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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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四种活动都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四种基本成本维度，（1）维权责任成本；（2）制度责任成本；（3）经营责任成本；（4）环境责任成本。另一方面，依照前几年“搜狐网”针对广大社会人士，向他们进行了一次“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问卷调查，从这次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得知：有59.6%的人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之下，在我国实行企业社会责任制，让企业面向社会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是极其重要的”。有57.08%的人则认为，“企业的道德核心，除了贡献社会之外，还应当要承担起对广大市民的人身健康以及安全提供保障的义务，所以，不论是产品，还是环境，企业都应当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而这也正是企业对社会的最基本的一种责任。”其次，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中最基础，最迫切的内容的调查结果，还应当依照重要程度的排序要求，将其归纳为：产品安全责任，环境保护责任，公众安全责任，依法纳税责任，公益事业责任。另外，也有42.4%的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普遍认为，“企业最主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贡献社会，多做公益事业。”

由此可见，大部分人都赞同企业所必须要参与的社会责任活动，需建立在“经济责任维度”的基础之上，且其的重中之重，则是：（1）对广大市民的权益进行维护；（2）对职员的利益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进行保护；（3）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与治理。

二、探究社会责任会计与传统企业会计

1.相同点分析

不论是“社会责任会计”，还是“传统企业会计”，它们都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相同点，即：其一，同主体。前者直接反映出来的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所以它的主体为企业；而后者则是以资金的流动情况，来对企业的生产以及经营活动中所开展的经济活动进行记录、分析、确定以及作出相应的报告，所以，它的主体同样为企业。其二，同会计信息质量和假设要求。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前者的会计信息质量和假设要求要比后者多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前者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将不再只是企业所有者和相关利益集团，还包含更多的社会公众。其三，同会计核算程序。从本质上来说，这两者的会计核算程序几乎无太大差别，都为：（1）对原始凭证进行获取以及填报；（2）对记账凭证进行填报和审核；（3）对账簿进行登记；（4）对报表进行绘制。

2.差异点分析

2.1会计对象方面

社会责任会计，它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企业社会责任，另一个则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它能够直接反映出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利弊之处，即：给社会作出的贡献以及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为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广大市民提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基本数据信息，从而帮助除了企业之外的客体，对企业经济活动给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及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详细的了解。而传统的企业会计，它的对象则主要是企业生产中所涉及到的所有资金活动，总共有六种，即：收入、利润、资产、费用、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其次，因不同的国家，他们对社会责任会计都持有不同的要求、标准、认识以及实施方式，所以，他们对社会责任会计的对象表述也都是存在着较大差别的。

2.2会计目标方面

在社会责任会计的范畴之下，企业除了需要向企业所有者以及相关利益者提供必需的会记信息之外，还需要向与企业有关联的客体作出相应的服务，即：为他们提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信息，以客观的将企业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效益完完整整的表现出来。而传统的企业会计，它则主要是为了向企业所有者以及相关利益者提供企业的经验成果、现金流量以及财务的基本情况等会计信息，以直接的体现出企业的内部成本和效益。

2.3会记披露方面

社会责任会记的核算对象是不相同的，且其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方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市场的不断进步，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方式主要是通过财务报表中的附注来实现的，且它的披露形式也具有两种，第一种，利用基本的文字表述法，将企业非货币性质的信息合理的表述出来，让其能够直接的反映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第二种，利用各类表（主要有增值表，对照表，资产负债表以及社会收益表），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际情况合理的表达出来。而传统的企业会计，它则是借助“四表一注”的方法，将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的基本情况以及经营成效，以货币的基本形式客观的表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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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文化与社会资本形成

1、儒家的仁与社会资本形成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典范化的道德人，即仁人。仁人，就是人与人相处具有共有的同情和公行的大道。儒家以仁作为人们修身处事的准则，在市场经济下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首先，仁就是要有真性情和自己真正的生命力。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直心和真情的体现和相互感通，而不是以他人的好恶为转移，不是专门致力于让每个人喜欢。“乡愿德之贼。”“巧言令色，鲜矣仁。”“不如乡入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仁人是直道的人，不是以他人的好恶为转移，因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有真性情的人才能做到直和诚，内不自欺而外不欺人。人类生存的基础，正是直和诚。

其次，仁人自己的生命与其他人是相统一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入，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孔子提倡贯通人我的思想，认为自身的价值正是在有益于他人中体现出来。仁，就是人与人相处，人们自身的效用与其他人是正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样的意识是人们之间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如见大宾，如承大祭，”“仁者，其言也切。”“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刚毅木讷近仁。”孔子提倡的仁人，到处敬畏人家，直心由中，不失真情，这样才能够获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再次，仁要在事业中体现出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者爱人，智者知入。”仁是入的情商，对入的认识和理解是智的体现，只有仁人才有智和勇。“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仁者，既要有人我相通的心灵，又要做人我兼得的事业。管仲的仁是体现在他的事业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有利于群体，是很高的人生境界。在现代市场经济下，需要构建人们信任与合作的环境，让人们以爱的态度与人相处，将小我与大我相统一，从而实现自身价值。

最后，仁是礼的基础。“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人与入之间的相处，既要有内在的真情，即直；又要有外在的分限，即礼和恕。忠恕，是贯通人我、体现仁的关键。礼，是专论外部规范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入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是人类和与敬的感情表现。孔子更提倡内在的真情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内在的自觉比外在的强制效果更好，“齐之以礼”比“齐之以刑”效果更好。

2、论语的信与社会资本形成

首先，儒家认为信是人与人相处的美德。“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的这些话都是强调要把信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强调忠信是人的美质。“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文学，要研究各种典籍；行就是社会生活的实践，要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最根本的美德是忠信。没有忠信的入学礼是没有意义的。人的忠与信都是诚于中才形于外的。

其次，信是对其他人忠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忠诚，贵在能相互信任。孔子提倡忠信也就是忠恕。恕，从我的方面来说，我不宽恕人，不能尽我的忠。信，从人方面来说，别人不相信我，也不能尽我的忠。恕与信，都是推行忠，都是人与人相处不可缺少的。所以君子忠于人，在我唯恐不宽恕他人，在人唯恐不相信我。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忠信的内容更为丰富，如公务员对群众的忠信，厂商对消费者的忠信，职工对组织的忠信，这些都是社会资本的来源。

再次，儒家提倡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道干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足食足兵民信之。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辱，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些话可以说明无信不行的道理。君子劳其民是忠于民，君子之谏是忠于君。然而无信则我的忠没有效果。儒家特提倡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在市场经济下可以发扬光大。

最后，儒家提倡人们对道的信任。市场经济存在基本的法则，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企业家精神是需要捌昌的。市场经济下，树立公民意识、形成公民社会是人们信任与合作的重要方面。

