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一体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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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货币一体化是一定地区的国家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其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由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就是欧洲货币联盟。因而，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促进西非货币联盟的发展，探索非洲区域货币协调与合作前景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这将对西非区域政治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西非共同体正在研究起草一个关于统一流通货币区域的草案。基于对货币一体化基本理论及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的综述，本文介绍了西非货币一体化历程及其架构，接着对货币一体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对西非货币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1.货币一体化基础理论综述

最优货币区理论。RobertMundell最早明确提出最佳货币区理论，主张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按照他的提法，所谓“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或区域组成，实行单一货币或虽有几种货币但相互之间汇率永久固定、对外统一浮动的货币联盟区。

最佳货币标准理论。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佳货币的标准。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经济开放性与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成正相关关系，该比重越高，经济越开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佳货币的标准。与蒙代尔一样，凯南的建议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是宏观经济需求波动的主因这一假设之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高程度产品多样化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它们适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最佳)货币区。针对以上实物标准分析无法圆满解说最佳货币区理论的情况，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货币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点(而不是真实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而且，他还忽视了对经常账户考虑。

2.西非货币一体化研究综述

从一定程度上说，货币区的概念建立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众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典型代表，这些有关于法郎区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较法郎区国家与一组非法郎区国家在GDP增长比率上的区别。结果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强有力的货币联盟，法郎区国家的GNP增长明显比非法郎国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结果同时表明CFA货币联盟的职能并不是尽善尽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认为法郎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汇率贬值引发的。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调查来自Guillaumont，他运用了比较分析和动向分析方法，评价了现存的货币联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将注意力放在南非国家对货币联盟的准备工作上，他们测出由于该地区国家集中，宏观经济易变，所以推断该地区尚未为货币联盟做好准备。西非国家有许多对建立货币联盟潜在影响的测试，其中大部分是以欧盟的经验为基础。

三、西非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各国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国民经济有增长无发展

尽管法郎区与非法郎区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且中长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断定西非经济己处在不再下滑的拐点，其基础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摆脱不发达、消除贫困，仍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长期任务。影响非洲经济发展的几大不利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滞后，从而严重抑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另外，巨额外债、艾滋病蔓延、内战等隐患也严重抑制了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最为重要的是，尽管西非经济从1996年开始持续了9年的增长势头，但是这种低速增长的态势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摆脱极度贫困所需要的动力，严峻的贫困现象成为中西部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障碍。

2.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展缓慢，统一要素市场有待完善

西非地区与欧洲地区在国家间组织模式、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区成员国经济落后，结构相对单一，工业化程度低，国内和地区内部各生产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依赖关系，各国经济互补性差，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非洲内部贸易的不算太大的规模及其固有的内部支持的缺乏，就显出对外贸易对联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贸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赖性。尽管在非洲签署了许多地区性贸易协议，在次区域范围内可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还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全洲范围内建成一个统一的商品与要素大市场，这使得西非货币联盟汇率制度的基础还不够完善。

3.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统仅包括个别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资本、急需银行监管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银行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规模。这些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造成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这不仅与非洲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有关也与西非国家独立30多年来所实行的金融政策有关。

4.国家间缺乏一个超国家机构进行政策协调

西非法郎区和非法郎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货币机构，使成员国商讨得出的共同货币政策满足所有成员国的利益，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就必须向基础设施最差的成员国倾斜。至今西非还没有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强劲的动力去促使各国形成政策协调、融合。

5.财政纪律的严格执行存在困难

在西非的法郎区与非法郎区国家，其财政政策协调的模式基本上与欧盟相似，均规定一定的经济指标或是设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合作也没有正式展开。总的来说，西非的财政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税收大权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各国财政与联盟共同财政同时存在。

四、政策建议

西非货币金融合作目前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一汇率合作阶段，属于较高形态的货币合作。鉴于西非经济发展程度和经历的货币危机，西非货币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具体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1.促进两个次区域的密切关系

进一步密切两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展，在适当的时候将东南非经济共同体和北非一些国家包括进来。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兰特作为非洲货币联盟中的单一货币，这是和西部非洲贸易和投资一体化密切相关的，通常货币区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则加入货币区的收益越大，损失越小。从收益来讲，西非经济两个区域间的贸易交往和投资联系进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为各自经济体带来较大收益。从成本来讲，两大区域内的国家经济状况越为相近，所受冲击的相似程度越高。这样，两大区域各自的货币政策同样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受到的冲击，各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转2.积极推进财政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要实现两大区域的进一步融合，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进一步削弱，财政政策将担负起调节国家经济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积极推行财政体系改革，严格财政纪律，完善财政体系。首先，为了弥补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的损失，政府必须进一步健全税收机制，合理利用税收收入；其次，为了有效的防范债务危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同时健全国内债券市场，弱化债务风险。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政府必须努力消除国家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和弹性。

3.发展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支持区内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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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077-03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增强丁东亚各国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意识，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及欧元的诞生，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及“亚元”的研究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基于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衡量标准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是指一种“最优”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优”是根据保持内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来定义的，如果一个货币区内的成员国由于遭到经济冲击而形成不同程度的不均衡时，货币区内有充分的调节功能使成员国不用内部汇率的调整实现外部均衡，同时实现国内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即内部目标，那么这些国家所组成的货币区就是“最优货币区”。最优货币区理论所关注的关键问题是由于放弃汇率调整而产生的宏观经济内部调整的成本。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最先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并且认为地区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判断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随后，一些经济学家纷纷撰写论文分析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

1．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蒙代尔在他的论文中指出，如果劳动力和资本能够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当面临不同程度的冲击时，经济不均衡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恢复，这样就降低了名义汇率调整的必要性。

