大农民兄弟目前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目前他们破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什么?他们感到迷茫

困惑的法律问题又是什么呢?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坐而论道”，自我臆想和空谈理论的做法在农村普法宣传教育中会适得其反，挫伤广大农民兄弟的学法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的普法宣传工作者进行实地调研、制定长期规划、提出具体目标、采用有效手段、宣传实用内容。

我们只有解决了“谁宣传、怎么宣传、宣传什么”的问题，才能在农村真正推广普及法律知识，真正实现“提高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目标，从而才有可能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和构建和谐、民主社会的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1]刘建发.“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法治教育[J].世纪桥，2007，(1).

[2]陈万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至关重要[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5).

[3]马建新.论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路径[J].大连干部学刊，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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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权观念的复兴最初

奥托•迈耶在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引入行政法时，主要是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存在依赖性非常强的相互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学校与学生、监狱与罪犯等关系都有这种属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相关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这总是意味着对现有自由的限制。”显然，其背后的法律价值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机关所谓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种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毫无人性的尊严可言。二战后，浴火重生的人们通过反省二战期间种种涂炭生灵、践踏人权的行径，逐渐达成了法律要对人的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的共识，人权观念的复兴成为战后最为瞩目的政治思潮。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因其严重忽视“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以及人权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即使是罪犯、军人、公务员、学生等这些“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相对人，也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区别对待，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侵害，同样须受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人”并非维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谴责即可剥夺其重大权益的对象，而是一种享有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与自由的主体，权利与人之主体性密切相关，任何涉及重要权利的高权行为均需接受公法规则约束和司法审查。应当说，二战后的法律价值观逐渐强调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给予尊重和保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均是对这种法律价值变迁的积极回应。

(二)“司法国”理念的兴起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从其诞生至成熟，与极权思想、极权体制如影随行。二战后，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勃兴，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法学界。所谓司法国的理论，是指一切行政权都必须臣服于司法权之下，法院对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司法审查权，即便是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下的行政行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权对所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非但在客观上不现实，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关系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没有精力对高等学校所有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专业及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具备审查高校教学事务及对学生的学术评价行为的资质和能力，反而会被世人诟病为，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的蛮横干涉和亵渎，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行为。基于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及随后的“重要性理论”根据性质、重要程度将纷繁复杂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将涉及当事人身份或基本权利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纳入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以及司法审查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建立“司法国”的理论浪潮的一种现实的、无奈的回应。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的启示

就中国大陆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实务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其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论上，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可以划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相应地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外部行政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而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内部行政关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均把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和学校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前者只赋予申诉权，排除司法救济。在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外部行政行为才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当高校与学生产生管理纠纷时，法院通常以其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办学自”“学术自由”等观念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高校实务界对法院介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也几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国，支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回顾“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进之路，虽然，对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彻底，那么完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行政机关)博弈的历史，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历史，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历史。深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法律价值的变迁，对处于不成熟状态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同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

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乃人类固有之基本人权。基本权利系以人性尊严为基础，作为一个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而基本权利之保障可说是宪法制定的最终目的，不仅为宪法秩序中最重要构成部分，也被公认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基本权之存在要求国家各种权力乃至人民的社会行为皆须对基本权给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中，更应该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应仅仅是将学生看作被管理的对象，以维护教学、生活秩序之名，轻易侵害甚至剥夺学生的基本权益，也应避免年轻学生因某一两次过失而被秩序维护者剥夺终生的前途。

(二)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

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教学自，如高等学校可以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组织实施相关教学活动(如制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指派教师、组织考试、选编教材等)，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享有财产上的处置权等，其共同特点是主要涉及教学和学术范畴，且未对行政相对人(教师或学生)的权利作出直接处置;二是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属于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高校基于“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的理念，纯粹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所衍生的权力。在传统认识下，除法律、法规在程序和救济上作出特别规定的重要事务(如学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务由高校自主决定。然而，在人性尊严之维护及基本权利之保障日益彰显，以及学生权利意识日益高涨之情势下，高校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名而实施的上述诸多事务并不能截然归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而应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及其对学生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应当给予充分的外部救济。在此，“重要性理论”不失为科学界定我国高校自主管理权可资借鉴的一种法律思维形态。

