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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农村金融等理论,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采取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借鉴、汲取国内外农业和农村信贷体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信贷供求、信贷风险、信贷市场的问题和成因,提出了构建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的见解,并相应地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章,导论。包括提出问题、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农村金融基础理论及其借鉴作用。主要是为研究我国信贷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重点梳理了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了解农村金融理论及其发展历程,对农村金融基础理论进行了比较。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一些可以运用到我国农村信贷发展和改革中的个人判断,如实行“金融约束”政策、供给主导模式和需求追随模式相结合、借鉴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的政策建议、政府适当介入等等,企望借鉴这些理论中的合理内核和适用部分,以起到指引我国农村信贷体系建设的作用。
第三章,国外农村信贷的经验与启示。对国外农业和农村信贷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探讨和分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多数国家都相继形成各具特色、与本国实际相联系的农村金融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有较为完善的农村或农业信贷组织体系,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对国外农业和农村金融机构运作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也不能全部否定。本章通过对国外农村信贷的比较,得到了要加强并完善农业和农村金融立法、农村金融改革不能单纯追求商业化、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要合理引导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等经验与启示。
第四章,中国农村信贷的绩效与问题。回顾了我国农村信贷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支农绩效,分析了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我国从建国以来,农村信贷体系一直处于发展和改革中,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农村信贷体系在自身曲折发展过程中,促进和支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本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加快农村信贷体系改革,改善农村信贷机构发展状况,增加农业和农村信贷,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本章分析认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供求缺口大,农村信贷存在垄断行为,资金外流严重,贷款风险大等等。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存在许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农村信贷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缺乏贷款风险分散机制,缺乏风险转移机制等。因此,对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不能一味指责信贷机构本身,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对症下药。
第五章,中国农村信贷供求分析。重点考察不同需求主体的信贷需求,分析供求缺口,为构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体系奠定基础。我国信贷需求的多样性与供给的单一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既有结构上的矛盾,也有数量上的缺口。本章着重分析需求主体各自的信贷需求,由于我国当前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信贷需求的多样性显得尤为明显。在我国农村中,既有农户和中小型企业的信贷需求,又有大型龙头企业的信贷需求;既有商业性信贷需求,又有政策性信贷需求;既有生产性信贷需求,又有非生产性信贷需求;既有短期信贷需求,又有中长期信贷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对信贷的需求有相当部分是无效的,这与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密切相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信贷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以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和合作信贷为主体的农村信贷服务体系。本章在对信贷需求和供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信贷供求的缺口,并指出农村信贷市场上存在“劣户驱逐良户”的现象,分析认为引入担保和引入利率补贴等措施可以减小或消除供求缺口。
第六章,中国农村信贷风险分析。本章将农村信贷风险分析的基础建立在深入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风险上,即建立在对农业和农村客户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不论是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他们都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经营的是特殊商品——信贷资金,而贷款的本质是要求还本付息的,因此,信贷机构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一般又是风险厌恶者。农村信贷机构的信贷供给对象主要是“三农”客户,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风险状况直接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的大小。农业具有弱质性,农村企业发展起点低,竞争力弱,风险大,与农业密切相关,处于竞争的劣势。这就决定着农村信贷风险既有一般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也有自己的特殊风险。农村信贷机构面临较高的系统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
第七章,构建完善的中国农村信贷体系。根据前六章的分析和结论,提出了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完善的农村信贷体系的构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提出了构建农村信贷体系的总体思路、目标、原则和框架,指出构建我国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要建立健全农村信贷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鼓励发展农村商业信贷业务,规范合作信贷业务,建立风险分散和转移制度,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规范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对当前的农村信贷体系要进行大胆的改革,建立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和正常民间借贷相结合的农村信贷体系。不断强化政策性信贷职能,鼓励商业信贷,规范合作信贷,引导农村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与“三农”的需求相适应。必须对政策性信贷、商业信贷、合作信贷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调整,大力发展农村政策性信贷业务,建立财政政策补偿信贷,信贷扶植农村经济的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从而,使农村信贷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得到强化,真正担当起为“三农”提供信贷支持的重任,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缓解“三农”贷款难的压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八章,相关问题研究。构建一个完善的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信贷体系,需要解决一些相关的问题。首先,社会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努力创造和改善信用社及其它涉农信贷组织的经营环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信贷组织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其次,要建立农村信贷风险转移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为信贷支持“三农”发展提供保障,减轻信贷机构的风险压力,培育好的经营环境,形成保险、信贷、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水平,以增强农业和农村对抗风险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为信贷支农提供合适的、强壮的载体,增加农村信贷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动力。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1.提出“两个循环”的见解。一是农业资金使用成本高,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风险高,容易形成“高风险-高收益-高利率-高成本-高风险”的恶性循环。二是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农业保险改善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地位,使农村信贷组织增加信贷投入,减小信贷供求缺口,促进农业生产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和降低农业资金融通成本,从而形成农业保险作保障、信贷支持作动力的格局,形成“保险转移风险-信贷加大投入-农业不断发展-风险承受能力增强-保险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环,不断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2.提出“劣户驱逐良户”的见解。农村信贷客户大多数分散、规模小,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村信贷机构很难辨别“良户”和“劣户”,有可能出现“劣户”充斥农村信贷市场,“良户”因贷款利率高而不容易得到贷款的现象。
