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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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罗纳德科斯研究中国经济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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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当前，中国国民经济得以迅猛发展，中国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连续上了几个大台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乡居民用于吃、穿方面的开支占全部生活费支出的比例大幅下降，消费档次大大提高。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90年的18548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95933亿元，年平均增长9.3%，人均GDP由1648元增加到7543元。人均GDP在2000年达到7081元，按当前汇率计算超过800美元，实现了中国第二步发展战略，目前人均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表明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目前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的困难重重，大体有以下方面。一是中国经济整体素质不高。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还不够强，科技水平明显落后，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尚未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质量和效益不高。二是人口总量庞大，人口素质较低。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将接踵而至，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难以改变，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是资源短缺，人均资源明显不足。目前，中国人均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中国多年水资源总量为28100亿立方米，人均淡水量225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中国是少林国家，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4%；人均森林面积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矿产资源种类不全，有的虽储量不少，但品位低，开采难度大。在资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破坏和浪费又非常突出，滥采、滥垦、滥伐屡禁不止，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流通和生活、消费方面浪费惊人，进一步加剧了资源不足的矛盾。四是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极为严重。部分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令人触目惊心，部分大中城市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急剧增加。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处于较高水平，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流失面积已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散。7大水系污染严重。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作为主要经济水生生物的产卵场和索饵育肥场的近海和内陆域严重污染，水生生物亲体繁殖力和幼存活力急剧下降，水生生物得不到补充。过度捕捞导致主要经济鱼种资源严惩衰退，经济渔业品种日渐衰减，渔获组成的营养级水平逐年下降。物科濒危现状十分严重。中国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600种野生动物已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事实证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发展不仅不能持久，而且最终会给我们子孙后代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当前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高度持续增长，必须审时度势，立足现实，找准问题的突破口，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发育层面差异大的国家里，必须历经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大量事实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认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切实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努力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一）保护环境，建设生态

目前，中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中国的环境令人担忧。大家不会忘记，西北起沙暴，京城降泥雨，南海泛赤潮，环境警钟频频向世人敲响。西南、华南、中南、华东酸雨连片，北方还有一块二氧化硫区；淮河、辽河、海河、太湖、巢湖、滇池水体遭受污染；蓝天难见，垃圾围城，黑水穿堂，是不少都市的景观；江、浙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是中国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范例和缩影，但是，环绕太湖的近千家企业的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广大农村化肥、农药的污染，养殖业的生物污染，以及星罗棋布的城镇居民生活污水的污染，使美丽的太湖遭到严重污染；大量事实告诫我们：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二）珍惜资源，节约资源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问题是未来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资源可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两类。水、土壤、森林、草原等，大体属于可再生资源。74%的工业原料、85%以上的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地球上的资源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地球上众多资源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所以，珍惜资源，节约资源是全世界应该共同遵循的原则，中国更应当这样。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思路

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全面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必须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的持续协调发展。实施持续发展战略，实质就是要树立新的发展观，改变传统发展思路和模式，经济发展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而是要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性循环的协调统一。当前，实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前提下，努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具体思路如下：

（一）要做到节约与开发并举，合理利用资源

这就要求我们要节制对自然的索取，珍惜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自然界中的大多数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在利用资源时，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带来的资源短缺问题，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近年来，中国的水土流失问题严重，北方出现了沙尘暴天气，这与过度开发和资源浪费有很大关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中国的“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做到积极植树造林，禁止滥砍滥伐，培养节约意识，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努力寻求各种可再生资源等等。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行清洁工业和生态农业

在过去的发展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粗放式的，这就带来了资金、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同时还带来了十分重要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严重。因此，必须要将经济增长方式有粗放式增长转变为集约式增长，推行清洁工业和生态农业。清洁工业也是一种生态工业，它具有低污染的特征，这种生态型的工业生产能够带来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生态农业也是将传统技术精华同现代科技成果结合起来的新兴农业，它可以保护土地资源，提高生物产量，并且带来生产上的低污染甚至无污染。

（三）大力发展农业，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必须研究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是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二是把现代科学成果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建立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加强林业资源保护，建设绿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抓好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要突出区域特色，把培育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能形成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也能从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放眼国际市场，努力扩大内需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已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每个企业都把兼并、重组行为作为增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传统产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每个企业面对新形势，必须积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上档次和效益，力争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开创“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间投资需求。明确民间投资方向，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等来加以引导，使这些“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拉动力量，是经济启动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分析当前消费需求的结构与特点，理清思路，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与升级，以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路，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源与节流并重，预防与治理结合，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大力促进和逐步建立节地节水型生态农业体系、节能节才型工业生产体系及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消费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六）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国土资源，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永续利用。重点推进水、土地、矿产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实施海洋开发，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同时加强近岸海域水质保护。研究预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国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整顿矿业秩序，使之产权清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依法维护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利用国外资源与维护中国资源安全的关系，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七）要以关停和淘汰、压缩促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推动污染防治

巩固和提高工业排放污染物达标成果，淘汰关停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严重污染环境、达不到经济规模的水泥、火电、化工、造纸和电解铝，要坚决按期关停淘汰；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转向大型工业企业生产低污染配套服务，并向城镇适度集中，实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继续推进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要把清洁生产作为提高工业生产环境质量的关键措施。污染的“末端管理”是被动的管理模式。而清洁生产则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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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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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2012B201）

当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学习汉语，来华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这些来华的留学生学习目的不尽相同，学习时间也有长有短，从几周的体验式学习到几年的专业学习都有。对外汉语教学除语言的教学外，文化教学也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逐步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并展开了研究讨论，到现在已经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教学，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教学，如中国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以及一些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二是指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教学。本文所谈论的对象是后者。

根据当前的对外汉语课程设置，中国历史文化常识课一般开设在中高级阶段，学生水平一般较高。以笔者所在的学院为例，这门课作为必修课开设在本科三年级。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他们也有学习这门课的愿望，而他们的汉语水平又处于较低的层级。那么，我们能不能为这部分学生开设这门课呢？如果可以开设，该运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

我们认为，可以为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开设这门课，只要教学方法运用得当，也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心得，提出以下几点教学方法和策略。

一、教师用语的运用

合理运用教师用语，这是教师讲课时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教师的课堂用语必须符合学生的汉语水平，否则，教学目的就很难达到。我们在面对初级阶段留学生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常识课时，如何运用教师用语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需要注意：

（一）尽可能地采用初级阶段学习过的句式、词汇

这首先要求授课教师了解初级阶段语言课程的教学内容，熟悉初级阶段的教学方法。这样，在历史文化课的教学中就能很好地把握学生的特点，使用学生能够理解的教师用语。

比如我们在向学生介绍故宫的太和殿，可以在展示图片的同时，告诉学生在故宫中“太和殿最大”，再告诉学生“皇帝最大”，然后再告诉学生只有那些重要的日子如“皇帝登基（可用“新皇帝第一天”来表述）”“皇帝结婚”“元旦”（用“中国的新年”表述）等，皇帝才会在太和殿举行仪式。这样，学生便能够明白太和殿的重要地位和它所象征的意义。再比如，我们向学生介绍秦始皇兵马俑，可以结合图片，告诉学生这些兵马俑的身高，兵马俑的数量以及这些兵马俑相貌、神态的差异。这样，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几个句子和词语，便能让学生感受到秦始皇兵马俑的气势以及古代中国工匠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二）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词汇和句式

上面我们谈到在教学中，要尽量采用初级阶段学习过的句式、词汇。但初级阶段分初级上班和初级下班，这部分学生水平也是有较为明显的高低之分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尽可能使用简单的词语、句式。

比如我们在上面介绍太和殿时，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有“最、大、重要”;在介绍秦始皇兵马俑时，使用的关键词主要有“多少、多、高、一样”，这些词语都是初级阶段学生学过的，易于理解。

以上两点，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做到，需要授课老师熟悉初级阶段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并能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适时调整。

