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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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能内涵探析

在现今社会经济与能源资源的现状下，做好节能工作是能源资源高度短缺的国际问题的最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其不但是高度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还将成为未来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对于节能工作的自身内涵而言，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节能的主要内涵是指，通过不断为企业减少不必要经济损失与成本预算的方式来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在物理学看来，节能是不断通过减少自身的能源消耗，来控制自身的不必要损失的一种过程方式，其并不具备任何的某种特殊意义的内涵。

二、节能及节能政策在微观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探析

面对现今发展中如此重要的节能工作，各个国家与政府要想顺利的在自身的国家中发展节能工作，或者是推出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节能政策，就必须针对现今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发展中节能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找出根治的方法，才能真正意义的发展节能工作。

2.节能交易投资问题。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今市场购买节能商品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再加上，节能商品的买卖双方都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其交易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交易方面的资金危险，从而使得买方购买的节能商品并不具备其自身的某项功能。据相关资料显示：能源密集型的大公司用于节能投资的交易费用占到节能投资的3%～8%，而对较小额的节能投资或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企业，这一比重要大得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节能交易投资对于现今的企业发展而言的重要性。

3.节能投资中的有限理性问题。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节能商品的自身与节能政策的提出者本身对市场中的节能商品与节能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并不能相对完善的考虑到节能发展的自身与经济的微妙关系，从而导致了整个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限制。

三、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政体的构建工作探析

面对尚存在诸多问题的节能工作以及竞争如此激烈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相关工作的管理部门势必要做出适当的调整与改变，才能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节能工作与市场微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为此，笔者在这里为节能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学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以供专家人士对其进行参考与分析。

1.大力调节及控制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与税收政策。我国的国家政府要大力调节及控制现今市场中的节能装置的价格浮动，借以做到最大程度调节我国节能政策与节能经济发展的作用。另外，国家政府还要不断完善与调节我国税收政策，从而做到为我国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提供更高意义的微观经济保障的作用。

2.不断完善现今节能市场信息的可靠性。对于现今市场中存在的节能信息风险，要想最大程度的提高市场中信息的可靠性，就必须对现今的节能市场进行适当合理的规划与完善，以此来不断增加节能信息的真实性、中立性以及信息传递与交易的可靠性。另外，国家政府还要适当的为节能市场提供有效的、可靠的信息，让国家的节能市场可以具备更加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性与全面性。

3.适当的对节能经济提供激励政策。由于现今的市场节能经济政策的相关政策仍存在一定的不规范性与不完善性，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势必会造就节能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处处受到限制，这种非积极性的限制，很有可能会造成节能工作者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一些非积极性的思想，进而不利于整个社会节能工作的发展。因此，我国的政府势必要对节能经济采取适当合理的激励政策，从而在物质方面不断做到促进节能工作与微观经济不断发展的作用。

4.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与其它政策不同，规制政策绕过了市场主体行为调整而直接干预市场结果，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节能主体的有限理性。因此，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要不断加强推动节能的规制政策，以期做到最大程度为节能工作及节能政策的微观经济做出保障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如此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的节能工作与节能政策要想与微观经济学取得更为深远的发展，就必须针对不同节能产品与节能技术以及不同的行业采取不同的手段与方式，为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推动其更好的为我国的节能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2] 王瑞,林振荣,谢永亮,吕磊,冯岩. 对节能政策和措施的探讨[J]. 河南建材, 20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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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失衡的一般原因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许多国家发展经济中出现的共同问题，解决区域失衡，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区域失衡的一般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低

新古典理论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自由竞争；二是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三是劳动力和资本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区域不平衡只是一般经济均衡自动调节系统中出现的暂时现象。但古典理论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一方面，工人并不能对工资差异迅速作出反映，其反映往往缓慢，滞后于需求；另一方面，资本的流动性由于受重置投资、扩大现有企业和对“健康区域”的偏好以及GNP总量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制约也非常之低。劳动力对生产成本差异反应的极强刚性，和资本的低流动性会导致区域收入和区域就业长期存在很大差异。

(二)地理要素

从广义上讲，形成区域差异最普遍的解释当然是地理状况。地理状况首先指那些远离国家经济中心的地区的所在地理孤立状况。周边地区通常是所谓的“带病区域”，它可能表示一个地区在经济方面具有下列劣势：

(1)高出平均运输成本，导致较高的价格，较低的利润或有限的市场；(2)极差的运输联系；(3)到达那些规模很大、具有专业化服务的中心城市比较困难；(4)缺乏市场信息与消费者的联系，对销售和可能产生的革新有不利影响。另一种地理要素就是某些地区具有对发展经济不利的自然环境，山区及土地贫瘠的地区即属于此种地理要素。另一方面，某些地区曾经或者现在能够从丰富的煤炭、铁矿、原油、天然汽以及其它地下矿产资源上获益。此外，若以经济的部门组成而言，每个地区都有其典型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中以滞胀或衰落部门为主的地区会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经济结构中以增长部门如机械、化工、电子、银行为基础的地区，在通常情况下对劳动需求增长得相当快，经济也相对活跃得多。

(三)制度因素和政治分裂

制度因素应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狭义的制度(集权与分权、民主与专制)、体制(计划与市场)、经济政策等因素。其中经济政策的随机性较大，往往是人们注意的焦点。政治分裂可能包括区域上的意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的统一对其南部地区的影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南北朝鲜的分裂，把区域差距推到了悬殊地步。

(四)派生因素

1外部经济。包括技术外部经济、基础设施外部经济、金融外部经济。这些外部经济在地区之间的差距常常很大，某些地区能在其它地区所缺乏的外部经济中获益。

2人口状况。农业部门移出大量劳动力与教育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人口出生率高，劳动力供应数量自然增长也相应较高，那些经济结构对工作机会增加影响较小的地区会出现就业困难的局面。

3成本和价格惰性。E·Y·摩根认为，区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惰性妨碍着市场经济随供需变化而调整的正常方式。这种惰性来源于工会组织的力量和企业集团对全国各地生产的产品实行统一价格控制等。因此，无论从劳动生产率、生活成本或供需条件是否有差异，落后地区的工资率仍然要向在全国或在核心地区范围内的协商中所讨论确定的标准看齐，这就会有效地遏止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外流，消除能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有利条件。

4回流效应(赫尔希曼称之为极化效应)。指由于贫富地区相互作用而贫困地区更加恶化的一种决定力量。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来说只会使区域间的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这主要是由于：人口的流动使人口流失地区丧失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本的流动使“带病地区”资本大量输出；市场的扩大常常会增强核心区域工业的竞争，“带病区域”的企业发展可能会更加困难。与回流效应相对应的是扩散效应，也称“涓滴效应”，指通过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给欠发达的邻近地区增加农产品和原材料销路，推进技术进步等，从而对欠发达地区的改进起积极作用。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回流效应要强于扩散效应，将来也可能仍然如此。在扩散效应超过回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之前，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区域经济间的互补性必须特别强。

