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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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字的文化特征在标志设计中的表现形式

2.1、字形组字的表现手法特点是以汉字本身为主要设计元素来进行创意的改变和表达

纵观现代标志字体设计可看出，以书法体的古朴畅快、宋体的娟秀、黑体的严谨肃穆，以及现代化的印刷字体等为元素来进行装饰而成的设计法则居多。如“生命人寿”的标志，它以印章外形，篆文内容来构形表意，乍见可看出生命两个字，但仔细看则会发现生命两个字其实合成了一个“寿”字，代指人寿保险，把生命和人寿两个含义巧合结合，印章的严谨既体现出浓厚的中国韵味又道出了人寿保险的可靠性。

2.2、图文结合性表现形式。

是以汉字与图形相结合来表达标志的内涵的形式。汉字作为典型的图文一体的表象符号，它除了自身的直观特性之外还有悠远的内在意蕴。如为国人最为骄傲和喝彩至今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这个标志设计准确地把中国特点、北京特点与奥林匹克运动元素的三大主要内容巧妙融合又精炼统一，没有冗杂的多余附带，就以带中国浓郁文化味道的古朴印章为背景框围，将印章传统气质和书法神韵的艺术特点与运动表意特征对接，又经过艺术手法夸张的变形将之幻化成一个形似现代“京”字的、向前奔跑的、舞动着并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可谓中国文化意蕴的浓郁与现代设计的灵动生机兼备。二是以印章红直接作为主体图案基准颜色，直观简练传达和烘托出中国文化吉祥，喜庆，并带有代表奥运会以“热情会友”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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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05-150-03

一、实验规模及生源构成

哈尔滨师范大学自2008年开始着手进行预科汉语教学实验，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三轮，分别是2008级、2009级和2010级。三轮实验的研究规模及生源构成情况如下：

从上表中看出，哈尔滨师范大学进行预科汉语教学实验的特点：一是实验班的学生全部来源于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二是预科实验班学生拟攻读的学位类别以硕、博研究生为主；三是实验班学生的来源已经从单纯的奖学金生扩大到自费生。

二、课程设置的延续、变革与配合

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所进行的三轮预科汉语教学实验中，课程设置始终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预科生的培养质量。在三轮实验的课程设置中，我们重点对以下四种课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专业课。我们在第三轮实验中则添置了“专业基本词汇”这门课。这意味着哈尔滨师范大学预科汉语教学的实验性研究工作已经从单纯的汉语强化教学向真正意义的预科汉语教学迈进了一步。此外，由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目前的预科生主要是硕、博研究生，所以我们采取了“分专业设课”、“以专业基本词汇为主、辅助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策略。

2.读写课。在第三轮实验中，我们以读写课代替复练课。考虑到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在读写汉字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我们采取了“分段教学、各有侧重、循序渐进”的教学策略。实践证明，读写课这种从“字、词句段”的循序渐进的教学形式很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也十分显著。

3.HSK辅导课。对于HSK能否作为衡量预科汉语教学质量的科学标准，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不过，鉴于目前我们还找不到更好的能够替代HSK的衡量标准，哈尔滨师范大学在进行预科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时仍然把HSK作为主要课程之一列入预科生培养计划当中。下面是我们对2008、2009、2010三个年级预科生参加HSK考试情况的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级3名没有通过HSK四级考试的学生中，除1名学生相差较远(147分)以外，其余两名学生都接近过级线(179分)。这个成绩是在我们第一次对学生进行新版HSK四级辅导的情况下测得的。后来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新版HSK四级中阅读部分的“排列顺序”和书写部分的“看图，用词造句”这两种题型，学生反映难度较大，今后我们打算重点加强上述两种题型的针对性训练。

4.汉字课。在第一轮实验中，我们没有设置专门的汉字课，而是把汉字课的任务放在了综合课和读写课中。事实证明，不设置专门的汉字课，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在第二轮实验中增设了专门的汉字课，综合课也辅助一部分汉字教学任务，但两种课型之间没有形成明确分工，也缺少配合，不过从教学效果上看，第二轮实验的汉字教学效果明显比第一轮好，但还不理想。经过认真分析，我们逐渐形成了以下认识：(1)汉字教学任务不能全部压给汉字课，需要多种课型配合完成；(2)应抓住学生入学后1-2个月的关键时期，集中帮助学生攻克“汉字难关”；(3)汉字教学应贯穿预科汉语教学的全过程。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第三轮实验中制定了“三管齐下、长短结合、长抓不懈”的汉字教学策略。

三管齐下：不把汉字教学任务全部压给汉字课，而是采取综合课、读写课、汉字课这三种课型“分工合作、集中攻关”的教学策略。

长短结合：经过第二轮实验，我们发现长远来看，专门的汉字课也十分有利于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汉字的识写规律，但是见效太慢，因此，我们在第三轮实验中采取了一项补救措施，就是在综合课上拿出一定的时间，利用每一课后的生字表重点帮助学生解决综合课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个汉字的书写问题，我们把综合课的这种汉字教学形式称为“短平快”式的教学。汉字课与综合课这一长、一短相结合的教学策略使我们的汉字教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长抓不懈：对于非汉字文化圈学生而言，汉字识写问题是一个长期工程。在实际的汉语学习过程中，他们随时都可能遇到不认识、不会写的字，所以，汉字问题应贯穿预科汉语教学的全过程。

三、部分教学经验及教学管理经验总结

1.做“妈妈式教师”，帮助学生攻克“文化关”。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大都来自欧、美、非洲国家，他们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很大。对于预科班学生来说，他们一方面要面对如天书一般的方块字，一方面要承受高强度的汉语强化训练，同时还要克服迥然不同的中国文化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文化冲击。这三方面压力同时落到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身上，他们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所以我们认为，预科班的学生更需要教师母亲般的人文关怀。为了帮助预科班的学生顺利渡过“文化关”，我们的很多任课教师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事实证明，这些备受关怀的外国学生是懂得回报的，他们的回报方式就是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并且将这种勤奋学习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最后一节课。

2.高度重视预习与复习环节：

(1)预习式抄写，复习式听写。“听写”作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技巧广泛应用于综合课、读写课等课型中。但如何听写，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表明，外国学生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学后听写”这种教学方式。尤其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学前听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单纯地采取“听写”这一教学技巧不可能同时兼顾预习和复习这两个环节，于是我们创造性地引进了“抄写”这一课堂教学技巧，即要求学生在学习新课前必须完成抄写生词和抄写课文这两项作业，我们称这种抄写为“预习式抄写”，其目的在于以家庭作业的形式强制性地要求学生预习新课；学完新课后我们要听写所学新课的生词和重点例句，我们称这种听写为“复习式听写”，其目的在于以小考的形式强制性地要求学生复习旧课。为了保证这种“预习式抄写”和“复习式听写”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还建立了严格的作业检查机制。经过两轮实验的实践检测，这种“抄写”、“听写”相互配合、各有分工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喜爱，教学效果也十分显著。

(2)坚持“先练后讲”。“讲练结合”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一个原则，但这条原则不适合应用于课后练习。我们的实验研究表明，处理课后练习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要以家庭作业的形式把课后练习布置给学生，让学生在家里独立完成，然后再回到课堂上由老师带领逐题讲解，答疑解惑。实践证明，这种“先练后讲”的练习处理方式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3)布置“寒假作业”。预科班学生只有一年宝贵的汉

语学习时间，而寒、暑假则要占去3—4个月。以往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留学生在寒暑假回国期间，由于长时间不接触汉语会导致“汉语回生”现象。为了防止这种“汉语回生”现象发生，我们创造性地借用了我国中小学生的“寒假作业”形式。实践证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作业形式，作业完成情况非常好。

3.制定强化班管理细则，狠抓出勤率。预科班的学生学习任务重、强度大、进度也快，这就要求学生必须保证出勤率。可以说，出勤率是决定预科汉语教学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尽管从教学管理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奖惩措施，来控制学生逃学现象的发生，但学生脱离课堂的现象仍然是屡禁不止。事实证明，单纯依靠教学管理措施来保证学生的出勤率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我们的经验是：除了依靠严格的教学管理措施，还应充分发挥教师在保证学生出勤率方面的作用。

