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自我分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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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业练习对于学业自我的培养有着正向与负向的双重效应，由于作业设置的程序化、模块化与标准化，忽视了知识习得的内在联系以及学生心理差异。在作业过程中未能真正实现“民主作业”。只有消解不合理的教师权威、消解教师在作业目标和内容选择上的专断、在行为认可与作业评价中的偏颇，才能真正实现学生自主作业权利的回归。为此，在熟悉语文作业改革的理论基础、宏观原则、具体策略的基础上，在对学业自我概念理论的充分研究上，将语文作业的内容进行微观的细化和循序渐进的安排，让渡语文作业设计的权利。做到作业的安排不仅仅以教材选文、练习系统[1]和应试规律为目标；不仅仅以教师和编者作为作业设计的责任人，应将选择、设计与评价的权利回归学生。高考的全面改革要求作业作为关乎学生日常学习的行为过程要做出一系列的自我革新来完善系统，以应对新时期教育回归生活、关注常态以完善学业能力的要求。本文对近年来语文自主作业以及语文学业自我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并从作业目的的决策与安排、作业内容的选择与建构、作业过程的认可与尊重、作业评价的公正与参与几个方面来探讨作业过程的参与度对学业自我的影响，提出调节学生学业自我正向发展的措施。

二、关于语文自主作业的研究综述

基于“中国知识网”数据库，通过“文献”，以“作业自主”为检索主题，搜索出1072条相关文献，时间分布相对均匀，多涉及教育类期刊，也有硕士论文和会议论文。对文献数量的统计分析发现在语文作业自主的相关研究中，对作业设计和作业有效性研究的文章数量最高，且研究来源多为专家学者的论著或硕博论文，另外有不少教育期刊涉及作业观的变革、自主作业的研究、作业管理角度的研究和近几年以互联网作业为对象的研究。

（一）对作业设计和有效作业的研究

对作业自主设计的研究主要针对课外作业，借鉴自主学习理论、运用相关心理学理论探讨语文作业的可操作性，从而全面分析作业设计的问题及其对策。孙传华多年致力于小学高年级自主作业研究，力争使学生的作业形式由“他主”转向“自主”，“从自主设计、自主解答、自主评价三个方面进行研究。”[2]王艳总结多年教学经验，从作业设计的有效性和自主性总结出分层而练、因材而练、合作而练的家庭作业设计模式。[3]使得“学习负担最优化，并且不会超出科学规定的课内学习和家庭作业的实践量。”[4]

（二）作业生活化的作业观的变革

近年来语文教育生活化从理论走向实践，冉超“从学生的生活中寻找灵感，设计既符合学生兴趣，又能将知识能力、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贯穿其中的语文作业，使学生真正走向全面发展。”[5]李臣之等认为以往的教授主义作业观弊端明显，影响学生学习，应当坚持发展主义作业观，崇尚德性，强调主动做，倡导生态化。从功能观的审视、作业整体的设计、作业量的控制各方面入手建立了多方协调的作业审阅机制，同时对作业辅导体系的构建和作业环境的营造开辟了新思路。[6]另外一种作业观认为学生作业的瓶颈与限制在于受传统客观主义知识观的影响表现出的形式机械化、内容刻板化、目标简单化、数量冗繁化、评价迟缓化的特征，应该注重的是现代知识观所强调的在具体情境下，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创生的过程。[7]

（三）自主学习及学习权利的研究

直接涉及到作业自主相关概念的文献散见在各类教育期刊上，如杨朝军的《把学习权利还给学生》、王洪利《把作业的自利还给学生》、范雅娟《给学生自 作业设计新路径探索》。其中陈德菊的研究以学生为中心，最终目标是：“关注学生的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改变作业的组织形式和呈现方式，让学生富有个性地学习，在丰富多彩的作业内容和形式中获得自我。”[8]体现了学生在作业过程中被赋予的权利。

（四）从作业管理角度研究自主作业

王伟琦从作业管理的角度阐述学生选择适合自己习得和发展的，适合自身条件的学习作业，使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幅提高。[9]还有来自现场会议的声音，全面讨论了自主作业改革的意义和内容。其价值体现在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以自主课程促学生主动发展。其改革内容包括学科作业“自主化”和综合素养作业“个性化”，“前者有全自主、半自主、加自主、作业签免四种方式，后者包括自主健身、自主阅读、自主探究、自主学艺、自主劳动五项内容。”[10]

（五）以互联网研究为主的自主作业研究

在新时期多媒体教学环境下，作业改革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王峥嵘[11]和周礼[12]基于作业电子书包的形式，设计出了“微学习-强互动-微练习”的以有效的电子书包形式为主的新型学习模式，并进行了实际的教学案例分析。

三、关于语文学业自我的相关研究

通过“文献”，以“语文学业自我”为检索主题，搜索出241条相关文献，多涉及教育类期刊、心理学杂志、优秀硕士论文。对语文学业自我的研究多为一般学业自我概念研究的分支或组成部分，涉及有学业自我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和与作业倦怠关系的研究。

（一）语文学业自我概念的界定和结构模型

语文学业自我首先从Shavelson提出的多维度层次的自我概念结构模型中的学业自我概念中细分出来，之后在Song-Hattie模型中作为划分在能力自我概念和成就自我概念下的一个单独领域与数学、社会研究和自然科学并列，发展到1988年，Marsh、Byrne和Shavelson用语言和数学自我概念来代替学业自我概念。“所谓语文学业自我就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对自己语文学业各方面比较稳定的认识、体验和评价，具体包括语文学习能力、语文学习成就、语文学习情感和语文学习行为等方面。”[13]

（二）语文学业自我对语文学业成绩相关性的研究

在学业自我对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中，Byrne首先发现学业成绩和能力与学业自我概念的相关高于非学业自我，在特定领域中的成绩与相对应的学业自我概念有显著相关。我国的王中会、许燕认为，学业自我概念对学业成绩有预测作用。[14]欧阳丹经过更细致的研究发现，语文与数学自我概念分别与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之间存在高正相关。[15]徐富明等研究发现，学生的语文成绩与一般学业自我概念和语文学业自我概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语文自我的相关度高于一般学业自我相关度。[16]

四、对作业自主与学业自我关系研究的启示

结合文献涉及的内容以及对文献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如下规律：首先，学业自我概念的研究有较为成熟的量表，主要以应用研究为主，理论研究较少，且具体到单个学科领域时研究较为宽泛，从宏观的角度阐述学业自我概念和学习成绩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具体到日常的学习情境中进行质的分析，这需要我们创新思路，综合更细致的学科领域内，将量化研究与教育领域内质性的存在相结合，使研究更有创新性，有更为具体的可操作性。其次，从各领域内的研究来看，我国自我概念的研究大量出现在学校领域，学业自我概念有着较为统一的标准、相对成熟的量表和易于验证的效度和信度。学业自我概念尚未涉及与学科领域密切相关的操作行为，应加强对学科内自我概念的开发与研究。