二、产业失衡导致区域失衡：英国区域政策的特殊性及其演变

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动的过程，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又由于产业分布是和一定的区域分工相紧密联系的，因此，一种产业的兴衰，必然伴随着区域的兴衰与区域不平衡的产生和放大。产业失衡引起的区域失衡，是英国区域政策的深刻背景。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是显著的，因为市场自发作用使合意的要素流动受到限制，非意愿的要素流动加快，长此以往，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和损害。这是区域政策制定并实施的必然性所在。早在20年代末，英国主要出口工业生产持续过剩而陷入经济停滞，造成大量失业。同时由于这些工业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于某些地区，使这些地区成为失业集中区，经济社会状况也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使得英国政府长期面临着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解决“带病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也决定了英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特征和必然演进。

(一)英国区域政策目标：由创造就业机会到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英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定实施了“特别地区法”，对落后地区实施支持性政策，促使地方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1945年的“工业布局法”及后来类似的法案引入了各种政府手段，包括为企业提供各种信贷、动力、土地及其它基础设施，同时还有政府直接投资。由于许多经济政策手段强加于工业布局，导致了1945年到1947年企业大规模迁往受援地区。总之，这一时期区域政策考虑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就业，盖慑于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和丧失政治支持。60年代英国区域政策围绕另外两个方面进行了更新。一方面是注重经济增长，认为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落后地区经济活动量小，导致劳动力闲置；第二方面是大伦敦地区经济过度增长，工业和人口过度集中损害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必须加强地区布局调整。因此，60年代区域政策取得了大发展，用于区域政策的资金大大增加。政府采取了布局诱导性投资和其它措施，支持和控制相结合的方法诱导企业到受援地区设立工厂企业。

(二)英国区域经济政策手段：微观领域调整要素布局与宏观领域企业区位控制、产业选择相结合劳动力布局调整和资本布局调整是微观区域政策的两个主要方面。劳动力政策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流动政策，即以“移民就业”方式，促进劳动力区际流动。另一类是就地转移政策，使区内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移向高的行业。流动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区域间劳动力供需差异；就地转移政策目的是促进本地区劳动力在行业间转移。资金政策的目的是诱导资金向落后地区投放，一般有三种政策手段，即财政手段(如税收和补贴)、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行政控制。通过这些办法，落后地区企业可以获得与先进地区企业大致相同的竞争能力。同时通过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补贴鼓励企业在特定区域成长，限制它们在其它地区发展。英国的工业区位控制目标的实现是通过限制工业企业在发达地区布点建设，以促进它们到待开发地区布点。主要措施是对企业投入(如土地和劳动力)和产出增加税收、实行工业开发许可证制度。此外，在地区产业选择上，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比较重视创造就业机会和能力，注重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种做法很快受

到挑战，英国区域政策随后出现了新的发展。

(三)英国区域政策的新发展：促进新企业创建和小企业成长、更加注重技术革新、发展自由经济区在英国，促进小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已被看成英国经济复兴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小企业被看作未来经济大发展的“种子”。同时，小企业为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了锻炼机会。通过小企业振兴落后地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小企业生成速度的特殊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小企业技术领先战略，政府花费大量财力加速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生成、培养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支持相关的科研机构建立。区域经济发展中技术革新起重要作用，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是引起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何促进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建立技术引进机构，为落后地区搜集技术资料、发明与设想，帮助落后地区的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装备。建立专门的技术和金融机构，帮助那些想利用先进技术但自己又没有足够资金和必要技术与人才的企业。对落后地区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给予优惠，促进落后地区企业在技术上有所跳跃，特别是新建企业，应更多地采用新技术，使这些企业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以便于在市场竞争中保

持一定的优势。

70年代后保守党取代工党成为英国执政党，一反工党的经济干预政策主张，扩大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放松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企业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各地建立了多个开发区和自由港，刺激这些地区的发展。经济开发区和自由港政策逐渐成为区域政策的一个新的有利的工具。在这些自由经济区中，政府采用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和提供多种优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自由经济区内首先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小企业常常无力自己搞基础设施，因而具有特别吸引力。区内对新建企业的优惠待遇包括三类：一是减免税收，二是简化组建新企业的审批程序，三是大大缩减管

理机构。

三、英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与启示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区域政策，其实施效果显然与政策供给者——政府的意愿相距甚远，也未使以主导产业衰退、高失业率以及经济增长乏力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有大的转机。然而，英国人面临的处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所极易遇到的难题，英国人在区域政策上的有益探索和取得的阶段性、局部性成果则具有借鉴意义。英国区域政策对我们的警戒与启迪都是深刻的。

(一)区域经济政策目标的设定，通常应具有系统性、整体性、根本性的特征

任何单一的政策目标，往往只注意到现象，而忽视了本质。60年代以前，英国区域政策只是把减少失业作为核心目标，这固然是缓解国内矛盾、维护“福利国家”形象以及获得最大政治支持的客观需要，但由于没有触动引发失业的根源——产业不平衡发展与经济衰退，因而收效甚微。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政策的选择问题。西部大开发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整体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从西部的实际来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是西部大开发基本着眼点，同时，要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适时调整经济结构，重视扶贫开发，系统、整体推进西部开发。

(二)区域政策应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

自由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自发扩大区域差距的倾向，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及时制定和贯彻执行区域政策，防止区域分化。英国政府虽然较早地注意到了区域失衡问题，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但其区域政策缺乏连续一贯性，经常为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和执政党更迭所打断，从而使失衡在某些时期以放大了的效应复归。我国自建国以来，先后两次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部：“一五”时期，围绕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在西部大规模投资重工业；“三线建设”阶段，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在地域上的一次空前规模上的西移。通过这两次在的开发建设，在西部形成了一大批生产科研基地和新型工业城市，形成了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进入80年代，我国实施了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战略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区域政策的这种战略性改变，是推进改革开放，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对西部地区的投资锐减，一些大项目、大企业配套资金不到位，企业技术改造既缺资金，又缺人才，大大降低了原有投资的效益。西部大开发，要吸取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注意政策的连续一贯性；另一方面，也不能靠牺牲东部的利益来发展西部。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英国由于受援地区缺少必要的投资基础，无论投资软环境还是投资硬环境都不够理想，资金投入效益差，造成对受援地区的补贴性投资支持政策浪费了国家资金。在我国，促进西部经济振兴，缩小东西部差距，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教育科学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必须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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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务院以改革试点的方式相继审批成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和福建海峡蓝色经济示范区，各试点地区都有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海南作为经济特区，获得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待加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南海开发的特殊条件下，缺少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二是离岛免税政策实行3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免税额度，减少限制条件，扩大政策效果；三是尚未充分发挥海南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的效用，仍然存在南海石油税收与南海脱离的局面。

（二）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形式较为单一

当前针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采用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较少，针对性不够强。直接的形式主要包括增加应纳税额扣除、适用优惠税率，企业所得税的直接减免。虽然直接的税收优惠对经营期限不长、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支持效果明显，但是对经营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企业支持助推作用就大为下降。因为直接的税收优惠重点在于企业经营后的事后优惠，而事先对企业的鼓励支持不明显。例如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一投产就盈利的企业能够立刻享受到所得税政策优惠，但是非盈利企业就陷入了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发展海洋经济，港口建设、大型造船业、海洋油气业都是重大的设施项目，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的特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难以发挥政策效果。相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的会计处理中更好操作，政策也更具稳定性。