2．名义工资和价格弹性。如果名义工资在要成立货币区的国家中是有弹性的，则在国家间面临不对称的冲击而造成经济不均衡时，可以通过名义工资的调整来实现。因为，如果价格和工资在整个区域内，随着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进行浮动，那么在这个区域内的地区就应该通过固定汇率联系起来。价格和工资的完全弹性会使各个市场的供给等于需求，在出现影响地区间国际收支的扰动时，可以迅速地进行调整，而不至于引起失业和通货膨胀。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

3．经济开放度标准。这一标准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蒙代尔论文的基础上提出的。麦金农认为，经济开放度与浮动汇率的有效性成反比。经济开放度指一国的贸易商品占非贸易商品的比率，这一比率越高，则该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就越高，这时浮动汇率用于调节外部不均衡就显的没有必要。可见，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运用浮动汇率来调节经济就会失效，参加货币同盟的成本就会较低。

4．相对称的冲击。对称冲击指对不同经济体产生相似或类似的冲击，非对称冲击指对不同经济体产生不相同的冲击。如果一国同货币区内的其他国家具有相似的经济周期，并且在供给和需求等经济冲击上也具有相似性，则采用共同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并且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就会较低。

5．产品多样化。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抵御冲击能力越强，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足以消除整体冲击，不需要汇率机制的调节机能；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应联合起来组成货币区，对外实行灵活有弹性的汇率安排。

6．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美国经济学家伊格拉姆认为金融一体化应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这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引起利率较小的波动就会带来大量的资金流出流入，从而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国家之间可以组成货币同盟。

7．通货膨胀率的趋同性。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个国家通货膨胀率的不同会造成名义汇率的波动，这就会影响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从而带来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因此，如果国家间的通货膨胀率较低并且相似，则国家间的汇率会很稳定，这时国家之间组成货币区的成本就会小些。

8．财政支付一体化。如果国家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体化的财政支付系统，则运用汇率浮动来调节经济的不均衡就没有必要了，因为财政的自动转移支付机制或财政政策的积极主动支付转移，会给遇到负面冲击的国家带来补偿，用于其恢复均衡。

9．政治一体化。经济学家Mintz认为：“货币一体化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条件是国家间政治一体化的意愿”，因为政治一体化可以维持国家间的合作和对话，加强国家间的制度化联系纽带，在货币区成功的诸多因素中，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因素，并且如果在货币区内有一个区域性的主导大国来维持货币合作，或者说在国家间有一个广泛的制度联系网络来使成员国都可以容忍货币丧失带来的成本的话，就更容易持续成功的维持货币区。

以上这些都是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的最优货币区形成的标准，但是对于这些标准是存在争议的。

二、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经济基础

(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越高，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或单一货币的成本越低。这几年来，东亚地区劳动力、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正在提高，首先，在直接投资方面，有40％的直接投资来自东亚区域内部，并且日本往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这说明了东亚地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增强，并且有利于东亚地区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其次，在劳动力流动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东亚地区内移民只有100万，到1997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6513万。随着东亚各国家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一趋势会不断加强。

(二)名义工资和价格弹性

区域内的国家遭受外部冲击时，若该国工资和价格弹性较大，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可以通过工资和价格的自由浮动来解决，从而不存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因此，用汇率来调节经济就没有必要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价格引导稀缺资源的配置，当供给和需求出现不平衡时可以通过价格的自由浮动来解决，市场的总趋势是达到出清状态。因此，价格和工资具有较大的弹性。东亚地区由于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工资和价格的弹性较高；并且东亚地区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存在着力量强大的工会组织。因此，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的弹性还是比较高的。

(三)经济开放度及贸易一体化程度

东亚地区的贸易一体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并且同欧盟相

似。首先，区域成员对区域内的贸易依赖性很高，因为东亚地区内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梯队形状，国家之间存在着互补的关系，这是由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不平衡所造成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较低，而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较高。其次，区域整体的内部贸易比重呈现增长趋势，区域贸易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强。这得益于区域分工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跨国公司在区域的广泛投资。

(四)产品多样化

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抵御冲击能力越强，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足以消除整体冲击，不需要汇率机制的调节机能；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应联合起来组成货币区，对外实行灵活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从以上的贸易一体化标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单个国家的产品多样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东亚各国家之间的贸易依赖性比较强，并且各国家所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的梯队形状，互补性较强。例如，有些国家主要生产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些国家主要生产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等等。因此，东亚地区符合这一标准的程度较高，应该联合起来组成单一的货币区。

三、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存在的障碍及对策

1．从内部环境来看，东亚地区经济条件差异太大，并且经济发展参差不齐。例如，亚洲“四小龙”与越南、柬埔寨甚至中国内地等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有很大的差距，各国的经济利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当进行货币政策的协调时很难达到意见的统一，或对政策的协调进行妥协。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反对东亚地区成为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的诞生是欧盟各国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欧盟各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一个声音，在诸多利益上与美国有分歧。若东亚地区成为一个最优货币区，需要东亚地区高度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在欧元越来越强势并打乱了美元一统天下的情况下，美国当然不希望世界上再出现一个强大的货币区与美元抗衡。

2．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来看，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不完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比较低。这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来，主要表现：(1)东亚地区缺少一个有固定收益的证券市场，进行长期投资的企业无法发行自己的固定利息债券，只能向银行进行短期贷款；(2)东亚地区除了中国香港外，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并且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也较差；(3)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规模还很小，并且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管机制；(4)东亚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的限制还是很多的，有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至今还没有开放，即使资本项目已经开放的国家，在一些细节上还存在着许多限制。因此，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单一货币区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

3．从东亚整个整体看，这里缺少一个实现货币区域合作的轴心国，就像欧盟中的德国那样的国家。中国对于货币金融的合作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但至今没有明确的行动，再加上中国致力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明显的意愿改变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日本的经济实力近几年一直在下降，并对区域内经济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在加上日元的不稳定，日本也不适宜成为一个轴心国；至于韩国，始终没有表现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东亚三大经济大国都不适宜成为一个轴心国，更不用说那些小国家了。

