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师职称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17: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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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师职称论文

篇1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确定一致的目标。“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所支持的”。治理的各参与主体都有自身的目标追求,这些目标的指向是多元的。治理就是要在多参与主体间通过协商、互动,构建起各参与主体都认同和支持的一致目标。因为,“目标的一致性,可以减少成员之间冲突的数量和强度,进而改善组织的总体协同”[2]。作为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参与主体包括成人教育班主任、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生、成人教育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等。这些参与主体有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追求,但在增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活力和工作能力,提升成人教育质量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这种目标的一致性,构成了成人教育各参与主体共同建设班主任队伍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二)过程的互动性

过程的互动性是治理的基本特征。“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过程,不是权力的单向运动,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认同和达成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施组织既定的目标。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必然要求各参与主体保持持续的互动。这种互动体现在:班主任队伍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行管理经验分享、工作体验分享等;成人教育学生与班主任之间的互动,学生把学习体验反馈给学生,班主任把管理心得传递给学生;成人教育学院与班主任之间的互动,学院把成人教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传递给班主任,班主任把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学院;成人教育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之间的互动,任课教师把课堂情况反馈给班主任,班主任把学生的具体情况传递给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和成人教育学院之间的互动等。这种成人教育管理过程不断的互动,是推动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基本条件。

(三)方式的协调性

方式的协调性是治理的必要条件。治理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参与治理的各主体树立协调的观念,保持有效的沟通,根据治理进程,进行不断的协调,从而为治理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使治理目标的实现。协调能促使治理各参与主体在治理进程中步调一致、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同样需要采用协调的方式进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构成非常复杂,以退休返聘为主,学历不高,管理能力和水平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成人教育学院要多和班主任沟通协调,以让班主任真正理解和支持成人教育的管理制度、既定目标。同时,在成人教育进程中,各方参与主体要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协调,统一想法,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达到成人教育的目标。

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需要治理理论的原因分析

(一)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多参与主体性需要治理理论

班主任队伍成员、成人教育学院、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等参与主体在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但他们要彼此帮助、互相依赖、互为依托,呈现出明显的多主体性特征。成人教育班主任是队伍建设的主体和对象,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中,需要每一名成人教育班主任主动适应成人教育现代化的趋势,认真学习现代成人教育理论,注重提升自身各方面素质和工作能力。成人教育学院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指导者和管理者,承担了明确队伍建设方向、规范队伍建设内容等工作。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外部参与者,是成人教育班主任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多领域性需要治理理论

1.队伍内部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队伍内部建设包括班主任素质建设、班主任设置建设等。在队伍内部建设过程中,既需要班主任队伍上级部门的指导,也需要班主任成员之间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流、分析、互动,达成队伍建设的一致目标。

2.队伍外部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队伍外部建设包括密切联系成人教育学生、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等。在队伍外部建设中,需要班主任和相关主体保持密切联系,通过沟通协调,为培养优秀的成人教育学生贡献力量。

3.队伍文化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在队伍文化建设中,需要队伍内外密切合作,把为学生服务、实现国家成人教育目标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三)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治理理论

从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现状看,队伍老龄化严重、管理观念陈旧,队伍整体学历不高,专业知识欠缺,服务意识不强;考核与激励措施不足,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等。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构成复杂性特征,要求以治理的思维和视角考虑问题,通过持续的沟通协调,不断吸纳班主任的想法,通过搭建交流平台,激发班主任的工作热情,让班主任在队伍建设活动中获得自我成长。

三、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思路

(一)培育各参与主体的治理观念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增强队伍凝聚力,培育出优秀班主任。这一目标既是班主任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根本价值所在。如果各参与主体没有对这一目标达成共识,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就无法实施,可以说,目标一致观念是治理观念的首要因素。要达成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目标,互动协调是关键。具体包括:一是建立互动机制,在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具体问题上,各参与主体保持持续互动,为达成一致目标奠定基础;二是建立协调机制,对班主任队伍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各参与主体要积极协商,通过不断沟通、协商,修正错误观念,达成一致目标。这种互动协调观念是建立在目标一致观念基础之上的,是治理理念指导下的互动协调,这与以往独立推进的互动协调有根本的区别。

