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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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的浮嚣。文化的浮嚣确切来说是“选择过的文化”，既不如虚伪文化那样虚假，也不如真正文化那样真实，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文化。人们在浮嚣的文化中，对所生活的社会没有使命感，道德价值流失。文化不再是精神食粮，而是成为商品。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商品拜物教中那样，在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文化成为工业产品并将文化同一化。这种“制造”出来的文化内涵缺乏，以娱乐消遣方式欺骗和愚昧大众，骗取大众的感情，将大众感情转化为货币。此时文化本质已经完全被侵蚀，背离人的个性和本性，一无往日的生命活力。文化的工业化使文化产品成为商品，成为人的异己物。俗文化盛行带来的是文化“无个性”的平面化，人与人之间是利益上的服从关系。文化的实质被扭曲，创造成为生产线，成为批量生产的商品。文化原本的千姿百态变成模板，规范统一。人们逐渐习惯从心里接受固定的文化模式，不能选择，只能接受既成事实的大众文化，放弃挖掘丰富的文化生命，宁可在统一的“文化空气”中呼吸，也不愿穿越自由文化的“真空”。真实的文化被金钱掩埋、隔离、疏远。人们主观上缺少对文化本质的追求，接触的越多，越认为周围的文化离自己越远，陌生感越强，追求文化的思维陷入迷宫之中。文化不是人的本质外现，而是束缚、麻痹大众的强大力量。

（三）道德的失落。物质世界的迅猛发展导致人对物质的需求愈加突出。在文化异化中人成为片面关注物质需要的“经济人”，物质欲急速膨胀，物质享受是唯一的追求，精神文化只是生活的附属品，精神家园逐渐枯萎。在经济和道德两个本应共进的领域发生了两极分化，道德被忽视，日益失落。

人本应是完整的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存在。因过分关注物质而忽视了道德建设，在道德领域出现了种种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道德世界中道德感性化，主观随意性盛行，道德评价和批判标准丧失。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说也是文化异化的另一种体现。首先，过于强调主观随意性的好恶表达。在社会生活中，只强调个人的感性直观和主观偏好，缺乏理性的思维分析和逻辑表达。在道德世界，理性应成为“主角”，需要毫不留情地放弃经验，克服人的动物性，但当下道德世界的感性成为“主演”。其次，感性主义强调个人是道德主体，是不需要依附社会背景的存在。在感性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孤立的，没有任何联系，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生活，社会是与己无关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虚幻体。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人应是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的。再次，感性主义没有道德评价和判断标准，一切都只凭主观情感判定，标准是个人的喜好。真正的人应以本真的面貌生活，按照人的尺度和理想而奋斗，有着严格的价值评判标准，而不是为所欲为，任意发泄个人的情感，将自己的道德情感置于“冷宫”。

二、文化异化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劳动的异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异化的原因需从劳动异化的维度寻找。马克思主要通过“异化”“外化”“自我异化”三个基本概念论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现象。一是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产品是人本质对象化的外在表现，本应属于劳动者，是劳动者的结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与工人脱离，变成与工人对立的力量。“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52“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52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穷，就越被统治。二是劳动自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质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通过劳动，人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体现，并在劳动中感受到创造的幸福和喜悦。但在异化条件下，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54。三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类区别动物的根本特征，亦是人能动的类生活，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劳动的异化导致人不能确认其类本质，把本应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生存的手段，劳动的本质特性丧失。四是人和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自身的异化、人类本质的异化必将导致人与人之间发生异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异化”。此时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是生疏的，是劳动原有之意以外的。

关于劳动异化问题，还可以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找到理论根据。卢卡奇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总结了自己的“异化理论”———物化。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物与物的关系，是一种掩盖和埋没真实的虚幻外相。在这种关系下，人的劳动成为不依赖人的客观存在而控制人，和人对立起来。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是外在与人的异己物，是一种压迫人、控制人的力量。劳动异化和物化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异化。经济异化下，人自身的本真丧失，完全服从社会的统治，对社会的批判力和改造力越来越少，社会统治代替了个人批判，失去批判改造能力的人最终成为“单向度的人”。劳动异化之所以如此有“市场”，是因为劳动异化带动了物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在这方面是有目共睹的，但却导致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盲目追求，对经济利益的过度狂热，以“经济人”的身份在经济异化的苦海中游荡，逐渐在道德情感和人文关怀等方面危机四伏。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异化是文化异化的直接原因。劳动异化、经济异化、文化异化实则是殊途同归，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二）人需要的物质化。文化异化如从人自身分析原因的话，人的需要的扭曲和异化是一个重要“突破口”。人的需要有其自然本性和欲望，但内容和水平还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在一定意义上，人的需要就是社会需要。人在劳动生产中生产产品及产品的新需要，新需要又带来新产品，循环往复。人的需要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走向丰富和完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变为追逐利润，不再是满足人的需要。“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3］132在这种“需要”下，人的本性生活是奇想，是享乐，是物欲。人需要的越多，就越丧失本质，越成为物欲的奴隶。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并非是个人需要，只是代表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丧失了需要的人所从事的劳动不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阻碍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成为与人本质背离的生产。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知道物质的富足并不表示人的富足，物质的占有并不表示对人本身的占有，但仍然将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生存的目的，认为谁拥有的钱多，谁的地位就高，权力就大，就可以奴役他人，习惯把对与错、善与恶、苦与乐通过外在的物质来体现，通过物质控制别人和自己，追求片面的物质利益。例如，结婚本应是爱情的产物，但如今也需要物质体现爱情价值，无房无车的裸婚屈指可数。除了物质，人们不知道去追求什么，不知道有更针对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寻。“忙碌是与现实直接同化，为既有的物性化了的东西所占据，自我遗失在现实之中。他不断扩大对物的占有量，但物与他自身的可能性为此所蔽，生命力就不能充分展开。”［4］人们忘记了精神的发展，忘记了生命意义的存在，在物质世界中将自身需要异化，在这种人的需要的异化下，文化异化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三、文化异化的“正负”影响

文化异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能用绝对的好与坏进行评价，既有上帝的仁慈，又有魔鬼的残忍。异化并非只是一无是处的“贬义词”，文化异化作为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一，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人类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是自然人阶段。在原始社会，人类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这个阶段不能也无法产生异化。二是部分人阶段。一部分人发挥自己的本质和力量，创造文明使自己成为人，但是把他人当作自然物来对待，这个阶段人是通过奴役他人，把他人当成纯粹的动物（看似类似奴隶社会，但反思当前亦是如此），这是人类在异化中发展的阶段。三是全是人的阶段。使全人类意识到人不能是物，人是人，人有人的发展，必须摆脱物的状态，赢得自由发展，这是扬弃一切异化的产生阶段。由此可见，作为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化在发展中发生异化，是人类自身异化的必然反映，亦是人类发展不可跳跃的阶段。第二，文化异化推动了文化发展。异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状态，全部的人类的活动都是异化和克服异化的活动。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不断产生、不断克服文化异化的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循环过程。文化异化是暂时性的过渡阶段，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种原始力量，社会文化的历史就是新的文化异化代替旧的文化异化过程。文化异化一旦消失，社会文化就会陷入僵死静止状态。第三，文化异化能够扩大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异化条件下文化与人之间是对立的异己关系。此时文化的存在不依赖于人，在外在于人的同时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无奈的茫然之下，人们必然会激发内心深处对文化的渴望和向往，有意识地增进个体间的文化交流。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人际交往，情感联系将变得更加默契。

通过文化异化的概念可以得知，文化异化的实质是文化与人之间的背离状态，是社会中不完满的、病态的文化实践，虽然我们不能否定文化异化所具备的积极意义，但其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人在文化异化中创造性减弱，内在的开放性和批判性丧失。文化异化下文化脱离了人的本意，成为人的外在物和对立面，变成对立的异己力量。人们逐渐陷入一个“文化不适应”状态，对周围出现的种种文化要么无法理解，要么完全吸纳，跟不上文化的发展步伐，不能正确看待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产生强烈的文化恐惧。在恐惧心理的支配下，人们的主体地位动摇，创造性减弱，吸收力衰竭。人逐渐被文化奴役，成为俘虏，被文化压迫。第二，造成人们精神世界的荒芜。文化不再是精神食粮，变成精神世界之外的异在物，人成为文化的弃儿。文化工业将文化在社会中变成商业媚俗物，成为无个性的、批量的生产。在文化工业下，人们无法感受文化的生命力，不能得到生命的启示，体验不到文化的愉悦，只能在失落、无助、孤立、空虚的状态下生存。文化与人渐行渐远，成为人类世界的浮华之物。第三，人自我本性的失落和本质丧失。缺少文化熏陶的人已不再是完全的人，失去了人的本质属性和根本依据，降低为商品一样的存在，内在张力僵化，内部生命丧失。在生产活动中人们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生产纽带的构成不再是人的本质，占有成为主要目的。在人与人关系紧张的同时，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突显，难以调和。虽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不能完全归咎于文化异化，但文化异化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

由文化异化的正负影响不难发现，文化异化下的世界是一个矛盾突出、混乱不堪的世界，呈现的是一个个无法解决的谜团，合理逻辑下出现了难以克服的二律背反。但在矛盾重重的世界，也蕴含了美好的可能。文化异化的诸多负面影响需要一定的限制条件，不同的维度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要理解文化异化的积极意义，亦要实现道德批判，正确看待文化异化的正负作用。在文化异化克服方面，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对待文化异化的立场和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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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现——“于丹现象”

文化“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川。对于这一“复合体”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从而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便构成文化哲学的研究视0或使命。而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基本规定范式、总体批判态度和理性重建勇气都是人类文化实践和文化“创制”所关切所追求的价值鹊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的适应性和文化的规范性二重功能的圆融性理解和理性适度把握。一般认为，文化的适应性即对文化现象的认同;文化的规范性则指范导性的原则说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二重功能互相制约、彼此牵制，共同模塑着人类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演进擅变。简而言之，文化是在人类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发育积淀升华并反映人的本质性维度的“真实”存在。其一经形成，便通过“内化”作用承诺出不同的人生价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义。并且，文化本身在此“内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得以传播，得以发用。

