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饮食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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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大民系。客家的先民们在西晋之前是居住在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但是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背井离乡，大规模向南迁徙。在这千余年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繁衍过程中，客家的先民们把从祖籍腹地带来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而客家音乐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中原音乐与当地畲族、瑶族音乐的有机融合，是客家人独有的民间音乐。从客家音乐的起源与流变，种类与分布来看，可以说，“歌随人走”，是移民的产物。

客家音乐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等特点。1.历史悠久。客家音乐的形成与客家民系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自西晋、北宋以来，客家音乐已有逾千年的历史。2.种类繁多。客家音乐经过不断发展， 内容越来越丰富、种类越来越多。客家音乐包括客家器乐、客家山歌、客家小调、说唱音乐、民间戏曲、歌舞音乐以及宗教音乐。3.特色鲜明。与其他中国民歌一样， 客家音乐同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客家先民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与赣闽粤边区的风俗文化、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由此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二、国家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简称《意见》），其中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平等暂行办法》（后简称《暂行办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暂行办法》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六类，与《公约》定义的五项一致，另外一项为“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其具体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流传形式是由人类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曾经被誉为历史文化‘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以下的三个条件：①必须是世代相传的，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②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③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是‘活态的’”。《意见》还明确了在“非遗”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更多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得到挖掘。客家音乐就是依托于艺人表演而存在的极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音乐在赣、闽、粤等地域的流传、改造、提升，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绎与积淀，逐渐成为我国传统音乐领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品种之一。客家音乐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客家人的特色，尤其是客家音乐特有的传承方式和通过音乐所进行的文化传承方式，格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探讨客家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弘扬客家文化，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遗政策下的客家音乐保护问题

客家音乐作为客家文化的一颗明珠，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甚至濒临消亡的境地。造成这些民间艺术“珍宝”日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演内容受地域语言的限制。传统客家音乐的表演形式多是客家方言为主要表现方式，而受到大众文化以及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影响，客家方言也呈式微趋势，因此在本区域内的传承受到冲击。二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多方的因素导致地方政府支持艺术组织经常是短期行为。客家音乐大多数流传于民间， 因为没能得到政府足够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 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就经常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客家音乐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同时又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因此，如何对客家音乐进行有效保护成了客家音乐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政策层面的立法保障

国家已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也只有较为单一、零散的法律规章，相关配套的法规还未完善，完整的体系还未健全。因此，我国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规范化、系统化。针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也应先着眼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特别是在客家人居住集中的省份，应制定保护客家音乐的法规制度，从资金、教育、客家文化保护等方面来有力保障客家音乐继续生存和健康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家和省市的财政预算法律中，特别是地方省市的财政预算中给客家音乐的保护留出预算空间。同时，也可以在有关法律考虑设定这样的制度，即对有利于客家音乐保护的行为，如挖掘、发现和维护客家音乐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获得法律明确规定的奖励。

（二）传承层面的研究与教育

1.对客家音乐的科学研究是整个客家音乐保护工作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客家音乐的历史、特点等等，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保护和传承。客家音乐的种类繁多，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进行梳理，寻找其本质的东西。现在以客家山歌为中心，从文学、比较、歌手到传承等方面全方位的展开了大量研究。但这些成果还未涵盖客家音乐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方法、研究主体等也较为单一。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加强对客家音乐的科研工作。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回归客家音乐的生活世界。客家音乐是“活态”的，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应该走入客家音乐的形成、发展的生活世界，去真正感受、认识、了解客家音乐。第二，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以往对客家音乐的研究基本上以学者为主，而音乐的主体，即歌手（传承人）和听众严重缺席。他们对客家音乐的理解应该在客家音乐知识体系中享有重要地位。

2.文化的传承本质上是个教育问题。我们也常有这样的疑虑：客家音乐是否后继有人？ 传承人的培养就是教育问题。客家音乐的发展与传承需要教育培养传承人，同时客家音乐的发展更需要科学研究和群众基础，这些都需要客家音乐走进学校。我们应当在客家人聚居地省市的学校专门开设有关客家音乐的课程，或将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编入有关音乐和相关的本土教材中。在中小学阶段让孩子们接触和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到大学阶段就可以让他们进行有关研究或者专业的学习，成为客家音乐传承人。