（三）尚未构建出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服务海洋产业发展

海洋产业是指对海洋的一系列研究、开发、利用活动的总和，目前海南重点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是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但海南当前并未构建形成有利于海洋经济的税收优惠体系，企业都是在各自不同的税种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海南亟需进一步发展的海洋油气开发、跨海大桥修建、滨海港口扩围、海水淡化等高端海洋产业项目，需要一个全面、整体、系统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作支撑。（四）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较窄、税率不高海南省拥有广袤的蓝色国土，又具有低纬度的独特海域优势，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都很丰富，这些资源在我国未来的资源消费中将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资源税税率不高，而且征收范围较窄，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着以费代税的现象。这样一方面没有让海南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放任了部分企业对现有资源的浪费，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五）税收政策难以吸引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后来居上，海南需要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税收政策上海南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一是没有针对海洋经济研究人员费用扣除的特殊加成；二是在鼓励海洋科技的创新、专利转让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三是服务海洋经济，特别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优惠方面没有政策红利。

二、国外可供借鉴的海洋经济税收政策

美国、英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经济较为繁荣，他们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税收政策，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岛屿发展等方面有力支撑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国外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实践中，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根据本国海洋经济的特点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

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市场结构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政府对于发展本国的海洋经济采取侧重点不同的税收政策。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希望尽快占领海洋经济的科技制高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是海洋高新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的海洋制造业，如海洋生物制造业。韩国、日本等国的重点在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港口建设和造船业这些方面。

（二）完善税收政策来助推国家的海洋战略

海洋方面的基础设施具有融资数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再加上港口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战略性，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从国外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政策支持是主要的手段，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政府较少的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控，既避免引起纳税人的反感，也有利于在竞争中培养出更强的企业。二是市场对税收政策的调整较为灵敏。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市场主体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出台有很强的敏锐性，企业会依据税收政策的有利导向进入港口、海洋交通、海岛发展等行业，促进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税收政策需要配合其他政策协调发挥作用

为了充分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将税收政策与产业规划政策、土地规划使用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海洋保险政策相结合，共同推动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外的政策实践中，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与其他的政策配合密切、相得益彰。例如英国在港口建设中，发挥更大效用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对相关海洋企业进行支持。（四）实行税收政策要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国外税收政策对于海洋经济的支持范围广泛，包括了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海洋国民经济教育等方面。在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上非常灵活，具体方式上既有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减免，也有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减免。稳定性强的税收政策能让投资者有更强的投资意愿。例如，北欧国家挪威的造船业十分发达，在2008年之前，其关于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差不多两年就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动，企业对未来的税收政策难以把握。2008年以后，挪威一方面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扶持海洋企业，一方面强调税收政策10年内将基本稳定，企业的投资大幅度增长。

三、促进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积极争取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税制综合改革试点

1.积极争取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形成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税收政策优惠大的企业所得税、海洋特产税、关税等领域，由中央出台统一的规定，各级政府按规定执行。在不违背中央统一优惠政策的前提下，海南省应该根据海南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实际，制定符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针对琼海万宁等地的远洋捕捞业；三沙的海水淡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三亚发展的高端滨海旅游业，都需要适合海南省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发挥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在2011年4月正式实行离岛免税政策以来，海南机场免税店的累计销售金额已达89亿元，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免税购物已经和自然景观、气候环境成为了吸引岛外游客来国际旅游岛体验的三大重要旅游要素。下一步应在海棠湾免税中心建设完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离岛免税业务流程，提升免税额度，增加免税中心内部的竞争，更好的发挥离岛免税政策的效应。

3.争取资源税改革的试点，扩大征收范围，改革税率。为了在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做到“绿色崛起”，应争取在海南试点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培育海洋资源的新税源，既增加税收收入，又强化海南省政府对海洋资源配置的能力。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使用数量转变为开采数量，避免企业对海洋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确保南海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将南海的油气资源转化为优质税源。海南省2013年成立海洋石油税务局后，要尽快开展好税收征管工作，特别是落实南海海域企业的税款属地征收。在资源税具体分配方面，可以参照新疆模式，将南海石油资源产生的资源税部分留存海南，一方面促进南海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开采，一方面建立环保及突发事故处理基金，为处理可能发展的原油泄露事件提供资金保障。

（二）进一步完善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先产业目录，对优先产业给予税收支持。结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未来规划，对涉及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生物制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灾害防治、高端滨海旅游项目等列入优先产业项目，减按15%征收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尽快出台涉及三沙市发展的海水淡化等战略性高新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风险投资公司在上述领域的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行海洋风险投资盈利后，将盈利用于海洋经济扩大再投资的，可退还其先前投资利润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降低海洋高新技术企业的宏观税负。海南要努力做到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投入到海洋科技创新的经费比重提至海洋经济总产值的1.5%以上。将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10%以下作为税收政策的目标，允许海洋高新科技企业生产盈利的前三年，按规定提取的风险补偿金（按当年利润的3%至5%）能够进行税前扣除。企业为了转型升级购置设备，应参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专业设备优惠政策，按照投资额度的10%从当年的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免，当年抵免不完的，允许企业将税款流转至以后的5个纳税年度进行抵免。

3.对于海南水产品加工业实行“免征”和“核定扣除”相结合的税收政策。建议对于以初级水产品为原材料，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实行核定扣除率的方式来体现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对水产品的支持力度，初级加工、零售和批发环节免征增值税。4.争取更多海洋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将海南的海洋航运公司纳入台湾海峡两岸直航的免税范围。对大型邮轮等新兴旅游业取得的收入减征或免征营业税，鼓励发展滨海游乐园、产权式度假酒店，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相关企业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进一步完善发展海洋经济要素保障的税收政策

1.用税收政策鼓励涉海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发展好海洋经济的基础。建议对跨海大桥、港口码头等基建项目和潮汐发电、海岛通讯、海水淡化等涉及海洋经济的项目，自其投资运营的第一年起，前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用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适当扩大海洋科技研发经费的列支范围，科研人员的日常费用可以统筹计入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针对海洋科研机构的专利租赁收入免征营业税，技术专利所有人按合同提供自有专利所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3.用税收政策积极支持建立港口金融服务体系。建议对有金融业务服务海南的港口航运的企业免征营业税。对于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海南符合上市条件的港航企业，要主动帮助做好相关的纳税服务工作，使企业早日上市做大做强。

4.用税收政策吸引海洋经济的高端人才。建议针对海洋科学技术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政策优惠，可以将3500元的免征额度适当提高，对海洋方面的研发成果免征所得税。用专项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引进在海洋领域有杰出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应当鼓励个人提升自身素质的投资，对个人教育的费用准予抵扣。

四、在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税收政策的顶层设计有利于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做好税收优惠政策产生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工作

在海南推行每一项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必然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因此，要在政策推行前做好充分的成本分析，尽量减少政策推广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避免各地区在税收优惠政策推行中的攀比和滥用

各地要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运用税收政策，不能为了招商引资推出过度优惠的政策。如果滥用税收优惠政策会扰乱税收的秩序，长远来看对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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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