“现代性文化”观念肇始于16世纪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识统一性两大“神话”为哲学依据。一般来讲，其思维模式为二元对立或主客二分，价值逻辑上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方法论上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认识论上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社会历史观上高扬“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这一点已由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后的诸神不和”所隐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认，“现代性文化”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一系列领域的精心“设计”进程中业已彰显其功效，正如哈贝马斯所预言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但同时，对“现代性文化”的疑惧也绵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针对“价值一意义”真空地带的后现代文化“超越”之旅，尽管步履维艰，“样态”百出。而正是在这疑惧与建构中，“现代性文化”获得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和空间，从而在与社会大众的深刻照面后愈来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现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现自己现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这里所谓的“普遍理性”向度，不仅指技术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现象”的出现即为一范例。抛开这一夜串红、倍受青睐的浮光抨影，静心审视和反思这一文化现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问到:这一现象背后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义?为何走红?如何解读?问题使人反思，反思使人发问。而发问本身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本体论澄明。

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

二、现代性文化的呈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性文化”自近代传播发育到中国以迄，“科玄之争”的阴霆就象幽灵般萦绕在我们心头，激烈较量，复扎博弈，成了挥之不去的争论话题。抛开“现代性”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人格”作价值承诺，客观公允地讲，“现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实践无疑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伴随综合实力的增强，继之而起的是社会价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寻根的“热情”。就个人层面讲，“现代性文化”撕裂了农耕文明时代地域性传统纽带和“程式化”社会关系，形而上的“文化一价值”认同危机由此而发，并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在“复兴”中获得“文化一价值”上的心灵阪依，以此来寻求精神上的生态平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21世纪初，整个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渐看涨。在此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应获得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致的大振兴。这是时展的要求。而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平衡社会发展、大众心理失衡和价值归宿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它提供了生活的准则、行为的规范、生命的态度、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分化多层次多元化、社会公正原则要求重新定位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平衡的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丹现象”正是在此社会大背景下向我们走来。可以说，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特殊“样态”，是中国文化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这也是文化规范性的内在要求和使命。

从大众文化与大众自身的精神需求处着眼，“于丹现象”的出场，以新瓶装旧酒的“工夫”极大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慰籍。不同的是它选择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尝试用古琴弹奏雅乐的时尚消费文化之路。这种大众文化传播与消费，以集体无意识的当代文化需求和时展为契机，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的新范式，呈现了“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新理念。虽然不免有“学术生态破坏”的质疑声。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解读?谁来解读?曾经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何以与大众沟通?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即文化创新问题。

三、现代性文化呈现的条件

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生成置换，即融人“现代性”的阐释视阂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创生;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现代中国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而现代中国处在经济高速运转、文化商业化的伦理变迁之路上。

“于丹现象”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对以上两方面的文化创新自觉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现代性文化”工程的当代实践呼唤着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1)他们具有自身的学识修养与个性解读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式阅读”，“走进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语)，坚信“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普世化”在大众面前，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主导性价值观，阐释并守护“现代性社会”的当代意义，从而开启现代文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之路和当代“意义世界”的自为拥有空间。(2)但是，这些新质型“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创的这项“工程”必须负载着现代高科技与现代传媒，以迎合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现代“经济一文化”社会。在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化产业化包装打造的社会转型期阶段，跨时空地解读、普及跨历史的文本经典，不是收敛趋同，而是发散繁衍;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对接，而是文化搞客与时俱进的文化再创造，包括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现代传媒的介人。这也是文化的适应性。

从道理上讲，一种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映射着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个民族不同阶段的生存方式选择也规范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现象的话语权。中国现代性文化在经历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选择”而大众世俗生活由于“双向挂空”而精神家园依然无所依凭的21世纪初阶段，“庙堂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义”走向“信息化时代”，“学术训话”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再创造和传播普及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实际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之举。从更现实处着眼，中国目前以“民生”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或构建)必须以“文化整体性人格”做价值承诺，在现代性文化的“酱缸”里汲取营养。而“民生”本位关涉的层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应包括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创新框架内。当然，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让“于丹现象”就保留着它的开放性吧。而且，文化践履活动本身不以真假为判断尺度，而是根据大众可接受的程度来估价。

四、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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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否知道自己是湿的?”这是文化、媒介评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不知道”。鱼的生存是由水决定的，只有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鱼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处境。这个例子对于人和大众媒介来说是同一个道理。媒介已经完全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至我们经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更感觉不到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媒介向我们传递信息，给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兴高采烈，让我们烦恼困惑。媒介改变我们的情绪，挑战我们的文化意识，侮辱我们的理智。

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变为“地球村”的今天，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改变传统文化边界，拓展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推进着跨文化传播，进行着文化的整合，同时也携带着政治与资本的力量，推行着文化霸权主义。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

现在越来越活跃和频繁的跨文化传播使我们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新鲜内容，校园媒介也开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例如，大学生们穿的是“韩国风”和“欧美风”带来的、款式多样的、休闲时尚的衣服；戴的是“韩国风”吹来韵有着光亮色彩的、能展现大学生青春活力的、精细幽雅的饰品；我们的手机彩铃是现在最流行的韩文或英文歌曲；宿舍墙上贴的是安在旭、Rain、张东健、金喜善等韩国影星的巨幅海报；手机、钥匙或书包上挂的是“冬日恋歌”的插图或Rain、辈勇俊等英俊韩星的小型照片；课余休闲时，我们在网上看韩国最新的浪漫爱情剧或美国现在最受欢迎的连续剧；我们模仿韩剧男女主角的流行发型和发色，现在我们最想去的城市是汉城……

追求浪漫、追求美、追求时尚、追求新形式和新鲜内容，喜欢模仿别人的东西、适应性强、价值观和审美观灵活的、代表一个时代的现代大学生正在成为吸收跨文化传播养分的主力军。我们的各类文化意识也随着跨文化传播的潮流而打破了本土文化的界限。具体说来，跨文化传播对现代大学生文化意识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服饰文化意识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以后，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织品通过贸易进入欧洲，促使西欧人广泛地了解东方的古老文明。从此东方文化开始影响欧洲中世纪人们的服饰。中国织物光泽华丽的外观、豪华的金银线刺绣与欧洲人对神的崇拜心理一拍即合。尤其在l3世纪，随着西方和东方贸易的不断加强，形成了欧洲人热烈追求东方服饰的热潮，女装衣服的领、袖、衣边均出现模仿绣花的形式。因此，中国袍装和装饰对后来的西欧服装的演变和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对各民族的服饰文化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而现在，“欧美流”和“韩流”在中国迅速蔓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充满活力、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现代大学生，常常把具本民族特色的传统衣服叠放在箱子里，成为追逐“欧美版”“韩版”潮流的主力军。

几年前，在年轻人中间兴起美国黑人的“街舞热”，在我们校园则引起穿HIP—HOP服饰的浪潮。在校园里，无论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男生或女生，都流行穿宽大的休闲T恤、肥大的裤子和滑板鞋。几年来，随着韩剧越来越多的播放，走在校园里，身旁飘过的、一身精致时尚韩版服装打扮的个性男女越来越多。韩剧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剧中女美男俊的主角、催人泪下的煽情剧情外，还有男女主角青春亮丽的各色服饰。现在“韩国风”征服了无数年轻人，让欧美时尚成功的亚洲化。

突出自由自在的个性，即不像西方服饰那么开放、又没有东方服饰那么的过于保守，注重精美的细节处理，简约而含蓄、大方，经典又不失时尚、朴实，闲适中透露出高雅，适合各种场合穿着的休闲、舒适的韩服符合具有追求完美、自然轻松、无拘束的浪漫休闲心态的，还在校园学习生活又渴望时尚个性的现代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也因此，风靡流行的韩服成为了现代大学生的首选。

大学生们也喜欢佩戴韩剧里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首饰，喜欢金黄色的、剪得千奇百怪的韩版发型，还喜欢像韩剧中的女主角一样着鲜艳的眼影，抹光泽的唇膏，以此炫出自己的青春。

由此可见，跨文化传播使大学生的服饰文化意识更多样化、个性化和色彩化了。

二、对饮食文化意识的影响

饮食文化，从本质上说，不是指这个人和那个人在餐饮上应该做出哪种选择，它指的是隐藏在人们心里的东西；如共同的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的基础；指的是人们在这个方面连续重复的群体实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了生存，曾发明很多加工食物的工具以及各种烹饪技巧和食用方法，并把这些技巧和食用方法利用各种符号传播给别人。也正是因为这些饮食文化的传播，人类积累了丰富的饮食习俗、典故、思想和理念。

信息交流对饮食文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跨文化交流对各族人民的饮食文化意识的影响更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各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中国饮食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长盛不衰，是因为，不仅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传播交流，同时又积极吸收海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饮食文化。

从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大众传播媒，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断地影响我们的饮食文化，断地更新我们的饮食文化意识。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商业贸易传播和宗教传播是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现在各大众传播媒介也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2002年笔者刚进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中间去肯德鸡、百富、德克士等西式餐厅就餐的情况不是很普遍。但随着乌鲁木齐西式餐厅的增多，西式食品价格也随之下降，在校园里，学生去装修豪华、优雅的肯德鸡、德克士、西饼屋等西式餐厅消费成了一种时尚。在各种节日里，同学们很喜欢去环境舒适、给我们新鲜感的西式餐厅，享受给我们带来新滋味的西式食品。最近，随着“韩流”热在中国的出现，各式各样韩国料理的美味也飘到了我们的身边。像西餐很快成为我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那样，不久，韩餐也将成为我们饮食文化意识的另一个新内容。

三、对节日文化意识的影响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本民族特色的各种节日。如圣诞节是西方人的最大节El，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最主要节日。随着各民族和各国之间跨文化交流和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的日益增多，其他民族的一些节日不同程度地融进了我们的节日文化。特别是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和父亲节等典型的西方国家的节日，在新疆的各民族人中尤其是年轻大学生中很流行和普及。

每次圣诞节，不论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还是其他学院的学生，都会用圣诞树和圣诞礼物把教室和宿舍装饰得非常漂亮，门和玻璃上贴着“MerryChrist．mas”的贴纸，并相互发短信来庆祝。情人节是追求和向往浪漫爱情的现代大学生的另一个重要节日，母亲节和父亲节则是我们向父母表达孝心的重妻节日。总之，这些典型的西方节日已成为大学生节日文化意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休闲娱乐文化意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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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建立所谓跨国公司“统论”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观点。所谓内部化，是指把市场建立在企业内部的过程，即以内部市场取代原来固定的外部市场，企业内部的转移价格起着内部市场的作用，使之与固定的外部市场同样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样做可以避免额外增加的成本。