(三)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

在科学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进行科学的划分，厘清大学生权利的类型，以便依据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规则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其中，受教育权主要包括获得学生资格权、学籍权、考试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等;人身权主要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婚育权;财产权包括债权、物权以及知识产权;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上述权利，有些是作为大学生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有些是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依据上述对大学生权利类型的划分，大学生权利损害无外乎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侵害、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其权利救济的方式、途径及法律适用不同，应当明确加以区分。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据“特别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理论”，关系到大学生身份的权利及基本权利，如学生资格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学籍权、人身权以及政治权利等受到侵害，学生理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若财产权受到侵害，主要应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除上述侵害大学生基本权利的行为外，法律应当允许高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生活及公共秩序，对学生权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有权利即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实现之可能。尊重和维护学生人性之尊严，保障学生之基本权利，必须依赖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提供无死角的、完整的保护。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拉开了我国法院司法审查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设上仍无根本意义上的进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权侵害学生尊严，损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件仍屡见不鲜，类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学院“学生表白被开除事件”的现象屡屡见诸媒体。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之争议性，法院受案范围之不确定性，高校校内规章制度合法性审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复议如同虚设等，是导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吸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科学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确立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学生基本权益的事项纳入法律保留范畴;三是清理高校违宪、违法的校内规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权违宪审查制度;四是重构教育行政救济机制，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充分救济及权利救济途径渐进的原则，构建和完善渐进式、无缝式的学生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救济机制，即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篇8

儿童从家庭来到学校，老师成了他们最亲近的人，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对孩子们的学习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师爱”犹如母爱，又胜似母爱，学生在他喜欢的老师面前不会因为“怕”而不得不学，而是更主动地去表现自己，这就由“被动”的学而变为“主动”的学。这恰恰是老师的爱，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热情。

那么，怎样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爱呢？我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要“见缝插针”，因为数学教师一般都不是班主任，和学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少，所以更需要人为地创造一些机会，在生活等各个方面去关心学生，尤其是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另外，亲切的眼神、细微的动作、和蔼的态度、热情的赞语都能缩短师生心灵间的距离，使学生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从而建立起爱的氛围。

二、以趣“激”学

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能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激发起他们的求知欲望，针对儿童的特点，可以采用猜谜、讲故事、对口令、游戏、操作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只要恰到好处，都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如：我在教学“7加几的加法”时，设计了一个猴子摘桃的游戏，让小朋友来扮演小猴子，每个小猴子拿着一个“7加几”的算式，去摘写着这道题答案的桃子，谁摘对了桃子就归谁所有，小朋友们争先恐后热情可高了，学生在游戏中深深地感受到“凑十法”的妙用，接着我又用趣味性的语言说：“猴王看到小猴子们又对又快地摘到了桃子，非常高兴，他又给小猴出了一道难题。”接着，我出示算式“6＋7=”，结果，小朋友们在高涨的情绪下，一下子就想出了三种方法。这样，既复习了看7想3的凑十法，又顺带复习了交换加数的位置和不变的知识；聪明的小朋友还类推出看6想4的方法，为下节课学习6加几做了良好的铺垫。可见良好的教学方法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以疑“激”学学起于思源于疑，采用设难质疑的方式，激发学生渴求新知识的心理

例如：我在教“面积和面积单位”时，开始，我拿出一个正方形的框，然后演示把一只球放在框的中间，球掉下去的过程，让学生通过观察回答：“球为什么会掉下去？”进而再问：你能想一个简单的办法，让球不掉下去吗？，学生会想到在框的的中间加一片硬纸挡住球就不会掉下去了，从而引出了“面”，通过这样的置“疑”，使学生对“面”有了一个感性认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激发了兴趣，使之乐于学。另外，在课结束前，出一道难易适当的思考题，也可以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善于设“疑”的教师，无疑是一个好老师。

四、以“信”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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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新课改培养目标下，小学数学教材设计了大量生动活泼的情景，许多教学情景都含有潜在的法制教育元素，教育性极强。小学数学教师要树立和强化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观念和意识，将法制教育列入教学目标。在备课和教学实施过程中积极挖掘数学教材中的法制元素，开展数学教研活动时要将此列为研讨内容。以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如讲授《认识人民币》，通过给学生展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配以图片说明，指出人民币的特征和防伪标记，帮助学生认识人民币，体会人民币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并有机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相关内容，教学生爱护人民币，勤俭节约。

在教学“轴对称图形”时，可结合课本中练习辨识交通标志哪些是轴对称图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内容，学生通过讨论，增强对交通标志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提高交通安全意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在学习统计知识教学《统计与可能性》时，结合课本练习“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情况摘要”和“上海市的空气质量日报情况摘要”以及对空气、空气污染、空气与人体健康、空气污染指数，以及空气质量状况的介绍，可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关法律知识，教育学生爱护环境。