（三）传播层面的媒介与宣传

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国家层面是法律与政策的宣传，这点在上文中有所阐述，而在微观层面则是传统技艺的有效传递。因此，就客家音乐的宣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媒介宣传。进入21世纪，电视、报纸等都是较为传统的宣传方式了，我们除了充分利用这些传统的宣传阵地以外，需要加强对互联网这个宣传途径加以合理而充分的利用。比如建立国家和省市各层面的关于客家音乐的官方网站，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建立有关网站。网站的建立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了解客家音乐，并可以随时关注新进展。这是一个十分简便但又非常有效的宣传途径。

第二，走入市场。将客家音乐推入市场既可以获得客家音乐生存和发展的资金支持，又可以在市场中获取更多地听众和爱好者，为它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走入市场过程中，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更新内容、表演形式等，但同时还应保存好客家音乐的“原滋原味”。创新与保存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客家音乐是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它本身就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更新，可以说客家音乐本身就具有保持传统和创新变化的特质，这也是客家音乐能生存千余年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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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教育的主流文化无疑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地方文化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一些高校的教改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充分利用地方历史文化的丰富资源，结合学校自身实际，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能够更好地推动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并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本课题研究拟结合具体的校本课程建设，以具体实践演绎将赣州地方文化融入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为此我们发起了一次调查活动，并根据切实有效的调查结果，为编写《苏区精神和客家文化》的教材与开设课程奠定基础，为开展地方文化资源的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寻求支撑。

本次调查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在问卷设计环节，我们拟定了20 个不同的问题（不含采集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问题和开放式问题），这些问题共分为3 个大类，第一类是了解被调查对象对人文素质课程的基本认识和态度（题目3～9）；第二类是测试被调查对象对本地文化的掌握、认同程度（题目10～17）；第三类是了解被调查对象对于开设富有本地地方文化特色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态度、愿望和要求（题目18～22）。

问卷设计完成后，负责实施的4 位调查人员分别在江西理工大学、赣南师范学院、赣南医学院、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三本院校）四所驻赣州高校开展调查。调查对象为上述院校不同专业、年级、性别的学生，调查问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具体的发放方案为，发放问卷1000 份，以课题组所在的江西理工大学为主，其红旗大道校区发放300 份，涉及8 个学院，其中大二150 份，大三100 份，大四50 份；西校区投放200份，该校区全部为大一新生；黄金校区投放100 份，该校区主要是江西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学院，即三本学院，另有3 个二本学院，问卷主要投放给三本学生。此外，向赣南师范学院投放200 份，赣南医学院投放200 份，尽可能涉及两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应该说，问卷发放的涉及面是比较广的，被调查对象的代表性是比较强的。

调查结束后，我们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 份，回收问卷997 份，其中有效问卷（这里所谓的“有效问卷”是指完整作答的问卷，只完成前面少数题目后面失去耐心没有全部答完的视为无效问卷，但在数据统计时根据实际情况个别题目会把全部回收的问卷纳入统计）968 份，有效率达96.8%。基于本次调查有较广的覆盖率和较高的有效率，使我们的统计分析有了坚实的基础和较高的可信度。

二问卷结果分析

（一）从被调查对象的生源地可以看出，地方高校生源本地化特征非常明显，这是“地方文化融入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在回收的997 份问卷中，被调查对象来自赣州市（赣南19县市区）的有209 人，本省赣州以外地市的414 人，来自外省的有374 人。由此可见，地处赣州的这几所高校普遍存在“生源本地化”现象，近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本省，其中的“一般”则直接来自本市，来自外省的生源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不仅是赣州一地的现状，国内大多数地方普通院校也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生源本地化现象，这是“地方文化融入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以赣州为例，赣州以客家文化和苏区精神为代表，地方文化资源丰富，这对于本市、本省的同学来说，了解自身文化遗存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外省的同学来说，大学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有了解本地文化的潜在需要。因此，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人文素质教育课堂并非一厢情愿，确实有其群众基础。

（二）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对提升自己的人文素质有着高度的认同，但对于提升的具体路径还存在诸多迷惘