因此，从目前来开，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基础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应采取如下措施：

1．促进经济一体化

东亚地区应进一步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在区域内进一步放开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这样不仅可以进一步达到建立货币区合作标准的进程，而且还能够促进各国宏观经济的对称性，所以，任何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都会使该地区向最终建立货币区发展。

2．建立汇率合作机制

在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中，还没有设计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的合作，如建立双边的或多边的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的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还没有形成汇率目标区的计划。东亚地区应形成一个严格的汇率目标区计划，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并且货币合作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贸易合作，贸易合作又能反过来促进货币金融合作，这是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3．完善金融市场的建设

上面已经分析过东亚地区金融市场的建设还不完善，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这从上世纪所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得出来。应努力改变目前金融市场建设不完善的状态，在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过程中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加强信息披露，并且各国也应该同时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使东亚地区形成一个高度完善、法制健全的金融市场。

4．形成一个轴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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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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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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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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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3―0053―04

在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 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欧盟 区内欧元的成功启动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欧元 可以况是人类一个巨大的实验，而最优货币区理论 无疑是这一实验的理论起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2u世纪50年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 新现象。所谓经济一体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拉 ・巴拉萨(Bela Balassa)1961年所作的描述：“一体 化既作为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 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的种种 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 待遇的消失。”约翰・平德(JohnPinder)认为，“一体 化是达到一种联盟状态的过程”，不仅要取消差别， 而且要形成和运用协调的共同政策以实现除取消差 别以外的经济和福利目标。林德特(PeterLindert) 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体化“可以是指宏 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 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经济 一体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一般指一些地缘相连，社会经济 与政治制度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或 地区，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让渡一部分国 家的条件下，按--定协议规章组建的国际调节 组织和实体，这类组织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之 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一体化可以采取由低至高的不同形式和阶段。人们 普遍赞同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5种形式：(1)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 税和数量限制，同时仍然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贸 易壁垒；(2)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指除了取消抑制地 区内部的贸易壁垒之外，成员国还实行对非成员国 的共同关税壁垒；(3)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指成员国 之间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同时允许资本，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对非成员国有关的生产要素流动 则实行统一的管制或限制；(4)经济联盟，经济联盟 指在实行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对包括 货币、财政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通过共同的权力机 构进行统一、协调；(5)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完全的 经济一体化指各成员国经济统一为单一的经济实 体，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建立拥有强大经济权力的 超国家权力机构。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欧洲的经济一 体化一直遥遥领先。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取得的 成就，可以说是20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成 就，也为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比较完 整的经验。欧洲经济一体化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非 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但它基本经历了巴拉萨所描 述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并且证实了它们确实 是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在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 式中，只提及了“经济联盟”，而并未提及“经济与货 币联盟”。实际上货币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而演进的，虽然货币一体化没有列为相对独 立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诸种形式或阶段，但它是 通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向政治一体化、 乃至完全经济一体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s即 OCA)是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界进行的对固定 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的争论中，由美国经济学 家蒙代尔教授(Robert・A・Mundell)于1961年在 他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蒙代 尔在该文中对最适度货币的概念、标准及特征作了 比较详细的论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了某一区域 内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货 币区，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这一学说 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 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 动程度。如果要素在国内能够高度流动而国际问的 流动程度很低，基于国家货币的浮动汇率体系就会 有效地运转；如果要素流动的区域不与国界重叠，而 是跨边界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时，会发生对真实经济 中阻碍因素的调整，无需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大幅 度的、破坏性的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从而有利于抵抗 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日：生产要素(资 本和劳动力)若能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 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的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地区经 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进 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促使区域 内各成员国向一体化趋势发展。同时，蒙代尔教授 提醒我们注意，“从地理和产业两个方面来说。区域 内的要素流动性最好被看作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 概念，他很可能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动而随时改 变”。如果区域内每个国家都设置贸易壁垒，就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完全流动。因此，发展区域 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是促成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 的基础。

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 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建立 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 区域而言，浮动汇率对校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效能不 高。由于开放经济非贸易品部门规模不大，缺少“货 币幻觉”，进口需求弹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 变动几乎会被价格变动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 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纵成一个共同货币 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运用支 出变动政策来实现外部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 部经济均衡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 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 放型经济体，而在一些大帚进口消费品且需求弹性 较低的国家，汇率变动必须非常大才足以弥补失衡， 因此这种区域单独成为一个货币区是非理性的。

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征，而金融一体化则是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英格拉姆提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 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应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 准，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 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 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 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 制：如果地区间国际收支赤字是山暂时、可逆的扰 动引起的，资本流动就可以成为使实际调整较小或 不必要的缓冲器。若赤字是由长期、不可逆的扰动 造成的，资本流动虽不能无限期地支撑赤字，但它可 使实际调整分散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价格和工 资浮动及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减少调整引致的 失业代价，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强厂利用不同渠道， 即财富效应的长期调整过程。这样，在金融市场高 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利率微小 变动，就会引起足够的资本流动来恢复均衡．从而降 低了通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即区域内)贸 易条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内如此。考虑到汇率流动 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一 体化的区域内，实施固定汇率更好。

