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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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的浮嚣。文化的浮嚣确切来说是“选择过的文化”，既不如虚伪文化那样虚假，也不如真正文化那样真实，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文化。人们在浮嚣的文化中，对所生活的社会没有使命感，道德价值流失。文化不再是精神食粮，而是成为商品。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商品拜物教中那样，在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文化成为工业产品并将文化同一化。这种“制造”出来的文化内涵缺乏，以娱乐消遣方式欺骗和愚昧大众，骗取大众的感情，将大众感情转化为货币。此时文化本质已经完全被侵蚀，背离人的个性和本性，一无往日的生命活力。文化的工业化使文化产品成为商品，成为人的异己物。俗文化盛行带来的是文化“无个性”的平面化，人与人之间是利益上的服从关系。文化的实质被扭曲，创造成为生产线，成为批量生产的商品。文化原本的千姿百态变成模板，规范统一。人们逐渐习惯从心里接受固定的文化模式，不能选择，只能接受既成事实的大众文化，放弃挖掘丰富的文化生命，宁可在统一的“文化空气”中呼吸，也不愿穿越自由文化的“真空”。真实的文化被金钱掩埋、隔离、疏远。人们主观上缺少对文化本质的追求，接触的越多，越认为周围的文化离自己越远，陌生感越强，追求文化的思维陷入迷宫之中。文化不是人的本质外现，而是束缚、麻痹大众的强大力量。

（三）道德的失落。物质世界的迅猛发展导致人对物质的需求愈加突出。在文化异化中人成为片面关注物质需要的“经济人”，物质欲急速膨胀，物质享受是唯一的追求，精神文化只是生活的附属品，精神家园逐渐枯萎。在经济和道德两个本应共进的领域发生了两极分化，道德被忽视，日益失落。

人本应是完整的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存在。因过分关注物质而忽视了道德建设，在道德领域出现了种种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道德世界中道德感性化，主观随意性盛行，道德评价和批判标准丧失。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说也是文化异化的另一种体现。首先，过于强调主观随意性的好恶表达。在社会生活中，只强调个人的感性直观和主观偏好，缺乏理性的思维分析和逻辑表达。在道德世界，理性应成为“主角”，需要毫不留情地放弃经验，克服人的动物性，但当下道德世界的感性成为“主演”。其次，感性主义强调个人是道德主体，是不需要依附社会背景的存在。在感性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孤立的，没有任何联系，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生活，社会是与己无关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幻体。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人应是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的。再次，感性主义没有道德评价和判断标准，一切都只凭主观情感判定，标准是个人的喜好。真正的人应以本真的面貌生活，按照人的尺度和理想而奋斗，有着严格的价值评判标准，而不是为所欲为，任意发泄个人的情感，将自己的道德情感置于“冷宫”。

二、文化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劳动的异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异化的原因需从劳动异化的维度寻找。马克思主要通过“异化”“外化”“自我异化”三个基本概念论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现象。一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产品是人本质对象化的外在表现，本应属于劳动者，是劳动者的结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与工人脱离，变成与工人对立的力量。“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52“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52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穷，就越被统治。二是劳动自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质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通过劳动，人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体现，并在劳动中感受到创造的幸福和喜悦。但在异化条件下，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54。三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区别动物的根本特征，亦是人能动的类生活，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劳动的异化导致人不能确认其类本质，把本应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生存的手段，劳动的本质特性丧失。四是人和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自身的异化、人类本质的异化必将导致人与人之间发生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异化”。此时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是生疏的，是劳动原有之意以外的。