第一，对于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得到大家普遍认同。被调查对象表示愿意抽出时间来阅读人文书籍，但真正用于这方面的时间很少。调查显示，对于“学校开设人文类公选课程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选择“陶冶情操、塑造人格”和“增强文化认同感”的达到46%。这反映出大学生渴望人文素质的提升。但这些内在素质的培养非一日之功，而是要通过不断地阅读来提高。还有近半数被调查者表示“愿意阅读但苦于没有时间”，他们每周阅读的时间普遍低于8 小时，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低于3 小时。种种原因导致学生有时拿起书本却看不进去，甚至无心阅读。在此，我们倡导学生追求内心自我修养，合理安排时间，提高自控力。

第二，通过网络、电视等新闻媒体获取资讯是当代大学生获取人文知识的首要渠道，其次是通过阅读书籍、报刊获得，再次是通过课堂学习获得。

从上表不难看出，当代学生主要通过网络学习获取知识。一方面说明学生在人文知识的获取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主动去了解。另一方面又不免使人略感忧虑，网络信息快餐化、碎片化的东西居多，缺乏足够的人文深度，过多地依赖网络或者电视等视觉化的形式，传统的阅读方式，即“看书”、阅读经典名著、品味大师杰作，对提升人文素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适当与时俱进，而不是一味因循守旧，经典名著和大师杰作也可以用更时尚、更现代的高科技形式予以展现和传承。课堂教学这一原本是人文素质教育主阵地的方式，似乎不太受学生喜欢，可见我们的课堂教学确实需要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吸引学生。

第三，学生对学校开设人文素质教育公选课有着较强烈的期盼，但目前许多学校并没有满足学生这一愿望和期待，人文素质课程建设任重道远。

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学校开设的人文类课程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这一问题，有50%的学生认为学校人文类课程“开设太少”，另有17%的学生认为已开设的人文类课程“学时太少”，只有32%的学生认为“基本满足”。在高考“指挥棒”的主导下，学生在中学阶段接受的人文素质教育偏少。而在进入大学后，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理工类院校一贯“重理轻文”，人文类课程不受重视，导致一些理工科学生较少接触人文类知识。或者虽然开设了一些课程，但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又缺乏系统性和实用性，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仅满足于“混学分”。然而，调查显示学生强烈需要人文素质课程，因此这类课的开设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学生缺乏自制力以及自主学习力，极少主动去学习人文知识，因此开设富有成效的校级公选课可以较好地满足学生这一需求。

（三）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对本地文化认同程度较高，愿意去接触和了解学校所在地的历史文化，且目前他们对本地文化的了解掌握程度不高第一，学生对所处城市的地方历史文化不太了解，对赣州的人文知识储备较少，对赣州的大部分景点仅限于走马观花，并不了解其历史文化背景。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学生对于赣州景点有走马观花式了解，四分之一学生不了解赣州为“江南宋城”，半数的学生对赣州历史不是很了解。这一现象应该引起相关人员的注意，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传统文化更是需要继承与发扬。当代大学生普遍倾向于了解当前流行的文化，却忽视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文化。增加一门有关地方文化的人文课程虽然对提高广大学生对地方文化的关注显得杯水车薪，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二，学生对于客家文化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存在着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相关课程系统地了解这一文化。从图2 可以看出，有64%的学生虽不是客家人但认同客家文化，有21%的学生本身就是客家人并热爱客家文化，两项合计达到了85%。可见客家文化不愧为本地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有着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吸引力。此外，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对具有本地风土人情的人文课程感兴趣，并且希望开设赣州旅游资源、苏区革命精神、赣州饮食文化、客家文化及历史、赣州民俗与人文等内容的课程。这一调查结果振奋人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赣南地方文化进校园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将地方文化融入人文素质教育课堂，切实可行。

第三，当代大学生能够积极弘扬正能量，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三观”。他们了解并愿意传承苏区精神。对于苏区精神的文化内涵，我们设置了一个多项选择题，备选项“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均属于正确答案。也就是说，上面每一种精神都是苏区精神内涵的一个方面。从统计数据上看来，选择的分散性比较大，有些选项选的同学多（如：B、C、E、G），有些选项选的同学较少（如：D、F）。这道题本不指望学生一定能够准确地进行“全选”，只能说明有些选项选择的同学比较多，选项中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同学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有所接触和了解，其他的精神内涵或许接触得少，或者认为选项不体现在赣南苏区的精神内涵中。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但无碍于彰显当代大学生对于“正能量”的追求。