前不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1998年和2002年在华企业利润进行分类比较，从得出的结论来看：外资企业的业绩实际上只比国企和有限责任公司这两类好一点，不如其他中资公司的各类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只包含年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在这样规模上的比较，发现1998年外企根本就是负利润，2002年虽然盈利，但利润率，低于1%。最新的统计数据则显示，在2005年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4.8%；集体企业利润增长31.5%；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长26.4%，私营企业利润增长42.4%，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增长最少，为5.3%。外资公司把跨国公司的不佳业绩归罪于合作方效率的低下，进一步暴露了合作双方的矛盾与隔阂。

根据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内部化理论，这些低效率的合作是由于双方合作中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所造成的。首先，双方的合作目的是不同的，我国的合资企业引进外资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技术来提高我方的核心竞争力并引进资金。而投资方创办跨国公司是为了占领国外市场，因而它们往往更注重长期的发展和公司全球战略规划，双方的合作目的日趋背离，最后导致双方的要求都不能互相得到满足，摩擦增多，导致合作的低效率，增加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其次，双方在合作中的不协调，其中包括经营理念上的不同，以及外方对于中方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管制，经营受到各地方政府政策法规限制的不满，无形中所增加的成本加上双方合作前期谈判的成本，使外方对合作中的成本问题不得不更加地重视，并且在降低成本方面做出大动作。而合作中可降低甚至消除的成本包括经营中出现的由货币表现的成本，以及整个公司团队由于经营理念不同而不能团结一致所形成的隐性成本，而独资就是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成本的最佳途径。其实对于每个企业来说，成本都是其关心的首要因素，所以有条件的跨国公司必然会通过独资形式来减少交易成本，实现内部优势最大化。跨国公司在早期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也是遵循交易费用原则的，在一个新的市场中发展自己，独立经营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合作伙伴可以帮助外资解决问题，以合资的方式降低交易费用，缺点是内部化程度比较低，而内部化优势又是决定跨国公司国际生产水平的重要因素。当今跨国公司的情况有所改变，随着国内投资环境日趋完善，投资风险降低，合资企业优势效应弱化，随着时间推移，以合资企业方式降低风险的必要性在下降。跨国公司为了加快技术更新换代和新产品的引进，渴望摆脱合资企业的束缚，特别是当中方的行为可能影响其整体发展战略时，追求企业的控制权就成为外方的必然选择。投资企业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内部优势”，将增加投资力度，这就必然引起跨国公司的独资化，独资是跨国公司实现“内部优势”最好的选择，实现了内部化也就是提高了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的水平。因此退出合资而变为独资只是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降低交易费用加强企业内部化程度的一种行动，是跨国公司的一种理性选择。从理论上讲，跨国公司的独资行为是跨国公司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区位变量：跨国公司独资化的制度原因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模型中的区位优势脱胎于区位理论，邓宁列举的区位优势变量有自然和人造资源及市场的空间分布，投入优惠或歧视，产品和劳务贸易的人为障碍，经济体制和政府战略，资源分配的制度框架等。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特有的优势，也是跨国公司选择国外生产的重要因素。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这里，“区位优势”不仅包括资源和地理条件等自然禀赋变量，而且也包括投资软硬环境、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聚集效应等后天形成的区位变量，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区位变量主要有转轨变量、外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文化环境、基础设施等其他变量。显而易见，这些区位变量除了基础设施等内含自然禀赋变量外，基本都属于后天形成的区位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独资化趋势的主要成因即在于此。

首先，对于自然禀赋变量，我国有先天的优势，地大物博，劳动力资源充足，且劳动力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低，这使得跨国公司在我国雇用劳动力的成本比较低，这些因素都有利于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并且在这种雇佣劳动力低成本的情况下，跨过公司很容易形成较大的规模。但我国的不足在于产品技术水平和公司管理水平比较低，这就使得跨国公司倾向于独立经营公司，独立使用自己的先进技术而不受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制约，同时使用外方先进的公司管理技术，对公司进行整体统一的管理，提高公司效率，这也是外方选择独资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后天形成的区位变量的影响。东道国的现行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的核心应是鼓励创新和科技应用。这也就是说，对于跨国公司以何种形式进入受资国，受资国的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在政府特殊的经济政策支持下，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东南沿海的区位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自由度更高，因此它就具有更低的商业风险。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刚刚进入我国的时候，外资往往偏向于在东南沿海地区投资，这些地区一直都是投资热点。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大环境下，这里的投资更加火热，外商的投资力度增加，独资化现象也就层出不穷了。对于中西部地区，随着近几年我国相继推出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自由度也不断地提高，跨国公司也在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后，我国的市场变得更加地开放，加上政府调整了投资政策，更多行业的开放度扩大，这就为外商投资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使外商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尤其是按照中国入世的承诺，中国开始放宽对外商投资股比的限制，并扩大了市场准入范围。在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更多的产业领域允许合资企业中外商持有51%以上的控股权，允许建立外商独资企业，外资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必须建立合资企业或保持中方控股的政策条件已经改变。这项政策的改变起到了鼓励外商投资的作用，不仅新建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比例上升，而且，原先无奈采取合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外资，也纷纷转变为独资化企业。这项政策仿佛是对跨国公司独资化的一针强效剂，这种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跨国公司建立适合其发展有其特色的价值链，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形成独资化现象。

所以说，制度环境对跨国公司经营方式的变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跨国公司的独资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制度变革的影响，因而区位变量的变化是跨国公司独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垄断优势：跨国公司独资化的根本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S.Hymer)的垄断优势论被称为当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石。这一理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海默在其撰写的博士论文“国内厂商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先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美国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其垄断优势决定的。这些优势主要包括：资金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信誉商标优势等。海默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是追求直接的利润，或者说利润的差异不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垄断优势才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它可望获得长期利益。

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大批新兴产业出现在国际市场，由于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正处于发展阶段，并且市场经济也不太成熟，所以在我国，新兴产业的概念还没有形成，也没有一个体系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独资往往会获得很快的增长。外商也看到了这种新兴产业中的巨大利润，纷纷进军中国，挤占新兴产业这个潜力市场，利用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在中国市场形成垄断优势。以IT业为例，2005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进一步拓展低端产品领域和二、三级城市市场，产品价格竞争更加激烈。而国内企业技术创新不足、产品同质化加剧了竞争程度，导致电子信息全行业平均利润率进一步下降。

2005年前三季度，尽管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但比2004年同期仍大幅度下降。本土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仅为15%，比2004年同期下降了10个百分点。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利润总额660.8亿元，同比下降4%；销售利润率仅为3.1%，下滑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谷。家用视听产品、电子计算机、电子器件利润率也均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全行业亏损面继续扩大，亏损企业亏损额日益增加。2005年1～9月份全行业亏损面接近29%，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个百分点，亏损总额198.4亿元，同比增长55.1%。其中，电子器件行业利润同比下降61.4%；彩管、国产手机行业上半年几乎就是全行业亏损。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1.95%，TCL、京东方、上海广电等老牌企业都陷入了巨额亏损的境地。与此同时，美国的IT跨国公司都取得了突出业绩。根据公开的财报数据，2005年1～9月份，微软公司净利润为94亿美元，比我国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利润总额还多12亿美元。英特尔净利润达到62.2亿美元，IBM净利润为47.5亿美元，分别是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利润总额的4倍和3倍。其中，微软、英特尔的利润率都在20%以上。

从以上的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IT业，跨过公司的业绩是突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企业与这些跨国公司也是存在差距的。微软和英特尔公司都是世界IT业的知名公司，在我国也是业绩突出的成功的跨国独资公司。独资使跨国公司只需使用最必要的小额资本便可以控制整个供应链，节省了成本，并使整个公司上下游一体化，对整个产业链条实行控制。所以说，独资有利于跨国公司在新兴行业中的自由发展，有利于提高整个公司的运行效率，形成公司优势，在新兴行业中形成垄断地位，这种垄断优势会给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盈利本来就是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所以跨国公司必须保持这种垄断优势，使之发挥最大作用。根据海默的“垄断优势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基础就是其雄厚的垄断优势，当它在东道国经营时，它当然愿意继续维持这种垄断优势，并且渴望形成世界上其所在行业的垄断优势，以独资方式进入东道国是维持这种垄断优势的最佳途径，这种跨国的垄断优势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并且，根据补充发展后的垄断优势理论——“海默金德伯格传统”，外商之所以不喜欢以合资的形式投资，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垄断优势，或者说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这种垄断优势。特别是在以上提到的我国新兴行业，跨国公司比较容易在这些领域实现自己的垄断优势，所以它们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独资是它们的必然选择。总之，保持垄断优势，才是跨国公司独资的根本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跨过公司在我国的独资化并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它是符合经济理论的，也是符合跨国公司发展规律的正常现象。实际上，不只在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吸引外资投资，在国内建立适合外商投资的经济环境。以韩国为例，1998年11月开始实施新《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大幅放宽了投资领域限制，提高了优惠幅度，延长了法人税和所得税的见面期限，为大规模引资实行指定外国人投资区制度，允许外国企业对韩国企业进行敌对性并购等，对外商在韩直接投资实行全面自由化和鼓励政策。还有，在巴西，政府也鼓励外资进入，并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巴西宪法规定，所有在巴西境内的外国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均被视为“巴西民族工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也都纷纷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对独资企业也纷纷放宽限制。从这一趋势来说，我国出现的独资化现象也并不是特例，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必然现象。

跨国公司的独资化行为是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占领国际市场。跨国公司只有完成独资改造，才能提高投资公司的收益，也才能从机制上改善投资公司的运营效率。只有完成独资的时候，跨国公司才能够将其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管理与经验拿到中国市场分享，才会将其更高端的产品与生产制造技术转移过来，并采取全球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技术进行无障碍保护。所以说，这股“独资风”并不是一股可怕的力量，通过制定合理的对策，可以使外商独资企业与其他形式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上和谐地发展。

