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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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在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P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对各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这里的序列为面板型数据，运用传统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可能会产生效力偏低的偏误。为此，这里分别采用了LLC、ADF和Fisher－PP三种适用于面板数据序列的方法进行检验，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见表2。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与产业结构数据序列的水平值都无法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这一原假设，各序列的一阶差分检验值全部可以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序列均满足一阶单整，可运用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该期间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采用了Pedroni［15］和Johan-sen面板协整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中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见，除PanelPP和GroupPP－Statistic两个指标不显著外，其他指标均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Fisher检验值也在1%的显著度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协整关系。

(三)PVAR模型估计Chamberlain开创了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以此为基础，DouglasHoltz－Eakin、WhitneyNewey和Harvey［16］建立了如下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时变系数的PVAR模型和广义距估计(GMM)法。PVAR模型拥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每个省市的金融资产结构变量HB、ST、IN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这显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为此，这里把固定效应ηt和时间效应Φt引入模型，分别代表不同省市变量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和解释系统变量里的趋势特征，εi，t为白噪声。在有效去除模型中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干扰之后，即可采用GMM估计法来估计PVAR模型参数，具体结果见表4。根据AIC信息准则可得知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1期。由表4的估计结果可知，西部地区FN对自身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923%;对HB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448%;对ST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581%;对IN有微弱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025%，但并不显著。HB对FN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823%;ST对FN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051%;IN对FN具有微弱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051%，并不显著。

二、面板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为了让误差项实现正交，以便克服因误差项相关而对估计效果产生影响，这里采用的方法是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由于方程顺序或内生变量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影响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结果，需要建立相应的置信区间来避免这一问题。为此，本文以GMM方法估计出的系数以及方差—协方差矩阵为基础，采用MonteCarlo模拟实验随机生成大量系数，重复计算变量间的冲击响应，这一过程共进行了500次，用模拟结果所获得的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来评价变量间的冲击响应是否显著。图1给出了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PVAR正交化脉冲响应图，其中横轴为追溯期，这里共考察了6个追溯期;纵轴为其他变量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因变量的响应程度;中间一条曲线为因变量的响应函数线，外侧两条曲线为2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FN对来自HB、ST、I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由图可见，当HB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随后表现为一种反向效应，这说明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的货币资产增长并没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究其原因，这或许是因为货币资产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融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条件下企业缺乏动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缘故。当ST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之后则呈现为一种正向响应，说明证券资产结构的调整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与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相符。当I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的即期响应值为0，之后逐渐呈现为一种反向响应，这或许与西部地区企业效益不高有关。当企业效益较差时，保险资产结构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将为更多员工投保，或为原有员工增加投保金额，这可能会加重企业负担，在一定时期内不利于企业发展，因此表现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图1中第二行分别是HB、ST、IN对F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从图中可见，当FN产生一个标准信息差冲击时，HB的响应为正向，这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货币资产结构的提升。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后，其产出效率更高，企业和居民个人将拥有更多存款和财富，其显现出来的效应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资金增加。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时，证券资产结构在即期虽然表现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但很快转变为一种稳定的正向响应。说明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证券资产的发展。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IN在即期表现为一种正向响应，之后逐渐向0收敛。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保险资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促进效应还相对较小。为了进一步揭示各变量波动的来源，下面分别从10、20、30个预测期对HB、ST、IN和FN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HB、ST、IN和FN间冲击作用的具体构成，结果见表5。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在10、20、30个预测期，FN的变动中分别有37．288%、34．513%和34．493%的比例来源于自身，来源于HB的影响分别为17．336%、17．192%和17．178%，来源于ST的影响分别为41．343%、44．947%和44．991%，来源于IN的影响分别为4．033%、3．349%和3．339%。对FN变动影响的大小顺序分别为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与此相应，FN对HB的影响分别占到32．369%、34．488%、34．492%，对ST的影响分别为29．191%、34．450%、34．492%，对IN的影响的分别为34．945%、34．498%、34．492%。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大小较为接近。

三、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Granger的研究结论，如果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变量间至少存在一个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19］。在假设变量已包含全部预测信息的前提下，Granger构建了以下检验模型。该模型主要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Hurlin和Venet认为，当检验对象为既有时间维度特征，又有截面维度特征的面板数据序列(PanelData)时，由于样本量明显增大，自由度提高，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会降低，基于面板数据序列为基础的模型检验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20］。模型(8)假设变量Y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X的过去值相关，如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X到Y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9)假设变量X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Y的过去值相关，如估计结果显示变量Y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Y到X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果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和变量Y都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变量X和变量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X是Y的格兰杰原因，Y也是X的格兰杰原因。以上模型中，Δ代表变量的一阶差分，p为变量的滞后期数。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差分项显著，则说明在短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cmt－1显著，则说明在在长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运用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12省市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的检验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是FN与HB、FN与IN，还是FN与ST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ecm均至少在5%水平显著。说明在长期内，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是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同时，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第二，在短期内，FN和HB、FN和ST、HB与ST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HB是FN的格兰杰原因，但FN不是HB的格兰杰原因;ST是FN的格兰杰原因，FN不是ST的格兰杰原因。第三，短期内，IN与FN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关系，即FN不是IN的格兰杰原因，IN也不是FN的格兰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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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国外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直是国外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但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金融支持还不是很完善。金融发展理论根据思想流派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分为：①金融结构论。Goldsmith（1969）开创性地用金融相关比率（FIR）衡量金融结构发展程度、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认为金融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是解释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的基本功能在于合理安排储蓄和投资、有效地配置资金，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并提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金融相关率不断提高但有限度，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产业发展重心改变，速度更替。②金融抑制论。Mckinnon和Shaw（1973）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通过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投资的利率弹性为正值。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实际利率，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以此促进经济增长。③金融功能论。Merton（1995）和Levine（1997）从金融功能入手，依据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选取4个金融中介指标和4个经济增长指标，通过实证手段研究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系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储蓄的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施加公司控制、促进风险管理、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仅能够加速资本积累的速度，而且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国外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结构优化，而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所以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国内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开展较晚，但发展迅速，研究主要集中于寻找两者间的影响机制，希望找到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有效措施。在宏观层面上，范方志、张立军（2003）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制，然后具体实证分析了1978-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认为各地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的拉动作用由东部向西部递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差距是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1］。王纪全、张晓燕、刘全胜（2007）分析了我国金融资源的特点，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东部、中部和全国范围内人均金融资源的增长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在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这种稳定的关系［2］。在微观层面上，蔡红艳、阎庆民（2004）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的影响，计算出中国39个工业行业的成长性指标，研究了资本市场内的资本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互动关系。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着重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研究，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只是在经济增长的机制中被简单提及，没有进行详细而深刻的论证，同时对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的界定还不明晰，因此，本文将重点剖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作用途径，并以上海市为例，引用明晰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寻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3］。

三、上海市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分析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上海进入了金融业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日益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中介机构吸纳资金的能力不断增强，并按照经济原则使储蓄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高效流动，调整资源配置状态，提高投资效益和要素生产率，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从萎缩部门向新兴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Goldsmith认为金融的发展是金融结构的发展，并提出了一直被视作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其定义为某一时点上金融资产总量与实物资产价值总额（即国民财富）之比，如果将存款资金存量及其变化看作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那么贷款资金的配置就是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贷款存量也是各地区的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而在区域层面，如果不计流通中现金的影响，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4］，这与我国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以银行存款和贷款形式存在的事实相符，所以本文借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王子明以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表示金融资产总量的方法，选取金融相关比率（FIR=(L+S)/GDP，其中L表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S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为区域生产总值）代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5］。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存贷款余额的数值越大，在GDP一定的条件下，其金融相关比率越高，反之亦然。图1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金融相关率的变动情况，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和上海市金融年鉴。自2005年以来，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从2005年的4.3826上升至2013年的5.2594，且从2008年至今，这种上升的幅度更为明显，说明上海市的金融活动较为活跃，区域金融蓬勃发展［6］。同时上海市每年的存贷款余额均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说明上海市的金融规模在不断扩大，且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表明上海市的金融机构吸纳资金和使用资金的能力在逐步提升，金融结构合理，环境相对安全，整个金融体系正在稳步健康发展［7］。