此外，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学生赞同举办“唱红歌”一类的活动，这个数字也略微超出我们的想象。

由此可见，苏区人民特有的精神财富应该被后代所铭记并传承，“唱红歌”一类文化活动正是这种传承的形式之一。红歌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它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不同的时代虽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社会虽有不同的感动，但健康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是不变的追求。唱红歌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学生也支持一定形式的人文素质教育实践活动。

（四）对于开设赣州地方文化课程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学生持谨慎欢迎态度，并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希望第一，学生对增设介绍本地区风土人情的人文课程持欢迎态度，但也存在观望、怀疑情绪，需要我们拿出具体的教学实践去赢得他们关注。我们在问卷中询问“学校增设介绍本地区风土人情的人文课程，您是否愿意参加”。从图3 可以看出选择“兴趣浓厚”的只有25.7%；选择“有点兴趣”的达到了59.1%，说明持观望态度的占了绝大多数；有7%的人认为“无所谓，反正都是混学分”。另外还有8.2%的人觉得“没意思”，虽说反对者只是极少数，但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持观望和无所谓态度，说明这门课程如果要开，就一定不能让大家失望。

第二，学生对人文素质类课程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等方面的愿望。对于课堂，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喜欢幽默接地气的老师，学生偏向于多媒体教学，多数学生表示希望多一些图片和影音资料，并且适度安排一些课外实践任务。调查显示，学生普遍喜欢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的呆板枯燥相比多媒体教学明显更吸引学生的眼球。但也有不少学生表示，教师的魅力在于自身修养与知识储备，听一个幽默的老师讲课远比观看影音资料有趣得多。另外还有不少学生建议老师们应多与学生交流、讨论、互动，防止课堂教学陷入“独角戏”和“满堂灌”。

三对课程开设的建议

（一）立足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建设，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人文素质选修课的开设大多取决于教师的兴趣，课程的设置没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和标准，各校开课随意性大，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论证。开设地方文化选修课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因此在开课前应该做好充分地准备，选取或编写适合当前学生水平的教材，并明确教学的基本目标是让学生对当地文化有个基本了解还是深入掌握。只有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才能确保地方文化资源走进校园。根据我们的调查，学生选项最多的是希望开设赣州民俗与人文，其次是客家文化和苏区精神。因此在课程设计时，可以加重客家文化内容所占的比重，而不是平均分配客家文化与苏区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课堂教学气氛活跃，教学手段灵活多样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营造一种亲切、宽松、平等的氛围，充分展现教学内容中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将自己对事物的综合认知、深层次理解与感悟，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简单介绍客家文化与苏区精神是不够的，应当传递出客家人生生不息、热情坚强的性格，苏区精神的自强不息等，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文化内涵并受到熏陶。因此最好结合生动、独特的实例，展示客家文化和苏区精神的文化底蕴。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还要转变“授人以鱼”的传统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认识世界、发现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的热情。教给学生自主解惑的方法，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另外，人文素质教育是伴随着大学生个体发展而进行的，是从咨询、剖析、诊断、设计到最终确定教育方式的过程。教育者在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可以吸收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精神，更多地采取启发、示范等教育方式，对其进行潜移默化地情操陶冶和人文关怀，达到情理交融的目的，增强人文素质教育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三）对课堂纪律加强掌控，确保公选课教学效果

正如前面某个选项中提到的，少数大学生对于人文素质公选课往往抱着“无所谓、反正都是混学分”的消极心态，如果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开出一门颇具地方特色的人文课程，却因为不注重教学效果，最后沦为混学分的“鸡肋”，那是十分可惜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倾向于喜欢多媒体教学，喜欢以视频、图片等视觉化的内容与形式呈现学习内容，这不失为调动学生积极性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在对赣南师范学院类似地方文化选修课的旁观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在观看视频时并不认真，低头玩手机或做其他事的学生不在少数，所以建议老师在开设此课程教学中注重教学方式，合理安排课程内容，有内涵又不失风趣，真实的展示地方文化精髓。监督课堂纪律，可根据视频图片现场随机提问学生，促使学生认真听课，使学生真正了解和喜爱自己所生活地方的文化，受到人文精神上的熏陶和洗礼。