二、教师加强学习，提升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能力

法律意识的形成源于生活，为了在课堂中渗透教材中所蕴含的法律知识，抓好法制教育，小学数学教师要加强学习和研究，提升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能力。一方面，小学数学教师必须学法懂法，提升自身法律素养，每位小学数学教师都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列为学习内容，去研读领悟。只有教师知法、懂法，才能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自觉地向学生讲法，否则就可能对小学数学教材中存在的契机“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小学数学教师也要深研教材，善于研究教学活动，在相应教学内容、环节、形式中去发现契机。法制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教师要关注社会与生活，注重调查研究，讲究方式方法，善于创设话题，把法制教育寓于数学教学中，在课堂教学中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如在苏教版教材中，在教学《百分数的应用》时，结合课本中有关纳税习题和纳税知识的介绍，安排学生进行调查，了解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目的地渗透法制教育，不但让数学教学不再枯燥，也让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学习结果更加有效。

三、教师把握好度，以免将数学课变成法制课

小学数学教学中一定要明确数学知识的传授与法制教育的关系，应以数学知识为主，法制教育为辅。教师在课堂上要把握好度，法制教育不应占用太多教学时间，以免将数学课上成法制课。课堂上，渗透法制教育在内容上要尊重小学生的认知能力，要以数学知识为基础，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在分量上要恰到好处，不可为了渗透而渗透，切忌不顾数学知识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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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权利与救济的一般关系

法律权利是指社会主体享有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1]而救济则是指社会主体有权通过一定途径和程序，解决权利冲突或纠纷，以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从而使其规范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牛津法律大词典》认为：“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救济是一种纠正或减轻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矫正由法律关系中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2]从本质上看，救济也是一种权利，只不过救济是当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产生必须以原有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为基础。从结果上看，救济是冲突或纠纷的解决，即通过救济的程序使原权利得以恢复或实现。显而易见，法律权利与救济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就不存在救济，合法权利是救济存在的前提；反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根本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任何权利的真实享有不仅仅要看其实体、程序方面规定得如何，还要看其是否有完善的救济途径以保障权利的实现。在实践中，权利的实现不仅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而且取决于是否有相关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而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而言，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而系统的确认，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的救济手段，具体而言，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二）受教育权行政法救济的基本手段法律上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规定只是对权利的认可，而受教育权人是否能够实际享有受教育权则取决于救济机制是否健全。如前所述，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救济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笔者以下分别对此加以论述。1、教育申诉制度申诉是公民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申诉权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法律层面的申诉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涉及个人利益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原处理机关或上级机关或法定的其他专门机关声明不服，述说理由并申请复查和重新处理的行为。教育申诉制度，是指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明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生申诉制度。《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但是，《教育法》中只是十分简略地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法规或规章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细化，因而本身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没有设定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没有申诉时效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学生申诉的性质认识不清等等。而且《教育法》第42条也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形成一项专门的法定的救济制度。因此，《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虽然对维护学生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构建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弹性和随意性，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受教育权人的权益。因此，建立健全的教育申诉制度是当务之急。要建立专门性的教育申诉救济制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教育申诉的主体。根据《教育法》规定，申诉主体包括正规学校和非正规学校在校学习的学生，当然也包括被教育机构开除而就此提出申诉的学生，即，只要是认为自己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学生都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载体。结合《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应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教育申诉机构。学生对于学校给予的处理决定以及其他损害其受教育权的行为不服的，向直接主管该学校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而对于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服的，可直接向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再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范围。申诉的范围因其受教育者的地位和《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赋予的权利以及教育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损害学生利益的行为的不同而不同。受到侵犯的权利应当是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范围内的。但由于我国相关的教育法制日前尚不完善，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还很不充分，甚至一些正当的权利尚未被立法所涵盖。因此，在遵循权利法定的原则下，还应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的目的出发，将那些尚未在法定范围内的正当权利法定化。从《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来看，教育申诉的范围包括一切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不仅包括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具体包括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查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以及学生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受教育权的其他合法权益，这里的合法权益，不仅包括受教育权者在教育过程中享有的受教育权、升学权、公正评价权、隐私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而且还包括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包括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的行为。再次，教育申诉中的时限。在现行教育法制中，受教育权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在何时申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正义不仅应该被实现，而且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被实现，迟到的“正义”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因此，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申诉的期限，在此可以参照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即，当学生认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在知道处理决定60日内向有关申诉机构提出申诉。有关的申诉机构按照相关的期限对申诉予以受理和解决。最后，教育申诉的审理与决定。专门的申诉机关对申诉案件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中可以适当引进听证制度，从而给予受教育权者充分的辩护的机会。

