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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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境创造的过程与方法创造意境的方法

主要是通过意象的选择与组合，创造具有境外之境、象外之旨的艺术空间，要点在于处理好形与神、虚与实的和谐契合，即要做到形神兼备、虚实相生。意境的虚实结合，有两条途径，即寓虚境于实景的方法与化情思为景物的方法。

（一）寓虚境于实景寓虚于实

以实显虚，这种虚实隐现的莫测变化和灵活运用，是各类艺术都需要的表现方式，因为巧妙地处理虚实关系，是达到以少总多、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的重要途径。这种方法在中国传统的戏曲和绘画艺术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抒情性文学的意境中，其主要表现为“形”与“神”的关系。即作者把作品中所描绘的实景与在实景之外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形成的想象的虚境交融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个似有实无，似无实有，若有若无，亦有亦无的境界。

（二）化情思为景物情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

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特有内容。寓虚境于实境，化情思于景物，这两种创造意境的途径，都具有因小见大，以少总多，用有限表现无限的功能。它们不是互相对立完全分离的。在创作过程和具体作品中，它们往往是同时存在、互补互成的。唯有熟谙了这种相互结合相互转换的关系，方能做得出情澄意深，气象万千的意境。意境有不同的类别。在意境的创造过程中，由于作家的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意与境两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显现形式也会不同，因此产生出意境的不同形态。一般来说，意境可划分为两类：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特点是什么？王国维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定是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写在诗中之物，也都已是情感的眼睛看出来的另一种自然风貌。有我之境的特点是什么？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有我之境，不是以我代物，不是唯我之境，而是诗人感情比较强烈，非把自己的情怀传递到景物上去渲泄不可，于是他所捕捉到的景物，也都染上了浓烈的情感色彩，成为明显的“情物”。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在主体情感表现形态上的区别，同它们形成过程的差异有关。无我之境的产生，往往是先有景物，使诗人见景生情，情是由景引起的，感受上是主动的，情是被动的。所以，在意境形象中，景较突出，情则比较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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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以网络写作起家的作者在网络写作后，不仅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经验，还有了一定的人气指数，逐渐的网络作家身份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追求，他们开始了向传统文学方面发展。在传统文学中，文学期刊以及出版社在以前一直都被认为是传统文学的稳固阵地。但是，由于在近几年来，网络文化向文学文化的延伸，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稳固阵地，很多网络作家已经进入了各级作家的协会系统，这一巨举措标志着网络作家和传统文学作家的身份已经趋向于融合发展的方向。

1.2网络作家与传统文学作家之间的分歧虚假化

很多时候，网络作家与传统文学作家之间存在的矛盾被虚假化，这里的虚假化是指二者的分歧被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也被一定程度上娱乐化。事实上，网络作家与传统文学作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有很多人对网络与网络写作并不了解，并且，他们所持的文学观念不同，虚化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矛盾，从而扩大了二者的冲突。

2传统文学逐渐向网络文学扩展

尽管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不仅网络文学向着传统文学方向延伸，传统文学也向着网络文学方面不断的发展。传统文学作家在创作了一部作品以后，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作品，或者是开设博客等等，其目的在于扩大传统文学作者所创作作品的影响力。另外，也有很多的传统文学期刊在网上将自己的作品开设了电子版，虽然传统文学作者需要注意作品的发行量，但是，在网上上传作品会使作品发行量滞后，可上传后的传统文学在此时也被称之为“网络上的文学”。除此之外，传统文学不断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创作团队，还拥有一个文学批评团队，这两个团队的存在，为传统文学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网络文学作品的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篇幅较长，而传统文学的篇幅一般较短，这也是两者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如，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网络小说的篇幅远远超过传统小说的篇幅，这也是网络阅读的一个最大特点。网络文学的出现给传动文学带来的不单单只有冲击，它还从某一方面上推动了传统文学的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也同样存在着互补性，在某一方发展的同时，也会映射出另一方的影子，同时，两者也向彼此延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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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学教学的改革趋势：生态教学

1、生态教学的兴起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词汇οικοs，指“住所”或“栖息地”。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ErnstHaeckel提出“生态学”，主要指研究动植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及相互的影响的一门学科。时隔100年，1966年，美国教育学家阿什比（E.Ashby）将生态学基本原理与方法应用到高等教育研究中，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概念；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劳伦斯CreminLawrence在其《公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教育生态学”这一术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人与环境、发展的重视越来越高，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教育生态学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加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生态学研究队伍更为庞大，例如美国学者C.A.Bowers出版《生态公平和群体教育》（2001年）（EducatingforEco-justiceandCommunity）等几部著作，研究内容既涉及微观课堂生态，也涉及对教育、文化、生态危机等宏观教育生态。（范国睿，2000）。

2、发展健康有效的生态教学模式

针对传统教学中的一些弊端，为更好促进我国外国文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教学，而良好的外部能够推动内因更好的转变，因此教学活动的各个参与者都应积极做出努力。

（1）创建积极有效的生态化教学环境

国家教育部层面和地方教育机关层面，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上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和调控教育发展的总方向。国家从宏观上改革教育制度、转变教育理念。国家教育部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机构，是否制定符合全民需求的教育方针、制度决定着我国整个教育发展的动向。因此，国家教育部应准确把握文学教学改革方向，改革应试教育模式，推进全面性和人性教育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地方教育部门在不违背国家宏观的制度和理念，根据本省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文学改革措施。高等教育机构层面，人员上，积极引进先进人才，成立专门的教师教学培训部门，定期对教师进行考核；设备上，积极配置和更新教学设备，竞标高端、先进教学设备，例如开展网络空间学习，建立外国文学学习的资源共享平台，以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学安排上，要打破原有的固定性，教师采取轮流制，教材采用推荐制，大班课可改为小班课，充分体现教学的灵活性、人文性。例如，H老师原本只是大学一年级的文学阅读课，每年使用的教材是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美国文学阅读教程》一书。进行改革后，学校允许外语学系或文学院可以根据本院的师资情况，组织专门的外国文学教学组，可分为英语文学教学组、日语教学组……，并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组员的人数，每组教师以轮流的形式去给不同的年级上课；教材的选定实行教师推荐、学生决定的方法。在学生第三课堂方面，学校增加在聘请文学大家到校讲座的力度，并鼓励学生社团举办外国文学知识竞赛、书籍推荐、兄弟院校文学交流会等课外活动。师资管理上，学校定期对专业教师进行培训，要求教师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充电”；下方权利，课堂上，教师自己少说，让学生多说，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自主学习空间，激发学生对文学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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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传统文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汲取优秀传统文学的资源，可整合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一部分。将传统文学精华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需要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注重挖掘人文精神，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受教育的目的。