四、上海市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分析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迅速，备受瞩目。上海市从实际出发，积极地进行了三次工业改组，使产业结构逐步从重化工业到轻工业再向服务业调整，率先实现以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转化，1990年以来的浦东开发又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推进，在开发开放的重要契机下，制造业开始经历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迅速转型，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扩展，金融、贸易和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强化，对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999年，上海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大关，意味着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开始以服务经济为主，2012年，比重首次超过60%，基本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从开始到基本形成，上海用了12年时间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8］。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整体情况是三次产业的产值均在不断增加，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在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之和相应上升，但由于地区主导产业的差异、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不同，各区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并未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因此，采用产业结构优化率（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在GDP中的比重）来衡量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比来衡量各个产业的优化程度［5］。图2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变动情况，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近年来，上海市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占比较低，且在逐步下降，由2005年的0.8776降至2013年的0.5985，降幅高达31.80%；第二产业比重除在2009-2010年有小幅上升外，其他年份均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在近年内一直保持着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比重迅猛增加，2013年达到62.24%，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化趋势大致相符。同时在日益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支撑下，上海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在完成“工业化”后逐步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五、上海市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Eviews对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进行回归，探索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一）样本数据及模型设定本文选取2005-2013年上海市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表示其金融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该区域GDP的比重（CY）来衡量其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分别用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比（CY1、CY2、CY3）来表示上海市第一、二、三产业的优化程度，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和上海市金融年鉴（2005-2013年）。由于时间序列模型一般是不平稳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设定了以下相关模型：①利用单位根（ADF）检验单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②分析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得出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回归方程；③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由于存在变量的非平稳性而出现虚假回归，需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时间序列一般是不平稳的，但可以通过差分形式将其变为平稳，仅当回归的两个时间序列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防止伪回归，先确定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IR）、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第一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1）、第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2）及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3）的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中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FIR、CY、CY1、CY2和CY3的水平值在三种形式下和10%的显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即它们的水平值是不平稳序列，而它们一阶差分形式则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它们是一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三）协整检验由于FIR、CY、CY1、CY2和CY3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如果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协整的，则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为了验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Engle-Granger二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1）首先对FIR和CY、CY1、CY2、CY3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2）然后运用ADF检验对以上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整性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拒绝了是不平稳的原假设，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即FIR和CY、CY1、CY2和CY3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四）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以上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可知，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总体产业及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不明晰，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对此问题进行说明。由上可知，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是产业结构优化和三次产业优化的原因，接受了上海市总体产业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不是影响其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的原假设，表明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是其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因素。随着上海市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总体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会不断调整和优化，即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由以上回归结果和因果检验可知，从总体上来说，上海市高度发展的金融水平，通过影响资金流向的变化，调整区域生产要素的分配，使得上海市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高级化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市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但基于产业划分的三个层次，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一、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9］。结合回归方程可得，每当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一个单位，上海市的总体产业结构会有0.002491个单位的优化，对第一产业的结构优化会产生0.002491单位的负效应，同时，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也会遭受0.087332单位的负面影响，只有第三产业能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受益，能够得到0.089818单位的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目前上海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现代服务业，所以会加大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支持，因而难免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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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信贷控制的产业趋同效应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中央的信贷政策很难面面俱到，这也使得各种政策针对性不强，造成各地产业结构存在同步振荡、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因此，实现区域信贷政策的区域化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配套，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协同。我国银行信贷业务投放的政策性比较强，信贷控制是政府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商业银行除了75%存贷比要求外，各银行内部对各区域的信贷业务具有一些软约束，包括对各地区信贷业务规模控制与行业控制。每个年度，总行都会给对每个地区下达信贷规模与行业结构指标，这种具有行政指令性的计划指标导致了区域金融市场间的隔离，使得各地区对各行业的金融支持具有一致性，并直接引导了金融资本的流向与规模，进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趋同效应。目前来看房地产、通讯、生产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部分来自银行的信贷资金。从表1中分行业信贷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2012年信贷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高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达到32．19%，而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二者分别是4．78%和4．45%，二者差距相比达到8倍之多。

(二)金融业务规模经济的产业趋同效应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具有逐利性特征，追求利润。而金融业务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导致了金融机构所服务的对象具有趋同性。以银行的信贷业务为例，银行信贷业务的收益是利息收入，由贷款额度L及利息率r水平决定。贷款业务的经营成本包括:融资成本、监管成本、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经营成本(包括资金成本、营运成本、人工成本、风险成本和税收成本)。按照成本与业务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固定成本FC，如水电气、职工与业务无关 的基本工资等;二是与业务数量相关的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监管成本等;假定单笔业务成本为nc，业务数量为N，业务量相关成本NC=nc×N。三是与业务规模相关的成本，如资金成本。假定贷款规模为，每单位贷款的资金成本的d，SC=L×d。在FC、nc、r和s固定的情况下，利润与放贷规模成正比，而与业务数量成反比。所以银行比较偏好单笔信贷规模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信贷总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银行会放弃小额信贷业务市场。而由于不同行业，资产规模天然的存在较大的差异，银行对业务规模的偏好会导致其对不同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同。在表2中给出了2012年部分工业行业的资产规模情况，可以看出各行业之间的平均资产规模差异较大，单个企业资产规模最大的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其资产规模达到69.32亿元，而平均资产规模最小的行业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为0.46亿元;二者相差150多倍。

(三)金融企业风险控制方式导致的趋同效应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以自身利益为目的，逐利性较强。特别是银行放贷体系中，银行为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因素，偏好选择国有企业及抵押品比较充足的企业进行放贷融通资金。这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自身风险，而且切合了实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机构这样的逐利性，也导致了一些新兴行业、新型企业在获得资金的途径上困难重重，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企业在选择行业时，也会考虑融资的便利性，而更加趋向于选择一些已有规模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融资障碍。这样，资金的流向逐渐趋向于一些固定资产较多的工业行业，渐渐形成了产业结构的趋同。假定:全社会流动资金规模为C，假定有两个行业，分别为1和2，每个行业只有一家企业，第i个行业每单位投资所能产生的可抵押物价值为mi。每家企业决定在地区A、B进行投资发展。银行总行对每个地区进行信贷规模指标控制，投放到A地区的总信贷额度为LA，投放到B地区的额度是LB。贷款利率水平r与风险相关，假定银行对风险的评估只与抵押品的充足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A、B两地区其它差异，A、B两地的信贷行业结构是相同的，因此在区域信贷规模控制下，严格以抵押品的充足率来发放信贷必然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

(四)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导致产业结构趋同效应金融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影响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部门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选择的提供资金供给。这两方面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调整，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融信贷政策的统一性会影响产业结构趋同。信贷政策主要是为了衔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设计贷款的方针、原则以及政策导向达到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各地区域性差异非常大，但目前信贷政策很难做到各地差异进行区别对待，这也就使得全局性的信贷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地产业结构同步振荡、产业结构趋同。其次，资金供给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一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储蓄率及资本积累水平等影响到资金的充裕程度进而在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属于资金总量不同决定的产业结构趋同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投资结构决定资源的不同分配和再分配，从而影响资金的投资偏好进而对产业结构趋同产生影响。资金供给主要透过资金供应量和资金供应结构两方面的变化来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最后，投资需求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调整的影响。企业通过投资改变资金的流向和资金配置，不同的资金配置比例影响投资结构进而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投资需求的不同，一方面透过投资资金配比的变化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地域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投资需求，进而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调整的目标。