二、身势语的使用

在语言教学中，身势语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之一，有些内容用语言不易解释清楚，但有时通过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或一个简单的表演就能解决问题。在对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适当地使用身势语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们在介绍京剧旦角的分类时，老旦、武旦容易讲明白。但青衣和花旦则不易说明白，这两种角色除了扮相的不同外，还有性格的不同，一个文静，一个活泼。可“文静”“活泼”都是比较抽象的词语，我们很难跟学生解释。这时候，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演，用表情和动作将动、静两种性格展示出来，学生便不难发现这两种角色的差别了。

在初级阶段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合理地使用身势语除了能起到好的教学效果以外，还能增强教学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活跃课堂气氛。

三、问题的设置

对外汉语教学特别强调师生互动，它几乎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的。而问题的设置，教师问，学生答，是师生互动的一种常用的形式之一。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的教学中，我们也要设置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之中，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 以我们教学过程中的实例来做简单说明：

（1）龙门石窟有很多佛像，有的大，有的小，一共有多少个佛像？

A.90多个 B.900多个 C.9000多个 D.90000多个

（2）徽州的传统建筑修建“马头墙”的目的是什么？

A.为了好看 B.为了防水 C.为了防火 D.为了防小偷

（3）兵马俑有多高？他们一样吗？你觉得有多少个？

问题的类型可以是选择题，如上面（1）（2），也可以是问答题，如上（3），也可以是其他题型。问题提出后，给学生自由讨论的时间，再分别请学生给出答案。最后，教师公布答案，说明原因。如第（1）题，公布答案：D。然后简要说明。很多学生可能想不到数字会这么大，也必然会惊叹于中国历史之悠久，积淀之深厚。再如第（2）题，公布答案：C。然后我们再做说明。马头墙除了它的功用之外，现在已经成为了徽派建筑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设置问题，实现课堂中的师生互动，让学生在主动参与、积极愉悦的课堂气氛中完成学习，更有利于学生有效地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

四、教学内容的选取

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值得留学生去学习了解的方面很多。而学习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一门课在规定的时间内讲得全面透彻。在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初级阶段的学生时，我们更要顾及到学生的汉语水平和接受能力，必须合理地选取教学内容，把握好教学的深度和广度，切不可不分详略、主次而面面俱到。

例如，我们给学生讲“中国古代的神话”，只应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神话作为教学内容，讲清楚神话的内容以及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即可。比如反映人类产生的女娲造人、反映天地产生的开天地、反映对自然现象认知的后羿射日、反映不屈精神的精卫填海、反映人类始祖奉献精神的神农尝百草等等。这些神话基本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在远古时期对宇宙、自然以及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感知，对待生活的态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众所周知，多媒体在现代课堂教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历史文化课教学中，多媒体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它的使用常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对初级阶段学生的教学更是如此。图片、视频、一些文字内容的展示都需要使用多媒体。

例如，我们要告诉学生秦始皇兵马俑里的兵佣和马俑各不相同时，只需要通过播放图片即可达到目的。再如，我们想告诉学生长城有多长，只需要展示一张标有长城的中国地图，告诉学生长城的起点和终点，便能让学生感受到长城工程的伟大。再比如，如果我们向学生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可以用图片展示少数民族传统的服装、民居、美食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美丽自然风光，还可以通过视频展示少数民族的舞蹈、传统习俗、传统节日等等。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有利于学生直观生动地了解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要注意时机的把握和时间的控制，应以适时、适度作为基本原则。

以上我们谈了几点对初级阶段留学生的历史文化常识课教学的几个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学生个体不尽相同，即便是在初级阶段，学生的水平也有高有低，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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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魁京.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与第二语言的教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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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主要指的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提问和解答的方式将所要学习的内容逐步呈现给学生。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构成师生之间的有效交流，而且能够作为教师把握学生整体学习情况的重要凭据。因此，这一方式是各科教师都经常使用的方式，语文教学也不例外。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高耗低效”的现象仍然存在，提问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对教学的作用不高。所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只有提高教师的教学提问技能，改变传统的提问方式，才能发展学生创新的思维，构建有效课堂。

一、提问技能创新在教学中的作用

1.有效传递信息。任何一节课程都是整体教学的一部分，都有其需要学习的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这些内容进行提问，并通过问题的解答过程将所要教授的知识完整地呈现给学生，让学生体会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类似的问题举一反三，保证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例如教学的时候，这样提问创新对提高课堂有效性显得尤为重要。我在课堂教学中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提问的案例：在教课文《我的老师》时，我摒弃了传统琐碎、低效的串问串答形式，精心创新了两个课堂提问：记事的记叙文，重点在哪一部分？怎样才能把重点部分写具体呢？（出示投影片）

2.有效反馈信息。教师在提问时，可以根据自身对学生层次的把握有选择地让各类学生回答，并对他们回答的状态进行相应的总结，全方位地把握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情况。比如在《我的老师》课文教学的提问案例中，我要求学生对课文层次进行一定的划分和内容。学生通过相互的交流沟通认为本课描写了七件小事，重点是后两件小事的描写，并且这些描写抓住了事物的特点，详细有序地把事情的经过一步步写了出来，体现了重点的同时也突出了主要论点“蔡老师爱学生的美好心灵，学生更爱老师”。通过这一方式，教师及时地掌握了学生对于记叙文的理解情况和对于课文的掌握情况，学生概述课文和理解课文内容的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

二、提问技能创新在学习中的作用

1.有效的课堂提问能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对于学生来说，其学习积极性的提高是其综合能力提高的主要作用力。兴趣作为学生的导向，能够反映学生的思维方式，影响学生的行为习惯。教师合理地利用课堂提问，让学生置身课堂学习中，激发求知欲，有意识地参与课本教学，对所要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进而促进知识水平的提高。

2.有效的课堂提问能促进学生积极思维。对于学生来说，其进行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发现自己的不足并通过课本内容对自己的知识漏洞进行补充，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学生在学习时不断动脑。所以，教师要根据这一情况，对学生无法发现问题的地方进行思考设置，帮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另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自我提高的意识和学习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改变被动的学习方式，这样才能使得语文课堂从“高耗低效”转变为“低耗高效”。

3.有效的课堂提问能发展、锻炼学生语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逐步培养学生回答问题的能力。即当教师在进行提问时，要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一些进行语言性表述的环境，帮助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促进他们思考问题的有效思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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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间交流的频繁，目前急需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参与竞争，复合型人才一般被认为是既懂专业又能熟练运用外语进行交流的人。而目前我国高校在外语和专业课的学习上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学生往往能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却不能真正看懂专业文章；能在听力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却无法用英语交流。推行双语教学能有效地避免这种“应试哑巴英语”，在更广的学科领域、更丰富的语言层面上扩大英语实践，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双语教学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竞争力及提高综合素质”［1］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在高科技领域中，生物科学和技术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生物科学对医学和农学及其生产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涉及领域广泛。不可否认在生物知识、生物进展及生物教学等方面国外要领先很多，而这些相关信息多数直接来自原版杂志、原版教科书，因此，生物学科本身的发展呼唤双语教学。 

1.在生物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双语教学在我国高校中推进得较快，铺开的力度较大，而真正具备开展有效的双语教学条件的高校并不多，因此双语教学在各高校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 

1.1学生问题 

实施双语教学首先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问题，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接受能力将直接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和质量，所以双语教学对学生的基本素质要求较高，尤其是语言能力方面。我国虽然长期开展英语教学，学生从初中甚至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但由于一直以考试为指挥棒，过于注重笔头而忽视听力和口语，致使学生的整体语言水平一直不高。国内大多数高校生物双语教学采用的是国外原版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新颖，阅读量大，能提供该领域最新的专业知识，但对于英语水平较差的学生，这些大量涌现而又完全陌生的信息恰恰成为他们阅读和理解的障碍。加之高校普遍以大班授课为主，教师很难兼顾程度参差不齐的所有学生，因此双语教学会影响部分学生的积极性甚至导致学生产生抵触情绪，不仅不能促进专业学习，反而成为专业学习的阻碍。因此，对英语基础好的学生进行双语教学很有帮助，但对部分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双语教学反而会影响专业的学习。 