（1）注重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

是每所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传统文学是大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璀璨文化的一个有效角度。加大传统文学课在高校的设置比例，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传统文学的教学与讲授中，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传统文学的教学，可采撷其中的经典名篇进行分析、鉴赏和解读，充分挖掘、宣扬其中的优秀民族精神和美德。分析传统文学经典名篇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作者情感，能陶冶学生情操，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将传统文学的一些优秀精神理念与学习、工作、生活、责任等方面联系起来，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传统文学中关于精神世界的关照、真善美的思考方面的阐释能升华大学生的精神世界。要提倡和鼓励学生主动阅读和鉴赏经典，而非教条式的知识传授。霍松林先生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精华部分的古典文学，其名著名篇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通过研读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以提高国民素质，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在撷取传统文学优秀营养的过程中，要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谐的处世观念、优秀的道德品质，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审美情趣和品位。如《论语》中“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对提高学生的思想修养，养成理解他人、讲求诚信的优良品行有着重要作用。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国忧民情怀；周敦颐《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崇高的民族精神，这些文学精华及其精神内核的教学，能提升学生的道德认识，提高各方面素质。传统文学中蕴含明礼、诚信、慎独、博爱等优秀理念的作品很多。将传统文学中的孝义、仁爱、诚信、平等、尊重等内核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将优秀传统文学的精粹融入到大学生的活动中

以深刻的内容满足大学生的审美需求，在校园活动中达到育人的效果。传统文学所呈现的美丰富多样，蕴含着意境的美、心灵的美等，可净化人的心灵。将传统文学的形式和要素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活动中，可使大学生体会到传统文学所蕴含的美好内涵，激发大学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热情，体察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伦亲情。在校园活动中，注重以传统文学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吸引和感染大学生。在演讲、辩论、写作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传统文学的要素，可让学生审视自己的人生，培养良好的修养。另外，传统文学的优秀部分可灵活地融入到其他文艺形式中进行传承。在其中注重渗透优秀的道德文化精神，努力营造一个有道德感染效果的校园文化环境。让对学生思想道德和人文精神的熏陶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渠道。

（3）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注重汲取传统文学的营养

传统文学具有审美性、形象性和感染力的特质，其所蕴涵的优秀思想、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鉴的精髓。思想政治教育分为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传统文学的优秀作品往往是文学家生活经历、情感信念、人文情怀等的艺术化，使人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自身的生命价值，引发深刻的思考，升华人的精神境界。优秀传统文学通过自然、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感染力，契合了隐性教育的涵义。有的经典文学作品展现了真善美的形象，能使人感受到美好的情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期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可灵活运用优秀的传统文学资源，致力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和精神感染学生，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学会与人为善，学会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等。选择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学书籍推荐给学生，使他们在阅读中不断体会其中的思想内涵与美好情感，达到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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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作家陈村慷慨地赠言网络文学:“前途无量”。他在“网络之星”丛书的序言之中说:“有人一口派定网上的文学作品都是垃圾,那是精神错乱,我们应该怜悯他。有人说网上的作品才是文学,那是理想,我们要努力。”可见,网络文学在当今文坛上其势头已经不可抵挡,有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网热背后的传统文学,二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现状比较 

网络的介入使得文学写作不再是创作者一个人的事了,而变成一种集体智慧的凝聚,走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新路。但是,与传统文学一样,网络文学的本质还是文学,它与传统文学有着解不开,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一)存在方式的比较 

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较之传统文学的存在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有文本载体、文本形式和文类界限的易位。 

(1)文本载体的不同 

传统文学作品主要以书本、杂志、报纸等“硬载体”文本出现的,它们陈列在书架上,摆放在案桌前,构成一种广延性的物质性存在。网络文学则以电子符号的软载体形式存在于电脑中,传输在互联网上。在这里,文学创作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随意性,也可随时更改。 

(2)文本形式的不同 

传统文学是线形平面的文本构造形式。尽管其也可以运用插叙、倒叙等手法或多线索结构,但由于媒介的三维物理空间的限制,其文本的空间是凝固的,容量是有限的。网络文学显示的是超文本链接的立体构成形式。它的特征是阅读的多线性或超线性,即由线性结构转向链接性结构,由刚性结构转向弹性结构,由封闭结构转向开放结构。 

(3)文类界限的不同 

在传统文学类型中,有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的“四分法”,同时,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文学创作和生活实录、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都非常明确。当我们在欣赏某一传统文学作品前,我们都会事先知道它属于那一种体裁或在阅读的过程中轻易地分辨出来。但在网络文学中,文类界限已变得模糊或被淡化。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很难分清它们属于哪一类文体,因为这些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往往是模棱两可,传统的文学分类法对它们无从归类。 

(二)创作模式的比较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创作模式的不同主要包括构思方式和创作手段两个方面。 

(1)构思方式的比较 

传统的文学构思是个人化的艺术思维,它要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悟,不断为内容而寻找形式,以整体的艺术观照来施展自我潜在的艺术创造力,为作品的生成打造审美原创的艺术胚胎。而网络文学则不同,它的写作是随意的,无需完整的艺术构思。如一位文学网友所说:“文字在我是生活状态,只喜欢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不会为文而文,没话找话。我只是坦坦然然地写下我的歌、哭、欲、求,我对人生的思考,我对社会的解说。你有你的体验和实证,我也有我的,我们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2)创作手段的变异 

网络作者首先需要以机换笔,让一笔一划的“爬格子码字儿”变成轻松的键盘输入,也可以运用万通笔或无线压感笔作手写输入,或是在交互语音平台上进行语音输入。这种创作手段使文学创作者写作时不再低头,而是抬起了头,十个指尖在键盘上飞舞。 

(三)传播模式的比较 

(1)传统文学以书面材料为载体。 

传统文学,属于单向传播,其信息传播模式是传播者媒介接收者。对此,有学者评价说;“在这里,作者是一个绝对核心因素,是文本全知全能的主宰角色,一切都是已知的,既定的读者只是等候智者训导的角色。” 

(2)网络文学有双向交流的特征。 

网络文学信息传播模式是传播者媒介接受者传播者(或其他接收者)。在一般情况下,读者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才更容易产生阅读作品与参与交流的渴望。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因为交互活动本身常常将欣赏变成了创作,或将创作变成欣赏。 

(四)语言的比较 

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创作模式以及传播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语言的变化。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它的语言突破了传统文学语言的藩篱,表现出了差异性。 

