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哲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18: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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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一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一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二、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逐渐进入近代化。在康德之前，一方面技术迅猛，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一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一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一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三、活动与审美救赎
篇2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篇3
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源
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
4.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类引用及其注释的讨论
5.伊壁鸠鲁哲学的现实指向与马克思自由观的奠基——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6.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7.哲学“软着陆”的初体验: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革命逻辑与创新精神
8.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博士论文”成果综述
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本体论问题
10.“自我意识”的意义论内蕴: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视野
1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对黑格尔的超越及自我意识哲学的新突破
1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正义思想探析
13.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14.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博士论文述评
15.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6.原子与自由——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学解读
17.从“自由的反面”到“自由这个对立面”——从马克思博士论文两个版本的翻译差异看对偏斜概念的理解差异
18.市民社会: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本体论诠释
1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文本解读方法论探析
2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伦理向度——兼论其与近代契约论的关联
21.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立场论析
22.主体性“自我意识”逻辑的初步建构——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想导读
23.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析
24.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
2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
26.论“自我意识”的政治学况味——马克思《博士论文》续探
2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探析
28.自我意识:从封闭走向开放——论马克思博士论文对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批判
29.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析
30.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及其与鲍威尔的潜在差异——兼与罗燕明同志商榷
31.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本体论思想初探
32.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三重向度——兼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基本差异
33.读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得
34.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人的解放维度
3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启蒙意识初探
3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实践哲学理念
37.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综述
38.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作背景研究
39.谈当前学科博士培养的几个问题
4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伊壁鸠鲁哲学
41.马克思博士论文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旨趣
42.浅论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的哲学立场
43.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4.自由的追寻与自我意识哲学的局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展开逻辑与思想史定位
45.自由的张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理论诉求
4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时间性视域
47.自我意识是一个伦理原则——马克思博士论文伦理思想探析
48.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探微
49.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思考
50.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唯物史观的秘密诞生地——马克思《博士论文》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51.自我意识哲学的界限与哲学的出路——简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因及体系原则
52.马克思对哲学信念与共同体的反思——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53.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
54.从理想性到现实性——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向度
5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56.自我意识自由向现实自由的转变——马克思博士论文自由思想的解读
57.试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伦理思想
5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原子论批判思想
59.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人学思想解读
6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现实实践性探析
61.青年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
62.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批判逻辑演进——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63.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
64.被异化的“自我意识”与被照亮的思想未来——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思想解读
65.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旨趣
66.隐蔽的谢林批判——马克思《博士论文》旨趣新探
6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观初探
68.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6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哲学观探析
70.马克思早期正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
71.对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意义和价值的再思考——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7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运动学说
73.原子世界的哲学原则和结构——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74.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75.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窥新闻契约思想
76.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观探析
77.走出浪漫主义的端倪:重新解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78.哲学的出路——读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笔记
79.马克思对自由概念的本体论证明——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一得
80.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及其关系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比较
81.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论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
82.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探微
83.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黑格尔哲学立场论析
84.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解读
85.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观探析
86.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意蕴探析
87.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新唯物主义”萌芽
88.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例
89.“Idealismus不是幻想,而是真理”——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90.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政治、哲学思想初探
91.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92.作为实践的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93.学生时代马克思人学思想溯源——对《中学作文》和《博士论文》的探究
94.马克思《博士论文》关于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95.主体性、客体性与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
96.试论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创造性转化——以马克思《博士论文》为例
97.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
98.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
99.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契约思想研究
100.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关于哲学本质的思想
101.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起点——《博士论文》所蕴含的人权思想研究
102.《博士论文》:马克思空间思考的重要起点
103.从感性遮蔽理性到理性解构感性——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启迪
104.基本原理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定量分析
105.为新时代觅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博士论文》探微
106.马克思《博士论文》原子概念的辩证法解读
107.《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的实践观
108.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历史主体理论的创造性研究
109.理论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实证分析
110.自我意识哲学探源——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1.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法思想初探
112.马克思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眼中的市民与市民社会——从《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
113.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看他的异化观
114.青年马克思的人学思考之变迁——从《博士论文》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解读
115.马克思的自由宣言──《博士论文》解读
116.一部充满辩证法理论光辉的杰作——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7.哲学在与现实相互作用中深化发展——读马克思《博士论文》
118.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一点思考
119.具体的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
120.文艺学:经典、当代与中国化——兼评何志钧博士等著《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
121.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反思——鉴传今博士访谈录
12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逻辑进程——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23.卡尔·马克思:自由之子——大卫·利奥波德博士访谈(之一)
124.自由何以可能——马克思《博士论文》解读
125.如何定位赫森科学史的方向——兼与唐文佩博士商榷
126.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的诉求
127.人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篇4
从我们选取的几所开展通识教育有代表性的大学来看，可以看到大家仍然在探索中，