(二)构建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治理机制

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关键是治理机制建设。“机制是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机制的作用机理是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使组织发挥更大的整体性作用。

1.要构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活力机制

一个优质的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活力机制,应该是队伍富有活力和极强的工作能力;上级管理部门的指导富有前瞻性;其他参与主体的意见富有启发性。

2.要构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育人机制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育人模式发挥作用不能单独依靠班主任自身,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中,要发挥成人教育学院、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等参与主体的作用,构建一套以成人教育班主任为主、借助其他参与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的育人机制。

篇2

关键词:课程改革本领恐慌科研创新考评制度教师

目前,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经历酝酿准备、试点试验之后,已经开始步人全面推广阶段。与以往的教育课程相比,这次改革具有很大变革与突破,其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知识是第一位的,发展到强调能力很重要,以及情、态度、价值观更重要…。可以说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改革目标,都是基础教育的一场革命。但是任何一场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的过程也必然会受到一些阻力。新课改虽然已初见成效,但伴随实施过程所产生的一些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深思。“本领恐慌”现象就是在新课改背景下广大教师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

“本领恐慌”实际上就是能力恐慌,由于新课改对教师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改变自己传统的教育思想,必须提高自身素质,不断的自我完善,才能顺应新课改的大潮流。不改变就无法胜任,不改变就有被淘汰和面临下岗的危险。面对新的知识与技能,面对社会对他们新的定位与期望,教师们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与焦虑。

一、教师“本领恐慌”现象的现状

1.教师在调整知识结构、组织和开发教学内容方面的困惑

过去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注重的是所编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从而导致课本内容过多、过难。学校和社会较多关注的也是人才选拔及进一步深造,而较少考虑社会的需要,以及每个受教育者长远的发展。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分依赖教材,拒绝接纳新知识,仅靠吃老本,循规蹈矩,缺少反思,从而导致知识老化,结构失衡。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改变了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状况,加强了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实现了课程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与适应性。

面对新的课程内容,面对信息时代知识的快速更新,以及互相之间不断地综合渗透,教师必须重新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调整。而传统的观念,陈旧的知识,固有的体系,使他们在接纳新知识,组织教学内容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怎么组织内容才能让学生学得有兴趣,选择什么样的知识才能紧跟时代步伐,紧密联系生活实际,而且同时又完成了教学任务。这些都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道难题,也正是许多教师的茫然与困惑所在。

2.教师在协调师生关系、发展学生个性与能力方面的恐慌

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只是知识的灌输者,而学生只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学习。过分地强调师道尊严,教师动辄训斥与体罚,学生在严厉地管教下,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唯师是从。没有丰富的想像力,缺少各自的创造性。导致学生个性丧失,千人一面。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确立学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把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和个性、潜能开发作为教育的核心。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要求师生关系趋向于平等合作。但是教师们往往难以放下架子,总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可冒犯,自己就是知识的权威,一旦学生提出建议或发表不同见解时就表现得诚惶诚恐。所以在新课程改革标准的要求下他们既希望能够发展学生个性,引导学生创新,帮助学生挖掘自身的潜能,又怕自己在学生面前威风扫地丢了面子,最后导致班级内无法控制、一盘散沙的局面。他们在管理方面表现出对学生的不信任,在与学生合作方面也是顾虑多多,矛盾重重,这就使许多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以及发展学生个性方面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3.教师在利用信息技术、处理教学信息以及实施教学过程中的焦虑

对于以往的传统教育,因为教材与教学模式的单一性,教师不需要搜集和处理过多的信息来组织教学内容,不需要过多考虑学生学习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发展,仅仅使用黑板、粉笔和教科书就可以完成教学的全过程。

而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课程改革,具有教材多媒化、资源共享化、教学个性化、学生需求多样化的特征,教师必须具备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和再现信息的能力,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传授知识的能力,以及在信息化环境中顺利完成与学生、同事之间的合作交互能力。