(1)传统文学讲究文学语言的情感性,特别注重文学的表情达意,通过气氛的渲染,景色的烘托,传达出人物的情感体验。有时,为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精神感情表达的需要,作者会对某些情节进行铺陈叙述。但由于网络文学受制于网络阅读和传播所需要的明了通俗等因素,其语言往往追求简约、形象和直观,词组缩写和符号表意成为网络文学中比较典型的语言形式。 

(2)传统文学中,人物的性格特征通常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体现出来。通过阅读这些个性化的语言,你的脑海中就会勾勒出人物的形象。但网络文学语言抹杀了语言的个人色彩,而取之以格式化、程序化的语言模块,阅读起来更加生动自然。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是适应时代而产生的,它虽然没有传统文学根深蒂固的地位,但它也有传统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应该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妥善处理好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同时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精神粮食。 

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必将共争日月,网络文学因为其自身的优势比传统文学更为普及,影响力更大,并且形成压倒之势。然而,它们毕竟是同根同源的,只有相互补充和完善才能真正共荣,促进文学的长足发展。令人欣慰的是二者的关系正走向融合,具体变现在: 

(一)开发工具的融合 

在文学创作中,过去那种伏案执笔,正襟危坐,满地废弃纸团的写作方式,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轻松自由的“电脑+网络”写作方式,无论是在床上,在车上,在公园,甚至在两万米的高空,都可以用电脑进行文学的开发和修改。当需要时,作家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将作品立即发送到出版社的电子邮箱或网站的栏目下,没有以往的纸质信件方式的缓慢和不安全,达到了现实意义上的零消耗。美国信息传播学家保罗·利文森曾言:“个人计算机以及它对书写的影响可以被看成是书写缺陷的补救媒介。”在开发工具的这一点上,传统文学的作家在向网络文学的工作方式靠近,进行着开发工具方式的融合。 

(二)方式的逐渐融合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方式上各有优缺点,取长补短是两派作家期望达到的目标。传统作家在不断的将自己的作品按照原来方式发行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博客,宣传作品,和读者进行即时的思想交流,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新闻中心”,一些网络文学的先驱骨干人物纷纷尝试融合传统文学的形式,通过将作品在网上的同时,也出版成书或卖与报纸连载,获得版权和收益,借用传统文学的评价理论来要求自己作品,以获得传统文学界的认可,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作品方式的改变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 

(三)思维观念的逐步融合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网络文学逐渐成熟起来,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努力从其它学科知识中吸取养料,尤其是从传统文学中获得的最多。传统文学在这期间,也逐渐看清了网络文学的本质,摒弃了先前的偏见,从中看见了诸多闪光点,为自己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面。在许多的评价标准上,两者在逐步的融合,以前的传统文学,不是走大众路线,而是精英路线,受众很少,影响力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传统文学作家认为这才是合理的生长氛围,能出精品,但是受到网络文学的影响后,他们看到只要面向大众,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能更好的达到了普及文学的作用,非已往自斟自饮所能比拟,所以传统文学在创作和传播工具方面,以及反映社会新气象和新的生态环境等方面,大力向网络文学靠近。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速度都要更快,范围都要更大。但是要让网络文学融入传统文学中,让传统文学接纳网络文学,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看,很多生命力很强、有深刻内涵的小说也是在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努力后,才登上大雅之堂,最终成为经典之作的。传统文学的根基虽然牢固,但也经不起时代的磨损,网络文学可以成为填补缺陷的有用之才,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学添砖加瓦,二者逐渐融合为令读者更满意的文学作品。 

网络文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坛的分裂,实际上是不同板块之间密切的互动。一方面,网络文学一些成功的作品出版,畅销书籍又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在线阅读,使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与网络文学天然地联结在一起;传统文学也在亲近网络,创作上频繁交流,理论研讨和作家培训不断,各种评奖活动方兴未艾,两种写作正在积极展开各种对话,试图寻找到最多的关联点。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学就是新科学技术对文学发动的一场革命。对于这场革命,传统文学领域的大多数人还显得相对无知,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了解,积极接受网络文学的长处和优点。这场文学革命是空前盛大的,注定意义非凡,由网络文学引发的新的文学热潮,正在开创当代中国文学的崭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南出版社,1996,187页. 

[2]尚晓岚.网络,不把文学当回事,[j],美文,2008年第1期. 

[3]颜琳.大众传媒条件下现作的特征,写作,2000年第2期. 

[4]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5]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5. 

[6]中南大学文学院,人文前沿—网络文学和数字文化,[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3. 

[7]裴显生、刘海涛,文学写作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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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全民参与的选秀运动——“快乐女声”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一路被评委看好的实力唱将郁可唯最终杀进4强。但在这之后4进3的比赛中，输给李霄云，位列第4。“快乐女声”评委之一巫启贤于8月25日在其博客中发表文章“快女四强，是强”中谈到郁可唯的失利时说，她“虽然把《玫瑰人生》唱得如痴如醉，却让一个把《斗牛》唱得普普通通的李霄云P了下去，虽然我们很痛心，好音乐又一次败在热闹激情的手下，但是因为这比赛不只是有专业评委，还有大众评委的投票左右大局，他们可能是因为选手的一句话，一滴泪，或一个故事就会把票投过去，而跟选手的演唱表现毫无关系，时常令我们有一种挫败感。”在“快乐女声”这样一个商业化色彩浓重的选秀节目中，我们不排除大众被商业利益操控的嫌疑，但巫启贤谈到的“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委”的差别却是指出了精英与大众在面对艺术对象时的关键不同。大众常常因主观感情的偏好等因素而在对艺术对象进行审美判断时加人更多个人化的因素，而专业精英则更注重理论、技巧的运用，更具学理化色彩。艺术如此，文学亦如此，这最明显地体现在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关系上。

90年代以来，《第一次亲密接触》、《告别薇安》、《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涌现出来。2008年11月，中国作协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中文在线联合举办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这次活动集中了《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等20余家文学名刊的资深编辑参与审读和评点，最终推出十部网络文学佳作。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网络文学，正如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网络文学研究专家欧阳友权所说：“这个一度连‘正名’都困难的‘野路子’文学，已经实实在在地走进了社会的文化视野，步人了时代文学的殿堂。”在福州参加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作协主席铁凝、副主席陈建功也认为，网络文学的兴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铁凝说，网络文学的兴起，颠覆了纸质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它是一个完全平民、自由的平台，给每一个喜欢写字的人以相对平等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文学现象。相对于掌控在少数统治者或精英人士手里的传统文学，网络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及文学批评像现在这样繁荣这样无拘无束。