二、老子与社会资本形成

首先，老子的道与社会资本形成。老子哲学的中心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的道指的是万物运动的总规律，是万物的来源，是生命力的体现。道的形体是虚的，是“惟恍惟惚”的，但它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老子的道含有无穷的创造因子。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从“道”的创造力中吸收营养。道不仅产生万物，而且并不据为已有。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并不是要人们消极，而是要人去工作、创建、贡献。弗洛姆说过，爱是给予的能力，人生的意义是生存而不是占有。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从利他的行为中可以获得效用。好的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人们物质上的占有，而是人生命的展开，是人文关怀的体现。

其次，老子的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处事的准则和智慧。老子认为“道”运动的规律是“反”。反既包含事物是相反相成的辩让思想，又包含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走向其反面回到原点的规律。正是因为道的运动有这样的规律，所以老子提倡为人处事谦退、守柔、戒矜、不争。“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柔弱的东西，由于它的含藏内敛，往往较富韧性；而刚强的东西，由于它的彰显外溢，往往暴露而不能持久。自满自骄都是盈的表现，将不免于倾覆之患。“功成身退，天之道。”在事情做好之后，不要贪慕成果，而要收敛意欲，含藏动力。人与人相处应该像水那样奉献而不索取。

再次，老子理想的自然人有利于社会资本形成。圣人是道家最高的理想人物，其人格形态是体认自然、拓展内在的生命，

是虚静不争的，是扬弃一切影响身心自由活动的束缚的。在社会生活上，老子要人发挥创造的动力，而不可伸展占有的冲动。老子十分提倡内在心灵的生活，要“为腹不为目”。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在追求外在的物质利益时，还要提倡内心生活的充实。老子唤醒人们不可为名利而奋不顾身。他理想的人格形态是“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最终达到“玄同”的最高境界。玄同的境界是消除自我与外界的隔阂，以开阔的心胸对待一切人物。

最后，老子无为而洽的思想有利于人们和政府之间的信任。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政府要能允许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发展。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只是服务于主体的，要给主体自由发展的空间。人的个性发展是社会性得到发展的基础，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前提。老子认为“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老子消解了人们巧伪的心智和贪欲的扩张。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种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谦退精神，反而能成就他的理想生活。老子的无为是让事物按自然的规律而行，而不按照自己的心思而妄为。理想的政治应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要舍弃一切过度的措施。老子所发挥的不辞、不有、不为主的精神，消解了人们的占有欲与支配欲。从衣养万物中，我们可以呼吸到爱与温暖的空气。

三、孙子兵法与社会资本形成

1、《孙子兵法》的人本思想与社会资本形成

第一，孙子强调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孙子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战争的行动正是以“利”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第二，孙子重视对人的激励。对于有功的人不爱“爵禄千金”，强调赏和罚对人的激励作用。孙子认为“杀敌者怒也”。因而要重视兵士的亲附，军队要治气、洽心、洽力，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人们生活的组织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只有人本的组织才有凝聚力。第三，孙子强调人的独立性。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市场经济下需要提倡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正是要培育市场主体。第四，孙子重视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孙子理想的人格体现在将领上，“将者，智信仁勇严。”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正是要具备这样的修养。做事业就要“如转石于干仞之山，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屿”。孙子同时重视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价值。一个组织就是要让人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让人们在组织中找到精神的自我。

2、《孙子兵法》和的思想与我国社会资本形成

第一，孙子认为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是“合于道”。在战争中做决策时，首先要比较双方的“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道”就是得民心。“合于道，则民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不畏危也。”“视民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渊，视民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组织要增强自身的凝聚力。第二，孙子是爱好和平而不提倡战争的。因为战争的消耗太大，“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人们要树立自身利益与其他人的正相关的认识。第三，孙子强调同外部的和。“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衢地则合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生存的，同外界的和是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第四，孙子强调组织内部的和。孙子认为整体的各部分相互配合是胜利的条件。胜利的军队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相反，失败的军队则是“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这启示我们要培育团队精神，心灵的封闭和小农意识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下的信任与合作的。一个组织要培育合作的文化。第五，孙子重视个人身心的和谐。“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而致战。”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是理性的。孙子强调战争胜利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结果。“将者，智信仁勇严。”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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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

人力（人工）成本是产品及劳务成本构成的主要因素。最近几年，人力成本增长过快，以及未来这一过快的不可逆转的增长趋势，已成为企业成本控制必须应对的挑战。

首先，人力成本过快的不可逆转的增长趋势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信用经济和比较经济，市场竞争实质上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源竞争的程度越激烈，人力成本上涨的速度也就越快。

其次，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也是诱发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所诱发的人们对高工资、高报酬追求的迫切性，与给予社会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时间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就使得企业在使用人力成本时，在时间上出现了不合理的过快增长。

再次，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需求，也与我国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在过去十多年中，我国政府为了扩大就业和增加消费，把过去传统的六天工作制改为五天半，后来又减少到现在的五天，尤其是2000年开始增加了一年中的法定节假日，经调整后每年有两周的休息时间。虽然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劳动时间的减少，在劳动效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必然意味着人力成本的增加。

另外，学费增长过快，合格劳动力培训成本急剧上涨，未来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成本会普遍增长。高校自1997年实行招生并轨制后，全面实行收费教育。由于教育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高校学费迅速上涨。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不要说大学前的学费开支，就是四年制大学的学费开支少则四五万元，多则上十万元。随着教育成本的上涨，未来企业的人力成本也会相应增长。

二、能源等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

我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在产品成本中，能源支出比重很大，冶金、纺织、化工行业尤为如此。然而，能源（主要是石油）等原材料价格近年来不断上涨，给企业控制成本带来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过去我国是石油净出口国，而现在是石油净进口国。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石油消费也在不断增加，石油进口持续增长。由于石油消费在各种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石油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其他能源的供应价格。

2000年以前，虽然我国政府对各种能源价格有计划地进行过经常性的调整，但总体来说，我国的能源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并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自2000年我国石油及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后，国际石油价格的变动使得我国石油价格始终处于波动之中。由于国际石油价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要控制和稳定实属不易，加之我国能源结构不合理，煤多气（天然气）少、气多油少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因此在石油价格始终处于波动的情况下，其他能源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使企业控制成本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三、融资成本不易降低

与几年前相比，企业无论是通过商业银行，还是通过股票市场融资，都再难以降低融资成本。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今后一段时间融资成本还会不断上升，控制融资成本就成了企业控制成本的一大难题。

从商业银行来看，向企业发放贷款是向企业提供融资的基本形式。显然，贷款利息构成了企业融资成本的主要内容，而影响贷款利息高低的主要因素是贷款利率。对商业银行来说，贷款利率的高低取决于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成本，即吸收的各种储蓄存款利率的高低，以及企业对商业银行资金的需求程度。在国民经济中，各种主体都可能为银行提供资金来源，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各类企业是资金的净需求者，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有强烈的需求，只有居民是净储蓄者，是商业银行资金的净提供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商业银行贷款资金成本主要取决于储蓄存款利率。然而，在过去几年，国家为了刺激投资和扩大消费，多次降低了储蓄存款利率，到目前为止，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只有1．98％，扣掉利息所得税20％，实际利率只有1．58％，是历史最低水平，因此企业要靠降息来降低融资成本是不可能的。近期，许多金融专家纷纷提出了加息的建议，因此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将越来越大。目前，不规范的国内股票市场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融资渠道。所以，企业要控制融资成本实属不易。