3.农村信贷资金数据统计更全面。在分析农村信贷资金时,将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一切贷款都统计在内,克服了以往只考察农业贷款或乡镇企业贷款数据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4.提出多样化需求需要多样化信贷服务的观点。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在时间上有差异性,在空间上也呈现较强的差异性,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西南北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不同农户间差异很大,不同企业间差异很大,对信贷资金也表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需要多样化的信贷服务。
(一)正规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职责
1.中国农业银行: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既经营商业性业务,又经营政策性业务,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进行商业化改革。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
3.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唯一一个与农业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向农村和农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力量。
4.农村邮政储蓄:吸收储蓄,再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二)民间金融形式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目前,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有三种形式:
1.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如企业相互融资、企业非法集资等);
2.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金融会,属于互助资金性质;
3.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
二、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缺陷和问题
虽然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经达到温饱,正在向小康迈进,但GDP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与大城镇的经济发展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村金融体系未能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其自身发展还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造成了农村资金匮乏,使其不能充分发挥潜在优势。
(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单一,金融机构匮乏
目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已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驾马车”共存的局面。但是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经营范围十分单一,专门行使粮、棉、油收购贷款资金的封闭管理,业务空间日益狭小;本来“重农”的农业银行将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村网点大量撤并,人员锐减,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上投入相对较少。因此支持“三农”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农村信用社身上,使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更为单一。
(二)农村信用社包袱沉重,力不从心
由于农村信用社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较多,又受到资金规模、硬件设施、业务品种、结算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普遍存在资产质量不高、经济效益欠佳和人员素质欠缺等问题,肩负的职责与自身的能力不相匹配,致使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过程中力不从心。
(三)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机构撤离加剧
农村政府指导下的政策银行,众多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保险,邮政储蓄等等机构更多的成为名义上支持农村建设的机构,这些机构更多的将农村资金流向上级城市,正式的金融机构实质上并未履行农村金融资金供给的责任。除此之外,大量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金融体系中撤离,据不完全统计,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达到4万个。农村金融机构中有限资金的外流加之国有商业银行的纷纷撤离给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四)农村贷款利率偏高,利息负担较重
目前,农村金融贷款利率偏高,加重了农民的贷款利息负担。尽管中央规定了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的区间,但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其贷款利率不但不可能下浮,而且也不愿意低浮,使农民贷款优而不惠。
(五)非正规性金融服务活跃但问题突出
与农村中正规性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相比,农村中非正规性金融服务非常活跃,主要是民间的、地下的借贷需求增加,规模不断增大。这些金融服务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便利交易、补充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作用,但是,这些金融活动风险大、利率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影响了正常的金融只需,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六)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当前我国农村保险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风险控制的需求。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特征,加上不可预测因素多,预期收益低,与保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相左,各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领域,积极性低。
(七)农村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不足
当前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不足,大多数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而且在运营中多靠政府扶持。支农力度不够,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经济活动等方面作用较少,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也有限。
(八)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发放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小额农户贷款对于急需脱贫致富的农民群众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农村金融机构却很难发放。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农民信用观念淡薄,逃废债务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二是小额农贷业务量超常,放贷成本高;三是清收手段脆弱,致使很难使用依法、强制扣款、变卖资产等手段清收贷款;四是农民风险防范能力弱,受社会、自然、市场条件的影响很大,小额农贷风险很大。
三、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策及建议
(一)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尽可能地发展多层次的网点。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适当发展农村互金融组织和互担保组织,逐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二)继续推动和不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其合作金融功能
积极拓宽农村信用社信贷支农渠道,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涉农产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开展和开发农村信用社的中间业务,提高盈利水平。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
(三)加速推进农业担保和保险业务,分散和降低农业风险
适当降低担保机构设立门槛,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发农产品期货新品种,鼓励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信贷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建立功能完备、分工合作、竞争适度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四)建立农村利率定价机制,降低农民贷款成本