关于劳动异化问题，还可以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找到理论根据。卢卡奇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总结了自己的“异化理论”———物化。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物与物的关系，是一种掩盖和埋没真实的虚幻外相。在这种关系下，人的劳动成为不依赖人的客观存在而控制人，和人对立起来。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是外在与人的异己物，是一种压迫人、控制人的力量。劳动异化和物化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异化。经济异化下，人自身的本真丧失，完全服从社会的统治，对社会的批判力和改造力越来越少，社会统治代替了个人批判，失去批判改造能力的人最终成为“单向度的人”。劳动异化之所以如此有“市场”，是因为劳动异化带动了物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在这方面是有目共睹的，但却导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盲目追求，对经济利益的过度狂热，以“经济人”的身份在经济异化的苦海中游荡，逐渐在道德情感和人文关怀等方面危机四伏。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异化是文化异化的直接原因。劳动异化、经济异化、文化异化实则是殊途同归，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二）人需要的物质化。文化异化如从人自身分析原因的话，人的需要的扭曲和异化是一个重要“突破口”。人的需要有其自然本性和欲望，但内容和水平还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在一定意义上，人的需要就是社会需要。人在劳动生产中生产产品及产品的新需要，新需要又带来新产品，循环往复。人的需要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走向丰富和完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变为追逐利润，不再是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3］132在这种“需要”下，人的本性生活是奇想，是享乐，是物欲。人需要的越多，就越丧失本质，越成为物欲的奴隶。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并非是个人需要，只是代表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丧失了需要的人所从事的劳动不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阻碍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成为与人本质背离的生产。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知道物质的富足并不表示人的富足，物质的占有并不表示对人本身的占有，但仍然将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生存的目的，认为谁拥有的钱多，谁的地位就高，权力就大，就可以奴役他人，习惯把对与错、善与恶、苦与乐通过外在的物质来体现，通过物质控制别人和自己，追求片面的物质利益。例如，结婚本应是爱情的产物，但如今也需要物质体现爱情价值，无房无车的裸婚屈指可数。除了物质，人们不知道去追求什么，不知道有更针对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寻。“忙碌是与现实直接同化，为既有的物性化了的东西所占据，自我遗失在现实之中。他不断扩大对物的占有量，但物与他自身的可能性为此所蔽，生命力就不能充分展开。”［4］人们忘记了精神的发展，忘记了生命意义的存在，在物质世界中将自身需要异化，在这种人的需要的异化下，文化异化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三、文化异化的“正负”影响

文化异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能用绝对的好与坏进行评价，既有上帝的仁慈，又有魔鬼的残忍。异化并非只是一无是处的“贬义词”，文化异化作为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一，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是自然人阶段。在原始社会，人类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个阶段不能也无法产生异化。二是部分人阶段。一部分人发挥自己的本质和力量，创造文明使自己成为人，但是把他人当作自然物来对待，这个阶段人是通过奴役他人，把他人当成纯粹的动物（看似类似奴隶社会，但反思当前亦是如此），这是人类在异化中发展的阶段。三是全是人的阶段。使全人类意识到人不能是物，人是人，人有人的发展，必须摆脱物的状态，赢得自由发展，这是扬弃一切异化的产生阶段。由此可见，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化在发展中发生异化，是人类自身异化的必然反映，亦是人类发展不可跳跃的阶段。第二，文化异化推动了文化发展。异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状态，全部的人类的活动都是异化和克服异化的活动。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不断产生、不断克服文化异化的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循环过程。文化异化是暂时性的过渡阶段，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种原始力量，社会文化的历史就是新的文化异化代替旧的文化异化过程。文化异化一旦消失，社会文化就会陷入僵死静止状态。第三，文化异化能够扩大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异化条件下文化与人之间是对立的异己关系。此时文化的存在不依赖于人，在外在于人的同时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无奈的茫然之下，人们必然会激发内心深处对文化的渴望和向往，有意识地增进个体间的文化交流。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人际交往，情感联系将变得更加默契。