4.中期测评，重新编班，错层式设课。教学是一个双边活动。不管教师的教学水平如何高超，也不管学校的教学管理措施如何严格，如果一个学生主观上不想学习，即学习动机不强、学习兴趣低下，那么再好的教师、再严格的管理措施也无法将他们锁定在课堂里，这类学生注定会成为差生。但也有一类学生，他们学习非常努力，从不缺课，总是能够按照教师的要求认真地完成各项作业，但由于学习能力、学习方法等问题，他们的成绩就是不理想，于是被同学们越拉越远，最终沦为“差生”。对于第一类差生，我们也许无能为力，但对于第二类“差生”，我们则不能轻易放弃。尤其是在预科班里，有很多第二类“差生”由于预科阶段成绩不过关不得不延期乃至放弃在中国学习专业。那么如何才能减少这种遗憾发生呢?我们的做法是：第一学期结束后，我们根据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其平时的课堂表现，对其进行中期测评；第二学期开始后，再根据学生的中期测评成绩，打乱原来的班制，重新编班，所有中期测评成绩不合格者编为一班，然后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帮助这些学生巩固复习以前学过的旧知识，一个月后再接新知识，教学进度适当放慢。

四、强化班与非强化班横向对比研究

为了检验预科班强化汉语教学的效果，我们在第三轮实验中做了一次严格的横向对比研究，即以综合课的教学效果为考察对象，将处于平行班级的一个强化班与一个非强化班的综合课成绩进行了全程跟踪对比，跟踪对比时间分别为学生开始学习汉语4周后、8周后、12周后、17周后，全程跟踪一个学期。为了保证对比的科学有效性，我们规定：作为对比班级的强化班与非强化班的综合课周学时均设为12学时；必须保证两个对比班级的教学进度大致相同；每次测试时两个对比班级必须采用同一套试卷检测。经过4次分阶段的对比测试，我们获得了几组数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从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来看，可以看出非强化班的学生出勤情况不太稳定，忽多忽少；而强化班的学生则一直保持良好的出勤率。

2.不管是强化班的学生还是非强化班的学生，其学习汉语的过程都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发展阶段。

3.从优秀率与不及格率这两项对比数据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即非强化班的学生“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而强化班的学生相对要好很多。“两极分化”现象几乎是所有的教育教学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这里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师的原因。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关注班上的每一位学生，不要忽视其中任何一个学生。尤其是那些学习比较吃力的学生，教师更要善于发现他们的努力和进步，并及时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二是要尽可能多地在课堂上创造机会提高每一位学生的开口率，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课堂上获得程度不同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们的研究是在条件比较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预科实验班的生源问题。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奖学金生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本科生数量很少，自费生中的学历生比例也不太高，这就限制了我们的研究发展空间。不过，经过三轮实验的不断摸索，我们还是在预科汉语教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针对一年预科生的汉语强化教学模式已趋近成熟；(2)在研究生预科汉语教学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尝试；(3)摸索出了_条重点帮助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快速通过“汉字关”、的有效途径；(4)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创造性地引进了“预习式抄写”、“布置寒暑假作业”等教学技巧，并取得了显著成效；(5)在如何提高学生的出勤率、如何防止学生“两极分化”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创造性地采用了“中期测评、重新编班、错层式设课”等教学措施，收到良好效果；(6)通过强化班与非强化班的横向对比研究，发现了初级班学生学习汉语时存在着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发展过程，既有也有低谷，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对待学生的逃学现象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上述很多经验不仅对预科生有效，有很多经验其实也可以推广应用于普通进修班中。

参考文献：

[1]陈昆，姜丹.英国利兹大学预科教育评析及其对我国来华留学生顸科项目建设的借鉴[c].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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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青.对中国留学预科教育模式之探索——以德国汉堡大学预科为例浅谈德国现行预科教育模式对我国留学顸科的启示[c].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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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本身就是图形，每个字都是经过设计的，都可以独立成形，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是特殊的平面图形设计。设计者在了解、分析汉字结构的基础上，将内心深厚的“情”放在里面。通过结构简化、疏密结合、改造形式等，在不影响结构美的情况下，将字形的结构进行变化，在梳理汉字造型结构视觉特点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意义，不仅可以深刻传达主题又可以增强标志的视觉冲击力。并非简单地对文字拷贝、挪用，这是标志生动具备感染力的重要所在。如中国邮政的标志，“中”字来自古形“中”整体造型以横与竖的平行线为主构成，代表秩序与四通八达，有快捷安全的意思，像一枚旗帜象征旗帜性的作用，又像一双手托着一份信交给收件人的形象，寓意中国邮政礼貌以服务为本。香港中信泰富的标志虽然是以企业的简称CITIC五个字母组成的，但外形也呼应着“中”字的形状，在亚洲文化里极受欢迎，像传统灯笼图案有热闹、吉祥的意思。汉字的联想功能特别强大，是情感化的形意相融，在把握汉字“意”的基础上，对汉字的“形”进行合理而巧妙的异化处理是标志设计中常用的手法。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便是运用汉字“京”字艺术变形再夸张的手法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去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徽也沿用了这样的手法，以中国汉字“世”字的书法创意为形，寓意三人合臂相拥表达了世博会“欢聚、沟通、合作”的理念。在追求图形视觉表现的同时，要准确传达信息和文化内涵，确保从创意构思到图形组织的构成，都有较高的思想情感和理想的审美表现，利用平面设计形式美法则，使标志的整体和局部相统一、和谐，最终达到形与意的相融。

(二)招贴设计中汉字的异化

广告招贴有简洁、更新快、易制作的特点，是一种有效的广告形式。其形式多变生动活泼，为了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易于记忆往往图文并茂言简意赅。汉字的演进史为招贴设计提供了多样化的灵感，把汉字作为素材应用于招贴设计中可以使主题直观、明了、有力度，而巧妙运用汉字资源构思独到的招贴设计让人印象更为深刻。汉字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象形文字，每个字都像一幅深邃而有内涵的图画，即使不熟悉汉字的人也可以从字的形态上解读字意。《互动》是靳埭强先生为上海平面设计专业委员会设计的主题招贴，设计极其简洁，采用了“互”字作为设计元素对其字进行变异，意在表现当代人与人间的沟通关系。设计者采用水墨的表现手法，通过墨色浓淡变化，空间的虚实结合表现出清淡典雅的格调。“互”字本身就有互动的意思，设计者通过客观事物与人之间的结合形成一种默契，醒目突出了所要表现的内容。汉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虽然经历了从繁杂到规范化，但文字结构依然符合图案审美的构成原则。汉字以象形、图形为基础在韩家英的设计语言中更为直指人心，不细腻不粗糙，黑白两色创造的汉字解构再重建、元素替代等，建立了《天涯》的独特形象。韩家英的作品在平和中叙述了东方中庸之道给人的强大力量，汉字通过异化作为新鲜的血液注入到现代设计作品中，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传达有着重要的影响。把汉字作为平面设计中的重要元素作为设计中的主体，既能表达汉字自身的魅力与特点同时又能明确阐述设计的主题。极为丰富、多姿多彩的汉字资源使得海报的设计画面感更完整、内容更丰富、拥有更多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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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52—04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就是古代的祭祀活动，“戎”就是军事活动。可见在古时候，军事活动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可以从现今出土的甲骨文得到印证，大部分的甲骨文内容都是围绕祭祀和战争的。

战争既然对先民的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战争中的一些信息也会渗透到先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字是记录先民生活的重要工具，那么从古文字的字形中我们也可以探索到一些古代战争的文化信息。

一、汉字与古代军事战争思想

在生产极为落后的上古时期，生产单位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氏族公社，人民都生活在相互协作紧密的群体之中，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难免不起摩擦，从繁体的斗字可以形象地看到两个人相互厮打的场面。甲骨文中“斗”字作 [XCz1.TIF；%50%50，XQ]，左右两个符号代表两个人，一副怒发冲冠，徒手相搏的样子。叶玉森认：“古斗字像怒发相搏形。”字形中可以看出在“斗”字产生的时代，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尖锐，打斗中并不使用器械，一般也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随着部落经济的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和创造，部落间的矛盾也进一步的激化和升级，用于战斗的工具也就应运而生，从此就出现了武器。从“战”字的字形来看，它是由两个部件构成的，繁体的战作“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它是一个形声字，“單”表音，“戈”表意义。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准确性，“單”字不仅仅是表音部件那么简单，他与“战”字本身的意义十分密切，在甲古文中“單”字作等几种字形，从字形上看是一个捆绑着石块的树杈，这很有可能是狩猎时使用的一种防卫型工具，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战斗时很可能就是一种防卫型武器。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经典谓之干…。所以扞身蔽目。用扞身，故谓之干。”由此可见，“干”就是一种防卫器械。春秋时期的一个钟上铸有“攻占无敌”的铭文。其中的“战”就写作，其中的“攻”和“战”应当理解为一对反义词，即进攻和防卫。

