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学位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法学学位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1．论文必须使用规范的汉字A4纸打印，不得小于或大于此规格，字迹清晰。

2．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

论文装订顺序如下：

（1）论文封面：使用网络教育学院统一提供的封面，不得使用复印件，并将封面上的有关信息填写准确、完整、清晰；

（2）论文评定纸：使用由网络教育学院统一提供的评定纸；

（3）论文原创声明：论文原创声明的格式参见附件1，须打印后亲笔签名；

（4）内容摘要：内容摘要一般为300字。在内容摘要所在页的最下方另起一行，注明本文的关键词，关键词一般为3－5个；（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均为小四号宋体字，具体格式参见附件2）

（5）论文目录：要求使用三级目录；

（6）论文正文：论文正文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二部分；

（7）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格式要求参照本要求的第三部分。

3．页面设置：

（1）页边距：上下左右均应大于2cm；

（2）行间距：20磅（操作：格式 段落 行距 固定值 设置值20磅）；

（3）字间距：加宽1磅（操作：格式 字体 间距 加宽 磅值1磅）；

（4）页码居页面底端靠右排列。

二、正文格式要求

1．论文题目：用小二号黑体字居中打印；

2．正文以及标题采用小四号宋体字，注释采取小五号字；

3．标题序号：一级标题为“一”、“二”、“三”；二级标题为“（一）”、“（二）”、“（三）”；三级标题为“1”、“2”、“3”；四级标题为“（1）”、“（2）”、“（3）”。一级标题和三级标题后必须加顿号，二级标题和四级标题之后不许加顿号，即带括号的标题不许加顿号。

例：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

（一）特殊的过错原则

1、医疗事故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1）我国现行立法概况

4．论文脚注：论文脚注一律采用word自动添加引注的格式，引注采用脚注方式，脚注位于每页底端，采取连续编号方式。（操作：插入引用 脚注尾注）

脚注格式（脚注格式部分内容引自梁慧星著：《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略有改动。）：

（1）论文类：

作者：“文章名称”，刊载出版物及版次，页码。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第12页。

尹田：“论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及相关问题”，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9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梁慧星：“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7月13日，第5版。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社及版次，页号。

例：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2页。

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3）网上作品类：

作者：“文章名”，具体网址，最后检索日期。

例：

李扬：“技术措施权及其反思”，载privatelaw.com.cn，2006年3月24日最后检索。 （4）法律法规类：

《法律法规名称》第x条第x款。（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1条。（即不可使用“第九十一条”）

（5）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三、参考文献格式

1．参考文献为小四号宋体字。一般应将参考文献区分为期刊类、著作类、法律文书类。

2．具体格式：

（1）期刊类：

作者：“文章名称”，《期刊名称》，卷号或期数。

例：

苏号朋：“论信用权”，《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2）著作类：

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及版次。

例：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

（3）法律文书类：

法律文书号。

例：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温经初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

四、其它事项

1．认真进行文字校对，论文错别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2．正文所有小标题、各段段首必须空两格（即空出两个中文字符的位置），格式错误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3．论文所有标点必须采用中文标点（除外文文献外，一律不许使用英文标点）；所有数字必须采用半角，禁止全角数字。误用标点符号和数字将直接影响论文得分。

4．注意论文的学术规范，杜绝抄袭。

附件1：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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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学生认识生物学科的前提

传统生物知识的获得，都是通过教师讲课获得的。在课堂上，教师通过生物书和学生进行学习、互动，是一个启发学生发展的地方。新课改后，课堂不再是只传授知识的课堂，而是引导学生去发现知识的课堂。另外，我们要关注学生的生活、心理，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让学生假设问题情境，从而进行自主探索。

（二）教学准备是关键

1.了解学生。首先，为了很好地选择和实施课堂教学方法，要了解学生的生活环境、心理状况，以及学生熟悉的生物环境。其次，要备学生知道的生物基础知识。2.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学生对生物的学习，很大程度上，跟教师有关系，一个幽默风趣的教师，可以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所以，在课堂上，要对学生进行引导，让他们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去思考，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断提高对生物的学习乐趣。3.生物课堂要贴近学生生活。我们在讲课本内容时，把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与生活相关的图片，让学生通过这些图片，进行思考，联系生物知识，解释出现的现象，学以致用。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激发。让学生在课堂中做自己的主人，学生自行安排自己的时间，发挥主观能动性。4.生物课堂多样化。根据生物学科本身的特点，它是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联系比较紧密的学科。因此，我们组织学生去野外观察、学习来促进生物课堂教学的成功。

二、发散思维在生物教学中的运用———光合作用

由于学生具有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这就促进学习、思考。根据这一特点，我们生物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即地图，包括地图册、生物挂图、生物插图等，还可以用幻灯片、电视、录相、多媒体等多种形式。下面我们以光合作用这一节课进行具体的分析。植物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能，即光合作用。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教师要进行讲解，让学生明白，人有没有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是植物在白天进行的一种能量转化，即二氧化碳和水在光照的条件下，在叶绿体中进行反应，最后生成氧气和有机物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光合作用产生了氧气，可以供给人和动物的呼吸，教师引导学生思考，晚上能不能把很多植物房子屋子里面呢？学生通过思考，晚上植物没有光合作用，主要是呼吸作用，那么呼吸作用就要吸收氧气，与人争夺氧气。所以，在晚上，最好将植物放在室外。而光合作用的一组探索性实验能否成功，则是教学中突出重点和突破难点的关键。

（一）先学后教的方法

教师在讲这一节的内容时候，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等上课的时候，让中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代表发言，将你们搜集到的知识讲给其他同学听，其他组内针对这一组同学的汇报，提出自己的质疑，教师写到黑板上，分条进行解释。最后利用多媒体展示光合作用的发现过程。这样，可以让学生在主动探究过程中，体会最后获得真理的感动。通过多媒体动画，教师展示“光合作用需要二氧化碳”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两个演示实验，让学生更加深刻的明白了原理。同时，让学生分组进行有关光合作用的一组探索性实验，学生通过自己做实验，更加明白了实验的重要性，通过实验，可以得出真理性的知识结论，从而学会了光合作用这节课的主要内容。然后，教师在通过一些相关的练习题，将学会这部分内容。总之，通过学生自己做实验去探究，这样对光合作用的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培养了他们认识问题，主动探究的能力，还有对创新能力的思维的培养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启发学生运用知识来说明或解决实际问题，在分析和说明问题过程中领悟光合作用在生物界乃至整个自然界中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学生的自身的各方面的能力，更好地为学习新的内容做好铺垫。

篇3

二、开展课堂讨论，是开发思维的动力

讨论是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是开发思维的动力源泉。高中学生，他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善于思考，理性思维能力已有较大提高。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创设讨论课题，开辟群众讨论，鼓励学生争论，这既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也有利于学生所学的知识在讨论中而丰富起来。例如，我在课堂上讲到“中国产生”一目时，曾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启发学生把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几种不同态度进行分析对照，并引导学生运用大量历史事实发表自己的意见，教师最后归纳总结。这样，学生就对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这一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在讨论中，同学们收获了各方更为全面的知识，思维方法有了改变，学会了从多层次多角度去看问题。又如，我在引导学生分析“影响”时展开了一场讨论会。有的同学认为:打断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给中国带来的是“屈辱”。有同学会说，正是由于这场战争，才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也有同学说，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但是，这种奇耻反过来促使了中华民族觉醒，忍辱负重，抗争探索……通过对“”的讨论，加深了同学们对影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思维锻炼，我发现学生的思维开阔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许多。