经济法具有三大明显的性质特征，第一经济法具有系统性，上层建筑直接能反映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的综合性以及其系统性都是由经济法所呈现。经济法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物质生活过程中满足了社会以及国家对于经济关系，经济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且具有系统性的调整，为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或是具体的权益纠纷中带来有法可依的解决办法，但经济法所设立的最主要根本点是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或是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活动，以系统的理念实施全面实时的宏观的，系统性的协调。经济法第二个显性质就是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而经济法的社会公益性主要由国家做出的经济协调调控所体现出来。作为调整国家在协调本国市场上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经济法需时刻秉着社会责任的理念思想，以社会经济利益为基准点，凸显其应有的社会公益性。政策性是经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性质，主要从政策法律化，法律政策化以及法律政策相互混合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个国家内的经济生产活动往往最先是以政策先行，最后慢慢为了政策的规范性和合法性，才赋予其应有的法律效力。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让成文的经济法具有为此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的特性，同时也不失一般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特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及时调控，受到法律滞后性的约束，这就需要在法与经济之间建立新的参量—经济政策，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也由此而有了紧密的联系。而法律政策化就是同政策的法律化相对而言的，指法律具有了某些政策性的特征。法律与政策相互间的混合性作为第三个方面表现出经济法政策性，这一里所说的法正混合简单而言就如，现代国家广泛运用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政策等，几乎渗透到国家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以及经济法的每一个部分和分支，这些政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性的政策”，而是具有巨大影响的，对法律体制具有“补漏”和“缓冲”价值的政策。经济法政策性的特征要求经济法成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政策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将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而日趋成熟。

三、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中的具体表现

近几年，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下在关乎民生，社会利益等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现社会较为关注的房地产问题，在经济法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中最为鲜明的表现就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限购令”。从“限购令”的内容以及其内容可以看出，“限购令”是由政府所制定，但其所制定的程序上会不同于其他的行政法规或是政府的规章。“限购令”推出所有具有的政策相对而言更具有灵活性的特点，而从其所表现的内容上看，其实质上是对购房者，或是针对一些炒房者在消费权利上的直接约束，具有经济法的规则性特点。从其实施的主要目的上也可以得知，“限购令”就是政府对房地产调整控制所使用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时能到达抑制房价高涨所采用的临时性措施，完全符合政策的特点，从内容和目的上看表明了“限购令”即法律的特点，也具有政策的特点，是经济法在政策分析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调控措施。

篇5

    一般均衡理论优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假设社会经济活动只存在能代表所有经济行为者的一个经济人。(注:这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是集合概念,不是个体概念,他应该以类作为单位。)但实际上,一是一般均衡过于理想化的假定条件,近似完美的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一般均衡产生于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均衡的集合,其中如果有一个经济行为者行为处于非均衡,均衡即被打破。反之,将集合的经济行为者行为还原为本来独立身份,一般均衡只作为非均衡的特殊形式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中,非均衡具有一般性。

    首先,每个独立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致,就是说,每个经济行为者有可能对利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每个经济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均衡的。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前提是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则其行为可以集合形成统一行为。那么,其行为范式必然是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需要接受同一的价格信号,即假定他们都会在那种想要进行交易的价格上,与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的对象展开交易活动。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者在不同的价格参照系数下实现自身目标,就达不到均衡。当然,这里实现均衡的价格系数是一个价格集。瓦尔拉认为均衡价格是以拍卖方式实现的。但现实中拍卖达到的均衡价格只可能在局部实现,根本无法在总体上实现,由此,经济行为者遵循的价格信号不可能是同一的,均衡也仅是理论的负抽象。

    第三,一般均衡理论范式中强调的,一是所有经济行为者都接受价格同一信号;二是他们都是按照价格信号来作出有理性的数量决策。这里势必存在逻辑问题,即一是没有一个行为者运用市场给予的数量信号;二是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实际地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瓦尔拉“隐蔽的喊价者”的事。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价格上不像在数量上那样作出理性的决策”,并且“每一个参与该经济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接受给定的价格,然后相应地按照这些给定的价格来决定自己关于购买与销售的选择;没有一个人来掌管价格决策”(Arrow,1951)。一般均衡理论这一逻辑漏洞表明,一是价格信号并非是唯一的市场信号,数量信号也会发生作用;二是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的决定者,在此情况下,均衡得以实现,反之,经济行为者如果对价格决定负起责任,市场出现的则是非均衡。所以,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独立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市场均衡要求的平均化行为行事。也就是说,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反逻辑的表述,表面看,理论是由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实质上,它是首先确定总量关系后,推理出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必须服从于达到总量均衡的条件。(注:关于这一点一般均衡条件实际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即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逻辑关系为所有i满足均衡条件,则每个商品i也满足均衡条件。)

    第四,由于市场经济中处于子集的经济行为者会同时是价格和数量信号的影响者,又会是价格的决策者。受不同因素影响的个体经济行为者的行为自然会呈现出非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那么,非均衡的个体行为不可能加总也不可能形成集合的总体均衡。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可以相乘除,但不能相加减,而这里似乎在将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在加减。(注:比如说,5斤白菜每斤价格为0.1元,两者相乘为白菜的总价格,而两者绝不能相加。)结果,作为一个i有可能满足附图,对于所有的i有附图这一通过子集均衡达到集合均衡显然不现实。存在于子集的均衡并非会形成集合均衡。

    由此可见,一般均衡理论侧重研究总量及宏观层面问题。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创建的增长模型更多地强调的是均衡而非增长。(注:因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增长只表现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需要的增长是高迅增长。增长可能带不来发展,但无增长甚至高速增长,发展就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只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研究,不考虑其内部子系统差异。这一研究方法应该说更适应发达国家成熟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经济不一定适应。因为在发达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者行为趋于一致的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表明经济存在差异,存在机会,而经济行为者是否能从其间获取收益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能力。这一选择能力既与教育、知识、经验有关,也与个人的性格、生活背景有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能力。结果,经济行为者行为趋同性十分弱。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其用解释发达国家总量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还不如着力从微观层次解决发展中的增长问题更有效、更实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达到总量平衡就能实现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调整这些微观行为才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

    二、非均衡:从微观层面上解决增长问题

    一般均衡增长理论不适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是因为它只注重总量关系使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它忽略了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再就是它忽略了经济行为者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做贡献的经济价值(舒尔茨,1987)(注: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非均衡“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的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

    1.非均衡强调增长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获取收益之中。资源重新配置且能从中获取利润意味着经济系统中存在许多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它是这一潜在过程的反映。因为新的生产领域存在的盈利差额会为生产者提供新的增长机会。这类新的领域总是作为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作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被开拓,并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现有部门的增长迅速,原有的经济部门的相对位置下降,新的经济部门崛起与发展,这样非均衡使经济系统中总会有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同时这一机会又带来增长。

篇6

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衰退,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强烈紧缩效应。在进出口贸易对我国GDP贡献率已达70%的条件下,客观上造成我国GDP增长率从危机爆发前的10%下滑到6%,已连续8个季度出现下降。

在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市场消化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原有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所掩盖的产能过剩已加速显现,无法通过扩大外需集中释放。部分企业生产能力也不能被有效利用,利润下降,国内商品贸易已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偏低,国内消费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导致出口企业的部分产品既无法在国外找到市场,又无法在国内全部消费掉,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在4万亿元投资的带动下,虽然在短期内基本可以保持8%的增长目标,但是经济结构如果不进行有效调整,会加剧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终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高。