2、教育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原行政机关提出申诉、请求给予补救，由受理的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对发生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判明其是否合法、适当和责任的归属，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对人以救济的法律制度。而教育行政复议是指受教育权人认为具有教育管理职能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由受理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相对来说，行政复议途径由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制度上比教育申诉要完善一些，而且行政复议的成本低，灵活便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对于解决教育纠纷应该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由于高校因学术自治而拥有的自治权力（包括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权力），从而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就教育行政复议的实践而言，尽管高校自治的权力并非不受任何的限制（若其不当行使，作为主管的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干预），但是，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笼统，对行政机关与高校的权力分工以及权力机关对高校权力运作的监督缺乏具体的规范，从而使得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的可操作性差，对高校基本上起不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将教育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规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是受教育权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手段。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更大的办学自，从而使得教育行政复议只适用入学阶段和毕业阶段，而在学阶段则不适用行政复议。因此，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是解决目前教育行政复议困境的关键所在。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行政复议法》和《教育法》的规定，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第一，教育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行为侵犯受教育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认为学校因非学术原因不予颁发学位证的行为以及实际剥夺受教育权人受教育机会的学籍管理的行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颁发学位证的职权源于《学位条例》的授权，对于学生学籍的管理则出自《教育法》的相关授权。因此，在学位授予以及学籍管理上，可以认定学校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此，在实践中如果学生对学校因学生英语四级未过、违纪被处分以及其他非学术原因而拒绝颁发学位证的，以及开除学籍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第三，对于学校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应该受理的教育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的，可以以此教育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次，关于教育行政复议的自身定位。教育行政复议应设置成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前置程序，但应规定教育行政诉讼不是行政终局裁定。这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有限的司法资源。3、教育行政诉讼制度对公民受教育权而言，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为权利设计平等的保护，同时也要求法院为权利平等地提供救济。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最终途径。教育行政诉讼不仅是司法介入受教育权救济的具体手段，而且也是解决教育行政纠纷中最重要、最权威的一个环节。在目前的实践之中，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行政诉讼法律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棘手，常常处于尴尬的窘境。争议的焦点就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因为此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因此，很多受教育权利受侵害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3]从以上可以看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新构建，主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可诉性。根据《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对于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情形，则分歧较大。因此，有必要对教育行政案件中这类案件的受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到学校的被告资格，即学校是否能够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学籍管理和非学术原因拒绝授予学位的行为，学校应该是适格的主体。其次，涉及受教育权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列举的受案范围虽然不包括公民受教育权，但《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将其作为排除条款列入第12条。因此，受教育权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可诉性完全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教育法》第42条规定“对学校给子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则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对这一规定所指的可以提讼的“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受教育权，特别是不服校纪处分的争议，能否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相关条文的法律解释，使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最后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因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是平衡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而当某一法条含义不够明确，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时，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必须向更易受到伤害的弱势一方倾斜。正如加里克利斯所言：“自然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不同。自然的正义是强者比弱者应得到更多的利益，而法律的正义是一种约定，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4].