篇3

目前惠州市滨海旅游产业规模不大，与旅游景区相配套的交通、通讯、环保、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仍然满足不了游客的需要，远远落后于滨海旅游业发展的需求。以巽寮滨海旅游度假区为例，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投入2000多万元新建的海滨公路从根本上改善了主干道的交通状况，但仍存在着供水、供电以及景点交通等“瓶颈”。特别是供水问题，高峰期的矛盾尤为突出。

此外，旅游景区公共交通发展滞后，二轮摩托车参与交通运输较多，秩序比较混乱，存在安全隐患。

2.滨海旅游产业仍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

一是缺乏科学管理。对于旺季游客过分集中的现象缺乏科学的疏导而在旅游淡季又忽略了景点维护，造成了旅游资源的破坏。比如在黄金周期间，旅游景区人满为患，缺乏合理的疏导措施。住宿、饮食、购物等价格比平时高，出现价格乱调现象。

二是重产值、轻视环保。发展旅游业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资源的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虽然国家反复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对于基层领导和经营者而言，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始终是个两难选择。许多旅游景点在开发过程中，以牺牲环境代价来换取短期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旅游从业人员聚散过频，经营分散，质量控制缺乏保障，产品低级庸俗，影响了滨海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3.滨海旅游业的无序开发，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

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过渡，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附近海域的滨海养殖业，破坏海岸带山体、植被，也限制了工业的进入。目前，惠州市滨海资源开发上，比如大亚湾中海石化的落户，将带动以石化为龙头的上、中、下游石化产业圈的形成。由于这一产业的特性和该区土地资源、环境资源因素，在大亚湾的部分海岸已无法开展以沙滩休闲为主的休闲旅游。但是目前从惠州的产业发展结构来看，第二产业仍然是主导产业，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还是比较小。惠东的稔平半岛，就其滨海资源的特点，为保护环境和利用滨海资源，也不能建立大型工业项目。稔平半岛对大亚湾的海洋生态环境起保护作用，为大亚湾核电和南海石化及上中下游产业产生的环境问题，承担着环境净化和生态再生的功能。

4.滨海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管理人才缺乏

目前，惠州市从事滨海旅游业管理和服务人才缺乏，从业人员业务素质总体不高，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服务意识淡薄，应对市场的能力较低。互联网和计算机等现代管理方式应用不够，很多滨海景区的发展只停留在网站的建设上，缺乏高级的管理技术来进行滨海旅游业的管理，这些都影响了惠州市滨海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5.滨海旅游业宣传促销力度不够，客源市场有限

目前惠州滨海旅游市场的辐射范围比较狭窄，游客主要局限在广东省内和港、澳地区，客源市场有限。而广大的周边地区以及内陆地区游客比例偏低，这与惠州市滨海旅游宣传的力度不够有关系，难免有“养在深闺无人知”的情况。

6.滨海旅游业的发展规划比较滞后，景点硬件落后，特色不突出，旅游景区缺乏区域综合竞争力

目前，惠州市的滨海旅游资源除巽寮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外，各景区景点没有编制详细规划。滨海旅游业仍以“3S”（阳光、沙滩、海水）为主调的传统滨海旅游模式，各景区（点）功能单一，档次较低，规模小，品位不高，不利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如巽寮湾滨海旅游度假区目前的开发，实际上仍处于各个投资商圈地和分割自然景区的状态。沙滩被投资商分割成若干块，未能按照原来的总体规划的土地使用功能进行安排，小而散的特点相当突出。同时，由于缺少总体规划，各景区景点的开发建设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无法形成有效的景点结合，缺乏有整体特色和吸引力的品牌景区。又如双月湾景区，缺乏有效的规划，景色单调。

此外位于平海镇的南门海，仍处于原始未开发的状态，造成滨海旅游资源的严重浪费。明代洪武年间修建的平海古城，经历了600年沧桑，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着四座城门楼、部分城墙。但是这些历史人文资源略显单调，现代民居与古城楼搭配不协调，缺乏有效规划。

二、惠州市滨海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抓好滨海旅游资源的规划修编工作，促使滨海旅游业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2000年市人大通过的《惠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旅游业发展形势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进行修编工作。

一是惠州市滨海资源的规划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促进惠州市滨海旅游业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