篇5

关键词：生成；生成课程；预设课程

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课程理论在极大地推动了课程科学化进程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教育危机和人的危机。因此，在它由诞生到逐步确立起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就绵绵不断地出现批判者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又不约而同地指向其课程的预设品质，由此而涌现了异彩纷呈的诸多课程理论话语。正是这些多元的课程话语谱写着一部精心动魄的“多声部”交响乐，而这部交响乐又有意或无意地响彻流淌着“生成”这一主旋律。于是，课程的生成性问题以其富蕴的时代精神就日益浮现出来，让我们难以回避。这样，“生成课程“作为一完整的概念就应运而生。“生成课程”又称“呼应课程”，它是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贝蒂·琼斯提出的。我们认为，生成课程不能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操作模型，而应理解为一种课程理念，也即以生成论思想关照课程，力图实现课程向生活世界的根本回归，它作为一种课程理念，具有导向性与前瞻性等特点。本文也正是力图以生成论作为理论背景与思想来源，并在与预设课程的多层面相互比较中，试图对生成课程的一些基本理念做一简要探讨，希望有助于我国课程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以及对我国的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一、生成课程的涵义以及特性

（一）生成课程的涵义

既然生成课程以生成论为理论背景，那么就有必要对生成论作一简单介绍。生成表示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生成与预设相对，“预设”是指已经完成、已经完结。在当前，生成论思想虽然仍缺乏系统的哲学建构，但它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亮点。生成论是关于事物生成、演化过程和规律的思想，它坚持宇宙万物在本质上是生成的，它对世界持一种动态的整体性分析观点。

所谓生成课程是指：以真正的对话情境为依托，在教师、学生、教材、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持续相互作用过程中动态生长的建构性课程。这表明课程弃绝了“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维逻辑，而代之以“一切将成”，课程在过程中展开其本质，课程活动成为师生展现与创造生命意义的动态生成的生活过程，而非单纯的认识活动。以此为据，英国进行的开放课程，斯腾豪斯倡导的过程取向课程，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瑞吉欧—艾米利亚的“项目活动”课程，以及丰富的后现代课程理论都是生成课程的深刻体现。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课程学者多尔就认为课程是在师生对话中生成的，“适应复杂多变的21世纪的需要，应构建一种具有开放性、整合性、变革性的新课程体系。课程不再是特定知识体系的载体，而成为一种师生共同探索新知的发展过程；课程发展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不再是完全预定的，不可更改的。”澳大利亚学者布莫等人倡导的“协商课程”实质上也是一种生成课程，其课程内容方案的制定以及实施都是由师生通过协商合作而共同完成的，同时课程所蕴涵的价值、意义、精神也通过师生的相互理解而得以生成。我国当前进行的新课程改革也从多层面内在地反映了生成课程的精髓，比如研究型课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成课程。

这样，在生成课程中，课程就具有了全新的含义，课程真正实现了由“名词”到“动词”的根本跃迁。课程不再仅仅只是已知的结论性知识，而是师生通过对话探究知识并获得发展不断生成的活生生的动态过程。预设课程虽然也讲过程，但是过程是事先预设好的，这样，课程活动中的创造品质和生成品质遭致根本丧失。在生成课程中，教材并非学生必须识记的静态的知识体系，它既非课程的终点也非课程的目的，而是点燃学生思维火炬的原材料，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课程资源。课程的内涵也不再是静态的过去时，而成为尚未完成的将来时，这样课程就具有了多种发展的可能性。生成课程对“生成”的重视，实质上是对教育中人的重视，“成人”是生成课程的核心所在，其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完整生命个体的充分实现，从而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它是“学生中心”课程，而是一种“学生本位”课程，力图以“学生”为本位而内在地整合课程的社会与知识两维度，它虽然基于学生的生活世界、需要以及兴趣，但绝非学生的漫无目的任意的自发活动。生成课程力图从根本上消解现代主义课程范式的预设性和确定性，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思维方式，使课程不再具有某种固定的程序与模式。诚然，在我国当前的教育情况下，完全运用生成课程还存在诸多困难，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生成课程以其过程展开中的丰富多彩而昭示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并因顺应了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吻合了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从而表征着未来课程发展的根本特点与主流方向。

（二）生成课程的特性

生成课程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所依据的生成论都赋予它崭新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与预设课程相区别。

1．体验性

体验具有亲历性、个人性和默会性等特点，它根植于学生的精神世界。正是在体验中，课程资源才进入主体生成之域，学习成为学生的内部需要，成为一种愉悦的生命历程，课程的意义得以生成。实际上，如果课程只是让学生记住现成的结论性知识，而不经过学生理智的探险和思维的碰撞，没有对负载着生活意义知识的独特感受与深情体验，就很难讲学生真正掌握了知识，情意领域的发展也将无从谈起，课程本身具有的深层的丰富的意义也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生成课程的体验性在根本上体现了对课程的深层次理解。尽管课程自身涵义的纷繁复杂使得我们对课程的理解还远未达成共识，但我们从课程涵义的发展走向可以发现课程正日趋强调学生的体验性、生成性，其价值重心悄然发生着由“教”到“学”的嬗变。课程即教学科目等传统观点虽然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当今的课程学者更为关注课程潜在的生成和激发性能，以发扬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于是对课程的理解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课程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制度课程”，更为重要的还是“体验课程”。这就表明课程研究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课程开发程序的论争，而应将课程联系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生活体验中促进课程意义的生成。学生不再是课程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课程发展的主体，每个学生都会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兴趣创造性的建构“自己的课程”，学生个体获得解放成为课程活动的终极目标，并喻示着课程理论以及课程实践必将产生深层次的变革。

2．创新性

生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创新的过程。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鲜明地体现了生成的创新品质。生成课程将学生视为未完成的生命体，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开放性存在。也正是“由于把受教育者看作开放的可能性存在，他们潜伏的创造力的发挥才具备了条件”。生成课程坚信每个学生生命中都潜藏着巨大的创造潜能，并力图把他们的创造潜能发掘出来，其实施过程实际上也正是学生的创造潜能不断得以唤醒与激发的动态过程，唤醒表明生成课程注重解放并依靠学生的内部力量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而非依赖外部的控制力量。由此而论，根据哈贝马斯的“三层兴趣”理论，如果说预设课程在实质上体现着技术兴趣，并以控制、效率为价值取向，那么生成课程则鲜明地体现了解放兴趣，它以通过学生的自主创造达到个体的自由解放为根本旨趣。

生成课程的本性不只是在于让学生获得知识的增长，而在根本上以弘扬学生的创造性以及解放学生的创造潜能为根本旨趣的。预设课程实际上是反对创造的，它简单运用工业生产的运作模式，预设了课程的一切方面，课程活动过程沦为一种平面化的工艺“流程”，而非具备发展性与创造性的“流”与“变”的和谐统一过程。预设课程强调课程内容“是什么”，而生成课程与预设课程的典型不同之处在于它将课程内容视为“可能是什么”，也即强调师生对课程的再理解、再创造，他们通过真诚的对话探讨课程各种可能性的过程也就是师生创造性彰显与发展的过程。此外，生成课程实施中所营造的宽松自由的氛围也为学生创造活动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支持环境，使得学生的心灵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并为学生创造品质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毕竟，我们难以设想压制与沉闷的氛围会培养出富于批判精神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学生。因此，生成课程是学生创造性发展的不竭源泉。

实际上荷兰学者罗格霍尔的“多观点课程”就鲜明地体现了生成课程的创新性。该课程不是特定知识体系的传承，而是提供给学生关于现实的各种观点以及解释，促使学生面对不一致的观点，引导学生进行剖析，在各种观点碰撞融合之中拓宽视野，形成新的解释，在师生共同参与及对话中发展了他们的主体性以及创造性。

3．生命性

生命性实乃生成课程的灵魂所在。教育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完整的生命体，其根本目的在于“成人”，使学生获得作为人的全部规定性。因此课程作为教育中的核心要素理应珍视并善待生命，课程的价值不仅仅只是让学生获得丰富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从而为遥远的未来做准备，更重要的是在于彰显并提升学生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就意味着生成课程的实施过程是学生自我生成、生命力不断激发的过程，成为学生的一段生命经历，在此过程中，他们获得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而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人的生成。他们的生命需要得以充分满足，生命潜能得以实现，生命独特性受到尊重，生命内涵不断得到丰富，生命境界不断得以提升，课堂也由此洋溢并涌动着生命的活力。

首先，生成课程关照学生生命的独特性。也即生成课程重视人的个性与差异，而反对共性与同一。个性与差异是人生成过程中的根本特征。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芬芳，每个心灵世界都有奇异的美丽，每个学生都作为独特的而不可替代的生命个体而存在，他是具体的而非抽象、不能被标准化的，不同的学生在认知、情感、性格等领域，每个学生都存在着个性潜能发展的独特领域和生长点，因此，正视学生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应是教育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正成为世界教育领域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进行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内在需要。课程改革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帮助学生“找到一条最能鲜明地发挥他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才能的生活道路。”预设课程的根本缺陷在于对学生生命特性的漠视，当预设课程在预先设定了课程的一切方面的同时，实际上它也无疑预设了统一标准来要求不同的学生。而生成课程则鲜明地高扬起发展学生个性的大旗，从而将预设课程对标准化产品的追求进行了彻底摒弃，并力图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展。

其次，生成课程关照学生生命的完整性。也即生成课程坚持运用整体性思维或关系性思维，将学生看作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拒斥对学生生命的人为割裂与分解。因为，学生在课程活动中，是以一个完整生命体的方式而全身心投入的，而非只是局部性的参与，学生认知系统与非认知系统如鸟之两翼，只有和谐发展、比翼齐飞，才能作为完整的人而持续地生长。这样，课程实施不再单纯是掌握知识的认知过程，而是学生个体生命全面彰显与丰富的过程，从而使学生成为自我充分实现、主体性得以全面发展的生命存在。

二、生成课程提出的必要性

（一）生成课程是对预设课程批判反思的逻辑产物

生成课程的提出决非空穴来风，它是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预设课程所日渐暴露的诸多弊端进行批判反思的产物。生成课程相对于预设课程而言，预设课程是科学世界观下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并获得了实证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支持。它信奉“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思维逻辑，认为“事物发展过程、途径、手段和结果都是先在决定了的东西，过程的本质在过程之先”。预设课程以泰勒的目标模式为代表，它是由课程专家精心设计的、教师可以按部就班运用的课程，它强调课程是事先规定好的“跑道”，教师与学生的任务就是循着固定的跑道行进并到达预定的终点。课程的一切方面都被机械化了，它有着既定而明确的课程目标、固定而客观的课程内容、机械的实施过程以及封闭的课程评价，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输入—产出”线性程序，而课程中的不确定和非预期性因素受到根本忽视。对此，美国太平洋橡树学院的约翰·尼莫教授曾形象地将它比喻为“罐头式课程”。“罐头”的制作由课程专家负责，教师的职责在于将“罐头”（课程）取出，学生的任务就是吞咽这些可口或不可口的“罐头”。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它表现出对社会强烈的适应性品质而根本僭越了课程的超越性情怀，这样课程无奈地沦为社会所操纵的工具，学生也被塑造成工具式的角色，其主体性与个性遭致无情的漠视与践踏，其反思批判精神与创造能力出现奇异的匮乏。