(二)广义货币供给量增幅过快易引发通货膨胀

从我国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三者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以RM2代表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CPI代表物价水平,NGDP与RGDP分别代表名义GDP与实际GDP季度增长率,如图1所示。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经网1997～2009年相关月度及季度统计数据。

1998至2002年,RM2处于下降阶段,国内出现通货紧缩,RGDP在8%目标值上下波动;从2003年开始RM2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连续7个月增幅达到20%,并于2003年8月达到极大值,随后带动CPI开始上升,GDP增长率也显著提高;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与CPI呈现同步波动,RGDP平均保持在10%左右。由此可见,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与物价水平、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长率变动存在相关性,RM2的变动对滞后若干期的CPI产生较大影响。从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实际GDP增长率已从1318%下降至611%。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广义货币供给量M2同比增幅不断提高,从2009年1月的1817%上升到2009年5月的25167%,增幅连续4个月超过20%,连续3个月超过25%,这在近些年来货币政策操作史上也实属罕见。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M2增幅还将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增大了未来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但是,近期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国内经济处于紧缩状态,代表货币流动性的指标M2/GDP比率在不断上升,表明国内经济景气程度还不高,货币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内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较弱;虽然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目前还不存在向通货膨胀转化的条件。但随着国内经济景气程度的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将显著加快,由通货膨胀预期转化为现实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逐渐加大。

二、滞胀风险向现实转化的必要条件

分别以P(t)、RM2(t)、V(t)代表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M2增长率、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其中P(t)为对数形式(间隔为一年的两期CPI数据之差),货币流通速度以当期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比来代替。利用1998年至2009年月度和季度数据,通过建立向量协整模型来研究各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注:输出结果中:()内为标准差,[]内为t检验值。

由式(3)可得,在长期均衡条件下,通货膨胀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幅呈现同向变动,并由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幅共同决定。

(三)滞胀风险转化的必要条件

通货膨胀的高低是由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速度共同决定的。在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增长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分别以

V、L、CPI表示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动性及物价水平,其中货币流动性以M2与GDP之比来衡量,用来反映银行体系短期内可用资金的富裕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货币流通速度超前于CPI变化,且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与CPI变化趋势相一致,表明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会显著带动CPI上升;但货币流动性对CPI的带动作用没有货币流通速度明显。

从实证角度来分析,分别对物价水平、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货币流动性建立VAR模型,分别以CPI、RM2和L代表,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可分析RM2与L变动对CPI产生的影响。对RM2一个正向冲击会导致CPI在2个月后开始同向增加,并在18个月后达到极大值,RM2对CPI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对货币流动性L一个正向冲击会在315个季度内引起CPI的反向变动,并且CPI会在第2个季度后达到极小值,随后逐渐回落,但在315个季度以后,CPI会随L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并在第5个季度达到极大值,随后L对CPI的影响逐渐减弱,直到10个季度后影响消失。因此,RM2会长期影响CPI,从而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货币流动性L的增加在初始阶段会导致CPI降低,在较长的时间内也会对CPI产生正面影响。

另外,从VEC模型的长期结果并结合我国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来看,当前,由于经济景气程度不高,还处于下行区间,RM2快速上升会直接促使货币流动性增加,并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显著降低。现阶段,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并不能直接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在经济景气程度不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提高时,广义货币供给快速增加会引致通货膨胀。所以,经济景气程度的上升并促使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提高或货币流动性降低,是货币供给过快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前提。

三、宏观经济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

外需持续减少,经济增长目标只能依靠增加消费和投资来实现,但在滞胀风险逐渐放大的背景下,应对宏观政策组合进行适度微调。

(一)宏观经济调整方向

宏观经济调整需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的变化形势,将宏观经济的调整目标和重点放在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以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充分化解滞胀风险等内容上。

第一,微调宏观政策组合,有效化解经济风险。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对经济复苏所发挥的作用要远高于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无法充分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也无法在经济基础面逐步好转时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调。在现阶段,为有效防止经济出现衰退并发生通货膨胀,应在对经济景气程度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行有效监控的同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对政策组合迅速调整,以便及时有效化解经济风险。在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应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或适度紧缩,以避免国内货币超经济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同时防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而在货币流通速度持续降低时,在实行积极货币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努力改善公众预期,提高政策组合效果。

第二,积极调整投资方向,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在现有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每新增1万亿元,就能有效拉动GDP增长313%,所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增加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投资对短期目标的实现确实有支撑作用,但是长期却会进一步增加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确保投资规模不减的前提下需要积极调整投资方向,将投资集中于能长期有效带动国内消费显著增加的行业。从投资对消费的影响来看,我国投资在中长期内对消费影响较为显著,若以RCF代表消费增长率,以RI代表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如图3所示。从图中来看,对投资增长一个正向冲击在2个季度内对消费增长几乎不产生影响,但在2个季度后会引起消费增长率显著提高,并在第6季度达到峰值,随后影响虽逐渐减弱,但在长期依然存在,表明即期提高投资增长率会带动中期消费增长率的显著提高。

图3消费与投资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图

第三,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带动内需有效增长。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支出对GDP贡献度非常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远不及投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贫富差距较大,呈现出“二八”现象,并由此导致货币需求呈现出逆周期变动:在经济处于低迷阶段,由居民流动性偏好所决定的狭义货币需求和准货币需求会同时上升,居民谨慎性动机所决定的准货币需求上升会更为明显,最终准货币需求的上升会以储蓄存款等储备性货币资产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产生制约;在经济繁荣阶段,准货币和狭义货币需求都会下降,但由居民交易动机所决定的狭义货币需求下降更为明显,并最终以活期存款和流通中货币的相应减少来表现,从而促进消费增加。因此,为有效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内需,除应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将收入向活劳动倾斜,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之外,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谨慎性动机,减少货币需求,刺激国内消费。

(二)货币政策选择

货币政策依然要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逆经济周期调节作用,并将货币政策调整重点放到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滞胀发生、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政策工具刺激长期消费,扩张中短期投资。对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M2、投资、消费构建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发现:本期给利率一个正向冲击后,对投资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投资增幅会在3个季度内显著下降,并在第3季度达到最低点,之后影响会逐渐稳定,表明降低利率对投资增长会产生较为稳定的带动作用;本期给利率一个正向冲击后,对消费增长会产生长期稳定的负向影响,表明降低利率在长期对消费增长会产生显著刺激作用和持续效应,利率冲击对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产生的影响如图4和图5实线所示。广

义货币供应量M2的变化也会对投资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如图6和图7实线所示。本期对M2变动率提供一个正向冲击会对消费变动产生正向影响,在前3季度内消费增长会有较大波动,并在第2季度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稳定增长,表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消费长期稳定增长;本期对M2变动率提供一个正向冲击,在前4个季度内会引起投资增长的同向变动,但幅度逐渐减弱,在第5个季度,这种影响趋向于零,表明货币供应量M2变动只在短期内能够提高投资增幅,长期基本无效。