四、环保压力与日俱增

目前，保护环境以及恢复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被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然而，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关部门、企业和社会也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但我国企业在环保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消极因素。这就使得企业必须在环保方面进行投资，而如何消化和控制投资带来的成本负担，是企业应认真考虑的问题之一。

对于我国许多企业来说，由于还没有足够的原始积累，所以不可能在环保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而其既不可能通过结构调整成为无污染的企业，也不可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那样，在经过原始积累阶段后，迫于环保方面的需求，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仍必须大力进行投资，同时也必须面对由此而带来的对企业成本控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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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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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一些重要问题，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是从建立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以及和谐社会角度考虑的政府成本。如何翔舟教授认为，政府在管理社会活动中所引发的现今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社会直接的、间接的负担，可以通过政府的优化决策和行政管理行为加以适当控制，并从政府组织与管理社会的基本职能、政府“生产”与政府成本的转嫁、控制政府成本等方面进行了论证。樊刚教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也认为政府成本决定区域竞争力，并把政府效率、服务水平等与政府成本联系起来分析。从目前情况看，国内多数学者认同上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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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内部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和问题

（一）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不真实的现象。会计信息的呈现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虚假宣传和包装上市的手段，骗取相关部门的材料审批和投资者的信任。这类上市公司通过宣传材料和招股说明等对本公司的盈利情况进行虚假宣传，对公司的利润情况进行夸大。这种现象导致投资者盲目投资最终血本无归。另外，还有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对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的披露刻意的夸大或改变客^事实，甚至对公司的利润率进行虚报和作假，通过这些手段对投资者进行误导，在募集资金的同时却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二）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不及时的现象。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和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在进行会计信息的披露时，必须及时、有效，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保护广大的股市投资者的权益。举例说明，我国的银鸽股市上市公司在购买银广夏的股票时，投资金额超过上亿元，但是如此重大的购买项目并没有及时地对外界进行信息披露。举例说明的例子，虽然后来受到我国股市证监会的强烈谴责和相关制裁，但是相关责任人并没有得到惩罚，股市的利益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对投资者的投资也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此外还对公司的形象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形式和内容不充分。上市公司在进行信息披露时，主要包括会计信息披露和非会计信息披露了部分。为了满足我国投资者对投资多样化的日益增长的需求，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目前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与开发信息披露不充分。目前我国对研究和开发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并没有专门的相关规定，但对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开发活动进行监管，使其投资表格和利润表格的相关费用并没有被要求展示，因此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也并没有主动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的研究和开发相关费用。

2.对重大的投资项目信息披露不充分。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成功与否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成败与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失误和错误的投资向项目有可能导致企业瞬间倾家荡产。我国的上市公司在对项目进行投资时，在资产的附件表中的在建工程资产、固定资产和长期投资资产等项目并没有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四）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成本较高。同传统的会计工作相比，在进行我国会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新增加了很多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以及国家的相关补贴和实施过程中的效益损失。所以，上市公司若想履行会计信息披露过程，就必须着重强调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的承担解决问题。

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原因

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存在的信息披露等相关问题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的因素是多样而广泛的。本论文从上市公司本身、会计政策、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信息披露的规范、审计质量和监管力度等方面，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我国上市公司跨级信息披露监管存在问题。当前我国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不健全，通过股东进行控制通常会出现一家独大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屡禁不止。由于公司董事会缺少相关部门的监督和强力约束，所以董事会对信息会计的披露内容随意更改，甚至出现通过配合庄家进行炒作获利的不法行为。典型的案例是2008年，当网络股票成为市场投资的热点之后，一些上市公司为了通过股市的波动盈利，虚假公告和信息。当这个投资热点逐渐降温之后，这些投资事项也并没有真正实现资金注入，而且公司也未对之前的虚假信息进行任何解释和说明。

（二）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意识不强。“改革中。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应注重思想观念的更新和重塑”。但是根据目前调查结果来看，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意识非常薄弱，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几乎不存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没有树立会计信息披露意识是财务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是，尤其在会计信息披露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出现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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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一个经济范畴，是产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产主义商品生产时，对成本的含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用公式来表示就是w=c+v+m。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就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产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很多人都认为：成本就是产品的成本，其实不然，产品成本属于成本，但成本并不等于产品成本。成本涵盖了产品成本、期间成本、固定成本、变动成本、相关成本、可控成本等各种具体概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管理要求的提高，成本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完善与发展。因此，经济学家将成本的定义进一步拓展，认为凡是经济资源的牺牲都是成本。成本包括支出成本和机会成本。支出成本是指现在、过去、未来的现金流出或实物消耗。机会成本是将所放弃的资源用于可能实现的收益。因为机会成本不能被很好地确定和计量，会计系统重点还是记录支出成本，但是机会成本不可或缺，在制定决策上要认真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成本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容不同，管理的需要就不同，相应的成本含义也会随之变动。但是在成本的演变进程中，有两个基础特征始终不变：一是成本是以某种特定目的为对象的。目标满足于管理需要，可以是有形或无形的成品，也可以是某种特殊的服务。二是成本是为了实现这种特定目的而发生的消耗，没有目地的消耗是一种损失，不能称之为成本。另外基于一个重要的会计特征，即会计的货币计量假设，成本还必须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否则就无法进行成本的核算。

一、传统成本会计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成本会计系统是指构成成本要素的有机组合，以及由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整体。但传统的会计系统存在许多弊端。

1.成本信息失去了相关性。这是因为传统的成本会计系统无法对经营决策者提供充分的成本信息，即经营者手头的成本数据与现场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对称。因此，最需要成本会计信息的经营者，反而对成本管理数据产生了一种不向荣的感觉，从而使这些数据失去了相关性。

2.传统的成本会计系统难以观察到制造环节的成本形成过程。

3.从传统产品成本中无法获得制造缓解的信息。

4.无法有效地将成本信息应用于管理。

5.成本信息的“质”不明确。传统成本核算系统提供的成本数据，其提供的是置换成了货币价值的定量信息而不是质量信息。因此，需要对成本状况进行判断时，经营者不得不依赖于金额的高低来做质量好坏的评价。

6.难以计算出正确的成本。

7.业务活动、数据处理系统以及与财务会计的协调的不充分。

8.经理人员的不懂行导致对成本信息的不理解。

二、成本会计发展的新趋势

成本会计发展的新趋势之一：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

这个方法的特点就是采用估计的工作时间来计算作业成本，而不是以调查确定的工作时间来计算基础。其做法就是，在实施将一个责任中心的成本分割为若干作业时，放弃追踪而采用估计，这种估计与上述的方法不同。它仅向经理人员进行估测，不是像过去那样，按员工调查来确定分割比例。

成本会计发展的新趋势之二：弹性边际成本法

这种方法和前种方法有许多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该方法下的成本中心的划分和成本分配更能够反映出一个部门的责任，从而有利于加强责任控制。