因此，预设课程已难以满足当今教育发展以及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为克服预设课程的传统痼疾，运用生成论的崭新理念作为突破口进行课程改革，已显得日益迫切。生成课程的提出旨在对预设课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力图消解预设课程固定的线形程序主义以及行为主义外塑论模式，超越目标模式与过程模式对立的窘境，以丰富与深化我们的课程理论研究，并期望在课程实践中起到相应的改进作用。

（二）生成课程是建构主义知识观的必然结果

课程观与知识观具有内在的联系性，知识观发生转变，课程观也必然发生变化，可以说，不同的知识观必将带来不同的课程观。建构主义知识观是相对于客观主义知识观而言的。客观主义知识观以哲学认识论为出发点，认为知识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反映的结果，并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绝对性等特点。这样，客观主义知识观就趋向于将课程看作向学生传授的知识体系，由此就决定了对精细的具体目标、标准化的测验等方面的极力推崇。预设课程即是这种知识观支配下的产物。教师将充当“知识搬运夫”的角色，其主要任务就是向学生灌输这种“客观的”“绝对的”知识，知识对学生来说只是冷冰冰的事实和无情的规律，学生在被动地接受到大量的知识的同时却根本遗忘了知识的意义与价值。

而在建构主义知识观看来，根本不存在“纯粹客观”“价值中立”的知识，知识只是对世界的可能性解释。知识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相反，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将不断地被革命掉，并随之出现新的假设。”知识并非主体对客观现象的“镜式”反映，它是在丰富复杂的情境中通过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生成的，学生也并非一面“磨光的镜子”或“白板一块”，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谁也不是确定的知识主体，也没有谁是知识的客体。这样，建构主义知识观就使生成课程具有了根本性的前提与依据。建构知识观影响下的课程目标就不能被认为知识的单向传授，学生也就不必将知识视为固定的、绝对的教条加以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在与课程资源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知识，从而成为个体的教育性经验。这样，课程目标不是事先预设的，而是师生在教育情境中通过协商而动态生成的，课堂成为师生进行知识建构与发展的实验室，而非单纯授受知识的“讲堂”。

（三）生成课程是回归生活课程生态观的应有之义

当前，学校课程“回归生活”正日益成为世界课程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其根本目的在于克服“科学世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寻找现代人已经失去的精神家园。实际上，课程活动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才是课程意义生成的场所。课程“回归生活”既是促进学生生命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只有如此，学校课程才会真正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并满载着生活的意义。

人类有不同的世界观就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也将带来课程的理论性质、理论形态甚至表达方式等发生重大的改变。科学世界观代表着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思维，也称为工具理性思维。预设课程正是从“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出发，对课程进行静态化的处理，从而构筑起了现代主义课程的经典范式。生活世界观蕴涵着的是生成性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是对本质主义思维的批判和超越，它具有如下特点：“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反预定……重个性、差异，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反工具理性……重具体、反抽象。”实际上，思维方式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对课程领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就有相匹配的课程体系。课程在本质上是生成性的，这就意味着课程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本质，其本质应是现实的与具体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孕育出了预设课程，而生成课程则是生成性思维方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生成性思维方式的深刻体现，从而也真正体现了课程的精神实质与根本旨趣。

因此，在人类思维方式面临转型的特定社会背景下，我国的课程改革必须摒弃严重疏离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而强化对生成性思维方式的重视，并通过课程培养学生的生成性思维方式。课程所涉各方是否具有生成性思维方式就成为生成课程是否真正融入课程领域的关键所在。

三、生成课程的实现条件

（一）缔造取向的课程实施观

缔造取向的课程实施表明课程实施的过程也是课程创生、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以及教育方式等都会随着课程实施的具体情境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做出调整。这一过程具有非线形、自组织性等特点。自组织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它是对学生内部力量的肯定并力求获得解放。实际上教学作为一自组织系统，干扰因素以及不确定性因素是其得以形成发展与运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它将沦为一种僵化的封闭系统。因此，它不受固定僵化程序的限制，允许“意外”以及“错误”的发生，并将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这样，课程实施就不再是一种确定的封闭系统，而成为一种充满变数的非线形的复杂系统。

由此看来，生成课程的实施对教师与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提升他们的课程意识。

预设课程的运行机制采取一种“防教师”策略，教师被排斥在课程开发之外而没有发言权，他们无权对课程进行变动，也无需思考课程问题，其任务只是忠实而有效地传递课程，致使出现课程即教材、教材统治课程的现象。在生成课程中，教师不再只是课程知识的被动传递者，而是课程主动的研究者和创造者，他不仅考虑教什么以及怎样教的问题，还要考虑为何教。这样，教师立足于真实的教学情境对课程进行研究与创新的活动由此展开，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角色也因此形成。

在生成课程中，学生也是课程的主体，课程的创造者、设计者和建构者，不再是课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课程的主动探究者，成为自我建构的文化主体，课程实施过程成为学生主动地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学生的个人知识、生活履历、直接经验等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学生逐渐由课程的边缘人向中心发生根本性的位移。

（二）“我—你”取向的师生观

由于本质主义思维固守着一种二元对立以及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此，预设课程中的师生关系表现出“我—它”主客体关系模式的特点。这一关系模式消泯了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致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蜕变为纯粹的主客体关系，其生命的完整性被简单地看作单纯的认知体而遭致肢解。而生成性思维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它根本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样，在生成课程中，师生就结成“我—你”主体间性对话关系。“我─你”关系并非意味着“双主体论”，因为当“双主体论”将教师作为教的主体，学生为学的主体时，教师与学生相对于对方来说仍是客体，它实际上仍是一种隐蔽的主客体模式。

“我—你”主体间性关系是对“我—它”关系的根本否定，它体现了生活世界观下的关系性思维，在力图打破笛卡尔勾勒的“单子”式主体观的同时而更为强调主体之间的交往与对话。这种主体间性关系消解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认识与控制关系，而代之以丰富的充满诗意的审美关系与精神关系。这样，师生也由抽象的主体落实为生活世界中具体的主体，他们从自我中心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而处于更为广阔的范围。在这种关系下，教师与学生谁都不是中心，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对方作为客体看待，这就真正将学生提升到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为生成课程提供了最为根本的条件。

同时，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也为生成课程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自由轻松的良好氛围。因为，它弃绝了了师生关系的不平等，学生不只是倾听者，教师也不只是言说者，二者都可以是倾听者与言说者，从而将学生从教师独语控制的牢笼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样，学生才可以自由想象并自由表达，课程内容才表现出具有多种可能的开放性，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权威”，而是学生的引导者与激发者，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奴隶”，而是课程的理解者与创造者。

生成课程决非弱化甚至排斥教师的作用，而是相反，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成课程中，教师必须善于倾听。倾听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它是对话的基本前提，内容表现为倾听学生的情感、欲求、思想等。正是在“倾听”中，教师才感悟到学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从而树立起生命教学观。“倾听”决非单纯的听觉反应，而是意味着教师全身心地投入，以深潜到学生心灵的幽深之处，感悟其内在生命的震颤与跳动。“全身心”的“心”必须是一颗虚静之心，才能将学生的心灵从沉睡中“唤醒”，倾听到学生心灵中那具有深层妙境的“无声之乐”。师生在相互倾听、平等对话中积极思考并自由表达，从而最终孕育出“全新的果实”。

（三）主体取向的课程评价观

预设课程持一种行为目标取向的评价方式，这一评价取向有力地推进了课程评价的科学化进程。但是，其缺陷也相当明显，它奉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评价者视为主体而被评价者被作为客体，以致于被评价者的主体性受到根本忽视，它简单地运用量化方法评价复杂的被评价对象，注重的是评价的判断、鉴定以及选拔功能，致使评价的促进与发展功能难以正常发挥。而生成课程评价强调提升被评价者的评价意识，以此充分发挥评价的教育性和发展，从而真正转到“为学生的发展而评价”上来。

首先，生成课程评价具有对话性。这主要是指生成性评价强调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组成评价的共同体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协商对话进行评价，这一过程是个人做、群体评的循环回归过程，评价对象也是评价的参与者、评价的主体。它力求实现课程、教学、评价的整合，使它们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生成课程评价的这一特性也吻合了当今世界课程评价领域的发展趋势。在美国著名评价专家古巴和林肯看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评价领域进入“共同建构”时期，认为评价的本质是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心理建构”。在评价过程中，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是一种主体间性对话关系。评价标准往往由双方依据教育情境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协商制定，因此，其评价标准是生成性、对话性的。

其次，生成课程评价具有动态性。生成课程的动态性决定了课程评价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评价开始前只是个大致了弹性化的一般标准，随着评价的具体展开，评价标准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课程评价标准固定不变，就会丢失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甚至会产生错误的信息而误解评价的对象。唯其如此，课程评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评价的动态性表明了课程评价的复杂性，并意味着生成课程的评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长期的交往，从而获得被评价对象真实丰富而全面的信息。

最后，生成课程评价具有整体性。预设课程的目标取向的评价方式奉行“还原论”并对完整的人进行原子式分解，而生成课程是以完整人的生成为根本旨归的，学生是作为整体性的生命存在参与课程活动的，因此就不能简单地运用还原论的观点对学生进行“标准化”的分析评价。评价应该是整体性的，它不仅评价学生在知识、能力等认知方面的发展，还要评价学生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心理素质、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发展。

注释

[1]转引自应俊峰.研究型课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3.

[2]李伟言.试论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教育学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4).

[3][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14.