1.2双语师资问题 

双语教师是推动双语教学的关键，教师的业务素质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在专业课教学当中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外文板书、外文讲授，因此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外语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有牢固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 

双语师资短缺是高校推进双语教学的最大瓶颈［2］。目前我国高校中进行生物双语教学的教师一般都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专业基础比较扎实，并且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基础。但这些双语教师绝大多数没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他们的英语能力并不全面，通常在词汇和阅读方面能力较强，但听力、口语方面却相对薄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仅来自媒体或有限的阅读。在对某高校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3］，当问及“你对双语教师的英语水平是否满意”，仅有18.09%的学生表示“满意”，61.17%的学生表示“还可以”，而表示不满意的学生有20.74%。在“你认为给你们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师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一项，11.7%的学生回答的是“加强专业素养”，29.26%的学生回答的是“提高口语”。 

1.3双语教材问题 

由于双语教材是双语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师与学生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与媒介，直接影响双语教学的质量，因此实施双语教育的国家普遍重视双语教材的选择与开发，他们强调教材内容的选择要有理论性、可行性、针对性、系统性、易读性、真实性、文化性、规范性、教育性与趣味性［4］。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生物学科双语教学使用的教材多是原版进口教材，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师的教学热情，无法满足生物学科双语教学的要求［5］。第一，引进的教材费用太高。原版教材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语言地道、专业术语表述准确、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外该学科专业的研究现状，缺点是花费昂贵，使师生难以承受。另外，学生往往会为避免由于英语水平问题带来的理解上的偏差，需要购置相应的中文教材，这样就更增加学生学习的经济负担。笫二，引进教材的适用性问题。由于中西文化在文化底蕴、背景及思维表达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使学生在对引进教材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困难。 

1.4课程设置问题 

建立完整的双语课程框架指导双语教学朝向规范、统一、明晰的体系方面发展是双语教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何时、哪些科目开始实施双语教学最为合适是我国高校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英语在和生物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上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通过一两门课程的双语教学就达到理想的程度。因此，双语教学在生物学课程安排上，应注意其延续性，使其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阶段；双语课程的数量也应随着学生语言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但目前多数高校按照《大纲》精神是从三年级才开始开设双语课程，而且学时不多，因此，学生接触英语的机会依然很少，而从语言的学习规律方面来看，语言环境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的提高有直接影响，课时数量不够会导致双语教学的实效大打折扣。此外，课程设置应该具有连贯性，课程之间的衔接要自然、平稳，不能有过大的跨度，而目前我国高校由于师资方面的原因难以综合考虑到课程的各个方面。 

2.改进生物双语教学效果的对策与建议 

2.1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生物双语教学教师在进行双语教学之前，要清楚、生动地提出生物双语教学的目的和意义，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在生物双语课程开始阶段可以先给班级的学生发一些有关生物方面的外文资料，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阅读完，并且把主要内容以书面形式用中文表达出来。以此为契机，教师可以将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引出来，这样，学生首先在情感上认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便于以后双语教学的开展。 

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双语教学的“度”，过于简单的知识和英语对学生没有挑战性，无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过于难的知识，学生力不能及，会打消学生学习双语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习动机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英语水平，使新的学习内容与学生已有发展水平构成一个适当的跨度，并且做到在用英语讲授内容的时候难易适中，让大多数学生能够听得懂学得会。按照这一思路，在进行生物双语教学时首先根据学生英语测试水平进行分班。对于学生英语水平较好的班级，在授课时可以以稍微高于50%的英文比例进行［6］。对于学生英语水平稍差的班级，在授课时可以采用30%—50%的英文比例，适当放慢语速，对于学生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在用英语讲完后适当用中文作补充。至于部分外语水平过低的学生，我认为可以不必接受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毕竟不能以损伤学科教学为前提，对于这部分学生，用外语进行学科教学只能妨碍其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2.2加强双语师资培训 

高校生物双语师资的培训，应该以培养为主，辅以引进。培养包括双语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双语教师的在职培训。双语教师的职前培养是指对双语教学感兴趣的人员进行的就业之前的正规的教育。双语教师的在职培训是指对各学校在岗双语教师进行的双语教学的技能培训。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对双语教师的在职培训：（1）校本培训。由于不同高校开设的生物双语课程各不相同，教师自身水平及面对的教学对象之间差异相对较大，实施以双语教师任职学校或该地区层次相当的学校为基本培训单位的校本培训会是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现状的一种方式。这种培训首先要注重教师自身的双语教学实践和经验，并且要注重双语教师的自我反思。所以校本培训首先要有针对性，譬如教师所欠缺的是英语语言能力，培训就重点强化双语教师听、说、读、写等方面；欠缺的是教学技巧，培训就重点介绍演示各种课堂教学策略、手段等，总之，培训者的讲座要和被训者的经验和实践密切结合。（2）出国培训。选派优秀的双语教师直接去国外接受生物双语教育培训是有效而快捷的方式。这种培训不仅能直接有效地提高双语教师的英语语言水平与语言教学技能技巧，而且能使双语教师习得国外教师先进的双语教育教学理念、方法，开拓视野，了解多元文化。 

2.3加强生物双语教材建设 

高校生物双语教材在选用或编写时要紧扣教学大纲，教材的语言要采用纯正地道的英语来讲授和表达生物学知识，对于较难理解的部分可以多用短句和简单句，用清晰的形式对知识点加以表达。教材的内容通常要包括：学习目标和本章概要；专栏形式的阅读材料；每章结尾的复习材料，如关键术语表、小结、复习题等。书中还可以加入大量经过仔细挑选和设计的图表，这样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内容的了解。教材编写时要注意在系统讲授生物学知识的同时，保证其英语表达的准确性和原汁原味，因而可由国内外学者合作编写中国版的双语教材。 

2.4改善生物双语教学环境 

只在生物课堂上加强口语训练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利用好校园环境。如提供各种教育活动的时间、场地等，如语音室、多功能活动室、录像室、制作室、运动室、模拟社区、模拟超市等，保证学生双语环境下的活动时间，创设一个教师与学生平等融洽的心理环境等。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播放英语节目，开设英语交流与活动区域，邀请同校的外籍学生一起举办英语角，举办各种趣味英语竞赛、英文歌曲演唱比赛并采取多种奖励手段，尽可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创建一个全方位的双语校园环境，让学生在愉快的校园生活中、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潜移默化地使用英语。 

 

参考文献： 

［1］李榕.我国高校双语教学问题与对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23. 

［2］雅克.德洛尔.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袁长青，范正华.对我国高校推行双语教学模式阶段性成果评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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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式抽象；非实体性

论文摘要：(1)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2)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3)由西画表现形式出发，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载，魅力依然，在世界艺术之林永放灿烂夺目的光辉。其中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是祖先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艺术创作中最为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也为我们现代绘画艺术与设计教学及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现代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是现代设计与绘画的训练基础，是培养设计师美术家形象思维和表现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认识形态和创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础学科。民族传统文化是这门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作为一门艺术，把民族传统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实践基础，同时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也可以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不断得到滋养与有益的补充。在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内核与灵魂的最终展现，是以本民族文化为支撑的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主流。随着当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外教学体系在中国年轻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然而纵观中国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60至80年代出现的当代绘画艺术及设计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确的发展方向。

现今传统中国画已渐行渐远，不知怎的，这些画让人想起赵无极。我们天天对“现代”的努力已倾向于将传统连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现代”也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同化’。在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否则，无根无源，便是毁灭，是用“现代”在消蚀我们的传统。中国画即“近”而“远”。很“近”的物体塑造却获得一种悠远沧桑的感受;“实”而没有放弃空灵、自由，同时又在超逸的味道中获得一种隽永的境界。我们不应为观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是向纵深走去;这个“纵深’就是中国的“像”与“境界”。境:境界是中国文人曾在山水中遥望的“彼岸”，是中国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对于中国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灵的“境”。如果说确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现”(或日“中国式抽象”)存在的话，那它的目的不是导向“绝对理念”，而是指向生气氰显的“境”。我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宋元山水画不仅代表了“中国古典文艺繁荣”时代的“高峰体验”，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变的空灵之境。象:为我们展现中国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国画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义”。作为传统的灵魂之所在，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结点。“象”是一个世界，它代表宇宙与人的禅机，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实体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写实”，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经验让我们相信，只有实证化的探索才能确证，在现代绘画与设计中从内里真正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当代”的沟通与跨越;这不仅指理论学术，也是指创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基础如何发展的走向。

