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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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上述解释是一种现象学的解释，没有将巫与傩放在人们的生存方式、活动方式中宏观地考虑。本文认为，巫和傩作为一种文化，是人们在神鬼观念支配下的一种生存方式、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及其物质和精神的成果。具体地说，是在万物有灵观念、图腾观念、鬼神观念支配下的人们的一种活动方式及其成果。

巫文化是一种有神论文化，它是原始社会早期由无神论状态进入到有神论状态的主要表现，就其本质考察，它是旧石器时代中后期人们在万物有灵观念和图腾崇拜支配下的重要采集方式、渔猎方式及其成果。从支配人们活动的观念结构看，巫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后来的图腾崇拜，尤其是其中的鬼神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万物都是有神灵的，上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下至山川大地，湖泊海洋，花草树木，飞禽走兽，蛇虫蚂蚁……皆莫例外。这些神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形成敬畏鬼神、乞求鬼神等巫文化观念体系。

从活动方式看，在巫文化观念指导下的各种活动，事先要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活动顺利成功，并问卜以占吉凶。活动中要注意遵循各种禁忌，不触犯神灵，不得罪神灵；事后要酬谢神灵，并祈求神灵继续佑护自己。遇到灾疫时，就驱鬼逐疫。采集如此，渔猎如此，交往和日常生活也如此，这就是巫文化的劳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一种思维方式。

从活动结果看，人们在这种特征的劳作、交往、生活中，就创造出带有浓厚神灵崇拜特征的巫文化产品。在旧石器中晚期的考古发现中，有北京山顶洞人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末的遗迹，山西峙峪人在骨头上刻猎驼鸟、羚羊图的图腾，临澧竹马村人带有封闭式涵洞的高台式祭坛。祭坛的出现，表明了在旧石器晚期，就已经出现了专事祭祀的巫文化活动。这些物质性的东西，渗透着当时人们思想上的神灵意识和图腾观念，是这些巫文化思想观念的物化表现。这些活动结果的物质性遗迹本身就是远古时代人们的巫文化精神产品。巫文化传承到农耕时代，就演变为傩文化。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林河《中国巫傩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1页)。但它在劳作方式、神灵观念、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祈求内容等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

第一，形成的实践基础已由原始的采集、渔猎劳作逐渐过渡到农耕劳作。劳动对象已由原来的森林、河流、动植物等众多对象缩小为较小范围的土地和家圈禽兽等；劳动工具已由原旧石器逐渐演变为新石器和陶器，乃至金属工具；劳动条件由依赖于茂密的森林草原及众多的飞禽走兽和鱼类等水生动物，转换为依赖于风调雨顺、无灾无疫等；劳作方式由原始的集体采集、集体渔猎逐渐过渡到集体的种植、养殖等家耕劳作方式。劳动产品已由天然的植物果实、蚌螺鱼虾和弱小野兽，转变为粮食牲口等等。崭新的劳作方式必然形成崭新的神灵观念和价值观念等。

第二，支配人们的泛神观念发展为主神观念。在采集和渔猎时代，影响人们劳作与生活的因素宽泛而众多，由此形成泛神观念。在农耕条件下，影响人们生存繁衍的因素减少而相对集中，由此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主神观念。武陵山民奉盘瓠()、辛女或伏羲、女娲为祖神，在傩文化中则称之为傩公傩母，然后才是鸟神和太阳神、狗神和猪神、虎神，以及其他神祗。这是依其对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地位作用而确定的。可见，神祗观念的变化实质上是人们关于外部事物价值观念的变化。

第三，神灵的崇拜方式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崇拜对象集中为某些主神，形成以主神为轴心的傩神系统。二是崇拜程序化、问卜规范化、祭祀礼仪化和活动歌舞化，并逐渐出现了祭祀的组织机构、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即巫师(如方相氏)，并形成广泛的民傩、乡傩、军傩、寺院傩和大规模的宫廷傩(官傩、国家傩、天子傩)。三是崇拜的内容逐渐系统化，形成与农耕劳作、交往、生活密切相关的系列教义，诸如傩神起源、创世说、一年四季的劳作内容等。四是崇拜的形式多样化。活动形式除了祭祀、祈祷之外，还有安坛、接龙谢士、还愿、打解、度关等。表现形式除了以面具扮演各种神祗外，还有符、咒、诀等形式，实现神鬼人之间的沟通，传达傩神之意。五是崇拜的目的也多样化了。除了驱鬼逐疫，去灾免难之外，还有请神、娱神、谢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这些变化使傩文化成为文化的观念体系和系统有序的操作过程，使之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的普遍性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集生产、生活、祭祀、娱乐、教育于一身，成为人们综合性的活动方式。

傩文化虽然同巫文化存在若干显著区别，但它作为巫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在本质上同巫文化又是一致的。

第一，在崇信鬼神，并以巫师沟通神、鬼、人之间的关系，以巫师活动祭祀和祈求神灵、驱鬼逐疫等本质方面，傩文化对巫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一致的。

第二，在神祗崇拜方面，傩文化继承了巫文化的多神崇拜观念。傩文化虽有崇拜的主神，但主神之下，却有许许多多的神祗，是以某神为主的泛神体系。其所崇拜的主神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中，又有所不同。加之两千多年来，儒、道、释等教诸神融入傩文化之中，使之信仰与崇拜的神祗较之于远古时代的巫文化更加宽泛。

第三，二者都具有神秘性。巫文化以祭祀鬼神、扮演鬼神、沟通鬼神、传达鬼神之意和驱鬼逐疫而显示其神秘性。傩文化不仅如此，还将这些活动程式化，形成一整套请神、祀神、娱神、谢神、送神等系列活动，并使之贯穿于人们的一切活动之中，加之以惊心动魄的傩技、傩戏等形式表现出来，更凸显其神秘性。

第四，原生野性的一致性。巫文化直接萌生于远古的原始社会，傩文化也早在五千年前的远古农耕时代、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傩文化直接继承了巫文化的原生野性。这种原生野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一是直接体现从动物中脱颖出来的性。如以的形式祭神娱神等。二是傩事活动中对的粗俗表演和刻意渲染，对生殖器的高度崇拜等。三是在敬神的同时，也驱神咒神，戏嘘神灵，对神灵大不敬的原生反叛性等。

正因为傩文化对巫文化的继承性，本质上的一致性，人们往往将二者合称在一起，称之为巫傩文化，或将傩文化称为巫傩文化。

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傩文化是高级的巫文化，是人们在傩神观念支配下的活动方式，是以敬奉傩神为主的多神论信仰的观念体系和操作系统，是人们在农耕生息过程中祀奉傩神的综合性活动。