(五)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效应政府与金融机构相互渗透，相互利用也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原因。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兼具企业和政府的性质，它在资金来源上依赖于国家或地方财政，而相应的业务却更多的与企业相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盈利、亏损以及相关业务都存在政府的身影(朱元［24］，1996)。政策性金融机构透过财政资金和银行的性质起到政府意志与金融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利用的目的，达到政府希望的产业结构趋同的效果。同时，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借助金融机构使财政资金经营化，实现金融政策和产业资金配给的协同，从而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为此，政府透过财政金融与微观主体结合，间接管理和直接管控实体经济，达到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统一，其最主要透过金融手段来完成。但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并不是纯粹的企业，他并不是以市场主体的角色来经营和管理。这种地位也成就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主体扮演宏观调控职能和政策推动者的角色。这种特殊性也有利于它先行投资和形成政策投资导向，表明政府的政策投资意图，在产业发展初期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扶持的企业的政策依存度也开始不断下降，由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承担起市场主导型的机制发挥作用。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计及说明

(一)数据来源通过对金融政策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相关理论的分析，本文以我国2003年以来各省市面板数据对金融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各省市行业数据。

(二)变量的描述性说明1．因变量———产业结构相似系数sim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测度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度，对于区域i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为。2．自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R):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Goldsmith［5］(1969)和麦金农［25］(1973)两位学者对金融规模指标的衡量标准，这两种标准各有侧重点。Goldsmith［5］(1969)以金融相关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水平的存量和流量关系，进而反映出该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这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借鉴的主要指标。其表达式为金融资产总量/GNP，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麦金农［25］(1973)指标主要通过货币负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中货币结构以及货币规模情况，其表达式为M2/GDP，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本文认为，信贷政策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本文用信贷规模占GDP比值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税收负担(tax):用各地区税收收入除以GDP计算得到，反映各地区税收负担水平。财政投资支出占比(inv):用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比(fin):用各地方财政收入占该地区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计算得到。人均储蓄(sav):传统理论认为，产业结构趋同与要素禀赋具有重要关联，人均储蓄代表的该地区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用当年年末各地区储蓄存款余额除以常住人口，并用CPI指数进行平减。

三、模型设计及结果分析

文中因变量是各省市区域产业结构相似度，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金融因素包括: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指标(贷款结构:私营经济贷款占比)，其他为控制变量指标(税收负担、财政投资支出占比、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人均储蓄)。基于以上的分析判断，实证研究的计量方程为。上式中:sim为产业结构相似度，load为金融发展水平，信贷结构比重，tax为税收负担，inv为财政投资支出占比，fin为分税制虚拟变量，sav表示人均储蓄。利用2003－2012年各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趋同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解释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以各指标的滞后项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借鉴萧政［26］(2004)提到的协方差方法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模型的方式，计算出F统计量为5．63，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因此，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使用2SLS方法估计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采用Hausman检验二者优劣，Haus-man的统计量为180．17，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从模型的DW统计量为2．029判断，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用Greene［27］(2000)提出的方法检验面板数据模型的组间异方差问题，构造的卡方统计量为151．36，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最后利用可行的二阶段加权最小二乘法(TSWLS)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列在模型3中。根据模型3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Load与Sim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具有较强的相关影响;信贷规模占GDP比重越大的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说明金融政策对经济总量较大的省市，越有利于推动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趋同，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财政投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在5%以内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呈正相关关系，表明财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税收负担、人均储蓄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一个省市税收负担越大，越不利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和经济发展集聚，因此，应该优化税收结构，适度减轻区域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的竞争活力。此外，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资本要素禀赋越丰裕的地区，其产业结构与其他地区之间差异就越大，产业相似系数越低，表明人均储蓄禀赋越高越有利于区域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篇4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自1912年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出版和1973年麦金农、肖两人正式提出金融发展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做了大量研究，基本证实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与交易成本，进而可以影响到储蓄率、投融资决策、技术创新乃至整个地区长期的经济增长率。随着后来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和地区层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被解剖开，金融结构被纳入到金融发展中去，形成了以银行还是以股票市场为主的不同观点。一种观点强调银行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强调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在经济增长中作用更大；还有学者从内生性的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和股票市场两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互补的。国内也有很多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比如曹啸和吴军(2002)、李广众和陈平(2002)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学者分省市或区域来研究两者的关系(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梁莉，2005等)；还有学者研究了金融发展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比如许长新(1996)、何枫等(2004)、徐琼(2006)研究了金融发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纵观我国金融发展的研究史，前两类研究较多，具体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途径的比较少，并且基本没有考虑各地区股票市场份额的影响。

二、金融结构与债务融资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无论是银行等金融中介还是股票市场，都是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渠道，其发达程度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乃至企业的成长。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6)证实了这点，他们研究了30个国家长期融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明股票市场、银行部门的发达程度与企业增长密切相关。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银行等金融中介具有“储水池”的功能，将不同期限的小资金汇集转换成生产资金，作为资金的“集”“散”中心，它反映了国家和地区间资金供给量的大小。当资金完全由市场来调配的时候，利率、股息等融资信息就反映了适当的企业使用适当资金的能力；当资金完全由政府支配的时候，融资信息就反映了国家调控的方向。二是银行等金融中介还有提高企业业绩促进企业增长的作用。作为一种专业化的资金配置形式，他们有能力且有动机对资金的使用方进行监管，因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总是流向效率高、业绩好的企业。总体来讲，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宽余，在我国权益融资受限的情况下企业债务融资就会多一些，我们预期银行等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和债务比率成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还会影响企业债务融资的内部结构。银行等金融中介同时提供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而股票市场提供的是长期性资金，因而股票市场的发展程度会影响到企业长期债务的融资水平。可以预期，一个地区的企业在股票市场上融资的越多它的债务期限越短。

制度背景

《资源约束型与需求约束型体系》的发表和《短缺经济学》的出版，使科尔成为“预算软约束”的鼻祖，自此“预算软约束”被认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投资低效的原因之一。大家普遍认为我国存在“预算软约束”，其原因是我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数为原有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并且金融业中国有银行一直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上市公司和国有银行就像是政府的两只左右手。这就会造成一方面企业的决策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而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出于“父爱”政府会出手相救，要么直接给予补贴使其看起来经营良好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要么政府可以通过国有银行向企业贷款。林毅夫等(2004)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李增泉、余谦和王晓坤(2005)的研究则提供了我国地方政府或大股东通过并购重组补助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Khwaja和Mian(2004)、Sapienza(2004)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即使没有陷入困境也会得到更多的政府优惠补助，特别是当银行也被国家控制时，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对企业进行补助的现象就更为普遍；而Fan(2005)在对跨国资本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中发现，政府银行贷款的补助形式中主要是长期贷款。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以及我国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决定了在国有银行份额比较多的地区企业的债务融资和长期借款比较多，在非国有银行份额比较多的地区企业的债务融资比较少、短期债务比较多。

基于我国的金融发展历程，本文将我国的金融结构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我国目前并存的两种金融体制(即各地区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和股票市场的份额)，第二层是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内部结构——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

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债务比率LEV，即资产负债率，用债务总额/资产总额计算得出；在资产负债表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通常被列到短期债务中，但这部分的性质仍然为长期债务，因而衡量期限结构的变量有两个：