每家的设计也都体现出了各自学校的特色。
上期我们介绍了大部分学校通识教育是在两个层面开展的：
实验班（院系）和全校，
本期我们也从这两个层面来看看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
一、 全校层面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
大学的通识教育领域可以分为四大块：人文、社科、理科和工科，各个学校大致都按这些领域来开设课程，但有着差别。
上海交通大学的设置最接近这个模式。从2009级开始，上海交大推出四大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模块，共一百多门课程。
人文学科课程――主要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领域，培养学生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审美情趣；使学生学会用历史的方法、以历史的眼光认识事物；让学生了解哲学分析的方法，培养思辨能力；提升学生的鉴赏力、想象力、表现力、沟通和交流能力。
社会科学课程――主要涵盖政治、经济、法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使学生熟悉社会科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方法，以加强对当代人类行为的理解，正确认识和处理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教学方法上，则借助于某个学科的某些片断，通过短暂的学术探索，让学生接触到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让学生学习经过简化的、较为完整的学科概论或常识。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课程――主要涵盖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学科和众多的工程技术领域，使学生通过对所涉领域的总体上的理解，认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帮助学生提高科学素养和工程意识。
数学或逻辑学课程――数学教学的重点是数学思想和思想方法，使学生了解数学发展中的重大时间及数学家的创见和发明，了解数学的文化功能和思想价值，以及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逻辑学课程则是让学生学会如何正确地进行推理和论证，并能够识别和反驳错误的推理和论证，提高思辨能力。
复旦大学则偏重于人文社科，人文社科的内容也分得更细更专。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是复旦学院通识教育模式的一大亮点，其在通识教育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复旦大学根据人文精神之传承和学问基础之展示的要求，构建了包含六大模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其主导原则是突破单纯的“专业视域”和单纯的“知识视域”，为学生提供能够帮助其形成基本的人文修养、思想视野和精神感悟的课程。
第一模块“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涉及中国文学经典和中国历史经典方面的研讨性课程。“文学经典”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两个方面，“历史经典”指中国历史上重要史学家的经典作品。第二模块“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是关于哲学和思想经典的研讨性课程。进入此模块的主要是中国哲学经典和西方哲学经典。本模块旨在帮助学生找到一条进入哲学家思想境域的门路。第三模块“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是关于西方文明及其他重要文明的研讨性课程，重在开阔学生在文明比较方面的视野，从而较深入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和文明多元发展、冲突、整合及其在当代的意义。第四模块“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是关于科学与技术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进程的研讨性课程，重在展示数学思想史、自然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原理史，以帮助学生领会数学和科学思想的要点，培养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精神。第五模块“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是关于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以及人类生命的科学与伦理问题的研讨性课程，范围包括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医学及生命伦理学等。第六模块是“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类的课程。进入此模块的艺术门类主要有：音乐、戏曲表演、绘画、雕塑与陶艺、影视、书法、话剧与朗诵等。
以上六大模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旨在向本科学生展示人类的基础性学问与精神实践领域中的问题及其思考和探索之路，展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演变和人类当代状况的基本性质，并帮助学生获得在祖国语言实践中的生命体验，以引导学生形成天下关怀、文化自觉与学术探讨之精神。
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近似，核心课程四大类中文科类占了四分之三。
中山大学通识课程，将共同核心课程分为四大类，包括“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类基础与经典阅读”，要求每个学生在每类中选修4个学分，每一类都不能落下，一共16学分。比如“中国文明”大类，包括中国古今的哲学、文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相关课程。“全球视野”大类，包括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与国别冲突、国际法等。
浙江大学则偏重于理工，四大模块中理工数学模块占四分之三。
自2008年起，浙江大学创建本科生院。新生按大类招生，入学不分专业，并按照专业相关性修类平台基础课程。工科大类平台课程包括：数学模块课程、电类模块课程、力学模块课程、生化模块课程。理科大类平台课程包括：生化模块课程、数粒模块课程。文科大类平台包括：经管模块课程、人文模块课程、法学模块课程，以及数学模块课程。
二、 通识教育实验班（院系）的课程设置
既然肩负着探索实验任务，这些实验班或者院系的课程设置就比全校通识教育的设置更深入，难度更大，还有些特殊的要求。
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开展得比较早，很想闯出一番天地。它的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透露出学校教学上的雄心，学生读下来，应该要很花些功夫。
除了国家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之外，博雅学院为学生开设的课程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典学习”。开过的课程包括《荷马史诗》《史记》“四书”等，这都是最经典的经典学习。第二部分是“古典语言”，包括一年级的拉丁文、二年级的希腊文以及贯穿始终的古代汉语的学习。学院有时候会开专门的古代文字的课，有时候会借助经典的学习，比如通过《诗经》、《左传》，学习古代汉语的课程。这是博雅学院比较突出的特点，非常强调古典语言的学习在博雅教育中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博雅学院要求学生在毕业时具有最基本的英语研究能力，所以在学校的公共英语之外还特别为学生开设了学术翻译课程，作业量是每周翻译五页的内容，由任课老师进行逐字逐句的批改。第三部分是“古典研究”，开设过的课程包括“古代希伯来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典政治哲学”“佛教治国与教化传统”等课程。第四部分课程是“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开过的课程包括“民主与”等。另外博雅学院非常强调学生的艺术修养，有许多艺术修养课程，比如书法课，每个学生每周都要写书法作业，有老师批改。另外还有“外国美术史”“绘画技法”“电影欣赏”等修养课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通识教育也很有雄心，它和中山大学一样，有一些致力于通识教育探索的老师，而且它的课程设置显然是借鉴了国外的成熟做法，极力按照通识教育“应该”的样子来设置的。
北航知行文科实验班最核心的课程特别强调最经典的阅读、阐述和读书报告的书写，可以概括为以阅读经典为核心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知行文科实验班一年的通识课程主要分三部分：第一是各4学分的中国文明文化史和西方文明文化史，旨在让学生对中西文明的发展历程有个整体的理解；第二是各16学分的中国经典研读和西方经典研读，分别需要读8本经典著作，每学期中西各一本，经典著作的选择偏古典时期和近代早期，旨在培养学生解读文本和书写的能力；第三是4学分的艺术史与现代艺术，以中西绘画为主，旁及摄影、建筑、陶艺等，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想象力。
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实验院系新雅学院的课程设置则透露出浓浓的文史意味，也许是为了给占学校大多数的工科同学熏陶些人文气息吧，但这些课程的难度并不低。
新雅书院成立于2014年9月27日，旨在探索通识课程与养成教育协同的综合改革。新雅书院拟在两年内开设20门左右通识课程，以“文明与价值”为主线，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科学为基础，推及政治、经济、社会和传播，培养清华学生对文明和价值的综合理解与有效表达，在认知、思维、表达和运用方面达到融会贯通的高度。每学期要求学生选修1门，两学年内修完4门（每门3学分，共12学分），同时学生还需完成所在专业自身的培养方案。
2014年秋季学期，新雅书院开设了“史记研读”“早期中国文明”“法律与文学”“艺术的启示”4门课程。2015年春季学期的通识课程则是“西方经典与现代社会”“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艺术”“器物与生活”“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科学发展与人类文明”等。新雅书院认为，通识教育的最低目标是培养宽口径专业人才，最高目标则是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只有当学生每学期的课程总数比较少时，通识课才可能有高要求并达到一定强度，也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三、 北京大学
篇5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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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6）11-000-04
经典诵读向来以其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道而备受青睐，中国古代的贤达志士无不在经典诵读中接受滋养而确立德性，实现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自由腾挪”[1]。西方永恒主义教育流派更是把经典视为通往理性与智慧的必经之路。近年来，随着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倡导，经典诵读再次成为我国文化与教育的滚滚潮流。中小学校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经典诵读潮流的主战场。然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潮流中，由于对“何为经典诵读”“为什么读经典”“读什么经典”“怎么读经典”等问题缺乏根本意义上的认识，经典诵读被异化为机械记忆和另一种形式的道德灌输。经典的产生乃是对时代命题的呼应，尽管其中不乏永恒的价值，但终究免不了带有时代的烙印和色彩。因而，对时代背景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典诵读。
一、来自永恒主义的观点及反思
经典诵读作为一种活动，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被重视，当代也时常成为潮流。而具有异文化特征的西方教育也同样关注经典诵读，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的赫钦斯、法国的阿兰以及英国的利文斯通为代表的思想界和教育界人士，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大力推行西方的经典诵读，推广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对经典诵读进行系统性思考，提出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永恒主义哲学流派因反对当时在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而兴起，体现了当时美国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进步主义教育以实用精神为主导，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而忽视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实用主义的弊端显现出来，因此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希望追溯到古代，用古典文明来滋润当时人文精神干涸的社会。大学中的一批学者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致力于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科教育，用人文学科来训练人的理性。由于永恒主义在课程与教学上十分重视西方古典名著的阅读，因此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永恒主义哲学以其不变的宇宙观、人性观为前提展开论述。永恒主义哲学认为，宇宙存在着不变的法则，万物的运行被普遍的原则所掌控，变化的现象下蕴藏着不变的形式。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即理性。作为理智基础的真、善、美的原则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此外，永恒主义者认为人性中有共同的要素，这使人们之间得以相互交流。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教育也不需要改变，适合于古希腊罗马黄金时期的教育同样适合现代人。
永恒主义流派极度崇尚自由与理性，因经典客观上对于哲学思维的训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对于人类精神遗产的传承与人文情怀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因此，永恒主义者希望通过经典诵读的方式实现人的自由与理性。但同时，永恒主义流派忽视经典背后的时代与物质背景，使永恒主义难以摆脱唯心主义的色彩，加上对人的本质的机械的、静态的理解，永恒主义也遭受了许多质疑和批判。企图用经典和永恒的课程来直接应对社会具体问题是不切实际的，“过去提供的东西只能看作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尝试性的、假定性的建议，而绝不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真理，不能代替我们目前的思维”[2]。可以说，近代永恒主义流派是思想界最早且系统思考经典诵读问题的流派。当前，重新审视永恒主义流派对经典诵读的观点并反思其实践过程，对于我国中小学经典诵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启发意义。历史上的任何思潮都以一定的社会背景作为现实支撑。经典诵读本身需要面对诸如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等具体而根本的问题。面对质问，对时代背景的认识以及对时代的深切呼应不可或缺。
二、不确定时代的兴起及知识转型
近代科学随着近代工业化进程而兴起，在科学与工业化的相互促进中不断发展，帮助人类更好地遇见和预见。科学的发展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是一种确定性，即在科学中，我们相信总有一种规律在支配着，一旦规律被人类找到并被把握，我们就可以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人类似乎找到了对自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可控感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安全感。正因如此，人类对科学极度崇尚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作为人类生活观照的教育，自然无法回避对科学的观照。斯宾塞曾经敏锐地觉察到科学的价值并直言不讳：“科学知识是最有价值的。”科学知识本身代表着“一种确定性的知识，是客观的、真理的知识”。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合法性知识进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并迅速占据了现代教育的核心位置。[3]科学教育的历史虽然短暂，成效却很辉煌。至今，科学仍然是现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从近代到现代，科学上的一次次突破使人类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的力量。科学知识在与人文知识的较量中似乎大获全胜，然而失衡中却暗含了另一种危机，即人类从“科学”走向“科学主义”，产生了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人文的灾难和对不确定性知识的疏忽。作为确定性知识代表的科学，在走向极致时便开始呼唤自己的对立面，原本被遮蔽的不确定性在人们对科学的困惑中被释放出来。科学原先带给人的确定性，但在今天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20世纪发现了未来的失落，即它的不可预见性”[4]，莫兰宣布了一种不确定时代的兴起。