我们传统的绘画根源实际上是从宋元山水人手打开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间。借助西画表现的结构化的形式创新之所长，在个人绘画与设计的语言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维度。由此出发，或者我们可以重建某种主体意识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境界: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方式、概念内涵不尽相同”，以心象静观字宙之气韵流变，以山水遥望体悟人格与自然一体的彼岸之境;这无疑在重视中国山水美学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脉搏。而在深层意义上，它对我们当代艺术教学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觉醒，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如前所述，作为“象”与“境”的世界，其意义不仅仅是激活我们民族原有的流变、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激活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动力;更是在这种“宇宙之境”上与现代思维的同步与超越。如果说我们现代绘画与设计在基础教学中再不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更好的发展起来，我们的现在艺术教学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今国际上站在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家们已识到了这种宇宙本质的“非实体性”，他们的论证已证明中国传统“象”的范畴所具的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的文化将会引领世界文化。最后无论是从画家和设计师，还是从民族文化考量:这是一条摆脱世俗浮躁氛围，秉持超越信念，又发扬中国精神文脉的“当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把我们传统文化切切实实的融入到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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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出版较早且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环境史专著,当属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一书。该书在当时国家环保局宣教司的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所内及部分环境专家合作编写而成。其间作者大多具有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经历,故全书充分体现了科学史研究的风貌。该书取材宏富,涉猎文献广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批作者学术功底深厚。由于是多学科专史的学者共同编撰此书,其成果不可避免带有原有研究领域的色彩。但该书在整体思路上,已开始注意到综合考虑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和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有相通之处。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收集的中国台湾地区及国际上一些研究环境史的论文,其关注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所列篇章十分近似。虽然在叙述方式、角度上不尽一致,但涉及方面却大体相近。

《中国环境保护史稿》各个篇章叙述繁简得当,且将部分研究成果融入其中,此书中认为早期的自然资源管理者――虞衡应不晚于西周时期,此一推断业已被2003年眉县杨家村出土的窑藏青铜器上的铭文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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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12日美国科学史学会于美国波士顿成立，是迄今全球上规模最大、成立最早、影响最为深远、发展极为迅速的科学史组织，每年所产生的各大奖项在美国科学史上都极具影响力。对于年度美国科学史大会的获奖者及其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述无疑对于当下科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内森·莱茵戈尔德奖

1995年由纽约的艾达和舒曼夫妇创立，后来更名为内森·莱茵戈尔德奖。内森·莱茵戈尔德奖主要是奖励本年度撰写世界优秀科学史论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2011年度的内森·莱茵戈尔德奖获奖者是哈佛大学的詹姆斯伯格曼。其论文的题目是：和机会作战——基于概率科学谈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局的预报争议。其论文立意清晰，作者主要介绍了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服务局在19世纪80年代之争的细节。在地势优越的马萨诸赛州，布鲁希尔气象台首席气象学家克莱顿莱姆一览无遗地观测到在25英里半径的地方且能有效地依靠当地的天气模式进行观测。文中列述了当下二次文献与史学的相关问题，结果是这部作品成功地征服了不同的观众。此文章不像之前的“学术争议”确定孰是孰非，而是让“战斗的机会”的读者学会自己定义什么算是成功预测天气，使得本土与世界、理论与实践、数字与图片这些复杂的关系变成大家所能理解的东西。

二、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

海泽奖是1998年美国科学史学会设立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主要奖励对科学史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者。本年度的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被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及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史密斯森学会的亨森摘得，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组长，同时她还兼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物馆研究课程。亨森在教育界中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出版了许多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她的作品富有启示且具有教育意义，这些意义主要包括在展览广泛的议题，并使用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来源。与其说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主任，她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海森特别注重学生的哲学思维培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她所做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显然，从大量研究人员和广泛的话题范围内，她是一名优秀的和受人爱戴的学者，她在她的岗位上以极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培养了许多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

三、普赖斯/韦伯特奖

普赖斯/韦伯特奖主要奖励在ISIS上发表的优秀论文作品。本年度获奖者是西班牙独立大学的巴尔韦德，她在ISIS上（Vol.100， No.3）发表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1638—1694）骨史与整个身体的视觉阐析》。她借鉴了解剖学历史和技术及视觉表现的修辞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可视化分析，及西班牙17世纪早期现代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增加科学分析的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描述性解释更具哲学味，另一方面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增加修辞性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语境说明更具历史性，精辟地诠释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及其前人的研究，从而展示了一个在学术与宗教大背景下人类本质和知识生产的一个多变的世界。

四、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

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主要奖励授予四年内或发表研究“女性在科学中的贡献”方面的优秀著作及论文。一位华人学者获得了今年的有关女性的历史著作奖，她叫吴懿礼，来自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她的获奖著作是《女士的分娩产及晚期中华医药》。作者的观点是，从宋代开始，从妇女怀孕、分娩、产后这段时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高危的时期，这种观点受到人们对宇宙周期的质疑。作者的文章描述了早期女性身体差异很小，助产和干预是危险和无用的。作者暗示掌握普遍身体和宇宙学框架的男医生其权威性要远远超过妇科医药。女人的再生产：晚期的医药、隐喻和分娩一文转变了政治、宗教、文化的传统。她为学者挖掘与理解远古时代性别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沃森·戴维斯和海伦·迈尔斯·戴维斯奖

戴维斯奖于1985年设立，旨在奖励授予科普类作品，同时也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专著奖。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Oreskes获得了2011年度最佳读者奖，她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M.Conway合著《商人的疑惑》，此书是2011年美国最为畅销之作之一，书中写出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学者联合起来迷惑大众、混淆科学的历史。

六、菲泽奖菲泽奖史创于1958年，是由菲泽公司赞助旨在奖励授予具有开创性的科学史专著的作者。今年的菲泽奖被剑桥大学的罗宾逊获得。他获奖的是出版于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历史：古伊拉克的数学。作者利用逻辑分析方法使人们从另一层面认识到中世纪古伊拉克数学哲学与数学史之间的密不可分性。文章包括三个楔形文字文本，通过罗宾逊自己的努力使得古代伊拉克数学显示成为一门精通技术的艺术之作。其中作者解释和界定了考古证据，解读了琐碎的文本并分析了数学的相关公式。作者通过古代伊拉克官员、商人甚至是家系之中的历史所留下的符号与数字获得信息。罗宾逊娴熟地使用这些公式清晰地阐释了相关问题。

七、萨顿奖

最后一个也是最有份量的大奖是萨顿奖，这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乃至世界科学史界的最高奖，萨顿奖相当于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奖项创立于1955年，是由ISIS杂志创始人萨顿创立，旨在奖励世界学术团体选出的优秀科学史学家。本年度这一象征科学史界最高成就的荣誉的萨顿奖得主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此奖以奖励他一生在科学史领域获得的杰出成就。理查德教授拥有三个不同的学位，分别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生物学硕士、路易斯大学哲学硕士、芝加哥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1992年他曾就任于芝加哥大学科学史申请中心的主任，2004年他被任命为莫菲斯科学史主任教授，同时，负责分管历史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科学史研究中心。理查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执教过程中，芝加哥大学已经授予了他无数的奖项。

八、启示与借鉴

通过本届科学史颁奖典礼可以看到一个共性问题，许多学者在关于科学史的研究并不像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事实搜集与整理，而更多地倾向于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知与把握。两者的渗透与交流则造就出一个沿着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这也为我们今后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角。正如拉卡托斯有一句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乏力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其实，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它的哲学思考，真正的科学是富于哲理性的。本次大会为世界学者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不仅是传播中西方科学史的良好媒介，同时也为全球科学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魏讫东.爱西斯与科学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News of the Profession [J].ISIS， 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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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5-0076-05