债务期限结构1(TERM1)＝长期债务/债务总额

债务期限结构2(TERM2)=(长期债务+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债务总额

为了详细地了解我国债务融资的情况以及长短期债务受金融结构影响的程度，还设置了短期债务比率和长期债务比率各两个指标:

短期债务比率1(short1)＝经营性短期债务/总资产，其中经营性短期债务包括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

短期债务比率2(short2)＝短期债务/总资产

长期债务比率1(long1)＝长期债务/总资产

长期债务比率2(long2)＝(长期债务比率＋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总资产

2.金融结构的变量

戈德史密斯是最早以实证研究方式研究国家层面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学者之一。在指标的选取上，戈德史密斯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FIR)，它是指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除此之外还包括金融构成比率、金融工具比率、金融部门比率、分层比率、金融中介比率、融资比率。国内学术界在计算金融相关比例时，采用了各地区银行当年年末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之比作为衡量我国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此外，Rioja和Valev(2002)采用商业银行资产和商业银行资产与中央银行资产总和比值的方法衡量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在分配储蓄资源上的重要性，因为相对而言商业银行在分配储蓄资源上比中央银行更有效率；还有国内学者借鉴了戈德史密斯分层比率的方法，即货币类、证券类、保险类金融资产分别占金融资产总和的比率；周立(2002)、周宁东和汪增群(2007)在研究金融发展时注意到了不同类型金融中介的影响，采用了金融市场化比率(FinancialMarketzationRatio，FMR，即各地区当年年末除去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朱恒鹏(2007)对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进程的研究中，从以下四个方面衡量我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自由化进程：制度性因素、经济因素、货币供给与金融发育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并把这四个方面分解成更为细致的分指标，其中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中包括了银行及其他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股票市场两个方面。借鉴以上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金融结构：

(1)股票市场的份额(STOCK)

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是企业融资中此消彼长的两大主要渠道。现有的国内研究证明，我国企业的融资并不遵循国外经典的啄食理论，而是一种恰好相反的融资顺序，首先是权益融资然后才是债务融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地区中企业有较多的权益融资渠道的时候，必然会减少对债务融资的需求。因而各地区股票市场的份额代表着该地区企业所能够利用的权益融资的难易程度，代表着企业外部融资中可以有多少由股票市场来解决，股票市场的份额和企业债务融资、长期债务是一种相反的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地区上市公司总资产所占份额来代表各地股票市场的发展。

(2)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FIR)

在借鉴国内外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以金融相关比率FIR(各地区金融机构当年年末贷款余额和各地区当年的GDP之比)作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3)金融中介的内部结构——非国有银行的发展水平(FMR)

考虑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借鉴周立(2002)、周宁东和汪增群(2007)的做法，采用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各地区当年年末除去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内部结构。

3.控制变量

(1)企业成长性GROTH。Myers(1977)提出拥有较多成长性的公司使用长期债务融资较少。由于投资不足问题的存在，随着公司成长性的增加，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会增加。公司可以从三个方面减少这些冲突：一是减少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的比重，二是在签订债务契约时加入限制性条款，三是缩短债务的实际融资期限。因而具有较多成长性的公司应当使用较多的债务融资和较短期限的债务。国外后来的大部分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Braclay和Smith,1995；Guedes和Opler,1996)。本文采用三年的平均主营业务增长率来作为企业成长性的代替变量。

(2)资产期限(AM)。企业应该使债务和资产的期限相互匹配。如果债务的期限比资产的期限短，当债务到期要偿还本金时手头就没有足够的现金。本文用AM＝固定资产净额/当年折旧来表示。

(3)公司规模(SIZE)。大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水平较低、破产风险低、融资成本较低等原因具有使用长期债务融资的优势。Fama和Jenson(1983)、Rajan和Zingales(1995)等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点。本文采用企业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

(4)可抵押的资产(MORT)和盈利能力(EPS)。企业可抵押的资产多少和赢利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可以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和贷款的多少。可抵押的资产MORT＝(固定资产＋存货)/总资产；赢利能力用每股收益eps来代替。

(5)年份(DYEAR)。为了控制年度效应，增加了年度哑变量。

二、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2－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由于新上市的公司一般股权融资的份额较大，资本结构不稳定，因而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是2001年以前已经上市的公司，并且删除了(1)ST、PT的公司；(2)金融行业的公司；(3)数据异常和缺失的公司。最后得到854个样本公司，共计2562个观测值。公司财务数据来自wind资讯系统，各地区的数据来自各年的金融统计年鉴和中经网。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1中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平均为45.54%,和杨兴全(2006)的研究结果差不多；而根据Rajan和Zingales(1995)的研究，西方7国的资产负债率(账面价值)分别为：美国58%、日本69%、德国73%、法国71%、意大利70%、英国54%、加拿大56%，Boothet(2001)。对印度、韩国、巴基斯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研究表明，我国的债务比率偏低，和我国企业首选权益融资的研究结果是对应的，也说明了金融发展中考虑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必要的；两个长期债务融资的比率均值分别为14.7%和18.1%，这和肖作平(2005)统计2001年和2002年的期限结构在15%左右浮动的结果差不多。根据AntoniosAntoniouetc(2002)，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债务期限结构均值为58.8%，长期债务和总资产的比重为14.2%，所以和国外的研究结果相比我国的债务期限要短得多。我国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后长期债务比率为8.7%，两个短期债务比率的均值都在30%以上，短期债务占了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

2.各地区债务融资数据的均值

从各地区的债务结构统计数据(表格略)上看，地区间债务融资比率和期限结构差距比较大，债务融资比率最高的地区为55.4%，最低的地区为32.3%；期限结构的差距更大，考虑(不考虑)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务的期限结构的最大最小值分别为37.6%(31.6%)和11.4%(9.4%)，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格略)得出p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

3.实证检验

(1)不同类型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债务融资的影响

Y＝a0+a1控制变量+fmr+fir+ε，其中Y分别为lev、term2、long2、short1。

金融相关比率表示了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表2表明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债务比率较高，有较少的短期债务；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和债务融资比率、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并且在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比较发达的地区，企业的长期债务较少短期债务较多。也就是说非国有金融中介主要为企业提供了较多的短期债务，而国有银行为企业提供了较多的长期债务。由于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和国有银行相比相差太大，因而企业债务融资的多少还是依赖于国有银行的信贷份额，即非国有银行等金融中介的资金配置力度要远远小于国有银行，所以在金融中介(包括国有的和非国有的)发达的地区企业有较多的债务融资。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同预期一致(表格中略)，企业成长性和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和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资产期限、可抵押资产、盈利指标、规模同期限结构显著正相关。

(2)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

Y＝a0+a1控制变量+fir+stock+ε，其中Y分别为lev、term2、long2、short1。

表2显示，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份额和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显著负相关，和短期债务融资显著正相关，但不影响公司的债务融资比率，这和我们前面的预期基本一致。

(3)金融结构分层的重要程度

篇5

韩国政府建立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颇具特色，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二板市场三位一体，为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韩国政府成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银行;另一方面设立了中小企业创业基金和技术信用担保基金，为初创型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保障。韩国政府还参照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建立了自己的二板市场—NASDAQ市场，专门为知识密集型、创造高附加值的中小企业融资。目前，以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基金和二板市场为主的韩国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正为保证中小企业稳定经营、风险投资、技术开发以及中小企业国际化提供着广泛的金融支持业务。

我国没有专门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各商业银行间接提供贷款，但商业银行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有限性。在信用担保基金方面，担保机构普遍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且受行政干预影响较大。针对这一系列不足，结合韩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笔者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政策性担保、商业担保、互助担保和再担保一体的多元化担保路径，并设立专项款用于担保机构坏账的代偿，减小担保风险。同时，政府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在全社会的公开、查询与共享，使中小企业接受公众的监督，诚信经营，从而增加公司的信用值。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能够改善，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就搬走了一块“拦路巨石”。