拨开科学主义的迷雾，客观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撇开价值论领域的知识的不确定性，人类在认识论领域的知识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认识性活动得到的只是关于世界的或然性知识，所谓确定性知识意味着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的极大概率事件的知识，此即‘确定性知识的不确定性’”[5]。在现代与后现代交叉的时代，知识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呈现出确定性和不确定互相冲突与交织的特征，这种交织呈现出一定的性质转向，即如石中英先生所描述的从现代知识性质到后现代知识性质的转变。这种知识转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客观性到文化性；从普遍性到境域性；从中立性到价值性。“知识性质的转变动摇教育的知识基础，引发建立其上的原有教育观念、制度和活动的危机，从而推动了一定时期的教育改革。”[6]传统经典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知识，虽然历经考验保留下来，但仍然需要经历时代的检视并演绎新的价值。经典诵读不是一个无目的的活动。如果它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经验延续，那么它最终必然被异化为一种纯粹的机械记忆和另类的道德灌输。因此，经典诵读本身需要经过理性的审视，并回应知识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呈现。
三、经典诵读的若干问题思考
（一）重新审视传统经典的价值
如上所述，不确定时代的知识转型，特别是以传统经典为代表的人文知识所呈现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特征，加上“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权力实践的性质，教授和学习所有的知识都不能毫无批判地进行，否则就可能受到种种的知识霸权的控制，从而失去认识和行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陷入了一种被奴役的境地”[7]。因此对我国传统经典的价值进行审视是必要的。审视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抛弃，而是通过理性的反思，实现对传统经典的文化自觉。这种审视可以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寻找经典产生之初的价值合理性。胡塞尔不满于现代科学理性与实证主义的霸权地位，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在探讨与我们自己最切身相关的人性和精神科学问题时，应当首先把那些既定的实证科学成见放进括号里面，悬置起来存而不论，纯粹凭借直观来对我们所意识到的‘意向对象’加以描述”[8]。邓晓芒先生借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分析。他把我国几千年政教伦理的局限性悬置起来，追溯其中的普遍人性的根。他对儒家和道家两部经典著作的核心观念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如孔子在《论语》中的“仁”的概念――“孝悌，仁之本”，对此，邓晓芒先生提出应该还原由“孝”返回到“仁”，即“仁，孝之本”。而对《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应由自然返回到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本身就是自然的。因此，提倡回到最初它之所以被人接受的“事情本身”，即对人的自由本性的返回。同样，《诗经》《离骚》等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返回到文艺的感性的直观本质。通过现象学还原，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揭示与当今人类共同的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9]经典诵读是一种价值性活动，古今中外的经典中一般都蕴含了各种价值，包括伦理层面、理性层面、审美层面，等等，对经典的价值审视是让人更加明晰为什么诵读经典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汤一介先生所担忧的，“弘扬中国文化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弘扬什么东西，弘扬不好很可能变为国粹主义，变成文化本位”[10]。抛弃对经典价值的审视，诵读本身就成为对学生的一种奴役。而这种价值的审视需要观照今天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人。教师与学生应从经典诵读当中寻找一种对当下具有普遍人性和普世意义的价值。
（二）关于经典诵读主体的思考
经典以其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人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感悟与收获，不同阶段的感悟对人成长的意义无法直接比较，在春天种下一颗种子的意义并不比秋天收割时的意义小。因此，不能以某一个特定阶段的标准来评判或遮蔽其他人生阶段的感悟。经典诵读可以面向不同人生阶段的人进行。当前，经典诵读出现了一些无意识的偏见，即由于一些专家提倡儿童经典诵读，并指出提倡背后的理由乃是儿童的记忆力优势。“我们提倡儿童经典诵读教育，就是要利用儿童期的记忆力。”[11]这种观念一旦普及开来就不免让人形成带偏见的印象：“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和“经典诵读是记忆力优势者的游戏。”
“经典诵读是儿童的事情”一旦形成标签，家长与教师就可能疏远经典，由此又影响到儿童对经典诵读的崇尚，因为儿童最初是从成人那里感受经典的魅力的。因此，在经典诵读的主体中，作为成人的家长与教师始终不可忽视经典的意义和自身的垂范。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只有成人与儿童在共同的诵读中才能继承和拓宽中华文化的“分母”，才能有更多优秀文化的“分子”的产生。
同时，儿童进行经典诵读并不是因为其记忆力优势，相反，诵读本身可能具有训练记忆力的效果。突出记忆力在经典诵读中的作用，容易导致人们对经典最本真的审美感受被遮蔽。经典诵读有时可以只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而不是接受教育或做研究。作为经典诵读的主体，人因为经典诵读而逐渐走向完整的人，而不是因为记忆力等条件才开展。
（三）关于经典诵读方式的理性思考
“国学热”与“读经热”在近些年尚未真正实现“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不断此起彼伏，广大中小学更是投身这股热潮的主力。在“文化自信”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导向中，学校广泛开展经典诵读。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不乏乱象，引人担忧。经典诵读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而一些学校却采用“三叩九拜”等与时代不符的仪式，一方面颇有复古之意味（以为这便是文化之传承），另一方面也有遮蔽或偏离经典诵读本质之意味。另外，因经典著作大多蕴含深刻的人生道理，涉世未深的中小学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明白的。在诵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有些学校不顾儿童发展水平，没能找到适合的方式，便急功近利地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除了引起儿童对经典的反感之外，大体上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在诵读的理念与方式上，我们需要改变。如前所述，经典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财富。当学生尚未能领会其中的人生哲理之时，经典还可以还原为一种纯粹审美的态度。因此，可以提倡以体验美学的主体性的角度来感受经典诵读。
体验美学认为，体验是人存在于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的情感、精神和智慧只有在体验中才能生成，因情感是体验的冲动，精神是体验的觉醒，智慧是体验的发现”[12]。每一部经典都是作者处于一定的情景、带有一定的情感体验而创作的，经典诵读教育因此而具有体验性。人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是与原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需要读者进入到作品中感受作者的情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处在成长的关键期，他们的情感内容不断丰富、情感体验逐渐深刻、情感稳定性日益增强。而在经典诵读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发挥学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去体验情感的流动，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与作者产生共鸣。通过美学体验的方式学习经典，会增强学生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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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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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9
一位同去的朋友在与季羡林交流时得知他要选梵文作为攻读博士的科目，大吃一惊，就语重心长地劝他回心转意：“要知道，梵文非常难学，并且没什么用处，大家都唯恐避之而不及，可你为何偏偏选它呢？”季羡林微微一笑：“一切未知中都藏有真知，也许哪一棵野草就是将来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梵文表面上看似无用，实则很值得研究――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要想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就要精通印度文化，这就要求我必须具备过硬的梵文功底。”
这位朋友听了季羡林的解释，认为他独具慧眼，但还是劝他慎重。在这位朋友看来，研究梵文一来耽误时间，二来难有建树，这将影响到季羡林的前途。但季羡林还是坚持己见：“若都去选容易的热门的领域，那艰难的冷门的却有着巨大研究价值的未知领域由谁去探索呢？”季羡林的这位朋友被问得哑口无言。
除了季羡林之外，其他和他同期攻读博士学位的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没有一人选择梵文，所以，季羡林是“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唯一的听课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十分欣赏季羡林，尽管教室里只有一位学生，但是他讲得十分卖力，毫无保留地传授毕生研究成果，季羡林也学得十分认真。
梵文是印度的古典语言，也是佛教的经典语言，在古代曾经有过无上的光荣，可光荣是一回事，难度又是另外一回事。季羡林接触了才晓得梵文的晦涩难懂，感觉它就像是鬼造的一般：文法变化极其复杂，最要命的是，左看右看，就是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断开一个字，很多时候，即便自己断开了，字典上也查不到。
选择了梵文，就意味着要比他人付出多得多的心血。季羡林被弄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他的心里燃起熊熊怒火，他恨不能把书撕成粉碎。换作别人很可能会知难而退，但季羡林一心要把梵文拿下，硬着头皮往前冲，俨然一副山东汉子的做派。课余，季羡林经常研习着研习着就睡着了，但一觉醒来，他马上抖擞精神，重新投入到研习中去。
1941年2月，季羡林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虽说耗费的时间超出预期3年多，但季羡林关于梵文的研究取得杰出成就，为他之后进行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或许，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像季羡林一样，面对未知世界，不是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去攫取，而是胸怀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迎难而上，勇敢拓荒。
（摘自《经典阅读》2014年第2期）
【素材迁移】
1.甘于寂寞，潜心钻研。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如果想要有一点成就的话，我们就要有勇于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那些凑热闹的事情我们不能去做。”因此，我们要甘于寂寞，潜心钻研。
2.杜绝急功近利，坚持脚踏实地。
当前，社会上有股急躁、焦虑情绪。反映在教育中，反映在学术界，就是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著作、急于评职称、急于拿奖项，甚至假实验报告、假学位论文、假毕业证书也纷纷出笼……这些现象恰恰说明了学风问题的严重。
篇10
关键词 大学图书馆 大学生 经典阅读 阅读推广
关键词 大学图书馆 大学生 经典阅读 阅读推广
经典，是那些超越时空局限、有影响力的权威著作，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经典，记录了历代先贤创造的丰富知识、精辟见解，是人类几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是开启心智、滋养心灵、提升境界的精品。大学生是文化素质较高的社会群体，肩负着国家未来建设与文化传承的重任，阅读经典有益于他们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培养，应当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很多大学生对经典缺乏阅读热情，接触经典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亟需改变。促进大学生阅读是大学图书馆的重要职责，本文试图对面向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推广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经典，是那些超越时空局限、有影响力的权威著作，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经典，记录了历代先贤创造的丰富知识、精辟见解，是人类几千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是开启心智、滋养心灵、提升境界的精品。大学生是文化素质较高的社会群体，肩负着国家未来建设与文化传承的重任，阅读经典有益于他们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培养，应当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很多大学生对经典缺乏阅读热情，接触经典越来越少，这种状况令人担忧，亟需改变。促进大学生阅读是大学图书馆的重要职责，本文试图对面向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推广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意义
1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意义