基于对宏观层面条件趋同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 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先后提出 了达成最佳通货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为使货币区 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 它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为此，各 成员国必须对其实行部分让渡，核心是货币政 策的协调和让渡。弗莱明还倡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 中央银行，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刺激短期利率的 趋同。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他标准，诸如经济 结构的相似性，财政一体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一体化经过近 20年的停滞后开始复兴；新增长理论、博弈论等诸多 理论的新发展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 支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既构成了其研究丛础， 又成为其研究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强调的 是权力辖区的相互排斥，反映在货币关系上就是“一 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货币观。在”世纪以来 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家作为调节市场的核心主体地 位得以确认，相应地，国家在货币创造、货币供应、货 币信誉等货币制度方面享有高度统治权，以国家疆 界作为市场空间也就顺理成章。但当市场融合对国 家疆界的超越形成一种趋势时，以一个国家货币制 度或以各个国家简单总和而成的国际货币制度安 排，便难以满足市场对货币服务的要求，相反倒有可 能成为障碍因素。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涉及 到货币层面的时候，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极大地改 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成；显著地侵蚀了国家的货 币垄断权力。世界需要根据货币运行的功能性分 析。按每个货币的有效使用和影响力辐射的完整范 围而不是政治疆界，来重新构筑货币层面市场一制 度关系的新框架，这便产生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的新思想、新理念。1992年；埃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思想。他们认为，货币选 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 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 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 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显然，这里 强调的是空间的功能性意义而不是空间的物理意 义。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 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 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 最佳选择。爱默生和格罗斯的贡献在于为国家问的 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以往，货币总是被 贴上国家的标签，货币统一成为国家统一的关 键性标志，从而国家都不愿意放弃对本国货币 的控制权。在爱默生等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 想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从根本上是 服务于市场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 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 与作用的时候。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 更高层次的超国家机构。

四、GG―LL模型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 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 暴露出来。对货币一体化的重新评价从多角度、以 多重标准来考察最优货币区问题，必须采取比传统 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加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 着眼于对货币一体化可预见的成本和收益范围的把 握，然后根据所涉及的各个目标间轻重缓急的权衡， 并保证区域内各成员国及作为整体的集团听有目标 的达成，从而试图估算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及其 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元和拉丁美洲美元化 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眼看就要分成几个大的 货币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是否参与区域经济和区 域货币一体化的现实选择，于是关于一个区域内各 经济体如何选择是否参加货币区的理论便应运而 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鲁格曼以欧盟和芬兰为例， 分析了芬兰加人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 名的GG―LL模型，如图1。克鲁格曼认为，―体化 体系内成员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该国与 货币体系成员国贸易关系的一体化程度。

图l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紧密程 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 表示加人国收益(即货币效率收益)与成本(当一千 国家加入货币区后，由于放弃了运用汇率政策和货 币政策调节就业和产出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权力，而 引发的额外的经济不稳定性，即所谓的“经济稳定性 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其斜车为正，说 明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 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区的 收益就越大；LL曲线为成本曲线，其斜率为负，说明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 密切，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反之亦 然。总之，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 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就越有利。图中GG曲线和 LL曲线的交点为E1，它决定了一同是否加入货币 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用，当该国的货币区 的一体化程度大于C2时，加科货币区有净收益，否 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此外，通过GG―LI模型的判断，一国经济环境 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 当某国出口需求增加，正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 个水平上，汇率工贝的缺失使该国产㈩和就业的不 稳定性增大，于是LLl曲线上移到LL2，结果使加入 货币区的临界点由C1变动到了C2。因此，其他条 件不变时，产品市场的变动性增大，使一国加入货币 区的意愿降低。

克鲁格曼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 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 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 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这对 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 面，克鲁格曼的GG―LI。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一收 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 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 观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 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了具。

五、结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趋加快，货币跨越国 界发挥作用的要求初见端倪时，人们开始讨论满足 什么样条件的地理空间可以组建最优货币区。而欧 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提出 了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货 币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仅就有关成员国 的利弊得失来评估是否值得建立货币联盟，而应该 同时考虑这些国家成立的货币联盟对非成员国甚至 整个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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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取得的成功,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给人的深刻教训,东亚各国和地区普遍认识到加强区域内货币合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指出:虽然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加强货币合作,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从而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应有的贡献。

跨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条件及自身的经历体会到,无论是政治、国家安全还是贸易、金融货币领域,只有加强区域性统一行动,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自身利益,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1999年以后,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的出现及其在世纪之交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稳定表现,本身就预示着区域货币合作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如此,连向来对区域经济合作持否定态度的美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转而积极地投入到狂热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来,并主导着拉美国家美元化的进程和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充分认识到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实施货币政策协调,防范金融危机和进行危机后的自救。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东亚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尤其是汇率制度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依靠地区合作的力量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IMF等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尽管有协调各成员货币政策的职能,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进行及时救助的职能。而且,从本质上来说,IMF是为实现欧美国家加快对亚洲金融市场扩张目的服务的,这在其对亚洲货币基金方案的反对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因此,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加强货币合作,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加强彼此防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在一个国家发生严重的货币问题后,其他国家自行其事,相互间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进而引起传染性贬值,加深货币危机的情况再次发生。

2.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摆脱美元化,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汇率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钉住美元或与美元联动,这种做法有它积极的一面,如使本国企业和居民能够在本币和美元之间拥有更多的选择,进而通过这种竞争,促使本国货币当局遵守货币发行规则的约束;有利于金融深化,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降低本国金融的交易成本;可以防止本国资本外逃。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资本大规模高速流动和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形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削弱了货币的金融,使本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严重地受制于美国,导致了“金融殖民化”;进一步抑制了居民对国内、外产品的消费,产生了紧缩效应;随着货币替代程度的加深,导致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大等。

3.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合作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发展阶段,而且还是一个渐进、缓慢的长期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货币合作不但不能脱离贸易、投资等基本经济合作而独立,而且必须以后者的发展为前提才能发展起来,进而又反过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目前,除东亚地区外,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集团先后涌现,并且先后都推出了各种由自由贸易区而关税同盟,再由关税同盟而货币联盟的方案,因此,货币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大势,并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

RobertA.Mundell在2000年曾经预言,在21世纪的头10年内,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为中心的稳定性金融三角,国际货币体系将会重归固定汇率制度。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正紧锣密鼓,而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未付诸实行。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洲货币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不管Mundell的预言准确与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未来可以选择的制度空间极其有限,要么成为其他两个货币区的附庸;要么成立自己的货币区。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致力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理性选择,而且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最终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的贡献。