三、丰富史料教学，是发展思维的基础

前苏联学者莱纳说过，“任何思维的进行都必须要有思维的材料，否则思维的操作就无从谈起，历史思维的培养尤其如此”。在历史教学中，如果离开了基本的历史材料，教学只能是空谈。由于不知道所接受的历史知识是怎样而来，死记硬背的历史知识只用作应付考试，丧失了实际应用价值。这样的历史教学，是违背历史教育本质的，是没有意义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在“能力目标”中明确提出，“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在“过程与方法”目标中明确提出，“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要求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就对教学中史料的运用提出了明确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史料，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在读懂读通的基础上分析史料，最大限度地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结合史料思考问题，充分发挥史料应有的作用来体验论从史出，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如教学《古罗马的法律》中“十二铜表法”。因这节是重点内容，又比较抽象，所以我直接选用“资料卡片”和教材中有关的法律条文材料进行设问，让学生认识法律条文所涉及的内容，通过史料表述的现象提示其实质，并直接对其进行评价。在具体的历史现象面前学生不难得到认识：法律在一定范围内保护了平民的利益，打击贵族的专横，又同时表现了法律落后的一面。这样的论从史中出，增加真实性、可靠性，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分析材料能力的提高。史料拓展了教材深度，并使教学显得更生动精彩。通过学生阅读，教师讲述，并设计思考题和答案，可以促使学生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在潜移默化中使历史思维能力随之得以锻炼与提高。

四、加强能力训练，是拓展思维的要求

设计好练习题就成为能否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基本要求。巧设一些思维练习，并使所设计的练习题具有针对性、目标性、典型性和探究性，不论是专题训练、综合训练、还是选择、材料解析题作答，都始终要把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作为命题设计的首要。如在选修专题中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这一内容时，我要求学生按时间顺序把这三国革命的背景（原因）、经过及其历史意义归纳成要点，列成表格，并把要解决的问题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寻求解题的思路、方法，并比较其异同点，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又如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一节中，“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我们是支持还是反对？为什么？”这一思考题，书中只是讲了些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较强的语言概括能力和一定的历史理论基础，就不能达到论从史出的目的。于是，我便以此为突破口，组织学生查阅资料，并就经济全球化的利弊进行了辩论。正方同学观点明确，以科学资料为论据进行陈述；反方同学据理力争，用大量的实际情况做论据进行反驳。课后，让学生写成书面材料，撰写史学小论文。这种写作，可充分调动他们思维的积极性。他们往往能提出一些新见解，阐述出某种新观念。通过拓展练习，学生思维能力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篇4

Abstract：Human beings are progressing, society is developing, and education has also ushered in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with each passing day. In the new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 of education, we educator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students knowledge and culture,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bil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asic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primary school is the beginning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futur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doing a good job in childrens ability training is a foundation project related to childrens future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mode and ability.

Keyword：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Strategic research;

一、培养小学生思维发展的重要意义

思维， 看不见， 摸不着， 但在学习、生活、工作中， 思维决定效果、思维决定效率、思维决定行动。所以， 在日常生活中、在学习活动中、在工作中， 人的行为都是在思维的支配下产生的。思维能力包括分析能力、理解能力、比较能力、想象能力、推理能力等， 思维能力的高低， 决定着人综合能力的发展水平。思维能力参与和支配着人类的一切与智力相关的活动， 所以思维能力可以称得上人智慧的核心。小学数学学科， 运用分析、比较、推理、想象的教学方法， 较其他学科更多， 思维能力的培养每时每刻都会在教育教学中体现。因此， 思维能力是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的核心内容， 其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小学时期正是思维逐步形成的成长期， 也正是思维能力培养的关键期。关注学生思维发展的培养， 促进他们潜能的发挥， 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并付诸行动。学生具备较强的数学思维能力， 便可以终身受益， 使他们在解决数学问题， 甚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 都能够进行理性判断和逻辑思考， 可以更好、更快地解决问题。同时， 随着思维的逐步形成与发展， 学生能从思考到会思考， 逐步形成独立思考能力， 由浅层次的思考到深层次的思考， 逐步形成独立的思维能力。对某些知识点、对某些数学情境， 从提出问题到学会进行质疑， 最终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些思考、分析、提问、质疑的过程， 恰恰是学生思维能力逐步提升的过程。学生的推理能力、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会逐步形成和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会得到全面提高。

二、思维发展现状分析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信息技术教育等现代教育手段的介入， 课堂教学也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教学内容多元、教学方法多样、教学形式多彩， 而这些变化， 在某些方面优化了课堂教学的同时， 也显现出一定的弊端：大量的课件进入课堂， 有形式化过重的倾向；围绕教师思路设计教学， 脱离了学生思维的根本；师生互动仍以教师引导为主， 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诸多现象的产生， 反而阻碍了学生思维的发展， 影响了教学效果。

1. 认识误区

由于思维本身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因此， 对一线教师而言， 总会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认为不是普通人所能研究的， 它应该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这种想法往往会带来很大问题， 很多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对思维发展的研究只停留在表面上， 不去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正确的认识是促进思维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认识不足就会极大地阻碍思维发展进程。并且， 由于受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以及农村教育环境和教育条件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对思维发展的误解更为明显。有人认为， 思维能力是先天遗传的， 后天的培养是很难改变的， 这就把培养工作搁浅了。还有很多教师为了提高学生成绩， 做突击训练、题海战术， 课上生搬硬套， 课下死记硬背， 这些现象屡见不鲜， 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因此被淡化了。

2. 流于形式

虽然上级对思维发展的相关培训教育很重视， 并且也层层传导学习， 但很多老师往往没有领会其真正的意义， 只是流于表面形式而已。例如在数学课堂上， 往往教学课件只是给出一些图形和问题， 做形式上的数学情境， 但却脱离实际， 脱离生活， 打着创设情境的幌子， 没有把学生真正带进情境中去。这就完全偏离了现代数学教学理念。我们倡导的是现实中的数学、生活中的数学、活动中的数学。学生有了生活， 真正学会动手、动脑、入情入境， 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提升。再者， 课堂上的问题只是老师设计给出的， 老师提问， 学生回答， 这种一问一答式的教学， 还是以老师为中心来运作的， 老师牵着学生的思维走。这就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发展。缺少发散性思维的唤起， 何谈思维发展和长远发展。

3. 方法单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的整体教育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部分地区， 特别是有些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 教学水平还相对落后， 跟不上时代的进步和教育发展的步伐。换汤不换药的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模式仍然明显占主体地位， 生硬、单向的传输式教学方法， 成为学生思维发展的桎梏。这种教学模式导致教学效率低下， 教学效果差， 思维培养不得力， 学生的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不能得到良好的培养和提高。因此， 我们要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 紧跟时代节拍， 并结合地方实际， 恰当地选择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 探究学习方法， 调整教学思路。

三、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有效策略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 笔者结合数学学科的特点和农村小学教育的实际， 对小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和提高的培养工作进行了研究， 并从以下4个方面提出分析策略。