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出现了专门用于战场上格斗使用的武器，戈是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攻击性武器，所以“干”和“戈”结合，有攻有防，才形成了“战”的本意。可以说“战”字的出现时古代战争残酷性加剧的集中体现，群体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再停留在“斗”的水平，而是你死我活的杀戮。由此可以推断“战”字的出现应当晚于“斗”字。

关于“争”甲骨文中它是一个会意符号，左右两只手，中间一竖。意为两只手争夺某物，这其实是一个抽象意义，两只手既可以表示两个人，也可以表示两股势力，中间的一竖，更加的抽象，它有可能是具体的事物，如财物﹑配偶，也有可能是权力﹑地位等。《说文解字》对它的解释是“争，引也。”，“引”就是拉弓紧张的一种状态，发生“争”这种状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资源相对缺少，而两种力量又势均力敌的时候。资源丰富，就不会去争夺了，力量相差悬殊也不会发生争斗。资源不足，两派又实力相差不大，人们就会为有限的资源而争，在“争”的同时可能会“斗”，甚至会因此而“战”。

一旦发生战争，参战的双方一般都是军队，“军”字在甲骨文中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它的解释是：“军，圜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车，兵车也。”从造字法角度来看，“军”字是一个会意字，即用兵车围起来。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在古代军队在止宿时，为防止敌人的偷袭，往往用兵车围城圆围，启到类似于城墙的防御作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四千人为军。”古代军队大约是以军为单位围城一圈。因此军事编制单位便与保卫共用一字。《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十阵》：“疏而不可蹙，数而不可军者，在于慎。”文中“军”的意思就是包围，又此圆围乃军队止宿之圆围，故有引申出驻扎﹑营垒等意义。《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行军》：“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这里的“军”指的就是营垒。可见“军”在最初的时候并不是直接指代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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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语言的极为重要的辅交际工具，因而，我们需要正确的书写和使用文字。汉字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咿咿呀呀学语的小孩口里吟唱的汉字，小学生在学习语文课本的过程中会认真地学习还不认识的汉字，到高中乃至大学的学生们对优秀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的痴迷，再到书法爱好者对汉字书法的喜爱及人们对汉字的深厚感情。为了更好地传承汉字文化，要求我们规范书写汉字。我们国家最早的汉字规范化是秦始皇实行的“书同文”。明清科举考试，要求写字不能出现任何错误。1956年国家语委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建立了现代的汉字规范。[1]1977年的“二简草案”也提供了汉字的规范书写标准，但是已经废除。“”以后，吹起了一股复古风，简繁乱用。而且各地写法不同，似乎“以乱为美”成了一时时尚。[2]这并不是正常现象。

现今人们写的不规范的字，一般可分为三类：第一，写了多笔画、少笔画或笔画不对的字，如（伟）“拔”“长”“蚌”（“长”应为四画，而写成五画）等；第二，写错偏旁的字，如把“偃旗息鼓”写成“偃旗息鼓”，把“辨析”写成“辨析”等；第三，写了不规范的简化字，如“餐”“菜”并没有简化等。

汉字数量巨大，字形与字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们认读时很容易把字念错。最常见的读错字音的现象有四种：一字多音，该读作这个音时念了那个音；如：“参差”、“处分”等易读错。把字的某一个偏旁的音读作该字的音；如：“蹴”读为“就”、读“犴”为“干”等。两字形体相近，把这个字读成那个字的音，混淆两个字的读音；[3]如：读“桨”为“浆”，读“沮”为“阻、祖”等。没有根据国家的规范文件正音，按旧读音读；如：读“期”为“几”音。

汉字有相当数量的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形体相似，字义相近。如“安和按”、“扳和板”、“班和斑”、“辩和辨”等等。如果不注意这些音、义、形相近字之间的区别，就很容易用错，写了别字。如把“自己”写成“自已”、“竞争”写成“竟争”、“裨益”写成“脾益”等。因此，为了不写或少写错别字和提高全民语言文字的运用水平和规范化水平，我们要注意积累容易用错、用混的字，具体分析原因并指出应该如何正确使用。[4]我们要以国家正式公布施行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则》等为规范。

另外，现今网络用语的不规范使用的影响人群的范围很广。如 “吃饭饭”、“吃奶奶”、“睡觉觉”等、网络交际用语把“不要”说成“表”，把“男朋友”说“男票”等。一种新用法在刚出现时，往往会被盲目跟风。所以会有一部分人担心汉字的写法和使用规则受到了挑战，我们的汉字受到威胁？当然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危言耸听，但是不用过分担心。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未中断过。新出现的汉字写法或用法如果经济适用被大多数人们接受会自动保留下来，如果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不符合人们的需要，不经济实用，便会自动消亡。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种新用法已形成大势所趋了，而且这种用法越来越符合汉语语言系统的规则，更加经济方便实用，我们就应及时调整规范的要求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比如“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现实生活中都用成了“臭皮匠”了，何不因势利导，承认“臭皮匠”为规范？如果硬要倒回去坚持“三个臭裨将”，并指责“臭皮匠”是文化低下的表现，这真的没有必要。

为了使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书写不规范的汉字，经过多次努力，我们探究出一些方法，即对汉字进行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

定量指的是对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汉字数量进行精确的计算，确定现代汉Z常用、通用汉字的数目。现行汉字的定量工作已作了下面几个很重要的工作：选定常用字；常用字的选定考虑了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使用频率高的；第二，学科分布广的；第三，日常生活学习中常用的。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应该综合运用，不能仅仅依靠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做决定取舍。

定形就是规定汉字使用的统一字形。异体字的整理和异形字的整理是汉字定形工作的两个关键方面，为了给现代印刷通用字提供字形规范。

南腔北调现象在我国是长久存在的，普通话水平出现地域性不平衡性。于是国家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正确的发音和声调的正确认读对提高普通话水平及其重要，可以说是学习标准普通话的一个突破口。汉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现象，我们要为汉字提供共同遵照的读音规范。1985年国家语委、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等机关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了异读字的标准读音，要求全国所有部门和单位均以这个新的《审音表》为准。

在书写汉字时我们很需要专业科学的字典。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属性，根据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建立起字序，经常用到的是形序和音序。汉字的字序法有部首法、笔画法、四角法和音序法。汉字的排列方法包含义序法、形序法和音序法。义序法是根据汉字的义项顺序的整理。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排列汉字的顺序。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字的顺序，主要有笔画法、部首法和号码法三种。笔画法指是依照汉字的笔画数目和笔顺编排汉字。部首法依据偏旁来排列汉字。号码法按字形确定的号码编排汉字。[5]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汉字的检索方法的理论知识，为汉字定序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全社会要根据国家及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各种正字法标准使用汉字，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我们在用汉字的时候不要随心所欲，需要熟悉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学校语文老师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帮助同学们规范使用汉字。

参考文献：

[1]张书岩. 姓名・汉字・规范[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75-94.