一、引言

明末科技翻译的代表人物徐光启（1562―1633）翻译或编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和《崇祯历书》等学术著作，“成为最早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它介绍给中国人的科学家”[1]，引领了中国明末清初科技翻译的潮流，是中国科技翻译的奠基者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

21世纪的翻译事业迅猛发展，翻译教育方兴未艾，科技翻译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交流渠道，无古不成今，观今宜鉴古――“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离不开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2]。围绕徐光启科技翻译实践和“会通”翻译思想，本文的研究目的是：（1）回顾研究文献，清楚地认识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现状和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2）审视中国科技翻译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和科学精神，发掘徐氏翻译实践及思想的现代价值;（3）借助对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探索“研究翻译人物、超越翻译人物”和“研究历史、回归现实”的实现途径，尽力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日趋关注翻译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有关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两类：（1）学术专著。代表性的有Mona Baker所撰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马祖毅所撰《中国翻译通史》，罗新璋、陈应年所撰《翻译论集》等。（2）科研论文。截至2011年，CNKI收录的研究或论及徐光启科技翻译的论文共130篇，典型的有吴进的《翻译・会通・超胜――徐光启与中国近代科学》，张秀燕的《徐光启――中国科技翻译先驱》，张德让的《翻译会通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此外，王重民的《徐光启集》、阮元的《筹人传汇编》等为全面研究徐光启的科技翻译及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日益丰富的研究文献记载、描述和展现了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成就、翻译思想和历史价值，增强了中国科技翻译史研究的衔接性，促进了科技翻译史的现代研究。然而，上述研究路径大多是“生平简介―翻译成就―翻译思想”，史实考据多、理性思辨少，记载引用多、创新挖掘少，未摆脱“为史论史”的传记式窠臼，缺少指导翻译实践的针对性。

那么，徐光启科技翻译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如何用于反思和解决现实的翻译问题呢？如何借以促进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呢？下文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三、徐光启翻译实践对现代的启示

16～17世纪，中国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自然科学停滞不前;同时，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反差和艰难时局促使徐光启立志经世致用、富国强兵，致力于科技翻译实践并提出“翻译、会通、超胜”的翻译思想，努力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创了“西学东渐”的先河，表现出卓越的本土意识、战略思维和科学精神，对当今译界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本土意识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不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以传统文化为历史记忆和理解资源。……从而在翻译中倾向于本土化策略”[3]。徐光启品味“Geo”（拉丁语）的科学涵义并发掘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文化符号――“几何”之内涵，翻译“Geo”为“几何”;另外，他创造出的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三角形、四边形等译名，既切合科学涵义又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接受习惯，提升了中国科技文化的水平并沿用至今。

徐光启洞察到中国文化崇尚道德哲学而忽视自然科学、注重形象思维而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突出经验和引经据典而缺乏实验的特点，故推崇“西洋实学”。徐光启的科技翻译致力于提高本土科技水平、弥补传统文化不足，他编译西洋历法时明确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4]

本土化是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基本策略，如《几何原本》中的ABCD译成“甲乙丙丁”，《泰西水法》中的Archimedes schrauben译成“龙尾车”等，这些译文的文笔风格更像徐光启发挥母语及汉文化优势的本土创作，而基本没有露出翻译的痕迹。

本土化是译者调试或改造源语文本的文化异质、符合目标语文化的接受视野、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的翻译方式，具有文化再造性、译文明晰化和适应主体文化读者的特点。翻译本土化策略和文化身份息息相关。翻译本土化策略是彰显文化身份、增强本土文化的重要形式，文化身份是翻译本土化策略的决定因素。文化身份是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和一个社会的精神支柱，蕴涵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各自不同和相对稳定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影响和制约了民族及个体的行为方式，译者和译文读者总是有意无意地亲近、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及完善、增强本土文化。“翻译拥有形成文化身份的力量，创造出一种异域文化的代表，同时构建一种本土主体性，该主体性由于关注本土符号和意识形态而使得文本可以理解并发挥文化功能。”[5]“译者的文化选择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受主体文化的影响，许多译者大都有意无意间认同主体文化并采取一定的策略实现自己的文化选择。”[6]徐光启的文化身份是“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①他选择本土化的翻译策略也就顺理成章了。

今天，翻译成为学习和借鉴先进科技和文化精华的重要渠道。文本的译介选择应该符合国情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兼收并蓄、以我为本，内化、融入本土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并避免翻译的民族虚无主义，只有如此，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提高国家的科技和文化实力。选择本土文化需要的文本是实现翻译本土化的必要条件，具体的翻译操作则是实现翻译本土化的充分条件。汉外互译对本土化策略的需求与日俱增。外译中需要避免洋腔洋调，Coca-Cola（可口可乐）的翻译堪称本土化翻译的范例。②引进新鲜文化因素需要运用本土化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影响目标语读者并尽力发挥翻译的最大作用。中译外需要避免“中腔中调”。翻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译者须要考虑译入语的本土文化特征，译文要尽量贴近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身份与价值观。 翻译须要恰当运用“文化适应策略”，竭力避免片面追求忠实的“抵抗式”翻译。 本土化具有彰显文化身份、增强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那么，本土化翻译如何面对突飞猛进的全球化浪潮并深入促进跨文化交流呢？

固然，翻译缺乏本土化意识容易导致文化虚无主义;但极端绝对的本土化翻译则容易走向文化保护主义、阻碍异质文化间的广泛交流和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促进同质化的全球化和增强异质化的本土化对立统一、依存共生，逐渐融合演变成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新趋势，个体和民族越来越体现为全球本土化的新的文化身份。全球本土化要求翻译既要贴近目标语文化、增强目标语读者的亲近感，又要引入异质因素并为目的语文化输入新鲜血液。“文化意义高度依赖于跨文化交流，相异的文化传统间的互动使目的语读者――通过跨文化想象――分享他者的经历和感受他者体验。”[7]本土化翻译承载文化他者的价值――体现着裹挟异质文化的全球化，并承认自身文化的局限――凸显着服务自身文化发展的本土化。

（二）翻译战略规划

善弈（译）者谋全局之胜，不善弈（译）者谋数子之得。翻译战略是文化战略和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局性整体规划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翻译的战略思维不可或缺，而国内的翻译战略意识较淡薄③，中国尚未制定与语言战略、国家战略、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翻译战略。徐光启是“善译者”，其科技翻译的国家战略和人才培养战略突破了中国传统翻译“译技”④ 的局限，对今天翻译战略规划的制定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有一定启迪。

面对明末中国科技的时代断层和中西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徐光启把科技翻译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 必须翻译。”[4]374

“翻译、会通、超胜”是徐光启科技翻译事业的战略核心：翻译是手段，会通是桥梁，超胜是目的。徐氏的翻译战略远见超越了唐宋以降聚焦于佛经翻译“译技”的研究和论争，尽管限于时局未能完全实现，却成为中国翻译史的转折点。

当下，翻译水平和翻译事业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中国正经历着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的历史阶段，尚缺乏完整明确的语言和翻译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翻译教学大国和翻译资源贫国的现状与中国国家形象不相适应。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关注和推进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8]那么，中国的现代翻译事业需要怎样的国家战略呢？

第一，应设立统管外语及翻译事业的专门机构。翻译是最重要的外语事业，也是外语学习的主要目标。胡文仲等呼吁引导、规划外语及翻译事业的发展是实施翻译战略的当务之急。[9]第二，制定翻译战略，纳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规划。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路线是“翻译―会通―超胜”，最终目标和落脚点是增强中国的科技、经济、军事实力而超过西方，“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欲胜其术，必造我器如彼器，精我法如彼法，练我人如彼人而后可”[4]289。表现出非凡的战略勇气和远大志向。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路线仍然适应当今的中国。