通过文化异化的概念可以得知，文化异化的实质是文化与人之间的背离状态，是社会中不完满的、病态的文化实践，虽然我们不能否定文化异化所具备的积极意义，但其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人在文化异化中创造性减弱，内在的开放性和批判性丧失。文化异化下文化脱离了人的本意，成为人的外在物和对立面，变成对立的异己力量。人们逐渐陷入一个“文化不适应”状态，对周围出现的种种文化要么无法理解，要么完全吸纳，跟不上文化的发展步伐，不能正确看待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产生强烈的文化恐惧。在恐惧心理的支配下，人们的主体地位动摇，创造性减弱，吸收力衰竭。人逐渐被文化奴役，成为俘虏，被文化压迫。第二，造成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文化不再是精神食粮，变成精神世界之外的异在物，人成为文化的弃儿。文化工业将文化在社会中变成商业媚俗物，成为无个性的、批量的生产。在文化工业下，人们无法感受文化的生命力，不能得到生命的启示，体验不到文化的愉悦，只能在失落、无助、孤立、空虚的状态下生存。文化与人渐行渐远，成为人类世界的浮华之物。第三，人自我本性的失落和本质丧失。缺少文化熏陶的人已不再是完全的人，失去了人的本质属性和根本依据，降低为商品一样的存在，内在张力僵化，内部生命丧失。在生产活动中人们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生产纽带的构成不再是人的本质，占有成为主要目的。在人与人关系紧张的同时，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突显，难以调和。虽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不能完全归咎于文化异化，但文化异化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

由文化异化的正负影响不难发现，文化异化下的世界是一个矛盾突出、混乱不堪的世界，呈现的是一个个无法解决的谜团，合理逻辑下出现了难以克服的二律背反。但在矛盾重重的世界，也蕴含了美好的可能。文化异化的诸多负面影响需要一定的限制条件，不同的维度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要理解文化异化的积极意义，亦要实现道德批判，正确看待文化异化的正负作用。在文化异化克服方面，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对待文化异化的立场和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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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现——“于丹现象”

文化“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川。对于这一“复合体”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从而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便构成文化哲学的研究视0或使命。而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基本规定范式、总体批判态度和理性重建勇气都是人类文化实践和文化“创制”所关切所追求的价值鹊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的适应性和文化的规范性二重功能的圆融性理解和理性适度把握。一般认为，文化的适应性即对文化现象的认同;文化的规范性则指范导性的原则说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二重功能互相制约、彼此牵制，共同模塑着人类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演进擅变。简而言之，文化是在人类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发育积淀升华并反映人的本质性维度的“真实”存在。其一经形成，便通过“内化”作用承诺出不同的人生价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义。并且，文化本身在此“内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得以传播，得以发用。

“现代性文化”观念肇始于16世纪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识统一性两大“神话”为哲学依据。一般来讲，其思维模式为二元对立或主客二分，价值逻辑上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方法论上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认识论上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社会历史观上高扬“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这一点已由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后的诸神不和”所隐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认，“现代性文化”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一系列领域的精心“设计”进程中业已彰显其功效，正如哈贝马斯所预言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但同时，对“现代性文化”的疑惧也绵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针对“价值一意义”真空地带的后现代文化“超越”之旅，尽管步履维艰，“样态”百出。而正是在这疑惧与建构中，“现代性文化”获得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和空间，从而在与社会大众的深刻照面后愈来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现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现自己现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这里所谓的“普遍理性”向度，不仅指技术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现象”的出现即为一范例。抛开这一夜串红、倍受青睐的浮光抨影，静心审视和反思这一文化现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问到:这一现象背后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义?为何走红?如何解读?问题使人反思，反思使人发问。而发问本身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本体论澄明。