4.有助于节省国际储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国际储备在持续增加,从1990年的3037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5亿美元,再增加到2000年的11375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浮动汇率下,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迫使各国不得不大量保持国际储备,并且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或地区为了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频繁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对冲干预,以致国际储备日增,并重新回归到高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如果实行货币合作,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仅可以节省国际储备,还可以把资金转用于国内发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资金分配格局。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

哪些东亚国家和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OptimalCurrencyAreas,简称OCA)?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在选择最优货币区的可能参加国时,应注重考察生产要素流动程度、商品多样化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及政策目标一致性等因素。

1.要素流动性标准。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回顾欧洲货币合作的实践可以发现,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建立经济贸易联盟的前提条件。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对东亚进行相关论证,但总的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比较多,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迄今尚未放开,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马来西亚在1998年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很早放开了资本项目,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的限制一直非常严格;同时,由于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各国或地区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也很严格,这使东亚地区无法通过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来熨平各国的经济波动。但是,相对于欧洲,东亚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不仅干扰因素的规模比欧洲小,而且调整速度也要快得多,这说明东亚各国或地区比欧洲各国更容易对干扰因素做出反应。

2.产品多样化标准。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就越低,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就越高。这样,对一个生产产品高度多样化的货币区来讲,当其遭受进口需求冲击时,由于单一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这种进口冲击还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之间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因此,它具备推行固定汇率制的条件。目前,东亚各国或地区不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极大,而且其产业结构的差异也极为悬殊,这无疑具备了产品高度多样化的条件。

其次,从各经济体对潜在干扰因素进行调整的相关性、速度及规模看,如果这种扰动因素是相关的,而且调整迅速,规模较小,那么他们就是OCA的较好候选国。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在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相关系数后发现,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是对称的。Taguchi(1994)则通过计算利率、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等指标的相关系数,检验了外部冲击对东亚经济体、美国、日本影响的对称性,结果发现,在CPI指标上,东亚各经济体与日本相关性强;而在利率、股票价格等指标上,则与美国相关性强;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日本该指标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强。因此,随着东亚各国或地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经济开放度标准。根据重叠需求的贸易理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需求结构相似,使同质产品,尤其是制成品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其内部贸易量也就比较大。这种区内贸易的扩大,不仅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双边汇率变动对其的影响也要比替代产品贸易小得多,因此,随着制成品贸易所占的比重加大,贸易伙伴也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共同货币给其带来的利益也会越大。“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区贸易额显著上升,尤其是对华贸易比重日渐上升,而对美国的出口则相对有所下降;另外,虽然在1997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所占GDP的比重低于欧盟同期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和产业结构趋同,近年均呈增长态势,具有赶上欧盟的趋势。事实上到2002年,东亚也确实赶上了欧元启动前的水平,而且,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结构已经越来越接近日本,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结构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之中。总之,从经济开放度这个标准来看,东亚虽然与欧盟各国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近年来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4.政策目标一致性和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共同货币区成员国即使经济结构类似,外界冲击也是对称的,但如果各国和地区的政策目标不一致,那么他们之间就很难推行OCA。而衡量政策目标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通货膨胀率越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越具备推行OCA的条件。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标准方差较大,但是近几年有趋近的趋势,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基本具备推行OCA的条件。

三、东亚货币合作存在的障碍

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存在推进货币合作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有形成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但在目前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主要障碍有:

1.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当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日本居首,“四小龙”次之,东盟国家弱,总量相差极为悬殊。从人均水平看,则大致分为五个层次:日本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和澳门、文莱为第二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三层次;中国和菲律宾、印尼为第四层次;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第五层次。与欧盟和北美相比,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度也大大低于欧美各国。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贸易的创造效应越来越明显,贸易的转移效应越来越淡化,经济开放度和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但是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2.东亚各国和地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并以该政策作为各成员国制定政策时的“核心驻锚”。欧元区事实上是以德国货币政策为“核心驻锚”形成共同货币政策的,这是由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决定的。然而,东亚地区至今尚没有出现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担当轴心国的国家。

篇8

跨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条件及自身的经历体会到，无论是政治、国家安全还是贸易、金融货币领域，只有加强区域性统一行动，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自身利益，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1999年以后，欧元作为欧盟单一货币的出现及其在世纪之交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稳定表现，本身就预示着区域货币合作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如此，连向来对区域经济合作持否定态度的美国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转而积极地投入到狂热的区域经济合作中来，并主导着拉美国家美元化的进程和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充分认识到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实施货币政策协调，防范金融危机和进行危机后的自救。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东亚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尤其是汇率制度的缺陷，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依靠地区合作的力量和通过货币政策协调，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IMF等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尽管有协调各成员货币政策的职能，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进行及时救助的职能。而且，从本质上来说，IMF是为实现欧美国家加快对亚洲金融市场扩张目的服务的，这在其对亚洲货币基金方案的反对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因此，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加强货币合作，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加强彼此防御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在一个国家发生严重的货币问题后，其他国家自行其事，相互间采取竞争性的货币贬值，进而引起传染性贬值，加深货币危机的情况再次发生。

2.有助于东亚各国和地区摆脱美元化，建立一个更加符合区域利益的汇率制度。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汇率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钉住美元或与美元联动，这种做法有它积极的一面，如使本国企业和居民能够在本币和美元之间拥有更多的选择，进而通过这种竞争，促使本国货币当局遵守货币发行规则的约束;有利于金融深化，促进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降低本国金融的交易成本;可以防止本国资本外逃。但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资本大规模高速流动和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形下，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削弱了货币的金融主权，使本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严重地受制于美国，导致了“金融殖民化”;进一步抑制了居民对国内、外产品的消费，产生了紧缩效应;随着货币替代程度的加深，导致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大等。