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发展，国家应制定翻译事业的战略规划。这个规划要基本涵盖发展翻译的战略原则、战略措施、战略目标并随着社会的发展适时调整，避免翻译事业发展的无序和盲目，让翻译界和翻译者更加清楚翻译工作的责任及努力方向，发挥翻译的长效积极作用，为促进国家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国家硬实力、实现“超胜”作出贡献。第三，创设和谐的战略环境，促进翻译的可持续发展。翻译的可持续和谐发展需要国家的战略规划、翻译界的战略视野、译者个人的战略定位协同作用，发挥综合影响力。翻译界要有迎接挑战的战略视野，发挥各级翻译协会的作用并为国家的翻译规划提供参考;加强翻译的战略研究，介绍国外翻译战略和规划的做法和经验，提高翻译规划政策和法规的研究水平。翻译者要有个人的战略定位，融个人翻译行为和国家及社会的翻译需要为一体，实现自己的翻译价值。完善的体制和法律能够激励、管理、调控翻译事业的发展，是翻译事业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早日实现翻译立法，将是翻译行业科学、规范、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使翻译行业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对外交流与发展大局的必要手段”[10]。

翻译的国家战略、翻译界的战略视野和译者个人的战略定位共同构成了翻译的战略框架。翻译战略的落脚点是翻译质量的提高，而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途径是高水平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问题的核心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那么，如何提高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呢？

培养和选拔精通中西科学的人才是徐光启“翻译、会通、超胜”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是复兴中国科学、缩短中西科技水平距离的当务之急;“必若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精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4]74当前，中国翻译人才的培养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并经历着时代转型，高水平翻译人才的紧缺和社会需求急剧增长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高水平翻译人才培养是应对翻译产业化和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质言之，翻译价值观、翻译知识和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人才培养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首先，翻译价值观的培养是良好译风形成的前提和保证。译者价值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徐光启的价值观是“经世事功”――疗救时弊、治国济民、富国强兵，这深刻影响了他的科技翻译。端正翻译价值观是翻译专业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翻译价值观教育能够避免单纯注重翻译技巧或具体的语言纠错、忽视翻译价值观的倾向。其次，翻译知识涵盖通识知识和翻译专业知识，拓展翻译知识是提高翻译能力的基础和关键。通识知识是杂学知识，徐光启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广博的国学知识和科技知识;翻译要求具有能用广博的知识解释和传递文本意义的能力。从事翻译活动的人需要不断更新通识知识;翻译专业知识则直接影响翻译能力。最后，提高翻译实践能力是翻译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指向。翻译价值观和翻译知识是软实力，翻译实践能力是硬实力。目前，一些语言服务企业非常注重应聘者的翻译实践经验，学位、学历及翻译资格证书则屈居其后，实践技能型训练是翻译企业员工在职培训的最主要内容。[11]在培养翻译人才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实践的训练合力及效果。文学翻译具有巨大的语言文化价值，能够培养跨文化的转换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和审美情趣，但现代社会更需要实用性的非文学翻译，翻译教师亟需打破中国翻译教育的文学翻译传统，提高非文学翻译实践水平，培养社会急需的翻译人才。高校必须结合社会、地方的需要和自身优势培养特色翻译人才，鼓励学生结合个人的特长选择翻译领域，避免一刀切和千人一面，以满足多领域、多层次的人才需求。坚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丰富的翻译知识为基础，勤学苦练，就能够有效提高翻译实践能力。

翻译事业需要宏观的战略思维，徐光启科技翻译的战略远见对今天翻译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三）科学的翻译精神

徐光启融西学翻译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为一体，徐氏的科技翻译表现出科学的翻译精神：严谨的翻译态度、合作翻译的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验证。

1.严谨的翻译态度

严谨的翻译态度是造就科技翻译佳品的重要保证。翻译能力是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根本，翻译态度是译者的必备素质和译作质量的保证。正是这种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成就了《几何原本》等不朽译作。今天的不少翻译人员认为自己是外语专业科班出身，自认为精通外语和母语，或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失却了兢兢业业的翻译态度，导致不少翻译质量问题，严重损害了翻译效果乃至国家形象。近年来，机器翻译大大冲击着翻译态度及价值观，在一些人心目中，“有电脑、会上网就能做翻译”的偏颇认识有增无减。信息时代跨国交流日益频繁，人工翻译的费时耗力和迅速增长的翻译任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翻译在某些翻译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提高翻译效率、解放人工翻译的有效渠道。但自然语言的无限灵活性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机器翻译运用的有限性和辅。因此，高强度、高质量翻译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发挥译者个体的创造性以及译者之间或部门之间的合作，还需要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的配合，以此更好地避免翻译的“机器依赖症”。

2.合作翻译的方法

合作翻译方法是译者科学精神的重要反映，团队合作能集思广益、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质量。当年徐光启和传教士的合作，首创了中外译者合作的科技翻译方式。“先生（徐光启）就功，命余口传，自以笔授焉”[12]、“与同西洋远臣龙华民、邓玉函等，日逐讲究翻译”[4]343等记载是徐氏合作翻译方式的真实写照。时展至今，可以说“翻译者不再是高校教师而是专职的翻译工作人员（译员），翻译的形式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的大兵团作战，翻译的内容也不局限于文学作品等的译介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13]因此，合作翻译是必然的选择。翻译的本质决定了译者更擅长将外语译成母语，合作翻译之于外译别是中译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外翻译者合作则更能提高中译外的水平。中外人士合译中国文献的优势是：加深对原作的理解，减少信息传递的差错;增强译文的流畅程度，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增加思想火花碰撞的机会，促进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的发展。合作翻译模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翻译事业不但不能忽视合作翻译，反而应该拓展它的运用范围。

3.超越翻译的实践验证

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验证是徐光启科技翻译的巨大闪光点。《泰西水法》的翻译和制器、实验同时进行，并记录了制器和实验的方法及结果，译成之后，徐光启又在天津采用新的水法开辟水田，进行大面积实验并获得成功;徐光启“昼测日、夜测星”，验证翻译引进的西方历法;翻译西学后他又注重引申、发展和创作，翻译《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后写成了《勾股义》和《测量同义》。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不但实现了翻译实践本身的意义――语言转换，而且超越了翻译实践本身――实现了翻译的应用价值。今日译者应当做到：（1）译有所译，翻译目的语需要的科技文献，尽力避免翻译的盲目性和译文 “无人问津”的状况;（2）译有所学，翻译是深度理解的过程，译者需要学习原文的先进技术、思想精髓或文化内涵，避免纯粹“传声筒”式的翻译;（3）译有所感，翻译是译技揣摩、思想升华的过程，译者需要不断总结、归纳翻译的方法和经验教训，避免脱离实践、玄而又玄的翻译论调;（4）译有所为，科技翻译实践须要促进翻译实践和生产生活实践的结合，验证、应用和推广科技翻译成果，使之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体现翻译实践的社会价值。

翻译是创造性的生产活动，译者是创造性的主体，需要具有科学的翻译精神，徐光启的严谨翻译态度、合作翻译方法、超越翻译本身的实践途径成就了他26年的不朽翻译人生。

四、结语

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的战略论断，译以致用，精心实验。研究历史的关键是吸取经验，指导现在与未来。那么，如何进一步搜集、梳理研究徐光启的资料？如何进一步建立历史和现实的密切联系，不断发掘徐译及其思想的现实价值？如何借助传统推动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体系建设？如何学习古人而超越古人，清楚地定位中国翻译的发展趋势和现代任务？以上诸问题尚有待深入研究。

翻译《几何原本》时，徐光启说：“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引以共勉。

注释：

① 出自《周易・系辞上》，徐光启的《泰西水法序》引以自我激励，表明徐氏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认识、同化西学的意识。

② CocaCola 1927年现身中国上海，最初的译名是“蝌蝌啃蜡”，销路不佳;1928年，CocaCola公司登报征求译名，旅英华侨蒋彝（1903―1977）的译名“可口可乐”形神兼备、音意俱美，脱颖而出。

③ 国内尚未出现研究翻译战略的专著;CNKI中，题目包含“翻译、战略”的论文共15篇，而核心期刊论文仅2篇（截至2011年）。

④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焦点是“译技”，如安世高的“义理明晰，文字冗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迦谶的“多用音译”，支谦的“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 彦琮的“八备，十条”，玄奘的“五不翻”等。