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扶持体系的优势与特点

如果说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那么技术创新能力则直接决定着中小企业的命运。如何促进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荷兰就曾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创新券”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印度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推动中小企业创新，较为典型的是其产学研政策，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

篇6

浙江大学法学专业公司与金融法方向（同等学力）

申请硕士学位课程 招生简章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金融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也使公司与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业是一个以规则运行为特征的特殊产业。实践证明，经过高素质法律训练的人尤其适应该行业的竞争与生存，因此，法律人往往会从事该行业工作，已经具备其他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如实现与法律专业知识的复合，成为复合型高端人才，则优势凸显。具备传统法律知识的人员，对于专业很强的公司与金融法律也有知识转型、更新和提升的需要。

浙江大学法学院为应对这种社会需求，特开设公司与金融法硕士课程班，综合浙江大学法学院和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及金融管理实务部门的优质资源，为学员提供硕士层面前沿热点国内外公司与金融法律知识，使学员的公司与金融法理论和实务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

【课程对象】

公司、证券、银行、保险、信托、期货、担保、贷款公司等相关行业人员；公安、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及仲裁委等公司与金融法律从业者；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等“一行三会”监管官员。

专业背景不限，免试入学。

【课程设置】

法理学、法学前沿、硕士生英语、民法总论、物权法学、债权法学、商法、金融法、票据法、公司法、股权投资法、证券期货法、保险法、银行法、投资基金法、信托法、国际金融法、金融刑法、行政法（金融监管）、房地产法、民事诉讼与仲裁、货币金融专题、证券投资专题。

富有特色的实战案例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能力并进。

【学习时间】

1年半，双休日学习。

【证书颁发】

经考核合格后颁发浙江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课程班结业证书。符合条件，通过考试和硕士论文答辩可获得浙江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课程费用】

学费：21000元。

书本费：1000元。

教学地点：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联系电话】　010-51656177 010-51651981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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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专科学生比同龄学生更早毕业，更早进入职场，也更清楚现状对于在职人员的要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自身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职业取向与岗位需求，传统的大学教育中，是完全没有这些内容的教育。

其次，国内部分大学部分专业是完全和现实生活脱节的，专业不能对口，自己的就业压力就会更明显，在职硕士教育是针对市场需求对于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培养的相关专业的人才，在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帮助自己拿到硕士学位证书。

注册信贷分析师CCRA在职硕士正在招生

CCRA证书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人民银行直属机构--中国金融培训中心引进，美国国际金融专业人士协会(ISOFP)推出的国际金融资格证书。对外经贸大学是国内最早设立金融类专业的高校之一。金融学专业具有六十年科研教学历史，实战经验丰富，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优势学科。

篇9

（一）、认真开展理论业务培训，提高领导干部履职能力。

1、大力开展党校培训轮训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党校轮训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修养，我们按照总行党校全年工作部署，制定了《__*党校20__年度培训计划》，并按计划分别于五月和九月举办了第四、五期__*党校主体班，共对88名文章版权归文秘站网作者所有!辖内副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40天的脱产理论培训。学员经过理论辅导、经济金融热点问题讲座、实地考察等不同阶段的学习，回到单位后，将结合本地工作实际情况，就如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好金融服务、人民银行自身的工作创新问题、人民银行县支行的职能定位及业务工作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及解决对策等专题撰写调研论文。分行党校对第四、五期党校主体班调研课题及学员论文进行评估，学员们完成了重点专题调研报告3篇，毕业论文88篇。通过接受党校教育，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政治理论素质和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2、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业务培训。

20__年，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业务培训：一是推荐10名分行及省会中支行级领导参加总行党校第十期、第十一期局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二是推荐分行及省会中支9名行领导参加总行4月份举办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三是推荐22名地市中心支行行长、副行长，分2期参加总行5－6月举办的中心支行行长业务培训班；四是推荐48名县支行行长参加总行2－4月举办的第七、八期县支行行长培训班；五是于4－6月在保定金专分三期举办了县支行副职培训班，组织辖内240名县支行副行长、纪检组长针对中央银行新业务、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与金融服务、金融会计管理与财务分析、金融法规、金融改革热点问题、领导科学、岗位任职资格培训等内容进行脱产学习。培训结束后，组织学员结合各地实际工作撰写结业论文，并对论文进行打分评优。

（二）、以开展辖内岗位任职资格培训为基础，狠抓各类专项业务培训。

1、认真做好岗位任职资格培训考核的各项相关工作。

一是转发总行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及考试实施细则，并对辖区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及考试工作进行指导；二是转发总行《关于组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历教育与中国人民银行岗位任职资格考试接轨金融学专业（本科）报名的通知》，布置辖内套读报考工作；三是召开辖区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工作座谈会，对辖区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和考试工作进行指导，对报名及培训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四是在分行机关召开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动员会议，安排分行机关考前培训及报考工作，同时组织公文处理与写作、法律基础概论、金融基础概论的考前辅导讲座；五是转发总行《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民银行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做好对辖区考试工作的指导以及分行机关305名干部的报考、免考、学籍管理及考务工作。

2、利用省会中心支行培训资源，开展全辖业务培训。

为了整合辖区培训资源，在开展培训的同时，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业务工作交流。通过总结过去两年利用省会中心支行培训资源开展全辖业务培训的成功经验，今年8月下旬，我们委托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牵头，在兴安盟举办了金融研究和调研分析业务培训班，期间邀请总行业务司局和分行有关处室领导，通过讲座和研讨的方式，针对新业务以及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42名辖内各中心支行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收到了较好的培训效果。

3、抓好辖区业务骨干的前沿性金融理论培训。

根据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需要，结合总、分行人才培训规划，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辖内干部的业务培训：一是推荐48名辖内干部参加总行全年举办的各类专项业务培训班、研讨会；二是突出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培训，根据分行第二期硕士学位进修班培养计划，于2月和10月在天津财经大学组织第二期硕士学位进修班50名学员进行脱产面授。

4、加强对组织

人事干部的培训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辖区组织人事干部的综合素质，我们于4月中下旬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期人力资源管理及信息调研写作培训班，共有100名来自全辖各中心支行、县支行的组织人事干部参加了学习培训。在为期8天的培训当中，南开大学的12位知名的教授、副教授及博士为学员们讲授了人力资源管理、公务员法、绩效管理与激励、组织人事信息调研写作等14门课程。

5、举办大型理论业务讲座。

今年，我们继续采取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的方式，邀请国务院、高校、总行各司局有关专家、学者为全行副处以上干部举办了15次理论业务讲座；同时根据岗位任职资格培训以及日常理论学习的需要，举办公文处理与写作、法律基础概论、金融基础概论等全员讲座。通过开展讲座，进一步更新了业务知识、开拓了工作思路。

（三）、积极开展高层次培训，抓紧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

1、积极推荐干部参加国际交流项目培训。

为全面提高辖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素质，开拓视野，培养复合型人才，我们积极推荐辖内干部参加各类国际交流项目的培训。一是推荐4名辖内地市中心支行行长参加总行在香港举办的金融稳定高级研讨班；二是推荐辖内5名干部分别参加总行在美国举办的金融市场业务培训班及征信业务培训班；三是推荐辖内2名人事干部参加总行在日本、韩国举办的人力资源培训班；四是推荐3人参加新加坡奖学金项目面试、2人参加日本奖学金项目免试、8人参加总行国际司的德国发展基金会项目面试，并推荐1名通过面试的干部参加总行20__年德国发展基金会项目培训。