前人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的启示有：首先，从心理学角度构建学生的作业发展观。随着学生年龄的成长，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业成绩二者的因果关系顺序也发生着变化，当学生有了较高的认知能力、认知技能以及自我调控能力时，就会对作业的自主程度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内化他人的评价，形成一种更为和谐的学业自我概念，使自主作业更趋向自觉，预测学业成绩成为可能。其次，应加强自主作业对语文消极学业自我的干预。亲身体验能够促使学生主动积极的完成作业，将作业安排的权利交付学生，让学生直接掌控作业过程，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生有权决定与安排作业目标。学生学业自我达到的程度影响学生对任务的选择，平时作业是否愿意努力、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以及是否付出行动都应由学生自主选择，通过教师的引导与适度拔高下制定最终方案。其二，有权选择与建构作业内容，学生由此可以选择和创生更富有时代性和独特性的个人作业，发挥特长，选取适当的参照对象，提高语文学业自我。其三，有权受到作业过程中的认可与尊重。体现在师生关系的平等对话中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最后，学生有权参与对作业的评价。以往的研究中多认为培养积极的自我概念，父母和教师应给予更多的期待和积极的评价，更多支持和接纳，教师应积极创设成功的机会，辅导学生达成目标。日常作业中的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更有利于个性发展与整体提高相统一，有利于自我暗示，分层进步，消解整体评价所形成的负向效应。

注释：

[1]顾黄初：《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2]孙传华：《自主，让语文作业更有活力》，基础教育研究，2010年，第11期。

[3]王艳：《自主设计，让家庭作业更有效》，小学教学参考，2014年，第4期。

[4]吴文侃译，[前苏]Ю.К.巴班斯基著：《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5]冉超：《语文作业生活化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6]李臣之，孙微：《发展主义作业观》，北京：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7期。

[7]刘钊，孙飞飞：《学生作业设计新构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8]陈德菊：《从分层作业到自主作业――对的思考》，教育，2014年，第12期。

[9]王伟琦：《从“计划配给”到“自主选择”――小学生作业管理的实践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0]谢凡：《作业改革的“魔力”：“我选择・我快乐・我成长”――来自中小学管理杂志社“自主作业现场会”的声音》，中小学管理，2014年，第5期。

[11]王峥嵘：《电子书包在线作业系统的设计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2]周礼：《电子书包环境下的高效自主学习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3]李磊：《中学生语文学业自我及其与语文成绩的关系研究》，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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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自主的研究主要从教师自觉、自愿、自律、自我控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及教师自主与其工作压力关系的研究。Ridgers(2002)认为自主是建立在个体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基础之上的,自主的行为是一种自愿自发的、自己选择的、自我控制的、并为之负责任的行为。

［关键词］自主；自我控制；大学体育教师

［中图分类号］G8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9-0169-03

1 前 言

1981年顾明远提出：“学生主体”的概念,并通过教学中师生关系、“教育与人”等问题的讨论,演变为一种广泛的教育思潮,提倡并构建主体性教育,教学自主性成为一个21世纪的教育理论研究课题。

国内学者李志宏认为：“独立自主性是主体自主行使和支配自己权利的意识及能力,它是人成为主体的前提和基础,集中表现为自知、自尊、自立、自反、自强等自我意识及自我激励、自我调控、自我评价的能力。”——《主体性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高等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使体育教育更突出健身性、主体性、娱乐性、灵活性、多元性,并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学生的人格培养。实现体育教育的目标、贯彻“终身体育”和“健康第一”的思想，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关键在体育教师。

“自主性”是个体作为主体在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自觉性、自我选择性,及个体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包括意识、观念和实践活动的自主,并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

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查阅论文近10篇,阅读专业书籍2部,网上查阅有关资料10多篇等。

座谈访问法：召开了实验对象座谈会,请他们谈体会,提建议。

实验法：制定自主研究方法,通过使用,修改,再使用,再修改,不断完善。

3 自主性认识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各教育心理学派从不同角度对自主学习进行了探讨,社会认知学派的Zimmerman提出了系统的自主学习的框架；Winne 和 Butler认为：心理性结果直接接受内部监控,内部监控接受来自目标和当前学习进展情况的信息,对目标和学习进展情况的比较,对学习的结果进行评估；然后把评估结果反馈到知识和信念、设置目标、选择策略等过程或成分,来指导下一步的学习。

根据Winne 和 Butler的研究框架,确定研究的结构：教学方法、教学结果、教学环境、教学反思,本研究从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教学反思方面进行研究,见表1研究维度及具体内容。

研究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采用集体发放及回收方式,发放问卷34份,删除无效问卷2份,有效问卷32份,回收率为94.1%，见表2。

对回收问卷审核,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For Windows(1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1 教学自主性与教龄的关系

大学体育教师教学自主性变量与教龄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3,以教龄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采用了One-Way ANOVA对不同教龄教师的教学自主性进行多重比较检验(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见表4,自律性(P

运用LSD进行教学自主性各变量与教师教龄的事后平均数多重比较检验(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见表5,了解教师教学自主性及各个维度与教龄的关系。

大学体育教师教学自主性与教龄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教龄1~5年与6~10年的体育教师教学自主性存在显著差异(P

教龄在1~5年与教龄在6~10年和11~15年的教师,在自觉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

3.2 教学自主性与职称的关系

教学自主性及各个维度为因变量,教师职称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采用了One-Way ANOVA对不同职称体育教师教学自主性及各因子进行多重比较检验(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见表7,自律性和教学自主性与职称存在显著差异(P

运用LSD进行教学自主性各变量与教师职称事后平均数多重比较检验(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s)见表8,助教与具有讲师职称的体育教师在自觉性、自律性、创新性及教学自主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P

助教、讲师与副教授教学自主性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自觉性、自律性、创新性方面有较强的自主性。有研究表明：不同职称的教师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能力素质以及思想素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于高级教师多数处于教师成长的发展期,形成了一定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思想,并有着稳定的职业信念,他们能认真钻研教材,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因此,他们教学自觉性较高、自律性较强,并在教学中不断的创新。

4 研究结论

(1)大学体育教师教学自主性与教龄显著相关。教龄在1~5年与其他各年龄段教师教学自主性存在明显差异,体育教师教学自主性随着教学年限的增加不断提高。

(2)大学体育教师教学自主性与职称有显著相关关系。教师教学自主性主要表现在自觉性、自律性和创新性方面。

(3)有教学自主性的大学体育教师有显著的特征：①有较强的事业心；②对体育教学与训练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③了解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④能独立分析和解决教学和训练中的问题；⑤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并有一定的科研成果；⑥有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并能不断进行教学反思；⑦能积极、主动地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⑧思想活跃,积极接受新事物,在体育教学实践中,主动进行改革与创新,并能与大学生融为一体。

5 结 论

综上所述,体育教师教学自主性会随着年龄,职称的变发展化而不断增强。教学自主性研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通过深入探讨,为北京高校体育课健康发展做出点滴贡献。

参考文献:

［1］李玉梅.浅议高校外语教学中的教师自主性［J］.长江大学学报,201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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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4.008