但是，一些学者在众生喧哗中提出质疑。白烨在《文学批评的声音太弱了——有关文坛现状的问题与建言》中明确指出：我国当代的网络文学实际上处于“无监管、无批评、无引导”的“三无状态”。网络文学这样一个新生的事物，由于其充分的自由：参与主体身份的自由、“说什么”的自由、“怎么说”的自由，以及网络技术造成的文学环境的极端宽容，促成了这样一个喧嚣与热闹的文学景象。在网络上常见有高水平的作品出现，但一些文学水平低、思想道德水平低的作品也混杂其中，甚至由于商业化、社会化等原因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热捧。在网络文学的鉴赏和评判中，大众由于充分地参与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而他们，如同巫启贤所说，“可能是因为选手的一句话，一滴泪，或一个故事就会把票投过去”，他们更关注选手或作品的“切身相关性”，而忽视一部文学作品应具有的文学价值。因此，本文认为，网络文学迫切需要文学批评，尤其是传统文学批评、专业文学批评的引导，使其及时准确地调适自己前行的路标，以便用业绩和品质历史地证明自己。

表面上看，网络文学是有自己的文学批评的，如谭德晶的《网络文学批评论纲》一书便是专门分析网络文学批评即大众文学批评方式所出现的特征的，但是这种批评方式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虽然其中有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理论色彩浓厚的批评，但它们大多是以直觉感性评价为主，多数只是一两句的点评，既不规范，也无章法。更重要的是缺乏明确的批评标准与专业的学术理念指导，更注重充当“自我表现”的角色，因而不能真正发挥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而在此时迫切需要站出来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学批评却在面对驳杂庞大的网络文学面前出现了失语的状况。传统文学批评的权威身份崩溃了，消费主义、感官享受主义、趣味主义风盛行，没有人理会谁是经典、谁是大师，没有人耳提面命地说“***是工农阶级的代表”，也没有人愿意正襟危坐去听权威老者说经论道，网络成为一个消费欲望、寻求的平台。传统批评家所倡导的时代使命、文学使命与网络相隔甚远。在这样吵吵嚷嚷的环境下，即使有几个大师发出呐喊，也很快消失于茫茫网海，这是传统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如何在网络文学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认为，传统文学批评一方面要坚守传统文学批评的使命，引导文学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一方面须调整自身的不合理因素，适应时代的变化，必要从大众文学批评中提取可借鉴的因素。

一、树立人文主义精神、坚守文学使命

人文主义精神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种非宗教性的以人的精神、理性、文化价值为基点的对极权、物质、肉体、流行、当下的一种超越，它往往在“天下汤汤”之时提醒人们留意于这些基本价值，批判统治者或芸芸众生那种非理性的极端和狂热。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的膨胀，网络文学中弥漫着大众文化流行的趣味主义、享乐主义、感官刺激，网络上的大众批评方式也是如此，虽然有一些怀着人文主义精神进行批评的作品，但多数大众常常凭个人喜好，常常通过评论作品来抒写一己情怀，这是由于大众对主观内心世界的过度关注造成的，这些都在无情地消解着理想、崇高、英雄主义，消解着一切绝对、终极、本质的形而上价值，而作为传统批评家则应在网络文学面前承担更多的责任。

“解构主义中，批评家被告知，他们并不具有启蒙资格，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操作，一种标志职业身份的手段。”我认为，文学批评活动绝非白娱自乐地操作，当然批评家也不仅仅是对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进行解说，而更应该重点通过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作家的创作取向等等方面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目前部分传统文学批评家成了商家谋取商业利益的筹码，而批评者本人由于利益的驱使，也甘当筹码，把粗制滥造的作品说得天花乱坠，出现吹捧式批评和炒作式批评。这一方面是批评家个人道德素质水平高低的反映，助长了不良社会风气的形成；一方面混淆大众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使得精品的浮出和流传愈加困难，这一点是值得文学界引以为戒的。

二、批评策略的转换

不可否认，在网络文学面前，传统文学批评缺乏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性太强，批评术语太多。甚至有些晦涩难懂。游荡在网络上的读者上网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娱乐，试想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看一个轻松的笑话、一部声色并茂的电影、几页故事曲折离奇的小说，这种诱惑下，有几个人能静下来心去读懂传统批评家的理论术语?福柯曾断言“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在于它怎么说，换言之。话语是否被接受为真理，不仅与它的内容有关，而且还与话语使用者的意向有关”。传统文学批评应在批评策略上，语言的言说方式上向大众文学批评学习。当然，大众文学批评的通俗易懂多是由于批评者缺乏理论修养，不能熟练地掌握文学批评术语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的，但是它的确在客观上使得文学批评开始摆脱沉重的说教，开始变得富有个性了。对于传统文学批评，尽量使文学批评通俗易懂，容易为大众所接受，相信它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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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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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故事熏陶学生小学生都喜欢听故事

这是他们的共性。语文教材中有许多经典的国学故事，如成语故事《揠苗助长》、《守株待兔》、《三顾茅庐》、《闻鸡起舞》等，三字经中的《孟母三迁》、《孔融让梨》、《铁杵成针》等等。在课堂中开展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听、说、读、写、记、演等形式的综合性语文训练活动，能有效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和文化素养。所以我每天利用课前几分钟的时间，由学生轮流讲故事，目的是让学生感到国学故事的无限精彩，对成语产生浓厚的兴趣。然后，让学生说一说从中明白了什么道理，从而为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打下基础。最后，由学生合作表演故事，他们积极性很高，表演欲望强烈。表演的过程正是理解的过程，这样不但展示了学生的表演能力，而且锻炼了其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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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传统识字教学、经验、展望 

        识字教学是阅读、写作教学的基础。我国传统的识字教学有着优秀的教学经验，也有着令人产生争论的问题。下面让我们就其具体的问题进行简略的研讨。望有兴趣的研究者多多给予指导。 

       一、对传统识字教学的弊端进行辨析 

        除对我国传统的识字教学的基本经验的了解之外，还应对传统识字教学方法进行分析一下。因为尽管传统识字教学有其很多优点，但也难免无任何其他缺失。下面来看一下这方面有关传统的识字教学辨析，从而使我们对传统的识字教学方法进行简略的了解。 