这意味着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需要学习新的教育技术手段并且熟练掌握,才能在新课程实施和应用过程中游刃有余。然而大多数教师自身信息意识薄弱,而且都背着沉重的教学负担,很难抽出更多精力投入在新技术的学习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只能掌握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技能,真正在应用的过程中,教师还是顾此失彼,难以胜任。所以教师在学习和应用新技术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当的不自信或畏惧心理。

4.教师对教育科研创新的畏惧

传统教育观念中,教师只是知识的传授者和供应商,总以“教书匠”的形象出现在学生面前。教师认为只要会教书、教好书就可以了,至于科研创新那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事,与自己没有关系。所以导致教学过程只是教而不思、教而不研的低层次反复,学生也是毫无生机地死记硬背,机械式地接受。而新课程目标提出要培养学生初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本身必须具有过硬的创造性素质和探索性的精神,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

在新课程理念的倡导下,教师开始意识到科研创新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但教学过程中长期的循规蹈矩和经验授课,使教师缺少创新研究的

策略和方法,他们不善于在教学实践中挖掘创新点,发现新问题。即使有参与科研创新的欲望和需求,也无从下手,不知道选择什么问题更具研究价值,怎么研究才能有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个性的发展。也有教师觉得科研创新会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于是把其当成一种额外负担,进而忧心忡忡。

二、消除教师“本领恐慌”现象的策略

1.教师自身方面

(1)教师要不断学习和完善,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提高自身专业素养的同时,拓展其他方面修养,淡化自己的学科角色,把学生视为接受教育的一个完整的人。在重视学生知识积累和技能掌握的同时,还要关注学生心理情感的变化,给予他们爱、鼓励和关怀。

(2)教师要改变过去以强迫、压制为特征的权威意识,将自身的居高临下变成与学生的平等融洽。主动走出自我封闭的狭小圈子,注意联系学生的已有经验和社会生活实际,有意识地发现和利用班内外和校内外一切可利用资源,这样不但可以拓宽视野,活跃思维,激发灵感,而且还提高了自身的亲和力与人格魅力,自然会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佩服与尊敬。

(3)教师应对自己有客观地认识,看到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并主动取长补短。适当降低对自身的期望值,不要过分追求完美。应及时排除不良情绪,学会自我调适,一旦出现一些自身解除不了的心理困惑,可以借助于他人或心理咨询机构等。尽量让自己保持积极、乐观、健康的心态,提高自身的耐挫力。

总之,教师们要领悟到,我们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只会考试升学、缺乏人文情感的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要培养既有知识有能力又不缺乏爱心,同时又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身心健康的社会人。

2.学校方面.

(1)学校要营造宽松民主的改革氛围,尽可能地争取家长和社会各方面对新课改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为教师实施新课改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在物质方面给予实际利益,在精神方面给予欣赏和鼓励,让教师不断体验由失败转向成功的喜悦,从而激发教师的参与热情和使命感。

(2)学校应聘请教育专家和学者向教师介绍新理论、新技能,并与教师共同参与实际课堂教学过程,及时地给予指导和帮助。同时引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反思,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最后提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然后组织教师展开研讨、交流,将自己的感想和成果与其他教师分享,从而加深对新课改的认识和理解。

篇3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主要是指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服务业、办公业等先后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关于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以往大多是从制度改革、城市规划、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等宏观角度探讨,而城市郊区化机制应该是宏观(政府)、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本文试图从驱动郊区化的行为主体的角度来探讨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方式,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迅速传播,它以知识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使世界经济重新组织,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新构建[2]新经济的核心变化是由一个传统的以实际产品为基础的经济向一个以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可以认为是一种明显的知识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已成为郊区化不可忽视的动力。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受新经济和全球化影响较为深远的地区之一,因此,以长江三角洲“三极”之一的南京市为例,研究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一、南京城市郊区化发展现状