1. 提高教师素质， 认识思维发展

认识是行动的基础， 要改变人们对思维的曲解， 走出思维发展教育的误区， 首先学校可以聘请专业人士进行讲座， 从提高认识、正确理解入手， 普及相关基础知识， 有效地开展相关活动。在教育工作中， 广大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是教育的主体， 因此要从自身做起， 敢于实践， 勇于担当， 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把学生能力的培养工作落到实处。更重要的是， 要在提高广大教师的基本能力和综合素质上寻找突破口， 鼓励教师认真学习， 积极探索。学校要支持教师参加与之相关的活动和专题培训， 拓宽教师知识面， 促进教师知识转型， 由单科型向多科型转变；由单向传导向双向互动转变；由单一知识向多元启智转变；由定向思维向发散思维转变；由教学生学会向教学生会学转变。教师要更多地关注课堂、教学、优化课堂教学、优化教学方法、优化教学的活动， 在不断提高广大教师理论水平的基础上， 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脚踏实地开展研究。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 我们就是要培养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教育工作者。只有提高教师素质， 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形势的需要，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启发诱导学生创新思维， 让学生真正学会学习。

2. 注重发展本质， 丰富活动形式

课堂教学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主阵地。现如今的教学重点是以学生主动思维、主动学习、积极参与活动来完成的。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教师单方面传导所能完成的， 教师只是激励者、引导者， 而学生才是活动的主体。要成为课堂的主体， 学生应该是主动获取知识、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时教师就应该考虑， 如何把时间交给学生， 如何创设宽松愉悦的活动情境， 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如何把知识转化为问题， 如何给学生提供思考、创造、表现的机会。在数学教学中， 抓住数学本质是培养学生思维的关键， 结合例题分析说明， 可以从思维变换、条件变化、变式训练、思路拓广中抓住数学本质。通过展示多种解题思路， 寻找更多思维通道。例如， 在长方体的教学过程中， 长方形的知识学生已经掌握了， 但长方体是新知识， 怎样才能以旧引新呢？教师要充分利用形和体的关系。并为学生准备好长方形教具， 让学生动手组合拼装。学生在组拼的过程中， 真正掌握形体之间的关系， 主动探究两者之间的区别、联系以及各自的特点， 促进学生创造力、想象力、分析力、理解力的提高和发展。

3. 借助教学工具， 提高思维能力

小学是学生天性解放的时期， 在课堂教学中， 如何让抽象变得更直观， 如何让静态变为动态， 教学工具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 它是一种很重要的辅助教学手段。小学数学教学， 教师要根据具体教学内容， 结合学生实际， 恰当地选择辅助教学工具。例如， 在学习观察物体时， 教师要准备好一些常见的实物体模型， 像长方体、正方体、球体、圆柱体等几种常见物体的组合， 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去观察、比较、分析、思考， 之后再观察身边的实物， 学生的空间观念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这种培养不是强制灌输教学所能完成的。在圆柱和球的认识教学中， 在学生认识实物圆柱和实物球的前提下， 放手让学生分小组操作交流， 摸一摸、看一看、画一画、滚一滚、议一议、想一想、谈一谈有什么感觉， 然后全班归纳总结。这样学生不但主动参与了教学的全过程， 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同时学生动手操作能力、观察能力以及分析能力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提升。

4. 开动学生脑筋， 培养创新思维

有人形象地比喻各种能力对智力活动的意义：观察力是智力活动的门户；记忆力是智力活动的仓库；思维能力则是智力活动的核心；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现实生活是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而创造的第一步是观察。曾有人望着蔚蓝色的天空想象， 有一天人也能像雄鹰一样翱翔， 于是天上便有了飞机。又曾经有人面对深不可测的大海， 想像人也能像鱼儿一样潜入海底， 于是便有了潜水艇。世界上任何一样发明无一不是从最初令人不可思议的想像中创造出来的， 想像正是创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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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61-01

文艺美学最早出现是在学者王梦鸥于上世纪70年的《文艺美学》一书中。80年代由胡经之正式提出“文艺美学”概念。于是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美学概念及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可以说文艺美学是中国美学研究对世界美学的一项独特贡献。文艺美学虽然在中国提出，但还远远谈不上有固定的体系。对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对于促进文艺美学进一步发展成熟并成为被世界认可的美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文艺美学作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见解，就应该有更好的独创性。中国学者提出的文艺美学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形态，作为中国美学自身的现代转换。从西学东渐以来，大多都是通过西方概念和范畴来规划中国自身的文化知识体系，美学也不例外。美学在西方由鲍姆嘉通提出，是感性学的意义，立足于感性知识的完善，主要运用的还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西方典型的艺术哲学。但在中国并没有自主提出过美学这一学科名词，一方面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在西方话语之下还有多少本色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西方改造是否取消了我们立足于自身能做出的独特贡献也是个问题。所以文艺美学的提出恰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传统美学，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学体系。

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一方面是对具体艺术行为的分析论证，另一方面是着眼于这些艺术行为的审美特性。这种指向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讨论方式有巨大传承性。中国古代艺术论具有立足于艺术本身，从审美感悟的方式做出论述的理论品质，这是我们古代文论区别于西方美学的重要一点。艺术活动是具有典型美学特征的活动，以其审美的审查方式存在的文艺美学是比技术美学、社会美学等更具有美学说服力的学科划分。这种学科划分无疑是中国美学的独创，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表达。

从对文艺美学的界定和研究对象认定，道出了文艺美学新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具有更大的学术探讨价值之。周来祥先生在他的《文艺美学》一书中提出要以辨证规律来探讨文艺美学。哲学是我们探讨艺术规律的重要哲学指导，也是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学者进行理论创建的科学的哲学观和方法论。

中国古代的美学论著无不与具体的艺术探讨有关。例如《文心雕龙》是探讨文章的写作方法，强调文章要注重“神思”、“风骨”，这些无不具有重要的中国美学意义。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以中国传统的“境界”说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他早年研究西方哲学，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有很大研究，并深受影响。王国维写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有我”与“无我”与康德美学思想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谋而合，“有我”可谓有目的，“无我”可谓无目的。这种有无之划分与西方的二元划分习惯有很大关系。但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又是具有绝对中国特色的表述，与中国传统密不可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提两种境界时，绝不忘记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与分析。“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对于诗境的分析不止于美学学术方面，更提升到了人生哲理的高度，可谓是中国美学独特的学术视角，这也符合以文艺美学树立中国美学品质的要求。

文艺美学在发展中国传统美学方面有着艰巨的任务，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良好契机。文艺美学也只有在发展传统美学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自身独特的理论品质。我们相信，在坚持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下，发扬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色必然会使文艺美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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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科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学者们赖以界定自己学术活动范围和限度，以及专业活动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对从事于该学科的研究者起着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作用，从而使同一学科的学术活动具有某种共同性，形成某种“研究传统”或“学术共同体”，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有效对话。[1]无论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还是通常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以学科为基本的建制而展开的。可以说，学科已成为一幢幢分门别类的知识大厦的基石。

在近来的中国哲学界[2]，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至今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丰富成果，都有失去学科保障，从而在该学科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危险。中国哲学学科基石是否稳固，成为学科内部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就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化解目前存在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中国有无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者从中国哲学学界自身的立场来看，将问题置换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中国哲学界。如果我们不能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就无法对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继续开展这种学术活动的根据。因而，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学术活动的意义危机和从业者的信心危机。由于“中国哲学”又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对话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义体系相关，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又是一个在人文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关的讨论意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讨合法性危机出现的特点、意义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

一、追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说，在中国谈论“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学术，与中国固有学术或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会通，并不一定就发生类似“中国哲学”的历史性“错误”。在黄遵宪的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他们常使用“学术”、“思想”等字眼，来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虽然他们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中国思想之痼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大都走的是一条“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汇中西并发展中学的道路。中国人刚开始大规模接触和移译西学，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只好用中学来格西学之义，“缘附”之类的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