[2]费锦昌，黄佑源，张静娴.汉字写法规范字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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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韩剧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曾一度以其势不可挡的潮流影响中国观众。近期韩流似乎以其更为凶猛的潮流再次席卷中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以下简称《星星》）相当火爆，“目前的平均收视率高达21.2%，瞬时最高收视率甚至突破31%”，[1]据有权威数据显示，“在中国《星星》网目前网络点击量已超过10亿次”[2]，这种火爆程度让国产电视剧望尘莫及。而实际上如果细细分析《星星》火爆背后的诸多原因，不难发现其是在一系列成熟的传播文化动因中催生出来的结果。本文将从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主客体三个方面来论述韩剧《星星》在中国传播的诸多文化动因。

一、 张力十足的故事内容和精良的制作

“韩剧在‘炮制爱情’的道路上坚贞不渝。具备当下价值观的女性遇到完美男性（男一或男二）是韩剧屡试不爽的灵药”[3]《星星》也不例外，它塑造了一个神经女神千颂伊来引发女性观众的“代入感”：千颂伊堪称是国民妖精、引领韩流的女神，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常识、不爱学习、脾气大、虚荣心强、爱名车名鞋名衣、爱吃垃圾食品的女性，这些所有特质简直就是现代广大女青年都梦寐以求的，契合了具有当代价值观的女性观众的心理诉求。而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二姐”、“国民女神”遇到了完美外星男人都敏俊，他400多年前从外太空来到朝鲜，他视力如鹰、听力如狼，还具有瞬间移动、暂停时间、隔空移物等“超能力”；他满腹学识、无所不知，各种法律、人生哲思信手拈来，有着爷爷辈老教授的智慧；但更重要的却是他那精致帅气的不老容颜，腰缠万贯还收藏着价值连城的古董……这样精彩绝妙的人物设置极大程度上满足了绝大多数女性观众对于爱情的幻想，又怎么可能不拴住观众的眼球？更何况《星星》故事情节本身引人入胜，集各种极具“吸睛力”的元素于一体，既有“悬疑”、“谋杀”、“超能力”，又有“穿越”、“爱情”、“娱乐喜剧”等等，并且所有这些元素混合杂糅的同时并没有破坏故事本身的合理性、流畅性。可以说，整部剧人物关系设定极具戏剧性引发力，而故事内容的发展又在“精彩不断”和“悬念从生”两方面给出了卓越的平衡力，既给观众间歇性的精彩“爽点”，又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不时安插下悬念“看点”，这种张力十足的浪漫爱情故事对于现代多数女性来说自然成了“攻无不克”的利器。

另外，《星星》从表演、造型、画面、音乐乃至字幕等各方面都极为用心，显示了韩剧专业而又精良的制作水准。“金秀贤出道时间并不长，但他无疑是韩国的票房灵药，从剧集《Dream High》、《拥抱太阳的月亮》再到电影《夺宝联盟》、《伟大的隐藏者》，但凡有金秀贤加盟的影视作品无一例外大热大卖”，[4]《星星》让炙手可热的金秀贤饰演男主角无疑是明智之举，他以其俊美的外表、多层次内心表演呈现了从冷漠、挣扎到多情的完美教授形象，将外星人身上冷峻的酷和多情的可爱融合于一体，演绎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与之相呼应的女主角全智贤，作为有着十几年演绎经验的她来出演盛气凌人的女明星千颂伊自然能够轻松驾驭。在剧中全智贤不仅霸气外露尽情展现其成熟美艳的身姿，还毫不顾忌表演各种自毁形象的粗俗形态，如“衣衫不整拿着吹风筒在洗手间五音不全地乱吼一气”，将兼具神经气质和女神气质的千颂伊诠释的精妙绝伦，一会儿傲骄嘴硬，一会儿又无赖俏皮，蠢得不做作，美得有力度。同时，全智贤在剧中精致时尚的穿衣风格也是此剧的一大亮点，“每一集换装不下十次，从头到脚一丝不苟，每换一件衣服所有配饰重新搭配，女王范、少女风样样手到擒来”，[5]足以使《星星》成为一部时尚教科书……还有“多年来，韩剧OST（背景音乐）一直深入人心，网友称其为韩剧最大功臣，一煽情必有擦狼（爱你）”，[6]《星星》同样不例外，每一集一到动情时就会有Lyn演唱的《我的命运》无限循环，渲染氛围、动情之至！好故事、好制作乃是韩剧《星星》成功打入中国市场的坚韧基石，也是其在传播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环节。

二、“韩流”持续预热和新媒体拉网式互动传播

韩剧自上世纪末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以其浪漫温情的故事内容博得了中国观众的认同，初来乍到的韩剧大多以主角得病、兄妹相恋等虐人故事赢得收视，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和眼球。随后一部具有颠覆性的电视剧《我的野蛮女友》，以其全新的观念塑造了一个任性霸气的女汉子形象。自此，韩剧故事模式不断变化，接连不断的向中国推送一部又一部精彩电视剧，既有主打轻松搞笑讲述纯爱故事的《浪漫满屋》，又有充满坚韧隐忍、聪明励志精神的《大长今》……韩剧“招式”不断变化，在不断的创新中不仅聚集起极高人气，而且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评价，在中国市场上形成绝对品牌认同。

而近两年，这种品牌认同感似乎愈演愈烈，韩流文化再度掀起更高狂潮。2012年一首《江南style》唱响全中国，鸟叔“骑马舞”蹿红大街小巷；超人气组合EXO风靡少男少女，集唱跳颜俱佳优势轻松成为新一代人气偶像；去年接连两部电视剧《主君的太阳》、《继承者》的持续火爆；下半年引自韩国版权，并轻松成为同时间段收视之王的亲子类节目《爸爸去哪儿》，更是“当仁不让地夺得聊天、相亲、斗嘴话题TOP1”，[7]接着人气“偶吧”李敏镐荣登央视春晚，演唱了一首别样风味的《情非得已》并成为春晚热门话题之一，成功抢镜。这股新韩流持续不断，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速度之快更是前所未有，不仅成功俘获了大批忠实粉丝对韩文化的习惯性消费，而且也预热了新一轮的韩流风潮――《来自星星的你》。

自去年年底，这股“星星”之火便开始并逐渐形成“燎原”之势。《星星》开播之初，就获得较好收视，春节过后，“炸鸡和啤酒”、“叫兽依赖症”、“教授救我”等相关话题更是长期占据新浪微博话题榜，就连平时“高高在上”的大牌明星都开始对《星星》“欲罢不能”，纷纷模仿千颂伊拿着咖啡自拍的姿势来“摆俏”。据不完全统计，杨幂、赵薇、高圆圆、唐嫣、蒋欣、张歆艺等众多女明星都曾在微博公开自己正在追这部剧，还自称患上了“教授依赖症”。而根据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引爆点》一书，引爆流行需要三大法则，而其中颇为重要的即“个别人物法则”。因此，中国女明星在韩剧《星星》的传播过程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于无意中对这部电视剧进行推销、宣传，并由此引发更多粉丝纷纷加入“观剧热潮”，也正是在这种借助微博等新媒体的互动过程中引发《星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行开来。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新浪微博指数表显示，《星星》态势逆转出现火爆，是在年后“杨幂、高圆圆等微博中调侃《来自星星的你》引起关注，剧粉争相呼应，大V也开始纷纷制造话题，效应迅速扩张”。[8]

与此同时，关于韩剧《星星》的相关新闻报道“蜂拥而至”、抢占头条。剧中“下初雪就应该吃炸鸡喝啤酒”的一幕，让现实中的情侣们纷纷仿效，还一度引发餐厅套餐热卖，“提供冷冻鸡翅原材料的一家企业表示，因为禽流感疫情，春节之前大幅减少备货，对于近来激增的订单感到相当意外。”[9]不仅如此，更有“土豪粉丝买下情人节《新京报》整版广告向金秀贤示爱，剧中线衫义卖更是拍出5亿韩币天价”； 金陵晚报报道：“星星频现中文书，都教授让旧书加印”，“自电视开播之后，该书（指《爱德华的奇妙之旅》）就引起热购潮，不仅仅在韩国，中国不少网上书店都一度断货。‘这书2007年就印刷过，之前几年的销售成绩也就500多本，不过这几天却卖了100多本。’南京新华书店告诉记者书店里的库存也不多了”……一时间，所有新闻话题似乎都与这部热播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拉网式互动传播过程中，《来自星星的你》不断“发酵”，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三、中国观众审美选择和引进方价值选择的双重结果

尽管《星星》凭借着持续火爆的话题预热以及众多明星、媒体的自觉性宣传与报道，可谓占尽了“天时”、“人和”的优势，但如果没有“地利”的优势，恐怕也难以成就今天如此火热的态势。