1.1 推广经典阅读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1.1 推广经典阅读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重要使命，目前，国内外的很多大学都在推行本科生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强调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培养，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格的发展。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指出：通识教育的核心就在于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阅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也认为：经典是必备的知识，现代人文素质的培养就应该从阅读传统经典开始。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重要使命，目前，国内外的很多大学都在推行本科生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强调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培养，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格的发展。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教授指出：通识教育的核心就在于阅读经典文本，逐字逐句地阅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也认为：经典是必备的知识，现代人文素质的培养就应该从阅读传统经典开始。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把阅读分为两种：为知识的阅读和为成长的阅读。经典阅读就应当归人为成长的阅读。现在，大学生阅读比较注重实用性，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英语、计算机和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对阅读畅销书也颇有兴趣，但对经典著作却很少问津。复旦大学曾做过当代大学生阅读习惯的调研，结果显示经常阅读人文社会科学典籍和学术类著作、期刊的大学生不足三成。他们大都认为经典已经过时，学习经典的实际意义不大。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经典具有启迪智慧的永恒魅力，阅读经典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使他们变得更有学养和胸襟，更加沉稳厚重。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把阅读分为两种：为知识的阅读和为成长的阅读。经典阅读就应当归人为成长的阅读。现在，大学生阅读比较注重实用性，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英语、计算机和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对阅读畅销书也颇有兴趣，但对经典著作却很少问津。复旦大学曾做过当代大学生阅读习惯的调研，结果显示经常阅读人文社会科学典籍和学术类著作、期刊的大学生不足三成。他们大都认为经典已经过时，学习经典的实际意义不大。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经典具有启迪智慧的永恒魅力，阅读经典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使他们变得更有学养和胸襟，更加沉稳厚重。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浅阅读”是社会阅读的主要特征，这种“浅”不仅是指浏览性阅读多，深度阅读少，泛读多，精读少，而且是指读物的内容浅显，人们热衷于阅读流行读物和休闲、娱乐读物，而对有较深思想内涵和较大文化价值的读物却敬而远之。正是因为经典阅读不足，造成大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精神成长中缺少最重要的营养素，造成他们人文素养、道德水准、思辨能力、审美水平下降，失掉对于事物的基本判断力和基本价值的持守。这与大学教育倡导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显然是相违背的。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浅阅读”是社会阅读的主要特征，这种“浅”不仅是指浏览性阅读多，深度阅读少，泛读多，精读少，而且是指读物的内容浅显，人们热衷于阅读流行读物和休闲、娱乐读物，而对有较深思想内涵和较大文化价值的读物却敬而远之。正是因为经典阅读不足，造成大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精神成长中缺少最重要的营养素，造成他们人文素养、道德水准、思辨能力、审美水平下降，失掉对于事物的基本判断力和基本价值的持守。这与大学教育倡导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显然是相违背的。
1.2 推广经典阅读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
1.2 推广经典阅读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传统都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著名学者刘梦溪认为：经典阅读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必要途径。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是承载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媒介，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尽管传统文化经典中有些内容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但其中仍有很多能引起我们共鸣的真知灼见、至理名言，依然闪耀着理性、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仍然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如果他们都疏于阅读经典，势必造成社会大众整体文化素养的下降，并影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传统都处在流失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著名学者刘梦溪认为：经典阅读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必要途径。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是承载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媒介，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尽管传统文化经典中有些内容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但其中仍有很多能引起我们共鸣的真知灼见、至理名言，依然闪耀着理性、智慧的光芒，对我们仍然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如果他们都疏于阅读经典，势必造成社会大众整体文化素养的下降，并影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2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主要方式
2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主要方式
尽管阅读是个人行为，需要自主性和自觉性，但大学生的阅读确实需要计划和引导，大学生本人需要对自己的读书生活统筹安排，经典阅读应当作为必要的组成部分纳入其中。大学教师要为大学生学习经典提供多方面的指导，大学图书馆要为大学生经典阅读创造各种方便条件并提供多种服务。笔者认为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尽管阅读是个人行为，需要自主性和自觉性，但大学生的阅读确实需要计划和引导，大学生本人需要对自己的读书生活统筹安排，经典阅读应当作为必要的组成部分纳入其中。大学教师要为大学生学习经典提供多方面的指导，大学图书馆要为大学生经典阅读创造各种方便条件并提供多种服务。笔者认为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2.1 突出经典的采集、组织和宣传
2.1 突出经典的采集、组织和宣传
大学图书馆负责全校的文献资源建设，不仅应当大力采集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经典著作，而且应当收藏各种研究经典的著作、工具书和相关文献，为大学生系统学习经典提供文献保障。有条件的大学图书馆应当设立“经典著作阅览室”，把经典著作进行集中保存、展示和利用，国家图书馆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没有条件设立经典阅览室的大学图书馆也应把经典作为重点读物进行宣传、推荐，摆放在读者易于利用的位置上。
大学图书馆负责全校的文献资源建设，不仅应当大力采集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经典著作，而且应当收藏各种研究经典的著作、工具书和相关文献，为大学生系统学习经典提供文献保障。有条件的大学图书馆应当设立“经典著作阅览室”，把经典著作进行集中保存、展示和利用，国家图书馆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没有条件设立经典阅览室的大学图书馆也应把经典作为重点读物进行宣传、推荐，摆放在读者易于利用的位置上。
2.2 推荐经典书目和相关文献
2.2 推荐经典书目和相关文献
大学生应当阅读哪些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现在许多经典著作都有多种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更适合大学生阅读?有哪些研究经典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这些都是大学生在阅读经典过程中经常需要了解的问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应当组织有关专家编制大学生适用的经典推荐书目，大学图书馆也应推荐有关研究经典的著作及论文索引，为大学生更好地阅读经典提供必要的指引。各个大学图书馆也可以和本校有关教师合作，为大学生编制经典推荐目录。
大学生应当阅读哪些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现在许多经典著作都有多种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更适合大学生阅读?有哪些研究经典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这些都是大学生在阅读经典过程中经常需要了解的问题，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应当组织有关专家编制大学生适用的经典推荐书目，大学图书馆也应推荐有关研究经典的著作及论文索引，为大学生更好地阅读经典提供必要的指引。各个大学图书馆也可以和本校有关教师合作，为大学生编制经典推荐目录。
2.3 开办经典导读讲座
2.3 开办经典导读讲座
由于很多经典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距较远，大学生在文本阅读和精神领会方面难免会出现困难，需要教师和有关人员及时给予指导。大学图书馆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办各种导读经典的专题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担任主讲人。这种经典导读讲座应当与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应当在大学图书馆常年定期举办。
由于很多经典与我们生活的时代相距较远，大学生在文本阅读和精神领会方面难免会出现困难，需要教师和有关人员及时给予指导。大学图书馆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办各种导读经典的专题讲座，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担任主讲人。这种经典导读讲座应当与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应当在大学图书馆常年定期举办。
2.4 组织各种专题的经典读书小组
2.4 组织各种专题的经典读书小组
大学图书馆可以组织各种专题的经典读书小组，如：《红楼梦》读书小组、《论语》读书小组等，大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读书小组可采取自学和集体学习原著相结合、小组讨论交流、教师答疑辅导等学习形式，使大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并逐渐对经典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持久的热情。
大学图书馆可以组织各种专题的经典读书小组，如：《红楼梦》读书小组、《论语》读书小组等，大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读书小组可采取自学和集体学习原著相结合、小组讨论交流、教师答疑辅导等学习形式，使大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并逐渐对经典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持久的热情。
2.5 组织各种与经典有关的征文评选活动
2.5 组织各种与经典有关的征文评选活动
为了调动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积极性，大学图书馆应当定期举行各种经典之书评、经典读后感的有奖征文评选活动，邀请有关的专业人士负责评奖并举行仪式为获奖学生颁发证书和奖品。活动主题可以定为“我最喜爱的经典”、“经典伴我前行”等，为扩大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图书馆可以和学校学生会、团委联合举办这种推广活动，最好每年举办一次。
为了调动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积极性，大学图书馆应当定期举行各种经典之书评、经典读后感的有奖征文评选活动，邀请有关的专业人士负责评奖并举行仪式为获奖学生颁发证书和奖品。活动主题可以定为“我最喜爱的经典”、“经典伴我前行”等，为扩大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图书馆可以和学校学生会、团委联合举办这种推广活动，最好每年举办一次。
2.6 利用网络开展经典阅读推广工作
2.6 利用网络开展经典阅读推广工作
大学图书馆可以在自己的网站创办经典阅读电子杂志，设立“经典推荐”、“经典书评”、“经典大家谈”、“经典读后感”等栏目，使大学生有一个获取信息、交流经验、促进经典阅读的学习园地。还可以在网上成立本校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小组，使志趣相投的大学生有一个沟通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
大学图书馆可以在自己的网站创办经典阅读电子杂志，设立“经典推荐”、“经典书评”、“经典大家谈”、“经典读后感”等栏目，使大学生有一个获取信息、交流经验、促进经典阅读的学习园地。还可以在网上成立本校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小组，使志趣相投的大学生有一个沟通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
推广经典阅读的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大学图书馆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有选择地采用。推广工作需要图书馆多个部门、众多馆员的共同努力，推广活动不能走形式，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深入而又持久地坚持下去。
推广经典阅读的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大学图书馆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有选择地采用。推广工作需要图书馆多个部门、众多馆员的共同努力，推广活动不能走形式，需要有计划、有组织、深入而又持久地坚持下去。
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主要经验
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的主要经验
存入我的阅览室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8年5月在大学生中组织开展“我爱经典”读书活动以来，先后主持成立了4个主题的学习经典读书小组，分别是：四书五经、《哲学研究》、二十四史、《资本论》。读书小组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展开阅读、讨论、交流，不断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认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8年5月在大学生中组织开展“我爱经典”读书活动以来，先后主持成立了4个主题的学习经典读书小组，分别是：四书五经、《哲学研究》、二十四史、《资本论》。读书小组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展开阅读、讨论、交流，不断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认识。
这4个读书小组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这4个读书小组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引导大学生认真阅读经典原著，采取本人自学和小组集体阅读相结合的形式。
(1)引导大学生认真阅读经典原著，采取本人自学和小组集体阅读相结合的形式。
(2)制定读书活动的具体计划。各个读书小组按照计划定期开展活动，一般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除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外，每人定期提交读书心得。
(2)制定读书活动的具体计划。各个读书小组按照计划定期开展活动，一般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除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外，每人定期提交读书心得。