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

虽然说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说得很是中肯，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上，紧随其后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兰先生[4]，则有显著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7]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8]。

这些苦心经营中国哲学的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所创立的范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被誉为韩国东洋哲学第一人的学界前辈柳承国教授在回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的学术影响时说：“他们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们更好的没有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介绍亚细亚学术文化时所说的，人们是绝对信从。其中，冯友兰是名声最高的。”[9]当然，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

二、辨惑――中国有无哲学

既然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不免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0]如果问得再直接一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史）呢？”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的态度是，“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国有没有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根据这样的哲学定义，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13]冯友兰与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或标尺，来“发现”中国的“哲学”；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当然是以“哲学”作为通名来使用为前提的[14]），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性。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中国有哲学”的论证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界，“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张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来都明确地发问并作了解答。“中国有无哲学”这一涉及学科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需要重新加以“证明”，加以“澄清”，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从传统虚无主义的极端中逐渐走出（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很令人感到担忧和可怕），但业已放松了“强国保种”的生存压力而可能保有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的文化人，则不能不对事实上已经断裂的文化传统发自肺腑的悲鸣。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情绪称作文化民族主义，那么它和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发生关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学科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对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从业者们来说不无讽刺而又应当认真加以关注的是，这样的批评不仅来自于学科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尤其是来自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人们已习惯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习惯于通过对哲学的把握来理解整个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有效的通达传统的路径。

重提学科问题的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影响至深的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麻木不仁和幸灾乐祸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刻地经历了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国哲学界的前辈们并不乏“传薪”之外还要“传火”的自觉。传薪，亦即传学；传火，亦即传道。无论是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17]，还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飘零”心态下主张的“返本开新”，都有着传道传火的自觉。然而世事毕竟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来规范哲学创造与哲学活动的一元化。哲学的发展权成为政治权力的专利和特殊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努力实现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日益多见的理论诉求。和合学、心灵哲学、中国经典解释学等，都已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已开始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确认，而这一点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提中国哲学学科问题的第三个背景来自于西方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变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武断地断定中国人的思维是主体“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合一，因而将中国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学史之外[18]。现代的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西方传统上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将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或“诗性思维”为特征的论说系统称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东方的“思想”，企图借鉴东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2001年9月，德里达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与中国学者对话，明确地说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19]德里达的说法在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这种类似黑格尔的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专名使用的方式，同样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民族主义，虽然德里达声明：他的说法“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20]。这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产生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期望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哲学还是有思想，都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来做出说明。中国哲学界已经厌烦了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指挥棒”来转。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活力的创造活动也给中国学人以很大的刺激，他们不仅想学习西方人的哲学或思想，还想进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也获得西方哲学或思想那样的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又开始就“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行“辨惑”工作。人们大体上仍是结合着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方式来证明中国有哲学的。从普遍性证明出发，人们或者力证中国哲学中有许多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给出一个哲学的普遍性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证明中国哲学也符合这个定义（这种证明实际上在给出定义时就已经暗含着了）。从特殊性出发，人们认为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中国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形态，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中国有无哲学[21]，而中国学人应当重视中国哲学的形态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范式[22]。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西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统，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从事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张士英教授[23]和从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们的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能否化解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呢？我个人认为，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机――中国哲学是否可能

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表象上看，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解答着眼于过去，即中国“哲学”的“史”。我们向更深层的方向考察，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话，这个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中国哲学能否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相互联结的问题。

首先，既然所谓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延续这个“错误”？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冯友兰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严格地筛选中国义理学史料，而获得“中国哲学史”；一是不必理会西方哲学，中国义理学我行我素，而获得“中国义理学史”。[25]当然，能否以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的统称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第一种选择，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现今也有人赞同，认为中国没有“狭义的哲学”，不如称作“中学”或“中国的古学”。[26]也有学者不赞同此种态度，认为这种“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的做法，“既不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时宜，亦迁就了西方哲学中心主义”。[27]实际上，当我们按照西方哲学家的指引，以“思想”来定义中国的理论思维时，又不免入“中国有无思想”的窠臼。“思想”在这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思想”一词的含义。海德格尔等人“发现”了东方的“思想”对于克治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以及作为后果之一的“科学”或“科技主义”的弊病的意义，“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28]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就象西方传统的复杂性，而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理想化，与我们惯常将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样，都有着价值取向与解释维度上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虽然略通老庄，然而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当然，张祥龙先生主张退出“哲学”，并不等于放弃“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作为西方哲学专名使用的“哲学”，已经被置换为“思想”了。无论是主张“哲学”，还是主张“思想”，当然无损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存在，但却能够影响到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学科建制、范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陈来教授认为，在冯友兰提供的两个选择之外，事实上人们在实践着第三个选择：即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事实上是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9]俞宣孟则否定了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张立文先生主张“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给（中国）哲学作出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哲学：“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31]这个定义可能受到朱熹的启发，《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这个定义与、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辈学人对于哲学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学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学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定义。

“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可能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在这个学科下得到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面对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定于一尊，让所有人走一条路。我们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让人们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按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使我们在整体上拥有着开放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人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我们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传统或许还不止一个。

其次，无论是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界定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这种形上的思考传统即使从先秦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也有将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传统，虽然我们对这个传统有着许多不满意。这二千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形上传统，能否流入现代之中，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资源，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发展，能否展现生命活力。冯友兰先生很发人深省地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张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讲”。由“照着讲”和“接着讲”，出现了承续宋明理学的程（二程）朱（熹）道学（也称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三系的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由“自己讲”，出现了不限于承续诸子之一家的“和合学”，此外，“新仁学”、“境界哲学”、“心灵哲学”、“现代新墨学”等学派或新的哲学学说已在形成之中。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三种“讲法”。其中，“自己讲”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讲”，没有依据传统而又在回应当代的哲学课题中超越传统的现代哲学理论作支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接着讲”和“照着讲”。一味向西方寻找理论工具，“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结果，却使我们陷于究竟是“接着谁讲”和“照着谁讲”的迷惑。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力和自身创造性的危机。

再次，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在学科上着重体现为方法论危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落实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解决的途径可能有三条：一是向西方寻找，援西入东，“以夷治夏”。这是人们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主张用现象学方法来会通中学的张祥龙很坦率地说出：“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尝试让“中国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条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响，而又复兴自己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33]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方法，例如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北溪字义》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范畴解释学方法，从范畴分析、范畴与范畴联结而成的逻辑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义蕴。[34]现在“逻辑结构分析法”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常用的一种方法。最近张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学者也擅长用“汉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进路。只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学研究应当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达不到哲学史应有的深度。[36]汤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国经典解释学，恢复经典解释传统，在“我注六经”中使“六经注我”，从而恢复经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鉴中西和会通中西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创新性的哲学方法。同样，我们对此三条路也应抱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分头探索。三种道路无疑都会各有短长，各有所蔽，但却可以为我们提更多的选择。

四、展望――中国哲学的生生之路

“危机”往往与“机遇”和“转机”相连。中国哲学能否通过在化解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机遇中，出现某种好的转机呢？