所谓“地利”的优势是指中国当下文化环境要素，具体来说包括中国目前相对开放宽松的文化政策、影视行业的市场状况以及观众的审美习惯和心理诉求等诸多方面。自上世纪七八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便开创了一个开放、宽松的文化政策环境，包括韩剧在内的美剧、日剧等流入中国市场。然而尽管如此，总体来讲国内影视剧相比美剧、韩剧则呈现创作水准较低、创新力不足等诸多诟病。著名媒体研究者张国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产剧很多时候，只是在很浅的层次中迎合人们的兴趣”。国产电视剧创新力不足，如果某一内容题材的电视剧受到欢迎，便很容易出现“扎堆”现象，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下，较容易引起观众“审美疲劳”继而引发反感。而当引进方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引进别国电视剧之后，获得观众认可的首先是一种“新的血液”，观众最初是因为“获得新的审美体验”的心理预期而主动选择观看一部韩剧，在这一基础上，新的故事、新的面孔、新的思想便自然而然“抓住”观众注意力。

同时在当前社会中，大多数人长期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以及巨大的工作学习压力中，这使得人们更加自觉的转向主题温暖、基调轻松的电视剧观赏。然而，现如今国产电视剧大多为严肃的现实题材，从“奋斗”、“青春”到“蜗居”、“裸婚”再到“养儿”、“养老”等一些列话题的电视剧近几年来几乎占据了整个国产电视剧题材的“半壁江山”，就像张国庆教授所说“好像身边坐了一个和你一起抱怨生活的人，短时间可以，长了谁受得了？”而《星星》却以其全新的外星人题材的故事，给观众炮制新的爱情幻想，为其枯燥的现实生活增添一个“新鲜剂”，契合观众审美心理诉求。

另外，国内影视公司在制作电视剧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诸如演员片酬、宣传成本、播放平台等各方面压力，使得其不得不在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削减成本，而“相比起国内明星堪比‘楼市’的片酬，韩国明星的性价比远远高于国内明星”[9]在拍摄《神都龙王》时，导演徐克曾说“选金范出演贵公子，也是有缘由的。第一眼见他就觉得帅，养眼。此外，相对便宜，可以把更多的钱花在制作上。”与此同理，在某种程度上《星星》等极具特色的韩国电视剧的引进也是中国引进方价值选择的结果。

这样，《星星》凭借自身精良的制作水准以及良好的故事架构，及时有效的抓住新一轮韩流热潮，并在当下新媒体互动传播的机制下，成功在中国影视市场中绽放异彩！可以说，高质量的传播内容、多渠道有效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主客体的共同努力构筑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背后的传播文化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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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句法的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对“字”和“句”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字”和“句”中间,完全没有“词”的位置。即无须“词”的转换,汉字天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单位。而“词”这个观念,在汉语中原来是一种文学样式,是将诗文配上曲调加以演唱的形式。“词”的word含义,是由翻译外来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概念。在现代汉语的分析范畴中,“单音词”和“字”对应,两者并无冲突。“双音词”把两个字的较为稳定的组合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单个汉字字义丰富,却不够明确。虽然中文高度依赖语境,但当我们仅仅指称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称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个基本条件。中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称,其方法就是将有限的汉字灵活组合,产生新的组合义,从而创新了语汇。由此,新的组合义(1+1>2或1+1≠2的组合义),是双字组结构“合法性”即“词化”的必要条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两者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组合义)。其次,中文的表达喜好单双音节交错的节律,因此新的概念的产生,即字的组合和“意会”,大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双字组范围内。甚至即使在意义上是1+1=2的字组,也会因双音化而“凝固”起来,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前者如“然则”,王力分析说:“‘然’是‘如此’,‘则’是‘那么’,‘然则’本来是两个词,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来由于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就凝固起来,成为一个连词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仂语,在古代汉语里是最常见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组,其组合不惜以意义的冗余去凑足一个双音节。例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偏义复词”,诸如用“吉凶”指“凶”,用“国家”指“国”。“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实指“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出入”实指“出”。又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涕泪”同义,“诛杀”同义,“忧虞”同义,“愿望”同义,“爱怜”同义。“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输》)的“既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组合。在汉语史的发展中,基本表达单位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即使受双音化的影响,汉语的“双音词”仍然与欧洲语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关键在于汉语的双音组合是“字”组,汉字在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世纪纠结:当两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哪些组合是“word”,哪些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断为“词”的字组,只要提供合适的语境,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独立表意,由此形成汉语表达中十分独特的“组义分合二重性”。经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则为“很”,分则为“不寻常”;又如“半天”,合则为“好久”,分则为“白天的一半”。汉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组合中都潜藏着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甚至能转换结构的性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动宾强势转换”。例如,联合结构“唱歌”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唱了一个歌”),联合结构“睡觉”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睡好觉”),偏正结构“小便”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小便小不出来”),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连绵词、音译词也难挡汉字的游离,连绵词“慷慨”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慷他人之慨”),音译词“幽默”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幽他一默”)。这一因汉字特点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扩展就成为汉语表达中习以为常的“结构重新分析”。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音韵节律的基点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汉语的表达,天然讲究对称与和谐。这种讲究,在口语中粗放地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规律,必须推敲书面语中每一个字的音韵表现,所谓“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字正”才能“腔圆”,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意义的基点也是“字”。汉语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汉语的说话人奉行“听话人负责”的言说策略,对听话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汉语句子的建构讲究“人详我略”。句子的意义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会,这样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意义支点,在多方意会中灵活地组合起来,字义成为句义乃至篇章之义的基础。汉语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间”展开,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的意义格局。这样一个特点,造成了中文简洁凝练、灵活自由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正如张新所说:“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汉字的凝练是中国文学充满诗意、中国人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重要原因。中国语文研究传统高度评价“字”在汉语结构的组织和理解中作为基本要素的功用。刘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刘勰)强调‘因字而生句’,这是同西方形态语言的因‘框架’(形态配合关系)而生句完全异质的一种组织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统小,以虚摄实,是先有句法关系模式,然后在这个图式内的各条‘透视线’上刻意经营。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体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组大,散点经营,以流程见局势。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流造句。刘勰所谓‘正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

当然,就汉语句子的格局而言,仅仅有字的立足点还是不够的,字的运用必须和“气”联系起来,并且浑然一体,形成句读段,才能产生强大的铺排延宕能力,使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流动起来,在语境的观照下形成生发语义的整体(这一点,正是后来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语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气”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节律的组合。汪曾祺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作为汉字书面语的诗歌和小说,用口语朗诵,甚至配乐朗诵,听上去就像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因为离开了汉字视觉,会损伤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为例,指出:“这写得很美。但是听朗诵的都是识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诗的素养的,他们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如果叫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学素养的普通农民来听,大概不会感受到那样的意境,那样浓厚的诗意。‘老妪都解’不难,叫老妪都能欣赏就不那么容易。‘离离原上草’,老妪未必都能击节。”因此,汉字书面语的阅读效果比耳听更好。与其听书,“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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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资源文化属性建设的意义

（一）旅游资源的文化属性建设是发展韩城旅游事业的必然之路。

当前，旅游业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回顾自开发旅游以来韩城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竞争阶段：

第一阶段是项目竞争。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各个行业都开始快速发展。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也借势而发，在那时要是能开辟一个景点，就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只要是有一个像样的景点，就有着绝对的优势。

第二个阶段是广告竞争。当人们渐渐认识到旅游是一个利润丰厚的新兴产业时，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要是有一点自然或是人文资源的地方都建设为旅游景点。几年之后，很多地方都有了初具规模的景点，为了游客，各个景点都不惜工本的打广告，进而发展成了广告的竞争。

第三阶段是文化竞争。这么多年的发展，旅游业也渐渐成熟，游客的素质也不断的提高，于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即文化竞争。景点是否蕴含着独特文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景点文化属性建设是防止韩城景点趋同化的必然之路。

景点的长久发展与生命力关键是区别于其他景点的文化属性。一个没有文化特征，没有个性特征的景点很难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走的长远。韩城目前的各个景点几乎是一样的，没有鲜明的特色，党家村与古城都打的是明清建筑的旗号，司马迁祠墓、大禹庙是纯粹的祭拜，其他的都是打着元代建筑的名号，这种几乎是一样的思维弱化了司马故里的文化氛围，让游客多出了些许疑问，难道一个以历史文化著称的名城竟然只剩下这些？事实上韩城这么多景点，各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各有各的特点。

多年的总结可以明白，韩城旅游这几年的快速发展，是韩城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丰富的文化差异造就的。假如去除了韩城特有的文化，就很难依靠古建筑和文物形态给人以永久印象。景点的发展和长久不衰，就必须要在文化建设上下大力气。