【原文出处】怀化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403

【原刊页号】53～55

【分类号】G0

【分类名】文化研究

篇2

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放异彩的奇葩。这是因为：书法所写的是汉字；汉字是书法的表现对象和造型基础，是书法的生命之源。

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二是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三是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一是汉字笔画具有丰富性。丰富的笔画才能构成丰富的形体，蕴涵丰富的内容。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等诸多字体，其笔画也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如以法度最为完备的楷书为例，其基本笔画就有点、横、竖、撇、捺、挑、钩、折。而且，每种笔画又有多种形态。二是汉字笔画具有意象性。汉字笔画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带有某种意象性。历代每一书法的笔画中都熔铸有书家的意象。三是汉字笔画具有表情性。汉字丰富多样的笔画，与生俱来便带有丰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笔画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来说，横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竖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惊险；曲线使人感到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等。

（二）书法的艺术形体结构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来的。

书法是造型艺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示真实。书法艺术的形象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一个个奇妙的结构形体。一是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中国汉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就有艺术性。汉字始终沿着表意走，符号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围也更广了，称之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这“四象”属于象形精神，是汉字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二是汉字形体的多样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汉字丰富的笔画和复杂的结构形体，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点。书家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汉字形体的固有特点是不能忽视的。

三、从发展书法艺术看，必须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历代书法的创变规律，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艺术审美的与时俱进，也由于汉字的象形结构渊源，使其中艺术创作有了极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

（一）书写汉字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

书法汉字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书写性，即书法是书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制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是书写的过程。二是书写的对象是汉字而不是其他东西。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书法艺术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

篇3

1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②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3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

（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4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篇4

旅游人口在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中的社会文化作用

旅游人口是指购买旅游产品并具有流动性质的消费人口,是旅游业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两个要素为吸引物和媒介)。旅游人口是旅游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旅游人口就是指购买中国旅游产品的消费人口,或者说是以中国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按照其来源地可分为国际旅游人口和国内旅游人口。研究旅游人口是为了揭示旅游人口内在运行机制,为旅游企业发展和旅游行业的发展提供市场决策依据。一般而言,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有利于发展旅游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以往旅游人口的流动总是比较单一,认为其仅仅是一种人员流动,其实,旅游人口流还涵盖旅游物流、旅游资金流和旅游信息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旅游物流是指由于旅游活动的开展,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间产生的物质流动。旅客出游,要随身携带物品;返回时,一般会买回大量纪念品和土特产品,这些都是旅游物流。我国近几年国际旅游创汇中,大约有20%来源于旅游产品销售,在旅游产品发达地区,该值则可增加一倍。因此,加强旅游物流的开发研究十分必要。旅游资金流是指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动,它除了包括旅游者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旅游活动中的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进入。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并伴随旅游活动而产生的信息传递及交流。现在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必将使旅游业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旅游活动产生的信息流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开展合作的向导。

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质并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无论是听到外国游客对其国家和民族的称赞,还是在国内旅游中目睹祖国的壮丽河山、历史古迹和国家建设新貌,都会启迪、激发和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强对祖国的热爱。我国历史悠久,古今文明享誉中外,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这些国情的发展变化,人们除了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和出版物得到了解之外,如果能通过旅游目睹和亲身体验,就更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才干,陶冶情操,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资源,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为适应游客的需要,一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传统风俗和文化活动得到了恢复利用、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民间艺术得到重视和开发;濒临毁灭的历史文物得到修复和维护;一些不复存在的古迹得到复制。

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旅游人口能促进目的地社会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吸引游客前来游览观光,接待地会不断改进自己的物质条件,新的文化设施会有所增加,文化环境不断优化。其次,旅游能促进目的地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对目的地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与旅游有关的交通运输工具、通讯工具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和设备等更加快速、便利、舒适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目的地的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会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在总体上会更趋向开放,更趋向国际化和现代化。

有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旅游人口对目的地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游客中不乏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出访目的地时,往往要求参观目的地有关单位和设施,并同相关单位的人员进行交流,这样一来旅游目的地也可从中增加对有关科技领域的了解,还能获得重要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适应游客需求,目的地的旅游发展也常常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旅游设施和设备的改造和建设之中。例如饭店电脑预订和管理系统自动化、磁悬浮列车等。

旅游人口可能引发的社会文化问题及其原因

(一)旅游人口将可能引发社会文化问题

不良游客的“示范效应”。在旅游过程中,游客会不自觉地将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带到旅游接待地,对当地居民,特别是旅游从业人员会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游客某些不良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会对当地人产生“示范效应”,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危及当地社会稳定。

干扰居民生活,诱发主客矛盾。大量游客的到来,若处理不好,有可能诱发旅游接待地居民同游客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客量有限的情况下,大量游客的涌入,会造成交通堵塞、景区拥挤、公用设施紧张,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居民对游客的不满和抱怨;在目的地物资供应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各种物资优先供应外来游客,使当地居民的供应数量减少或质量降低,给当地居民带来不便,招致居民的不满;某些游客的傲慢自大和对当地居民的不尊重会激发当地居民的怨恨和愤怒,从而引发主客之间的关系紧张。

接待地固有文化被不正当地商品化、庸俗化。随着旅游的发展,为迎合游客的需要,传统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随时被搬上“舞台”,向游客演示,并对其在程序、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压缩删改,使其失去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一些代表地方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础不再是当地的社会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受旅游活动的影响,接待地的宗教文化也极易失去其本来的神圣性和象征意义。所有这一切,不是使旅游者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种经过“包装”的“伪文化”,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

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人为破坏。游客对接待地历史文化遗产的损害,一类是由于游客们不检点的行为造成的,另一类则是旅游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些旅游者每到一处,常常为了满足某些幼稚的私欲而有意无意地毁坏他们不辞辛苦,甚至千里迢迢地特地去观赏的“宝物”,例如我国甘肃境内的阳关古堡屡遭践踏。我国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著名人文旅游景点也有类似问题存在。除了来自旅游者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之外,接待地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可能因开发和保护不当,造成“建设性破坏”。因规划不当、管理不力或者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一些古都、古城的历史风貌被削弱,一些古建筑被毁坏或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二)产生上述社会文化问题的原因

旅游人口规划发展不当。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是第三产业中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产业,它涉及面广,对相关产业的渗透力极强。旅游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吸纳就业,强劲拉动内需,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各旅游景区景点往往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忽视了旅游发展的容量限制,大量旅游人口无限制地涌入,景区超负荷运转,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旅游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目前,接待地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旅游人口发展不当有关,因此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刻不容缓。