第二,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抬头。2009年前5个月,信贷扩张迅速,信贷规模已达到5118万亿元,全年新增信贷5万亿元的下限已被轻松突破,在经济尚未复苏的前提下,目前还不具备货币适度收紧的条件。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相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调整信贷结构与方向时,必须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和长期效益进行权衡,以此作为调整信贷结构、确定信贷方向的根本。同时,为防止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并存,应加强对信贷规模、结构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节奏和管理方面应进行必要的监管,将优化信贷结构作为信贷调整的主要方向。

第三,灵活调整基准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在4万亿元投资基本成为政府主导的情况下,降低利息是减少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这样才能为经济复苏、反弹提供良好支持。虽然人民银行已从2008年12月23日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127个百分点,但是目前国内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维持在2125%和5131%,基准利率依然相对较高,下调空间仍然较大。此外,在商业银行再贴现量不大的情况下,继续下调再贴现率可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再贴现业务,活跃商业票据市场,增强商业信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降低再贷款利率,为面向农村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现阶段,由于银行体系内外利率水平相差较大,不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因此有必要对包括再贷款、再贴现在内的利率体系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以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金融对民生、“三农”、中小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消费和投资对利率敏感的作用,扩大消费和投资规模。

四、主要结论

随着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加速向实体经济蔓延,我国经济已遭受到剧烈冲击,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已实现向“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防衰退”转变。为此,我国从2009年初开始,已连续3个月保持广义货币增幅超过25%,创10年以来的新高,这对未来物价水平将产生较强推动。同时,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在外需萎缩、出口无法快速恢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长速度已远低于潜在值,经济出现滞胀的风险在逐步增加,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困难。本文利用1997年1月至2009年5月名义GDP与实际GDP、投资、消费、利率、广义货币供给、消费物价水平、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动性等变量的季度或月度数据,对货币供给、货币流通速度、通货膨胀等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通过VEC模型分析探讨我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我国通货膨胀率、货币流通速度、广义货币供给增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均衡时,三者呈现同向变动。国内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由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供给增幅共同决定,在广义货币供给增幅显著提高,但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

第二,经济景气程度不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或货币流动性降低,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当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显著加快时,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将会引发通货膨胀。

第三,现阶段,应结合国内外经济变化形势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微调,将调整目标和重点放到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等内容上。此外,对经济景气程度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行有效监控,以便有效化解经济风险,提高政策组合效果。

第四,应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对长期消费、中短期投资进行调节;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信贷节奏和信贷方向的监管,积极引导私人部门投资,防止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灵活调整基准利率,降低融资成本,扩大消费和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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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农民的行政费用占据农民经济生活费用的很大一部分，所以要减轻农民的负担，首要前提是减少农民的行政费用支出。其次，民主选举也很重要，农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有一部原因也是因为没有好的领导者，民主决策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政府应该在每个农村实行民主选举的制度，通过民主选举推荐一个合适的领导者，为农民的经济问题出谋划策。另外，农村的税费征收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点，一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加上税费的征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生活的经济压力，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所以，政府应该加强税费改革，实行减免征收税费，为农民减轻一点生活负担。

（二）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

加强农业扶持的方法有很多，政府应该提倡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通过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但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收入，还可以保护环境，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政府也可以调整农业的生产结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通过协调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完善。培养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也很重要，国家欠缺的就是农业方面的优秀人才，政府可以大力培养农业方面的技术人才，让更多对农业感兴趣的人参与到农业发展中来，从而促进农业的稳定增长。

（三）实施财政补贴政策

政府要加强对粮食价格的控制，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来巩固农民的收入，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政府必须建立粮食保护制度控制粮食的价格。也可以通过财政方面的补贴，稳定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日益发展的生活水平，将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销售到市场，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政府还可以实施合作医疗、社保等财政补贴政策，帮助农民尽快的脱离贫困生活。

二、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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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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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胀，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应该如何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更好地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管理者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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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与“保民生”的意义

金融海啸以来,中国主要实行的是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次降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部分政策都是以保增长、保速度为出发点,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结构的调整,保环境、保民生应成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安排中,有1300多亿投向了医疗、保障性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同比增长25.1%。但在笔者看来,媒体和大众往往只看到其拉动消费的作用,殊不知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是中国在这一具有世界意义难题面前,通过应对次贷危机形成的重大改革步骤,它将深深影响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将中国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单纯地看成是拉动内需有些偏颇。将于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把“调结构、防通胀”作为重点,财政收入的增长要同个人收入增长相协调,政府投资的限度和节奏都将做大的调整。笔者以为,调结构是一个动态过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如果调结构被理解为只是在老产业中进行资产重组,甚至是“国进民退”式的重组,并且符合国内需求、国外需要的新产业发展缓慢,就业也不能够较大幅度增加,那实际上就没有达到调结构的真正目的。如果符合客观需要的调结构、保民生的政策出台了,就是某种意义的目前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了。

“触底反弹”与“自我修复”

是“退出”的充要条件

现在,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开撤的信号。中国该不该响应?这需要探讨宏调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中国央行认为(中国人民银行5日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一是要从理论上判断,退出应以危机的影响基本消除、经济恢复增长为前提。但实践中,需要对退出时机和力度作出准确的判断,否则,政策退出过快,可能给复苏带来压力;退出过慢,则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和恶性通胀。二是关于退出工具的选择。除逐步缩小应对危机的数量型工具规模、适时运用常规工具外,也可以考虑创新其他工具,以保证在经济复苏时既可以较快地回收大量流动性资金,又不会使信贷市场发生较大波动。三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等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及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应避免政策效应的漏损,或以邻为壑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损害。笔者则以为,刺激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触底并持续反弹,充分条件是经济已经出现自我修复机制。复苏会是什么方式?V形(快速回升到正增长)、U形(缓慢的复苏)、W形(双底形)或是L形(长期衰退)?所谓触底反弹和自我修复,在美国是一回事,在中国是另一回事,到了印度可能又是其他一回事了。在美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银行开始向政府还钱,破产保护的通用公司也开始还钱了,宣布了债务偿还计划。据称要分期偿还欠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67亿美元和14亿美元债务。企业的高管认为已经不需要政府这根“拐棍”了。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主要可以看“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指标的情况。2009年上半年,尽管中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88%,是过去10年平均值的两倍,但消费的增长却并不同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消费需求占GDP比例较低的时候,内需可以绝对支撑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实,只要“三驾马车”比例不失调,内需、外需都在提升,就可以考虑放弃刺激政策。

如果把美国挽救金融危机的政策比作是给经济“排毒”,那中国就是在给经济“大补”。4万亿当中,有1.8万亿即使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要投入,这属于前面所说的正常财政投资。非正常的是另外的2.2万亿,是特殊政策。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治医”,银行信贷变成了项目投资,经济是政府投资拉动型增长,而非自然“康复”、可持续增长,因此应逐步撤出。当然,刺激也不能一下子全断掉,要考虑到乘数效应(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一般是后者大于前者)和加速数效应(收入或消费的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变动,后者的增长一定要快于前者),因此,“退出”不可能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令行禁止”过程。利率与资产泡沫是“退出”的着力点