(3)跨院系、跨学校的大学生共同参与，使读书活动成为爱好相同的大学生的交流平台。参加读书小组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每个读书小组都吸引了本校众多院系的学生参与，《哲学研究》读书小组就吸收了本校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加入，“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的成员来自本校历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的两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四书五经”读书小组。
(3)跨院系、跨学校的大学生共同参与，使读书活动成为爱好相同的大学生的交流平台。参加读书小组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每个读书小组都吸引了本校众多院系的学生参与，《哲学研究》读书小组就吸收了本校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加入，“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的成员来自本校历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的两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四书五经”读书小组。
(4)邀请教师参与经典阅读的指导，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和读书辅导会的形式，让专家学者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现场解答学生的提问，这种互动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名著，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是《哲学研究》的权威译者，他向图书馆赠送了该书的中译本并十分关注《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进展，他应邀为学生们做了题为“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畅博士也应邀做了专题报告。“四书五经”读书小组邀请本校文学院的刘庆俄教授进行文字学方面的指导；“二十四史”读书小组邀请本校历史学院的陈晓华老师为学生做历史学习和《史记》阅读的专题讲座。
(4)邀请教师参与经典阅读的指导，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和读书辅导会的形式，让专家学者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现场解答学生的提问，这种互动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名著，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是《哲学研究》的权威译者，他向图书馆赠送了该书的中译本并十分关注《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进展，他应邀为学生们做了题为“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畅博士也应邀做了专题报告。“四书五经”读书小组邀请本校文学院的刘庆俄教授进行文字学方面的指导；“二十四史”读书小组邀请本校历史学院的陈晓华老师为学生做历史学习和《史记》阅读的专题讲座。
(5)学科馆员参与读书小组的组织及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他们参与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服务深度和工作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26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他们的学科背景与本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一致，由于学科知识比较系统、扎实，他们可以和相关院系的教师、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深入交流，可以为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提供深层次服务。例如：具有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负责《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并承担部分阅读辅导工作，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能力都给予了好评。
(5)学科馆员参与读书小组的组织及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他们参与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服务深度和工作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26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他们的学科背景与本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一致，由于学科知识比较系统、扎实，他们可以和相关院系的教师、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深入交流，可以为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提供深层次服务。例如：具有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负责《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并承担部分阅读辅导工作，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能力都给予了好评。
(6)图书馆把馆内的研究室提供给读书小组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还在研究室准备了书架和多种经典著作，为同学们在此学习提供了方便，并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6)图书馆把馆内的研究室提供给读书小组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还在研究室准备了书架和多种经典著作，为同学们在此学习提供了方便，并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几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大学生进校、离校，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读书活动仍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同学们普遍反映参加读书小组收获很大，对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当满意，参与阅读指导的有关教师也认为读书小组是学习经典的好形式。
几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大学生进校、离校，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读书活动仍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同学们普遍反映参加读书小组收获很大，对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当满意，参与阅读指导的有关教师也认为读书小组是学习经典的好形式。
4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应当注意的问题
4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应当注意的问题
4.1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学校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4.1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学校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全面推广，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团委、学生会等单位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只有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顺利、持久地开展下去。
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全面推广，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团委、学生会等单位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只有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顺利、持久地开展下去。
4.2 应当向学校建议把经典学习纳入大学生的正式课程
4.2 应当向学校建议把经典学习纳入大学生的正式课程
图书馆仅仅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大学应当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内容，这是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经典学习纳入正式课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就有：文学院教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导读”、“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论语》导读”等，政法学院教师主讲的“政治学名著导读”、“社会学名著导读”。把经典导读纳入大学生的第一课堂，必然会对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图书馆仅仅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大学应当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内容，这是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经典学习纳入正式课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就有：文学院教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导读”、“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论语》导读”等，政法学院教师主讲的“政治学名著导读”、“社会学名著导读”。把经典导读纳入大学生的第一课堂，必然会对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4.3 推广经典阅读应当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两部分
4.3 推广经典阅读应当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两部分
大学生不仅应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即综合性学科经典，也应当学习文、史、哲、经济、法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学图书馆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制定学科经典的导读推广计划，逐步推出哲学经典导读、经济学经典导读、法学经典导读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并组织各种学习学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科馆员应当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在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中发挥更大作用。
大学生不仅应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即综合性学科经典，也应当学习文、史、哲、经济、法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学图书馆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制定学科经典的导读推广计划，逐步推出哲学经典导读、经济学经典导读、法学经典导读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并组织各种学习学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科馆员应当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在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中发挥更大作用。
4.4 大学图书馆要与教师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4.4 大学图书馆要与教师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在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中，教师和图书馆发挥着不同作用，教师学识渊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他们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书馆有丰富的经典文献收藏、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馆员以及宽敞、安静的阅览环境，两者应当在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著作的导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在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中，教师和图书馆发挥着不同作用，教师学识渊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他们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书馆有丰富的经典文献收藏、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馆员以及宽敞、安静的阅览环境，两者应当在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著作的导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4.5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4.5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大学校园的学生处于常年流动的状态，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进行，使所有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接触经典。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有一批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导读课程长期供学生选择；在任课教师方面，应选拔一批学养深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研究、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长期担当主讲人，同时担任图书馆经典导读讲座的主讲人；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导读讲座也应当像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常年定期举办；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征文评选活动也应当坚持每年定期举行。
大学校园的学生处于常年流动的状态，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进行，使所有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接触经典。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有一批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导读课程长期供学生选择；在任课教师方面，应选拔一批学养深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研究、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长期担当主讲人，同时担任图书馆经典导读讲座的主讲人；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导读讲座也应当像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常年定期举办；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征文评选活动也应当坚持每年定期举行。