成本会计发展的新趋势之三：资源消耗会计

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它在非金额方面，应用基于量化的产出消耗、因果关系的关联性，将成本对象所消耗的资源成本归于“结集点”；为了与计划数量或者标准数量相比，财务与非财务信息相结合，有助于负责业务活动的经营者进行成本管理。

三、成本会计发展的对策

对策之一：效益成本法

所谓的效益成本法，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来确定成本是否发生、发生范围、额度及其分配去向的一种现代成本计算方法。它的内容如下：

1.分析成品生产过程中各种消耗对企业内部可剂量的直接经济效益的关系，确定各种效益成本和投资成本等。

2.确定耗费效益系数控制支出，同时确定效益奖励率提高效益。

3.采用经济效益剖析法确定立项核算的效益成本。

4.确定效益成本的支出方式。

5.设置专门账户汇集各种效益成本，然后按现行会计制度规定的支出进行结转。

它的主要特征有五点：

1.耗费同效益挂钩。

2.成本核算对象既不是产品，也不是责任单位，而是立项的成本性效益。

3.核算具有阶段性。

4.核算具有辅。

5.核算对象与管理目标相统一。

对策之二：节能降耗法

控制成本、降低成本是成本会计管理的一项目标，而节能降耗又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方面。所以，节能降耗是解决企业能源效率低下的首要问题，是优化企业产业结构的重要选择，会计人员应从节能降耗的必要出发，对节能降耗的会计主体、会计核算、核算方法进行系统设计，尤其是要对节能讲好成本的核算的内容和方法、节能降耗效益的核算内容分方法进行深入的设计。

它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一是采用节能降耗措施所花费的代价——节能降耗成本会计：二是节能降耗所带来的效益——节能降耗效益成本。

对策之三：使用软件管理方法

使用会计软件如会计电算化，进行电脑操作，减少人工的投入，就是减少成本的支出，还有就是方便快捷，减少失误。因为会计电算化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实践证明，成本会计电算化是实行新的成本会计方法的技术前提。没有会计电算化，新的成本会计方法就难以取得实际效果。

对策之四：总结、完善和推广我国行之有效的成本会计方法

现代成本会计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成本会计的全盘否定，完全照搬照抄西方成本会计方法，更不是要求成本会计高等数学化。我们认为，只要是适应我国企业生产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这必然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会计方法，都应视为现代成本会计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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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治安防空理性人假设

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一如有鼠就有猫、有矛就有盾、有阴就有阳，有犯罪就当有犯罪的应对—即治安防控。如同犯罪研究的多视角一样，治安防控的研究自然也可以是多视角的。在此，我们同样以经济学为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一、理性的治安防控者

同“理性的犯罪人”所暗含的意义相同，“理性的治安防控者”这一表述本身就预示着，“理性人”的假设仍然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前提;因为既然“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而治安防控行为并没能逃脱“人类行为”这一范畴.单位、社会和自然人一样，都会趋利避害。那么，作为治安防控的主体——个人或是单位、社会——被假设为“理性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治安防控者是理性的，其寓意如同对“理性的犯罪人”对“人是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所暗示的意义——“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的借鉴一样，当我们把“人们”理解或界定为“治安防控者”的时候，就会得出另一个推论，即:治安防控者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他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防控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去防控。

因此，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理性的治安防控者”与“理性的犯罪人”有实质性区别，二者都不过是“理性人”这个“总纲”下具有相对意义的“子目”，表象不同，实质统一;治安防控行为与犯罪行为也没有实质性差别，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虽然二者的目的是针锋相对的。

二、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

治安防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这决定了其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成本与收益是两个决定性因素。

1.治安防控成本。治安防控成本指社会为预防犯罪而投入的成本。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就像犯罪并不总是“空手套白狼”的活一样，治安防控也不是只说不练的“假把式”，所有的防控措施，即使按照目前公安机关所提的人防、物防、技防的“三防”建设——一定数量的现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有的还可能是巨额资金的投入。这些为预防犯罪所作的物质上的准备，都归入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

其次，治安防控的精神性成本。治安防控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投入，人们为防控所做的比如思考、规划、计算甚至有些情况下所受的煎熬等等精神性的工作都是一种投入，这些精力、心智等的精神损失当计入治安防控的成本。

再次，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与犯罪的机会成本的寓意相同，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意味着人们将资源用于防控而丧失了用于其他方面可能得到的收益。换句话说，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的确定“参考”于拥有同样资源投入的另一个经济行为的价值。

最后，治安防控的预期投入成本(也称预期防控成本)。预期防控成本是防控者打算投入的成本或者是能投入的成本，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由于防控者的理性决定了防控者会尽可能的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因而，对预期损失的测度将决定防控成本投入的多少。

2.治安防控收益。治安防控收益是指由于防控成本的投入而避免的损失。这种被避免的损失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精神性的。相对于物质性收益的容易测度，精神性收益是一笔不容易计量的收入，因此，为分析的简便，仅将治安防控收益限定为物质性收益，而将精神性收益忽略不计，尽管它使社会总福利增加了。治安防控收益的多寡取决于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而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损失，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

治安防控所要避免的是未来的损失，也即损失尚未发生;同理，治安防控所要取得的收益也是未来的收益，也即收益尚未得到，因而治安防控的收益实质上是一种预期收益，将防控收益称为预期防控收益似更恰当。

三、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之比较分析

由于犯罪者与防控者的“理性”统一性和犯罪行为与防控行为的“经济”统一性，犯罪模型完全可以套用过来用以解释治安防控行为，即:治安防控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为了在使用情境上与犯罪模型区别开来，我们姑且称之为治安防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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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5-0067-02

一、烟草管制的宏观背景

烟草行业至今仍然是由政府全权经营的，这一行业政府管理部门与企业之间在商业利益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实行专卖体制，政府垄断烟草经营，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因为各自利益和目标的冲突而滋生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从国外实行专卖制度情况来看，最近十几年出现的烟草行业的全球化以及与烟草相关的死亡和疾病日益显现出全球流行性，给全球的烟草控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表现为：通过贸易全球化和多边协议的具体条款，烟草行业能更容易地接触到全球市场；通过全球通讯系统，烟草的营销、广告和赞助的机会增多；通过收购当地的烟草生产商和发展全球品牌，规模经济的效益得以实现；跨国烟草公司具有削弱各国政府管理权威的能力；全球化造成的公共卫生治理的风险性，要求各国用国际化的方法加以调整，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开展跨国合作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我国的烟草产业，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是不容乐观的。

二、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现状

1991年我国通过《烟草专卖法》的时候有71个国家实行专卖制度，到2001年只有不足20个国家和地区继续实行专卖制度，中国是否到了政府管制必须放开的时候？事实上，自中国入世以后，各方面都非常关注烟草专卖制度的走向，目前烟草业在加速变革，而融入国际烟草经济大循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在理论上支持废除烟草专卖制度，但最终还是要看我国的现实国情，因此，政府对目前较为脆弱的烟草行业的进行引导及合理的管制是必须的，行业竞争实力薄弱导致专卖，通过政府管制制度的不断完善，以政府的有效管治改变烟草的市场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让烟草行业适应国际竞争的要求，减轻加入WTO后该行业受到的冲击，与此同时要节制烟草行业发展壮大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和资源浪费，需要将中国烟草行业自实行专卖制度以来的政府管制行为放在特殊的位置上加以研究。本论文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烟草行业发展和改革的经验，系统地概括了我国烟草专卖制度的形成逻辑、受到WTO挑战的专卖制度的缺陷、它的制度变革及其重构，并将其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了专卖制度变革的正确路径及其实施制度变革的国际意义。