经济的刺激政策,如果行之有效,可以增强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人们感觉到有政府的依靠,对未来“托底”。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同样重要。退出时机的把握,力度的调控,明确未来政策退出的机制,可以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会对未来经济走势形成实质的影响。笔者认为,退出机制的最明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率上。为了削减赤字,各国央行通过将利率减到接近零的水平(瑞典的利率甚至在零以下),再辅以发放超常的信贷来缓解市场的不足,以增加货币供应。美国的货币基数在一年内翻了一倍。若中国不考虑跟进他国的退出机制,就有可能出现利率息差,资金流量就会发生变化,通货膨胀等压力就会出现。现在,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已撤销,而中国还在堆钱,难免会出问题。现在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已退出,美国实际上也已退出,北欧各国正在退出,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利率,减少货币的供应量。发达国家这次的经济刺激政策,在执行中资金供给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例如拍卖等,形成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存款和现金,因此,它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收回市场中的流动性资金。中国的刺激政策却不是这样,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银行信贷是大量项目投资的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旦财政、货币政策退出过快,资金跟不上,那就意味着“半拉子工程”激增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因而,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退出机制是不容易的。中国事实上也在逐渐相机撤出,央行公开市场回笼货币,逐月变化信贷投放的举措都体现了这点。有媒体预测,中国2010年上半年至少会有两次加息。流动性减少,股市不会有太多收缩迹象,但房地产市场会由于贷款政策的日趋谨慎而放慢增长,股市会持稳或往下行通道波动,房价会得到一定的抑制。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资产价格的膨胀。2009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8.9%。中国宏调刺激措施迟迟不退出,过度信贷将使资产泡沫继续放大,但国内一般产品的生产能力的事实全面过剩,又使得一般产品的物价难以高企,通货膨胀和缓,这反而会对形势判断形成困惑,退出机制迟迟难以出手,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退出机制越有效,市场对未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越平和,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追逐也会越理性。当然,中国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要协调发展,投资结构是关键,判断也需要正确,事实上,人们的许多判断是似是而非的。例如,人们在谈及中国内需增长缓慢时,大多会将原因归结为社会保障的缺失和不到位。研究表明,社保投入提高了,消费却未必上得去,因为养老的钱和看病的钱省下了,却可能存入银行或全扔进股市里了,边际消费倾向反而可能会因此递减。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应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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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经纪业务指证券公司通过其设立的营业场所和在证券交易所的席位，接受客户委托，按照客户的要求，客户买卖证券的业务。具有业务的中介性、业务对象的广泛多变、客户指令的权威性和客户资料的保密性等特点。

一、我国证券经纪制度发展概述

2002年前，多数证券公司并不主动开发客户，而是采取等客上门的方法开展业务，即所谓“坐商模式”。2002年5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的《关于调整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通知》，浮动佣金制开始执行，迫使券商开始重视经纪业务营销。证券行业内出现“全员营销”模式，证券经纪业务营销模式创新不断涌现。2009年4月以来，《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证券经纪人制度终于走向历史前台，我国证券经纪业务营销从最初的“坐商”阶段发展到了以证券经纪人模式为代表的“行商”阶段。

二、证券经纪业务营销存在的问题

（一）同业竞争激烈，佣金比率持续下降

目前，证券公司市场份额主要通过营业网点优势来实现，经纪人之间竞争激烈。另一方面，经纪人佣金比率持续下降。2007年前，各券商对散户执行高水平佣金政策，仅对部分中大户实行固定佣金折扣，或按交易量及资产规模标准进行相应下浮。2007年开始，投资者成本意识加强，佣金政策开始大幅松动，各券商佣金平均水平不断下降。佣金下降是同行竞争的结果，动摇了券商的服务定价体系，对经纪业务依赖度较高的券商来说，对其收入和利润产生直接负面影响。

（二）经纪人激励约束管理制度存在弊端

我国多数券商绩效考核处在“量化考核与目标考核阶段”，存在短期激励大于长期激励；缺乏团队激励与个人激励的结合；缺乏证券经纪人职业管理者；结果管理大于过程管理等问题。这些简单的考核方式仅能从短期内鼓励证券经纪人的积极性，不利于长期发展。

（三）经纪营销人员匮乏，培训工作有待提升

根据我国证监会规定，证券经纪人须具备证券从业资格证方可上岗，而近年证券从业资格证通过率仅为20%-23%。另一方面，证券公司同与其合作的第三方存管银行如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开展银行驻点证券经纪营销业务，银行网点众多，证券公司经纪人储备严重不足。此外，多数证券公司入职培训时间短，入职后继续培训的系统性有待加强。某些证券公司仅依靠每周两次会议来开展后续培训，无法满足广大客户的服务需求。

三、证券公司经纪营销业务问题的对策分析

（一）创新经纪服务，提高市场占有率

创新服务建设可以从营业部服务、合作企业、媒体宣传等多方面入手。如在办理证券开户、资料变更、“亲情化”服务等业务时，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和交易软件专业培训学习；与研究与咨询机构合作，为客户提供经纪咨询服务；通过广播，广告牌，短信，电子邮件等，为客户提供每日市场分析，分享技巧，基金的建议，优惠及其他相关信息；建立专业的客户服务中心，为客户提供远程咨询服务等。

（二）健全经纪人激励约束机制

经纪营销绩效考核应由个人激励向团队激励，短期激励向长期激励，业绩导向向业绩与管理结合导向转变。(1)证券经纪人考核。含客户满意度；销售净收入；佣金收入比例；团队合作业绩等。(2)团队业绩指标。依据营销战略与地区战略共同确定，可考查大客户维护、新客户开发、客户关系管理及团队建设等方面.(3)团队业绩与个人业绩结合。个人考核在重点衡量业绩的基础上，加强个人对团队的贡献考核，实现个人与团队的结合。例：最终个人业绩考核分＝个人业绩×80%+ 团队业绩×20％。每月提取证券经纪人个人激励提成20％作为团队整体激励基金，在团队内二次分配。每月按照一定比例提留团队激励，作为团队学习经费或活动经费。

（三）建立多元化经纪人培训体系

根据经纪人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形成证券营销经纪人培训体系，具体包括：展业培训。业务流程，开户流程，行情软件应用，集合理财计划，大盘分析，营销技巧和营销话术培训，技术分析初级讲解等。(2)激励课程。聘请营销讲师，结合证券经纪业务工作，展开培训，激发经纪人工作热情。(3)座谈会形式会议。促进经纪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升经纪业务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幼芳.证券经纪人关键业绩指标绩效考核制度初探.党政干部论坛,2009

,(6).