（三）文化属性的建设是保存和延续历史的必然之路。

西禹高速路在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魏长城横穿而过的时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引发了很多争论，从景点的文化属性来看我们明白了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一次不经意的破坏，从此再也不会拥有。也许是魏长城无法挡住秦军的铁骑，又怎么能挡得住横穿而过的高速路？如今只剩下断了的长城和横穿而去的路。历史在这里也断了层，因此建设的本质是营造有利于景点的生存发展环境，是保存和延续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举措，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二、现阶段韩城怎样走景点文化属性建设道路

（一）树立景点文化的意识。韩城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已经走到了其他地区前面，理解了旅游经济发展的好处，在景点建设上加大了投资力度，却不知道景点的经济价值的最主要部分早已经不在于设施建设，而在于景点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没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景点的文化特色，不重视特色文化开发利用，面临的将是一条不归路。所以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景点文化属性的建设，把文化属性的建设放到景点建设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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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所以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会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汉字起源揭迷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并且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开创的，并且这个人是个业余爱好者，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是发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规律，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发掘与更新，各种不同的结论随时被推翻改写是很正常的。“西来说”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命运。但不同的是，“西来说”这一可能牵涉到中国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个世纪复杂的政治运动，反对“西方”在某些时候成为明确的政治任务，在谈“西”色变”的年代里，伴随着本身的局限与弱点“西来说”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这样不出人意外地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独立说”悄然成为“定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转晕了头的中国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经过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这样“定论”了。怎么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

应该说这个“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一回事。 在中国国内，任何大规模公开试探文明起源的行为都受到了这一“定论”的无形压制，或者说只能在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则就被看作歪门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事实。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罗马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当然，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西来说”的一些准确数据，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二.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大致分层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他们的特征明显，其他的暂且不提。他们两者之间衔接在4千年前左右这个时间。又由于他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青海。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红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其某种继承。一个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是，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距离两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岛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这个国家。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型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配图）。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呢。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莱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万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万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万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是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他们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功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尽管也有龙山文化的陶器，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与仰韶文化不一个特点，并且在制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发达。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 （也就是彩陶），并且纹饰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北非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就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再现，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联系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的话，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12属相。假如事实如此，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后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古埃及。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称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另外，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精彩。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八迁”至河南腹地的商朝与临海的山东之间有着种种的神秘联系。“东夷”之“夷”尤可怀疑与“埃及”之“Egypt”的可疑联系。同时，戎、狄、蛮、夷中的其他三者当也与族源有莫大关系。甚至我们是否可以将这四个中国古代的民族划分与今天大家熟知的人种划分粗略对应呢？假如夷是黄种蒙古人，狄是白人，戎是红人，则蛮可以是黑人。当然这个划分是很主观的，但是古代民族的区别一定主要与人种有关，所以也是可以从这些方面做些考虑的。戎人与夏的联系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西来的通道，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与商人之间有截然不同的族源联系。一般认为“夷”字“从弓”，我倒是认为可疑解释为“从蛇”。无论在古埃及还是中国古代，都有蛇缠人或蛇缠绕太阳的图案，皆此谓也。“东夷”为“东方人”是来到中原之后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但是还有一个可能，这些人当初曾经在大约3900年前后其祖上曾经到达美洲，后来部分人不知出于何故重新回到中国并落脚在山东这里，所以他们看起来也符合“东夷”的含义。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逐渐的接纳整合的一个过程，最后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色彩的独特文明体系。可以说他们有继承，也有在中国本土的自生独创。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一个过程。

三.文字的产生过程

两河流域到红海沿岸甚至地中海东部地区，他们皆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之中，相互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交往。一般认为古埃及文明来自两河流域。所以在中国境内发现仰韶文化与夏商周之间有文化联系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承认他们之间确实也是有区别的，这才构成意义。同时夏商周之间尽管有更进一步的族源联系，但是参考《向东向东再向东》的分解模式不难看出，这几个家族本来属于一个大的家族，后来又分化为几个小的家族，他们之间有着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再牵涉到时间的先后，他们也有一定的差别和对立是可以理解的。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图，彩陶一，楔行文字数一）。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面少见鱼崇拜（但是犹太文化里却未必没有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型文字的美国英文网站，在他们的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附图）

（图解说）九大星辰在占星术中的表现符号。以上的顺序为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下行为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不难看出他们与象形文字的联系。日、月位居其中，而不是严格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说明了这个观察体系的“古老”，月亮这颗卫星因其明亮程度被排列在第二位显然更能说明其系统的原始性。占星术的源头就在两河流域，目前可以找到大约4000年前的这方面证据，发达的天文学是其理论基础。

上古时期希腊地区与中国地区陶瓷上面的花纹装饰不同，说明了他们宗教信仰上的某些区别。在今天，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宗教大多都反对偶像崇拜，不允许动物与人类作为装饰出现在他们的物品上，所以他们的艺术家只有在植物以及几何图案方面得以发展。我想这些宗教思维在远古时代就应该在一些部族中间多少存在，他们也影响了来到中国的人们，使其主要的器皿上避免了动物的出现，而只是具有线条与几何图案。然而由于偏于一端，这些陶艺家使这些几何图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见到这些作品也为他们的精美几何图案叹为观止。我说的这些陶器很明显是指以青海、甘肃南部为代表的大约4000年前的彩陶文化。人们常常在惊讶于那些图案精美的同时也突然会问：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们为什么不去描绘动物与人呢？今天阿拉伯人主要信仰的伊斯兰教依然恪守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叶子的习惯，他们拒绝任何偶像崇拜，拒绝让动物出现于他们的物品以及建筑上面。但是集中在陕西半坡的陶盆人面鱼纹似乎是个例外，不过后来动物图案的减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禁止，逐渐就只能描绘几何与植物图案了。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域上的差异，比如半坡与甘青两地由于地理上的跨度还是有所区别的。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他是太阳神的眼睛，同时她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神话。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特征还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也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度，夏的文字符号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这一特点，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并且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其实腓尼基字母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不过我认为腓尼基人最终将这种文字发展成熟肯定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疑问的仅只是这些字母到底起源于哪里。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莱这个民族也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但也不能超过5000千年，定在400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这一点似乎又减弱了他们来自美洲的可能。但是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一个中转站还是值得考虑的，这方面值得重新考虑的疑奠点很多 。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篇10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陈澧.东塾读书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2]王宁.汉字与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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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逢甫.汉字的文化积淀[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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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毓玲.从《说文·女部》窥古代社会之一斑[J].古汉语研究，1996(3).

[7]殷寄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

篇11

一、文化圈理论与河湟求子

人类学学科中传播论学派早就提出了文化圈的理论，认为文化圈在各地区形成、发展并可能向其他地区移动，同时，在不同地带还可能有与其相关联的文化成分形成文化圈的广阔地理分布表现。文化圈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涵化，虽然一方面必须有较大的族群或民族的固定不变的基本文化作为根基，它具有持久性的地理空间；但另一方面，文化圈还“拥有独立整体的文化丛，它的移动是全部的文化范畴的移动，从而在比较中发现两个地区所有文化上的历史关联。另外，民族之间文化的影响力也可能是个别文化成分的流入，也可能是一个文化圈的个别文化成分被冲散”。[4]“青海省有汉、藏、蒙、回、土、撒拉、哈萨克等7个民族文化圈（包括4个跨省民族文化圈），分属于农业、牧业两大传统产业文化圈中，同时还分别交叉在伊斯兰教文化、藏传佛教和汉族道教文化的三个信仰文化圈中。”[5]河湟汉族自从汉代开始，不断入迁进入该地区，在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文化层不断叠加，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发展形成，文化涵化也不断发生。在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汉民族文化在移动中形成了与整个中国汉族“同中有异”的民俗文化，并在该地区对其他世居民族文化涵化中具有强烈的导向性，河湟汉族的民俗事象也纷繁复杂。

数千年来，中国人尤其汉族一直认同男孩是延续家族血脉的重要连接点。河湟汉族作为入迁的汉族，保留了汉族最基本的观念，在这个地区，求子观念也一直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转而影响河湟其他民族。以土族为例，土族已经由先前的游牧民族转变成农耕民族，20世纪初期土族人虽然在媳妇生育第一个孩子时一般都隆重宴客表示庆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土族家庭中已经只有生了男孩才设筵的情况。这说明，重男轻女的汉族宗法观念在当时的土族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土族在河湟世居中与他族通婚，从通婚对象上看，河湟地区以汉土家庭最多；尤其与汉族结亲土族子女的族属及风俗习惯上跟随父亲，不过近年来许多人为了享受升学、计生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在族属上多随其母，而风俗随父亲。[6]河湟土族人通常在婚礼和祭祖仪式中祈求男丁的诞生，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河湟其他世居主体民族中。