1引言

当前国家和社会对心理学的应用需求前所未有，心理学的学科和专业教育也对应用心理学、心理学的应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学术期刊都要顺应时展潮流，承担起心理学“改变现实”的使命。

2017年初，《心理技术与应用》了“改变现实的心理学”专题论文征稿启事，征集关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快报”“评论文章”，以及将心理学原理、方法、技术运用于各行业领域或日常生活的应用方案或实际案例、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等。之所以征集这类投稿，是要强调心理学在改变和改善现实方面的重大使命，推动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国家政策、企业管理以及个人生活等层面的应用。这种征稿导向是办刊定位的要求，《心理技术与应用》定位为一本应用心理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各应用心理学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运用心理学原理、方法和技术探讨经济、社会、管理、健康、教育等领域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心理技g与应用》2016年第4期我撰文阐述了这一定位，强调我们要发表那些“旨在‘理解’并（或）‘改善’的应用心理学原创研究成果”（辛自强， 2016， p194）。

无独有偶，《心理学报》2016年5月公告，设立“以小拨大：行为决策助推社会发展”专栏并征稿。该专栏旨在立足中国现状，集中报告既有用又有趣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重点评介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发现在提升人民的健康、财富、幸福等领域可提供的“小”技法和可发挥的“大”作用。

行为决策无疑是应用研究的重要领域，不仅如此，整个心理学都面临着“现实转向”的问题（林崇德， 辛自强， 2010），必须更多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心理学只有承担起“改善现实”的使命，才能展现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开始因应这种现实需求，大力发展专业学位教育。现在全国有60多个单位可以招收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简称“应用心理”专硕），专硕教育蓬勃发展。例如，我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自2015年招收第一届应用心理专硕以来，每年考录比均超过10比1，一跃成为学校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这些年在推进并不断反思专硕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是教学要适应专业学位教育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心理学都面临挑战：若没有现实的关怀，不能承担“改善现实”的使命，心理学就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虽然2010年我的恩师林崇德先生和我曾经撰文讨论过发展心理学的“现实转向”问题，但我又历经几年才开始慢慢领悟，心理学现实转向的最大难点是方法论的转向和变革，只有在方法论层面改变心理学研究当下一些未必妥当的习惯模式，才可能真正实现学科的现实转向。改变“现实的心理学”，才可能有“改变现实”的心理学。要开展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研究，我们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做哪些变革呢？本文略述管见以抛砖引玉。

2八个方法论问题

（1）研究的价值导向

研究通常被区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者侧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寻求描述、预见、特别是解释性的知识；后者侧重回答“应该如何”“如何做好”的问题，旨在基于证据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方案或建议。就价值定位而言，前者以“求真”为导向，侧重提升人类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后者以“至善”为导向，帮助人类依循客观规律改变或改善现实。不理解客观规律，就难以有效改变现实，反之，以改变现实为目标的研究，也推动着对客观规律的探究，因此，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只是讨论二者的辩证关系可能于事无补。当下的现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旨在理解的学问和旨在改变的学问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鸿沟是学科历史和知识发展逻辑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偏见、学术评价体系造成的。心理学从创始人冯特开始，就充满偏见，冯特将心理学定位于基础科学，反对弟子研究应用问题。1879年冯特建立实验室这个事件，严格讲，只是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开端，把它当成整个“科学心理学”的开端，似乎显得实验心理学有些傲娇。发展心理学、应用心理学的很多分支学科，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学科起源和历史。以心理咨询为例，虽然它要从心理学这一母体学科中汲取学术营养，但是它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轨道，表现为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和师承关系。

无论如何，现在是改变彼此偏见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认识到“理解”与“改变”的学问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辛自强， 2015）。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心理学的应用价值一再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正是巨大的应用空间，不断为心理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做基础研究的人应该向做应用研究和应用工作的人表达充分的敬意，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改变现实，让世界和生活变得更美好。反过来，没有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就无法合理地、系统地进行“改变”。心理学家卡尼曼因为对人类决策心理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与合作者都承认，他们研究的那些规律小商小贩早就在应用。然而，是他们这些学者让我们明白了小商小贩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没有他们的基础研究工作，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决策的本质，也谈不上有意识地用以指导决策。在应用工作中被个体自发使用的知识，只有被提炼、检验并系统化，才能成为自觉的知识，成为科学知识。今天，我们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发现”之前，美洲大陆早就有人居住。虽然“发现”一词的使用，流露出些许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然而，“是哥伦布把美洲大陆这个知识和人类科学的‘主流知识’联系在了一起。‘孤岛式知识’是不行的（万维钢， 2014， p239）。”

当前很多学术期刊已经试图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日益兼顾旨在理解的成果和旨在改变的成果。就研究者个人而言，我们可以有所侧重，也同样可以兼顾两个方面。即便发表基础研究的论文时，我们也不应只是在论文“讨论”部分最后顺便提几句研究的应用价值了事，而是要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的发现离实际应用究竟有多远，具体如何将自己的成果做“工程化”的转化。例如，我们可以要求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研究一做一个小的基础研究，研究二将其结果转化为行动方案或项目，甚至实施该项目，并做项目评估。总之，我们要更多强调研究的应用价值，推动改变现实的研究。

（2）问题提出方式

研究始于问}。常用的问题提出方式有两种：有什么问题没有研究过？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我们往往只采用前一方式提出问题，而对后一方式考虑不多。

开展科学研究，必须思考并说明某个问题是否被研究过。科学的创新本质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探讨新问题，用新的方法探讨问题，寻求新的发现。为了确定自己研究的创新性，要开展系统的文献综述，论证研究的新意，只要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在某一方面超出了现有文献，就说明了研究的创新性和必要性。例如，很多论文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关于变量A和B的关系已经被研究过，关于B和C的关系也有说法了，而关于A和C的关系，或者关于A、B、C三者的关系没有人研究，于是需要开展研究。对于纯粹的学术问题，我们确实可以这样提出问题。

然而，我们不能只从推导文献出发提出问题，还要从观察和反思现实开始提出问题，要不断反问“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大致有三个层面的涉及心理学的现实问题需要关注。一是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面临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如医患信任、农民工身份认同；除了负面问题外，还有很多是“如何变得更好”的问题，如民众获得感的增加、国民素质的提升等。二是各行业实践领域的问题。心理学可以广泛应用到有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包括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各类企业与行业、各类人群与团体。具体问题不胜枚举，如企业员工激励、投资心理分析、人才测评与选拔等。三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心理学更直接的应用是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如心理健康问题、智力开发问题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不能只是通过查阅和推导文献提出问题，而是要更多关注现实，研究实际问题，退而言之，至少要清楚地阐明所研究问题的现实立足点。现实问题可以是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也可以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特定问题。所谓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非让研究停留在验证西方理论的层面。强调研究的应用导向和本土化思想是内在一致的。对我国当前的实际问题或现实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属于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出基于证据的思路和方案，这算作应用研究；若能直接开展行动来解决问题，则属于应用实践。应用研究应该是接地气的研究，接本土地气的研究。

（3）变量选择

我们鼓励旨在改变现实的研究，鼓励关于实际问题的研究，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首先就是变量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在一项心理学研究中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因为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与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