三、理论基础

1.Berker和Murphy的“理性上瘾理论”

“理性上瘾理论”成为各国对烟草业进行管制的权威方法之一。该理论的关键意义在于提出了政府在与吸烟有关的管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仅仅是负担由吸烟引起的社会成本的职责，吸烟者因其自身的上瘾性而增加了巨大成本，属于吸烟者个人的事情，只有他们强加于其他人的成本，也即吸烟带来的社会成本，才是政府制定管制措施应遵循的准则。同时，理性上瘾理论也为政府通过提高有害的上瘾物品的税收，从而减少使用上瘾物品的人数提供了理论依据。

2.政府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

该理论属于正统的管制理论，假设条件是，政府是一个慈善的专制者，它无私地追求社会和公共利益，将实现公平、收入均等化、减少贫困视为自己的目标，而管制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正因为政府管制的公共利益论的“纯洁”，导致这种理论受到了许多批评。由施蒂格勒和布坎南等人发展起来的政府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证明，进行管制的公共利益动机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观念，现实中的政府并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治家对管制的“供给”与产业部门对管制的“需求”相结合，以此来谋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这才是管制的真正动机所在。各种管制政策、法律法规的出台表而上是公允的，实际上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政府部门的利益已经被隐含地照顾，至少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结果，只不过披上了“公共利益”的外衣而己。

3.政府管制的俘获理论

管制俘获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第一，所有的利益各方――自然垄断产业、立法者、股份制者，甚至消费者――都是纯粹的经济人，也就是说，都是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第二，所有各方而都具有理性的预期。第三，管制是没有成本的。管制俘获理论认为：政府管制是为了满足产业对管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获），而管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获）。他得出结论说，经济管制主要不是政府对公共需要的有效和仁慈的反应，而是行业中的一部分厂商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努力。管制俘获理论比公共利益理论更接近实际，因此也引起了较大的重视，但批评也随之而来：行业是如何控制管制机构的，这个问题俘获理论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至少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管制是利于行业和厂商的。

4.最小政府管制理论（the minimal state theory）

这个理论认为，政府作为规则的公正的维护者和制定者是政府最基本的功能，但是，政府职能最终是由人来承担的，他们同样具有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为了防止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堕落和犯罪，有人提出采取“政府分权、互相制衡”的办法。在里根和布什时期，最小政府管制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政和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与思潮。

5.重塑政府管制理论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出现了政府危机。学术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政府改革理念，例如重塑、削减、调适、私有化、再管制、紧缩等。这些新的理念认为危机引发了政府的创新活动，但其核心的问题应是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他们建议通过承诺、提高能力、赋予权力、激励等使政府更加关注公众意愿和行政结果，使政府更具有回应性、有效性。

6.解除管制功能理沦

解除政府管制功能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政府改革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适赫纳（Constance Horner）、威尔逊（James Q. Wilson）、奥尔克（PaulA. Volcker ） 、温特（William F. Winter）等。代表性著作为威尔逊的《科层制：政府机构做什么？为什么》（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They Do It ）。解除管制理论强调以下要点：一是创建一个能使政府负责人拥有其管理所必须的权威的体制；二是减少政府的科层，因为正是过分科层化导致了效率低下和指令不畅；三是重新界定政府人事制度和运行机制，强化录用、辞退管理，取消公务员的终身制等。四是简化行政程序，并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变更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特别是要解决层层审批的复杂、缓慢和浪费，把审批减少到最低限度。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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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专业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整体性、相关性、相对独立性和区域差异性等特点。为了促进专业持续均衡和全面发展，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论文构建了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框架。

二、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依据

1、人力资本论

人力资本论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史的机会成本的综合，表现为蕴含在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先进的生产力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者的智力水平和生产能力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人力资本的积累必然带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深刻变革。从社会经济结构角度来看，提高人力资本的含金量，能够加快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均衡和调整社会产业结构与就业发展。人力资本的激励制度也能激发人的最大潜能，激励劳动者积极工作、创新，接受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努力改善自身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职业教育作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有效促进人的知识和生产技能的提高，促进个人能力的全面提高。当前，我国正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断促进高职专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于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他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社会、经济、生态和自然的持续发展为前提，追求社会经济、人文环境、社会资源和人的协调发展为目标的一种全新世界观和价值观。可持续发展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创新。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科技、生态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担负着培养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第一线人才的重任。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发展，面临着很多机遇和挑战。在专业建设中，要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带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高职专业发展中引入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高职教育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教育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高职院校专业可持续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影响高职教育的环境因素、内在因素、专业发展规律及其关联性，是现在与未来、局部与整体、质量与效益以及职业教育与国家、社会、家庭等关系的协调统一。促进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可持续发展，是高职院校适应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3、教育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学理论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教育学和职业技术教育学理论为高职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如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教学相长”。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则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明确教亦多术的原则。我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黄炎培先生指出，职业教育政策应着重“充分发挥民主精神，普及全民，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注重实用科学。”

许多国外教育家的理论也为高等职业院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如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 “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精辟阐述；法国教育家朗格朗“终身教育”的科学论断等。这些重要的教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4、系统论

1968年，贝塔朗菲在专著《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中总结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规律和方法。系统是许多要素的集合，是客观事物的整体反映，但又不是所有客观事物的总和。因为系统除了从整体上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之外，它还体现了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系统动力学是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瑞斯特教授提出的一门基于系统论，涉及信息论和控制学的综合性学科。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互为因果、积累反复的关系，这是系统的组成部分，也决定着系统工作过程和结果，体现了结构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协调统一。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集合体，在专业建设过程中，我们要从高职教育全局出发，综合考虑影响其发展的各个因素，实现专业的整体功能。如要提升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动态跟踪不同行业发展对岗位人才的需求现状，建立凸显高职院校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目标，从高职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改革、教材建设、课程考核评价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和实现基地建设等方面全盘考虑，多渠道齐头并进，在高职院校和企事业单位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促进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5、绩效论

1987年Richard Swanson提出人力资源开发就是一个不断通过雇员的能力提高组织绩效的过程。Benefit和Tate认为“绩效技术是一种系统程序或过程，以此来识别绩效改进的机会，设定绩效标准，确认绩效改进的策略，进行投入产出分析，选择改进方案，保证对现存系统进行整合，评估绩效改进方案或策略的有效性，以及该方案的执行情况。”环境、工作任务、人员和动机都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因素。