3.有助于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作为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合作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发展阶段，而且还是一个渐进、缓慢的长期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货币合作不但不能脱离贸易、投资等基本经济合作而独立，而且必须以后者的发展为前提才能发展起来，进而又反过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目前，除东亚地区外，世界各种区域性经济集团先后涌现，并且先后都推出了各种由自由贸易区而关税同盟，再由关税同盟而货币联盟的方案，因此，货币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大势，并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

Robert A.Mundell在2000年曾经预言，在21世纪的头10年内，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世界很可能出现一个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为中心的稳定性金融三角，国际货币体系将会重归固定汇率制度。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正紧锣密鼓，而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未付诸实行。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洲货币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不管Mundell的预言准确与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来说，未来可以选择的制度空间极其有限，要么成为其他两个货币区的附庸;要么成立自己的货币区。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致力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理性选择，而且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最终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的贡献。

4.有助于节省国际储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国际储备在持续增加，从1990年的3037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5亿美元，再增加到2000年的11375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浮动汇率下，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迫使各国不得不大量保持国际储备，并且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或地区为了保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得不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频繁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对冲干预，以致国际储备日增，并重新回归到高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如果实行货币合作，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仅可以节省国际储备，还可以把资金转用于国内发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资金分配格局。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

哪些东亚国家和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简称OCA)?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在选择最优货币区的可能参加国时，应注重考察生产要素流动程度、商品多样化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及政策目标一致性等因素。

1.要素流动性标准。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回顾欧洲货币合作的实践可以发现，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建立经济贸易联盟的前提条件。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对东亚进行相关论证，但总的来看，东亚各国或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比较多，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迄今尚未放开，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马来西亚在1998年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很早放开了资本项目，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的限制一直非常严格;同时，由于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各国或地区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也很严格，这使东亚地区无法通过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来熨平各国的经济波动。但是，相对于欧洲，东亚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不仅干扰因素的规模比欧洲小，而且调整速度也要快得多，这说明东亚各国或地区比欧洲各国更容易对干扰因素做出反应。

2.产品多样化标准。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就越低，产品的多样化程度就越高。这样，对一个生产产品高度多样化的货币区来讲，当其遭受进口需求冲击时，由于单一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这种进口冲击还与不同的国外需求冲击之间具有交叉抵消的机制，因此，它具备推行固定汇率制的条件。目前，东亚各国或地区不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极大，而且其产业结构的差异也极为悬殊，这无疑具备了产品高度多样化的条件。

其次，从各经济体对潜在干扰因素进行调整的相关性、速度及规模看，如果这种扰动因素是相关的，而且调整迅速，规模较小，那么他们就是OCA的较好候选国。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在估计了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相关系数后发现，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是对称的。

Taguchi(1994)则通过计算利率、消费品价格指数(CPI)等指标的相关系数，检验了外部冲击对东亚经济体、美国、日本影响的对称性，结果发现，在CPI指标上，东亚各经济体与日本相关性强;而在利率、股票价格等指标上，则与美国相关性强;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日本该指标的相关系数有所增强。因此，随着东亚各国或地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经济开放度标准。根据重叠需求的贸易理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需求结构相似，使同质产品，尤其是制成品进行贸易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其内部贸易量也就比较大。这种区内贸易的扩大，不仅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双边汇率变动对其的影响也要比替代产品贸易小得多，因此，随着制成品贸易所占的比重加大，贸易伙伴也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共同货币给其带来的利益也会越大。“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区贸易额显著上升，尤其是对华贸易比重日渐上升，而对美国的出口则相对有所下降;另外，虽然在1997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所占GDP的比重低于欧盟同期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和产业结构趋同，近年均呈增长态势，具有赶上欧盟的趋势。事实上到2002年，东亚也确实赶上了欧元启动前的水平，而且，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结构已经越来越接近日本，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结构与亚洲“四小龙”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之中。总之，从经济开放度这个标准来看，东亚虽然与欧盟各国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近年来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4.政策目标一致性和通货膨胀率相似性标准。共同货币区成员国即使经济结构类似，外界冲击也是对称的，但如果各国和地区的政策目标不一致，那么他们之间就很难推行OCA。而衡量政策目标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通货膨胀率越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越具备推行OCA的条件。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标准方差较大，但是近几年有趋近的趋势，因此东亚各国和地区基本具备推行OCA的条件。

三、东亚货币合作存在的障碍

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存在推进货币合作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有形成货币一体化的可能性，但在目前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主要障碍有:

1.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当前，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日本居首，“四小龙”次之，东盟国家弱，总量相差极为悬殊。从人均水平看，则大致分为五个层次:日本第一层次;亚洲“四小龙”和澳门、文莱为第二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第三层次;中国和菲律宾、印尼为第四层次;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为第五层次。与欧盟和北美相比，东亚各国和地区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度也大大低于欧美各国。近年来，随着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发展，贸易的创造效应越来越明显，贸易的转移效应越来越淡化，经济开放度和一体化特征日益凸显，但是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2.东亚各国和地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并以该政策作为各成员国制定政策时的“核心驻锚”。欧元区事实上是以德国货币政策为“核心驻锚”形成共同货币政策的，这是由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决定的。然而，东亚地区至今尚没有出现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担当轴心国的国家。

篇9

引言

最优货币区或称最适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 ）这一概念，由蒙代尔（Robert.A.Mundell，1961）首先提出。最适货币区是指这样一种最佳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固定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最适货币区理论试图阐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组成货币联盟，或进行货币一体化。根据该理论实行单一货币会给成员国带来诸多利益：一是实行单一货币，可以节约大量的兑换及交易成本，有效刺激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经济一体化。二是在单一货币区和货币联盟区，成员国可以节省外汇储备，减轻中央银行调节国际收支的负担，消除汇率波动，降低金融风险。三是稳定物价，维护经济稳定。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指导下，欧盟于2002 年在12 个成员国统一启用了欧元，开创了国际货币的新纪元。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可行性。

本文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首先，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出发，尝试性地从生产要素流动、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通货膨胀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这六个判断标准来分别分析东亚主要国家的情况。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最后，说明东亚货币的合作是否可行。