心理学中的变量有两大类：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主观变量是“心理”自身的、反映心理感受、心理活动等方面的变量，如情绪、推理等。客观变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心理活动的产物，如行为表现、作业或作品、痕迹等，常用的变量包括行为发生情况（行为频次）、行为速度（反应时、问题解决时间）、行为强度（如博弈任务中的投资额度）、作业正确率或错误模式、作品质量、行为轨迹等；二是心理活动伴随的生理活动、生理表现方面的变量，如眼动特征、呼吸与心跳频率、腺体和血流特征、电生理特征（皮肤电、脑电等）、化学递质等；三是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包括刺激特征（刺激的频次和结构、刺激的时间和强度、作业和任务类型）、环境条件等（如城乡背景、社会阶层、家庭结构、文化类型）。这三方面的客观变量，涵盖了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行为和生理表现，笼统地说就是“刺激”（S）和“反应”（R）。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的科学，但鉴于心理变量本身是主观变量，被试心理无法直接由研究者观测（研究者可以对自身心理活动进行自我观测，但这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窘境），只能通过被试的主观内省和自我报告（如口语报告技术、自陈量表）来测量。这种测量虽然可以直逼内心，但有很强的主观性。在这种局面下，心理学反而在客观变量的操纵和测量方面进展巨大，因为客观变量的测量在客观性、精确性上更符合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要求。上个世纪初，行为主义者正是要用客观变量定义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用客观测量限定其研究方法。回顾心理学的历史可以发现，我们在客观测量方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相比之下，迄今为止主观测量方法的进展仍然乏善可陈。

不仅是测量方法问题，心理学研究要“有力量”，要担当改变现实的使命，必须考虑客观变量，要么研究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要么研究心理对客观世界的作用。例如，心理物理学探讨人们对各种物理量的主观感受问题，试图在物理量（客观世界）和心理量（主观世界）之间建立函数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卡尼曼的研究只不过是将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探讨金钱的主观效用问题，但研究结果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如果卡尼曼只研究主观变量，他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有心理活动并不能改变客观世界，心理活动要藉由行为及其产物来改变客观世界，因此，我们要更多关注心理的行为表现、行为后果。总之，心理学研究要么关注心理的前因（客观刺激），要么关注心理的后果（行为），只有说明心理的前因与后果，才能得到有现实解释力的发现，才能让心理学研究“有力量”。

一言以蔽之，心理学是研究主观变量和客观变量关系的科学。没有主观变量不是完整的心理学（如早期的行为主义），只有主观变量是没有力量的、存在科学性风险的心理学。例如，现在很多研究所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主观变量，甚至再加个主观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如此统计来统计去，是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逻辑的。不仅如此，这类研究结果也很难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只是就主观论主观，无法说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联，研究结果难以与现实对接。这种对客观变量，包括行为变量的忽视，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Baumeister，Vohs和Funder（2007）从1966年、1976年、1986年、1996年以及2006年这五年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中，每年大致选择2期，分析了实证研究报告中的共304项研究，统计这些研究是否包含实际行为变量（对行为的操纵、对行为的观测都可以算数），结果表明，在1976年，近80%的研究使用了行为变量，1986年后这个比例迅速下降，2006年已经低于20%。虽然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耐心去现场观测和操纵真实的行为了，而是严重依赖被试在问卷和量表中的自陈报告，依赖在电脑上完成实验。由此，Baumeister等人用这样的文章题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心理学作为自陈报告和手指活动的科学”。

（4）样本选择

心理学研究样本的选择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对大学生样本的过度依赖。二是对超大样本和单个被试的研究不足。为此，我们要充分重视样本性质（少用大学生被试）和规模（大样本、超大样本、单个案）的多样性。

对于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大学生被试问题的诟病由来已久，但是现在不仅没有好转，而且问题似乎更严重了。大学生能否代表人类或某个总体，这可能要看问题的性质。例如，对于一些通则式规律（如格式塔学派发现的“完形”规律）的研究（辛自强， 2013），随便找个被试都可以证明规律的存在及其普适性，甚至无需从样本推论总体。但心理学研究更多探讨概率性题，需要从样本推论总体，显然在很多情况下，大学生不能代表全人类。我有一次参加博士论文答辩，该论的推理研究，每个子研究的被试都是一所国内著名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结果做的“很漂亮”，但总让人感觉这不是人类推理的一般状况。过于依赖同质样本，甚至根据某一标准选出一批“区组”被试，这有助于实验得到阳性结果，但却不利于结果的现实应用，因为现实中的人群更为复杂多样，个体间差异很大。因此，在论文评审和发表时，我们应该鼓励样本的多样性，鼓励选择合适的样本。必要时，可适当限制那些对大学生样本过度使用的论文（这大多是出于研究者找被试的方便或惰性），心理学不能都做成“大学生心理学”。我在和同事讨论专硕毕业论文的评审导向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学生必须到大学校园外边找被试。只是猫在象牙塔里做研究，难以体现应用导向。

心理学家习惯的样本量往往是几十到几百人的规模（即一般的大样本），也有些在上千人的规模，但很少涉及更大或超大的样本，也不太喜欢对单个被试或个案的研究。全世界范围内由社会科学家开展的大型调查项目有很多，最著名的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它最近一次的调查从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取样，样本量达到7、8万人。但心理学家很少主持这么大的调查项目，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方法，激发了对一些超大型样本的研究。例如，彭凯平（2014）课题组基于大数据理念，通过搜索某年度新浪微博的所有数据来分析中国人幸福感的时空规律。心理学家应该更多关注那些大型调查数据以及官方统计数据的使用，关注大数据方法。除了大数据、超大样本，心理学还应重视“被试量为1”（即N=1）的研究，也就是单个案研究。它包括个案研究和单被试实验，前者大致是对个案的描述性、观察性研究，后者是对单个被试的实验研究。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心理学的早期历史中，对单一被试或者少量被试的研究曾一度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不仅心理物理学研究使用少量被试，艾宾浩斯记忆研究的对象只是研究者本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研究的被试是一条或几条狗，华生对情绪的研究也只是采用很少的被试（如小艾伯特），精神分析学派、格式塔学派也都依赖个案或少量被试。心理学家广泛使用实验设计、大样本和推论统计这些方法是很晚近的事情，这种转向要归功于英国统计学家费舍《实验设计》一书在1935年的出版。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心理学期刊虽然还发表一些单个案的研究，但是这类研究的数量迅速减少，它们转而发表更多的对大样本做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有控制的群组设计逐渐成为主流范式，研究者依赖统计分析确定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是否显著。这次转向后形成的方法学规范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我们将群组比较的结果推广到个体层面时未必妥当，因为行为作为一种现象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群组层面；心理学作为行为科学， 必须理解 “个体” 如何与环境互动（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p18）。因此，单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今天需要被重新强调。