2、加大英语培训力度。

分行党委始终重视培养高层次外语人才，20__年，在培养英语人才方面，一是推荐8名干部分2期参加总行在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BFT英语培训班；二是组织20__年__*英语强化培训班的学员参加全国BFT考试，共有41人参加，有40人通过了考试，其中取得高级证书37人，中级证书3人；三是继续在南开大学举20__年__*英语强化培训班，共有41名干部参加培训。学员经过100天左右的脱产学习后，将于20__年1月初参加全国BFT考试。

3、加强对辖内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推荐分行及辖内各中心支行26名高级经济师、32名高级会计师参加总行举办的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培训班，通过系统学习以及与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讨论、交流，系统地提高了高素质干部的调研分析能力。

（四）、做好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天津考区的各项工作。

根据20__年全国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工作会议精神，我们总结去年利用高校资源推动考试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在天津财经大学开设了天津考区的第二个考点。于5月27、28日在两个考点顺利地组织了考试，20__年共有882人报名参加考试，报考人数是天津考区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五）、推广新的培训平台，加强各项基础工作调研。

总行远程培训系统试运行后，我们积极在辖区和分行机关宣传推广，并作为试点单位参加人民银行远程培训系统集中压力测试，并就测试有关情况向总行书面报告。同时，在鼓励辖内干部积极参与各类培训的同时，我们还就如何有效整合培训资源、创新培训手段、开展任职资格培训、提高全员素质等专题开展调研工作，并将优秀的调研文章通过信息稿件上报总行或在《组织人事信息》上刊登。

二、职称工作

1、根据总行安排，做好辖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推荐工作。

一是及时向辖区下发《关于做好20__年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布置20__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二是对126份申报材料进行初审、预审，并组织召开经济、会计、政工3个系列职称评审会；三是组织专家对经评审会通过，向总行上报的60份职称推荐材料撰写专家推荐意见，并将材料统一装订上报总行。

2、做好各项基础管理工作。

在管理辖区专业技术资格初级评委会方面，20__年共对辖内4个中心支行组建、调整政工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会进行审查、批复。

在日常基础工作方面，为辖内20__年以来取得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办理资格证书，同时整理归档职称评审表。

3、加强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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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市场上适当地运用专家经验(包括学术制度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可以借助“文凭”筛选出能力更强的人；而不适当的制度安排则可能“逆向淘汰”知识质量较高的人群，或干脆导致知识市场的“崩溃”。事实上，学术堕落总是表现为学术文凭的贬值。

----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挽救中国学术,这已经成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危机向我们提出的最难以回应的挑战。■

背景之一：校园里的明星

本刊记者 傅杨/文

----4月19日下午，影星巩俐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造访北京大学，表示有意就读北大社会学研究生。社会学系系主任王思斌、党委书记吴宝科及林彬、杨善华等教授接待了巩俐，系里还为此开了一个会。一名本科女生告诉记者：那天下午本来有3节课，因为巩俐光临，老师只上了一节就跑去开会了。

----巩俐要到北大读研，在校园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欢迎者称：巩俐作为国际知名人物，来北大学习能给北大增光。反对者认为：巩俐不通过考试，仅靠名气就想戴上“硕士”帽，是对北大的亵渎。

----争论双方声音都不算大，一则传言却越传越远：据说北大社会学系某教授是巩俐的影迷，偶然饭桌与明星邂逅，相见恨晚，巩俐述说了求学之志，该教授主动代为引见。4月19日，巩俐也曾对记者说：“北大有几个教授很喜欢我的电影，我这次来京为电影《漂亮妈妈》做宣传，才刚刚与他们相识。”

----为核实情况，记者打电话给北大社会学系，结果非常不顺利。第一次接电话的女老师叫记者去问党委书记吴宝科；给吴打电话，吴叫记者去问系主任王思斌；几次往系主任办公室打电话，王都不在，往家里打，王叫记者去问研究生院。记者为此跑了一趟北大。敲开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宿舍，众人对此事默然。“大家不都是想弄一个噱头吗？”一研究生边敲电脑边回答记者。

----记者打电话给北大研究生院院长，他说此事正由黄老师经办。记者于是找到北大研究生院学位办的黄女士，知悉很多媒体都来过，同样的话黄已重复了很多遍。黄告诉记者，巩俐确实已经向社会学系提出了申请，但材料还未送到研究生院。巩俐申请“社会学在职硕士学位”要过三关：全国英语统考、全国社会学科综合考试、修够30个学分并通过考试。黄说，这不是对明星开口子，只要符合条件，普通人都可以在职申请学位。这种获取学位的方式与正规研究生的区别待遇是：没有学籍，毕业后也没有北大毕业证。

----据悉，巩俐申请的并非读研究生，而是研究生课程班。前者须通过全国严格的入学统考和复试；后者只由学校组织入学考试，修满学分，学校就能发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证。拿到结业证并拥有学士学位者，参加全国外语水平统考后，可以在职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合格者，可获得硕士学位。

----黄特别向记者强调，希望记者公正报道北大和巩俐。黄也承认很喜欢看巩俐的电影。

----按照惯例，在5月底到6月初之间，巩俐就能完成报名、填表、资格审查等手续，9月即可上课，2001年4月即可开始第一次考试。

----有家媒体指出，通过“特殊方式”进北大的文体明星还有不少，如黄宏、李宁、张文东等。进入其他大学求学的明星还有邓亚萍、王军霞、伏明霞、谢军等。巩俐进入北大，不是个案。

背景之二：权力、金钱与校园

詹小洪/文

权力渗进科场

----近几年研究生考试持续升温。原因多多，恕不一一赘述。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金钱和权力的影响同样渗进了这一神圣的科场。

----一般来说，各研究生招生单位计划内的招生还大多能按照规则，保证质量进行。乱就乱在计划外的委托培养生、扩招生、各种名目的研究生班。谁都清楚，学历、文凭对于今后在社会立足的意义所在：为官的一纸文凭是仕途升迁必不可少的阶梯，生意人有顶博士帽让人称作是“儒商”更觉受用。但是，他们或商务繁忙，或政务缠身，于是，经商的拿出三、五万元到一些“只考绩，不考勤”的某某大学研究生院，利用个把月突击学习几门课，修上几个学分，到头来雇个拼凑个论文，博士头衔就拿到了。或者出个几十万元在某研究生院搞个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基金，曲线变相地为自己捐学位。当官的则多在隶属本部门的高等院校研究生院业余攻读博士学位。

----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其中计划外的有2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县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京城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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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借进和延用“开卷”数学考试模式

南朝 宋 鲍照 《芙蓉赋》：“杂众姿於开卷，阅貌於昏明。”，开卷考试形式,可借助书面资料答题，近年来，一部分高职院校数学教学试行了“开卷”考试模式。对传统的闭卷考试做了改革，把数学的实用性扩大，淡化研究性，多用在工程，生产，成本核算，盈亏核算等实践上。“开卷”考试模式是允许学生在考试考试时携带一张纸或便条，学生在考前自己归纳重要知识点，公式，或换算方法和典型例题解法以及步骤，写在纸上，考试结束交试卷时把这张纸一起上交，老师根据这张“开卷”的内容也作为评分权重。根据学生反映，以前考数学之前就紧张地记公式记步骤和原理，现在学生认为，用“开卷”这种考试办法，大大缓解了考前紧张情绪，不用再死记硬背那些数学公式（如积分、微分、导数公式等），学生归纳这张“开卷”的过程就是浓缩知识精华的过程，轻松应考并主动抓住了重点。同时在考前学生间可以资源共享，但又不能雷同。这种带着公式资料卡的考试，其实就彰显数学学科的实用性，实践性，为高职学生走上各自工作岗位科学性地查资料找数据分析数据提供了准备。对数学学科来说，思维素质是最重要的。