（1）关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制约：立法者的法治意识，法院的能力和地位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及自我约束状况。[5]笔者建议，在对《教育法》的修改中，对于诸如降级、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并没有改变学生身份，没有限制其能够享有的包括学习权在内的权利的处理决定，应该规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受教育权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处理决定，应该给予最终的司法救济。理由如下：首先，因为《教育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类决定是终局裁决。其次，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给予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校纪处分，“不仅使受教育者痛失学历文凭，痛失优越的就业条件和收入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追求知识、提升人生境界的权利，这事关教育资源的开发分享，事关社会的稳定”[6]，而且会使其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惨遭损害，这都事关受教育者的基本人权。使这类纠纷免于司法审查，不仅体现不出平等权的精神，而且也有悖于社会公正。再次，高等学校办学自不能免受司法审查。大学自治是从西方兴起的，但西方国家同样对教育进行必要管理和法律约束，许多国家均通过一系列的教育立法来建立完整的教育法制体系以保障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由西方兴起的大学自治的初衷是针对政府和教会的干预而言，并非针对司法。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高校自一方面难以落实，另一方面高校的自律又不够，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事屡有发生。因此，大学自治的实现不能没有司法的保障，而这同时也是依法治教的要求。享有权力和承担责任历来都是相对等的，高校不能只要求对办学自的司法保护，从而排斥相应的司法审查。但是，正如前面的诸多论证，司法介入的范围只能是非学术的领域，一方面，学术的专业性不是法院的强项，另一方面，司法的介入也是以尊重学校的基本学术自由为前提的。4、受教育权救济的其它手段（1）教育调解制度调解是指由第三方居中协调，使矛盾的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从而解决争议的行为方式。调解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行政调解，二是司法调解，三是其他社会组织的调解。因为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通常情况下不是独立的调解制度，而是司法裁判和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的前置程序，而民间调解是唯一独立的调解制度。所以，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对相应的教育法律纠纷进行协商以解决矛盾的法律制度。在教育纠纷的调解中，要达到一个当事人都能满意的结果，调解机构就必须是独立和公正的，其行为也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予以约束。因此，在有关调解的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而公正的调解机构以及如何制定合理合法的法律依据。在教育调解制度中，笔者建议建立一种专门的机构切实有效地解决教育纠纷，而《劳动法》中关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可以供教育调解制度借鉴。在《劳动法》中，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会代表组成，其中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由此，教育调解制度中可以在学校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委员会，该调解机构应当由教师代表、学校管理部门代表以及学生代表组成，由其制订自身的相关活动准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纠纷的调解应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持下，由调解委员会独立做出决定。调解的范围应为受教育权者认为学校给予的一切的侵害受教育权人的受教育权的行为，但重点应放在纪律处分等处理决定的纠纷解决上。由于此制度下的委员均来自于受教育者熟悉的环境之中，并可以对一切教育纠纷予以调解，不仅易于被受教育者接受，而且也具有高效公正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使教育管理者和受教育者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法律修养。（2）教育仲裁制度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仲裁是一种便捷、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专业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化解特定纠纷具有天生的优越性。由于仲裁具有自治性，基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对仲裁一般不进行深度的干预（除非仲裁违反国家强行法的规定）。相对于以上几种解决教育纠纷的机制，仲裁不仅简便，迅捷，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仲裁具有准司法性以及高度的专业性使其具有很高的公正性。构建教育仲裁制度的关键在于仲裁组织的设立，因为受教育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特点，现有的仲裁机构显然无法受理教育纠纷的相关案件。因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受理教育纠纷的仲裁组织和适用公正、中立的仲裁规则。教育仲裁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建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通过对英国的教育行政裁判所和仲裁机构、加拿大的教育上诉法庭以及印度的学院法庭等专门解决教育纠纷的机构的考察，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教育仲裁机构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的修改，由政府设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其中，教育仲裁委员会应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至四人和委员若干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或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教育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应有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代表。高校教师仲裁员按学科分类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聘具有中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实行固定的任期制，学生代表则由高校学生会来推荐或自愿报名。[7]另外，教育仲裁规则应基本上同民间仲裁规则相近，以此来保证仲裁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而仲裁规则中的受案范围，可以进行广泛的规定，但教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的主要优势应该是针对因学术权力而产生的纠纷，如学位论文、学业成绩等纠纷。总之，引入发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仲裁机制将是解决教育纠纷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也是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具体化的重要途径。注释：[1]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2][英]戴维斯·M·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3]赵利：《当代教育科学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载于《理论纵横》，2005年第20期。[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商务印刷馆，1987年版，第30页。[5]温辉：《受教育权可诉性研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6]宋立会：《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载于《河北法学》，2004年第5期。[7]阮李全，王志，余晓梅：《高校教育纠纷与解决机制创新探究》，载于《宪法与行政法论坛》（1），文正邦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60—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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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与侯某2000年11月因感情不和离婚，经协商，孩子明明（化名）的抚养权归侯某，但事实上明明一直由母亲王某抚养。2004年6月，侯某将正在幼儿园的孩子带走，在家自行教育，一直没有让孩子入学。2006年，王某认为侯某的做法侵犯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对抚养孩子极为不利，遂上法院讨要孩子的抚养权。法院经审理后做出判决，维持父亲侯某的抚养权，同时也要求侯某尽快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此案审理的虽是父母的抚养权问题，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在家教育这一新问题的关注。在家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关系为何？是否为父母可以选择的一种教育形式？应当如何从法律的视角看待这一新的教育现象？

一、在家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homeeducation、homeinstruction或homeboundeducation），是指处于学龄阶段的儿童，不去公立或私立学校，而是选择在家，主要由其父亲或母亲进行教育和管理，接受其父母认为最适宜的教育。

在家教育最早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原是一种旨在传播的行为，而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则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最初的倡导者是莫尔和约翰·霍尔特（JohnHolt）。20世纪80年代莫尔夫妇出版了《在家中长大的儿童和以家庭为中心的学校》，认为“真正的教育”在强迫、高压下、竞争的学校环境中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最文明的方式就是让儿童完全脱离学校，在家中接受教育。在家教育的先锋霍尔特致力推动在家教育作为公立教育之外的选择，主张由真实世界构成理想教室，依儿童的兴趣自主学习。