[参考文献]

篇11

一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尝试，尤其是中国学者，如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梁启超、蒋方震、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中国人来说尤为意义重大，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饱含希冀痛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存在着局限，即没有在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从而使得学术界对此问题难以获得较为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由李约瑟在他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论文中提出，它是指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在表述该问题时，李约瑟使用了“将自然科学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这样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然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应用型的工艺技术，中国文明在15世纪后的落后更多是科学理论层面。之前的“技术”与之后的“科学”，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我认为，科学区别于技术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是相对于技艺（techne）的认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①，从一个更为浅显的视角来看，“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但是，“技术发明几乎总是缺乏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蕴涵，而这些蕴涵却是科学研究的固有成分”。②与此相似的还有林毅夫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③，“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④

因而，“李约瑟难题”将“科学”与“技术”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中国文明在15世纪之前的技术领先和之后的科学落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反差，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技术领先，并不必然暗含了中华文明在科学上同样领先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中华文明的技术在早期处于优势地位。由此，我们似乎更应将“李约瑟难题”分而论之，即：

1、工艺技术层面：中国文明为何在早期获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2、科学理论层面：中国文明的科学是否如其工艺技术一般，曾领先于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

二

中国文明在早期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却值得玩味。我赞同席文对于早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即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这意味着，早期技术的获得，并不基于科学的抽象理论基础，也非来源于科学理论的理性指导，它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试错过程：“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⑤而我们假设试错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是一定的，则人口规模庞大的古代中国在新技术的发现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与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由此，中国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跨度内维持着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试错概率”理论需要回应一个最为直接的质疑DD为何试错在17、18世纪之后无法再让中国文明保持其传统优势。对此，林毅夫教授也给了颇为完满的回答，“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⑥到了17、18世纪，技术发展的瓶颈已不是经验性的试错所能突破，必须经由基础科学的努力，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加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拓展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而中国的科学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此种水平。

按照此种进路，分析自然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科学理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地位，或者说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某种水平，以突破经验试错所无法突破的瓶颈。

首先，根据胡弗的观点，“中国的科学自大约11世纪以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阿拉伯”⑦。在书中，胡弗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在近代科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天文学、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光学和数学，认为中国并未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于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科学的落后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然而，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科学的落后呢？

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导向性极强的特殊激励。“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⑧林教授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官本位”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国，仕途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才能抱负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儒家经典和历史），而这种考试又以带有智力测验性质的高级文字游戏为载体，最终使得中国有较高天赋的人都埋首故纸堆，专注于科举应试。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拥有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本去推动近代科学革命。

应当说，以上观点是逻值得称道的，但我更倾向于把科举制度视为解释的一个因素而非根本原因。科举制度毕竟是人为创立的一项制度，将溯因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有些太过浅显了；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相比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在科举产生之前同样缺乏如古希腊文明一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而此问题是科举制度的解释所难以涵盖的。有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实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公元前5至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⑨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隐含了能触发近代科学的基因，那出现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科举制度则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缘由，这其中必然有更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发掘。

三

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一书中，胡弗对上述问题用以下几个角度论述了原因――法律制度与理念、行政体系、教育和考试体系、语言和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与政治方面，胡弗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智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团体出现了。胡弗认为此种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了一块沃土的产生，“中立空间――一个免于宗教和政治审查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始崭露头角”⑩。胡弗对于中西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是以“自治空间”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自治空间毫无生发的迹象：无论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是强调等级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引导下的功利教育体系里，自治空间都没有产生的驱动力或是生存的空间。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其实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有着对于“克己复礼”的内在强调，例如，中国文明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愿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谦恭要求，以维持帝国的安宁。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而这种价值观抑制了自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和考试体系方面，不同于作为自主自治机关的欧洲大学，中国的书院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学术传统的自治机构，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以及科举制度的强势引导下之下，中国的教育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无私利性的学术研究的兴趣让位于科举及第的强烈愿望”B11；而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也阻碍了适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创立，总之，“科学研究被放逐在了中国社会的边缘”。B12

语言方面，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汉字作为个体符号具有非常广泛的暗含意义，而“中国古代文人习惯使用多种古老的隐喻、典故、陈词滥调，以及名声不好的未直接标明出处的古代作家的抄本”。B13这种语言的特性以及语言的使用习惯毫无疑问与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简单明确的表达方式有相违背。

四

胡弗最后论及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极具理论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却是最深刻的方面。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强大力量，一直站在诸如科举制度、政治体制、法律理念等等具体因素的幕后，其所牵动的方方面面都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注脚。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两个具体的方面：

1、关怀现世，不务“玄虚”的“实用理性”精神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谈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任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这根源于中国文明独特的现世主义”。B14我认为，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点；其带有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修身”、“齐家”到“治国”直至“平天下”，儒家最终还是皈依于现世的人伦世界，而无关乎超然的哲思，也无关乎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儒家一直都回避抽象的形而上玄思，对于许多科学应当关注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难发现，儒家学者素来主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玄虚空灵之学问，但是，早期的科学素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因而注重思辨、理论的科学在儒家思想所支配的思维结构中便难觅一席之地，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些既非功利，又注重抽象性思维的科学理论无从产生。

实用理性精神建构出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现世关怀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正如李泽厚所指出，“‘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生活，它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冷静又理智的生活态度。”B15受实用理性支配的心理结果和思维方式，很难超越“经验论的思维水平”，这也正好应合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原因的解释――即经验性的试错空间愈趋狭小。

2、脱离客观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识论倾向

中国的思想者一贯注重内省，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升华，而轻视对客观自然的探究。《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白虎通义》谓“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一切的认识都能够通过“心”与“性”的觉悟来获得，此中原因皆是中国古代所重的修身之学无关于客观自然的缘故。“它通过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涵的旨意，化为行动，提升人格”，此亦是“荀子所谓的‘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君子之学”。B16诚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中》所言，“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同样地，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仅是他们自己”。B17

五

我国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使得理性思辨能力受到了束缚，从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笨，只是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B18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就不适合研究科学的，当今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也已发生变化。在迎接全球性科技挑战的今天，回顾和反思“李约瑟难题”背后折射出的关于中国思维方式的限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科技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也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注解：

①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②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③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6页

④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2页

⑤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2页

⑦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

⑧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34页

⑨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28页

⑩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B11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B12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B13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B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七章

B1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20页

篇12

“格物致知”源自《礼记•大学》的“三纲八目”，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八目”略写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宋学家重视《大学》，于是，“格物致知”成为理学家的重要概念。程颐、程颢讲“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已经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思想。朱熹更是明确地说要格自然之物，“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把自然之物看作是格物的对象。而且，朱熹较为重视科学，并积极地研究科学，成为格自然之物的实践者。这实际上为从“格物致知”发展到“科学”开辟了道路。

到了明代，王阳明将“格物”诠释成“格心”，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而且，他还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来讥讽朱熹的格自然之物，并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反对朱熹的格自然之物。但是，同时代的王廷相以及以后的高攀龙、王夫之、陆世仪、张履祥等理学家则继承了朱熹的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王廷相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他在所作“策问”中说：“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明朝末年，东林学派的高攀龙发挥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主张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认为，“天下之理，无内外，无巨细。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贯只是一理”，因此，“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他还与顾宪成讨论格物，并且说：“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实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红？实何以甘？一则何以冲寒而即放？一则何以待暖而方荣？龙谓天地间物莫非阴阳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禀，纷然不同，固无足异。至发之先后，盖天地间有一大元亨利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贞，杂然不齐，良有以也。”高攀龙认为，天地间虽存在着总的规律，但万物各自又有不同的规律，所以要格一草一木之理。他还明确地说：“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鸢飞鱼跃是物格事。”显然，他主张研究自然事物。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明确地把方以智的“质测之学”诠释为“格物”。王夫之曾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方以智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也就是把“格物致知”与科学联系在一起。