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

二、现代性文化的呈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性文化”自近代传播发育到中国以迄，“科玄之争”的阴霆就象幽灵般萦绕在我们心头，激烈较量，复扎博弈，成了挥之不去的争论话题。抛开“现代性”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人格”作价值承诺，客观公允地讲，“现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实践无疑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伴随综合实力的增强，继之而起的是社会价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寻根的“热情”。就个人层面讲，“现代性文化”撕裂了农耕文明时代地域性传统纽带和“程式化”社会关系，形而上的“文化一价值”认同危机由此而发，并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在“复兴”中获得“文化一价值”上的心灵阪依，以此来寻求精神上的生态平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21世纪初，整个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渐看涨。在此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应获得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致的大振兴。这是时展的要求。而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平衡社会发展、大众心理失衡和价值归宿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它提供了生活的准则、行为的规范、生命的态度、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分化多层次多元化、社会公正原则要求重新定位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平衡的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丹现象”正是在此社会大背景下向我们走来。可以说，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特殊“样态”，是中国文化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这也是文化规范性的内在要求和使命。

从大众文化与大众自身的精神需求处着眼，“于丹现象”的出场，以新瓶装旧酒的“工夫”极大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慰籍。不同的是它选择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尝试用古琴弹奏雅乐的时尚消费文化之路。这种大众文化传播与消费，以集体无意识的当代文化需求和时展为契机，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的新范式，呈现了“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新理念。虽然不免有“学术生态破坏”的质疑声。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解读?谁来解读?曾经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何以与大众沟通?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即文化创新问题。

三、现代性文化呈现的条件

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生成置换，即融人“现代性”的阐释视阂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创生;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现代中国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而现代中国处在经济高速运转、文化商业化的伦理变迁之路上。

“于丹现象”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对以上两方面的文化创新自觉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现代性文化”工程的当代实践呼唤着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1)他们具有自身的学识修养与个性解读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式阅读”，“走进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语)，坚信“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普世化”在大众面前，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主导性价值观，阐释并守护“现代性社会”的当代意义，从而开启现代文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之路和当代“意义世界”的自为拥有空间。(2)但是，这些新质型“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创的这项“工程”必须负载着现代高科技与现代传媒，以迎合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现代“经济一文化”社会。在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化产业化包装打造的社会转型期阶段，跨时空地解读、普及跨历史的文本经典，不是收敛趋同，而是发散繁衍;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对接，而是文化搞客与时俱进的文化再创造，包括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现代传媒的介人。这也是文化的适应性。

从道理上讲，一种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映射着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个民族不同阶段的生存方式选择也规范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现象的话语权。中国现代性文化在经历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选择”而大众世俗生活由于“双向挂空”而精神家园依然无所依凭的21世纪初阶段，“庙堂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义”走向“信息化时代”，“学术训话”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再创造和传播普及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实际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之举。从更现实处着眼，中国目前以“民生”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或构建)必须以“文化整体性人格”做价值承诺，在现代性文化的“酱缸”里汲取营养。而“民生”本位关涉的层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应包括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创新框架内。当然，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让“于丹现象”就保留着它的开放性吧。而且，文化践履活动本身不以真假为判断尺度，而是根据大众可接受的程度来估价。

四、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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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否知道自己是湿的?”这是文化、媒介评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不知道”。鱼的生存是由水决定的，只有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鱼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处境。这个例子对于人和大众媒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媒介已经完全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至我们经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更感觉不到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媒介向我们传递信息，给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兴高采烈，让我们烦恼困惑。媒介改变我们的情绪，挑战我们的文化意识，侮辱我们的理智。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变为“地球村”的今天，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改变传统文化边界，拓展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推进着跨文化传播，进行着文化的整合，同时也携带着政治与资本的力量，推行着文化霸权主义。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

现在越来越活跃和频繁的跨文化传播使我们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新鲜内容，校园媒介也开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例如，大学生们穿的是“韩国风”和“欧美风”带来的、款式多样的、休闲时尚的衣服；戴的是“韩国风”吹来韵有着光亮色彩的、能展现大学生青春活力的、精细幽雅的饰品；我们的手机彩铃是现在最流行的韩文或英文歌曲；宿舍墙上贴的是安在旭、Rain、张东健、金喜善等韩国影星的巨幅海报；手机、钥匙或书包上挂的是“冬日恋歌”的插图或Rain、辈勇俊等英俊韩星的小型照片；课余休闲时，我们在网上看韩国最新的浪漫爱情剧或美国现在最受欢迎的连续剧；我们模仿韩剧男女主角的流行发型和发色，现在我们最想去的城市是汉城……