二是规划设计中强调控制开发强度，合理确定最大承载容量，把滨海资源的保护同国土整治结合一体。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走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三是规划中注重培育特色“拳头滨海旅游产品”，使滨海旅游内涵丰富化。以“百里生态旅游长廊”建设为龙头，加快培育特色滨海旅游产品。包括以龙门温泉、惠州汤泉、南昆山温泉、矮陂温泉为主的健身度假游；以大亚湾华海度假区、东升渔村、小径湾大甲岛、三门岛、巽寮湾旅游区、海龟自然保护区为主的滨海休闲旅游；以大亚湾中海石化、数码工业园等为主的园区工业游；以惠阳镇隆、惠东客家围龙屋及惠东黄狮古宅为主的客家风情游；以平海古城、香溪堡及龙门古建筑群、惠州黄氏书屋等古迹为主的历史文化游。

2.不断完善滨海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逐步完善通往各旅游景区（点）的道路，把各个旅游景区（点）的线路有机地连接起来。加快旅游景区（点）供水、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设置多种类型和级别的住宿设施，为国内外观光客提供各种档次的宾馆、商业旅馆、度假村、野营帐篷区。同时布置一部分吸引房地产的度假别墅，以增加经济效益。

三是商业餐饮服务设施坚持多样化原则。惠州的滨海游客多来自广东、港澳，广东人在饮食方面有着特殊的文化，俗语“食在广东”。因此应该在坚持不污染环境的前提下，丰富各种饮食文化内涵。

四是做好安全工作，整顿旅游景区交通运输秩序，规范二轮摩托车运输行为，为滨海旅游业发展创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3.深化企业改革，做大做强旅游企业

市、县旅游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和支持旅游企业，深化内部改革。要以资本为纽带，引导企业进行股份改革，通过兼并、联合等形式，争取今后几年内形成若干个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各旅游企业要深入开展“以改革创新求发展”的活动，按照现代企业标准，建立健全各种竞争、激励机制，转变粗放型的经营模式。市、县旅游管理部门要积极参加全国诚信旅游示范单位和省百佳诚信单位的创建，推动诚信信息库建设。继续开展“十佳旅行社”、“星级饭店服务明星”、“优秀导游员”等评优、评先活动。

多渠道引进资金雄厚的企业投资滨海旅游项目，建设旅游精品。以南海石化项目为依托，打造惠州旅游新亮点。大亚湾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集聚了一大批大规模的下游产品生产企业，并成为惠州市商务旅游的最大宣传亮点，拉动了整个惠州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吸引了各类人流陆续涌进大亚湾，涌进惠州。各级政府要抢抓机遇，借壳牌石化项目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吸引旅游项目投资资金。

4.加强滨海旅游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服务于滨海旅游业

科技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惠州市滨海旅游业要获得健康发展：一是要加快人才尤其是高中级人才的引进步伐。特别要注意引进旅游规划、旅游营销、导游、旅游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才，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要抓好现有队伍的培训和教育工作，这是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培养一支业务精、服务好、作风正的旅游人才队伍，为惠州市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用人、留人的工作环境和关心人才的良好氛围，旅游企业要舍得用好的待遇和发展前景留住人才，这是人才工作成败的关键，也是惠州市滨海旅游业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步骤。四是惠州市各滨海旅游景区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卫星遥感技术的等现代资源管理方式，服务于惠州市滨海旅游业。

5.加大滨海旅游业的宣传促销力度，扩大客源市场份额

客源市场是滨海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应扩大惠州市滨海旅游城市形象的宣传，充分发挥各种媒体的作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户外广告等多种媒体，加强对惠州市整体滨海旅游业形象的宣传促销，同时强化对个体滨海旅游产品的宣传。继续扩展旅游客源市场，将重点客源圈的范围扩大，逐步向省外、国外市场延伸。

经过惠州市各级领导以及全体滨海旅游产业工作人员的努力，把惠州市沿海区域建设成集观光游览、娱乐度假、海上运动、休闲避暑等多功能的滨海旅游区。

参考文献：

[1]洪贤兴，韩立民.2007年中国海洋论坛论文集[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10-20.

[2]惠州市滨海旅游资源开况汇报[EB/OL]./xlogin/news/upfile/20070912164117015.doc.

[3]林璇华.广东滨海旅游存在问题及对策思考[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5）：133-136.