旅游人口素质低下。旅游人口的素质影响着环境,就目前而言,我国旅游人口素质低下,环境意识淡薄。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吸引高质量的游客,提升旅游人口素质,高素质的旅游人口产生高质量的旅游。当前,我国旅游产品由于基础差,发展较快,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交通还较落后,游客观光不便;旅游设备档次较低,宾馆分布不合理,高、中、低档配置不够合理;旅游品种单一,旅游商品开发不够,旅游购物比重太少;旅游管理落后,景点开发保护不够;旅游服务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结构不协调,服务态度和质量比较差等等,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人口素质的提高。

构建和谐旅游目的地的总体思路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其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总的指导思想,抵制和清除旅游人口的消极弊病,促进旅游人口的健康发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二)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人口健康发展

加强旅游人口规划。必须对旅游接待量进行适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在实施旅游规划时,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效控制;力避旅游产业超负荷发展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减少或消除旅游活动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

向旅游人口提供健康的旅游产品。旅游接待地应向旅游人口提供满足人类正常需求的旅游产品,其活动内容应该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一切违主义精神文明的、有碍积极健康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这不仅符合游客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也符合旅游目的地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当地居民的利益。这是旅游接待地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旅游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

提高当地居民社会心理容量。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可通过舆论传媒引导当地居民,不断提高他们在心理上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承受力,使其充分意识到发展旅游业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以便为发展旅游业尽心尽力。这也是解决主客矛盾的途径之一。

健全法制以加强监督。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不断建立和健全旅游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将游客、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行为置于法律、法规的监督之下,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惩处,以保证旅游活动的健康发展,从法律、法规上消除和杜绝旅游人口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

重视对旅游人口和当地居民的宣传教育。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门应利用国家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对旅游产业的社会弊病予以强化控制和治理。建立和强化专门负责控制和治理的执行、监督和管理机构,严厉惩罚那些违法犯罪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把旅游产业可能带来的社会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宣传教育,既要对外来旅游人口进行宣传,让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关注意事项和政策法规,以便预防由于无知而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更要对旅游从业者和当地居民进行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思想免疫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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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的工具使用；大家都知道，中国书法与绘画的使用工具最基本的都是离不开毛笔、墨水与宣纸。也就是说，写一幅书法或创作一幅中国画作品，都是先用圆锥形的毛笔醮上墨水，然后在宣纸或绢布上用点用线写出画出，只是中国画比书法多了种色彩罢了！所以，如果缺点那三元素就算不上是真正的中国书画（除了极个别在特定的环境所写所画以外，如壁画，碑刻，或其他的......）。当然也许有人会有异议，说某些人画国画写书法并不需要毛笔，而是用排笔或其他工具（如国画以模具印，用水壶喷。书法用布拖，挥扫帚等），其实那只是极个别的人，在追求他们自己心目中认为那所谓的“特技与创新”罢了！根本就不能视为什么正统（当然国画有时脱离毛笔直接用手画，用模具印，用水壶喷，如果是画面局部的需要，而临时采用的特殊方法那倒是许可的）。总则，要知道，中国画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讲究“骨法用笔”（这一理论同样能适用在书法创作上）。"骨法"指形体结构，就是以线条为主要表现形式。它是构成点画与形体的支柱。也只有通过那一条条一点点遒劲有弹性的钩线、点戳，来追溯出那种至高的骨力。因为线条是书画艺术的生命力，任何一幅作品中每一根线条的强与弱会直接关系到此幅作品的成功与否，极其重要。而线条的产生就必须能过毛笔勾勒出来。所以说中国书画相同的是；第一绝对离不开毛笔。其次，不能离开宣纸。因为只有在宣纸上写写画画才能产生出那种特殊的艺术韵味。就比如画一张写意国画，如果你不选择渗透力很好的宣纸，而用其他纸张代替，就是功力很高的大师，也不可能表现出想要达到的艺术效果。书法同样道理，如果写楷书时，却选用渗透力极强的生宣纸，就不可能写出理想的字。墨水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其本来就是中国书画的血液。所以说无论画画写字，不但离不开那三种工具。还要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而加以对材料工具的认真选择。

二；共同的用笔用墨技巧；笔墨是中国书画的特色精华、物化载体与精神折射。不同的行笔、和墨色的千变万化会使书画作品变得更有情有趣、有气有韵。如果一幅作品中缺少笔墨，就难言成为传统的中国书画。两者在用笔和章法的错落处理上简直如同出一辙。最基本的也就是同为用线传力度，用形传情感，讲究线条与墨点的连贯性。两者用笔方法同为依靠手腕和手臂来控制行笔的速度，都是通过笔的中锋、侧锋、顺锋、藏锋、露锋、逆锋相互转换，与提、按、顿、挫、疾、徐等虚实变换的有机结合，并着重于手、眼、心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才能让笔下的线条有骨有肉、有质有韵、险劲率约、刚柔相济，产生出较强的形式美、拙重美、厚度感与节奏感。就如唐代韩方明《授笔要说》中提到：“执笔在乎便稳，用笔在乎轻健，轻则须沉，便则须涩，谓藏锋也，不涩则险劲之状，无由而生；太流则浮滑，浮滑则俗”。

在用墨方面，也许有人对书画的相同会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在国画中墨色运用非常讲究“墨分五色”，通过那焦、浓、重、淡、清之间的相互转换与结合，干湿明暗对比来达到画面中骨肉相益，血脉相通，但书法就非也。他们认为书法作品墨色基本单一，整幅作品只有黑、白两种全概括。也就不需要什么黑色变化之说，其实，此看法差矣！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不仅仅看线条、结体、章法，墨的浓淡、干湿、重轻是同等重要。墨的运用，可以说就是一个书家生命节律的折射。作品中如墨过湿，干后灰平，写出的字有肉无骨。反之，墨过浓过干，笔下的字则有骨无肉。欧阳询《八法》中曾说过“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字的血与肉就是通过水墨之间的相互调节，如果得当，才能产生“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的理想效果。当然墨与水相互调和时要先考虑到书写的毛笔的大小、字的风格，字体、尺幅、与宣纸的渗透力强与弱等等，用墨浓淡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并不是那么随意性。所以墨的浓、淡、润、燥、等等在书法创作中是一样极其有讲究的。要达到那精、气、神、骨、肉、血六点齐，方称完美。缺一而不成书也。