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必然要求提高其运行效率，实现成本和效益的协调统一。绩效技术具有整体性、目的性、有序性、实践性和效益性等特点，与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建设的理念刚好不谋而合。由于很多高职院校都是事业单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职办学效益不太重视，导致大量资源浪费，专业建设效果欠佳。将绩效技术引入高等职业院校专业建设，有助于促进高职院校为专业制定可行的优化策略，提高高职专业的整体水平和效益，促进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高职院校必须树立科学的绩效观，研究专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建立健全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评估制度，寻求专业建设效果的最优化，其评价结果也可以作为专业调整和实施的参考依据。

三、结语

论文研究的理论成果将成为今后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重要依据。高职院校专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将为促进我国职业院校专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保证，对全省高等职业教育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起到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屹.职业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陈耀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3] 廖荣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叶文虎.可持续发展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篇11

本篇论文主要探讨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我们使用1997-2007年汇率，FDI的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数据，并且以中国企业对外并购为研究点，通过汇率的波动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之间的关系来探究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程度。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文献综述

1.交易成本理论

Meyer（2000）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中东欧国家时的所有权控制制度及进入方式的选择，认为不稳定不完善的制度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中进入方式的选择。Milgrom，Robert（1992）Zejan（1990）Hennart 和Park（1993）认为多元化的跨国公司比起绿地投资来更倾向于跨国并购。

2.企业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分析

Vascomcellos（1998）认为当东道国股市低迷、公司价值可能被低估时，外国投资者会倾向于采用并购进入的方式。Ravenscraft（1991）认为当外币升值、实际购买力超过名义价值时，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获得价值低估的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

（二）国内文献综述

程新章、胡峰（2003）从博弈论角度阐述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利润差别，发现 FDI 进入方式的选择非线性地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二、模型设立

之前有许多文章研究价值对并购业务的影响，但是我们用汇率作为解释变量，在以我国为并购方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对汇率的影响因素做一个限定，我们把X定义为货币存量，用它来代表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政策的执行也会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预测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因此我们会说明通过解释汇率的内生性来量化从汇率到并购可能性的触发效应。

我们参考Alex，Edmans，Itay Goldstein（2012）关于公司贴现价值与并购可能性的模型基础上进行讨论。汇率对于并购的可能性是外生变量，我们首先用一个潜在的“汇率”exchange rate来说明

在基准模型中，模型可以描述为：

我们可以把汇率的影响因素定义为两部分。Z1变量包括能影响汇率与并购可能性的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因为资本的内流与外流会影响汇率的波动，而且资本的流动包含了对FDI的效应。Z2变量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能够影响汇率及股价的波动。

三、数据以及变量的说明

（一）数据描述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以及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Thompson Finance。数据年份从1990年到2008年。国家统计局2000-2010年间的货币总量，人民币汇率与FDI数据资料。我们的汇率包含了有东道国人民币的汇率以及与我国对外并购业务目标国的汇率数据，这些数据是从2000-2010年每一年的货币汇率的年平均价。因此我们只计算东道国以及目标国货币汇率的平均波动率。同时汇率对FDI也有影响。我们通过2000-2010年间货币总量的变化来估测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容量会对货币的比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FDI数据

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我们排除了绿地投资，外国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贷款，我们只包含跨国并购业务数据。使用FDI的数据进行并购业务进行分析更加合适。

Aguiar和Gopinath（2005），Acharya，Shin，Yorulmazer（2010），Alquist，Mukherjee，and Tesar（2010）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对FDI进行了探讨，并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量的外国资本购买亚洲的公司做了详细的陈述。本论文从汇率的角度出发，通过影响汇率的因素，并且探讨汇率对于FDI的影响程度，从而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的影响的重要性。

（三）变量的描述

1. Z1变量

我们知道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量取决于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因此我们用Z2来代表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如果其他因素不变，考察在给定的即期利率水平上，某一因素会增加或是减少人民币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预期回报率。

国内利率iD假定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为iD，假定即期汇率Et以及其他因素不变，如果人民币资产的国内利率iD上升，人民币资产相对于国外资产的回报率上升，因此人们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对应于每一汇率水平的人民币资产需求量增加，因此图中需求曲线从R1F到R2F。

R2F与RD的交点2处实现了新的均衡，均衡汇率从E1变为E2，国内利率水平

iD的上升推动需求曲线R向右位移，导致本币升值（E）

相反，如果iD下跌，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就会下降，需求曲线向左位移，汇率下跌。国内利率水平iD的下降推动需求曲线D向左位移，导致本币贬值（E）

2.X变量

X代表货币存量。

货币供给的增肌会导致本国物价水平升高，进而降低了未来的预期汇率。此外，货币供给增加会降低本国的利率水平。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会减少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推动需求曲线从R2F到R1F。

四、实证分析

（一）中国跨国企业对外并购现状分析

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1990～2000年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保持在22亿美元左右，其中只有1992和1993年超过40亿美元（分别是40亿和43亿美元）。自2005年后开始快速扩张，2005～2008年流量分别为122.7、211.6、265.1和521.5亿美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势相似，1990～2001年以前中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额年均只有5.43亿美元。中国入世以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程明显加快，2002～2008期间年均并购额高达70.17亿美元。其中，2006年高达156.84亿美元，2008年并购额达到187.26亿美元。

（二）汇率对于跨国并购业务的理论作用

相对价值的增加，通过股票价值的增加或是货币升值，都能够反映实际财富的增加，都能增强公司进行融资并购的能力。（Froot and Stein1991）

因此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的增加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同时又能够引起东道国与目标国相对价值的变化，从而反映并购方的财富增加，最终能够激励公司的并购决策。

（三）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

以人民币为例，从2005-2010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2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5.55倍。从2000-2005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0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12.76倍。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的增长。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推动作用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跨国并购是企业走出去的两个重要方式，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为企业积累运营经验，熟悉当地的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为跨国并购打下坚实基础。从2000-2008年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我们国家的对外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同对外跨国并购呈现出正相关的特征。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

李平，徐登峰（2010）研究了中国企业 FDI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分析框架和 LOGISTIC 模型，提出并验证了假设。技术优势比公司国际化程度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的影响程度高。同时，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有正向影响，即，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越高，母国企业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

（六）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1.股票市场状况

ISIL EREL，ROSE C.LIAO（2012）提出：两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差异越大，则股市回报率相对高国家会成为东道国，东道国的公司会成为母公司。

2.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当资本账户的限制存在时，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在目标国直接投资。因此一国资本市场的状况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又会影响并购业务的发生。

五、结论

本论文通过数据与理论的结合分析了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通过模型设立变量与汇率及并购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传导机制。我们虽然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缺少对于这种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但是传统的文章并没有研究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进一步把我们的分析扩展到对于触发机制的公司级决定因素，并且引入工具变量。本篇中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这对于跨国公司在采取并购决策时会起到帮助。

参考文献

[1]ISIL EREL，ROSE C.LIAO and MICHAEL S.WEISBACH，2012，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e 67，1045-1082.