近几十年来响应国家的政策，河湟汉族虽然不超生，但从观念上并没有完全转变男孩子在家族血脉传承中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青年男女一经确定婚姻关系，男女双方家长尤其双方的母亲为新婚夫妇进行求子活动，河湟农村求子（尤其第一胎求生男孩）的风俗与以往比较，有些脑山地区反而有兴盛的势头。说：“地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域不过是血缘的投影。”[7]求子风俗中隐含着河湟汉族在血脉延续方面的许多观念，在河湟地区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有许多人靠血缘观念来决定自己的现实行为。尤其在偏远一些农村，至今许多家族还规定没有子嗣的人（子嗣只指男孩）死后不准埋葬在祖坟，也不允许在田社等大型的祭祖活动中承担主持等。这些观念体现在行为中就是种种求子风俗的流行。河湟求子风俗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已渗透、表现在河湟汉族的日常生活中了，并由于地缘的关系，具体的民俗活动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河湟汉族的求子风俗表现在人生礼仪、节庆民俗活动等方面，成为河湟汉族民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事象。湟中县位于青海省河湟地区中部，是青海汉族世代生息繁衍的主要居住地区，本文以湟中县为个案研究河湟汉族求子风俗。

二、河湟汉族人生仪礼中的祈嗣考略

祈嗣风俗在河湟汉族中表现在婚丧嫁娶的重大人生仪礼中，在婚嫁中尤为突出，主要有婚嫁仪式前的求子风俗、婚姻仪式中的求子仪式两种。婚嫁仪式正式举行前的求子风俗一般在女方家较盛行，目前湟中县大部分脑山地区都有嫁女前的求子风俗。这主要是男女青年订婚以后，在男方家迎娶之前，女方的母亲完成为女儿的祈嗣。女方的母亲希望自己女儿结婚后第一胎就能够生个男孩来提升女儿在婆家的位置，因此许多女方的母亲临近嫁女时有许多为女儿求子的风俗。在湟中县的南部农村，女方的母亲一般要物色亲戚、本家中两胎都是生了男孩的妇女，做一根新的裤带并带一些礼品去找物色好的妇女，提出用新的裤带换取对方的旧的裤带，如果对方不答应，就得另外再找，如果答应了，就把换来的裤带放好，在女儿出嫁时给她带上，希望那位妇女的生子运气能够带给自己的女儿，为女婿家第一胎就能够诞下延续香火的男孩。而在湟中县北部和西部地区，女方的母亲也是提前物色亲戚、本家中两胎都是生了男孩子的妇女，物色好以后带一些礼品去她家，借一件该妇女的外套，也是要旧的，借到的衣服要放好，在衣服的口袋里装上瓜子、枣子、核桃等，在女儿出嫁时要穿在身上叫做路衣，女儿结婚时要和女婿分吃衣兜里象征生子的食物，婚后回门时又要把衣服带回来，娘家母亲在衣兜里装个红包再送还。而在湟中县整个地区，女方的母亲还要给女儿做两床新被子作为嫁妆，在被面的选择上也能体现为女儿祈嗣的风俗，一般不像传统中国汉族普遍选择的鸳鸯合欢被面，而是选择象征生育男孩的根茎植物纹饰，例如选择桃子花纹、石榴纹、藕生莲子纹等。

在婚礼仪式中，湟中县汉族主要的祈嗣仪礼首先是选择婚礼中的送亲爷爷奶奶和接亲奶奶等重要配角，所说的奶奶不一定是老年妇女，中年也可以，但必须要达

到以下条件：第一，属相不能与新婚夫妇相克；第二，送亲和接亲的最好都是只生了男孩子的；第三是只结过一次婚并有丈夫的女人。这完全不同于新派青年男女选择的未婚青年男女作伴娘伴郎。其次，在婚礼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叫做压马娃。主要是旧时青海地区汉族受少数民族婚俗影响娶亲时新娘子坐马，新郎官一般不去迎亲，所以和新娘子同乘一匹马的是一个小孩子，这个娃娃亦必须是男孩，参加整个婚礼。这个男孩一般是女方的亲属，娶亲时就陪着新娘子，新娘进家门后，男孩子的使命还没结束，在下一个环节他和男方家亲属男孩子参加攘床仪式。新娘接进门之前，婆家在新婚的床铺上四角塞了许多象征早生贵子的瓜子、枣子、核桃等，在新娘进门后举行完抢床仪式后，参加婚礼的人把压马娃和男方家亲属的男孩子进屋到床上要又滚又跳，口中要随旁边的人说一些“早生贵子”之类的吉祥语，攘床仪礼显然也是祈子表现。

青海河湟汉族在寿衣寿材的制作中也有一些祈嗣的规范。因为河湟地区汉族基本都实行土葬，所以家里的亲人年纪大了并且嫡亲老长辈都不在世了，儿子们就要在有闰月的年份为父母准备寿衣和寿棺。寿衣和寿棺的准备也体现了祈子心理。寿衣的材料可以是棉的也可以是麻的，但不能用缎子的，缎子谐音“断”，认为是断子绝孙，因为担心晚一辈的人生不出男孩，所以在寿衣的制作上也就有了许多要求，不但衣服不能用锻料，被褥也不能用缎子，在寿鞋和枕的纹饰上也有延续血脉的祈嗣象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了，但偏远地区观念并不先进。目前在湟中县农村村民在寿棺的制作上，不但延续了前辈人祈子的象征，而且家境好的人家竟然给一个长辈准备三口棺材。一口是内棺，外围和顶为柏木、底为柳木的，一口是全部都是柳木制的外棺，这两口棺必须彩绘。还有一口是不用彩绘，也是柳木制的，但不用早早准备，是在人死后家人找木匠做，叫做椁，在埋葬的时候先下葬棺后盖椁。这些内棺底为柳木、外棺和椁全部为柳木，谐音“留”，象征留子留孙。

三、河湟汉族节庆民俗活动中的求子考略

人生仪礼之外河湟汉族的民俗活动中有许多求子风俗，最常见的形式是两种：一是村庙求子；二是在春节社火表演中向“胖婆娘”求子。在湟中县农村，对刚刚结婚准备产子或者已结婚第一胎生下女孩的，男方的母亲在重要的节庆时就去村庙供奉的主神那里，做上馒头带上酒，磕头祷告，拿上神手里或衣服上的红布条、香包等祈子的象征，拿回家后放在儿子媳妇的房间，等生下孩子后，拿上拿回来的东西并扯上红布、做上馒头等抱着新生儿去还愿。在湟中县村庙里供的神大部分是九天玄女即女娲娘娘，众所周之，女娲在汉族中广泛被信仰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是传说中造人的始祖。在春节社火表演中一般是向胖婆娘求子。胖婆娘头上戴绿手帕，身着红衣服，屁股上垫一个枕头，肚子上垫一个枕头，看起来又大又胖又丑。因为怀里抱着“儿子”，所以妇女在社火队伍经过时，挤到胖婆娘那里，给胖婆娘的“儿子”给压岁钱，如果是自己或为子女祈子的，胖婆娘就会心领神会，赠送给妇女小孩子身上的衣物，也是产子后，带上东西到村庙去还愿。河湟社火主要在庙里装身子，那个“儿子”除了演社火时随胖婆娘出来逛街，平时供在庙里。当然，如果不是祈子的，给“儿子”压岁钱后，胖婆娘也就离开了。