三；共同的审美与意境追求；书画艺术的审美是属于意识思维中的高级层面。二者虽同源、同作为视觉艺术又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在漫漫历史长河的嬗变中，是以遵循着一个共同循则，同气连根，互动互通、又是独立性来发展。书画艺术的审美价值都蕴含在作品的意境里。强调“以形写神，以形写意”（当然绘画的形是具象，而书法是抽象），用形意抒情来表现人生，来对生活的高度概括、提炼和升华。比如，我们在欣赏一幅书法或绘画作品，首先并不是看局部，而是先观其整体、画面的起承开合、气势脉络，然后注意笔法、再观察字的结体或画的层次。书法里面的一笔一划，国画里面的一点一块，都讲究形、意、神。同是通过笔墨的表达，来创造出有筋骨血肉、有强烈生命活力的艺术风格形象。追求那种气势、韵律、节奏、的结合，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真、善、美！当然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学识、修养、个性和笔墨功力运作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出作品所表露出情感意境的粗浅、深厚、单调、丰富。还有，在一幅真正完美的书画艺术作品中,里面的一笔一点是不可能偶然出现的、都是书画家的苦心经营，让各点线紧密衔接，达到“遗貌传神”。如一幅行草书作品，我们要是单单看里面的某一个字，或许会觉得写很败笔。或字体变形、或多笔少画、或重心倾斜，让观者感觉摇摇欲坠，极不顺眼。但，如果同时留意上下左右相邻的字，整体来欣赏时你或许会为书家那绝妙的章法布局而叫绝。举例；一个字的重心向左下方倾斜，而下面一个字的左边偏傍书家故意往上提，起到补救与稳定上字重心的不稳（就好比如一车子轮胎爆了，车子倾斜，就得先用千斤顶将其托起，让车子停稳）。这是让作品在险中求稳，在变化中求统一，达到气势连贯和完整，构成了艺术之美感。书法艺术往往就是在履行实用的同时，在那方寸的点划间，体现出书家本人的思想寄托与文化取向。都是表现在笔墨，落实在人文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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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记理论与词语的意义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都会在词汇系统中得到反映。词语的意义包括了语言概念意义（即语言意义）和文化内涵意义（即文化意义）。词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和不对应关系，会在母语和目的语之间产生标记度的差异。

如果母语和目的语之间，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相同，那么标记度的差异小，习得就会变得相当容易；如果出现了对应上的偏差，目的语的标记小于母语，相对容易习得，如果目标语的标记多于母语的则会相对较难习得。

二、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关系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关系，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学生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意义。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情况为以下几种：

1、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不对应

这类主要是“国俗词语”或者“文化词语”。例如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没有办法用英文对应翻译过来，就算直译，其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是截然不同的。“江湖、游侠、走红、走后门”等词语就属于这一类型。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不对应的时候，两种语言中的标记度，无法直接判断出来。要看目的语在自身的语境中的使用频率，频率高，标记性弱。

2、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对应

这类词一般出现在语汇中的基本词汇中。

例如：自然界事物名词：“太阳、月亮、星球、空气”——“sun，moon，star，air”；科学名词：“计算机、电视机、科学”——“computer，television，science”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对应的词，它们在母语和目的语中的标记难度是一样的，它们的习得难度最小。

3、语言意义不对应，文化意义对应

有的词语，中英翻译完全不同，但是其文化内涵却是一样的，这样的词语，我们说它的语言意义不对应，文化意义对应。

例如：“菜鸟”——“greenhand”；“幸运草”——“fourleaf”

这类型的词语，要从语言意义上看其标记度。如果语言意义非常简单，并且常用，那么其标记性弱，反之则强。

4、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目标语小母语大

有的词语，语言意义上对应，但是从文化意义角度看，对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英文的词语的含义大于汉语词语的含义。

例如：“old”——“旧”、“老”、“大（年龄）”等；“ambition”——“野心、雄心”，

这样的词语，母语的义项更复杂，母语的标记度更强一些，所以习得起来并不算难。

5、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目的语大母语小

例如：“去”对应英文中的

——“went”：他去了中国。（HewenttoChina.）

——“go”：我们去看电影吧。（Letsgotoseeamovie.）

——“sent”：我给他去过几封信。（Isenthimseveralletters.）

——“away”：他把那本书拿去了。（Hetookawaythatbook.）

6、语言意义对应，文化含义目的语有母语无

这一类的词语，从直译来看，语言意义完全对应，文化含义则目的语有而母语没有。这类词语在使用翻译教学法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问题。

例如：单位。在中文中，除了有每一个单位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工作机构的意思。而英文中则语言意义相对应的“unit”并不具有这样的文化意义。

这类词语，目的语中的使用情况复杂，除了语言意义的标记，还有文化意义的标记，而母语则只有语言意义的标记。目的语的标记明显高于母语，这样的成分习得的难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至于高多少，取决于标记的差异度。

7、语言意义相对应，感情意义不同

两种语言的语言意义相同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感彩和褒贬意义完全相反的情况。

例如：在汉语中，龙是褒义词，是中华图腾，民族的象征。但在英语国家，龙是凶残、残暴的代名词。翻译“亚洲四小龙”应该是“fourtigers”，而不能翻译成“fourdragons”。“海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略显陌生的动物，没有什么文化意义和感彩。而对于英美人来说，“beaver”这种有独有技艺和富于创造性的动物却常用来比喻工作十分勤奋和认真的人。

8、语言意义貌合神离，文化含义差别悬殊

例如：“motel”和“汽车旅馆”。在中文中，可能有人理解为汽车做的旅馆，这样的理解，就和原义大相径庭了。“你好”和“hello”，如果将“你好”翻译成“yougood”，就完全理解错了这个词的文化含义。

三、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语教学的影响

词汇是语言的组织材料，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特点。在日常会话中，如果指看重词语的语言意义，而忽视词语的文化意义，就可能出现交流不畅，产生交际冲突，对跨文化交际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随着外国学习者语言学习的不断深入，语言应该与文化并重，在学习词汇时，除了掌握词汇的语言意义，还应该掌握词汇相应的常用的文化意义，防止产生交际误解，避免交际冲突。（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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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5(a)-0217-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显然是针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什么是创新？如何进行创新？高校如何激发学生创新潜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实践社会学理论中提出了场域-惯习理论。笔者看来,高校校园就是一个场域,而学生创新的思维与行为则是惯习的表征。在场域-惯习的理论下,如何构建起校园场域的创新文化,并通过文化的影响促进学生主体的创新惯习的生成,对此笔者进行了一些探索研究。