首先，关于哲学还是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或者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思想，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文化居于全球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湮没在西方哲学家的断言之中，西方哲学家的意见很快地全球化为普遍性的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必执著于哲学抑或思想的争论。就学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相遇而产生的一个“错误”，但“哲学”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共名”，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仅用它来标示西方的哲学，而且来表示世界各文明体中的相应的内容。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现在东、西方哲学界所应做的，应该是自觉地从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出发，来重新界定“哲学”的内涵，以使“哲学”这一共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学界，“中国有无宗教”成了类似的学术讼案。一些西方学者坚持从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认定中国没有宗教，而只有哲学（这回倒是承认中国有哲学了）。西方宗教学家依据于基督教经验的宗教概念，无法涵盖诸如佛教这样的东方宗教，然而把诸如佛教等东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显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学家积极修正他们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够涵盖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学界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宗教学界学习，改变自身的固执姿态，改变局限于西方文化经验的狭隘性。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来界定哲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

其次，关于中学与西学。就学科范式、方法和话语系统方面来说，中国哲学学科先天地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本，也可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38]，试图“找到一条比较靠近中学，借鉴而不依傍西学的理解之路，从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39]在这里，我们切忌范式的单一化。

同时，在我们着手以某种现成范式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这种范式能否兑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家们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去向现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因此，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是更为基础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学之间，一些学者还强调中西哲学的“会通”。从目前学界的实践来看，这种会通带有强烈的单面性，即总体上是以西方哲学来辅助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是让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而不是使西方学界通过这种会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也许一些学者的本意在于为中西哲学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对话平台，然而西方哲学界又有几人能够读懂汉语哲学界的文本，又有几个重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论说？令中国哲学界尴尬的是，似乎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反而无法理解中国哲学的意蕴，要想理解中国哲学，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学。在今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会通中，我们可以继续这种“以西解中”的事业，但不要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是无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语言和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现代的中文语言和中国语境去重新解读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来诠释中国哲学只能是让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便宜法门”，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那么他就必须学汉语，通古文，设身处地地试图用中国传统思维来进行思考，以图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本。

再次，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哲学史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叔本华一样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说以建立某种意义体系，也不妨碍他把中国哲学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发挥。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海德格尔，无论他们如何憧憬东方，都能“援东入西”，并能够“化东为西”，在借鉴和融会中继续西方哲学的传统或形成新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界无疑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哲学界学习，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还是努力培养西方哲学界那种活跃的创造力，相较而言，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仿佛是犯了“贫血症”，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40]这些话虽写于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哲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一些主要依据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新的“中国哲学”开始渐渐由潜入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哲学界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预告，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41]或许哲学界将来从学科上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将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学科。“中国哲学”指中国当代的哲学，它既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哲学”，也包括“哲学在中国”，而且是“哲学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则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将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和传统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把“哲学史”变成“当代史”，也只有在开发和利用中，使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由可能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文化资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从当前的整个中国学界来看，人们无论是从研究传统上还是从学术心态上都还未对中国传统哲学获得其当代形态而成为“中国哲学”做好准备。

注释：

[1]本文参阅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如（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利》，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继续发展的意义使用“中国哲学”一词。

[3]：《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同上。

[4]关于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意义，请参阅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已有详论。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6]可参阅拙文：《理一分殊新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作者自序。

[8]参阅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国教授访谈录》，《原道》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见《东亚文化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审查报告二》，《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4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页。

[13]同上书，第4页。

[14]同上书，第1页。

[15]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16]李锦全、冯达文主编：《中国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冯友兰先生于1988年2月写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挂在书房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见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第十五章《〈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页。

[1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99页。

[19]《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国哲学初步》导论。

[2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章“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道”。

[23]张士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书，跋。

[25]请参阅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附录《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

[26]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第190页。

[27]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译文转引自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526页。

[29]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355页。

[30]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22页。

[31]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32]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

[33]同上书，第307页。

[34]一些学者误以为范畴解释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学，实质上是不了解中国的范畴解释传统。参见俞学孟：《本体论研究》，第123－124页。

[35]张立文：《和合方法的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1997年7月31日。

[37]请参见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波兰）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写作缘起”，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晓：《在借鉴中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

篇7

近两年学习《数学新课程标准》后，听了几位专家关于新课程教学的新理念讲座、报告，思想颇有触动，也极具危机感，于是在老教材中也尝试用新观念来上课，以防全面实施新课程时措手不及，尝试带来了甜头，期中考试班级平均分提高了13分，逐想整理一下。

一、“换位法”教学详细过程

从传统的观念来说，学生始终处于坐的角色，倾听老师讲课并跟着老师的思维转的角色；即使少数学生有自己的解题方法，亦没有及时发表供大家商讨的机会。要让学生思维广、有创新，必须让学生从被动变为主动，从怕学数学变为乐学数学，就必须改变传统一站与全班坐的教学模式。我认为数学课应让师生换换位，让学生在课堂中，多思考、多动手、多讲叙、多评论，教师只要做好组织、引导，并作为学生一员与他们合作讨论，我把这一教法简称为“换位法”。

“换位法”以创设情境、设疑自学、自演自评、点拔释疑为线索。把45分钟根据内容的易难大致分为看一看、议一议、讲一讲、改一改、评一评五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做到人人参与，优等生当小老师，中等生当讲解，中下生当板演，教师押阵、组织，使课堂变得活跃变得有生机。

（一）、创设情境

学习动机是学生自主参与数学活动的基础，数学兴趣是学生获得数学知识、探索数学问题的倾向性。我们的教学设计要充分关注学生自主探究的学习活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现实的、有趣的数学情境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创设情境可以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体验出发，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也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操作实验、猜测等活动，提出数学问题，创设悬念。

如：初中数学第一册·第一节内容“1.1节正数与负数”，我就仿照师大出版的七年级上册“数怎么不够用了”的图示：教师操作多媒体，出示全国各城市天气预报表，提出问题：在这张天气预报上你有不认识的数吗？你知道这些数的含义吗？

2、带学生观察高山与盆地的海拔示意图。问：“－155”表示什么？

3、出示一张试卷，老师批阅“－5”是什么意思？

4、这种带“－”号的数你在其他地方见过吗？

二、设疑自学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质疑和悬念的设置能够使学生感到有疑需学，激发探究欲望，何以解疑？必须看书（查找资料），互相讨论，寻找答案。这就是最初的学生自主学习，长期坚持直到学生能自己设疑、自己解决，就起到教会学生学习的目的了。如何设疑？教师要充分挖掘本堂课知识的重点与难点，设置问题既要突出重点难点，又要有阶梯性，附合“跳一跳，能摘到”的原则。力求在课堂中牢牢吸引住各个层次学生的注意力。

仍以“正数与负数”为例：引课后让学生带着疑问自学，设问的问题：

（1）什么是正数与负数？

（2）什么是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3）判断

通过设问，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严谨答题的习惯。

设问的使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1）要选择关键所在，并非每处设疑，一节课若“四处设岗”，必然穷于应付，有可能冲淡了一节课的重点。

（2）要精心设计“设疑”问题，应使问题具有令人信疑参半的迷惑性，与十分浓厚的吸引力，让学生一见问题便跃跃欲试，兴趣盎然。

三、自演自评

《数学课程标准》在知识技能目标中提出了过程目标，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经历提出问题，收集和处理数据，做出决策和预测的过程，让学生在过程中获得探索体验，创新尝试、实践的机会，自演自评就是一种较好地能展示过程的一种方法。

前一环节设疑自学讨论，只能让学生对知识是有一个初步了解，在落实设疑后，务必进入第三阶段即“自演自评”阶段，对设问的典型题目，按难易程度，有目的地让相应层次（中下生）同学在黑板上演示，体验做题当中思维的周密程度如何。演示完成，立即进入自评环节，对演示的结果作出评议、分析，说出看法，对的加以确认，错的错在何处。先鼓励后进生或中等生发言，如有不妥之处，可以让其他学生进行分析、纠正，让大家都有锻炼的机会。同时给学生创造表现才华的天地，鼓励学生争当“小老师”，这样也正符合了中学生好胜心强，喜欢在同伴面前表现自己这一特点。