追求浪漫、追求美、追求时尚、追求新形式和新鲜内容，喜欢模仿别人的东西、适应性强、价值观和审美观灵活的、代表一个时代的现代大学生正在成为吸收跨文化传播养分的主力军。我们的各类文化意识也随着跨文化传播的潮流而打破了本土文化的界限。具体说来，跨文化传播对现代大学生文化意识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服饰文化意识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以后，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织品通过贸易进入欧洲，促使西欧人广泛地了解东方的古老文明。从此东方文化开始影响欧洲中世纪人们的服饰。中国织物光泽华丽的外观、豪华的金银线刺绣与欧洲人对神的崇拜心理一拍即合。尤其在l3世纪，随着西方和东方贸易的不断加强，形成了欧洲人热烈追求东方服饰的热潮，女装衣服的领、袖、衣边均出现模仿绣花的形式。因此，中国袍装和装饰对后来的西欧服装的演变和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对各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而现在，“欧美流”和“韩流”在中国迅速蔓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充满活力、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现代大学生，常常把具本民族特色的传统衣服叠放在箱子里，成为追逐“欧美版”“韩版”潮流的主力军。

几年前，在年轻人中间兴起美国黑人的“街舞热”，在我们校园则引起穿HIP—HOP服饰的浪潮。在校园里，无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男生或女生，都流行穿宽大的休闲T恤、肥大的裤子和滑板鞋。几年来，随着韩剧越来越多的播放，走在校园里，身旁飘过的、一身精致时尚韩版服装打扮的个性男女越来越多。韩剧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剧中女美男俊的主角、催人泪下的煽情剧情外，还有男女主角青春亮丽的各色服饰。现在“韩国风”征服了无数年轻人，让欧美时尚成功的亚洲化。

突出自由自在的个性，即不像西方服饰那么开放、又没有东方服饰那么的过于保守，注重精美的细节处理，简约而含蓄、大方，经典又不失时尚、朴实，闲适中透露出高雅，适合各种场合穿着的休闲、舒适的韩服符合具有追求完美、自然轻松、无拘束的浪漫休闲心态的，还在校园学习生活又渴望时尚个性的现代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也因此，风靡流行的韩服成为了现代大学生的首选。

大学生们也喜欢佩戴韩剧里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首饰，喜欢金黄色的、剪得千奇百怪的韩版发型，还喜欢像韩剧中的女主角一样着鲜艳的眼影，抹光泽的唇膏，以此炫出自己的青春。

由此可见，跨文化传播使大学生的服饰文化意识更多样化、个性化和色彩化了。

二、对饮食文化意识的影响

饮食文化，从本质上说，不是指这个人和那个人在餐饮上应该做出哪种选择，它指的是隐藏在人们心里的东西；如共同的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的基础；指的是人们在这个方面连续重复的群体实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了生存，曾发明很多加工食物的工具以及各种烹饪技巧和食用方法，并把这些技巧和食用方法利用各种符号传播给别人。也正是因为这些饮食文化的传播，人类积累了丰富的饮食习俗、典故、思想和理念。

信息交流对饮食文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跨文化交流对各族人民的饮食文化意识的影响更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各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长盛不衰，是因为，不仅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传播交流，同时又积极吸收海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饮食文化。