与王夫之同时代的理学家陆世仪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张履祥“初讲宗周慎独之学，晚乃专意程朱。践履笃实，学术纯正。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他认为，“吾人学问，舍‘居仁由义’四字，更无所谓学问；吾人功夫，舍‘居敬穷理’四字，更无所谓功夫”；同时，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多有发挥。他说：“致知者，所以为力行也。今人言致知，多不及力行，岂非好言精微，反遗却平实。”张履祥认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力行”。为此，他还强调“当务经济之学”，这就是：读有用之书，不可当不着实际的学究；学更重在做功夫，躬行实践，不尚空谈；要留心世务，学以治生为先，即要经世道济民生。他还说：“学者肯实去做功夫，方是学，如学耕须去习耕，学医须去习医。”可见，他的“力行”、“经济之学”还包括农业生产的耕耘之类。

由以上可见，朱熹之后有不少理学家实际上继承和发挥了朱熹格自然之物的思想。

二．

与理学家把自然科学包括于格物致知之中的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早在宋元时期就开始把科学与“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

作为金元医学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之一的刘完素撰有医学著作《伤寒直格》，开头第一句便是“习医要用直格”。大约同时代有《格物粗谈》，是一部博物学著作。后来元代的朱震亨著《格致余论》，明确提出“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也把数学与格物致知联系在一起。他的重要数学著作《四元玉鉴》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和高阶等差级数等方面的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Sarton）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其中说道：“凡习四元者，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也”。在朱世杰看来，数学之理与宋学家的“理”是同一的，可以通过研习数学之理达到“尽性”。这就是理学家所谓的“穷理尽性”。莫若在《四元玉鉴》“前序”中还说：“其学能发先贤未尽之旨，会万理而朝元，统三才而归极。乘除加减，钩深致远，自成一家之书也。方今尊崇算学，科目渐兴，先生是书行将大用于世，有能执此以往，则古人格物致知之学，治国平天下之道，其在是矣。”把数学与理学的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

明代的李时珍则提出研究本草为“吾儒格物之学”。他说：本草“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认为研究本草为格物之学。明代学者王世贞甚至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在明清时期的科学著作中，还有不少是以“格致”作为书名的。

当然，宋代以后的理学家和科学家把研究自然界的事物，即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在逻辑上存在着两个问题：

其一，把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只是意味着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换言之，理学家研究科学的目的在于求得“形而上之道”，因而科学研究本身只是手段。所以，无论是理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虽然把研究科学看作是“格物”，看作是为学成人所必不可少的，但目的还在于求“道”，体认“天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还尚未独立，还附属于理学。正因为如此，科学还带有许多理学的成分。

其二，把研究科学包含于“格物致知”之中还必须回答研究科学是否能真正求得“形而上之道”。朱熹以“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把科学与“形而上之道”联系在一起。王阳明则用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予以讥讽。应当说，王阳明的讥讽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理学家事实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研究科学不能求得“形而上之道”，那么，或者科学就可能被否定，就象在王阳明那里，或者科学独立于理学，从理学中分化出来。

但无论如何，把研究科学称作“格物致知”，或包含于“格物致知”的概念之中，实际上承认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朱熹之后的许多科学家正是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开展科学研究，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并且最后使科学从理学中分化出来。

科学之所以能从理学中分化出来，还得益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引进，其中徐光启是关键人物。徐光启是明朝末期的科学家。他主持修改历法和《崇祯历书》的编撰，翻译出版了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许多西方科学著作，并且编撰了《农政全书》。徐光启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学问分为两大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关于“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说：“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物，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在这里，徐光启从科学的角度发挥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他首先从一般的学问分离出中“格物穷理之学”，然后进一步分离出“象数之学”。这里的“象数之学”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这样，徐光启就把科学从一般的学问中分离开来，而归属于“格物穷理之学”，这样的学科分类对于后来科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与此同时，一些与西方科技有关的著作，包括西方传教士所撰写的一些科学著作，也被冠以“格致”之名。自徐光启在1607年作《刻几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之后到清代中期，与科技有关的著作以“格致”为书名的有：熊明遇著《格致草》，高一志著《空际格致》，汤若望著《坤舆格致》，陈元龙著《格致镜原》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学者陈元龙所著《格致镜原》。该书著于康熙戊子年（公元1708年），全书分为三十类：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舟车，朝制，珍宝，文具，武备，礼器，乐器，耕织器物，日用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燕赏器物，玩戏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鸟，兽，水族，昆虫；完全是一种博物学著作。显然，这一时期的“格致之学”与西方近代科学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从徐光启的“格物穷理之学”过渡到“科学”，是到了清代末期才得以实现。19世纪60年代，西方科学再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与明清之际一样，这一时期许多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著作也以“格致”为书名，据当今学者董光璧所著《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这类著作有：丁韪良编译《格致入门》，傅兰雅编《格致汇编》；还有一批以“格致”为题的科学通论著作，如《格致启蒙》、《格致小引》、《格物探原》、《格致新机》、《格致须知》、《格致略论》、《格致释器》、《格致举偶》、《格致问答题要》等；还有王仁俊编撰《格致古微》（1896年）。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凡涉及与西方科学有关的课程，大都以“格致之学”命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格致之学”实际上就是指西方科学，并最终于19世纪末实现了向“科学”概念的过渡。

三．

谁也不会否认，在中国，“科学”概念的出现与西方科学进入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科学”概念是从朱熹理学的“格物致知”中发展而来。除以上以历史为证之外，还可从理论上作以下分析：

首先，理学家的“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学”的因子。“格物致知”是儒家“三纲八目”的起点，也是理学家体认“天理”的出发点；就最终目的而言，“格物致知”不是为了探索科学规律，这当然也是“格物致知”与科学的根本区别之处。但是，“格物致知”经朱熹诠释后，包含了格自然之物，也就是包括研究自然界事物，这本身与科学有相似之处，因而包含了科学的因子，尽管在“格物致知”中，研究科学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实践这样的“格物致知”的过程中，理学家可以同时是科学家。朱熹本人研究科学，后世一些崇尚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学家也研究科学，更有科学家在“格物致知”的名义下研究科学，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这在事实上证明了“格物致知”包含了“科学”的因子。

其次，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如果以为《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就已经包含了要求研究科学的内容，显然难以接受。但是，“格物致知”的概念是发展的。朱熹的“格物致知”在当时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已较《大学》有了新的发展，更有后世理学家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发展出去。虽然王阳明发展出“格心”，但是，王廷相、高攀龙以及王夫之等都强化了“格物致知”中要求研究科学的内涵。尤其是，科学家对“格物致知”的各种诠释，实际上也丰富和发展“格物致知”这一概念。从总体上看，“格物致知”的概念，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其所包含的要求研究科学的内涵越来越显著。

再次，理学家的“格物致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儒家崇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学习精神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精神。“格物致知”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就决定了“格物致知”这一概念的开放性。明清之际具有儒家精神的科学家们用西方科学诠释这一概念，引伸出“格物穷理之学”、“格致之学”，一步一步地在认同西方近代科学的过程中，实现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的过渡表明，以“格物致知”为基础的朱熹理学包含了科学的内涵。这也许就是中国宋元时期的科学发展能够达到古代科技的高峰并且曾经令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哲学上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个过渡过于曲折和漫长，如果从徐光启在1607年作《刻几何原本序》和1612年作《泰西水法序》提出“格物穷理之学”的概念开始，到19世纪末“科学”一词的出现，经历了近300年，并且伴随着中国科技的不断衰落。

注释：

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该文认为，首次用“科学”者，应归功于康有为；较早采用“科学”的另一位名人是严复；自严复以后，“科学”一词在知识界迅速普及。

《程氏遗书》卷十八。

《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参见拙著《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5—198页。

《传习录上》。

《传习录下》。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高子遗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高子遗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高子遗书》卷八上《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清史稿•张履祥传》。

《杨园先生全集》卷五《书四•与何商隐》。

《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六《愿学记一》。

参见衷尔钜：《张履祥的“经济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

《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二《备忘四》。

转引自杜石然：《朱世杰研究》，载钱宝琮：《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第204页。

朱世杰：《四元玉鉴》“卷首”。

李时珍：《本草纲目》“王世贞序”。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徐光启集》卷二《刻几何原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