总而言之，推广经典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对人才培养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学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需求，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开展，尤其需要注意推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形成大学生热爱经典的读书氛围，通过学习经典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推广经典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对人才培养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学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需求，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开展，尤其需要注意推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形成大学生热爱经典的读书氛围，通过学习经典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杜维明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4)：11-14
1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杜维明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4)：11-14
2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2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3 于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2)：55--61
3 于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2)：55--61
4 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174--176
4 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174--176
5 王余光，李雅，浅议社会阅读的几个问题，新世纪图书馆，2007(3)：3--4
5 王余光，李雅，浅议社会阅读的几个问题，新世纪图书馆，2007(3)：3--4
6 刘梦溪，回归经典：国学与经典阅读，出版参考(新阅读)，2010(6)：4
6 刘梦溪，回归经典：国学与经典阅读，出版参考(新阅读)，2010(6)：4
7 潘伯明，国图经典名著阅览区的功用和建设，现代情报，2009(7)：148--150
7 潘伯明，国图经典名著阅览区的功用和建设，现代情报，2009(7)：148--150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中国矿业大学学院资料室，徐州，221116
中国矿业大学学院资料室，徐州，221116
收稿日期：2011年8月29日
收稿日期：201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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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8年5月在大学生中组织开展“我爱经典”读书活动以来，先后主持成立了4个主题的学习经典读书小组，分别是：四书五经、《哲学研究》、二十四史、《资本论》。读书小组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展开阅读、讨论、交流，不断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认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自2008年5月在大学生中组织开展“我爱经典”读书活动以来，先后主持成立了4个主题的学习经典读书小组，分别是：四书五经、《哲学研究》、二十四史、《资本论》。读书小组围绕这些经典著作，展开阅读、讨论、交流，不断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认识。
这4个读书小组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这4个读书小组开展经典阅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引导大学生认真阅读经典原著，采取本人自学和小组集体阅读相结合的形式。
(1)引导大学生认真阅读经典原著，采取本人自学和小组集体阅读相结合的形式。
(2)制定读书活动的具体计划。各个读书小组按照计划定期开展活动，一般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除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外，每人定期提交读书心得。
(2)制定读书活动的具体计划。各个读书小组按照计划定期开展活动，一般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除组织大家讨论交流外，每人定期提交读书心得。
(3)跨院系、跨学校的大学生共同参与，使读书活动成为爱好相同的大学生的交流平台。参加读书小组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每个读书小组都吸引了本校众多院系的学生参与，《哲学研究》读书小组就吸收了本校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加入，“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的成员来自本校历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的两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四书五经”读书小组。平台。参加读书小组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以硕士研究生为主。每个读书小组都吸引了本校众多院系的学生参与，《哲学研究》读书小组就吸收了本校政法学院、外国语学院、数学学院、文学院等院系的学生加入，“二十四史”读书小组的成员来自本校历史学院、美术学院、文学院，北京大学的两位同学也报名参加了“四书五经”读书小组。
(4)邀请教师参与经典阅读的指导，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和读书辅导会的形式，让专家学者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现场解答学生的提问，这种互动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名著，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是《哲学研究》的权威译者，他向图书馆赠送了该书的中译本并十分关注《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进展，他应邀为学生们做了题为“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畅博士也应邀做了专题报告。“四书五经”读书小组邀请本校文学院的刘庆俄教授进行文字学方面的指导；“二十四史”读书小组邀请本校历史学院的陈晓华老师为学生做历史学习和《史记》阅读的专题讲座。
(4)邀请教师参与经典阅读的指导，通过举办学术报告会和读书辅导会的形式，让专家学者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现场解答学生的提问，这种互动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哲学名著，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学术经典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的陈嘉映教授是《哲学研究》的权威译者，他向图书馆赠送了该书的中译本并十分关注《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进展，他应邀为学生们做了题为“解读维特根斯坦”的讲座，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刘畅博士也应邀做了专题报告。“四书五经”读书小组邀请本校文学院的刘庆俄教授进行文字学方面的指导；“二十四史”读书小组邀请本校历史学院的陈晓华老师为学生做历史学习和《史记》阅读的专题讲座。
(5)学科馆员参与读书小组的组织及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他们参与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服务深度和工作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26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他们的学科背景与本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一致，由于学科知识比较系统、扎实，他们可以和相关院系的教师、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深入交流，可以为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提供深层次服务。例如：具有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负责《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并承担部分阅读辅导工作，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能力都给予了好评。
(5)学科馆员参与读书小组的组织及阅读辅导工作。图书馆员的专业素质决定了他们参与大学生经典阅读活动的服务深度和工作水平。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现有26名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他们的学科背景与本校的学科设置基本一致，由于学科知识比较系统、扎实，他们可以和相关院系的教师、学生在知识层面上进行深入交流，可以为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提供深层次服务。例如：具有哲学硕士学位的学科馆员负责《哲学研究》读书小组的活动策划和组织实施，并承担部分阅读辅导工作，学生们对他的学识和能力都给予了好评。
(6)图书馆把馆内的研究室提供给读书小组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还在研究室准备了书架和多种经典著作，为同学们在此学习提供了方便，并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6)图书馆把馆内的研究室提供给读书小组作为固定的活动场所，还在研究室准备了书架和多种经典著作，为同学们在此学习提供了方便，并随时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几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大学生进校、离校，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读书活动仍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同学们普遍反映参加读书小组收获很大，对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当满意，参与阅读指导的有关教师也认为读书小组是学习经典的好形式。
几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大学生进校、离校，读书小组的成员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读书活动仍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同学们普遍反映参加读书小组收获很大，对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相当满意，参与阅读指导的有关教师也认为读书小组是学习经典的好形式。
4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应当注意的问题
4 大学图书馆推广经典阅读应当注意的问题
4.1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学校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4.1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学校领导的重视以及学校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
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全面推广，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团委、学生会等单位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只有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顺利、持久地开展下去。
大学生经典阅读的全面推广，需要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图书馆、团委、学生会等单位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只有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才能保证大学生经典阅读的推广工作顺利、持久地开展下去。
4.2 应当向学校建议把经典学习纳入大学生的正式课程
4.2 应当向学校建议把经典学习纳入大学生的正式课程
图书馆仅仅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大学应当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内容，这是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经典学习纳入正式课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就有：文学院教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导读”、“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论语》导读”等，政法学院教师主讲的“政治学名著导读”、“社会学名著导读”。把经典导读纳入大学生的第一课堂，必然会对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图书馆仅仅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在推广大学生经典阅读中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大学应当选择一些经典作为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内容，这是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的重要途径。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把经典学习纳入正式课程，例如：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就有：文学院教师主讲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导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导读”、“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导读”、“《论语》导读”等，政法学院教师主讲的“政治学名著导读”、“社会学名著导读”。把经典导读纳入大学生的第一课堂，必然会对促进大学生经典阅读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4.3 推广经典阅读应当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两部分
4.3 推广经典阅读应当包括学科经典和综合性经典两部分
大学生不仅应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即综合性学科经典，也应当学习文、史、哲、经济、法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学图书馆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制定学科经典的导读推广计划，逐步推出哲学经典导读、经济学经典导读、法学经典导读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并组织各种学习学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科馆员应当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在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中发挥更大作用。