        1、有些学者认为应先进行学汉语拼音的学习后进行学汉字的学习。

因为认识了拼音，就可以看拼音识字，知道这个汉字怎么读，才能知道自己写得什么字，记得更牢。

        2、有些学者认为应先学习笔画少、字形简单的汉字。 

因为这样的汉字对小学生来说容易写，容易记。

        3、有些学者认为应先从“看图识字”开始学识字。

因为图要比汉字更形象，知道图上是什么，再去学习汉字应更容易些。 

       4、还有些学者认为应随着年级的升高，增加识字量 

        许多教育学者在教学中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一年级的学生学习汉字比高年级的学生学习效果好、学得快、记得牢。

        二、 传统识字教学的展望 

        前面我就其传统识字教学的基本经验，方法等进行了有关相应的叙说。下面简单的对传统识字教学的优缺点进行总结。我们知道，识字教育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研究课题，可以说汉字的历史有多久，识字方法研究就有多久。 

        在我国传统识字教学中，古人开蒙，很在注重朗读和背诵，而蒙书句式整齐、句句押韵，很适宜诵读、朗读和背诵，不但练习了阅读、增加了文化积累，而且还帮助了汉字记忆，起了巩固识字的作用。但是在识字的方法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极影响儿童识字的效率，因而不得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辨析，从而让我们对此加以认识，以便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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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活布置作业，巩固数学学习基础

初中数学传统教学对于数学知识点的巩固方法主要是高强度的作业练习，学生课外要利用很多时间完成作业，大部分学生对作业训练产生了厌恶感。同时，数学教师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批改和评讲作业，效率较低。新课改的实施，要求初中数学教学工作要在学生实际学习状况下灵活布置数学作业，应追求作业质量而非数量。因此，初中数学教师应该将学生按照学习能力与理解能力分类。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在数学作业布置中更偏向于重难点知识的巩固，使其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成绩中等的学生，在数学作业中则应该体现细心与认真，使其发现问题并进行改正；对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则应该在数学作业中注重基础知识的练习，争取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分层作业的布置，减轻了学生的负担，也节省了有效时间，促进了学生对数学基础的巩固，提高了学习效率。

3.培养发散思维，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数学学习的过程本身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对于学生的思维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也是为学生接触事物与了解事物提供基础，对其个人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新课改下，初中数学教师应该摈弃传统教学中单纯对学生解题能力培养的方式，重视对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构建数学知识点的连接与知识体系；丰富对学生的考察方式，积极鼓励学生利用创新的思维方式解决数学问题。例如：在某一数学题目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利用不同解题方式解答题目，并让学生了解不同解题方法的优劣，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还能培养其发散性思维。与此同时，教师要通过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让学生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数学学习方法，以此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感受轻松与快乐，促进学习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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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 of “documents” is current or historical， which allows no confusion. The object of document study is the text of documents， but not “documents” themselves as is commonly understood.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ing” as the two basic parts of catalog study are not to be misunderstood. A cataloged classification of books consists of general works and specific works， and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classifying books into specific classes and special classes should be given up. Edition study classifies editions into written editions， which are reclassified into hand-written， copied， and photo-offse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editions， which are re-pided into carved， typed， lithographic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s. All these will be re-re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ime region， subject and craftsmanship.

Key Words: traditional document; catalog; edition classification

文史学界所谓“文献学”（笔者谓之“传统文献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成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冠以 “文献学”之名的学术著作至少在五六十种以上，至于没有冠以“文献学”之名而属文献学各分支学科范畴的论著则数倍于此。另据《全国报刊索引》统计，1978－1998年文献学理论研究的论文达500多篇，其中仅探讨文献学定义、学科体系的论文就不下百篇。但笔者发现，有关文献学的诸多理论问题，至今莫衷一是，特别是文献学中“文献”的内涵与版本目录学中的分类问题，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理解误区，有必要加以辩证。

一、 古今“文献”概念的内涵

据现有文献资料所载，中国“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礼记·礼运》也有类似话语：“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夏时》，汉代经学家郑玄以为即夏代历法书，其残者有《夏小正》；《坤乾》，郑玄以为即殷代阴阳历法书，其残存者有类似于《周易》的殷《归藏》。从此，“文献”一词，成为传统文化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仅《四库全书》就可检索到1 1000多条。但是，“文献”一词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不仅一般民众不甚了了，就是学者们也众说纷纭。在现有社科工具书和学者论著中，对“文献”一词的理解归纳起来就有好几种不同声音：有的指典籍，有的指典籍与口耳相传的资料，有的指典籍与贤才，有的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等等。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文献学理论的升华与普及。

“文献”一词的含义之所以如此众口不一，笔者以为原因之一，在于古代“文献”一词的含义原本就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是汉代大经学家郑玄对孔子上面一段话的注释：“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注: 引自何晏《论语集解》，见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可见，郑玄以“文章”与“贤才”来诠释“文”与“献”。从此，“文献”指典籍与贤人的含义广为流传，为学者所熟知。二是南宋学者马端临在其所编《文献通考》一书中对“文献”的解释：“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氏这里所谓“文献”显然包括三种历史资料：正式印行的典籍，未正式结集印行的官僚名士的零散章奏诗文等，社会名流的谈话记录或采访笔录等。简言之，就是指正式印行的典籍和未印行的文字资料。这种诠释更为后世所接受，现代人们所理解与使用的古代“文献”概念的内涵正是这个范围。无疑，郑玄与马端临对“文献”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献”的诠释不一，马端临释“献”为“贤才的论议记录”，郑玄则释“献”为“贤才”。令人不解的是，当代许多学者既服膺郑玄的诠释，又使用马氏的定义，往往是先述郑玄的诠释，接着归结为马端临的定论，却对“贤才”是如何转变为“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这一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就造成了“文献”一词在同一学者或同一著作中既指典籍与贤人，又指典籍与其他口耳相传资料的混乱现象。实际上，只要认真作一番“证文考献”的工作，就会发现，郑玄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首先，先贤们已经注意到郑玄注的问题所在，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文献”一词作的说明是：“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他并不直接解“贤”为“贤才”，表明其意向与郑玄是不同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近代学者刘师培也注意到了郑玄注的问题，在《文献解》一文中另辟蹊径，指出：“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今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仪之与文，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刘师培将郑玄所谓“贤才”解释为熟悉并能够演示礼仪制度的礼贤之士，由泛指转为特指，意思更为明确。当代学者王欣夫以为：郑玄注《论语·八佾》，用“文章”解释“文”字是容易理解的，用“贤才”二字解释“献”字则不好理解，“是根据《尔雅·释言》：‘献，圣也。’圣之与献，是同一意义。于是，‘文’与‘献’有不同的内容。据《春秋公羊传》卷一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可以推知，……周有百二十国宝书，这就是‘文’，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这就是‘献’。” 又认为，孔子所谓“文献”是对“礼”而言的，而“礼”的范围极广，积累极富，要靠文章来记录，而写这些文章的人自然是博学贤才，这些贤才又是创造或研究典章制度、历史文化的，因而后来凡是历史性材料都称之为文献。刘师培“把献字解为一个人的动作，比郑玄更为明白”。［1］业师张舜徽先生则直接把“献”理解为“耆旧言论”，包括口耳相传的故事和士人学者的评议等。(注: 参见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1编第1章，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页。下引同此，不再注明版本。)可见，汉代以来的这些学者并不认同郑玄以“贤才”释“献”的说法。笔者20年前曾撰《文献之我见》一文，提出：“献”有献进之义，古有“贡献”、“膳献”、“羹献”等说法，“文献”之献即古代祭祀荐进之物中的“献进之文”，子夏等得百二十国宝书进献给孔子亦属其类，故孔子有“文献”之谓。［2］其次，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杞、宋是夏、殷两个王朝的后裔之国，这两个小国的贤才对孔子考求夏、殷二代礼制有什么作用呢？无非是他们能够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记忆，将夏、殷二代礼制复述或演示出来，以证实孔子从典籍或研究中得来的对夏、殷礼制的理解与体会。因此，孔子所谓“献”绝不应是泛指意义上的贤才，而是那些既熟记礼仪掌故又能够身体力行演示复述礼仪制度的专门人才所展示或口述的夏、殷礼制掌故。其三，也不能忽略另一个问题，即先贤言论必须要有载体才能流传下来，任何议论话语只有通过文字记录才可能为人所取资，故“考献”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这些人自己写下来的和别人录其口述的文字资料。总之，“文献”之“献”应该是指典籍之外社会名流留下的言谈论议章奏诗文等文字资料，而不是单指“贤人”；孔子所言“文献”应是指“典籍与贤人的口碑野史记录”而不是“文章与贤才”，郑玄注可能曲解了孔子之意，抑或后世对郑玄的理解过于简单。