在使用自演自评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

（1）在前几节课中，老师要刻意培养学生的发言习惯，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比如举手发言，上台时注意走路姿势，站在台前，保持严肃，讲课时手执教鞭，人与题目保持150°，要求声音响亮，吐词清楚，突出重点等。

（2）平时要保护学生敢于发言的积极性，应鼓励学生创新，从不同方法，不同角度去解决问题，敢于让学生碰壁。

在自评中，让学生们充当小老师的热烈气氛中，七嘴八舌，挖掘教材中所学知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

如学习了《第四册》P18，想一想：已知矩形ABCD，AB=cm,BC=1cm,若将纸片沿AB对折成如图形状，点B落在B′，那么D与B′的距离是多少？求DB′？

在学生自评中竟有十种解法。

一种：图1，作高。

二种：图2，延长CB′，得∠4=60°，证：B′D=B′C。

三种：图3，作B′F∥DA，证AFB′D是平行四边形。

四种：图3，作B′EDC，证B′E=0.5，在直角ΔDB′E中，∠2=30°，DB′=1。

五种：图4，连结DB、B′B，证DBB′为直角三角形，证∠1=30°。

六种：图5，延长BC到E，成为平行四边形ACED，∠E=60°，证

ΔB′CE为正Δ。

七种：图5，延长CB′至F，使DFFC，用勾股定理逆向思维证。

八种：图6，延长AD、CB′相交于E点，证B′为EC的中点。

九种：图7，作OEDB′。

十种：图7，作B′FAC。

四、点拔释疑

经过“自演自评”后的学生，对本堂课的内容，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但通常还是零乱、分散、彼此独立的，恐怕还有一些错误的解法，都需要教师适时引导、点拔，使学生对本堂课的内容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串得起，拎得出，用得上。要实现这一点，我一般是从以下方面来做：

（1）首先对“自演自评”阶段中较好的思路进行总结，好在何处，错的原因加以分析。（2）其次讲述自身对本堂课知识点的理解，要求在重点突出的前提下，再用图示表示，最后一一列出，如：

①已知=5，=7，求a＋b的值。

在分析时，先作草图示意再按线路层层分配，答案有4种，做到不遗漏，解决了只有二种答案的错误，直观易懂，效果好。

②求－－－的值？

解：－－

=－X3

③已知A、B两地相距28千米，甲每小时行8千米，乙每小时行6千米，甲、乙两人分别从A、B两地同时出发，问经过多少小时他们相距离106千米？根据题意：

（1）背向而行时，8X＋28＋6X=106

（2）当同向右而行时，8X=28＋6X＋106

（3）当同向左而行时，8X＋28=6X＋106

（4）当相向而行时，8X＋6X－28=106

此题关键：学生真正理解，图示中上面路程之和=下面路程之和，点拔释疑的使用，应明白的是：“设疑”与“辨析”是一对矛盾，“无疑处，教有疑，有疑处，教无疑”

二、“换位法”教学的意义

运用“换位法”不仅顺应了《数学新课程标准》的观念思想，而且还克服解决了传统教学的几个问题。

1、这种教学模式程序符合构建主义数学观

过去我们总认为教师讲的越细、越多，学生学得就越好，认为“抱着走”总比他们自己走要快、要稳。但是我们没想到，这样做学生只会张着嘴巴接，而不会明着眼睛找。

构建主义认为学生学习是以自身的已有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的构建活动。“换位法”正是建立在学生各自不同层次水平之上的，谈出各自对问题的不同理解，使新的数学材料在学生头脑中产生特定意义。

2、“换位法”从根本上达到了课程目标---学会学习。

叶圣陶先生说得好“教是为了不教”。只有教会了学生知道如何学习，教师才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学生掌握了学习的真谛。“换位法”的教学不仅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学，让他们掌握了如何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教师也可以在这种方法中学到各种不同的教学思路，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即教师也在教学中学会了如何教。

3、“换位法”让师生走出若干围城

运用“换位法”进行教学，就让每个学生都有站起来当“小老师”的机会，在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满足了学生角色换位的心理，老师的神秘感远走了，师生间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融洽了、民主了。

后进生问题作为老大难问题，在“换位法”中却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传统教学中，后进生处于边缘地位，不受重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现在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后进生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鼓舞。“换位法”能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变“怕学”为“乐学”。

在传统教学中，总是教师讲一题，学生做一题。这种老一套教学方法会使一般学生学得很累。而“换位法”坚持先设疑自学，让学生先做题，自己设法解决问题，让他们逐步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教师会教得轻松，而且也会改变学生做题不敢下手的局面。

“教贵引导，学贵领悟”。对于尖子生，我们认为只有学会是远远不够的，“换位法”不仅能让这些学生更快地掌握新知识，更能让他们所学知识在“小老师”般的自改自评中得到巩固、升华；同时他们帮助他人时也学会了深层次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自身能力，变“学会”为“会学”。

由此可见，“换位法”的运用，使课堂教学开始面向全体学生，最终改变了“只为少数人教学”的现象，达到让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一目标。

“换位法”不但改变了学生现有的困境。与传统的教师靠系统的传授来实现教师主导作用不同的是：在“换位法”中老师开始跳出知识重点多次叙述的陷阱，从单纯知识的传授者，成功地转型为：学习的激发者、组织者和引导者。

【参考文献】：张行涛、周卫勇主编的《新课程教学法》（中学卷上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篇8

【关键词】  《中医诊断学》；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模式是近年来国际上受到广泛重视的一种医学教学模式。pbl教学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现在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在中医高等院校教育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均较少。在该教学模式中，教师、学生和问题是pbl教学的三个重要要素，而教师又是pbl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pbl教学中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中医诊断学》是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课，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其范围广，内容多。初学者学习的难度较大。为能更好地让学生掌握《中医诊断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本教研室以学分制1大班为试点，开展了pbl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其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辅导老师，我们参加了pbl在《中医诊断学——脏腑辨证》教学的全过程，对于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pbl教师有一定的体会。

1  转变旧观念，接受新角色

   

pbl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对教师的要求完全不同。pbl教学“以学生为主体”，要求教师角色必须进行根本性转变，即从传统教学中教师是注意的中心和知识的源头，转变为学生获得知识的教练或指导者。面对新的教学模式，教师的知识结构要求更加完善，思维要求更敏捷，担负的责任更重［1］。

   

目前大多数高校采用一位教师承担一门课程，或者几位教师承担一门课程的教学方式，其中每位教师主讲一段(几部分或几章内容)的授课方法。这样可以使教师对教学内容更熟悉，更能讲深讲透。然而这种教学方式限制了教师的知识面，只有深度而缺乏广度。中医诊断学一般开设在大一下学期，学生们刚刚结束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对中医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如果内容讲得太深可能不便于学生理解记忆。作为pbl指导教师，我们除了需要讲授学科前沿的研究进展，扩展学生的科研与学习兴趣，更需要具有扎实基础带领学生讨论，予以直接指导。

   

《中医诊断学》的知识点繁多、零碎，概念较抽象，“填鸭式”“灌注式”教学方法给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难度。pbl教学围绕问题而展开，从教学开始提出问题到问题的最终解决主要是通过学生的小组讨论和自我学习完成的。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始终是以学生为中心，这与“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有着较大区别。bpl教学不但能培育学生自己探求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中医诊断学本身临床技能应用强的学科特点，亦可强化和弥补操作技能应用的局限，提高学生收集临床资料及对已获得的临床资料进行动态分析和概括的能力［2］。