在家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争论期，其时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盛行，在家教育与反战、学生运动及妇女解放并列成为当时的反主流文化运动。著名的在家教育倡导者约翰·霍尔特及伊万·伊里奇点燃了对公立教育体制不满的火种，导致了学术界、教育界及新闻界对公立教育的鞭挞。这一时期对公立教育的批评与争论，提供了私立学校与在家教育的成长空间。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对立期，大量在家教育案例出现，教育权的争议成为当时的重要议题，法院对于父母教育权与强迫入学法的判决结果造成了教育权在父母与政府之间的重大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合作期，许多父母开始主动寻求与学区教委会、校长及教师进行合作，也有一些学区提出明确的合作政策，更多合作方案出台，奠定了在家教育的发展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强化期，随着网络系统的发展，在家教育的相关研究、刊物及教材陆续出版，一些组织相继成立，在家教育开始盛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区分期，在家教育逐渐区分为宗教派别、在家教育中心（NCHE）及坚持教育理念的全国在家教育协会（NHA）。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家教育在西方国家呈快速发展趋势。据美国家庭教育调查（NHES）统计，1999年，美国在家教育的适龄儿童约为85万，占全美学龄人数的1.7%；到2003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统计，全美在家接受教育的适龄儿童（从幼儿园到12年级，5-17岁）达到大约110万，占同类在校学生人数的2.2%，四年间增长了29%。[1]美国在家教育法律保护协会（HSLDA）认为在家教育的人数还会增长。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丹麦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在家教育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至今已形成为一种特定的与学校教育并行的教育形式，数量呈稳定上升，并形成了全国性的互助和资源网络系统。

二、在家教育的法理基础与法律规制

在家教育的法理基础是父母教育权的理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享有一定的权利，这是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法律原则。根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3项的规定：“父母有优先权利选择子女的教育方式。”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第3项也规定：“本公约各缔约国应承诺尊重父母及法定监护人的自由，使其能为自由选择公立学校以外符合国家最低教育标准的私立学校，并确保子女接受符合其信仰的宗教及道德教育的自由。”进一步将父母的教育选择权确认为两个方面：一是为其子女选择非公立的学校，另一个则是确保其子女所受的宗教和道德教育与其自身信仰一致。至于父母是否有权选择在家教育以替代正规学校教育的问题，国际人权法没有确认，因此，这样一项权利是否存在主要是在国内法中决定的事情。

从教育法的法理看，由于教育乃是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立法授予政府权力，以强调一定年龄之学童就学，如无特殊理由，父母不得有所异议，[2]强调国家的教育权。而在家教育则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1972年，美国第一宗在家教育判例——尢德案出现，此案涉及到美国境内一支基督教的特殊族群——阿们宗派（Amish），他们坚信现代文明将使人类生活堕落，因此在美国各地过着工业革命前的纯朴农耕生活，并坚持其子女念完八年级即应辍学回家接受父母提供的职业教育，以应付未来的农耕生活，此举被认为违反义务教育法而遭威斯康辛州政府。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州固然有教育权，可以强迫学生接受基本的教育，但州的教育权必须与父母的教育权取得平衡。由于阿们宗派所提供的职业教育并非不适当，因而州政府宣称的利益受损并不明显，故判父母胜诉，为在家教育争取到合法地位。

但法院也指出，此案的判决是基于对阿们宗派宗教自由的尊重，仅适用于传统孤立的社区，并非确认父母可依自我的信仰为子女安排教育而完全不顾州政府的规定。因此直到1980年，美国仍有30个州不承认在家教育的合法性。但作为要求教育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尊重父母教育选择权的一项教育改革运动，在家教育此后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短短13年，到1993年，全美50个州均将在家教育合法化。其他国家的在家教育也经历了类似的从不合法逐渐到合法的变化过程。

国家在决定是否允许在家教育的时候，不仅需要在国家教育权与父母教育权之间取得平衡，还必须在父母的教育自由与儿童的权利之间努力取得平衡。父母虽然在如何教育他们子女的问题上有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但国家也有义务确保所有儿童接受能够促进“谅解、宽容、友好及在自由社会过有责任感的生活”的教育。[3]因此，父母的选择自由与儿童探索多种观点和思想的自由之间也存在一个平衡的问题。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决定了在家教育是否合法，也决定了国家对在家教育进行何种程度的监督。