1 场域-惯习理论与高校创新教育

1.1 场域概念中的高校创新教育

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有着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1]高校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有着自身建设与发展逻辑、运行规则与规律。场域是一种客观关系的系统,“从分析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2]高校中的教师、实验员、科研员、管理者、学生、后勤服务人员等都有各自的角色定位,相互之间在运行规则与常规之下结成了相对稳定的客观关系网络。场域是充满互动的空间。布迪厄从来不把场域看成是静止不动的空间,相反因为场域内部各种主体之间的积极互动,使场域充满活力。在高校校园场域中,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后勤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互动,各自扮演着独立的角色,各种团体的内部有竞争有合作,使整个场域充满了活力,这为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提供了良好土壤。

1.2 惯习概念中的校园创新教育

惯习则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秉性系统”,对此菲利普·柯尔库夫解释道:“秉性,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3]高校校园的功能在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给予学生学习、研究的基本素养与技能,并形成其持久的学习、态度与行为方式。惯习又是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的主观性。在高校校园场域中,学生应该被认为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者,将教师传授的知识、实习实践积累的经验建构成其自身的知识解构体系,并运用该体系的开放性,吸纳更新的知识和经验,进而生成持久的创新动力。惯习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每位学生在校园成长过程中,既分有学校给予学生集体共同的价值观,但同样因学生自身天赋、经历等不同,而出现独立的个特征和价值观,也只有异质性的群体才能保证创新观念的不断涌现。

1.3 场域-惯习理论中的校园创新教育

在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中,客观性的场域和主观性的惯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高校校园作为一个客观性的场域为学生提供各种文化的成品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学生作为主体,在客观性的校园场域中,是积极能动的,是主观性惯习的载体与体现。首先,场域和惯习是相互交织的双重存在,“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学生作为主体,既是校园场域外在性内在化的承受者,同样也是主体内在性外在化的建构者;同时,校园中的创新教育既有校园不断革新传授内容与方式的过程,也是学生习得与否定再造的过程。其次,一个场域内部,场域与惯习之间存在“本体论的对应关系”。一方面,场域形塑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主体上的产物。学校要开展创新教育,通过各种途径来塑造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能力,这是高校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功能和其本质属性体现。另一方面,惯习则让场域的建构更加充满意义,“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4]。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能力,通过惯习这个历史的、开放式的系统,积淀成校园创新文化,成为惯习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学生创新思维与能力的形成构成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校园创新教育体系。第三,场域与惯习之间通过实践中介形成了一个动态系统。校园场域设置了创新教育的目的,为实现该目的,校园各种政策、制度通过各类主体的实践形成了相互交错的动态的关系系统,该系统利用主体的实践逐步构建成起创新的惯习体系。

2 创新的内涵与校园创新文化

2.1 创新概念及其内涵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创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实践方式,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大大增强。但是在人口暴增、资源短缺的境遇下,人类更加迫切地需要通过创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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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包装已由商品的附属地位逐步演变成为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重视商品的第一质量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了商品的第二质量既商品的包装设计。包装的质量不但直接影响着顾客的购买欲，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商品的品质，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声誉。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包装业起步晚,需要理顺的环节多；需要修正的观念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大，这是中国包装的现状。在这种背景下，借鉴国外成熟的理念和先进的技术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一味地将中国包装的希望完全寄于"洋"。则不符合实际，可能会导致"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等负面效果，反而会使中国包装误入歧途，因为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我国是一个有着六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既厚且广，博大精深的优秀民族文化底蕴，这一切都是我们后人享用不尽的宝藏，我们只有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国外成熟的经验与先进的技术，才能使我国的包装设计立于世界包装之林。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风格习惯、文化教育、历史传统、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的融合。而包装设计中的民族特色则是民族文化在商品包装上及商品中的形象化、特征化、具有代表性，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接近消费者，与消费者紧密沟通，这是包装设计富有成效的一个重要且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因此，更深层次地去挖掘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宝贵财富，对中国古代以及民间的艺术和设计进行深入的学习和创新，才能使中国的民族文化更好的借助包装这一宣传媒介传播于世。然而，在当前，有一些短视的设计师被大量的西方设计观念和作品蒙蔽了双眼，在"西风"的声浪中迷失了方向。只是一味的推崇西方设计流派，设计大师。而对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漠不关心，全盘否定，或是追求设计形式上的哗众取宠，却对生活失去了真挚的理解。生活是设计的源泉。没有生活，便没有设计艺术。这一真理永远具有意义。注重生活，消化和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的精髓，发展自身的竞争力以抵制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这是我们当前设计师不可推卸的历史职责。

当今世界，象中华民族这样的一脉相传的国家屈指可数。基于这一点，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回顾历史长河，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化，在经历过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的辉煌之后，终于在公元前11世纪沉寂在尼罗河腹地的沙漠深处；曾经为地中海点燃文明之火的古希腊文化，在经历过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辉煌、希腊城邦的繁荣、亚历山大帝国的东西方交流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世纪的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折戟沉沙在爱琴海中；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基础之上，把古希腊文化发扬光大的古罗马文化，在辉煌了上千年，完成了地中海文明的传承任务后，也在蛮族的劫掠下，于公元5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的民族文化却保持着丝丝入扣的传承关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为己任，为荣耀。这种使命感，不仅为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所独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所共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卷中，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道家和禅宗。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其"仁学思想"，深刻地解释了美与善的关系。道家主张"无为"，认为美在于超越功利的自然无为，采取听其自然的心态，从而达到"物我合一"。佛教的"禅宗"则崇尚"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宇宙合一的精神。总之，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坚持从个体到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灿烂成果如若在包装设计形态中以形象化的直观方式和情感语言表达出来，它定能为中国的包装设计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但其前提是必须深入地去研究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认识越深则底气越足，其设计也越有厚度。然而，这里所谓的民族文化的体现并非是简单的在包装上画上一、二个京剧脸谱，或者把塑料换成瓷器。因此，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不能只立足于形式，应该切实地把握其精神所在。

下面就笔者就如何将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包装设计中作一些探讨。一个成功的包装设计必须合理运用并巧妙搭配包装的五大核心要素。即文字、色彩、图案、材料、造型。首先，我国的文字演变也就是文化历史的演变过程。如：在中国的传统书法中，有着不同风格的正楷、草书、隶书、篆书等。这些传统的文字书写形式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每一种字体都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例如图1笔者以传统书法字体和传统粽叶作为包装设计元素以此体现寿司的悠久历史。