（二）换个角度换个位置学生制作试卷再精选模式

在传统大学数学教学中，通常都是老师出好试卷，学生应考。出试卷的资格是神圣和权威的，和一种责任感。学生在考试前都很紧张，猜不到老师出的什么内容的题，介于对老师的崇拜和敬畏，对考卷内容的好奇心，各种因素造成了考前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在教学实践中由学生每小组组织一套数学试卷，学生在准备试卷过程中，查阅大量资料，经过不少演算，和考试内容的增删，他们觉得这个任务非常神圣而崇高，大大缓解考前紧张，激发了学生对数学学习兴趣与复习的积极性，教学效果明显提高。出题教学步骤：首先在期中考试前给学生宣布学生制作试卷的考试模式，学生群情昴地接受这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第二步：班上分为四个小组，每位同学必须出一份试卷，然后由小组长综合出一份团队试卷，做好标准答案，在整个出卷过程中，学生们不断地积累所学知识，掌握重要知识点，反复演算，精挑细选，大大加强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步：数学老师在上复习课时，当着学生的面，选取一组的综合试题作为半期或平时考试试题，并对各组试题作出评价。第四步：科学评价学生成绩，权重以学生试卷质量占百分之四十，考试成绩占百分之六十。

借进和延用此“开卷”数学考试模式，大大地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全面复习以及注重各个环节，在出题过程中，学生们热烈地讨论，提高了学生学习研究的交流能力。学生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

（三）结业课程形成性考核与生产实践核算论文相结合模式

二十一世纪我国高职院校教育指导思想是：I培养学生学会认知；II学会做事；III学会合作；IV学会生存。在十几年教学实践中我们数学教育工作者在课程教学和考核中一直贯彻实施并一直在努力探索。高职数学教学不是简单的数学学习和研究，而是重点培养学生职业生涯中如何应用于生产实践能力，本人一直在思索几门数学学科《高等数学》《经济数学》的教学评价方式即考试模式，直接和学生在生产实践工程核算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相结合，课堂教学考试成绩占百分之四十，工程应用知识占百分之七十的权重。课堂考核包括出勤率，课堂表现，完成作业质量，出试卷质量等占百分之三十。

学生数学实践应用知识的考核。

数学教师根据学生去企业工学结合的情况，分为四到八个人的小组，包括组长，在企业工作实习期间完成实用数学相关知识的调查报告，以及生产方案报告。在两月之后上交报告在答辩时可以小组协作回答问题和阐述观点，以及应用到的运用数学知识点。在《工程数学》中就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学“积分变换”，“复变函数”“线性代数”“概率论”“场论”等数学知识点。 工程数学是为了让工科学生用更加方便的理论工具来处理工程常见问题。要求学生掌握基本工程数学中演算方法，教师要求学生就如何利用极限、导数、微积分知识进行对工程问题、投资问题、造价问题、产品成本与利润边际问题。学习的关键在于实践，在于将几何，分析，代数的思想融会贯通。片面的追求知识面，其对实际工作的效用不会太大。相反，把一些关键的思想贯通，则可收到触类旁通之效。

要求学生交报告中必须有数据与事例分析，防止纯理论抄袭。论文的质量与答辩情况占数学成绩的百分之七十。

在教学中，实施这种考试模式，执行过程中也没那么顺利，没想像的那样轻松和容易，学生在这种考试模式从这种考试模式，开始阶段学生非常赞同，因为在表面上取消了坐下来考试这一关，随着过程实施的体验，学生中会出现畏难情绪，有些学生不知如何迈开第一步，在教师的指导帮助和与同学的相互交流合作下，他们逐步学会了合作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模式试验结果表明：11%的学生能较优秀完成，且对金融类业务已较为熟悉；56%的学生能基本通过论文答辩，已对经济数学知识基本掌握；33%的学生的论文质量与答辩情况不是很理想，其原因有对数学知识理解不够深透，知识应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能力的缺乏，也有12年中小学应试教育的惯性。

然而，这一模式不同程度培养和锻炼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应用能力，有利于解决问题能力、社会调查、交往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提高。由单纯考核课程的知识转变为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核。

四、结语

《汉书・宣帝纪》：“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现今的高职数学学科考试就是能知识才能和应用能力的测试，我们高职数学教育工作在教学过程中摸索出：借进和延用“开卷”数学考试模式；学生制作试卷再精选模式；结业课程形成性考核与生产实践核算论文相结合模式；考试模式的改革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涉及教师，学生，以及教育管理部门的配合，考试模式的改革只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小方面。所以，确立新的教学目标，改革陈旧教学模式是推进考试方法的改革，完善考试制度与评价体系的关键和保证。考试模式的改革是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多样化的不断实践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各教育机关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数学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会取得很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二）――项目教学方法的本土化实践 杨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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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市场学》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其主体行为规律的科学。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金融市场学》的教学进行了研究。王凤京等（2011）强调教学中应突出讲授定价方法，增加本土化的教学实例。易远宏等（2010）通过多样化的课堂教学形式，结合课程实践教学经验，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和模拟教学，探讨新教学模式在本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冯丽娜等（2010）就该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深入思考，并分析了案例教学中教师角色的定位。王斌（2009）根据教学现状和发展趋势，从教学实践经验出发，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

目前，独立学院的金融学专业以及经济管理类的其他一些专业均开设了《金融市场学》课程。201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金融学专业被评为湖北省独立学院重点培育本科专业第一批立项建设项目，对其课程体系设置、授课内容、教学模式、授课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市场学》作为金融学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以提升教学质量为目的，探索其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式意义重大。本文依托独立学院金融市场学课程教学现状，提出“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基本框架及其实施路径，旨在为本专业培养应用拓展型人才提供有益的探索。

二、独立学院《金融市场学》课程教学问题分析

1、以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重视不够

金融市场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经济应用学科，课程教学主要以课堂讲授为主，通过“基础知识讲解―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模式完成教学任务。独立学院受教学课时和教学设施的制约、教学评价方式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缺失等因素影响，很多实践教学均被忽略。教师担心学生忽视理论基础，注重原理部分的讲授；实务部分的教学，又因学生没有实际参与金融市场的经验，也把它当成理论在学习。这种单向的知识传播路线，不仅使课堂教学形式呆板，学生参与互动不足，学习热情逐渐降低，而且使师生都感到乏味，教学效果不佳。

2、案例教学更新不及时，金融热点和时事关注不够

《金融市场学》是一门与现实经济发展联系非常紧密的课程，近年来的金融市场动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学案例。教师应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动，掌握第一手资料，把最新、最详细的信息传递给学生。目前的多数教材无法紧跟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成熟理论较多，现状和趋势介绍较少。教师在教学中如果不能将教学内容与金融热点和时事有机结合起来，而仅讲授教材中的案例，会使学生有时过境迁和照本宣科的感觉，有损学生的学习好奇心和老师的理论应用能力。

3、课程教学内容与相关课程存在部分交叉与重叠

笔者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发现，在学习这门课之前，经济管理类专业一、二年级通常已经学过《金融学》、《货币银行学》或《保险学》等相关基础性课程，金融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已经或正在学习《国际金融学》、《证券投资学》课程，对本课程的部分内容已有掌握，若不适当处理，会引起学生厌烦情绪，影响教学效果。