大学生不仅应当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即综合性学科经典，也应当学习文、史、哲、经济、法学、艺术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大学图书馆要在倡导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同时，制定学科经典的导读推广计划，逐步推出哲学经典导读、经济学经典导读、法学经典导读等一系列的经典导读讲座，并组织各种学习学科经典的读书小组，使大学生的经典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学科馆员应当利用自身的学科优势，在大学生阅读学科经典中发挥更大作用。
4.4 大学图书馆要与教师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4.4 大学图书馆要与教师开展多方面的合作
在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中，教师和图书馆发挥着不同作用，教师学识渊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他们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书馆有丰富的经典文献收藏、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馆员以及宽敞、安静的阅览环境，两者应当在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著作的导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在大学生经典阅读推广中，教师和图书馆发挥着不同作用，教师学识渊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他们对大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图书馆有丰富的经典文献收藏、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馆员以及宽敞、安静的阅览环境，两者应当在经典著作的选择、编制经典推荐书目、经典著作的导读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4.5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4.5 推广经典阅读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大学校园的学生处于常年流动的状态，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进行，使所有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接触经典。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有一批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导读课程长期供学生选择；在任课教师方面，应选拔一批学养深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研究、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长期担当主讲人，同时担任图书馆经典导读讲座的主讲人；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导读讲座也应当像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常年定期举办；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征文评选活动也应当坚持每年定期举行。
大学校园的学生处于常年流动的状态，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以保证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进行，使所有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接触经典。在课程设置方面，应有一批涉及多个学科的经典导读课程长期供学生选择；在任课教师方面，应选拔一批学养深厚、对经典著作有深入研究、讲课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长期担当主讲人，同时担任图书馆经典导读讲座的主讲人；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导读讲座也应当像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讲座一样，常年定期举办；图书馆组织的经典征文评选活动也应当坚持每年定期举行。
总而言之，推广经典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对人才培养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学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需求，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开展，尤其需要注意推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形成大学生热爱经典的读书氛围，通过学习经典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推广经典阅读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对人才培养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学图书馆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全方位地开展推广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各个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不同需求，需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开展，尤其需要注意推广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形成大学生热爱经典的读书氛围，通过学习经典使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能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杜维明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4)：11-14
1 经典阅读与生命关怀――杜维明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0(4)：11-14
2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2 王余光，传统经典阅读的当今意义，中国图书评论，2004(6)：4--7
3 于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2)：55--61
3 于丹，阅读经典感悟成长，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1(2)：55--61
4 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174--176
4 张硕，对大学生阅读经典书籍状况的认识，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1)：174--176
5 王余光，李雅，浅议社会阅读的几个问题，新世纪图书馆，2007(3)：3--4
5 王余光，李雅，浅议社会阅读的几个问题，新世纪图书馆，2007(3)：3--4
6 刘梦溪，回归经典：国学与经典阅读，出版参考(新阅读)，2010(6)：4
6 刘梦溪，回归经典：国学与经典阅读，出版参考(新阅读)，2010(6)：4
7 潘伯明，国图经典名著阅览区的功用和建设，现代情报，2009(7)：148--150
7 潘伯明，国图经典名著阅览区的功用和建设，现代情报，2009(7)：148--150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100048
中国矿业大学学院资料室，徐州，221116
中国矿业大学学院资料室，徐州，221116
篇11
作者简介：苏磊（198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哲学专业拔尖学生培养模式研究（JGZ20121206）阶段性研究成果；黑龙江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哲学原著类课程‘资源共享型’教学法开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2c42
在哲学等基础人文学科当中，对于经典传世文献的阅读一直是教学任务的重中之重，从古至今、由中到西皆是如此。在现今时代，随着我国大国和平崛起形象的日益显现，提高民族素养、倡导文明风尚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党和政府近年来一直关注、扶持素质教育、人文教育，也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并理解与学习西方优秀的思想宝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原属于小众的文史哲类经典著作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可以说，整个社会掀起了读经典、求智慧的宝贵学风，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对于经典学习的要求也势必更加深入。因此，对作为专门从事科研与教学的高校教师来说，加强经典研读方面的教学工作成为了重点。经由在哲学原著类课程的精品课教学实践中，我们开发了“资源共享型”教学法，本文以哲学原著类课程为例，对本教学法进行系统的论析，与更多的同行教师们“资源共享”。
一、“资源共享型”教学法的开发思路
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国已然开展了百年的大学教育中，要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一方面是要吸收先进的经验，并加以提升和运用；另一方面则是要找到现有教学方法中的不足，辅以更好的方法来弥补。而源于有效性实践的“资源共享型”教学法正符合这两点。
（一）与国内外先进经验接轨
近20年来，随着各国对哲学理论重视程度的提高，对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讨论也日益受到关注。通过对美国、德国等著名高校哲学专业课程设置的考察，可以看出许多名校大都强调以下3点：
第一，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同学校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如纽约大学的语言哲学研究与法律哲学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形而上学研究与古代哲学研究，哈佛大学的伦理学史、康德哲学和分析哲学研究。上述大学都在围绕着哲学的基础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优势，如此绵延一两代学人便可造就出推陈出新的学派与思想，在国际学界产生影响力。
第二，为了保证上述研究的顺利开展，各著名高校的课程设计均体现出重视经典研读、形成专业特色的要点，除导论性课程外，课程体系的设计均围绕本专业的研究领域设置相关的原著导读。像哈佛大学的中级课程中，便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读”“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集合论导读”等内容。
第三，尤为注重探究式学习与研究性教学。在国外大学中中等水平的课程既为本科生开设，也为研究生开设。并将讲授式课程与研讨式课程（在课程目录还具体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级研讨班）结合起来。讲座课有固定的时间，附有一定的提问与讨论时间。而本科生每周一次与助教见面，研究生则单独与授课教授见面，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
与国外的教学经验相比，国内重点高校的哲学专业近年来也一直在经典研读方面倾注力量，排名前列的哲学系都对此进行了调整与改革，比如：北京大学在本科生的部分课程、研究生的大部分课程中，均有教师自主开出代表其专业研究方向与水准的原著导读类课程；武汉大学国学班的特色，则是由班主任与各科教师合作，从本科一年级开始，即带领学生阅读东西方人文学科的经典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加强对于传统经学的研究力度，在师资引进上有所侧重；中山大学新成立博雅学院，从全校本科生中进行选拔，对于具有文史哲学习浓厚兴趣的学生，给予集中培养，重点开设专门教授《宋元学案》《诗经》《金刚经》等原著经典的课程；而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大文科”为指导思路，进行综合性教学试点的探索，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以上这些先进的教学思路和经验，无不指向注重研究、课内外结合、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
（二）以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以往的原著课程教学中，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不足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以至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甚至造成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归纳来说，有如下3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教师单方面主导，学生纯粹听授的“满堂灌”教学方式。这样往往造成学生由于长时间地被动学习，从而失去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对于知识的吸纳程度不高。对此需要在师生互动、加强学生自主参与的教学方式上作调整，以提高教学效果。
第二，“选读”与“通读”不可兼得的教学内容。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教师往往选取、也只能选取哲学史上的经典段落进行教授，而学生也只能从教材上习得只言片语，对于许多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历史背景缺乏掌握，归根结底，这是课下阅读量缺失造成的。对此，需要在课上选读的内容、课下通读的范围上作调整，引导和鼓励学生有计划、有步骤地大量阅读。而教师为学生讲授阅读方法，开列专业书目，乃至提供必要的资源便是教学工作中必要的环节。
第三，专业难度，难兼顿渐，造成学生“只知其一，一无所知”的学术视野狭窄。在任何基础类学科的学习当中，都存在学习者长期积累、消化融通的漫长过程，这是学习的客观规律。但在本科教学当中，课程系统的设计是照顾整体和均衡的；而在研究生教学当中，课程设计又是有专业方向的。这样一来，对于具体的学生个体来说，往往由于自身的特长与偏好，会对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内容比较熟悉，从而激发兴趣深入下去，甚至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但是由于此前的偏科，会造成对其他领域的不了解，但是偏科的人才也很难成为真正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如何引导学生全面学习，创造出宽松但不间断的熏陶润养的学术环境就至关重要。
二、“资源共享型”教学法的改革目标
在上述先进思路的引导下，吸取国内外的有关经验并针对固有教学方法的不足，我们结合人文学科哲学专业的教学特点，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宗旨，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方面力图推进如下改革：
第一，在教学内容的基础方面，要培养学生对经典文献的理解能力。不把目标停留在闻一知一的低效学习中，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若仅就所学内容来作要求，学生可能连基本的掌握也不能完全做到，一定要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学习精神和灵活态度。具体而言，经由教师的教授与引导，通过文献阅读、课堂讨论和撰写读书报告等形式，来加强学生对于思想的把握和进行深度理解的能力。使得学生对于经典文献能够进行正确地断句、准确地翻译、科学地分析、细密的论证和恰当地引用。
第二，在教学内容的更新方面，要引导学生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随着当代学术发展的不断深入，教师需要在每个教学周期均适当地对本学科研究的发展动态有所了解与呼应。对于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的把握与介绍是提高教学水平和保证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而将前沿问题引入教学实践，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历史脉络，把握现实情况，开阔认知视野，扩大学习领域，增强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在国外许多一流名校中，往往由博士刚毕业的年轻讲师担任导师，便是他们非常熟悉学科的前沿领域；而许多活跃于学术一线的资深教授的课程倍受青睐，便是他们的课堂不是简单的教学，而是能够融汇多年的研究体会给予学生深入浅出的讲授。