在很多情况下，单个案研究往往以更直观的方式启发研究者确立富有生态效度的研究结论。例如，一种临床干预方法若有效，它应该是在一个又一个个案身上“应验”过的，这种方法有效性的结论是在个案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然而，群组研究中，是以变量为中心在很多个案身上统计出的平均结果，这个结果未必适用于每个个案。因此，有学者认为，单被试实验更能证明某种“实践的有效性”（如咨询实践的疗效），而非刻意在实验室内考察“研究的有效性”（Yarnold， 1992， p179）。当然，单个案研究不仅是个样本量的问题，而有着与群组设计完全不同的推理逻辑，下文再论。

（5）实验的生态效度

虽然可能以偏盖全，但大多数人认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是以实验室建立和实验法的运用为标志的。实验法通过操纵自变量、控制无关变量、观测因变量这样的逻辑，确保得出因果性结论。心理学实验往往是操纵客观变量，然后观测它对主观变量的影响，或者通过操纵客观变量间接操纵主观变量。“操纵”就代表着某种力量，心理学实验的结果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操纵心理、改变现实。然而，每一项心理学实验的因果力（内部效度问题）和推广价值（外部效度问题）可能并不相同，这里重点讨论外部效度、特别是生态效度问题。因为心理学要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必须确保实验结论能外推到现实生活中，这取决于至少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程度。一项实验中设置的条件、处理、干预方法的效应有即时效应和延时（短期、长期）效应的区分。很多实验操纵有即时效应，但是否有延时效应呢？大多数研究者并未考虑，也未报告。如果一项研究能够不仅证明实验处理的即时效应，也能证明其延时效应，这就有助于实验结果的推广应用。早年间，可口可乐公司为了与百事可乐公司竞争，研究过配方改良问题。百事可乐更甜一点，可口可乐带点酸味。可口可乐公司做过实验，让消费者品尝各品牌的一小杯可乐，结果大多数人认为百事可乐更好喝。可口可乐公司根据所谓实验结果改良了配方，使之更像百事可乐，销售结果却惨遭失败。失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在实验室里喝一口，与拿回家去喝一瓶的感受是两码事。很多心理学实验发现了各种暂时的效应，但其推广价值存疑。有人开玩笑说，“目前大多数的心理学实验，是‘喝一口的心理学’，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学’（万维钢， 2014， p246）。”实验处理效应不仅表现在持续性上，还表现在强度上。当采用特别敏感的观测指标时，或者使用特定的检测方法时，很多实验得到了阳性结果，但是这种实验处理的效应未必足够强劲和稳健，因而难以重复和推广。例如，近几十年，社会心理学领域有关启动效应的研究呈现井喷状态，但其结果的可重复性不断被质疑，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启动效应往往很微弱（张h， 辛自强， 2016），其可被重复观察到的难度增大，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应用了。

二是实验场所问题。实验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 也可以在现场， 也就是一种心理和行为通常发生的真实场所中进行。实验室环境容易操控，但人为性很强，容易得出“伪结果”（人为，就是“伪”；辛自强， 2012， p122）。社会心理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教育心理发生在学校中，消费心理发生在商场中，到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做现场实验有助于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生态效度和应用价值。例如，我们一项关于信任的实验，是在北京到烟台的K285次列车卧铺车厢里完成的，以旅客为被试（辛自强， 辛素飞， 2014），火车是移动的优质实验室。更令人震撼的是下面这项研究。研究者在美国一家游乐园，以11万余名游客为被试，考察了他们是否愿意购买乘坐过山车时由实验员为其拍摄的照片作为纪念。自变量为定价方式（包括明码标价和自愿付钱）、捐赠与否（一半游客被告知照片销售收入的半数将捐赠给慈善机构）。结果表明，当游客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付钱时，同样的慈善因素让企业获益更多，因为游客通过自愿付钱表达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可（Gneezy， Gneezy， Nelson， & Brown， 2010）。这种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实验室实验更有说服力，更有生态效度，而且这项实验做下来还多赚了很多钱。

大家热议的心理学实验“可重复性危机”，究其原因是很多结果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而且所发现的实验处理效应很微弱，缺乏持续性，这种不稳健的效应自然难以重复，也难以发挥心理学改善现实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鼓励对实验延时效应的考察，鼓励现场实验（如教育实验、社会实验），鼓励长期干预研究。心理学不能过分追求实验室研究的“小巧”，而应该展示实验干预的强大力量，甚至直接开展社会改造实验。

（6）统计方法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统计方法本身，而是统计实践问题。统计方法只是研究的工具，研究目的不同，对于统计方法的需求和应用实践就有所差异。我在统计方法的学习方面，只是一知半解的水平，这里仅“随意”罗列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第一，描述统计的重要性。描述统计是推论统计的基础，没有描述统计结果，推论统计的结果是很难理解的，因此论文要充分报告描述统计结果。如果一项研究被纳入元分析研究，也通常要求提取其描述统计结果以便做元分析。从传播效果上看，描述统计也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一般公众来说，用平均数、百分数、简单的图表来描述的结果，可能比复杂的变量关系模式图、拟合指数之类结果，更容易被理解，也更有力量。

第二，“统计上显著”还不够。心理统计的核心逻辑是“零假设显著性检验”，即p值方法，根据p值大小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零假设。如果统计得到的p值比临界值小，比如小于005，就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而接受备择假设。这时我们只能表述某种结果“在统计上显著”，如果显著，则意味着随机因素不能解释这个结果，而只好归结为某种“必然性”（仍是统计上的必然性）。然而，p值的大小，并不能说明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或变量关系的强度。它只表示p值越小，拒绝零假设时可能犯错误的机会或概率越小。效果量（effect size）则表明了我们专业上所关心的效果和效应的大小，比如实处理效果如何，变量关系强度如何，这是p值所不能传递的信息（辛自强， 2010）。因此，现在学术期刊都要求既报告统计检验结果是否显著，又报告效果量指标，如d、η2（Eta平方）、r2（决定系数）等。而且，我们应该更重视效果量指标，因为对于很多实验，特别是干预实验，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只是差异显著还是不够的，而且差异程度要足够大。否则，这种干预方法的现实应用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不足。假如我们在每位老人身上投入了1千元，用于实施某种干预课程提高其幸福感，虽然最后实验组老人幸福感与对照组统计上有显著差异，但如果高出的程度，还不如直接发放给每位老人1千元的作用，那干预项目就没有真正的价值了。对于效果量如何算“大”，虽然有些建议性的解释“标准”（Kotrlik， Williams， & Jabor， 2011），但并没有什么严格的临界值，这要根据以往类似干预研究的效果量大小、政策需求、项目要求等来解释。顺便说一句，同样是效果量指标d，在单被试实验中要求的效果量通常比群组设计中大得多。例如，在群组设计中d值为08已经算是 “较大的” 效果量了，而在单被试实验中，这只能算“较小的”，d值在2、3以上也是常有的（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 p161）。