从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大众传播媒，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断地影响我们的饮食文化，断地更新我们的饮食文化意识。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商业贸易传播和宗教传播是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现在各大众传播媒介也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2002年笔者刚进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中间去肯德鸡、百富、德克士等西式餐厅就餐的情况不是很普遍。但随着乌鲁木齐西式餐厅的增多，西式食品价格也随之下降，在校园里，学生去装修豪华、优雅的肯德鸡、德克士、西饼屋等西式餐厅消费成了一种时尚。在各种节日里，同学们很喜欢去环境舒适、给我们新鲜感的西式餐厅，享受给我们带来新滋味的西式食品。最近，随着“韩流”热在中国的出现，各式各样韩国料理的美味也飘到了我们的身边。像西餐很快成为我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那样，不久，韩餐也将成为我们饮食文化意识的另一个新内容。

三、对节日文化意识的影响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本民族特色的各种节日。如圣诞节是西方人的最大节El，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最主要节日。随着各民族和各国之间跨文化交流和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的日益增多，其他民族的一些节日不同程度地融进了我们的节日文化。特别是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和父亲节等典型的西方国家的节日，在新疆的各民族人中尤其是年轻大学生中很流行和普及。

每次圣诞节，不论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还是其他学院的学生，都会用圣诞树和圣诞礼物把教室和宿舍装饰得非常漂亮，门和玻璃上贴着“MerryChrist．mas”的贴纸，并相互发短信来庆祝。情人节是追求和向往浪漫爱情的现代大学生的另一个重要节日，母亲节和父亲节则是我们向父母表达孝心的重妻节日。总之，这些典型的西方节日已成为大学生节日文化意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休闲娱乐文化意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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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建立所谓跨国公司“统论”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观点。所谓内部化，是指把市场建立在企业内部的过程，即以内部市场取代原来固定的外部市场，企业内部的转移价格起着内部市场的作用，使之与固定的外部市场同样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样做可以避免额外增加的成本。

前不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1998年和2002年在华企业利润进行分类比较，从得出的结论来看：外资企业的业绩实际上只比国企和有限责任公司这两类好一点，不如其他中资公司的各类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只包含年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在这样规模上的比较，发现1998年外企根本就是负利润，2002年虽然盈利，但利润率，低于1%。最新的统计数据则显示，在2005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4.8%；集体企业利润增长31.5%；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长26.4%，私营企业利润增长42.4%，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增长最少，为5.3%。外资公司把跨国公司的不佳业绩归罪于合作方效率的低下，进一步暴露了合作双方的矛盾与隔阂。

根据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内部化理论，这些低效率的合作是由于双方合作中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所造成的。首先，双方的合作目的是不同的，我国的合资企业引进外资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技术来提高我方的核心竞争力并引进资金。而投资方创办跨国公司是为了占领国外市场，因而它们往往更注重长期的发展和公司全球战略规划，双方的合作目的日趋背离，最后导致双方的要求都不能互相得到满足，摩擦增多，导致合作的低效率，增加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其次，双方在合作中的不协调，其中包括经营理念上的不同，以及外方对于中方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管制，经营受到各地方政府政策法规限制的不满，无形中所增加的成本加上双方合作前期谈判的成本，使外方对合作中的成本问题不得不更加地重视，并且在降低成本方面做出大动作。而合作中可降低甚至消除的成本包括经营中出现的由货币表现的成本，以及整个公司团队由于经营理念不同而不能团结一致所形成的隐性成本，而独资就是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成本的最佳途径。其实对于每个企业来说，成本都是其关心的首要因素，所以有条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通过独资形式来减少交易成本，实现内部优势最大化。跨国公司在早期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也是遵循交易费用原则的，在一个新的市场中发展自己，独立经营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合作伙伴可以帮助外资解决问题，以合资的方式降低交易费用，缺点是内部化程度比较低，而内部化优势又是决定跨国公司国际生产水平的重要因素。当今跨国公司的情况有所改变，随着国内投资环境日趋完善，投资风险降低，合资企业优势效应弱化，随着时间推移，以合资企业方式降低风险的必要性在下降。跨国公司为了加快技术更新换代和新产品的引进，渴望摆脱合资企业的束缚，特别是当中方的行为可能影响其整体发展战略时，追求企业的控制权就成为外方的必然选择。投资企业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内部优势”，将增加投资力度，这就必然引起跨国公司的独资化，独资是跨国公司实现“内部优势”最好的选择，实现了内部化也就是提高了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的水平。因此退出合资而变为独资只是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降低交易费用加强企业内部化程度的一种行动，是跨国公司的一种理性选择。从理论上讲，跨国公司的独资行为是跨国公司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区位变量：跨国公司独资化的制度原因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模型中的区位优势脱胎于区位理论，邓宁列举的区位优势变量有自然和人造资源及市场的空间分布，投入优惠或歧视，产品和劳务贸易的人为障碍，经济体制和政府战略，资源分配的制度框架等。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特有的优势，也是跨国公司选择国外生产的重要因素。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这里，“区位优势”不仅包括资源和地理条件等自然禀赋变量，而且也包括投资软硬环境、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聚集效应等后天形成的区位变量，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区位变量主要有转轨变量、外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文化环境、基础设施等其他变量。显而易见，这些区位变量除了基础设施等内含自然禀赋变量外，基本都属于后天形成的区位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独资化趋势的主要成因即在于此。