第三，在课堂教学中，要树立“教学相长”的意识。教与学是师生共同学习、互相促进的过程，二者互动是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教师和学生双方都应转变以往那种传统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模式，把教学过程从单向的教受关系真正转变为双向的互动关系。[1]” 这正是许多优秀的资深教师的共同体验，交互式学习可以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也能够加深教师自身对于课程的理解。
第四，在教学方法上，力图改变传统的以课堂教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注重多时空广角度的研究性教学的开展。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并通过“读书会”、共享优秀学习资源等形式和方法带动学生阅读经典，并辅以研讨、笔记、论文等方法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交流式、对话式等多元化的教学形式带动学生的实际参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这一方法在古今中外为许多大学者所使用，比如古希腊苏格拉底喜欢和他的学生采用启发式对话来思辨哲学问题，从而产生了有名的“灵魂助产术”，“对话的结果是对话者在自己内心中发现真理，正如产妇从自己体内产生新的生命” [2]。而孔子、朱熹、王阳明在和弟子的对谈中产生了《论语》《朱子语类》《传习录》等传世经典，这些都是教学相长的产物。
第五，在学生培养上，贯彻落实“因材施教”的方针。教师要针对学生在兴趣爱好、学习能力等方面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对于理论型人才的实际需要，设计更加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采用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学习要求和考核方式，尽可能地满足学生各种层次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真正实现高等教育个性化、素质化的培养目标。
三、“资源共享型”教学法的实施方式
本教学法在实施上具有如下几点方式，力图从教学形式、人本资源和学术资源3方面实现真正的全方位共享，以实现以上5点的教改目标。
（一）在“教学形式共享”方面
在课程设计与讲授上，要特别注重历史背景、知识脉络、核心思想、重点文献的介绍，使之能够呼应本学科、本专业的其他核心课程，使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知识。然后选取有一定钻研价值、难度适当的材料，交予学生组成学术小组自主探索。其具体实施的重点在于提高课堂管理水平，安排每次教学均有学生做主题报告，鼓励其他学生提问与点评，为保证效果与质量，可以根据学生表现记为相当权重的平时成绩，教师的主要作用是加以引导，把握教学节奏，以及讲授重点、难点内容。
（二）在“人本资源共享”方面，有4项措施
第一，授课教师与学校、院系的学术社团共同负责，建立学术读书会，于每周选择一个晚上进行读书活动，基础书目由教师开列，再根据同学们的兴趣进行每学期的读书活动，我们已经成功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著作的读书活动，利用两个学期学习了《易经》《道德经》的基本内容，拟在每周内另开设以阅读《理想国》等西学经典为主的读书会。
第二，鼓励有相同学术志向的学生组成小组进行交流，制定学习计划，并由青年教师、本专业博士生、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带动其进行科研训练，同时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激励学生，树立人生理想，激发学习兴趣。而院系对于在此方面做出工作的教师、学生要予以一定的奖励，比如在评优方面有所倾斜。
第三，加强学生的学习实践，鼓励学生以写作学年论文、读书报告为形式汇报学习成果。并带领学有所长的优秀学生参与学业导师的项目，做调研、材料整理等初级工作。教师还可以关注近年来一些专为大学生组织的学术会议、夏令营等等，推荐优秀学生参加，以此开阔视野，既能“读万卷书”，又能“行万里路”。
第四，与院系辅导员、学生会、学生社团合作，展开访学、社会志愿者等活动，使学生能够走出校园，亲历社会，将所读学识转为内在的真实体验，以加深对学问的理解，加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实现孔子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三）在“学术资源共享”方面
教师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校园网、公网平台建立读书会群、公共邮箱等，共享教学课件、原著摘编、重要论文等，推荐名校名师的精品课程，并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等方式指导学生学习。
总而言之，以上的3个方面既有硬件配套、又有软件建设，从课堂开始，结合院系、学生会组织等多方面力量，将有追求、富于朝气的师生组织在一起，探索学术、参加社会实践，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也为教师的职业生涯增添色彩。
四、本教学法的预期效果
本教学法以课堂教学、课下辅助、师生互动、资源共享为特色和创新，可以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教学相长”。对于教师来说，有助于总结和设计新的教学方案，编写更为合适的原著导读教材，并在考核方式和教学方法上都有所改革，总体上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对于学生来说，则为展开个性化学习，以分组讨论为依托，重在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建立一套学习制度和方法，实行以高年级带动低年级的动态进出、自主学习的机制，为佼佼者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机遇，以培养拔尖人才。
目前可以预期的困难主要是在学生的组织方面，由于高校的本科生都有较多的学分任务，时间又不易统一，因而在展开读书会、小组活动时场地、时间的选择常常成为瓶颈，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协调。而我们也呼吁高等教育体系的设计者与高等院校的管理者，应以综合提升学生素质为主要目标，但素质的提升并非仅靠大量的课业与严厉的纪律能够达成，重点是在于创造一种追求进步的浓厚学风与校园文化。而本教学法的开发，最终的立意与追求正在于此。
《学记》有言：“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3]“资源共享型”教学法正是能够启发、引导、鼓励学生，达到“和易以思”，实现师生关系融洽，学生独立思考，是符合“君子之教”的方法。
综上所述，“资源共享型”教学法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教学经验，弥补了原有教学方法的不足，旨在培养浓厚的学术氛围，建立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平台，为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奠定基础，实现导师指导下的“宽视野、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个性化、开放式”的培养模式，深化人文学科原著类课程的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篇12
与核心经典讨论班同时进行的还有语言、数学和科学三门讨论课。语言课在四年内学习古希腊文和法语，每门语言在进行半年的语法和单词学习以后，细读和翻译相关的经典作品，大一大二的希腊文课，翻译柏拉图的《美诺》和一部古希腊戏剧；高年级的法语课翻译拉辛的戏剧《费德尔》、波德莱尔的诗歌和福楼拜的小说《简单的心》；同时还会穿插细读一些经典的英文作品，比如乔叟、莎士比亚、福克纳、乔伊斯等人的作品。
数学课和科学课也遵循原典小班讨论的原则。数学课四年必修。主要作品有以几何方法为主写成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阿波罗尼斯的《圆锥曲线论》；近代的代数创立时期的韦达、笛卡尔等人的作品；牛顿、莱布尼茨、欧拉、戴德金等关于微积分和实数理论的著作；一直到罗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原著，和康托、庞加莱、罗素、哥德尔等人关于严格公理化和数理逻辑的著作。在阅读讨论的同时，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到黑板前做相关的演算和证明。
数学课上的很多阅读是些大部头的作品，而在科学课上，阅读材料中论文和短文章的比例要高一些。生物课主要是观察生物学，比如哈维、歌德、林奈，其次是进化论、遗传学，诸如达尔文、摩尔根、沃森和克里克的著作或论文，同时伴有不同时期探讨生命本质的文章。化学课仅有半年，阅读围绕着分子和原子发现时期各种观点的论文。物理课是科学课中最系统的，总时长约两年，从经典物理时期的伽利略、惠更斯、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安培、法拉第、麦克斯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创立阶段的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等人的文章或论文。和数学课一样，每位同学都必须轮流在全班面前进行讲解、演算或证明。
除此之外，圣约翰的必修还有一年多的古典音乐：有合唱和乐理学习，还有对经典音乐作品，比如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莫扎特的魔笛、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分析、赏析和讨论。
我们唯一的选修课是高年级才有的八周的精读课，课程的开设五花八门，有核心讨论课书目中书籍的更深入阅读，也有天文学经典、凯恩斯、维特根斯坦、纳博科夫、印度史诗等等。
二、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
圣约翰学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经典原著和小班讨论的极端强调。事实上，它们几乎构成了我四年绝大部分的课内生活。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使用教科书、二手资料和习题。我无意论证这种极端的教育是否可以是理想中的完美教育的一种。我其实认为，任何极端的东西都肯定有它不足、矫枉过正甚至糟糕的地方。
关于阅读经典原著，我想也许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要读经典原著。当时我去圣约翰，只是觉得阅读这些原著是件很牛、很酷、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四年读下来，如果又懂古希腊文又懂量子力学，天下能有几个人能有这等本事。大一的古希腊年还算好，到了大二，阅读圣经和宗教，我的心情有时候都如中世纪般黑暗了。我找到我的老师，开始认真地问为什么要读经典？我当时依然想不通的问题是：一，为什么圣约翰要抑制学生们的创造力和创造欲，强迫学生必修经典，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自由选择自己的阅读和专攻；二，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和文明的积累，忽略宇宙大爆炸、神经科学、博弈论和行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研读看似原始，甚至错误的古代的地心说、灵魂学说或是伦理学。除了陶冶情操和考古考据以外，这样的阅读为什么必要？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老师回答说，创造力可以是好事，但也可以是坏事。他认为，很多所谓有创造力的人，自己的身心并不健全，却想着影响和改善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其实已经给世人带来了诸多灾难。面对那些经典著作，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眼光，在完全没有花功夫读书的情况下，就开始用自己的独特观点、学说，或者借后来人的观点学说，去“修正”、“质疑”、“改进”、“批判”，而不知这种个人的小聪明往往是多么廉价。在圣约翰的四年中，我和周围的人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阅读经验。从一开始面对古代经典时现代人审判官般的自傲，到细细品读和讨论中慢慢体会到其微言大义，以及个人的局限，以至最终有时候发展成为了对某些作品近乎宗教般的敬畏，或把它们当成生命中的一个最可靠的慰藉了。通过对原典的阅读，我学到的也许是在保持个性和创造力的同时，知道谦逊，认识到自我性情和智性中的局限、褊狭甚至愚蠢。也许只有那些经典作品的高度，才能让我慢慢觉察到，我以前的很多小聪明和创造力，是真正只能用一个“小”字来形容的。按圣约翰一位同学的话讲就是：“在读那些书之前，我一直在沉睡。”
关于我当时的第二个疑问，即为什么要抛开现代科学与文明那么久的积累，去读那些古代的作品，我的老师当时并没有明确回答。但是在之后我逐渐察觉，圣约翰的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是简单地认为“积累”越多便越好。它的目的不在于积累知识，不在于追求通常所谓的知识上的“进步”、专业上的进取，或是追赶某学科最新的突破和进展。这些当然不一定不好，但是圣约翰学院似乎认为这些都是研究生院，或是其他职业学校的专业化教育的任务，在这之前，需要做比专业化教育更“根本”的事情，即培养一个人思考的能力，磨砺人的品质和心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在圣约翰读那些经典并不一定是为了饱览诗书，或是成为哲学家或古典专家什么的，而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经典，照这么说，也许可以说是最“人道”的书籍。
四年下来，也许我，或是我的一些同学最终会成为某门学科杰出的专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当时我预期的一样，成什么样样精通的通才。从学问的角度讲，四年内学如此多的内容只能是走马观花，一辈子的阅读与学习才刚刚起步。这样的原典阅读，首先培养的也许并不仅仅在于学问，而是做学问或是不做学问之前都要培养的一些东西，一些“人之为人”所普遍拥有的品性。
三、“会读，会听，才会说”
圣约翰学院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小班讨论。我对小班讨论的认识经历了和对原典阅读的认识相类似的过程，而且我对讨论的态度一度比对那些古代经典还要傲慢。一开始，我觉得书在手上，每个字都看得懂，看着看着，如果自己悟性不错，就应该能读懂了，有时候自己以为自己读懂了，还暗中嘲笑那些大字儿看得懂，而居然读不出意思的同学。于是，我一度都骄傲地觉得，讨论就是仅仅展示我的阅读成果，给别人答疑解惑而已。帮别人解惑成功，或是把别人的理解论证为“错误”，自己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为了这种虚荣心，有时哪怕读不懂，也会用些牵强附会的方式跟别人假装自己懂了。
不过后来我发现，与别人讨论不仅仅可以是展示成果、答疑解惑，或是辩论观点、战胜或败给对方。有时候我发现原本自己读得一马平川、毫无波澜的文章，在与老师和同龄人的讨论中，居然处处是问题和亮点。有时，即便是我开始认为愚蠢或无知的问题，后来我发现，即便这些问题真是愚蠢，也极有可能给我另一个思考维度的启发。
我进圣约翰的第一堂讨论班，老师便说，要让文本讲话，不要让你们的声音盖过了文本的声音，要倾听文本的声音，还有其他讨论者的声音；会读，会听，才会说。当时觉得这并不会是什么难事。后来才慢慢体味到，讨论桌上除了文本，除了观点的归纳论证，还有多得多的东西：虚荣心、表现欲、竞争欲、害羞，等等。低年级的讨论课，很多时候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人话太多，有的人总是沉默不语，有的人讲话跑题不着边际，甚至有的时候，会争吵到把一些同学气哭气跑。但是经过长期的磨合，讨论的质量逐渐提高，每一位成员逐渐能以“我们”而不是“我”的角度发言。当倾听文本、倾听他人和静心思索成为一种习惯时，讨论才能成为真正的关于文本的“对话”，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发表观点、炫耀知识和才智、或是辩论和争论。也只是在这种时候，那些古老文本的微弱的声音才能浮现，才能被我们捕捉，经典对人的塑造才会更好体现出来。
四、通向自由的道路
由此看来，阅读原著和小班讨论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对于才情有限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来说，没有讨论的阅读，很可能无法突破自己理解上的褊狭和局限；而没有阅读的讨论则只能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上，没有高度也没有根基。
这样的教育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有悖常理的：原典阅读加讨论往往是效率低下的。比起一般课堂上、教科书上的清楚简明的大纲或知识体系，原典的文字往往是模糊、让人困惑的，讨论课的进程很多时候是繁琐、冗长的。圣约翰的理念是，不直接让学生不加思考地接受，不机械地训练思维的能力和技巧，而是让同学们亲自参与现在几乎所有人已经习以为常的，或者是和我们现在完全不同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感受它们在诞生时期的混沌和挣扎。圣约翰认为，本科教育的首要目标，不是智能和智力，也不是由着性子的那种自由和个性，而是用阅读原典和小班讨论的方式，历练人的智性和性情。而这才是通向个体和群体的真正自由的道路。我的那位老师甚至用有些武断的口气说，理想中的通识教育，其实正是真正关于自由的教育。
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有的去名校深造，有的去科学实验室和公司实习，有的去马来西亚教英文，有的去格鲁吉亚战乱区普及通识教育，有人去餐馆打工、开出租车，或是跑到云南大理学烤面包和少数民族烹饪。我想，四年极端的通识教育，先不论其利与弊，给我的最重要的并不是满脑子的古今学问，我也并不认为对自我的完善已经结束，相反，这只是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