2  组织讨论，注重引导

   

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教师的角色就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pbl教学模式则不同，教师从主导地位转变为催化者，其主要作用表现为：在学生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提出非指导性、但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来促进小组讨论，激发学生思考；协助学生联系过去相关的知识、经验；协助学生讨论、理清及认识其学习议题；协助学生搜寻及运用学习资源；扮演学生学习的咨询者［3］。“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是pbl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学习过程中，虽然是以学生为中心，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就可不管不问，对于学生的问题置之不理。教师的“引导”作用应当贯穿始终，特别要扮演好在课堂中的角色。

   

鼓励和促进学习是pbl的主要教学方法。指导教师在努力营造良好学习氛围的同时，还需要设法促使学生开展积极的思维并能够主动投入到课堂讨论中。这就要求设置的问题不能太复杂，应该采用提出一些调动求知欲、发人深省、自由回答式问题。当学生遇到困难而出现“冷场”时，不能代替学生思考，更不能直接指出答案，而是应该注意引导的方式，提供有关线索，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思考。最主要的是，帮助学生激活已学的知识，使学生通过自我管理式的学习掌握新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来解释和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等。

   

作为辅导教师，要适时地给予学生鼓励和肯定，知道如何恰当地干预讨论，而不是强行打断，对学生的问题提出实际的反馈意见，在帮助他们建立信心的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效果。此外，必须注意改变传统的知识权威形象，善用“低姿态”及平等“口吻”，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赢得学生的尊重，提高学生参与讨论的信心。同时，侧重于对学习过程的组织、引导，并对自己的教学实践进行反思、研究，将整个教学讨论融会于教师与学生的最大快乐之中。

3  加深交流，培养感情

   

通过本次教学，我们发现，每组学生都非常愿意与辅导老师交流，他们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局限于课堂教学内容的本身，还包括中医诊断学的学习方法，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怎样参与科研活动等诸多问题。事实上，这种交流让老师们清楚同学的兴趣及爱好、了解同学希望学习到哪方面的知识颇有益处，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有助于开拓学生思维，从而大大地提高学习兴趣。

   

实际上，在课堂pbl教学之前，师生已经建立了某种关系。教师要求学生根据问题进行预读和查找资料，一方面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使其始终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帮助学生了解获取各种信息资源的途径，启发学生怎样对获取的大量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和取舍，并会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此时与学生沟通不够，关系不融洽，势必会影响pbl的教学效果。

   

pbl教学效果评价非常重要，采用传统考试方法只能占其一部分，另一部分应由教师根据学生在平时小组讨论中的表现进行动态评估。标准由教师和各小组负责学生掌握，师生互评便是其中一种。每次pbl课程讨论结束后，在学生对自己的表现互相评论的基础上，辅导老师从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学生的自我学习情况、小组学习及相互间的合作等方面对该次讨论课进行综合性的评价，肯定优点并指出问题，以促进学生在下次讨论时更好地表现自己。同时指导老师也要听取学生对该阶段学习情况及老师的评价，以便不断改进方法，保证pbl教学的顺利进行。

   

所有这些沟通交流在增进师生感情的同时，更能反应学生本身真实的需要，让教师真正理解pbl教学的目的与目标，使自身知识水平与业务素质达到pbl的教学需要，亦对pbl教学模式的推广运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从表面上看，运用pbl教学时教师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似乎教学的重心转到了学生身上，教师可以轻松些了，其实恰恰相反，pbl对教师的教学技能和课堂组织驾驭能力的要求更高，教师专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仅有某一学科的知识结构远远不能满足pbl对教师的要求。目前国内具有pbl执行能力的教师还为数不多，这对教师培训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4］。

【参考文献】

 

［1］ 黄 翠，王 革，宋光泰，等.pbl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作用［j］.口腔医学教育，2006，22（5）：568.

篇9

一、引言

“教学如何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这一命题涵盖两个系统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教师的“教”，二是有关学生的“学”。教与学是辩证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教学相长。只有教学相互促进。教师与学生相互配合。才能在教学实践中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二、教学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机制

1．教师“会教”是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先导会教是学生进行有价值思维的先导和催化剂。会教，就是教者要思如泉涌，循循善诱，环环妙引，层层巧导；或引导，以激发“情感场”，补充思维的能源，启发思考问题的路线、途径；或指导，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寻找思维的“诱发点”；或疏导，以越过思维的障碍；或疑导，以激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想要达到“会教”的境界，教师不仅要具有精深的学科专业素养，广博的教育心理学知识，而且还要善于依据教学目标，结合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学生思维的主体作用。

2．培养问题意识是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前提

思维由问题而起．问题是思维的“诱发剂”，它能激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起学生探究的兴趣，打开学生的思维闸门。使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因此。教师要善于激活学生集体中面对同一命题产生的诸多疑问，引导学生共同思索，彼此质疑，相互辩论．使每个学生能够发现自己主观世界里的种种认知冲突，并使各自的想法、见解发生变化，从而使每个学生进入“愤”与“悱”的更高境界。

3．重视思维方法的训练是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保证

思维方法是人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门径，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工具。给学生以科学思维方法上的指导，使学生掌握有效的思维方法，并向现实应用发生迁移，是“教学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保证。

指导思维方法，既要注重抽象(理性)思维方法的指导，充分利用左脑；又要注重形象(感性)思维方法的指导，努力开发右脑；更要注重实践(实际思维)方法的指导，培养学生苦苦质疑的兴趣、主动性和对问题孜孜以求解决的积极心态。指导的重心是教给学生处理问题的策略与能力。其次。教师要善于抓住思维过程来指导。既要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指导，使学生能够掌握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维过程；又要有思维过程发展“中介”作用的指导，使学生明白在思维过程中，是“中介”的作用把一件件事、一个个过程、一个个人的本质联系了起来，进而使学生认识“中介”，理解“中介”，学会运用“中介”，有效地进行思维，提高思维能力。

4．思维品质的塑造是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突破点

思维品质是人的思维能力差异的表现。也是智力差异的表现，主要包括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独创性和批判性。思维品质的塑造是发展思维和智力的一个重大突破点，因此教师一方面要善于抓住思维品质的个别差异、年龄结构差异、性别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另一方面，要善于创设问题情境，促使学生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训练其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和批判性，使其富有创新的能力。

三、教学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具体策略

1．创设问题情境

所谓创设情境，就是要尽可能创设真实的、日常的、与学生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情境。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基于“真实问题”将不同学科知识整合起来，去挖掘知识更广、更深的意义。翻这样才能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刺激模式，才能激起学生认识和解决矛盾的心向，扫除学生的心理障碍。矫治思维的“盲点”。创设问题情境，一要考虑适时性，二要考虑针对性，三要考虑启发性，同时要兼顾问题本身的性质和学生的接受能力、思维特点，并适时启发、点拨，使问题在情境中得以解决，学生在问题的情境中取得最大收益，提高其分析、理解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2．培养探究意识

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就是要提供给学生解决问题的一般思维模式，使学生面对所发现或所提出的问题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确定解决问题原则、途径和方法．以及从理论和实践上能够检验假设。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观察发现能力、质疑创新能力。要多组织有目的的观察活动．让学生在观察中训练思维的灵敏性、综合性和创新性。问题探究一要注重针对性，二要注重过程性，三要注重创造性。教师要通过指导、点拨，教会他们如何获取、筛选、综合和分析有用的信息和知识，使他们在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其创造的能力。