篇6

其实，去年春末我在渝拜晤李教授，曾获赠一本其父亲的画册，印象中有人物的白描速写和山水，并得知教授自己也画画。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听闻李教授也是画画的，而且也正在画画。既然大博导都这么讲了，那他的画作一定是不同凡响，我对李教授的预期就是这样的。这两天，又陆续看到了李教授要展览的画作，果然是不同凡响，而且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基本上是没理由地相信教授一定会有好画的，但要我讲看到的这些画好在哪里，我却有点“着急”：一是没能看到原作，二是知识贮备不足。所以，不妨大而化之，以我所谓的“李立新现象”，来谈谈当代文人画的问题。

中国古代绘画，崇尚以书入画或者说以书法作为绘画的重要技术保证，因此文人画大兴，尤其山水画成为了主流，形成了重笔墨的传统特色，也方便了文人们的雅好甚至转型。文人而为画家，从扬州八怪到海上画派，渐成规模。文人画画，既能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又能解决经济问题，何乐而不为。延至今日，照理说，时代变了，笔墨也当变化。可事实是，时代变了，笔墨却慢慢丢失了。进入现代，原先的文人慢慢扩展到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博导硕导们。过去的文人基本上是书法最好的那批人，所以能以书入画、笔墨自足而完备。而现代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没有传统书法氛围了，书法没有了，不能以书入画了，“画里的笔墨去哪里找”成为最大的困惑。去画里的“形”中去找：这大概是以吴冠中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画人给出的新答案。因为吴先生认为不与画面之形结合的笔墨就是“零”笔墨，否认笔墨独立价值的同时认为新的笔墨必须与画面之形共生。这样，传统重“境”之笔墨仿佛在规模上要让位于现代重“景”之水墨，以突出眼球所能。李教授的画，简而言之是“画房子”，画现实中的房子，尤其是画域外的房子，当然是一种“景”。

这让我联想到了傅抱石画的东欧风景系列中的房子、吴冠中江南的房子，以及杨明义的房子、林容生的房子、黄格胜的房子……，这些都可以是非常风景化的房子。但傅抱石让风景趋向于山水化，林容生也缩小房子的规模和比例，目的也是强化山水化。因为山水可以有独立的笔墨，而风景的笔墨容易束缚于形中。黄宾虹的山水画中点景的各种符号化房子甚至歪歪斜斜的，但反而能充分笔墨化，所以没人去深究那些房子应该来源于现实中的何处。而李立新教授的房子则是“裸露”的，明确存在于现实中某处的，甚至仿佛有意是为了画房子而画房子。如果按照山水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一定是风景画；甚至按照风景画的表面标准来看，那也许就是建筑画了。但是，我认为李教授硬是在裸露的房子中画出了笔墨，在“景”中逼出了“境”，既大胆又高明！虽然，李教授的这批画也有很多是有山、石、树、水的，但我最喜爱的就是这些房子，尤其是那些裸露的房子，并愿意把这种独特的风格展示称之为“李立新现象”。

当然，我更愿意将“李立新现象”扩展开来讲，即搞理论的专家画画的问题。这在西方从来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把二者分得很开。但在中国艺术界尤其书画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甚至高级的学术现象。自从傅抱石、黄宾虹在画坛上凌空撼世后，这个现象开始复杂起来，因为我们都不愿意错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傅抱石、黄宾虹。曾经在徐悲鸿眼中，傅抱石和黄宾虹都是搞理论的，所以他请傅抱石在中央大学教理论、两次邀请黄宾虹北上北平艺专教授理论并成行一次。但就以最后绘画的水平和影响而言，傅、黄这二位在徐悲鸿眼中的理论家其创作成就甚至已超过徐悲鸿。当然，大理论家成为大画家，才更有挖掘价值。记得十年前我随朋友去美术史家陈传席的家，聊着聊着，他把一大叠画拿了出来，都是他自己画的。后来在十竹斋里看到他的画，标价已然不菲。李立新教授画画，太过低调，我认识他十几年了，才第一次见其峥嵘。而且他是艺术设计界的著名学者，尤其在设计史上著作等身。以此身份作画，跨界更加明显。看李教授的画，有时觉得清新好玩，有时又让人肃然起敬，我愿意认为画画对于他而言，本来就是既好玩又很正经的事。当我看着宾虹先生数百万字的文稿全集，品味他捐给浙江博物院5000 幅画作中的某一幅时，每每会发出感叹。“书为心力血”，画画何尝不是？愿世人能借着李立新教授的画认识他的书，或借着他的书而读懂他的画。真的是字字珠玑、笔笔显灵。此次画展，李教授有意小规模，但“李立新现象”却已徐徐拉开帷幕……

李教授是早我两年毕业的同门博士师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就让我佩服，加上性格和机缘，我和他私交不错。本人算是专攻书画，于文人山水有偏爱，但也只能东一笔西一笔地画点残山剩水，感觉在李师兄的大作面前，就像散兵游勇遇到了正规军。羡慕其整饬之美，但也只能是徒生羡慕而已了。

二

理论家为何能画画、为何能画好画甚至画出大师级别的画？那该如何来说透呢！先来看看中国画家群体的历史构成。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两大类画家：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文人画家即业余画家，粗略讲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一吧，却占据美术史主流、有名号的美术史的主流。尤其北宋以降，文人经科举考试当官渐成规模，文人画也开始被提倡开来。从性质上看此后的文人画家就是理论型的画家。然其理论尚非艺术体系的理论即艺术理论，因为孔夫子有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十年寒窗苦苦背书主要还是那些准备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即“道”“德”“仁”等大道理论，而非游艺之小道。这些文人们经背书洗脑而逐渐地掌握了一套系统的儒道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文人们首先都是能头头是道、讲大道理的理论家，反映在艺术领域及绘画里，他们就是要充分体现这套理论即观念优势，高蹈驰誉、雅意在心，雅即上流也，太执着于技法反而成不齿，游戏笔墨才能自出机枢。这样看来，理论家（泛理论）能画画、甚至主导绘画潮流，文人们早开了千年之先河了。但因为这种泛理论的前提，所以文人画家的种种风范不免落下空泛的诟病；另一类则是自下而上的专业画家即无名画家，大概占画家总量的十分之九吧，包括众多不断经考古发现的艺术品及画作，敦煌壁画也好，永乐宫壁画也好，以及诸如年画、剪纸等，十有八九出自这类画家之手。但这些无论是宫廷画家、宗教画家还是民间画家们均名声不著甚至寂寂无名，大概因为“技近乎道”能达到的总是小道，与经国文人大道相比不值一谈，且屡屡难逃画匠之讥、俗骨之议，俗即下等也，故不被过去的美术史所承认和重视。今天，时过境迁，绘画格局与古代已大大不同，但雅俗之辩同样存在。如今艺术界百花齐放，通俗文化已深入人心，但我们也期待真正的艺术理论家（而非泛理论）能画画，创造充实而鲜活的艺术形象来展现我们时代的风采。

依前所言，石涛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但同时，他又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大画家，因此，石涛所代表的理论与实践兼善的高度及标杆，是很多人所向往的。但是，现代的理论家而为画家，又能具体分出许多具体的层面和形态。

现代最先出现的是史论型的画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抱石、潘天寿等。这种类型在理论型的画家中占有的比例较大；其次就是评论家型的画家，这类画家现在开始成长，如陈传席、陈履生等，因为艺术批评本身要释放部分创作的冲动和能量，故这种类型的画家大概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寄予画坛。况且今天的美术批评已经扩展为艺术批评，并进一步扩大为文艺批评，新成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批评家的绘画视野，同样值得我们期待；最后的也是我们最期盼的，就是理论（原理）型的画家，因为占据着理论层面的最高层，故其创作能达到一种新高度，而且往往是原创型的。黄宾虹先生以太极阴阳画理统领笔墨，俨然是画坛中的哲圣。可惜太极阴阳之理太过陈旧，且缺乏理论体系上的创造性，故画作虽笔墨精良集大成，其创作在形态上还是缺乏原创精神。而原理型的画家之难，不仅是局部的各类别艺术的理论与总体的艺术学理论很难兼通，就算能够兼通，其难还更在于要在史论之功夫、批评之胆量基础上，有充足的余力能开辟原“理”之高远境界，对应到其绘画创作，就是不光要有基本的技法锤炼，还要有掌控整体的创作能力，最重要的，要有“原创”的与时俱进、功成名就。

目前的画坛形势，许多画画的本身就是教授，尤其是大量的博士队伍开始画画，成为画坛尤其中国画坛的显著现象。一般而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博士之身份类似于古代之文人，大致是可以的，因此，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博士画家群体、新文人画队伍，而且在这样的群体和队伍中，完全可以出现开时代的大画家。

李立新

篇7

二、中国传统绘画对现代绘画艺术的影响作用

1.对意境的追求

中国的绘画艺术借助自然意境、意向、气息、神韵来表现出方式的写意和精神的内容。古人对笔墨的依赖和追求，组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那对笔墨的热爱最终发展为中国传统绘画变现神韵的精神支柱。“笔墨”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占有着独特的地位，在整个中华艺术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笔墨”二字很难准确解释的词语，简单的来说就是指使用毛笔水墨在宣纸上画出一些圆形、粗细的线条、刚柔、疏密、急缓融合在浓淡、干湿、涨、渍、破等，同时还包括画家对中国绘画的感受和对艺术境界的认知和理解，以及画家通过这些笔墨培养出来的气质、内心和情感心理等，画家这些内心的种种因素都影响着作品的最终风格。水墨和色彩构成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它强调流利自然的手法，不受限制，讲究意境。中国传统绘画是中国古老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笔墨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两者相互联系，共同影响着中华人民的精神世界。

2.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我国的现代绘画吸收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的精华，可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且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创新。我们对现代绘画的理解要秉持着两个观点，第一，我们要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把它和它的时代相结合，从时代的角度看待绘画艺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现代绘画”；第二点，现代绘画都有着独特的风格和形式，例如绘画受到新媒体、新理念的影响，改变着现代绘画的面貌。现代绘画为了彰显时代特征，多借用现代社会人总的精神特征。当代画家为了展示社会的真实特征，走进自然，贴近人民生活，通过人们精神和意识走进时代的文化环境中，作品只有用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和时代精神相融合，才能展现出活力和创造力，只有符合现代人的创新观念，作品才能成为一种文化标志。纵观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每一样文化和艺术的发展，都不会是孤单影只的，都是伴随着社会背景的演变而进展的。现代绘画艺术的大繁荣，促使了一批新的年轻的画家的诞生，他们善于使用客观的真实手法来画出社会中的多样主体，使现代绘画艺术更加的具有多样化和多变化的特点。从思维和感情上紧跟时代的脚步，让现代绘画在中国文化上更加的突出，更具时代精神。

篇8

城乡文化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建设取得了可持续地进步和发展。但是，在这些进步和发展背后还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严峻，其中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不仅没有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根本改善，反而有差距呈现扩大化的趋势。这种差距，不仅仅体现在城乡经济社会之间，也体现在城乡文化之问。