南京市位于我国3大城市群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江苏省省会和南京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截至2002年6月,南京市域的行政区划由11区2县组成,市区包括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白下区、下关区,郊区包括雨花区、栖霞区、六合区、浦口区和江宁区,其中浦口区和六合区处于长江以北。改革开放以来,在旧城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政策推动下,以城区人口、工业企业和部分城市功能向郊区扩散为主要内容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

南京城市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工业郊区化和人口郊区化以及部分商业的郊区化趋势。工业郊区化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污染扰民企业的搬迁为主,它们往往是被城市环境要求的压力所迫而外迁,同时,在外迁过程中对企业进行改造;二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企业外迁,它们外迁的主动成分比较大,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市属国有企业从2000年初到2003年底,主城区累计迁出工业企业达到114家,迁出工业用地面积达97034万m。,大大改善了以往主城区人口过密、交通紧张、房屋陈旧、设施落后和环境质量恶劣的状况,并使城市用地有所调整,土地利用率有所提高。在人口郊区化中,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虽然城区的人口密度在大多数年份都有增无减,但随着城区原有部分人口向郊区迁移,对城区过密的人口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使整个城市人口分布趋于合理。此外,随着人口和工业的郊区化,商业郊区化的趋势也初见端倪。部分商业如便利店、仓储超市、大型专业店等开始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中,如在江宁区的双龙街附近就集中了许多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包括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仓储、家居、装饰建材超市。

二、城市郊区化驱动的行为主体

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除了传统的制度、政策(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及户籍制度)作用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使经济运行主体多元化,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以及城市郊区化进程[3]。鉴于此,驱动城市郊区化的行为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见图1)。

(一)政府

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促进城市郊区化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可经营的土地面积,如2000年以来南京大规模撤县设区,兼并了周围的江宁县、六合县和江浦县,使其市区面积扩大了3702krn。,这些被兼并的县(县级市)大多成为具有强劲发展活力的城市新区,成为城市政府推动开发区、大学城、房地产聚集的热点板块。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了城市郊区范围与郊区化进程的急剧扩张。为了提升郊区的土地价值实施城市经营,许多城市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共设施布局在郊区。同时,通过制定多种政策来促进郊区发展,如对开发区内的外资企业实施零地价甚至补贴地价、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促进郊区就业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

(二)企业

企业区位迁移和投资行为对城市郊区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城区土地“退二进三”式的功能置换,促进了城市内部土地结构的优化,城市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低廉地价、有利区位、广阔用地等),使大量的企业向郊区扩散]。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所带来的产业布局大调整,城市郊区已集聚了大量从城区转移出来的传统产业。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在我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以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企进入。此外,随着人口的郊区化,许多跨国公司投资于零售企业,它们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纷纷兴建大型购物中心,推动了大城市商业郊区化的进程。

(三)个人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郊区化是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如住房商品化改革、因旧城改造而导致的城市居民的被动郊区化),这是区别于西方国家郊区化的不同之处。郊区普通商品住宅开发相对于城区同类住宅往往价格较低,这对于城区人口尤其是工薪阶层有较大的吸引力,一些在城区工作的人员便选择在郊区购房,从而促进了人口的郊区化。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住观念的转变,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郊区新概念住宅的开发建设及其优越的环境、完善的社区配套设施、便捷的交通使得一部分居民倾向于在郊区购房。此外,家用轿车缩短了主城区与郊区的通勤距离,一些城市富裕阶层在郊区购买第二住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新经济时代是南京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除了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经典郊区化因素以外,新经济因素对南京市郊区化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产业空间,如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许多新概念住宅建设,以及以大学城为主的高级竞争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一)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