其次，包装的色彩运用对消费者心理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然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对色彩的要求及认识也不一样。如中华民族对红色有着崇敬和热爱的情意，习惯将红色用于喜庆和节日，它给人以热烈、热情、向上、团圆的色彩感觉，象征吉祥、幸福、威严。例如图2笔者为元祖食品系列所做的包装作品。作品以红色作为基调以及传统年画图案给人浓郁的民俗喜庆感。但是在西欧，一些国家却对红色有仇恨和恐惧的心理。在他们心理上认为红色有粗暴、侵略和战争的色彩感觉。因此，在选择包装色彩时要严格考虑消费者的差别，研究和掌握不同消费者对色彩的不同心理接受程度。要投其所好，因人而异，就应该首先了解当地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再次，图案是包装设计中的重中之重，传统图案在包装中广泛应用。既美化了商品的外观又体现了独特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有关的传统可视图形。如：雕刻、剪纸、刺绣等工艺品图案，以及诸如戏剧、服饰、脸谱与道具、兵器、建筑、家具、生活用品、纺织印染等物品的装饰图案纹样，还有古典名著、民间传统、神话故事等作品中内容场景的插图等等。例如图3笔者所做"中国文明"丛书的书籍装帧设计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图案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些传统图案只要与被包装的内容物有较密切的有机联系，而且运用合理得当即可很好地体现现代设计中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但是在图案的运用中更应关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不同审美观念，以免犯了某些地区消费者的忌讳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总之，了解各个民族和地方的不同审美观念以及特色文化产品，对于包装的成功设计和打通产品的销路无疑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无锡的泥人工艺品、油面筋及酱汁排骨等食品；苏州的松子糖、卤汁豆腐干食品、苏绣、檀香扇工艺品等；宜兴的紫砂茶具、南京的盐水鸭、板鸭等；安徽省的宣纸与墨、砚等；山东省潍坊的风筝；上海老城隍庙五香豆、梨膏糖等等。如图4中笔者为老城隍庙系列食品所做的包装设计。作品以上海滩老月份牌为基调配以多种传统装饰手法来表现城隍庙系列食品的地方传统文化。这类产品在包装设计中一定要将现代先进包装技术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神韵两者相交融，这样才能使包装在增加商品价值，增加商品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生活意识形态的提高，还可充分反映中国的湖光山色，风土民情，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对外宣传中国的形象，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展现。最后，包装的材料运用，以及包装的结构与造型也是包装设计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传统包装材料主要是利用自然界的天然物品。如竹子，我国是世界上有名的竹乡、民间编制竹制品的种类很多，可以用来包装的就有托篮、竹盒、竹筐、竹篓等，而且能编制出许多生动、漂亮的图案，若我们巧妙的加以利用，就可开发出不少新颖别致的竹制包装。值得我们利用的不只是竹子，还有木、藤、贝壳、葫芦、粽叶、芦苇叶、等天然材料也可设计制作出具有反璞归真的意境。例如图5笔者为俏妮诗巧克力所做的包装设计。作品以木材作为其包装材料来体现天然食品的淳朴性。在包装造型与结构上可以借鉴传统的建筑、交通工具、家具、生活用品、娱乐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宗教用品等等用品生动、漂亮的图案，若我们巧妙的加以利用，就可开发出不少新颖别致的竹制包装。值得我们利用的不只是竹子，还有木、藤、贝壳、葫芦、粽叶、芦苇叶、等天然材料也可设计制作出具有反璞归真的意境。例如图5笔者为俏妮诗巧克力所做的包装设计。作品以木材作为其包装材料来体现天然食品的淳朴性。在包装造型与结构上可以借鉴传统的建筑、交通工具、家具、生活用品、娱乐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宗教用品等等用品中具有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且较为符合被包装对象或与被包装对象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要素特征。设计中应注意造型的美观、别致、精巧、结构的科学性和牢固度。纵观世界各国对于包装设计中民族文化的表现都与各国哲学、历史、经济背景相连。英国的包装设计受其严谨的正统文化影响，风格较为华贵具有古典、优雅气息。德国的包装设计受其哲学思想方式的影响，富于理性的传统特征。法国的包装设计呈现着一种融设计与艺术精神于一体的浪漫特色。而日本包装设计面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融会了大量的日本传统视觉因素，又体现了时代感，并形成了独特的日本风格。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同时，更加强烈的意识到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使其本土文化与现代设计得以交融。在此要特别说明日本的包装设计。同样在东方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日本的包装设计既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又蕴涵深遂的东方民族文化精神，有更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包装设计作品。不难发现，一些成功之作之所以成功，往往是恰到好处的运用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作品既能体现出包装设计的时尚性，又能折射出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审美方向。例如：北京理想设计公司的"申奥标志设计"(图6)也有独到之处。申办会徽由奥运五环色构成，形似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的"中国结"，又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形。图案如行云流水，和谐生动，充满运动感，象征世界人民团结、协作、交流、发展，携手共创新世纪；表达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香港现代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的设计作品运用水墨语言结合现代设计技巧为中国的平面包装设计领域开拓了新境界（图7）。

基于以上的阐述，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积淀。研究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的将他们运用于现在和未来。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这种时代的责任感与紧迫感使我们每一位从事设计的人员不得不思考：如何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汇贯通，相辅相承去开拓新的历史空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包装设计领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更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这将促使我们不断创造、完善一个全新的民族设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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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篇10

外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风格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自身的文化特点。同时，第二语言的本族语教师的教学风格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学习风格与外籍教师的教学风格往往会产生文化冲突，影响语言学习效果。如何协调风格的跨文化冲突是语言教师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文化的定义和属性

“文化”的范畴涵盖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文化具有自身独特性，不同的民族、国家、社会、人群都有特殊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定义和属性，有助于理解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跨文化学习中遭遇到的学、教风格冲突问题，以期更好地加以解决。

1.文化定义。19世纪以来，国外学界对文化的理解逐步脱离神学体系和自然主义的束缚，开始转向科学的理解。这种转向源自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Edward Tylor对文化的解释，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定义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其是第一位在科学意义上给文化下定义的学者。

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文化定义”，综合各家观点，文化的定义具体如下：（1）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和习俗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总和;（2）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获致和传递;（3）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其核心部分是传统的观念和价值;（4）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方式;（5）文化是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系统认知”;（6）文化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2.文化属性。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具有如下属性：（1）文化是可被后天传授的。文化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亲身实践、口口相传或者书面语言进行传授。（2）文化是群体共享的。文化可被理想化地推定槟骋簧缁峄蛉禾逅有成员的共享行为。（3）文化是动态的。文化随着时间发展、时代更替而不断演变、进步。（4）文化是各种要素相互关联的统一体。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连接的，触动其中一处，其他部分就都会受到影响。（5）文化具有约束性。文化具有教化功能，能指导约束人们行为。（6）文化具有民族、种族中心和群体中心的特点。特定的民族、种族和人群在特定的环境下，长期在一起生产、学习和生活，逐步形成了思维模式、价值观、交往方式、社会习俗。