[2]徐永涛.中信证券与海通证券价值评估比较案例分析.华中科技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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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国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进程中，随着社会各阶层人群收入水平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社会保障中关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矛盾也日益突出。中低收入家庭购房可望而不可及已经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经历了无数期待之后我国出台了现行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即政府提供无偿划拨土地，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建设经济适用房供给中低收入购房者。该项政策一度成为社会各界的希望，政府希望能借此消除由于房价过高而导致的不安定因素，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和谐社会。然而经济适用房在实现其经济和适用的社会保障特性时并不是一帆风顺，出现了许多奇怪现象，诸如开发商不积极履行开发建设合同；经济适用房最终为富人拥有等问题。这样就与政府推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初衷相违背。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用经济学中的博弈论理论来加以分析。

二、基本假设

1、参与人是理性的,即严格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2、仅考虑纯战略的情况。

3、“补砖头”和“补人头”。基于2004年5月13日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界定，目前我国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假设该政策为“补砖头”；将政府对中低收入购房者仅提供资金补贴假设称为“补人头”。“补人头”时，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过程和普通商品房一样，只是在销售阶段对有资格的中低收入购房者提供资金补贴，其资金补贴额等于土地出让金与部分税费之和，即将“补砖头”时的优惠补贴给中低收入购房者。

4、“正向努力”和“逆向努力”。房地产开发商积极履行建设合同，努力通过技术改进和有效管理降低开发成本称为“正向努力”，反之称为“逆向努力”。

三、模型组成要素

本文应用的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的策略型表述，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局中人。即博弈的参与者，他们是博弈的决策主体。本模型中参与者甲指政府，参与者乙指房地产开发商。

2、策略。指每个参与人在博弈中可以选择采用的行动方案。本模型中参与者甲的策略为s1i∈S1i=（s11,s12）=(补砖头，补人头),参与者乙的策略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

3、支付函数。支付是指参与人从各种策略中获得的收益。经济适用房中政府的支付函数U(s1i)=R+F-C1-C2-E

R指土地的出让金，F指相关税收，C是政府政策的监督成本，可细分为对开发商认真履行合同的监督成本C1和对购房者的监督成本C2，E是政府对中低收入购房者的资金补贴。

作为理性人，开发商的支付函数有两种，当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

C\''''=（P-∑Cj-C\''''\''''）÷r

式中r为经济适用房开发中开发商的利润率，∑Cj为开发商开发经济适用房的各项直接成本之和，a为常数系数，k为大于1的常数，C\''''\''''为开发间接成本。P为中低收入家庭能够接受的经济适用房最高价格。

公式说明：根据《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中的规定，经济适用房开发商的利润率不能超过开发直接成本的3%，这远低于一般商品住房开发的利润率，因此开发商的利润实际上成了开发直接成本的函数，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会随着开发成本的增加而增长，当成本增加引起的经济适用房价格上升到中低收入购房者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时，开发商的利润开始随着成本的增加而降低。

当政府采用“补人头”方式时:

U(s2i)=Q×P－Q×∑Cj－Q×∑Cj\''''\''''

此时将经济适用房开发建设放入商品房开发建设的大市场环境中,在短期内，市场价格P不变。基于城市规划对建筑密度和容积率都有限制，以保护居住环境，防止房地产开发商过渡开发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住房开发量Q应该有上限值Qmax，通常开发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开发时总是取Q=Qmax，于是此时U-i=Qmax×P－Qmax×∑Cj－Qmax×∑Cj\''''\''''，即开发商的支付函数实际为各项成本之和的函数。开发商的利润会随着开发成本的增加而降低，随着开发成本的降低而增加。

四、占优战略均衡分析

1、对于政府。其策略为s1i∈S1i=（s11,s12）=(补砖头，补人头)，支付函数U=R+F-C1-C2-E

当s1i=s11=“补砖头”时，根据《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的规定，土地出让方式为政府划拨即土地成本为0，而且税收优惠1/2，取值F/2，但是没有资金补贴。于是在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其支付函数U（s11）=F/2-C1-C2。

当s1i=s12=“补人头”时，由于将经济适用房开发商视同为普通商品房开发商，相对于“补砖头”时，政府对开发商的监督成本为0，同时和对待普通商品房一样政府收取全额土地出让金和各项税费(即此时的税费相当于“补砖头”时的2倍，取值F)，而根据模型的假设，政府对购房者的资金补贴为E=R+F/2，于是：

U（s12）=R+F-C2-（R+F/2）

U（s12）-U（s11）=［R+F-C2-（R+F/2）］-［F/2-C1-C2］=C1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假如政府采取“补人头”政策，即使将全部土地出让金和一半的税费用来补贴经济适用房购买者，那么还可以节省下对于开发商的监督成本C1，当然指的是相对于“补砖头”时的监督成本，并不是说对开发商没有监督。为了方便计算和比较，不妨将公式进一步简化，令U（s11）=0；U（s12）=C1（C1为正数）

2、对于开发商。在分析开发商的效用时，直接量化不容易，笔者在此根据支付函数的内涵用量化利润率来代替说明。

当政府采用“补砖头”政策时，其支付函数为：C\''''=（P-∑Cj-C\''''\''''）÷r

开发商的策略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当s2i=s21=“正向努力”时，即开发商按照普通商品房经营方式运作经济适用房，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努力通过技术改进和管理水平提高来降低成本，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可以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却并不能明显增加开发商利润率，因为按规定最高才是3%，假设开发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取最高利润率3%;当s2i=s22=“逆向努力”时，根据此时的支付函数形式，开发商的收益其实是开发直接成本的函数，开发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增加成本而提高利润，同时通过虚增成本和成本转移这些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很难查知的方式适当提高其利润率，比3%高，但不会太高，假设为6%。

当政府采用“补人头”方式时，其支付函数为：U(s2i)=Q×P－Q×∑Cj－Q×∑Cj\''''\''''

据调查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上正常情况下普通商品房的利润率约为10%，开发商的策略s2i=s21=“正向努力”时，根据支付函数形式，随着开发成本的降低其收益将会增加，利润率提高，可超出10%，假设取11%；相反s2i=s22=“逆向努力”时，利润率将会低于10%，假设取9%。

通过上述博弈分析，将效用组合结果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博弈中的占优战略组合为（s12，s21）（“补人头”，“正向努力”），即政府应采用“补人头”方式，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努力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是经济适用房的良性循环之路。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政府积极采取经济适用房政策来缓解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压力是正确的。但是在分析中，通过与“补人头”政策的对比，暴露出了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根源，也预示着新的改进方向。

第一，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中规定的3%的利润大限，违背了开发商的根本利益和市场经济法则，开发商背负了部分本不属于自己的职能，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导致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难，也出现了许多荒唐的现象，比如将经济适用房卖给拥有豪华轿车的富人们，比如将经济适用房建设成大平米的豪宅等等。

而如果采用“补人头”政策，将经济适用房并入普通商品房市场上，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有足够的利润激励其采用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品，从而节约社会资源和进行良性竞争。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将征收的足额土地出让金和部分税费补贴给有资格的中低收入购房者，来实现经济适用房的职能，保证了开发商利益的同时，也保障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有效的避免了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中3%利润大限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二，现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加大了政府执行该项政策成本，在低利润率限制条件下，开发商开发经济适用房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房地产公司通过开发一两个经济适用房项目来作为点缀，其实是相当于通过少挣的利润来作宣传增加知名度了；第二种便是房地产公司“逆向努力”来增加收益，比如通过虚增成本，成本转移等方式增加收益和利润率，或者干脆贿赂政府中不称职官员改变土地用途直接获取暴利。对于第二种可能，政府要很好地执行政策必然会付出更多的监督成本，增加了政府的负担，降低了政策执行效率。而“补人头”方式中，政府只需按照普通商品房的监督方法来管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以及对购房受补贴的必要监督，不用再增加成本来监督开发商认真履行合同了。

【参考文献】

[1]王文举：博弈论应用与经济学发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M]，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