篇12

一般认为，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开启了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先河。近年来，企业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活力的领域之一，并逐渐形成明显不同的两种取向，即企业契约论和企业能力论。前者强调企业与市场在实现要素一体化过程中的同质性作用，否定了企业；而后者刻意突现企业相对于市场的异质性特点，强调企业中存在某些具有组织依赖性、无法被市场机制复制的要素，并认为这是企业组织租金长期存在的根源。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也是从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绩效状态出发，通过分析市场机制与企业组织的关系，说明企业的性质。马克思企业理论以科学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企业与市场关系、企业一般意义与企业的制度特点等方面的解释上具有严谨的理论逻辑与深刻的价值归依。本文通过比较科斯与马克思探析企业性质逻辑路径的异同，厘清两者在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区别，以此说明科学的企业性质观应当具备的基本内涵。

一、零交易费用假定与科斯的企业性质解释

“零交易费用”假定是科斯探析企业性质和意义的起点。科斯用零交易费用假定概括新古典理论的基本特征，并通过对新古典理想市场均衡状态的批判性反思，提出正交易费用条件下作为现实产权制度存在的企业的性质解释。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谈到，“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也就是说，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无论产权的初始界定如何，经济行为主体将通过无成本的讨价还价和交易活动最终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状态。制度因素和生产组织形式对经济绩效不产生任何影响。

零交易费用假定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这一貌似简单的范畴却概括了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市场机制有效性论证的基本前提和结论，同时化解了来自现实经济事实的各类冲击，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新的基础。我们知道，新古典理论以一系列连续可微的外生性技术向量、要素(产品)的可替代性、厂商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经济行为主体对要素(产品)的成本与产出效率(效用)进行比较，并实现生产技术替代和消费品替代。同时，各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与替代结果也将改变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产品)的供求关系和相对价格，最终达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效率状态。此时，各种要素单位报酬均等于其边际产值，要素所有者实现私人成本(收益)内敛。在此意义上，“技术选择”是新古典理论厂商行为的核心，是否存在企业制度以及企业对产权如何安排都不会对交易效率产生任何影响。然而，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形成依赖一系列约束条件，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垄断、公共产品、道德风险等外部性现象背离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基本特征，致使人们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新古典理论理想化的假定前提与其现实解释力之间的矛盾。

零交易费用假定实质上进一步认定了用新古典逻辑化解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现实解释力危机的可行性。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只要确立交易费用为零假定，即使是垄断者也将按照完全竞争的市场方式行事；公共产品、道德成本等现象的存在并非市场失灵的原因，而恰恰是市场发育不充分的结果，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此类现象将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斯蒂格勒直接将所谓“科斯第一定理”解释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将相等”，并且认为，这种理想的经济绩效状态实质上就是新古典理论的一般均衡状态。

市场机制零交易费用运行所达到的理想均衡状态，是科斯进行企业性质解释的出发点。科斯认为，正因为现实经济运行中存在大量交易成本，以至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无法达到最优状态。企业组织在性质上是作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在经济生活中，有些因交易费用过大而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完成一体化组织的方面，通过企业权威(企业家)与各要素所有者分别缔约，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到减少交易费用的作用，使经济运行更加接近零交易费用时的理想均衡状态。然而，企业组织的形成和运行同样存在成本，“在企业内组织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更自然，有一个点必须被达到，那就是说，在企业内增加一项交易的组织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这项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个企业主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此时，企业的制度边界达到最优均衡。

二、价值理想状态与马克思的企业性质解释

马克思企业性质解释的叙述逻辑起点是价值一般均衡，它也是一种关于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理想状态的描述。

理解马克思的价值论，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内涵：(1)社会总产品在结构与数量上的整体供求平衡；(2)存在私有制和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专业化分工；(3)每一分工领域中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且生产者之间存在生产技术水平差异。供求平衡是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价值决定的前提假定和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假定在封闭的商品经济中，排除竞争、技术变迁、生产组织形式等因素，我们可以构设一种社会总产品的静态供求均衡状态：此时，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各生产者所提供的产品加总，恰好与社会对该生产部门产品的需求总量相一致，这样，尽管部门生产者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异，但所有的私人劳动都能根据一定的比例关系折算为社会必要劳动，并可用劳动时间统一度量。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社会总产品供求平衡理想状态，既是一种社会劳动总量在各生产部门内得以恰当配置的效率状态，同时也是每一生产者凭借其私人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获取等量价值回报的公平状态。

当进一步考察价值理想状态下部门社会劳动量的决定因素时，马克思认为，当一个生产部门处于不同的技术状态时，等量抽象劳动在该部门内配置，所产生的产品数量也是不同的。因此必须在考察部门平均技术水平的基础上，依照部门使用价值的市场需求数量来确定部门内抽象劳动的最佳配置量。技术水平决定了在部门内投入抽象劳动的产品产出效率，而市场需求则设定了部门产品成其为价值产品的数量界限。

马克思用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体现部门平均技术水平和部门产品的市场需求数量。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部门产品供求均衡作为默认前提，侧重于反映部门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技术水平。它是部门内所有劳动者个别劳动时间相对于各自产品数量的加权平均数，用公式表示为：

T1＝∑ti·qi/∑qi　(1)

相应地，此时部门应当配置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满足部门产品供求均衡的使用价值数量分别为：

T2＝∑ti·qi　(2)

Q＝∑qi　(3)

在这种社会总产品供求的静态均衡条件下，个别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和产品数量分别构成他参与部门产品价值决定的条件与权重，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函数。因此，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基础上扩大产品市场占有份额，是生产者参与价值决定、适应价值规律要求的必然途径。作为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内生于生产者行为，是生产者逐利努力在宏观经济领域里的综合显现。

马克思所构设的价值静态均衡状态，排除了技术革新、生产者间竞争等因素对部门平均技术水平的影响，也暂不考虑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生产的制度因素。然而，一旦通过分析资本总公式矛盾打开企业“黑箱”，上述两方面因素将成为马克思企业性质解释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兼具技术创新方面的一般意义和因资本组织所产生的制度特点：从技术意义上看，企业内要素组织的自觉有序性特点有利于技术创新与应用，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更好适应价值规律作用的不确定性要求的根源。“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企业方式进行生产，同等数量的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数量将大于他们分别单干后的产量加总，从而在既定市场份额中占据较大比重。这意味着企业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确立参与单位产品价值量决定的权重优势，这是企业生产方式适应价值规律要求的一个重要表现。企业的技术优势根源于其组织结构特点——如集中劳动、在统一意志指挥下组织有序的一体化内部分工等——渗透着企业权威的自觉意识，为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与应用提供了可能。这既是企业与作为无意识自发力量的市场价格机制的区别所在，同时也是企业与市场联系的基本方式，是商品经济发展一定时期人们应对价值规律不确定性表现的自觉能动适应机制。

从制度特征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组织安排的整体有序性并非来自劳动者的自觉意识，而是源自资本的权威，渗透着资本家的意志，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特点使局部个体工人在劳动技能上陷入片面、狭隘状态，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必须通过“总体工人”和相应的生产资料有序系统中得以体现，而这恰恰是资本的存在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企业因由资本家组织生产而带上相应的制度特征，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且使它为资本服务。”发展技术，扩大积累，这一生产者把握价值规律的基本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家的逐利目的。