篇4

随着国内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向城镇靠拢。虽然发展本身是必要的，但因为此之前没有做很好的文化准备，将农村特色文化大量抛弃，长期便会丧失古村落文化特色。古村落本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而现在却已经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每年几乎都会消失将近9万个自然村，面对外界如此巨大的冲击，加大对古村落文化保护刻不容缓。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帮助解决现实生活事物的差别、冲突，使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达到融合状态，是一种极具智慧的辩证思想，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进而启示古村落文化保护。

一、古村落文化的“和合”体现

中国的古村落，因为历史悠久、文化板块多样、民族众多、环境不同，所以它们形态各异，文化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古村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是古村落人在日常生活起居当中日益形成的一种文化，是伴随社会历史、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的变迁而不断选择、成熟的一种文化。古村落作为一种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人类聚居空间，文化自身丰富的内容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差异，同时自身的魅力又能把这些差异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无不让人们赞叹这种古村落的内在、和谐、融洽之美。

（一）人与自然的“和合”

古村落作为独特的中国文化空间，是一种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聚居空间。古村落分布较自由，大都根据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自发形成的。但在建筑选址上就有许多合理之处，如充分考虑地质、地貌、河道、光照、风向、气候、景观等方面，同时还注重协调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构成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格局，建筑以群山为背景，增添了层次感；以水为前景，开阔了视野，将人和自然融为一体。

基于地理、环境、气候的差异，古村落的人们的居也是因地而制宜。北方地大广袤、山河壮美、人口稀疏，他们宅院朴实、布局离散，大都以四合院、胡同为主；南方多水道，院落很小，粉墙黛瓦、颜色淡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安徽古民居的青墙白瓦、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客家土楼和蒙古的蒙古包，还有江南的园林。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是“和合”思想中重要的基本观念。古村落的人们根据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就地取材进行家园的建设，将人和自然中的冲突很好地融合起来，展现了“和合”思想的精髓。

（二）人和人的“和合”

大多数古村落是由无数个各自为政的小家庭因血缘关系维持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一般说来他们是一村一大姓，代代杂居生活，因而古村落的人们交往中会产生浓浓的情感。古村落大都是封闭的、向内的，折射出对外防御、对内聚合的传统心态，古村落的人淳朴，团结、有向心力。

古村落的人因其特殊的环境和经历，逐渐形成了“顺天时、求地利、崇圣贤、敬祖宗”的思想传统，他们崇信“忠孝廉节”的理念，有严密周祥的家训、家法、族规的制约，所以民风相当的自然、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生活场景也是并不罕见的。古村落里的人都有很强的群体感，深受中华传统美德的影响，十分注重孝道，比如客家人，他们尊老爱幼，制定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的族规，使老年人能安度幸福的晚年。同时民风淳朴的古村落人们，热情好客。有外人进村时，他们歌舞相迎；离开时，也是鼓乐相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在古村落人的一言一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文化要素的“和合”

古村落文化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层次，具体说来包括传统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村规民约、民俗、节庆、农耕礼仪、传统技艺等内容。这三大层次之间，物质文化层次是基础，精神文化层次是内核，制度文化层次是保障。它们既相互独立，彼此又相互依存、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和合共生”，使得古村落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创造性。

不同的古村落之间还因为历史、文化、信仰的不同，各有其不同的特色节庆，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基于对水的崇拜，在节庆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水崇拜的祭祀礼仪。泼水节、龙舟赛是他们重要的节庆活动。而哈尼族人对鸟等家禽崇拜，他们常常拿鸡骨头进行占卜凶吉。这些独特的节庆、礼仪，构成了各个古村落之间特有的文化根基，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文化，把存在冲突的部分，融合起来，让后人更好地感受这种文化的魅力。

二、当前古村落文化的“境遇”

近年来许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村落，随着新闻媒介的宣传与推广，逐步被人们所了解向往，并随之兴起了古村落旅游的热潮。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很多地方政府把古村落承包给旅游公司，他们跟风修建，“涂脂抹粉”、“画蛇添足”、建立了一个又一个豪华的乡村公园，见利忘义，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使得古村落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古村落文化要素之间的“和合”被打破，古村落文化保护迫在眉睫。