文化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既抽象又具体。只有了解文化的具体定义和属性，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不同社会文化间的差异，才能扎实地探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冲突现象。

二、语言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的定义和类别

“语言学习风格”是学习者用以感知学习环境，进行信息交互的稳定的认知、情感和心理特质，是学习者吸收、处理和储存新信息、新技能的方式，也是学习者吸纳和理解新信息的内在特点。学习风格会受到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学习环境、社区背景和家庭背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Reid，1987，1995）。

“语言教学风格”则是教师在自身学习风格的基础上形成的教学模式的倾向性。教师的教学风格与其本人的学习风格具有一致的特点，是其学习风格的直接反映。

语言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可分为如下类型（按对应组别分类）：

1.感知型―直觉型（Sensing and Intuitive）。感知型学习者/教学者倾向通过“感官”观察和收集数据，喜欢具体的事实和细节，强调记忆，喜爱规则和标准的程序，不喜欢过于复杂的事物。直觉型学习者/教学者往往不重视细节，倾向通过“下意识”感知、记忆。这类主体往往更为抽象，富有想象力，处理概念和理论的能力更高。

2.视觉型―口头型（Visual and Verbal）。视觉型学习者/学习者习惯以视觉方式接受或呈现信息。口头型学习者/教学者则习惯口头指导。

3.主动型―反思型（Active and Reflective）。主动性学习者/教学者具有强烈的实践动机和倾向，他们喜爱动作实践活动。反思性学习者/教学者喜爱充分思考的环境条件，思考更有助于他们的记忆。

4.连续型―整体型（Sequential and Global）。连续型学习者/教学者以单元的相互关联性为基础来进行语言的理解和指导，喜欢分解词汇和句型，偏好结构化的教学。整体型学习者/教学者习惯在整体层次上理解学习材料，倾向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理解材料。

5.归纳型―演绎型。在归纳型学习与教学中，主体倾向观察现象，推理论证，总结原则。在演绎型学习与教学中，主体以原理、规则为基础，推导现象的结果。

三、社会文化对语言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的影响

社会文化是人们形成价值观和学习理念的主要环境。因此，语言学习者和教师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形成其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的重要原因（Oxford，1992）。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文化因素对学习/教学风格的影响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各种类型的学习风格/教学风格，研究者们发现，不同国籍和民族的社会成员有不同偏好，分析如下：

1.整体型和分析型风格。拉美人更倾向整体型风格，如预测、推测（从语境中猜测），他们总体属于高度的场依赖主体。中国师生多为整体型主体，他们会努力在不同事件和事物之间寻求统一性。欧洲裔、美国人多具有清晰分析和低语境化的抽象风格，他们把观点基于逻辑推理而非人际关系之上，以寻找差异，找出因果关系。

2.场依赖型和场独立型风格。欧洲裔、美国人的场独立风格高于非洲裔美国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而言，他们多具有场依赖和场独立的双重特征。中、日的社会文化允许这两种风格的同时存在：一方面，中日师生会根据社会语境做出整体的认知联系，具有场依赖风格。另一方面，中日师生在严谨态度的引导下，讲求细节，这促成了他们的场独立风格。

3.情感型和思考型风格。拉美学生多为情感导向，具有明显的群体导向。同时，他们倾向公开表达情感，属于情感冲动型。日本学生期待教师尊重他们的隐私，不善表达个人情感，倾向在分析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日本学生喜爱高度结构化的演绎方式，倾向不断纠正细节上的失误，具有分析型倾向。同时，日本人注重反思，追求细节的完善，尽量减少冒险行为。非洲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尤为倾向思考型风格，这与土著美国人对生存环境的反思及非洲裔美国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思考有关。

4.冲动型和反思型。拉美人具有一定的冲动型风格倾向，这与其外向型风格相关。日本学生则表现出更积极的反思型特征，他们追求准确性，但不愿冒险。日本人往往深思熟虑以得到正确的答案，但不适应猜测式的方法。土著美国人往往表现得反思性过强，他们自尊心强，但在尝试新事物时显得过于被动，害怕“丢脸”。

5.具体连续型与直觉随意型。东亚文化与阿拉伯文化注重具体连续的学习风格。中国、日本、韩国和埃及的人群具有具体连续型的学习风格，他们经常利用重复、强记、计划、分析、列提纲的方式进行学习。欧洲裔美国人多数为直觉随意型，他们在抽象思维、想象力、理论性、智力性和原创性等方面表现得更好。土著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总体偏向具体连续型学习方式。

6.封闭型和开放型风格。亚洲学生往往对教师有一定的依赖性。如韩国学生坚持教师的权威性，以教师意见为重点。日本学生渴望得到教师快速而经常性的纠正。阿拉伯学生往往以排他性的观点对待正确与错误，界线较为分明。非洲裔美国人比土著美国人表现出更多的封闭性特点，而土著美国人则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多样性和变化性，喜爱非结构化的课堂。

7.外向型和内向型风格。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群喜爱交际、健谈，偏好以整体班级为基础的外向型学习方式。西班牙学生也表现为外向风格，他们高度社会化，合作性强，热衷实现社会目标，对他人的需求敏感，并渴望与教师形成密切的关系。非洲裔美人相对外向，喜爱社交学习，喜爱在群体中分享，喜爱有新意的事物。非洲裔美国人在群体交流时还喜爱非口头语言，如眼神交流等。土著美国人也表现出外向特点，合作性强，但对外来者怀有戒心。相对而言，亚洲学生谨慎和内敛。如日本和韩国学生属于内向型风格，他们不喜欢公开的身体接触，也不愿意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总是显得安静、腼腆。

8.视觉型和听觉型风格。东亚学生倾向视觉型学习风格，其中，韩国学生的倾向度最高，远高于美国学生。同时，中国和阿拉伯学生具有强烈的视觉倾向，中国学生同时具有较强的听觉特点。但是日本学习者则最不擅长听觉学习。

研究表明，不同社会文化的成员具有自身倾向的风格偏好。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学习者接触的是迥然不同的语言和社会文化及教学风格迥然不同的外籍教师，他们必然产生不适应乃至诧异的感觉，形成跨文化的风格冲突。

四、语言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的冲突及解决之道

根据相关研究和笔者的观察实践，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课堂上往往不适应外籍教师的教学风格，他们的学习风格和教学风格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经常发生冲突，导致语言学习效果的削弱。比如，Oxford等人的研究就反映了这样的跨文化冲突。该研究对中韩研究生、美国教师、美国研究生和中国教师进行了访谈。他们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具有不同的风格，导致跨文化的差异。中韩研究生对美国教师的整体型、开放型、直觉型和动手型风格感到压力和焦虑，而美国研究生对中国教师的分析型和具体顺序型风格不适应，这样的“不适应”影响了学习效果。

据此，我们认为以第二语言为本族语的外籍教师，必须采取合适的教学措施，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教学风格上“契合”学生的学习风格，即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调整和拓宽自己的教学风格，以适应学生风格，减少跨文化冲突，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采取故意“不契合”的方式，促进学生在不适应的“教学风格”中调整自我，拓宽学习风格，提高跨文化适应性（吕玉兰，2000），适应新环境，成为全面的学习者（All-round Learner）。无论是契合还是不契合的方式，第二语言教师都应该以学生为中心，从学习者的背景文化考虑学习者的心理和言语行为特点，为学习者创造理想的语言教学环境，增强他们的文化适应和第二语言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Reid，J.M.The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s of ESL students.TESOL Quarterly，1987.21（1）：87-111.