在新经济时代,空间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和一种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经营手段以及反映地方政府业绩的工具。城市规划的意义也实现了从传统的安排国民经济、社会生产的手段向现代的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政府公共政策的飞跃[6]。南京总体规划都市圈城镇结构为“主城一新市区一新城”,即主城,东山、仙西、江北3个新市区和大厂、新尧、板桥、龙潭、雄洲、永阳、淳溪7个新城。“一主三副”的城市格局以及南京跨江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郊区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7]。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也导致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外迁。随着南京地铁1号线建成,以及地铁2号东山出口的建设,进一步拉近了主城与郊区的空间与时间距离,使其与主城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愈加畅通,进一步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进程。在建的地铁1号线南延232程又将使江宁与主城区之间实现无缝联系,主城区的232业、居住、教育、科研、市场、旅游休闲等功能将进一步扩散到江宁区,大大促进郊区化的快速发展。

(二)大学城和开发区建设

大学城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寻求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自1987年南京大学自筹9100万元在浦口大学城征地56.67万m。建立新校区,拉开了浦口大学城建设的序幕以来,南京市又先后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兴建了仙林大学城和江宁大学城。这3个大学城规划占地面积60km。,在校学生规模约37万人。大学城的建设大大增强了其对人口的拉动作用,高校学生、教职员工等在此聚集,将进一步带动房地产、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逐步扩张的态势,进而分担主城区压力。大学城的建设还打破了城市原有的布局范式,大大延伸了南京城市的骨架,形成了现代化城市新的卫星城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南京的郊区化进程。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创新,知识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是新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产业空间,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大大促进了城市郊区化进程。20世纪90代以来,南京先后建成了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开发区,江宁开发区内又包括江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N-学园和华商科技园。开发区的建设引起了人口与产业在区内的集中,加快了城市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郊区化进程。

(三)跨国公司的投资

经济全球化使得产业、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加快,弥补了其资金和技术的缺口。我国政府关于开发区的许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人口集中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郊区化起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江宁开发区创办10多年来,已累计引进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瑞典、韩国、台湾、香港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个项目,其中千万美元以上项目239个,世界排名前500强企业已有35家进区,累计投资总额超过85亿美元,累计实现合同外资50亿美元,实现到位外资35亿美元[8]。目前,园区内著名投资企业有福特、西门子、菲亚特、日立产机、百事可乐、爱立信等。除了工业企业落户开发区外,许多外商投资于零售企业或仓储式超市。由于城市郊区拥有广阔而价格低廉的用地,吸引了如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在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聚,反过来又推动了人口及其他商业企业在此集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围地区的繁荣。

(四)房地产业的兴起

近年来,南京市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据统计,“十五”期间,南京市住房市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27.62,开发投资总额累计达1021亿元,是“九五”期间的2.37倍,形成了河西、秦淮、仙林新区、江宁、江北等十几大板块。房地产开发商针对低收人群体在近郊建立普通住宅,针对富有阶层在远郊建设高档别墅,通过错位开发与经营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使其盈利最大化。在郊区板块中,江宁板块尤为紧俏,1992年江宁经济开发区成立以来,土地价值攀升,房地产业高速发展,集中在岔路口、百家湖、东山镇、民营科技园和将军山等5大板块,约521万m。。为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对住房的要求,郊区出现了许多新概念住宅,形成了以百家湖花园、湖滨世纪花园、中国人家、翠屏国际城、江苏省高级专家住宅园——江南文枢苑为代表的组团式开发居住群,成为南京房产市场的一个热点地区和高尚生活社区。郊区因出现许多楼盘而形成的大型居住区,为人口在城市和郊区间的重新分布创造了条件。

(五)个人消费的促进

篇4

二、制度化与规范化

近代警察的交通管理进入民国时期,由京师警察厅负责交通的管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交通管理。