首先，对于自然禀赋变量，我国有先天的优势，地大物博，劳动力资源充足，且劳动力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低，这使得跨国公司在我国雇用劳动力的成本比较低，这些因素都有利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并且在这种雇佣劳动力低成本的情况下，跨过公司很容易形成较大的规模。但我国的不足在于产品技术水平和公司管理水平比较低，这就使得跨国公司倾向于独立经营公司，独立使用自己的先进技术而不受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制约，同时使用外方先进的公司管理技术，对公司进行整体统一的管理，提高公司效率，这也是外方选择独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后天形成的区位变量的影响。东道国的现行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的核心应是鼓励创新和科技应用。这也就是说，对于跨国公司以何种形式进入受资国，受资国的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在政府特殊的经济政策支持下，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东南沿海的区位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自由度更高，因此它就具有更低的商业风险。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刚刚进入我国的时候，外资往往偏向于在东南沿海地区投资，这些地区一直都是投资热点。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大环境下，这里的投资更加火热，外商的投资力度增加，独资化现象也就层出不穷了。对于中西部地区，随着近几年我国相继推出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自由度也不断地提高，跨国公司也在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后，我国的市场变得更加地开放，加上政府调整了投资政策，更多行业的开放度扩大，这就为外商投资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使外商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尤其是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中国开始放宽对外商投资股比的限制，并扩大了市场准入范围。在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更多的产业领域允许合资企业中外商持有51%以上的控股权，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外资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必须建立合资企业或保持中方控股的政策条件已经改变。这项政策的改变起到了鼓励外商投资的作用，不仅新建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比例上升，而且，原先无奈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也纷纷转变为独资化企业。这项政策仿佛是对跨国公司独资化的一针强效剂，这种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跨国公司建立适合其发展有其特色的价值链，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独资化现象。

所以说，制度环境对跨国公司经营方式的变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跨国公司的独资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制度变革的影响，因而区位变量的变化是跨国公司独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垄断优势：跨国公司独资化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S.Hymer)的垄断优势论被称为当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石。这一理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海默在其撰写的博士论文“国内厂商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先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美国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其垄断优势决定的。这些优势主要包括：资金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信誉商标优势等。海默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是追求直接的利润，或者说利润的差异不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垄断优势才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它可望获得长期利益。

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大批新兴产业出现在国际市场，由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正处于发展阶段，并且市场经济也不太成熟，所以在我国，新兴产业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也没有一个体系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独资往往会获得很快的增长。外商也看到了这种新兴产业中的巨大利润，纷纷进军中国，挤占新兴产业这个潜力市场，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在中国市场形成垄断优势。以IT业为例，2005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进一步拓展低端产品领域和二、三级城市市场，产品价格竞争更加激烈。而国内企业技术创新不足、产品同质化加剧了竞争程度，导致电子信息全行业平均利润率进一步下降。