三、“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在教学计划的课内指导学习过程中，“三位一体”教学模式通过多样化课堂教学完成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进入模拟化的金融实践操作平台实现对理论及技能的应用；在课外自主学习中，借助互动式的网络学习平台提供的学习工具、学习手段和学习内容，可对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进一步温习、融合和升华。该模式要求教师紧紧围绕多样化课堂教学、模拟实践教学和网络平台教学三个环节（即“三位”），转变传统教学理念，整合课程资源，重新调整和组合教学内容，合理设计教学过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完成这一课程培养合格人才的任务（即“一体”）。该模式同时也对独立学院的教学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功能实践的核心要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学生课内理论学习和消化的满意度：多样化课堂教学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学习过和正在学习本课程的学生做一个问卷设计与调查，获取学生对于课程资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授课过程等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学生对理论主讲教师、业务实训教师的期望；听取他们对课程的教学和实践条件的要求，对网络学习平台的使用意向。学院和任课教师根据本院的教学实际，科学分析，合理借鉴或采纳调查问卷的中肯建议，对课堂理论教学进行全新设计，在教学内容上合理处理与其他课程的衔接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相关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将多媒体教学、交互式教学、案例教学、专题讨论、热点问题及其政策实践分析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实现多样化课堂教学，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热忱，提高学生理论学习满意度。

2、强化学生理论应用和实务技能：业务实践模拟

业务实践模拟教学的实现需要学院长远计划，建设金融学专业的综合实训室，使得本专业金融类课程的实务体验均可在实训室进行。《金融市场学》课程的业务实践模拟可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由理论讲授教师和实训指导教师统一设计，实践任务（如期货交易、外汇交易、股票交易等）在内容和时间上应具有逻辑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并编写课程实训大纲和实训指导手册，学生根据老师布置的实训任务，利用课程金融理论知识和技能，通过业务模拟，全面体验金融市场的主要实务工作，检验自身的实际操作能力。此外，学院和专业老师应积极拓展与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等）的合作与交流，努力建立固定长久的校外观摩和实习基地，使学生进入现实的金融市场环境和交易氛围，实现模拟与实际的互补，感受现代金融市场对专业人才的现实需求。通过业务实践模拟和基地观摩实习的有机结合，提升学生专业热爱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强化学生理论应用和实务技能。

3、培养学生课外自主学习和提高能力：网络学习平台

网络学习平台的建设是一次投入，适时维护，长期受益的课外互动教学平台，它充分发挥了网络的时空优势，运用多媒体技术综合处理文本、图像、动画、音频和视频等课程相关的各类大量信息，营造出一个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生动逼真的教学互动环境。教育者和学习者成为平等的主体，实现在线交流，根据自己已有经验共同构建知识，形成全新的知识获取情境、途径和过程。教师既是友好学习环境和丰富学习资源的提供者，也是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帮助者。借助课程网络学习平台，学生不仅可以重温课堂理论与业务技能，还可延伸专业阅读视野，了解更新更广的信息；不仅可以上传下载自己感兴趣的资料，还可以交流讨论，有效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提高的能力。

四、“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实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金融系教研室在《金融市场学》的教学过程中，对“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做了深入的思考，并在教学实施中不断探索、总结和优化，努力做到“三位”融合为“一体”。

1、多样化课堂教学：教与学的融合

实现多样化课堂教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双重转变。对于教师而言，更注重其教学的主导作用，但其主导角色则更加丰富，是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讲述者、倾听者、建议者的多重身份：设计和组织实施课堂教学内容和过程，处理好教学大纲、教材及与其他课堂的逻辑关系；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系统讲解课程理论知识和实务技能；营造宽松、民主、活跃的课堂环境，引导案例的分析与讨论；提出热点问题，进行专题辩论，鼓励学生设计从选择主题、制作PPT，到演讲、讨论的完整过程；建议学生进一步延展性学习和思考，并布置相应的实训任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金融系教研室通过教师之间的沟通协商，妥善处理了《金融市场学》与《金融学》、《国际金融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等相关课程之间的知识交叉与重叠问题，使各课程之间协调互补，提高了专业的综合授课效率。教学内容上，根据独立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重点介绍同业拆借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衍生市场、利率机制、风险机制和资产定价等内容。案例教学中，在分析经典案例的基础上，也注重发掘本土案例，如：针对资产定价理论中无套利方法的应用，金融大鳄索罗斯的套利行为告诉学生资产的理论价格与实际价格差异恰恰是套利行为产生动因；而国内A股上市公司武钢股份、宝钢股份、南方航空等认购或认股权证，也是极为典型的权证和正股套利交易行为。热点问题与专题讨论中，建议以班级为单位订阅权威财经类报纸杂志，及时关注和了解当前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鼓励学生上讲台分享自己的理解、分析与体会，引导学生互动与交流。

对学生而言，应实现被动倾听者到主动学习者的转变。只有认真聆听和思考了理论教学内容，才能有效参与到案例教学、热点问题专题讨论等多样化的教学活动中，发表观点，实时交流，并将课堂学习成果用于认识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金融现象，激发学生参与实践、乐于操作的意愿，实现教与学的有机融合。

2、业务实践模拟：理论与实务的融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已建成并投入使用金融综合实训室，包括金融实验室和证券模拟交易中心，基本可完成本课程的理论应用与实务操作。学院组织的大规模炒股模拟大赛，由深圳市智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模拟炒股软件――智盛模拟交易委托系统进行证券投资模拟，主要包括期货、外汇和股票，每位同学初始资金为20万元；学生自主选择投资品种，在金融实训室、学校图书馆或者家里直接上网下单，交易时间、价位、费用、信息、规则与实盘完全相同，根据各技术指标，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模拟投资，期末确定投资成败；教师通过管理端查看学生的持仓情况、学习动态、投资策略、投资收益等，给予相应的评价和适当的建议，并提炼出有代表性的问题在课堂或网络中组织学生讨论学习。

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金融系也与多个城市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签署了培训、实习和就业协议，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实习基地（如国泰君安、国信证券等）。从校内的教学与模拟到校外的观摩、培训与实习，努力实现课程理论与实务的有机融合。

3、网络学习平台：课内与课外的融合

本课程正在筹划建设网络学习平台，主要设计了理论测试模块（温习课堂理论学习）、实训任务模块（完成对实务操作的演练）、热点问题与专题讨论模块（利用理论知识和技能分析、讨论典型案例、热点和专题）、知识拓展模块（通过相关网站链接、信息资料上传下载、课外知识介绍，延展学生知识广度和深度）和学习导航模块（引导学生合理利用平台、开展自主学习，提高学习的效果）。各模块均可实现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在线、短信和邮件交流与互动。

为了激励学生利用该平台，平台将实现课程网络学习的系统评分和教师评估，针对学生对各类功能模块的使用给出客观评价，得出综合成绩，占课程结业成绩的20%。在学生中努力营造课内、课外有机融合的自主学习氛围。针对“三位一体”的教学思路，将适当调整本课程考核结构：理论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业务实践模拟评价占25%，网络学习成绩占10%，平时成绩（课堂和实践表现）占15%。并规定：业务实践模拟评价合格，方可参加理论笔试，且卷面成绩不低50分，才能获得课程结业的综合评分，否则将要求课程重修。通过三个融合实现一个目标：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五、小结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教学的全面拓展，对学院教学资源、教师业务能力和学生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学院的教学建设与管理、老师的教学投入和学生的学习习惯都带来巨大挑战，在教学实践中需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结合学院、老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不断优化和创新。但它这种依托理论提倡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注重实务强调业务实践技能的锻炼、培养能力实现自主学习提高的教育理念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塑造的逻辑。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人才需求层次越来越高，独立学院学生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下，“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在独立学院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施就显得尤为可贵。

【参考文献】

[1] 王凤京、朱平安：《金融市场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J].金融教育研究，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