(一)车辆登记

清末巡警部和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仅要求人力车、马车、排地车三种车辆到警察机构进行登记备案。[13]民国以后,京师警察厅陆续修订了各种车辆登记规则,扩大了车辆登记的范围。京师警察厅规定,人力车应呈报其所管区署,由其所管区署发放号牌方能进行营业。号牌的安钉便于京师警察对人力车进行统计管理。每个警区有自己固定的号牌。一定时间后,原有号牌多已毁损模糊不清时,京师警察厅制定新式号牌要求人力车进行更换,并收取一定费用。[14]为了防止车厂和人力车主为逃避缴纳牌照费用,不更换旧牌,京师警察厅派员检验,检验后方能营业。[15]车户更换新车时,必须将旧牌照呈报区署,倘有新车钉用旧牌照,或私售无牌照之车,一经查出,重罚不贷。[3]号牌的实行对于京师警察厅掌握人力车数量和管理人力车夫“成效颇著”。[16]随着汽车的迅速增加,京师警察厅也加强了对汽车的管理,颁布了《汽车管理规则》,[17]规定凡是汽车,无论自用还是营业用均应把详细信息呈报警察厅。呈报警察厅后,车主应将该车定期送交警察厅检查车身是否坚固,机械是否完备,检查合格后才能发给执照,同时缴纳执照费1元。所发执照应常置于车辆内,以备警察检验。[17](354)为避免危险发生“,车身不甚坚固者即当禁止驶行”。[18]汽车呈报检验合格发给执照后,还须购置京师警察厅指定的号牌两面,钉在汽车前后容易看到的地方。[17](354)每一辆汽车对应一个号牌,在警察厅备案,可以根据号牌查明车主的相关信息。对于其他交通工具如自行车、马车等,也要按照京师警察厅的相应规定进行登记。如自行车无论新旧均应向“该管警察区署购安号牌,领有通行证方准通行”。通行证每月更换一次。[19]车辆登记一方面可以确认车辆的合法性,保护车主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检验车辆是否适于行驶,对维护交通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加强巡逻

除普通警察负责日常交通管理外,京师警察厅为改善交通环境和疏导交通秩序,成立了交通巡逻队,在“冲繁地点”设立专门的巡逻人员,以“注意交通,勿令车马拥塞,妨碍通行为专责”“,以补助区署巡守长警①之力所不及”。交通巡逻队共有巡长6名,巡警21名,每周更换其中五分之二。交通巡逻时间从每日午后1时开始至夜间1时止,其巡逻路线主要是行人车马比较繁盛的路段,根据昼夜交通情况不同,安排灵活的巡逻路线。如每日下午1时至7时,前门洞、前门大街商业繁华等处车马行人最多,巡逻人员最宜注意这些地方;每日下午7时至10时以前,陕西巷、石头胡同妓营业最为集中等处“车马交通均极繁盛”,特意安排两班同时出发,分头巡逻。[20]为保证巡逻取得成效,京师警察厅对巡逻路线和巡逻人员的行动进行了严格规定,要求必须按照路线行走,无故不准出线路之外;队员巡逻时不准低头疾走,敷衍了事;巡逻时对待民众要用和平的态度进行引导劝诫;巡逻队员和各个区署普通的巡守警察应和平相处等。[21]

(三)限定车辆停运

京师警察厅在自身加强巡逻的同时,对车辆影响交通秩序的情况,如不按规定停靠、车速过快等也进行了规范。电车行驶有一定的轨道,警察厅规定其停车上下客人应在规定电杆处,不准在非规定电杆处停留。[21]汽车行驶灵活,但也不可随意停放,汽车到达所往地点后应选择宽阔对交通无碍的地点停放,停放时司机人员不得远离车辆,以便随时挪移。[17](356)人力车体积较小,其挪移更为灵活。人力车停放街市,没有固定的停车处“,颇碍道途”。[22]警察厅为禁止车辆随意停靠,在公共娱乐场所指定停车处,所有的人力车按顺序停放,不得横列路中,亦不准在门前争先揽客。[23]北洋政府时期,“汽车肇祸,层见叠出,概系因开驶不慎,速度太快所致”。[24]但汽车行驶速度以何程度为限,京师警察厅最初没有具体标准,至1917年2月,才参照东交民巷使馆界内的行车速率规定“:自用暨营业各汽车行驶速率,至快每分钟以营造尺六十六丈,每小时以中里二十二里为限,不得逾越”。[25]如有汽车任意在繁盛地点加速行驶要重罚。[26]后又稍作调整,以每小时二十五中里为限。[24]对于其他车辆如自行车,警察厅也规定“,须循环路旁缓行,不得狂奔疾驰或聚众多车互相争赛”“,弯折交叉处所不得快行”。