3．重视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就是要选取蕴含着思维结构知识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使学生掌握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顺向结构和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逆向结构，理解带有普遍意义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并把科学思维与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统一起来。案例分析法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基本性，即教师要教给学生最基本的思维知识结构：二是基础性，即思维内容的教学应该适合学生的目前的智力发展水平，应该成为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基础；三是典型性，即通过精选的案例剖析，使学生掌握一般的思维规律与方法，通过对案例的典型性分析，促使学生把所获得的认知进行归类和迁移．进一步探究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联系，加强思维的自觉性。

篇10

关键词：

发散思维；联想；数学教学

所谓发散思维是在中心问题发散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思维着力点上进行进一步的发散和发现的思维方法。它可以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的思维在更多更高的层次上得到锻炼。

一、理论依据

心理学认为，个体在理解和思维时，要在已有认知结构中进行搜索，寻找与思维点相关的材料。若搜索到有关材料，则思维点便成为了具有具体意义的信息，实现了信息的转移，完成了思维的过程；若未搜索到有关材料，则不能实现信息的转换，往往会导致思维点的流失，从而使思维失去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已有的认知结构和旧知识在思维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心问题发散教学法便是基于上述的理论，要求教师尽量在解决中心问题过程中诱导学生的思维着力点，给学生的大脑输入背景资料，从而为学生进一步的探索与发现奠定基础，为思维的进一步发散做好准备。教师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启发学生的发散思维，能从已知信息中寻求大量的新异独特的新信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同一事物，从一个知识点、一节内容联想到其它知识点、其它章节，甚至其它学科的内容，就能充分地开阔学生的视野，锻炼他们的思维，开发他们的智力和能力。

二、发散思维教学的效果

首先，能够较好地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散思维的核心是问题发散，是由此及彼的层递、比较与分析，是将已有知识和新知识的融合，是理论与具体例证的相互印证。所以，学生的思维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得到多层面的锻炼。

其二，可以使教材的知识点更系统、更符合认知规律，有利于教师完成知识点间的过渡和衔接。

其三，可以扩大知识点的范围，扩充教材容量，弥补教材对知识点解释方面的一些欠缺。

其四，能使学生适时地对旧知识进行复习和回顾，能很好地为以后要学的知识做好铺垫，并能将新旧知识串联在一起，加强理解和记忆。

由以上说明可知，数学发散思维的培养对数学学习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在实际教学中可采用以下几个方面去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三、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方法

1.营造愉悦的氛围，创设发散思维的情景

营造愉悦的氛围，创设发散思维的情景，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问题、自己提问题的条件与机会，为发散思维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的环境。

教师在课堂上要善于创设思维情景，引导学生积极思维，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去解决新问题。教师应给学生留足空间，尊重学生的爱好、个性和人格，以平等、宽容、友善的态度对待学生，使学生能够与教师一起参与教学活动，真正做学习的主人，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教育环境。只有在这种氛围中，学生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想象的能力。在创设思维情境过程中，笔者发现组织课堂讨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课堂讨论能培养学生敢于提问题、敢于批判、敢于质疑的精神，有利于学生之间的多向交流，取长补短。所以，教师应有意识地搞好合作教学，使教师、学生的角色处于随时互换的动态变化中，设计集体讨论，差缺互补，分组操作等内容，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2。肯定学生的超常思维，培养发散思维

独特性是指发散思维的新奇成分。在活动过程中经常会有学生对某个题有超常、独特、非逻辑性的见解。对于学生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教师需要及时肯定，为他们以后的发散性思维提供良好基础。

2.适当进行“一题多变”、“一法多用”、“一题多解”等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一题多变是通过题目的引申、变化、发散，提供问题的背景，提示问题间的逻辑关系。新课中，可以以简单题入手由浅入深，使大部分学生对当堂课内容产生兴趣。在习题课中，把较难的题改成多变题目，让学生找到突破口，对难题也产生兴趣。同时要让学生自己尝试改变题目中的某一条件，对知识进行重组，探索出新知识，解决新问题，培养学生多思多变的能力。

3.激励学生“联想”、“猜想”，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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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维能力是法律专业必备素质：与法律相关的职业属性特殊，首先，特殊的工作对象，在绝大多数法律案件中，人是勾连起整个案件的核心内容，而且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只有通过自身的直觉与经验才能够做出最真实的判断。其次，特殊的活动，总体来讲，职业活动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时实践，同时还需要抽象思维与经验结合，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水准，还需要丰富的社会经验以及社会认识。最后，就是需要具备完备系统的法律储备，不仅是知识、素养，还有技能。

二、刑法特点与思维方式

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刑法特点极为鲜明，其已经涵盖了所有的法学原理以及基本知识，法律的所有构成以及特征在刑法中都能够体现出来。而且这项法律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需要通过科学严谨的实际行动过程，才能够使这项法律发挥作用，以理论指导实践，通过实践执行理论。不仅如此，刑法的法学原理构成最为系统，同时也最为完备，而且覆盖面积极为广泛，涉及到了国家建设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且所有执行标准基本都已成熟，而且形成量化标准。这样看来，刑法自身的种种特质和属性，使得学生能够在刑法的学习过程中，能够培养出更加科学严谨的做事以及思考态度，同时还能够形成完整系统的思维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就能够以这几项基本素质为基础，形成更加丰富更加全面法律思维能力。

三、利用刑法促进学生形成法律思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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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对商业贿赂法律法规的研究中，首先遇到的就是商业贿赂的法学定义问题。

商业贿赂这一法律术语最早出现在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之中，对商业贿赂的定义是：“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这个定义把商业贿赂的动机表述“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商业贿赂不仅发生在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过程中，在土地转让、工程建设、资源开发、政府采购、金融信贷等商业活动中也有表现，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定义是一个不完整的定义。

1998年出版的《法学大辞典》有商业行贿罪和商业两个词条，把《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定义为商业，把《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定义为商业行贿罪。反商业贿赂的司法实践证明，商业贿赂罪的主体，不仅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所以《法学大辞典》的定义也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中央决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以后，2006年11月，河南省检察机关召开了治理商业贿赂理论研讨会，对商业贿赂的定义是：“商业经营活动中通过贿赂手段以获取交易机会或者经济利益的行为。”这个定义仅仅表述了商业行贿的状况而没有包括商业受贿，也不够完整。我们通过对以上三个定义的研究与比较，提出对商业贿赂的定义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第一，商业贿赂是指商业活动中发生的贿赂行为；第二，商业贿赂按其表现形式可以区分为行贿、受贿和介绍贿赂；第三，商业贿赂按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可以区分为行政违法的商业贿赂和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第四，商业贿赂按其行为主体的活动领域可以区分为公务领域中的商业贿赂和非公务领域中的商业贿赂。我们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的肯定。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法制建设的系统性，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补缺拾遗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法律的系统性出发，我们通过研究与比较，发现行政法关于商业贿赂的规定与《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在主体的构成上、行为表述上有些地方存在矛盾和冲突。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行为主体既规定了个人，也规定了单位。《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只包括个人不包括单位。《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表述为“通过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而《刑法》规定的贿赂内容只有财物，并没有“其他手段”。我们按照系统的要求，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撰写的论文在辽宁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7年学术年会上被评为一等奖。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法律发展的可持续性，放眼未来

我们在完成《贿赂犯罪的刑法学研究》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