（一）旅游开发与古村落文化的冲突

古村落中包含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一千三百多项国家级“非遗”和七千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古村落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集中在古村落的经济建设、旅游开发上，很少考虑古村落的文化保护问题。现如今古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其所附有的文化都在逐渐消解，保护古村落文化刻不容缓。

现在中国古村落的开发大都是完全的商业化模式，即“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村民参与”的三方合作模式，使得那些最具乡土特色和旅游价值的历史遗迹、风土民情、古宅院落、民歌民调等资源，几乎都由一只或几只外来之手操控，他们像争夺矿产、石油、水力资源一样争夺着古村落。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不久前谈到，古村落现在空前地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商机和不良政绩是加速消亡的主要症结。古村落的经济开发不是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而是将其涂脂抹粉，改造得面目全非，有的甚至为了赢得游客喜好，把真古村落搞成假古村落，或是一举荡平建成了一个豪华的乡村公园。

古村落环境本身就有脆弱性，随着旅游开发，尤其是一些地方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过度开发，会对古村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诸多破坏，皖南的一些古村落就出现了因为乱砍树木造成的山体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古村落的水系萎缩，部分巷道青石板年久失修，排水出现问题，垃圾侵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些村民为了经济收入不惜将自己的祖居还建为餐馆、旅店，长久下去，古村落势必会失去原貌，纯粹依赖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取的。

（二）旅游开发对古村落人的影响

旅游开发热潮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很多地方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将古村落人们从原来的家园中迁出来，单单保留了一座“空壳”。虽然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但失去了原住民的古村落是没有灵魂的。古村落的文化就是古村落人的文化，是在他们的日常起居生活不断形成的，挖掘古村落人高尚的品质和精神，是彰显古村落魅力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古村落人之间的乡情、友情，、亲情，正是古村落内在美的体现，这些却常常被旅游开发者们所不屑一顾。

同时，在旅游开发中，古村落人淳朴的民风也悄然改变着。常年研究云南古村落文化的尹绍亭教授数年前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谈到文化旅游时，说了在云南早期开发的一些旅游景点中就出现的一种现象：拍照收费，只要有外来者来了，长角苗女人就会立刻穿着盛装出现，并且与游客合照，每张要收取十元钱。这样裸的交易令游客们极不快和反感。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劲的商品经济冲击，古村落人的心态也在改变着，倘若不加以重视，昔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纯真，迟早会受到旅游业的负面侵蚀而走上歧途。

三、“和合”文化在古村落文化保护中的实现

“和合”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金文之中，“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和合的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承认多样、多元事物的差别、冲突，并不断地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追求达到平衡、融合、合气，并化生出新事物。“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为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文明之间等五大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样指导着古村落文化的保护工作。

在当代，运用文化生态理论去指导古村落文化保护就可以很好地调和古村落中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要素之间的冲突。古村落文化不能孤立、封闭地保护，而要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美国学者.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1斯图尔德认为要全面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与环境的联系，将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探讨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他的学生萨林斯和塞维斯在合著的《文化与进化》中对文化生态学下了定义：“文化生态学应包括各文化之间的关系，超肌体的环境和居住地的自然特征”2。不难看出，文化与环境、社会、自然之间紧密的关系。

古村落文化保护本身就是“活态”的保护，讲究“人地共荣”，不能搞大拆大建，为了迎合旅客需要去设立人为景点，建成豪华的乡村公园；也不要纯粹的“涂脂抹粉”，只在房子外面刷层白灰，就认为可以一白遮百丑，搞“面子工程”。古村落的文化底蕴只有在当地人的精心呵护才能显出它的魅力与个性。要按照当地的传统节庆、风俗习惯开展民俗活动。

文化生态理论强调古村落文化的就地保护、原住民保护，即要求当地村民自发自觉的保护。这样的文化保护，不仅仅是指要在文化的原生地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强调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自力更生和自我主导。只有实现当地民众的参与和自主，才是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人”是古村落一个重要元素，“空心村”是对古村落文化的破坏。只有古村落人住在古村落里，才是最好的保护，才能留住古村落的灵魂。

我们在古村落文化的保护过程中，要处理好古村落各文化要素之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用“和合”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用文化生态理论去指导古村落文化的保护工作，协调好古村落文化与旅游的冲突，把古村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落到实处。古村落文化的保护要眼于未来，帮助我们保留一切有关的文化记忆的原生态，见证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注释：

1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2.

2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