(四)司机人员管理

“车行的快慢,全在乎‘司机’的手力。倘行的太快,即能生出危险,所以警察厅为保护民命起见,对于‘司机夫’取缔极严。”[27]凡充当司机人员,应先期呈报警察厅,听候定期检验,检验“首重目力、耳力”,检验合格后令其学习《汽车管理规则》,一星期后再由警察厅考查是否熟悉规则,考查过关后才发给执照。司机人员执照在开车时应随身携带,以备警察检查。已领执照的司机人员每满3个月“应予复验并覆考查一次”。[17](353-354)后因有些司机人员开车行驶不慎,造成车祸增多,警察厅增加了限制司机人员的条件,要求不论“自用与营业汽车司机人,取妥实铺保两家,担负一切”。[24]倘有碰伤行人以及物品等事,司机须受警察的裁判。先将像片执照交回区署,轻则罚金,重则取消司机执照,并按照情节轻重处以三等至五等徒刑。[28]北洋政府时期,城里汽车日见增多,汽车司机素质良莠不齐,有些司机“对于规定汽车章程多不遵行”,为此警察厅特设汽车司机传习所,“专以造就司机人为宗旨”,由各区挑选精壮巡警入所学习,毕业后介绍给各汽车公司充当司机。[29]京师警察厅专门在《政府公报》发出通告,要求各汽车公司来汽车传习所挑选合格司机。[30]后为加强司机人员管理,警察厅行政处又印制《开驶汽车规则》,由警察区署发给各司机人员“,粘贴车厢内”,以便随时学习熟练掌握。[9]除此,警察厅还规定司机人一律穿用警厅定章制服,勿得混穿“,以视区别”。[24]

(五)道路管理

民国以后,市政公所对马路进行了整修,路况得到一些改善。为“便利道路之通行,防止危害之发生”,京师警察厅规定,未经官署准许,于路旁河岸等处开设店棚、在路旁罗列商品玩具及食物、于道路横陈车马或堆积木石薪碳及其他物品、将冰雪尘芥瓦砾秽物等投弃道路、于道路游戏等妨碍行人及车辆行走的情况均应禁止,违者处罚。[31]如有市街修理房屋之家,因特别情形,“不得不使用市街地者,照例应报警署得其许可”。[32]对临街商铺安钉广告铜牌等事,也要报告警察区署查看有无妨碍交通,未经允许,也不准擅自安钉。[33]“修筑马路,所以谋交通之便利,非以作驴马之牧场也。乃京中各马夫,往往于马路中间,将数十匹驴马,任意牵遛,致使往来车马,诸多不便,殊为有碍交通”。[22](434)为此,京师警察厅颁布的马路管理规则上有明文规定:不准在马路上遛马。[34]因关系交通“,且与地面秩序亦有莫大影响”,警察厅还制定灵柩穿城办法,规定出殡的仪仗,须在马路两旁行走,不准在沿街停留过久,以免妨碍交通。[35]另外,对于居民生活中占用马路的其他行为,京师警察厅也进行了规范和限制。如住户门口往往有石蹬,俗名称上马石,宽长数尺,横置道旁,侵占官街,阻碍车马行走,京师警察厅要求各住户限期将此种上马石一律运走。[36]