“文献”一词含义歧异的原因之二便是将传统“文献”概念与现代“文献”概念混为一谈。现代“文献”概念着眼于图书资料所含有用知识与有用信息，故1983年制订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信息”二字：“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显然，传统“文献”定义比现代“文献”定义要窄。一些学者在研究和撰述文献学论著时忽略了这种区别，也以国家标准为模式，如法炮制，将传统“文献”与现代“文献”本来很清楚的含义揉合在一起，试图总结出一种能够包括古今一切“文献”的定义，结果弄得纷繁复杂，出现了多种“文献”定义，这固然有利于百家争鸣，但也有害于学科理论水平的整体提升。

二、 文献学的研究对象

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首先需要重新思考的一个问题。一个世纪以来，文献学界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地认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文献”。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联系历代文献学家研究古文献的历程，剖析“文献”结构，就可以明白，这是不确切的。因为，任何“文献”，除了形态之外，其“内容”实际上可以分为学术内容（或者说思想内容）、文本内容（或者说文字内容）两个层面。虽然两者有时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时却是很不一样的。以《老子》文本为例，河上公与王弼《老子注》本的经文约5 400余字，相传为张道陵所作的《老子想尔注》本经文刚好5 000字，两者的文本内容显然是不一样的；但两种文本都是81章，其学术思想内涵则是一样的。对于文献学研究者整理《老子》来说，其81章的学术内容如何，并不是关心所在，其文本内容的不一样则是我们要着重校勘考证的。又以《春秋》为例，其文本的文字含义与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内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故数千年来人们都在通过其文本文字内容来寻求其学术思想的“微言大义”，而我们文献学研究者关心的仅仅是其文本的文字内容是否有缺、有误、有衍等。可以这么说，一种“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是不变的，其文本的形式与文字内容则是有差异的、有变化的，即使当今光电时代的出版物，其同一版本不同印次的图书，都可能因个别字词改变而致文本有差异，更遑论古代抄本、雕版、活字本的差别了，而这些差异可能影响对其学术思想内容的理解。此其一。其次，文献学研究者平日所从事的校勘、辨伪、辑佚等等工作，所涉及的都只是某种文献的文本。换句话说，我们工作的平台只是某种文献的文本；我们所说的某种文献的文字有误、内容有佚有伪等，都只是就某种文献的文本而言的，一旦文本变换，我们的结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就不一定可靠了。可见，文献学研究者所整理研究的只是文献的文本形态与文本内容而不是其全部。因此，准确地说，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的文本”。文献学是一门以文献文本为研究对象，志在整理与研究传统文献各种文本的整理、保存、检索利用的规律与方法，以提高历史文献的完整性、准确性、普及性，确保人们对传统文献的传承与利用的应用性学科。这个新定义，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对象是文献文本而不是以往所说的“文献”，这更加切合文献学家的研究实际；二是学科内容是整理、利用文献的方法论，而不是停留在以往所注重的文献发展史上，这有利于学科理论的发展与提升；三是学科属性是应用性，而不是理论性，这有利于避免人们盲目追求思辩理论、脱离实际的研究。

三、 目录学中的分类与编目

在文献目录学研究内容中，“文献分类”（或谓图书分类）与“目录分类”混而不清，是一些文献学论著存在的一个问题。文献分类，缩小一点说，就是图书分类。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是西汉时代产生的“六分法”，即刘向、刘歆父子主持国家图书整理时所分六经类、诸子类、诗赋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技类等6大类，大类之下再分为38小类。再后来便是魏晋时代产生的甲、乙、丙、丁四分法，即一直流传到现在仍在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此外，历代还有一些不为主流文化所采纳的其他分类法。对于图书分类，有的论著称为“目录分类”，严格说来，这是不太科学的。因为，其一，“目录分类”这个概念外延很广，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馆藏目录所含图书分类，可谓之“目录分类”；而为研究某一问题而编制的大大小小的论著目录所作分类，也可谓之“目录分类”；还有将书目分类综合目录、专门目录、检索目录、藏书目录等等有关书目的分类也可称为“目录分类”，而这三种分类是大不一样的，后两种分类并不是图书分类，而是为便于学术研究所作的分类。其二，任何时候、任何主体编制的图书目录，其分类都是实际图书分类在目录上的体现，即先有图书的分类，再有编制目录时的分类。而“目录分类”这个概念混淆和掩盖了这种先后源流关系。可见，用“目录分类”来指称“图书分类”是不确切的。