三、在家教育在我国的法律地位

在家教育在我国属于新现象，也未形成如西方国家那样的潮流或运动，但侯某案的发生以及此前的上海孟母堂事件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教育选择的重视，在家教育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侯某抚养权案审理的虽是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但因该案中考察抚养权归属的主要依据是侯某实施的在家教育是否有利于明明的身心健康并能保障其合法权益，因此，是简单以在家教育是否违反我国义务教育法来决定抚养权，还是对侯某的在家教育成效进行实际客观评价后再做出决定，既是本案的关键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审视在家教育法律地位的良机。转考察在家教育的合法性，可以从法律和宪法两个层面进行。在法律层面，由于本案发生在新义务教育法实施之前，因此应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作为判断依据。1986年《义务教育法》有两处规定与本案有关，分别是第5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以及第11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免予入学的，由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形式为“入学”，“学”可以是公立学校，也可以是民办学校，但不包括家庭；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唯一合法例外是“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此时由父母提出申请，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免予入学。由此，明明属于法律规定的适龄儿童、少年，必须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如果他属于法律规定的“疾病或特殊情况”，可以由其父亲申请免予入学。但本案中，明明既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疾病或特殊情况”，其父亲也未提出免予入学的申请，因此，其父亲侯某的在家教育行为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

若从宪法层面分析，我国宪法在第49条第3款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未明确将教育子女列举为一种权利，但这不意味着父母教育权没有宪法依据。因为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并不代表着宪法不保护。如现行宪法也没有列举生命权、身体健康权，但并不代表我国宪法就不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身体健康。[4]61父母教育权作为一种自然权利，是先于国家而当然享有的权利，即使宪法没有明确列举，国家也必须给予尊重和保护。而且根据宪法第46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协助儿童实现其基本权的父母，也理应具有教育自由。因此可以说，我国宪法本身并不排斥父母的教育权，也不必然排斥在家教育。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我国宪法权利需要部门法细化和实体化的状况下，父母教育权的具体范围须从《义务教育法》及其他的法律规定加以确定。而我国无论是1986年义务教育法还是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只是规定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入学接受教育”，适龄儿童的父母“必须使其子女按时入学”，并未向父母提供选择在家教育的自由。对于这种状况，有研究者指出，有两种解决办法的途径，一是根据宪法来修改普通法律，使在家教育具有合法性；另一种则是努力在现行法律条文中寻找解释的空间，保持法的安定性。而解释的空间则在于，现行义务教育法虽未明确将在家教育列为例外，但也未明确排除。因此，如果在家教育达到了相当于学校义务教育的标准，就应具有合法性。[4]64-66

本案中，法院最终选择从判断侯某实施的在家教育是否对明明的身心健康有益作为决定抚养权归属的标准。法院在经过审慎的调查后，承认父亲侯某自行实施的在家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故判父亲侯某可继续其抚养权。但仍指出，让适龄子女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不仅是父母对子女应尽的责任，也是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法律义务，是宪法对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体现。家庭教育虽然对学生个体更具有针对性，但毕竟不够系统和全面。家庭、学校应互相配合、密切联系，并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因此要求侯某应当尽快解决明明的上学问题，使其接受全面的义务教育。

因此，到目前为止，除了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父母作为例外，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未赋予父母选择在家教育的自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教育选择多样化需求的日益增强，借鉴发达国家的教育立法经验，也有必要对父母的这种选择给予重视并保留可能的讨论和认可空间。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助课题“受教育权利研究”（项目编号：2003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HomeSchoolingintheUnitedStates:2003[R].WashingtonD.C.:DepartmentofEducationinU.S.A，2006.

篇12

引言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不仅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还需要培养数以千万计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这就要求包括作为终身教育、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继续教育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的战略目标指出，“到2020年，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50%。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因此，高职院校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实现继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一、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发展的必要性

1.重视和发展继续教育是社会进步、时展的迫切需要

继续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其任务主要是对职后人员或专业人员的知识及技能进行更新、补充和提高。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新时期，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持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的重要举措，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2.深入举办多形式的继续教育是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

继续教育不仅给职后人员提供学历教育，还应包括提供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其目的是不断满足人们就业和自身发展提升的需要。目前承担这些教育和培训任务的多为大学的继续教育机构和各类社会职业培训机构，也有企业为培养人才，促进发展而自主进行的培训。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高职院校不仅要培养大量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还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举办多形式的继续教育，充分服务社会经济建设。

3.加快发展继续教育为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创造利润和发展空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无处不在。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追求和创造利润，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教育支出成本。当然，高职院校开展的各种形式继续教育必须保证在市场机制和市场法规的保障下正当追求合法的利润。这样，高职院校开展继续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既取得可观的利润，又可以腾出一定的经费空间用于投入教学资源和内涵建设，进一步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二、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宏观层面

1.政策制度不够完善

美国先后于1976年、1996年颁发了《终身学习法》和《成人教育法》；英国于2000年颁发了《学习与技能法》。对比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尚未制定一部全国层面统一的继续教育法。虽然在一些地方制定了一些区域性、专项性的继续教育法规，但是这些法规毕竟具有局限性和地域性，因此直接导致各种继续教育办学项目的庞杂和凌乱。