第三，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当前心理学普遍使用的是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如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这些方法侧重描述变量关系，没有将个体看作整体，而是假设个体是可互换的单元，除了随机误差之外，他们在行为发展上不存在质或量的差异，即总体具有同质性。而事实上，在心理学中，总体中的个体常常是异质的，因此应该重视以个体为中心的完整分析（辛自强， 2013）。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它的任务是确定心理和行为发展的个体差异或异质性。它假定就变量如何相互关联而言，总体是异质的，样本中可能存在异质性的个体亚组。通过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如聚类分析、配置频次分析、模式发展的探索式分析、基于模型的聚类分析等，可以识别被变量的关联模式描述的个体亚组，识别基于纵向轨迹模式的个体亚组，识别在不同时间点上的个体亚组，以考察模式结构的稳定性和个体的稳定性（详见杨之旭， 辛自强， 2016）。以干预项目为例，可以用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揭示干预效果的一般趋势，而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可以识别出符合与不符合一般趋势的亚组并分析其原因，兼用两种方法将有助于全面评估干预项目的效果。

第四，“中介”和“调节”的是与非。在大陆心理学专业期刊里检索可见，2000年前后的时候，对研究结果做中介和调节模型分析的文献寥寥无几；2016年仅文章标题提到“中介”模型的文章就超过200篇，提到“调节”模型的超过100篇。现在打开任何一本心理学专业期刊，目录上到处都是“中介分析”“调节作用”之类的字样。中介模型和调节模型让我们严肃地讨论三变量关系问题，无疑有助于科学认识的深化，很多研究者确实在这些方面做出了重要发现和贡献。但是，也有更多文章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做了点这方面的统计而已，离得出可靠的理论模型还差很远。尤其是中介模型，它意味着三变量形成一条“因果链”，而因果关系的确立有着严格的标准，如时间顺序、操控逻辑，通过问卷、量表测出的一堆主观变量之间何来顺序和操控逻辑呢，因此也很难确定中介关系。无论是中介还是调节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其建立都不是简单的统计问题，必须有理论和逻辑的考量（辛自强， 2012， p279）。目前这类套路化、仪式化的统计分析方式，已经在限制我们的思考，限制我们发现知识的能力。如果不能通过研究达成确实的认识，建立有效的模型，就谈不上应用的问题。

（7）推理逻辑

当前的心理学研究过度依赖“假设-演绎”的方法，而对于如何观察现象，从经验资料中归纳假设（假说），形成理论认识这一归纳过程重视不够。这种推理逻辑使用上的偏畸，不利于培养研究者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想象力。

心理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是“假设-演绎”的逻辑。其思路是基于假设演绎出对经验事实的预测，然后考察实际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否符合预测，若符合，则确证了假设的合理性。因为，很多事实单纯凭猜测，能预测到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我们居然根据一个理论假说准确预测到了，这足以确证理论假说的合理性，甚至真理性。这种演绎过程的逻辑较为完备，可以验证已有假设，但不利于发现新知识（新假设），因为假设-演绎的结果是事先就料定的了：如果假设验证了，就确认了这个知识；否则，我们只知道这个假设不对，但并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

科学研究的关键是发现并提出假设，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象有敏感性，善于根据零碎的线索做出归纳、猜想，从而形成理论假说。“虽然归纳本身常常难以保证逻辑上的完备性，然而，它对于科学发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演绎，甚至更重要。因为对少量事实的归纳，是我们发现规律性，提出科学假说的基础。很多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是受到了某个事实的启发，受到了某个类比的启迪，受到了某个隐喻的暗示（辛自强， 2012， p297）。”

心理学研究对统计方法的过度依赖和套路化使用，强化了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在学科中的地位，而无意中抑制了归纳逻辑的使用，不利于科学猜想和科学发现。实际上，其他一些方法更好地体现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心理学应该予以重视。例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创立，就是对常规研究方法的反叛，即反对通常使用的“假设-演绎”逻辑――基于理论形成假设，然后用新资料来检验。扎根理论研究中，要尽量避免将研究者已有的理论范畴强加于资料之上，而是通过对资料的灵活归纳，从资料中生成理论，这一研究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Glaser & Strauss， 1967）。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建构出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但是由资料中萌生出来，而且也被资料暂时性地验证过了。是故该方法建立的理论，可曰“扎根的理论，或者植根于经验资料的理论”，这样建立的理论是一种情境化理论，更具有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

又如个案研究，也有助于形成假说和理论。如果单从统计推论的角度看，基于少量的个案获得的研究结果，无法摆脱个体差异的影响，难以推广到更大的总体上。不过，统计推论并不是获得一般性认识或规律性认识的唯一途径。如果在一个案例基础上推断出的一般性认识（如模式、法则），可以在其他案例身上得到验证或重现，就可以增强我们对理论的信心。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在个案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假说，尚没有被任何一个已知反例挑战或驳倒，那么它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若一项个案研究为理论假说的建立、反驳与修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当然有重要价值。

综上，心理学研究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也要重视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重视假说的验证，又要重视新假说的归纳和新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才能增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原创性，使研究成果更贴合实际（包括我国实际），提升其现实解释力。

（8）理论建设

科学研究并非只是为了积累事实，而且要建构理论。一部心理学的历史，除了经典的实验，就是观点各异的理论。要想在心理学历史上留下点什么，要么开展一项堪称经典的实验，要么创立一个伟大的理论。我国心理学要增加国际影响力，增强现实解释力，就必须重视原创理论的建设，而非停留在验证国外理论或现有理论的境地。建设理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并非只有心理学的“大家”或大师才可以建立理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理论。了解了心理学理论的类型或形态，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建立哪种理论以及如何去做（对这块内容的详细论述，见辛自强， 2012， pp326-345）。

第一，描述事象的理论。描述事实和现象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能之一，这种描述就可以构成一种简单的理论。关于事实的理论可以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也可以描述变量的关系。例如，米勒描述了短时记忆的容量，就是在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描述了记忆保存量和时间的函数关系，这是关于变量关系的理论。除了描述事实之外，还可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简单概括，从而形成一种理论观点，如问题解决的“试误说”“顿悟说”等。能用一个术语或理论描述一种前人未曾发现或者未曾言明的现象，这是巨大的理贡献。

第二，类型学理论。它用于区分并描述事物的不同类型。建立类型学理论首先要确定分类的维度，在此基础上划分并定义类型，然后描述该类事物的特征，并将这种类型划分用于实际观察，或者用实际观察结果检验这种类型划分。分类的标准或维度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双重维度或多种标准。例如，场独立与场依存、A型与B型人格都是单维上的类型划分；荣格对性格类型的划分，则采用内-外倾向和四种心理功能（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两个维度结合划分出了8种性格类型。艾森克从外倾-内倾、神经质、精神质三个维度确定人格类型。类型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类分析思维的表现。初步的认识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很少清晰分出维度。而分析出维度和类型使得我们可以深入认识每一类事物的具体特征。这种类型的划分可以通过思辨完成，也可以借助统计学的方式进行分类或类型的验证，如因素分析、聚类分析都有这种功能。