而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别，进而统筹城乡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以达到城乡文化政策的一致性、文化资源的互补性、文化发展的互动性、文化权利的平等性。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还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生活在农村区域的居民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都能够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胜利成果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这也是我国在“十二五时期”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必然要求。最后，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我国当前的重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对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巨大的挑战，它不仅囊括了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建设，同时也包涵了农村文化建设，要求农村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建设统一协调地向前推进。

因此，在“十二五时期”，应积极加快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步伐，着手开展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资源进农村的联谊活动，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融入农村，进而拉动农村的文化建设；并且，应发挥出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功能，打造具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说，没有农村进步的新文化产生，就无法培育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乡文化一体化的构建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要路径。

当前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文化建设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长期稳定的组织保障系统

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不力，除了经费原因以外，还体现在管理制度“缺失”：首先，农村文化管理体制模式严重滞后于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需求。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上级主管部门自然而然对农村居民区域内的文化建设需求缺乏真实了解，其合法的文化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其次，在各级政府加快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中，农村中的农民文化权益保障组织系统尚未建立。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对于多数地方政府而言，加快区域内的经济增长是“硬指标”，相反，对于农村文化建设仅仅看成一种“软规定”，农村中的各类文化权益保障组织系统几乎没有构建，加之文化建设的“投资”和“收益”不成正比且不能短期见效，各级政府也就“无心”构建文化权益保障组织系统。因此造成上级政府的农村文化建设政策无法得到实际地贯彻和落实。总之，在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在管理体制和权益保障组织系统等“缺失”已经非常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二）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援助机制缺乏，农村文化人才不足

在“十”报告，总书记曾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统筹城乡文化的发展力度，增强农村文化发展的活力，进一步缩小城乡文化的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这表明，在当前，重点加快农村文化建设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支援农村文化建设是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由于我国在城乡建设上长期以来受“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城乡之间的文化建设已经形成了“分割”局面，即城乡之间的文化建设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机制，二者在政策、资源、发展方向等呈现不同趋势。并且，多年以来，各级政府都未重视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反哺”机制，因此，在城乡之间的“文化建设”援助机制一直没有正式建立。虽然近几年也有一些高校暑期自发成立的“三下乡”服务队，但是其服务形式不具有持续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对农村各方面建设的作用很有限。此外，我国农村文化人才十分缺乏。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条件差、待遇低、机会少，制约了农村的文化人才引进，而现阶段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对人才需求量大，人才供需失衡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三）思想观念落后，忽视农村文化发展

据《2009年文化蓝皮书：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仅占全部公共开支的0.35%左右，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它们通常将公共财政的1%左右投入到公共文化的开支中。而在我国，这些公共资源经过“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能实际投入到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资源又有多少，其投入比例也就不难想象。城乡文化之间的投入差距之间加大了城乡文化发展差距。除此之外，导致城乡文化之间的差距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传统观念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长期形成的“重城轻农”的思想意识，“重城市文化建设，轻乡村文化建设，注重农村经济投入，轻农村文化发展”，未能树立良好的城乡文化协调发展观。这样难免会使农村文化建设陷入一个死循环，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也难以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四）城乡文化统一市场尚未形成，文化资源整合度和文化成果共享度较低

在城乡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统一市场成长缓慢，城乡文化资源相对分散，文化资源的整合度和文化成果的共享度都比较低。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混乱，大量低俗文化产品充斥农村。如盗版影碟流行、低俗文化娱乐场所众多、无证经营的游戏室和黑网吧泛滥等等。这些都与相对良好的城市文化市场管理形成强烈的反差；另一方面，我国农村文化资源分布较为分散，利用率低。由于对文化基础设施投入较少，农村的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馆非常简陋，甚至有些偏远农村还没有基本的文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先进的文化基础设施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文化成果在城乡之间共享度很低，城市的先进文化受经济条件与生活习惯的限制，难以在农村立足，而优良的农村文化也难以在城市传播。

实现我国城乡文化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一）创新农村文化管理服务体制，建立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组织保障机制

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党和国家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工作（曹锦扬，2009）。同其他工作一样，统筹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建设工作必须加强领导与管理。只有建立健全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管理机制，才能切实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由于旧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决策体制已严重不适应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要求，很有必要对文化领导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创新，着手打造“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落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的管理服务机制。同时，由于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不是“临时行为”而是长期战略，各级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逐渐把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纳入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内容之中，作为个人和单位“创佳争优”的条件之一，进一步落实文化建设目标责任制，把农村文化建设法制化和制度化，从组织上保障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加大农村文化人才培养，建立农村文化发展对口援助机制

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是加快农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培养，而要走出农村文化人才短缺的困境，就必须加强对文化人才的培养和外部引进工作。其主要措施首先，制定相关政策，提高其工资待遇，改善其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充分调动他们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能动性，留住农村现有的文化人才：其次，各地政府加快做好高校毕业生人才向农村的“输送”工作，鼓励毕业大学生扎根农村，奉献基层，助农村文化建设一臂之力。要尽快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改善，除了加大农村人才培养和挖掘之外，还要继续加大城市对农村的援助工作，通过制定相关援助政策，继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等“三下乡”活动，通过积极构建城市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对口支援活动，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对口帮扶计划，建立健全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对农村的文化对口援助机制，使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援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实现。

（三）提高农村文化事业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多元文化资金投入机制

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导，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的投入，切实保证城乡文化建设所需经费，是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的根本举措和有力保障（刘文俭，2005）。各地政府应建立市、县（区）、乡（镇）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的地方政策以保障农村文化建设措施切实有效的执行。要实现政府公共财政在文化建设中得以充分应用，可将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刚性化，依照教育和卫生的相关政策，把城乡人均公共文化享受的额度制度化，并严格予以落实。针对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远远低于城市的情况，逐步提高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的比例。同时，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使各级政府官员解放思想，切实改变“重投入轻效果、重经济轻文化，重城市文化建设，轻农村文化建设”等传统观念，在各级政府官员中贯彻“文化发展也是生产力”的先进理念，提高自身对统筹城乡文化发展重要性的思想认识。另外，在国家财政对农村文化建设投资倾斜的同时，应积极吸收各种社会资金，投入到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中来；各级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建立健全多元文化资金投入机制，扩大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

（四）整合城乡文化资源，建立文化成果共享机制

篇9

二、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很多应用都是简单地将传统吉祥文化元素照搬，很难与现代环境相协调，给人以刻板的印象。由于传统吉祥文化具有独特性和隐性语言，因此需要研究传统吉祥文化的组成元素，需要深入挖掘传传统吉祥文化的内涵，将其隐藏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思想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指导思想，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和谐自然地相融合。

（一）图形的重构

传统吉祥文化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图形、纹饰和符号。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需要以创新性的形式运用吉祥图案元素，重新构图整合成新的图形，以融入时代特性。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应用吉祥图案的主要手法有分解转化、打散再构和变形。分解转化是指，根据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主题，将吉祥图案进行分解、提炼，创造出新的图案；打散再构是对吉祥图案的原型进行分解、移动、切割、变换位置，重新构成图案；变形是指，运用现代审美观对图案进行整体或局部改造。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将传统吉祥图案按照现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重构，以满足现代设计的使用需求和审美需求。如家居设计中最常见的玄关，通常采用回纹以起到装饰、分隔空间的。回纹在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中代表富贵不断。玄关中的回纹经过了放大变形，以减少材料使用，同时满足玄关的功能要求，并且富贵不断的寓意也表达了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融合吉祥思想

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在运用吉祥图案的同时也需要传承传统吉祥文化，从文化的角度出发，传承吉祥文化中的价值观、哲学思想和审美。吉祥思想融合现代艺术设计主要有两个方向：与整体环境的融合和吉祥色彩的应用。吉祥思想与整体环境融合时，应当避免大量运用吉祥图案元素，而是将吉祥思想融入到设计当中，如建筑环境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符合建筑风水理论，被人们视为吉祥。如北京香山饭店，巧妙地融入吉祥思想，堪称传统与现代紧密融合的典范。室内引入江南水乡设计理念，建有庭院、假山，种有绿植，透明屋顶，整个环境很好地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吉祥理念，让人们在封闭的室内空间中，享受大自然的妙趣。颜色是能够带来强烈视觉感受的元素，是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传统吉祥文化中，黑白代表朴素庄重、红色代表喜庆、紫色代表清丽脱俗等。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颜色仍表现出其独特的吉祥文化内涵。如黄色代表土地，经常被用于室内地板的颜色，让居者感觉回到了大地的怀抱，感受到安宁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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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文化与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思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分析儒家文化对营销管理的影响,对提高营销管理水平是很有必要的。儒家文化有“重修身、讲仁义”的特点,即重视伦理道德修养,主张个人修身养心,“修身”被摆在第一位,通过“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躬身修己首先讲“仁”。“仁”作为生活的最高道德标准,它同时也涵括了忠、恕、礼、恭、敬、勇等世俗道德的全部内容,其“仁”的主旨,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正人先正己”,既要洁身自好,有所作为,又要助人、爱人,并从道德上积极引导人。但“修身”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达于“治平”的理想社会的手段:人们自我内省,知己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便没有冲突,关系和谐,社会也就成为太平盛世。其次讲“义”。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在这里,孔子并不是一概否定人的欲求和谋利心理,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关键是要得之以“道”,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他主张“义然后取”、“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倘若义利相冲突,宁可选择义而放弃利。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对营销的影响,表现在营销活动中即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绝不能把“义”和“利”对立起来。

在营销活动中,要“义利两全”。重义,即让人们成为“金钱的主人”,不搞欺诈行为,避免纯功利主义造成极端个人主义,导致人们道德沦丧;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这一方面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涩泽荣一提出的“《论语》+算盘”的经营思想,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义利观。

二、儒家文化与营销观念

(一)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营销中“绿色营销”观念

在儒家文化看来,人是整体宇宙中心的一部分,天人相互协调,天和人是同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认为人性与天性相通、人道与天道同源、人命与天命合一。先秦诸家以孟子为代表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发挥人的主体性,思诚致仁,“尽心、知性、知天”,以人心昭显天下,体证天心,在精神领域完成天人合一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人伦道德教化,以人伦道德教化代替对物质世界的征服,以对人身理想的追求代替人身现实的享受,从而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间的相互适应、和平共处、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现代社会在飞速进步,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在享受征服自然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自然资源有限的挑战。怎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Marketing)。绿色营销就是在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争取适当企业利润的同时,兼顾社会环境利益,由此开展的系统性营销活动。