东亚货币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一）生产要素流动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在他的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中提出，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和该地区的要素流动程度有相关性。

1.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各个国家或者地区在语言、文化、以及民族构成方面的差异远大于欧盟各国之间的差异，地理疆域也更为广阔。东亚各国家或地区也并未像欧盟那样将鼓励区域内的劳动力流动提上日程，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出入境签证手续也比较麻烦。因此，东亚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性非常低。除此之外，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阻碍着区域内劳动力的流动。

2.资本流动性。相比较于劳动力流动性，东亚国家或者地区间资本的流动性要强一些，但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通常来说，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资本流动性就越高；反之，金融发展水平越低，资本流动所受到的限制也就越多。如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均是地区性金融中心，其与外界的资本流动基本上不受什么限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早已经对外开放，但仍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进行了繁杂的限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经济体，金融自由化起步的时间比较晚，金融管制比较多，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大部分遭受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或地区，都再度对资本流动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总体上来说，东亚地区内，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低。

（二）经济开放度

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on）1963年在蒙代尔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开放度是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有利于货币合作区的建立。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差异很大，但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度还是比较高的（见图1）。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其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其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更是高达300% 以上。另外，韩国、菲律宾的对外开放程度也都在50%以上。由此可见“东亚四小龙”及东盟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属于开放经济体，对汇率变动较敏感，因此有迫切需要稳定汇率的需求，并进行地区货币合作，这对建立最优货币区是有利的。但是存在两个阻碍，一是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为该国经济相对较封闭，其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在收益可能不大，其动力和积极性也自然地受到一定影响。二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对外开放度有逐年降低的趋势（见图2），这将导致中国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意愿降低。很难想像一个没有中国和日本积极配合与参加的东亚货币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有待考虑。

（三）产业结构与产品多样化程度

1.产业结构。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产业结构差别也较大（见图3），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老挝、越南等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所占比重较大。

2.产品多样性。彼得·凯南（P.B.Kenen）1969年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产品多样化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那么其抵御非对称冲击的能力就越强。东亚各国中，除中国、日本等少数经济体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外，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某些类别产品的生产上，比如电子或电器产品、纺织品、石油产品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多样化程度也相应比较低（见图4）。因此，东亚各国在抵御外部非对称冲击的能力方面较弱，进而不利于建立区域货币联盟。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性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产品多样化程度比较低，都使得东亚地区容易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影响，不利于建立固定的汇率制度。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合作的意愿上就会降低，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有待进一步考究。

（四）通货膨胀率相似性

哈伯勒（G.Harberler）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年提出用通货膨胀率相似性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存在一定差异。如果区域内各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汇率波动将趋于消失，因此会更有利于组成货币联盟。然而，东亚各国或地区之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见图5），根据哈伯勒和弗莱明的“通货膨胀率相似性”的衡量标准，东亚现阶段不利于实施东亚货币一体化。

（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

从理论上而言，假如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对贸易区内各国或地区影响是对称的，那么贸易区内的各个经济主体就能够采取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这样各国就不需要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然而衡量冲击是否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经济结构是否具有相似性。欧共体形成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就伴随着各国人均产出的趋同，因此需要考察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上，特别是人均GDP这项指标，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从最低的越南人均GDP1050美元到最高的日本人均GDP40050美元，将近差了6倍之多。主要原因可能是各国的经济体制多元化、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所导致。因此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东亚各国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将会不同，这就会不利于东亚地区货币一体化的建立。

（六）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程度

詹姆斯·伊格拉姆（J.C.ingram）在1973年提出，将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在一个货币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情况有关，尤其与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国际金融一体化是通过对外贸易比率（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对外投资比率（对外和外来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利率等指标来体现。

东亚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并不高（见图6），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以外，其余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大部分限于国内。虽然日本有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从整体上看，其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不高。同时，东亚各国或地区对资本的流动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相当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开放。亚洲的美元市场也不太发达，可以看出资本在东亚区域的流动性不高。此外，东亚各国实行的汇率制度也有差异，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日本则是单一汇率制，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制度，马来西亚实行的是单独浮动汇率制。因此，东亚各国在这一指标上，并不具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统一

在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实行，但是财政政策并未统一，财政政策依然由各个国家独立制定。欧洲的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率变化为依据，采取一刀切的形式，这种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却不能针对性地解决个别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而导致对该国经济的不利调解，那么当该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时，就只能借助于财政政策，而过度依赖于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发展，将最终导致该成员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的债台高筑（见图7）。例如，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低迷时，为了抑制本国经济的衰退，货币联盟区以外的国家，可以通过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欧元区国家则只能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以及减少税收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当欧洲央行统一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该国的财政政策不协调时，会使该国经济陷入困境，导致公共支出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例如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因为政策的不协调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所致。

（二）各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欧元区内各成员国虽然都属于发达国家，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首先，成员国间经济总量存在着巨大差距（见图8），通过对比可以明显看到，欧元区四大核心成员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欧元区的76.86%，而其他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其中希腊占2.65%，葡萄牙、爱尔兰只占1.82%。其次，产业结构方面，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完整，而欧元区诸多小国产业结构却相对单一，并且其支柱性产业均是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欧元区国家之间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导致欧元区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周期上出现不一致，进而各国所需要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措施和力度也不同，这使得欧洲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平衡。