2005年前三季度，尽管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但比2004年同期仍大幅度下降。本土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仅为15%，比2004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利润总额660.8亿元，同比下降4%；销售利润率仅为3.1%，下滑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谷。家用视听产品、电子计算机、电子器件利润率也均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全行业亏损面继续扩大，亏损企业亏损额日益增加。2005年1～9月份全行业亏损面接近29%，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个百分点，亏损总额198.4亿元，同比增长55.1%。其中，电子器件行业利润同比下降61.4%；彩管、国产手机行业上半年几乎就是全行业亏损。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1.95%，TCL、京东方、上海广电等老牌企业都陷入了巨额亏损的境地。与此同时，美国的IT跨国公司都取得了突出业绩。根据公开的财报数据，2005年1～9月份，微软公司净利润为94亿美元，比我国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利润总额还多12亿美元。英特尔净利润达到62.2亿美元，IBM净利润为47.5亿美元，分别是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利润总额的4倍和3倍。其中，微软、英特尔的利润率都在20%以上。

从以上的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IT业，跨过公司的业绩是突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企业与这些跨国公司也是存在差距的。微软和英特尔公司都是世界IT业的知名公司，在我国也是业绩突出的成功的跨国独资公司。独资使跨国公司只需使用最必要的小额资本便可以控制整个供应链，节省了成本，并使整个公司上下游一体化，对整个产业链条实行控制。所以说，独资有利于跨国公司在新兴行业中的自由发展，有利于提高整个公司的运行效率，形成公司优势，在新兴行业中形成垄断地位，这种垄断优势会给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盈利本来就是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所以跨国公司必须保持这种垄断优势，使之发挥最大作用。根据海默的“垄断优势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基础就是其雄厚的垄断优势，当它在东道国经营时，它当然愿意继续维持这种垄断优势，并且渴望形成世界上其所在行业的垄断优势，以独资方式进入东道国是维持这种垄断优势的最佳途径，这种跨国的垄断优势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并且，根据补充发展后的垄断优势理论——“海默金德伯格传统”，外商之所以不喜欢以合资的形式投资，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垄断优势，或者说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这种垄断优势。特别是在以上提到的我国新兴行业，跨国公司比较容易在这些领域实现自己的垄断优势，所以它们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独资是它们的必然选择。总之，保持垄断优势，才是跨国公司独资的根本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跨过公司在我国的独资化并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它是符合经济理论的，也是符合跨国公司发展规律的正常现象。实际上，不只在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吸引外资投资，在国内建立适合外商投资的经济环境。以韩国为例，1998年11月开始实施新《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大幅放宽了投资领域限制，提高了优惠幅度，延长了法人税和所得税的见面期限，为大规模引资实行指定外国人投资区制度，允许外国企业对韩国企业进行敌对性并购等，对外商在韩直接投资实行全面自由化和鼓励政策。还有，在巴西，政府也鼓励外资进入，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巴西宪法规定，所有在巴西境内的外国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均被视为“巴西民族工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也都纷纷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对独资企业也纷纷放宽限制。从这一趋势来说，我国出现的独资化现象也并不是特例，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必然现象。

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行为是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占领国际市场。跨国公司只有完成独资改造，才能提高投资公司的收益，也才能从机制上改善投资公司的运营效率。只有完成独资的时候，跨国公司才能够将其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管理与经验拿到中国市场分享，才会将其更高端的产品与生产制造技术转移过来，并采取全球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技术进行无障碍保护。所以说，这股“独资风”并不是一股可怕的力量，通过制定合理的对策，可以使外商独资企业与其他形式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和谐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