第三，过程理论。类型学理论侧重在空间上将事物划分为不同类型，以分析不同类型的特点。而过程理论主要与时间维度有关。这种过程，在心理学中主要体现为认知过程或信息加工过程、学习过程等。过程理论在时间维度上刻画事物变化的流程、经历的不同状态等。例如，早期行为主义者提出的刺激-反应（S-R）公式反映了一种最简单的“过程”；新行为主义者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加入了有机体变量（O），提出了S-O-R的公式，这时过程的味道有所增加；后来，信息加工理论又将O分解成更多的环节，这样认知过程的意思就很明显了。由于每次认知活动都耗费一定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必然是时间过程。无论是认知还是学习，都是主体应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过程，对外部刺激的处理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大多是小尺度上的时间，多要以毫秒、秒、小时、天等来计量，而且只衡量时间的长度，一般不关注时间的方向。

第四，发展理论。过程理论通常只关注时间的长度本质，而发展理论往往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如月、年）探讨事物在时间维度上的展开过程、演化过程，这里的时间是有方向的，不可逆转的。例如，对于发展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来讲，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心理如何随时间而发生和变化。发展理论通常有两种方法描述发展：关于发展的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仅仅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数量方面的差异变量可以称之为极性变量（polar variable）， 而那些性质上不同的转折点可以称之为里程碑顺序（milestone sequences）。极性变量与里程碑顺序之间的差异是连续和非连续变量之间差异的扩展和发挥（卢文格， 1998， p52）。”通常，从极性变量的层面认识事物，是更直接、更直觉的把握方式；而看到并解释清楚里程碑式的间断性发展或直接说出阶段的本质差异，则是更深入，也更困难的一步。例如认知发展研究，测量学派的通常做法是设计若干题目考察某个年龄儿童的通过率，会做的题目越多说明能力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能力是可以累积的，因为研究者并不区分做对这道题和那道题有什么能力上的本质差异，做对每道题都得到同样的单位分数。而皮亚杰看到了这种分数差异背后的结构问题，认为那些在某个任务上表现良好与不好的孩子在认知结构上有根本的不同，由此，他提出了认知发展的结构观，对发展做了里程碑式的、阶段的描述。

第五，结构理论。“阶段”通常被泛泛地用作“发展水平”的同义语，然而，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阶段指代由特定的结构决定的发展水平质的差异。结构是由要素之间的一系列联系或关系组成的，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整体，并赋予要素以意义，使要素成为整体中有意义的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化了，结构也就变化了；但是要素本身变化，结构不一定变化。结构是组织的形式而非内容。这么看来，“发展是由决定要素之间联系的基本规则的获得或变化组成的（卢文格， 1998， p32）。”在心理学中，皮亚杰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用逻辑数学结构成功刻画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这种做法后来被科尔伯格、塞尔曼等人推广到道德推理、观点采择研究中。然而，并不是每个心理学家，都像皮亚杰那样理解结构，结构也并非只用于刻画发展阶段，即不只是“发生的”结构。心理学中的“结构”还有很多其他形式，像机械的结构（如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理论）、统计学层面的结构（如人格与能力的因素结构）。

第六，功能理论。“结构”和“功能”往往是一个事物或系统的两个方面，它有结构，也必然有功能。正所谓结构是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功能是系统与其之外的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定义只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界定了“结构”和“功能”的内涵。就像“结构”一词具有多种含义那样，心理学家所说的“功能”的含义也至少有两类。一方面，指心理功能。这里的“功能”有时被称作“机能”，有机体有各种心理方面的机能，或者心理功能。例如，在认知心理学中，智能就被定义为一系列的功能，包括符号或信息的输入、输出、存储、复制等。另一方面，指心理的功用。心理的功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心理这个系统对其外的环境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其他心理机能或系统所起的作用；某种心理机能对现实生活的作用或应用价值。简单说，心理的功用， 就是心理功能的功能。 例如， 美国的那些机能主义者（如詹姆斯、杜威、安吉尔等）认为，心理或意识的主要机能是选瘢最终是为了适应环境以求生存。

此外，心理学中的很多理论都属于“影响因素”理论，用于描述或解释事物发生的内部原因与外部条件。有的理论属于“层级”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事物划分为不同层次或等级，并阐明每个层级的特点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心理学研究和理论总是涉及世界的两个维度：时间（发展与过程）与空间（类型、层次、结构、功能、关系）。从时间方面来说，关于短时间尺度的是认知与学习过程理论，关于中等时间尺度的是毕生发展理论，关于宏观时间尺度的是心理进化理论与心理变迁理论。从空间方面来说，要么是关于元素的理论（描述事象的理论、类型学理论），要么是关于一个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理论（结构理论），要么是关于系统之间关系的理论（功能理论、影响因素理论、层级理论）。理论建构总是与时间或空间有关：以之为对象，在不同层次和侧面上进行理论建设。心理学研究要强化现实性与应用导向，就必须重视理论建设。我们要记住勒温的名言――“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了。”

3小结：必要的方法论变革

为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心理学的巨大需求，心理学研究者需要深入反思所奉行的方法论，以及所遵从的研究模式，做出必要的理念与方法调整。本文罗列的上述八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研究理念的变革。我们要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衡发展，兼顾旨在理解的学术成果和旨在改变的学术成果，尤其要重视后者；提出问题时，不仅要根据文献选定尚无人研究过的问题，更要从现实出发，研究尚没有解决的实际问题。

其次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变量选择方面，一项心理学研究既要有主观变量，也要有客观变量，以探讨两方面关系为己任；在被试选择方面，减少大学生样本的使用，增加样本的多样性，而且，除一般的大样本外，还要加强超大样本和单被试的研究；在研究生态效度的提升方面，需要增强实验处理效应的稳健性，重视现场实验；在数据统计层面，重视描述统计和效果量指标，兼顾变量指向的统计方法与个体指向的统计方法，注意中介和调节模型的理论分析。

最后是理论思维的变革。 在推理逻辑方面， 不仅要重视统计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设-演绎”逻辑的使用，更要重视归纳逻辑的使用，如基于个案归纳理论假说，扎根于经验资料建构情境化的理论，增加研究者的现实敏感性与想象力；在理论建设方面，掌握各种形态理论的建构方法，敢于并善于提出原创性理论。

总之，我们要在方法论的上述三个层面上，变革心理学学术研究共同体遵奉的一些不当规范和实践模式，通过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建设旨在“改变现实”的心理学学科，增强研究成果的现实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⒖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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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作为现代管理科学主要三大学派之一的行为科学自20世纪40年代末诞生以来，给美国、日本、瑞典、中国等很多国家的企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基础。高校社团作为一个组织，需要建立良好的管理理念、营造和谐的团队氛围，行为科学理论可以给高校社团的管理提供一个科学的方法，以促进高校社团健康迅速地发展。 

 

一、行为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对于行为科学的概念，国内外各学术界(如社会学界、心理学界、管理学界等)有不同的解释，综合起来主要分广义行为科学和狭义行为科学。广义行为科学是指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类行为规律的学科群。狭义的行为科学是指以人为核心的现代管理科学，它应用行为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行为规律，包括研究组织中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其目的在于提高管理的有效性。行为科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三门学科的基本原理，此外，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的知识对行为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有重要贡献，它们也是行为科学的基础学科，而哲学是基础中的基础。 

 

二、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 

 