三、马克思与科斯探析企业性质逻辑的比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斯与马克思探析企业性质的逻辑路径极为相似：两者都是从市场机制作用的理想均衡状态出发，从生产组织与市场价格机制的关系人手讨论企业的性质，都将人格化“权威意志”视为企业的重要特征，并通过“权威意志”在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的作用解释企业的性质。但很明显，两者关于技术、要素、生产组织的制度形式等方面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在结论上也根本不同。

在企业性质解释上，科斯认为：“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_企业组织形成有利于减少“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我们发现，科斯只是用企业与市场两种组织机制的交易成本比较说明企业组织形成的意义。

事实上，引人交易费用后，科斯的讨论不得不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一者是目标层面，其讨论的基础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约束给定、行为主体的最大化目标以及技术条件的外生性假定。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终将导致要素均衡价格体系，但在正交易费用条件下，这种理想均衡价格体系只能停留于一种潜在的可能；另一者则是方式层面，其讨论基础在于存在正交易费用，科斯默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都可以完成各要素一体化组织，只不过两种一体化方式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易成本差异。

依照科斯的逻辑，一旦在新古典厂商理论基础上引入组织制度分析，对企业权威而言就分别在目的和手段两个层面上产生了技术和制度两种行动目标：企业权威既要依照要素相对价格进行技术关系选择，确保达到新古典意义的一般均衡价格，实现对要素的最优技术安排，又要以交易费用为度量维度，对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以达到企业和市场的制度边界均衡。然而，企业权威努力的这双重目标难以统一：一方面，科斯认为，企业组织内各要素的定价成本随其规模的扩张而递增，企业与市场的制度均衡条件，是由企业组织同一笔交易所节省的边际交易成本等于由市场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可见，交易费用是科斯用以解释企业替代市场的必要性意义和企业规模的惟一维度，只要均衡价格存在的约束条件不变，发现相对价格机制之间的边际替代——企业替代市场或者企业规模变迁——所改变的只是要素的定价成本，而并不改变均衡价格体系本身。但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替代方法与要素规模报酬递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厂商对同一要素的连续追加使用往往导致该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要素报酬随之相应下降。对此，科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一旦某种要素纳入了企业一体化组织，“这意味着，相对价格体系已发生了改变，新的生产要素安排将出现。”这样一来，科斯就不能仅仅通过比较“所增加的内部组织成本”和“所减少的发现相对价格体系的成本”说明企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科斯意识到他的理论努力陷入困境，“现实世界中，企业的这两种职能——通过预测需求和根据这种预测进行行动而对相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并进行管理，以及作为给定相对价格的被动接受者——通常是由同一些人执行。但是，在理论上似乎应该把它们区分开来。”科斯的理论逻辑无法保证企业权威在技术与制度两种目标上的统一，但是，由于“科斯第一定理”关于零交易费用状态的解释实际上延承了新古典关于要素技术关系外生性假定，这恰好掩盖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制度替代对要素技术关系产生的影响，为上述逻辑困境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马克思通过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别从某一部门既定时期平均技术条件和产品需求总量两个维度，确定价值(均衡价格)的决定因素。与科斯外生性要素数量约束与技术关系不同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决定要素均衡价格(价值)的技术和数量因素内生于解释模型，并且两者存在紧密联系：技术变迁会改变要素的相对稀缺状态，进而引起产品均衡数量与均衡价格(价值)的变化；并且，部门平均技术水平变迁的根源在于部门内各生产者提高自身技术状态的努力。这样，马克思揭示了市场均衡价格决定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以这一联系为基础，从技术层面解释企业组织的一般性质，即：企业内在自觉有序分工特点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这是企业组织适应价值规律运动、逼近经济生活“应然”理想状态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以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讨论只是从技术单一维度解释企业的一般性质，与企业制度特征无关。如若我们进一步联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讨论企业的特殊属性，那么，企业组织同时也是资本获取最大化利润的手段。

与科斯的调和努力明显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企业权威在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的目标不可能统一。马克思经济学以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要素之间的一体化组织的形式与结构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客观既定的技术状态的刚性要求，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追逐最大化利润的制度属性相冲突。马克思用严谨的逻辑证明：资本对有利投资场所的争夺兴趣超越了技术创新的热情，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形成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以“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为条件的现实制度均衡，它偏离了以部门平均技术水平为基础、代表着社会需求恰当满足的价值理想状态，产生因资本主义制度而引发的“价值转型问题”，并且，这种偏离将随技术发展、企业规模扩张、垄断组织的形成而不断加剧。

科斯和马克思探析企业性质的逻辑路径十分相似，都用技术、制度、均衡价格等范畴解释企业性质，但由于理论前提和分析方法根本不同，两者在结论上也必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可以清晰凸现科斯企业理论的问题所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

责任编辑　郑洪昌

其次，我们再来看《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绝对地租的计算公式如何演变为(剩余价值理论》中的绝对地租量的计算公式。按前面的规定，《资本论》第三卷中绝对地租的计算公式为：各级土地的绝对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社会价值－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社会生产价格。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相等，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社会生产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相等。因此，公式可先演变为：各级土地的绝对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又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中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优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劣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中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优等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因此，《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绝对地租的计算公式可最终演变为：各级土地的绝对地租＝各级土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价值-各级土地初次投资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亦即演变为《剩余价值理论》中绝对地租的计算公式。

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各种形式的地租量两种不同规定的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计算方法较为复杂，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地租计算方法较为简单。那么，马克思又为什么要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规定一个较为复杂的地租计算公式呢？笔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地租计算方法是分别由《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任务的不同所决定。

我们知道《资本论》的任务是从正面揭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性质上说，构成级差地租实体的超额利润的产生，与土地所有权的一定性质并无必然联系，因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地租理论时，可以先抽象掉对资本转移起限制作用的土地私有权，从而按照商品价值已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现实，假定农业资本也参加利润平均化的过程，绝对地租不存在，农产品也按生产价格出售首先从研究级差地租理论入手。就研究方法上说，对于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也要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若在阐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之后，一进入农业部门，就叙述绝对地租并规定农产品按价值出售，就势必会与前面的生产价格理论发生逻辑上的冲突。因此，考察在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条件下的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应当从由社会生产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的级差地租开始，然后，再引进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和绝对地租，最后阐述因农产品在市场上按社会价值出售所造成的级差地租增量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符合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才能使人们从简单到复杂地来认识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条件下的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规律。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的研究任务之一，是通过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使绝对地租理论与价值理论统一起来。李嘉图不懂生产价格理论，不知道商品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忽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权对地租的作用。他只承认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构成的级差地租，而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他认为，如果存在绝对地租的话，那么农产品就必须要按着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这样一来，价值理论就会被推翻。因此，马克思要分析和批判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绝对地租都成了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首先从绝对地租入手来阐述地租量的规定理论。这样，不仅解决了李嘉图所不能解决的绝对地租与价值理论相一致的问题，也决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计算资本主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上所具有的与《资本论》不同的特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