2.重视不够、投入不足

发展继续教育作为高职院校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应该具有充足的经费投入。就我国教育财政资金分配看，投入高职院校的经费远远不及本科院校。而多数高职院校用于发展继续教育的资金极其微薄甚至几近缺失。因而高职院校的继续教育大多形成了“自筹经费、自给自足、自负盈亏”的生存和发展模式。

(二)微观层面

1.高职院校对继续教育的认识和定位有待更新

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肩负着为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在发展中应进一步强化市场观念和服务意识，提高为职后学习者提供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的服务认识。但实际上相当部分的高职院校对这方面的认识和定位并不清晰，主要表现为对社会需求缺乏足够的调查了解，对人才培养质量跟踪重视不够等。

2.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办学形式单一、实效性不强

继续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办学形式方面应该更加灵活和开放，才能满足职后人员知识更新、技能提升的需求。目前，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办学工作中存在形式单一、方法和内容陈旧、师资质量不高、资源紧缺等问题，因此直接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实效性不强，难以吸引学生和达到知识更新、技能提升的目的。

三、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发展对策探析

1.健全法制，为高职继续教育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保障

我国正处于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建设进程中，高职院校的继续教育工作需要法制保障。当今法制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在继续教育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系统、完整的相关法律法令，为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在我国，继续教育立法应该重点注意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点面结合。即继续教育法制建设既要从路线方针、总体规划、宏观目标、发展模式等方面定好方向和基调，又要根据地域特点、行业特色、个别项目等方面制定子项目法规，并实行“试验”“试点”等措施，待得到良好成效之后再进行大规模推广，最后报送中央立法部门终形成统一的《继续教育法》。二是重点鼓励和规定企业参与继续教育工作。德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重要内容即为企业与学校共同培养人才，而继续教育的重要作用是为企业的人才提供知识更新和技能提升的服务，让人才更好地为企业和社会服务。要使继续教育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得到保障，必须鼓励和规定企业参与其中，使企业认识到进行职业培训是企业应该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使产产学合作办学上升为法律条文。职业教育，尤其是继续教育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没有政府的主导和要求，继续教育很难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2.加大投入，为高职继续教育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发展职业继续教育是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高职继续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国家、地方和高职院校都应该在转变认识、准确定位继续教育之后，应该加大对高职继续教育的资金投入。加大对继续教育的投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国家层面分别设立行业、学校系统的继续教育专项资金，用于拨付支持各类继续教育项目的费用；二是允许多种形式合法筹资和引进资源。如，高职院校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引进企业参与教学、订单培养、资金或实物仪器投入等。三是成本分担，即继续教育的投资成本由政府、企业、受教育者三方承担。四明确资金使用原则，针对性重点扶持。国家、地方、院校对继续教育专项资金的使用应该有明确、详细的使用方案和原则，对重点项目、急需项目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倾斜支持。在以上各方面中，政府承担着最重要的责任，要有相关明确的原则和要求，并承担主要的投资责任，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受教育者作为直接受益者，但存在机会差异等原因，政府需要通过其他投资来缩小或者弥补这种差距。对于企业，应该制定清晰的参与机制，对积极参与者给予鼓励，如，税收优惠、一定范围的政策倾斜等，对消极抵制，拒不参与者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对于公民个人，通过接受继续教育，可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和职业能力，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更多机会。

3.推进课程改革，增强高职院校继续教育的实效性

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应重点讲究科学性、灵活性、实用性。在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系统中设置有由教育界、企业界人士共同参与的课程开发委员会，主要负责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审查、实施、评估等，委员会根据社会变革、行业需求，为不同人群、岗位需求等对课程进行更新和调整。在我国高职院校继续教育课程中，要提高继续教育的实效性，必须大力推进课程改革。首先，在课程内容上，要强调学科知识实用性和广泛性，是技能和知识有机结合，坚持以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实际需求为课程设置的依据，兼顾理论和实务，注重学生职业适用性和个性发展的需要。其次，课程的实施过程由地方经济、行业、学校的共同参与。具体来说就是学生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和职业技能训练必须无缝对接、有机结合，这样一方面学生得到了必要的职业训练和技能提升，行业企业也可以从中把学生在工作岗位实践中出现的问反馈给学校，对教学内容及过程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和完善。最后，高职继续教育要进行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在教学方法方面，应该大量运用讨论教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实际操作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要充分运用互联网、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增强教学效果。

四、结语

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是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大力推进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发展，必须由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三者之间形成相互配合和支持的有机整体，即政府制定配套措施，企业积极参与与配合、职业院校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三者协调统一，共同努力，才能促进和保障高职继续教育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邢志国.对高职继续教育发展的一些看法[J].课程教育研究,2014,(4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