“分类”与“编目”，混而不分，分而不清，是目录学理论叙述中又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文献经过分类，下一步便进入目录编制程序而形成文献“目录”；“目录”包括一书之篇目和群书之编目。一书的篇目构成一书“目录”，群书的编目构成群书目录，谓之“书目”。群书目录著录的内容，有的只有作者、书名、卷数等，有的则包含大序、小序、内容提要（解题）等等。文献分类与文献编目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有联系的是文献分类有时是与文献编目同时连续进行的，如一些藏书家对其书目的编制可能就是边分类边编目；有区别的是文献分类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与文献编目分别进行的，是相对独立的，如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编目都是按照先拟定好的分类方案进行的，中国古代皇家图书馆的图书也只能是先进行分类再给予编目。故“分类”与“编目”是文献整理的两个不同环节。中国古代、近代的目录学家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宋代文献学家郑樵在其《通志·校雠略》中一再强调分类与编目的异同与依存关系，认为“编次必谨类例”，编目不成功根源都在于“类例不明”。近代目录学家姚明达则强调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大特点就是“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3］404在其《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两书中均专设分类篇、编目篇分别加以论述。李日刚《中国目录学》谓：图书分类“应使学者有‘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便利”。“何为编目？编目在就书之本身，加以编识，如书名某，著作者某，何时出版?何处出版?若干卷，若干页，内容若何？等等，均须加以简明之叙述。此即目录学定义上，所谓‘推阐大义’、‘疏通伦类’，此部分工作，在目录学上，治书之第一步工作是‘分类’，接连发生者则为‘编目’”。［4］可见，“分类”与“编目”是目录学中两大基本问题，其理论与方法应是目录学理论中的主干，其联系与区别应该在相关论著中加以明辨。

四、 目录学中的书目分类问题

自刘向父子撰成《别录》，创立群书目录之体，到梁阮孝绪《七录》为目录书专立“簿录”一类，再到郑樵《通志略·艺文略》，开始将群书目录分为“总目”、“家藏总目”、“文章目”、“经史目”等四大类，表明目录书数量已经蔚为大观。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孙殿起《贩书偶记》统计，自汉至清，知见目录书约300余种。显然，如此众多的目录书没有适当的分类，是不便于著录和利用的。但目录书究竟如何分类呢？直到目前，似乎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清人汤纪尚曾把目录书分为朝廷官簿、私家解题、史家著录三类。汪辟疆则将目录书分为目录家之目录、史家之目录、藏书家之目录、读书家之目录四类。周贞亮、李之鼎撰《书目举要》分目录书为部录、编目、补志、题跋、考订、校补、引书、版刻、未刊书、藏书、释道目等11类，近人陈钟凡在此基础上又增加“自著书”而成12类。余嘉锡按照目录内容结构将目录书分为三类：第一，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第二，有小序而无解题；第三，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5］近代目录学家姚名达在综述前人目录分类基础上将目录书分为“史志目录”、“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4大类。并指出：“专科目录为记载各种学术之书目，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有独立之目录。与藏书总目录及史志皆属不同。此外，尚有许多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者，如地方著作、丛书、禁书之类，莫不各有目录，其所贡献于学术者并不下于专科目录，然欲起一名以总摄之，颇属不易，故姑名之曰特种目录焉。”［3］375显然，姚名达所谓“特种目录”是在没有适当名称的情况下暂时使用的。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将目录分为综合目录、学科目录、特种目录三类，杜泽逊《古文献学概要》将目录分为公藏目录、私藏目录、史志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周少川《古籍目录学》则根据编制目的和社会功用分目录为国家书目、史志目录、私家目录三类；又根据收录内容分目录为综合目录、地方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这表明：第一，关于书目分类，学界并没有一个共同标准和一致结论，人云亦云、因循守旧的成分较多；第二，这些分类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接受了姚名达关于“专科目录”与“特种目录”的分类观点。然而，“特种目录”与“专科目录”在实际归类中往往容易混淆，如地方文献目录，姚名达归入特种目录，程千帆、徐有富归入综合目录，杜泽逊归入专科目录中的史部目录，周少川为之单列一类。再如丛书目录，姚名达、杜泽逊归之特种目录，程千帆、徐有富则纳入专科目录。这表明何为“特种目录”，人们在实际运用中是很难把握的。从上述姚名达的叙述中可知，他所创“特种目录”是为那些与专科目录有“专”的共同点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特设的，所列书目实际上都是某一专题书目，如地方文献目录、丛书目录、禁书目录等；而“专科目录”所列书目则是某一专门之学的书目，两者都是专门性书目，“专门性”是它们的共同点，与之对应的便是综合性书目。张舜徽在其《中国文献学》中将书目分为官簿、史志、私录、其他，认为前三种是综合性书目，“其他”则是各种专门性书目，这是很有道理的。［6］因此，结合图书目录编制实际程序和前贤时彦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图书目录可以从内容、范围、性质方面区分为综合性书目与专门性书目两大类。

综合性书目包括所有非专一的图书目录，如国家藏书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等，其实质是藏书目录（史志目录绝大多数也是根据当时的藏书目录写成的）。国家藏书目录指由政府组织学者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后所编制的总目录。有的论著称为官修目录或官簿，这实际上不太准确，因为隋唐以后许多史志目录也是官修的，但并不能代表国家藏书目录。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奉命主持整理朝廷藏书之后编成的《七略》，这也是历史上第一部官修书目。此后，历代都编修了大量国家藏书目录。最有名的有王尧臣主持编撰的《崇文总目》和清代纪昀等人编的《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该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著录，四部之下分44小类，共著录书3 461种，79 309卷；存目书6 793种，93 551卷。

史志目录是指历代史书中艺文志、经籍志所列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其他体裁史书的艺文志、经籍志，如《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正史中艺文志、经籍志所列书目基础是国家藏书目录，但又不等于国家藏书目录，因为史志中所列书目有一些可能并不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而是史臣从各种书目中收集而来的书名。私家藏书目录是指历代藏书家和学者所编藏书目录。我国的私家藏书目大约出现于魏晋时期，南齐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即是早期的私家藏书目。此后历代都产生了大量私人所编藏书目录，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祁承火业《澹生堂藏书目》、毛《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毛凤苞《汲古阁题跋初集》、郑德懋《汲古阁校刻书目》、周中孚模仿《四库全书总目》所编《郑堂读书记》等。