湟中县丹麻乡有一种独特的求子仪式，结合了村庙求子和社火求子两种形式。其实汉族在民间都有普遍信仰关羽的风俗，现在全国各地关羽庙也比较多，大多称为“关帝庙”。关帝庙又称“帝君庙”或“武庙”，是三国蜀汉大将关羽死后，人们为其修建的神祠。元代以前多称武庙、关公庙，明清之后多称关帝庙。最早的关帝庙建于何时，今天已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关帝庙作为关公信仰的活动中心和舞台，是伴随着关公信仰的产生而出现的。关公信仰“形成于南北朝至唐代，发展于宋之时期，盛行于明代，至清代而达到顶峰。”[8]可是和各地崇尚关帝忠诚、信义、智仁、勇武等多元崇信心理相比不同的是丹麻乡崇拜关羽有一项是祈嗣。在湟中县丹麻乡丹麻村村庙中供奉的关羽怀中抱着刘备之子“刘禅”。每年到正月十四傍晚的时候，丹麻村演社火的人到村庙里装身子，到晚上晚饭过后，在一家打碾场上表演社火，社火表演快结束时，演员们把胖婆娘围到中间，胖婆娘就要生下“刘禅”，此时周围有求子的人家，找来许多亲属帮忙抢刚生下来的“刘禅”，抢到的人揣到怀里急速跑回家，半路有可能再次遭抢，但抱回家后就不能再抢了。抢到的人家把“刘禅”放在祈求生子的夫妇怀中，抱一个小时左右后又要放在柜上，点灯、上香、磕头。第二天胖婆娘来找孩子，进来后说“祝早生贵子”的祝福语，之后“孩子”的姨娘姨夫（就是这家期盼生子的夫妇）给压岁钱，胖婆娘赠送“刘禅”身穿的小孩子的衣物（一般是裤子或鞋子）回礼，胖婆娘抱着“刘禅”直到这一天社火结束后“刘禅”才回到关羽的怀中。第二年，抢到孩子的人家生了小孩后，要抱上新生儿拿上衣物并新做一套衣物及一些礼品到关帝庙还愿。据当地老人说，其实他们几代人都不怎么认字，刘禅是什么人他们也不清楚，更不知道什么赵云长坂坡救刘阿斗的故事。但知道刘阿斗是皇上的儿子，所以抢“刘禅”的寓意根本不是对关羽精神的信仰，而是祈祷所生的孩子能够沾染到皇家“贵气”。

从上述求子风俗类别的粗略划分，我们可以看出，河湟汉族纷繁的祈嗣事象源起于不同的信仰，并表现在不同的生活层面上，但又围绕祈子这个共同的功利核心结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将男尊女卑的思想、民间信仰、迷信心理因素等相互勾连，其中每一神秘特征的支系都可派生相应的祈嗣风俗。诚如杜尔凯姆( e. durkheim) 所言：“世上的一切事物全都在信仰中分成两类，即现实的和理想的。人们把万事万物分成这样的两大类或两个对立的群体。它们一般是用两个相互有别的术语来标志的，而这两个术语大多可以转译为‘世俗’和‘神圣’——信仰、神话、教义和传奇，或是表象或是表象的体系，它们表达了神圣事物的本质，表现了它们所具有的美德和力量，表现出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同世俗事物的联系。”[9]任何民间信仰都在现实与理想的不同层面和支系间纵横联络，相互渗透，其强大的沾合力来自传统的人伦观，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封闭的农业经

济，促其膨胀的动因是中国传统宗族制的发展。

四、河湟汉族祈嗣的特点分析

青海河湟汉族祈嗣风俗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多是对中国传统祈嗣风俗和民间信仰的遗存与继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祈嗣的地域空间来看，离城市越远的村庄，祈子的风俗越多。在湟中县一些偏远脑山地区，民众的祈子风俗仪礼或活动频繁于交通便利的川水地区。这种状况与现代文化、文明的传播空间正好相吻合。河湟脑山地区在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里，社会成员流动性不大，在湟中县常有一姓基本是一村的情况，杂姓较少，这些村庄当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宗族观念强，形成了坚固的观念，代代受影响，人人受影响，这样的村庄社区舆论力量非常强大，能不能生、能否生男孩等生育问题成了特定社会结构中对农民个人成就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为人们有了继嗣需求和面子需求便出现了对生育男孩的追求。他们较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祈子风俗，甚至有少数的家庭如果新媳妇连生两胎女孩的，婆婆鼓动儿子离婚再娶，或者悄悄遗弃女婴逼迫媳妇再生。而在一些川水地区，由于交通方便，接近城镇，经济较富足，民众近些年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杂姓人家居于一村，家长也较为开通，求子的观念有所转变。以湟中县县城周边村庄为例，现在出现有少数青年无论生男孩女孩，都只要一个孩子。

第二，从参与祈嗣的成员来看，参与求子风俗的妇女多于男子。青海河湟地区虽然地势较为低平，是青海的农业区，但青海汉族的生活还是相对封闭，到现在为止一姓一村的村庄比例高，这样的村落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比较严重，参与祈嗣的多是成年的妇女，如果是嫁女儿，则为女儿祈嗣，希望女儿生个男孩在女婿家能够母以子贵。如果娶媳妇，则为儿子祈嗣，希望儿子在本家当中获得一定地位。她们很注重祈嗣的每一个环节，在婚丧嫁娶中无一不表现出功利性追求。祈子风俗农村妇女多于男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不常外出，生活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对子女倾注的感情是第一位的。

第三，从祈嗣的内容来看，都是对偏重生男孩的功利追求。河湟汉族的祈嗣风俗都是围绕着人口生产这一个强大的功利核心而展开的。学者侯杰和范丽珠认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都有很强的实用意识和功利色彩。他们认为：“民间诸神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功用，随时随地满足人们的世俗要求和实用心理。人们对神灵的祈盼很实际，为了达到有求必应的目的，会千方百计地讨好它们”。[10]在对待生产“子”和“女”的行为和态度上，体现出河湟汉族功利性追求。在“家本位”的河湟村落社会里，注重子嗣和家族谱系，如生不出男孩，被认为是一件不孝和可耻的事情，在村子里面发生争吵时，如果被对方辱骂为“断后”，那是再风光的人也颜面扫地。所以，河湟汉族一般要在产子之前就进行一系列的祈嗣风俗，而这种功利性的人口生产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第四，从祈嗣的方式来看，多来自原始巫术中的接触律。河湟汉族祈子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内核用人类学家的观点解释就是接触律的逻辑思维，弗雷泽这样来解释接触律的巫术：“交感巫术中称为‘染巫术’的另一个分支则是以这样的的一种信念为前提的，即一度接触过的是必将永远保持某种联系；在这样的交感关系中，无论其中一方发生了什么变故，都必将使另一方产生相似的结果，因而，跟顺势巫术一样，触染巫术的逻辑基础也是错误的联想。”[11]弗雷泽还举了实例：在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中，想要生子的妇女求助于巫师，巫师自己或者要求该妇女的丈夫做一个木偶婴儿，然后对这个木偶施以神秘的礼仪，并让该妇女睡觉时把木偶放在枕头下。在西非的安诺地区，求子的妇女把一个婴儿状的系在后背。所以，河湟汉族人生仪礼中的祈嗣和民俗活动中的求子风俗是一种错误的联想：认为接触了生过男孩子的妇女系过的腰带或是穿过的衣服、或者是让小男孩攘过的床、抢了胖婆娘生下的“刘禅”怀揣一个小时，就能产生相似的结果——诞下男婴。

第五，从祈嗣的性质来看，许多祈嗣行为和心理是民间信仰中的迷信行为。民间信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乌丙安认为“民间信仰是在民间广泛而普遍存在的日常信仰事象”。[12]确切的说民间信仰是“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 [13]

据此确定中国人的求子风俗是纷繁复杂的民间信仰内容之一。但是在对迷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国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许多民间信仰是伪科学的迷信行为，有学者认为：迷信是从许多原始活动中残留下来的意识和手段，它不仅是对事物因果的歪曲荒诞的认识，而且也是反科学的歪曲并破坏社会生活的行为。[14]河湟汉族的祈嗣风俗形式多样，企盼生出男孩是现实目标。但这一心理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主动而焦躁，其事象与人情事理、健康的生育观念相违背，这一精神观念的极端化反而体现出悖理违俗的性质。祈嗣风俗重功利，重结果，希望通过一定的言行和仪式，实现生子的愿望。如果能生，企盼一定先生男孩，不能生育退而求其次，有着较为明确的功利追求。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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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日本的各个时期有各自发展的特点。日本人为了使汉字更加深入日本人的生活，更符合日语的书写习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但简化了汉字，制定了“当用汉字表”，更发明了日本人独有的国字和二战后使用的新字体。>>>>中国汉字日本四种简化方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