（三）监督约束机制和救助机制不完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规定了两项加入欧元区的重要标准：一是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 以下；二是政府债务/GDP占比保持在60%以下。但由于欧元区国家对如何执行这一规定未达成统一意见，并且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尤其是违反条约的惩罚措施，导致违反条约的收益主要由违约国独享，而造成的恶果却由整个欧元区的国家来承担。欧元在1999年正式启用后，货币政策就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欧元区成员国就只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本国经济，一些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由于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本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攀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违反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国家没有被处罚，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使得德法在内的欧元区核心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也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同时，欧元区成立时为了规避成员国的道德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并不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规定成员国之间除了自然灾害和不可控制的事件以外不能相互提供任何救助，同时也反对成员国向任何国际机构寻求救助。这个规定对成员国虽有一定的震慑力，但是一旦该国遭遇经济危机，就容易失去最佳的救助时机，使得该成员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成员国，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和危机的不断恶化。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发生时，希腊既不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救助，也得不到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援助，最终引发了这场波及欧洲多国、严重影响欧盟经济发展并引发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质疑的欧洲债务危机。

结论

本文从两个层面对东亚地区目前建立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进行否定，一是基于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了东亚地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得出目前东亚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差别较大，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非常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迥异，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通货膨胀率差别较大，这些指标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特征，所以目前建立东亚货币一体化还不存在可能性；二是分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缺陷，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二元性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引发了人们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质疑，甚至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产生了质疑。

因此本文认为，东亚各国在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条件以及最优货币区理论还存在很多质疑的情况下，盲目建立东亚地区最高形式的货币联盟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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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J].国际经济评论，2011（1）

篇10

一、东亚货币合作建立的必要性

从欧盟、东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贸易区域化和金融区域化都表现出了迅速发展和繁荣之势。区域货币合作成为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的迅速扩散和严重的波及效应使得亚洲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使各国深刻认识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金融危机导致地区金融合作日益成为东亚各经济体抵御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实际上，这场金融动荡已经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和汇率体制的严重缺陷。严酷的现实迫使世界各国或经济体希望通过区域性货币合作，寻找实现国际金融稳定并确保民族国家利益的途径。

二、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地位

在东南亚的经济危机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地位。在众多国家纷纷贬值货币的时候，人民币依然保持其稳定性。作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受到很大冲击的东亚国家，中国不但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还对泰国等国家实施货币和金融方面的援助，对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达到50亿美元。自此，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隔阂慢慢融化，中国和东盟关系不断好转，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框架开始形成。同时，也逐步确定了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国的地位。

中国近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果，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始终保持在9.45%以上。中国已步人引领亚洲经济发展的“领跑集团”。

1.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近二十多年来，东亚各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都有数倍增长。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小型经济体，日益降低对美、日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而转向对中国的直接出口。而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有70%来自东亚。

2.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近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已成为抑制东亚地区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3.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中国国际储备目前已高达10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完全有能力提供货币合作所需的部分经济资源，参与组建货币互换机制和货币合作基金等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占全球进口和出口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流人。东亚其他国家希望分享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东盟10+3会议后，中国参与亚洲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尤其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增效作用，为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异常强劲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直接贡献。

三、中国提升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地位的途径

1.积极推进10+l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向最优货币区的标准迈进。加强中国与东亚的凝聚力。中国在10+1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程中，已快于日本及其他国家。但中国一定要快速推进，防止日本个个击破战略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2.推进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协调。应当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通过磋商来促进解决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3.发展平等互利的中日关系。中日是东亚经济的“双火车头”，中日合作成功与否，可谓东亚经济合作成功的关键。

4.率先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加强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与融合，为未来东亚经济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制导权做准备。

5.建立完善开放的金融市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还远不能满足人民币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的要求，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因此要逐步改革国内金融体制，建立开放的融资市场，扩大区域内的相互投资。

6.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稳健而有力的货币政策将为其成为“货币锚”创造条件。我们要通过积极建设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框架，使人民币能够参与到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当中，成为汇率合作的主导货币之一，并在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7.应利用好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因此，中国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财力参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借款安排乃至货币互换安排，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的金融和贸易投资发展的金融机制框架。

四、未来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角色

面对未来中国将在东亚货币合作中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笔者希望在下一步的货币合作中，中国扮演积极推动的角色。中国正在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紧密配合，积极开展投资和本地债券的亚洲债券基金的研究工作。目前人民币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的稳定，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亚洲经济的增长。

中国在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以及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外资流人国、最活跃的贸易体的同时，也正拥有着全球成长最快的资本市场、全球最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的金融体系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正大踏步地成为全球金融链条上越来越重要的一环。中国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东亚的“货币锚”国家，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核心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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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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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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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影响，我国经济呈现出通货紧缩的明显特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进一步的深化，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更是以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的特殊身份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货币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1 我国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之一。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3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货币政策目标规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5年3月，公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这一货币政策目标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就从本质上坚持了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这一单一目。

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2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问题，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灵敏有效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我想先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分析货币政策有效的条件。

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经济基础，是决定性因素;金融机构行为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金融市场建设和中央银行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和政策因素。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就对这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首先，要求央行比较强大，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能有效地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并能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放款业务;其二，在金融市场方面，要求一个市场容量大、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交易活跃持续的货币市场和一个规模较大、竞争充分、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运作效率高、市场预期良好的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机制;其三，在金融机构方面，要求商业银行等商业性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企业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其四，在微观经济主体方面，要求工商企业是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居民个人具备较成熟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随着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企业居民户”的间接传导体系。但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微观经济主体层面上存在的诸种障碍却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微效。这里仅就中央银行层面上的障碍做简要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在中央银行层面上遇到的障碍主要是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同时实行利率管制，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我国虽然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控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波动幅度，但是我国仍然是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影响了利率对资源配置的结构调整作用。同时，使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此外，在公开市场上，由于资金宽松导致央行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困难;在外汇市场上，外汇储备受贸易逆差影响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约束，央行只能被动地买卖外汇，银行结售汇差构成了央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数量限制，导致公开市场操作对利率控制乏力，利率机制作用难以发挥。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专家专门就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效应从理论到实证进行了分析，他们从固定汇率制下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入手，根据M-F(Mundell-Fleming)模型，得出结论:在固定汇率制下，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大。

从而进一步推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将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下，我国必须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建立和完善适应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准确把握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在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以提高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立主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