[2]Reid，J.M.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1995.

篇11

近年来，中国经典典籍再次成为翻译的热点。但是由于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起源和其发展史不同进而造成了其各自的生活习惯、习俗、思维模式、价值观等的差异，这就造成很多文化不可译现象。“仁、礼、孝”是孔子提倡的重要的伦理思想，其中蕴含很多深刻的道理，是翻译的一大难点。

1 文化不可译性存在的原因

文化的可译和不可译性是翻译界一直争论的焦点。中西方在民族心理、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大，文化空缺现象尤为常见。李华田就指出造成文化不可译性是因为目的语所处的文化传统中缺乏源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源语的等值词语。张永萍也指出文化不可译是因为“与原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造成的”。

1.1 “仁”的不可译性

“仁”是孔子提倡的核心思想始终贯穿于《论语》中。在不同背景下面对学生对“仁”的提问，孔子根据其资质、天赋给予不同的解释，这就给理解“仁”的含义和准确翻译带来困难。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1.3）

Ku’s： Confucius remarked， “With plausible speech and fine manners will seldom be found moral character.”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2.22）

Ku’s： The same disciple mentioned above asked， “What does a moral life consist in？”

“The moral life of a man，” answered Confucius， “consists in loving men.” [4]

“仁”是一种品德，仁德，品行。在辜鸿铭的译文中“仁”多用moral为中心词，意思是道德，事实上，“仁”的文化内涵丰富，是孔子提倡的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以及所有道德的综合，这样翻译缩小了“仁”的内涵，给读者一种误导，以为道德就是“仁”的全部内容，这也是文化不可译的体现。

1.2礼的不可译性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1.12）

辜鸿铭：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n the practice of art， what is valuable is natural spontaneity.”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

辜鸿铭：If， in government you depend upon the moral sentiment， and maintain order by encouraging education and good manners， the people will have a sense of shame for wrong doing and， moreover， will emulate what is good.

对于“礼”这一核心词汇的翻译，辜鸿铭选用了“art”和“manners”，“礼”在此主要是指礼仪、礼教，因此无论是“art”，严格的艺术原则，还是“good manners”，良好的习惯都与孔子所提倡的“礼”一种完善的行为准则相比都略显片面，但是在英美文化中没有对应的文化现象，因此要想找到与“礼”完全对等的词很难，这也是文化不可译的一个体现。

1.3 孝的不可译性

1、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2.5）

辜式：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asked hem what constituted the duty of a good son. Confucius answered， “Do not fail in what is required of you.”

“孝”是儒家伦理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辜鸿铭将“孝”翻译成“good son ”，好儿子就是永远不要违背父母对你的要求。这是孔子认可的孝的本质，这样翻译简明扼要，很容易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同，又不失中文的本意。

2、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辜式：Another disciple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Confucius answered， “The difficulty is with the expression of your look.”

这里的“色”是指脸色，儿女孝敬父母重在敬。在本章的翻译中辜式直译为儿女脸上的表情，这样翻译给读者带来一种困扰，因为不能理解这孝和表情难有什么关系，汉字文化博大精深，一个简单的字或词就蕴含有深刻的意义，这是英语无法比拟的，所以译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把字面意思翻译出来，这也是文化不可性的体现。

结语

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文化的不可译性，但是随着中西文化信息的交流越发频繁，文化翻译也将逐步找到新的契合点，这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而且要深入了解两个民族的文化。辜鸿铭先生的《论语》英译本虽有不足却在西方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为后世译者起到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参考文献：

篇12

“六五”普法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征文: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环节是法治的宣传教育，法治的宣传教育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个关联关系呢？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对我们科学地制定“六五”普法规划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这一点正是本文的指导思想。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是该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等的集中反映，并为其服务；那么该社会的经济等是其经济基础，是决定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根据这一经典理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法治的宣传教育是为法律制度服务的，所以这种行为也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范围；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本身的发展都是社会的实体内容，是经济基础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知道，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和产生它的经济基础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作为它们的主体都是人民，所以两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取向是同构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越是发展的好对我们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也就会更有物质基础，也就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关系，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虽然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务虚性的工作，但它同样重要，也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同样道理，做好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现实需要，对不断地完善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物质前提，两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们认为，法制的宣传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实执行的观念实现途径。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内容，只有向全社会广泛地宣传和教育，才会在全社会中产生对该法的了解，知晓，才会在人们的观念中树立起该法的观念，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以之为规范，从而去自觉自为的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它其实就是法的执行和落实的一个观念上的实现过程。当然法律一旦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不以社会某些成员是否了解其内容为其生效的前提条件；也不以某些成员不了解该法的内容而对该成员不产生拘束力；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们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惩罚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观念实现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普法的目的所在；我们的法律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观念上实现为最高境界。法律在观念上的实现，是在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自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会秩序规范成员的行为。所以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实现法制观念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社会更多成员自觉自为的守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积极因素；社会更多成员的自觉自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性条件；所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环境动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行政执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种被动性的执法，也就是当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产生以后才去给与惩罚的，但是这种惩罚(来源：文秘站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同类违法现象，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人人都从观念上形成了一种自觉自为的守法意识，从而没有内在的拘束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对人根本就不知道相关法律的内容，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以被动执法的结果是：同样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执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显。我们的行政执法体系，对象多，领域广，具有源头性，如果在这里使我们的对象能够自觉自为的去守法，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都会大有改观的。

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强化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国不仅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执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制环境；因为不管是执法，还是司法，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从而使之具有被动性；但是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后，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社会成员具有矫正力。我们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不仅使社会成员树立起法制意识，还会在这种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法制意识，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言行就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时这种环境的强化还会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地运行就是一种不可能，所以我们做好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