专门性书目包括所有非综合性的图书目录。所谓专科目录、特种目录所包括的图书目录都属此类，如丛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推荐书目录、禁毁书目录、引用书目录、版本目录、个人论著目录、举要目录、知见（经眼）书目等。这些都是出于某一专门目的、按照某一专门方向或某一专题特色编写的书目，其实质是检索目录。专门性目录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类即著录有挚虞的《文章志》4卷、傅亮的《续文章志》2卷等，均为文学专门性书目。唐人私家专门目录更多，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玄宗时毋编修的《开元内外经录》10卷，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20卷，宪宗时李肇的《经史释题》2卷，另外还有宗谏的《注十三代史目》10卷，常宝鼎的《文选著作人名目》3卷，尹植的《文枢秘要目》7卷，孙玉汝的《唐列圣贤录目》25卷，以及不知撰人《河南东斋史目》3卷等，可惜，这些目录大多都亡佚了。

五、 版本学中的版本分类问题

对传统文献的版本进行适当分类，有利于我们对众多流传过的版本提纲挈领、按图索骥，也便于分别论述。所以，有关文献学论著和版本学专著都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但缺乏公认标准，分类的方式与结果殊不一致，不利于版本学理论升华。如有的版本学论著对版本的分类多达15个方面，细至从颜色、内容、质量、用途等方面去分，反而令人摸不着边际。［7］有的则将版本类型与校勘所用版本术语混为一谈，如所谓善本、校本、批校本、底本等，都是校勘古籍时所用术语，不是版本的某种类型，而一些相关论著却将其与所谓抄本、刻本、活字本等版本类型相提并论。笔者以为，对传统文献版本的分类，既要保持传统约定俗成的合理部分，也要遵循科学分类的逻辑原理而摒弃传统模糊非理的一面。科学分类的逻辑原则是：1.划分必须按层次逐级、同一标准进行；2.每一层次各子项外延既不能相互排斥，其总和也不能超出上一层次母项外延。按照这一原理来给版本分类，不难看出，历代文献各种版本最明显最基本的特征是录载文字的方式不同。就这一方式来划分，版本只有两种类型：即写本与印本。写本就是手写成的文本，印本就是运用一定方式将文字印在纸张上的文本。这可以看作版本最基本最上位的类型，两者绝不可能再混合为一。其次，我们来看写本和印本能否再继续细分，根据古籍发展史和现状，可知，写本还可根据其“写”的不同状况和不同主体再分为稿本、抄本、影写本三种类型。稿本是作者撰写著作时手写而成的，抄本是读者在读书时随手抄成或专业抄书手按照一定要求对照原书抄写而成的，影写本是读者或专业抄书手按照原书模样摹写而成的。印本还可根据其“印”的不同方式再分为刻本、活字本、石印本三种类型。刻本即将文字先刻于木板之上，制成书版，再着墨印刷于纸页上；活字本即先将文字制成一个个的单字，然后根据文献内容需要将一个个活字排成书版，然后再着墨印刷成书。在写本和印本的各种类型中，还可以按照时间和地区来作区段划分，但只有刻本因时间与地区不同造成版本形态与质量有很大差别，其他几种类型的差别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刻本也是传统文献版本中的大宗，故刻本可以按照地区划分为浙本、闽本、蜀本、建本、麻沙本、平水本等，按照时间划分为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按照刻印工艺不同划分为原刻本、重刻本、影刻本、仿刻本、修补本、百衲本、套印本等，按照刻印主体不同划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按照形态大小划分为巾箱本、袖珍本、大字本、小字本等。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石印本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版本，在相关论著中多语焉不详，只有姚伯岳的《版本学》一书叙述明白。石印术是一种以石头为印版材料的平版印刷方法，1796年由奥地利人亚罗斯·施耐费尔德(Alois Senefelder，1771—1839)发明。他在刊印乐谱时，发现表面布满微孔的石版涂上油脂后能吸附油墨，而未涂油脂的部分具有蓄水性能，根据水油相斥的原理，他用一种特制的药水将文字书写于一种胶纸之上，然后覆于石版上，使胶纸上的字迹反映在石版上，并使石版上的图文部分具有亲油排水性，而石版上的空白部分仍具有亲水性，印刷时用清水将石版润湿，使版面空白部分具有排油性，然后以墨辊滚过石版表面，这样，石版上的图文部分就粘附上了油墨，而空白部分仍是空白，再施以纸张印刷，就得到了印品。后来的油印术就是这种石印术的发展。这种石印术在19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从此直到20世纪30年代，石印版曾一度取代雕版的主导地位，以上海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三大出版企业为龙头的出版商出版了大量石印古籍。［8］可见，石印本是用石印术印制的一种近代新型印本，既非雕版，亦非活字排印，所以要将它看作与雕版、活字版并列的一种印本。

［ 参 考 文 献 ］

［1］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第1章(绪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董恩林.文献之我见［J］.文献，1986(4).

［3］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4］ 李日刚.中国目录学:下编［M］.台北:明文书局，1983:281-282.

［5］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篇12

2传统医学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中的优势

2．1方法上的优势中医学防治疾病的方法丰富多彩，除广泛应用的方药和针灸外，还有推拿、按摩、刮痧、火罐、熨疗和气功等许多行之有效，简单易行的方法。

2．2方药上的优势天然药物储藏丰富，我国有中药材12807种，历代方剂10多万首，目前我国生产的中成药有5000多种［2］，是新药筛选开发的巨大资源，这些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应用的有效方药，具有开发投资少，风险小，周期短的特点，将成为新药研发的热点，也将成为我国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些中成药对一些慢性病的治疗具有很好的疗效，而且方便群众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具有经济高效的特点。

2．3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根据中医“药食同源”的理论，开发具有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抗疲劳等功能保健食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药食同源”理论还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食物也有性、味、归经之分，有着良好的食养、食疗效果，我国第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饮食有节，瑾和五味”的至理名言。宋朝《太平圣惠方》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等，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中医传统食疗的特点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润物细无声，王道无近功”。就是说食疗必须长期坚持才能见效！中医对食疗“无功可言，无德可鉴，而人登寿域”的功效描述，就是对传统食疗突出的保健效果做出的高度评价。祖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对于养生有具体的描述，包括精神上的修养；饮食起居的调节；环境气候的适应；适度的体格锻炼。这些和我们现在的健康四大基石内容是一样的。还有古代名医华佗的五禽戏，以及后来发展的八段锦，导引术等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在慢性病的防治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3传统医学曾经对我国健康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50～60年代，我国经济相对落后，我们靠着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论，在各个城镇乡村建立卫生所，培养一大批的赤脚医生，靠着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以最低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社会效益。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与已得到控制的急性传染病相比，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尚缺少生物学预防手段和治愈方法，因为这些疾病不像传染病那样由单一的病原微生物引起，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发生的，而我们传统的中医药学有着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整合调节的干预方式的特点，在防治慢性病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