(六)统一指挥交通手势

“街衢卫繁,汽车往来如织,预防一切危害,端赖岗警指挥”,[37]而岗警指挥交通应有规范的手势,以便来往汽车按手势行驶。京师警察厅对指挥汽车停止、放行的手势作了统一规定:1.停止,巡警将右手向上高举;2.放行,巡警将高举之手放下;3.放右行,巡警将右手向右方平抬;4.放左行,巡警将左手向左方平抬。[17](355)如有道路修整或损坏不能通行,巡警放置相关标示或者在旁进行指挥。汽车如需转弯或行驶交叉路口时,应先鸣喇叭再打手势,告知巡警以便指挥。[38]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手势是由巡警和司机人员配合完成。此种交通手势比较简单,易于巡警掌握,也易于司机、行人辨识。北洋政府时期,在“交通的要路,总是要设置一两个巡警站岗指挥来往的车辆”,[39]为使巡警熟练掌握指挥手势,京师警察厅曾特意用白话编写汽车司机人员规则,发给各区巡官长警,令其时常练习,“以防遇事无所措手”。[40]这一时期交通指挥手势非常简单,为“寻常勤务”[37],但到北洋政府后期,警务懈怠,各岗警“不知指挥汽车”,警察厅命令各路督察长,督饬各稽查员穿著制服,切实稽查,随时纠正。遇有岗警懈玩、精神不振、不知指挥汽车等项,即特别讯明姓名,报告惩戒。[41]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北洋政府后期出现了在玻璃上安设箭头式红灯以代替手势的情况,“构造既精,指示尤明”,特别便于汽车夜间行驶。但是各指挥岗警“未悉此种装置”,于交通指挥不利,京师警察厅特意训授长警夜间指挥汽车办法“,俾利交通,而免危险”。[37]

三、近代警察管理交通遭遇的困境

京师警察厅对管理交通比较重视,并根据不断变化的交通情况进行调整和修正,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的交通状况。美国社会经济学家甘博在1921年撰写的《的社会调查》中认为:“的道路尽管拥挤,但是它有一支庞大而有效的交通警察队伍,严格地控制着全市的交通。”[42]1923年6月12日《晨报》登载了一则消息说,平日警察林立,一般车夫“皆稍知恪守定规,不敢出乎范围”。前一日警察因索薪罢岗“,所有重载大车及粪车,向走便路者,均忽然乱行马路之间,任意奔驰,漫无限制,而皮车(人力车)亦到处随便停放,虽有碍交通,亦无人过问,且任意争吵,肆无忌惮。此种下等社会之恶现象,顿见于街市之上”。幸亏当晚警察岗位“立时恢复原状,一切秩序安谧如常,而各车夫均敛迹如恒”。[43]这则消息可以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市民对警察交通管理的总体评价。与此同时,警察管理交通也遭遇了很多困境。这一时期,的交通存在不少问题,除了道路拥挤和法规不完善等客观原因外,比较突出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享有特权的人员无视交通规则。北洋政府规定总统府及各部院机关各级办事员所乘汽车,如出现伤人损物事件,巡警相机核办,但不得任意拘留汽车,以免有碍公务。[44]正因如此,各机关和军界长官乘坐的汽车如若撞人出现车祸,巡警也不敢对其做出严厉惩罚。[45]这些汽车夫的工资每月有30余元,[27](13)远远超过巡警八九元的月工资,相比来说,汽车的司机处于优越的地位,再加上有所依仗,往往无视交通规则,随意行驶,甚至严重者还有将巡警轧伤的情况。[46]

2.民众对巡警指挥交通缺乏理解。京师警察厅在报纸广为宣传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但是由于长期的生活习惯以及一些巡警执法不公的负面影响,有些民众不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对巡警指挥交通也缺乏理解。[47]如1914年1月,守望所巡警赵来泰在先农坛指挥行人,有一人逆行线路,对于巡警的指挥不但不服,反以恶言相抗,该巡警婉言劝止,其“仍复蛮横”。[48]此类行为屡禁不止。

3.作为交通管理者的警察本身缺乏执法意识。北洋政府时期,“繁忙的大道上每隔数百码就有一名警察”,[42](60-61)但的交通状况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警察不能很好地履行维持交通秩序的职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出现各种交通情况时,警察缺乏执法意识,经常只是“呆呆地看热闹”,[49]或者根本就“置若罔闻”,恶劣者甚至对求救的车夫进行“斥责”。对于警察厅制定的管理交通和车辆的各项规章制度,有些警察也“未能认真办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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