行为科学注重研究人力资源因素对组织的影响，强调人的需要、动机、认知、情绪、态度、群体关系、领导行为、组织结构以及环境对行为的影响。 

行为科学的主要原理为：产生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动机，而产生动机的原因，一是内在条件，即需要，二是外部条件，即外部的刺激，当外部条件不变时，内在的需要是产生动机的根本原因；根据需要动机理论，在设计组织的目标时充分考虑成员的需要，把组织利益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激发动机，才能使人们努力追求组织目标，这就是激励理论的基本原理。著名的管理学家法约尔和利克特都认为激励是管理的核心；人们在群体中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过程，群体环境会使个体行为发生变化；一个组织兴衰的关键因素在于领导行为的有效性。有效的领导行为能够使成员积极主动、充满热情地工作，相反，团队成员会出现消极倦怠的情绪。具有有效领导行为的组织能够合理地协调人们的活动，实现高效的组织效能，无论从目标的实现还是从社会影响度和成员满意度的提升方面，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三、行为科学理论对高校社团管理的启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卢因认为人类行为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函数，是人的内在需要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 

b=f(p·e) 

其中，b(behavior)代表“行为”，p(person)代表“人”，e(environment)代表环境，代表函数符号。 

影响人的行为因素一是内因，二是外因，内因包括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外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与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群体、领导和组织)。高校社团是一个由个体、群体、领导和组织构成的系统，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的可调整的组织结构。 

 

(一)把握社团成员的不同心理需要是社团有效管理的基础 

需要，作为人的“内心意向”，构成了人们活动的原动力，是形成价值的“始因”。人类的各种活动都是在需要的推动下进行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其产生的心理动力也就越大，对人们行为的支配力量就越强。在社团管理中，首先要了解社团成员的成长环境、生活和社会经历、目前状况和未来追求，正确地分析每一位成员目前的迫切需要层次，才能根据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合理安排、统筹兼顾，才能激发成员的热情、形成高效的组织效能，因为不同的社团成员在同一时期的需要可能不尽相同，同一个成员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指出人有五种基本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马斯洛又补充了两个需要层次：求知的需要和求美的需要；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麦格雷戈把人的需要层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自我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提出“一项需要在获得满足后便不再成为行为的激素”的观点。而每一个需要层次又有它的细分类别，如食物的需要、休息的需要、运动的需要、保护的需要等属于生理的需要；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对熟悉或已知食物的选择等属于安全需要；爱别人和被别人爱属于爱的需要；归属需要、结社需要、被他人接受和接纳友谊等属于社会需要；希望自己有信心、有实力、能胜任、独立、自由是自我需要的一方面体现，另一方面体现在希望被尊重、被关心、被赏识；个人潜在能力的发挥、自我的不断发展、创造性的发挥等属于自我实现的需要。 

同一个成员也可能同时有几项需要，所以对社团成员的有效信息管理方式是形成一个常态化的沟通、了解机制；建立个性档案，并随时更新。 

 

(二)激励原理的应用是调动社团成员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高校社团管理的核心是激发成员的动机，诱导他们的行为，广泛倾听成员意见，实施授权式管理和参与管理，注重培养团队精神，使每个人发挥内在潜力，为实现目标而努力。激励的方法是实施激励过程的具体形式。对大学生激励的方法很多，主要有目标激励法、情感激励法、榜样激励法、竞争激励法等。 

在高校社团管理中，要选择能够调动成员积极性的激励因素，如选择富有挑战性、发展前途、成就感和责任感等的任务交予成员来完成，而不能误把非激励因素(如工作条件、人际关系等)当成激励因素，否则就无法起到激励的作用。社团组织增强激励效用的生命力的有效办法是对激励进行正强化。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指出：人的行为随着外部条件的刺激而变化，通过不断改变外部环境的刺激因素可以达到增强、减弱或消失某种行为的效果。正确地评判社团成员的成功或失败，能防止因误判而导致的对成员工作态度和积极性的影响，从而防止误判影响成员的后续行为和绩效。美国心理学家海德等人提出的归因理论，把人的绩效、成功或失败归因为：努力程度、能力大小、任务难度、运气与机会。 

另外，防止社团成员积极性降低的另一个原则是公平公正地对待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无论是奖励、惩罚还是表扬、批评，或者升职或降职等。如果成员(回报／贡献)比率与他人(回报／贡献)比率相等，他就会认为公平合理，从而心情舒畅、努力工作，否则，就会因为感觉不公平而影响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目标管理体系的建立是发挥社团成员主观能动性的推动力 

美国心理学家伏隆提出“期望理论”，即激励力量=效价×期望值。效价是指目标的价值，期望值是指对实现目标可能性大小的估计。 

高校社团目标管理可以遵循确立目标、授权并明确职责范围、有效激励和客观评价总结这样的步骤。其中，确立目标时，要同时兼顾总目标的制定和各级子目标的制定，并尽量实现子目标与总目标的协调统一，实现共赢。 

 

(四)充分发挥群体的积极作用是促进社团和谐发展的保障 

行为科学认为，群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除了正式关系(如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外，还有一种没有隶属关系的群体关系，即由兴趣相投、比较合得来的人们形成的一种关系。这两种群体关系对个体的行为都会产生影响。因此，高校社团管理中要注重增强群体的积极作用、减弱或消除群体的消极影响。 

高校社团可以在生动活泼、丰富多样的活动中促进群体成员交流思想、互通信息、建立友谊、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如各部门之间的各类竞赛、各部门内部的民主管理等形式。 

 

(五)领导行为的有效性是社团保持凝聚力的前提 

高校社团要保持凝聚力，就要做好领导干部的选拔和培养，选拔时要关注候选人的素质、技能、领导风格、领导艺术等因素。优秀的社团领导者应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 

(1)能够保持有效的时间管理、建立高效的工作秩序； 

(2)注重满足成员的高层次需要，即自我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3)注重激励； 

(4)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 

(5)能够做到民主管理和有效决策。 

 

(六)社团组织的高效能是社团发展的必备条件 

组织发展是指组织适应形势发展和任务扩大的要求，从组织结构、工作设计等方面进行有计划有系统地调整，改善组织中人的因素，以达到组织的最佳化和高效化。组织发展有两个目标：一是提高组织效能，二是提高组织成员的满意度。 

高校提高社团组织的效能可以通过对组织结构和体系的再设计(如工作范围的扩大化、工作内容的丰富化、工作时间的弹性化等)使组织中的人力和物力发挥到最大。衡量高校社团组织的效能的一个方面是要考察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又分为成员素质的提高和社团组织对社会的影响度。高校社团组织具有开放性，它是一个“输入一培养—输出”系统，输入的是新成员，新成员经过社团组织理念的熏陶、其他社团成员的影响、组织内部的培训、社团活动的组织与参与，成长为具有某种特质的人才，社团组织也完成了输出的过程。 

个体是群体、组织的最小单元，它是群体、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高校社团管理中重视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重视考虑成员的需求、重视激励对行为的影响、重视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重视领导行为的影响、重视组织结构的改进、重视组织的发展才能提高社团的效能、切实增强高校社团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冬青.揭开行为的奥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