(二)儒家文化“重责任,讲奉献”特点与现代营销中社会营销观念

儒家文化把伦理道德的地位置于一切社会发展因素之上,无论是为人还是治世,都是以道德取向高于一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伦理道德成为支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日常规范。在儒家思想中,个人和群体、家族是无法分开的,这样个人的言行就不再是为自己负责,而是为群体和家族负责,个人价值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变成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和责任,个人价值也是通过他对集体、国家、君主的个人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儒家文化的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三)儒家文化“重感情,讲仁和”特点与现代营销中关系营销观念

儒家文化有“重感情,讲仁和”的特点。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主张人与人交往要待之以礼,待之以诚,互敬互爱,“礼之用,和为贵”。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追求天下大同的“治平”理想,以及个人价值只能在宗法家族交织的关系网中得到体现,使人们特别重视亲缘、物缘、业缘等感情,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人们追求的是人际感情合一和社会的和谐。“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使企业的管理者认识到人际关系在营销中的作用,学会利用公共关系打开市场和占领市场。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关系营销观念,实行关系营销。

三、《孙子兵法》与营销策略

(一)《孙子兵法》的主要营销思想

1.未战先算。《孙子兵法》的第一句就提出了遇事要进行调查研究的思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关系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战争是这样,同理,关系一切组织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大事也是这样,必须认真考查研究。目前,市场营销已成为关系每一个组织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关键,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和预测,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营销战略和策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2.知彼知己。对未来的预测需要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其了解的程度决定着战争的胜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因此,管理者不仅要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了解对手的情况。

3.随机应变。为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要求其统帅必须根据战场上的形势变化,做到随机应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我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讲的必须根据自身条件的变化来制定战略策略。所以用兵的原则是,拥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拥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拥有两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兵力相等就要努力抗击敌人,兵力少于敌人就要坚壁自守,兵力弱于敌人就要避免决战。“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企业营销中的竞争战略就是依据兵法中“随机应变”而制定的。

4.避实击虚。兵家取胜的规律之一是“避实而击虚。”如果违背了这一规律,就必然吃败仗。避实击虚首先要真正了解对手的虚实,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作战方案,“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就是说,在战场上,要避开敌人初来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再去打它,这是考虑士气的作用。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轻狂浮躁,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以自己的部队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的长途跋涉,以自己部队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鞍马劳顿,这是掌握战斗力的方法。企业在竞争中也应善于发现对手的弱势及优势,避开对手的优势,以自己的优势去攻对手的弱势。

5.出奇制胜。《孙子兵法》的重要军事思想之一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通过出奇兵取胜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方法。出奇的核心是创新,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在战场上稳操胜券。因为“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用兵打仗是一种用计取胜的行为,“兵者,诡道也。”因此,出奇制胜要做到: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对贪图小利的敌人就用利益引诱它;对混乱的敌人就乘机攻取它;对力量充实的敌人要注意防备它;对兵强马壮的敌人就暂时避开它。对于易怒的敌人要设法刺激它;对于谦卑慎行的敌人要使之骄横;对于休整良好的敌人要使之疲惫;对于内部和睦的敌人要离间它。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攻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出奇制胜的另一种表现是“兵贵神速”,“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就是说要选择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走敌人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孙子兵法》主要营销思想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

1.掌握“奇”“正”变化的规律,积极开展营销创新。作战的方式方法不过“奇”、“正”两种类型,“奇”是指作战的特殊方法,“正”是指作战的常规战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战场上,人们总是用常规的方法进行战斗,但总是出奇兵取胜。“奇”和“正”是不断变化的,并且永远未可穷尽,当人们都熟悉了“正”的方式以后,只有“奇”才能取胜;当“奇”广为人知后,“奇”就变成为“正”;这时,新的“奇”出现。“奇”与“正”就是这样不断地相互转化,无始无终。在市场营销活动中,必须把握“奇”“正”变化的规律,并通过市场营销创新,出奇制胜。首先,要认识到出“奇”才能获利,为此,必须学会不断创新。这是因为当人们面对一种特别的变化时,会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并依此决定操作策略,而在短时间里对现状的本质做出判断,往往会欠缺深入的考虑,从而给创新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其次,掌握“奇”与“正”转化的时间。这一点判断起来较有难度,因为“奇”与“正”是相对的概念,当人们不熟悉它时,它就是“奇”;当人们熟悉它以后,“奇”就变成了“正”。此时,“奇”的效果就会明显降低,再运用这种运用过的“奇”,得到的只是原来的“正”的效果。因此,作为商海搏击的人们要有预见性,以适应消费者的心理变化,提前拿出新的产品、新的方法和新的策略,争取市场上的更大成功。

2.学会“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辩证思维,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两军相争,懂得如何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达到直路才能达到的目的,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才能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迂直之计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市场竞争中故意迂回而行,投以小利,落后于他人的行动,却先期到达目的地,收到别人没有收到的效果。二是由于工作出现失误,如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发现后通过加倍的努力,给用户提供适当的利益,结果使用户由不满意变成满意,使企业变不利为有利,变坏事为好事,达到意想不到的目标。目前,迂直之计已深入人心。无论国际上大的跨国公司,还是国内的中小企业,无不运用迂直之计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进行的公益赞助,中国企业给顾客提供的“超值服务”,都是迂直之计在市场营销中的最好体现。

3.运用各种用兵策略,提高企业的市场运作水平。《孙子兵法》的用兵策略,在市场营销中主要运用在未战先算、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兵贵神速等方面。“未战先算”在营销中表现为决策前要进行调查研究和预测。作为行动的指南,已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的营销活动中。目前,市场调查和预测不仅应用在短期决策上,而且成为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避实击虚”在营销中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上,指导企业的决策者如何针对竞争对手的不足之处展开攻击,从而一举占领该市场。避实击虚的基础是知彼知己,不仅要看得准,还要有胆有识。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出奇制胜”在营销中表现为靠别人意想不到的办法占领市场或提高市场占有率。目前,企业在营销中的“出奇制胜”可谓无奇不有,你的质量高,我的价格低,他的服务好;你在组织上创新,我在技术上创新,他在销售上创新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奇”产生于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积极的创新意识,靠的是在全面分析市场情况基础上的整体设计,而不是靠某个人的“点子”。因此,要想“出奇制胜”,只能靠扎实的工作,而不能靠走捷径。“兵贵神速”被世人奉为战场上的“天条”,现已成为指导商场行为的“铁律”。时间对军队而言意味着战机,对企业来说就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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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通过教育使“整个生活现代化”和“整个寿命现代化”的实质好似在纵向上全面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其中，使“整个寿命现代化”的意向是指在时间上保持现代化进程的“川流不息”。陶行知说:“整个寿命现代化，是一个人一辈子上进，是继续不断地向时代的最前线追求”。要通过教育“使众人养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共同求进的决心”，“活到文秘杂烩网老，做到老，学到老”。因为“时代是继续不断前进，我们必须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才能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落伍者了。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夭，’而且，还必须通过普及教育把“活用的文字”和“求进的科学方法”这个钥匙“从少数人手里拿出来教给大众”，以实现全民族川流不息的现代化。

二、陶行知“人的现代化”与“持继现代化”思想分析

陶行知的上述思想含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己涉及到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目标，而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当代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实质上是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向未来展开的连续的过程。文化传统的演进是一个流动与过去、现在，并不断向未来展开的可能世界。因此，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而是不断开拓前行。陶行知不仅通过教育使每个人“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而且要通过普及教育把全民族引沙锅不断“上进”之路，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川流不息”的发展进程。

在当时的历史要件下，陶行知“川流不息的现代化”的意指主要在教人不断探寻科学技术等许多生产工具，不断增强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以取物质资料为主要指标的现代化程度，尚未涉及征服对象如何保证被征服，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的问题。但陶行知能在中华民族征服自然的主体能力尚十分单薄的历史时期提出保证现代化“川流不息”地向前发展的见解，对中国现代化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启迪作用。一个民族如果一开始就以追求“川流不息的现代化”为目标，当其现代化进展到必须以保护征服对象而实现持续发展的时期，他要把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主调转本文来源：文秘站 移到保护征服对象上来显然是顺理成章的。

使“整个生活现代化”指向的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当代现代化学者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如果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和直接影响其行为选择的生活经验等仍然停留在前现代，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再高也不能被称为现代化社会。陶行知所谓使“整个生活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教育把全部社会成员从前现代人转变为现代人。他说，“怎样叫整个生活现代化?不但是要读现代书，而且要过上现代整个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边是他大力提倡的“生活教育”。陶行知首创“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全新教育观，主要目的是要人在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接受现代范式。

他说，生活教育有五个目标，即“是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这种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就好似要用新的学理，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经验”。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动态社会的全部。在社会历史现代转型时期，实行“生活教育”，意味着人将不断吸取新的生活经验，不断带来自身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又必将反过来推动社会现代化向更高层次发展。两者成为一种前进性的互动关系，推动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陶行知一生大力推广“生活教育”，教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不断改造旧的“生活经验，吸取新的生活经验”。其逻辑结果必然是中华民族成员从物质存在形式上(物质生活条件与方式等)和精神存在形式上(思想、观念、心理习惯和经验形态等)全面从传统社会范式中走出来，并全身心地进入现代社会的精神样态，成为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并与现代社会共生共荣的现代人。陶行知对教育“使整个社会生活现代化”问题作过许多带具体操作性的论述与说明，谈到的许多事例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实事，理论色彩并不浓厚，也未明确说过人的现代化问题，但他这些简单的讲论实际上已提出了人的现代化思想，总体上构建了当代学者关与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框架。

三、小结

陶行知是一位以实践见长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并不是现代化理论专家。他的现代化思想贯穿在他对新教育的探讨和实践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他那些不是时闪现的思想火花表明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了一般性的以工业我们取代农业文明的现代化观念，己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必须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心理习惯和人的整体素质全面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努力探索通过教育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形式途径。他的一生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十分独特的贡献。当然，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理论索求，还是实践进程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非一个人之力可以胜任。陶行知既在理论上探寻，更是在实践上求索，力图通过倡导和力行一种新教育模式实现中国社会全方位的现代化，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自己预设的任务。因而不但未能在现代化理论上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他以新教育推进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一生努力也远未达到他希望的目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