制定符合农村信贷资金供求特点的利率管理政策,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等支农贷款要实行优惠利率,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收益。建立科学、合理的贷款利率定价机制。增加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优惠贷款利率,以降低农村居民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融资成本。
(五)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
利用政策扶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对农村金融组织要执行有差别的监管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担保或税收减免等措施促使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实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经营。
四、总结
农村金融作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不高,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但是,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民自身各方面的调整,农村金融体系一定会逐步完善与健全,将会为我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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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幸存下来的县级以下营业网点普遍被剥夺了贷款决定权,变成单纯的吸存窗口。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成为事实上的“抽水机”。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雪上加霜,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不良资产比率高,对“三农”的支持显得力不从心。
3.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弱化。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且贷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小额农贷,不能根据种植和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弱化,使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服务水平很低,农民几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合作型金融垄断供给
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型金融并存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变,政策性金融在农村主要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由于职能单一、实力较弱,基本以承担粮棉油收购为主要任务,且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非常有限。作为商业性金融企业的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呈收缩之势,基本上淡出农业生产与开发,支农功能弱化。邮储在县域网点有所增加,但职能目前仍以吸收存款为主,基本没有贷款业务。工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销了乡村的网点,金融覆盖区域逐渐向县域的城区和城市集中,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对三农的金融供给相当有限,合作性金融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供给。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的情况下,也日益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同样急剧地撤销分支机构,县级分支机构出现“储蓄所”化倾向。与中国农业银行机构收缩相对应的是其农业贷款余额的急剧下降,从1999年最高时的9127.28亿元降到2005年的4508.78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的各项贷款余额却从1999年的15550.6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7405.8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经营业务已基本商业化和非农化。
农村信用社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力量,在农村拥有最多的分支机构,并且唯一与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其在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逐渐形成了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同国有商业银行相同,在追求利润和加强风险控制的强烈要求下,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也存在向城市及大型乡镇企业流动的趋势。作为主要面向农村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户的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业务“非农化”倾向相当明显。
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而成,对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没有影响。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原来只吸收储蓄,只到今年才正式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三、非正规金融发展迅速,存在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在近30年的金融改革里,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最为普遍。但是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却悄然萌发,形成了一套在法律约束之外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与正规金融体系并存。当前,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称呼不一,从所有权、金融监管、资金融通、生命力和危害性等不同角度,分别被称为农村民营金融组织、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银行金融、草根金融及地下金融等名称。其主要内涵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主要组织形式包括自由借贷、银背、私人钱庄、台会、典当业信用、民间贴现及其他民间借贷组织。在农村金融改革初期,管理当局默许甚至支持各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WTO和新巴塞尔协议客观要求的影响,政府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正规金融机构实行全面的商业化改革,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成为了被严格限制或取缔的对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等准信用合作组织基本被取消。但这并没有压制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反而逐渐成为农户获得贷款的主要渠道。
从1986年开始,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金融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占71%。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60%。据新华社报道,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1.2粮食、林牧用地矛盾制约着一些地区林业的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不足,山区农民的基本口粮和现金收入难以解决,导致过度毁林毁草开荒,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以林草换粮食,以至于出现大量陡坡耕地。这也是造成我国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的重要原因。
1.3农村林业产业、特色林业发展缓慢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林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木本粮草、干鲜果品、花卉等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新的经济曾涨点。但是,从总体发展看,林业产业、特色林业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鲜果品虽然具有产量高、价格低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果品结构不合理,适合加工的果品少。目前的果品以苹果、梨、柑橘等鲜果为主,名优特新品种较少;适合加工的果品品种较少,而且加工技术落后。其次由于栽培技术落后等原因造成优质果率低,农药残留高。
1.4森林旅游业发展对农村发展的带动力不强森林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和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利用森林资源开展旅游,对解决森工转产后的职工就业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森林路由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一是体制上的限制。国有经济垄断旅游业局面仍然没有打破。二是缺乏管理专业人才。农民对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缺乏服务和管理经验。三是缺乏资金。有些森林公园基本的旅游设施建设跟不上,旅游设施比较落后,卫生条件落差。四是行业管理机制不健全,多头管理、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森林公园体制上归城建部门管理,而森林资源的管理,如防火及病虫害防治等原由林业部门管理的业务无人管理,而森林资源的管理,如防火及病虫害防治等原因由林业部门管理的业务无人管理,结果由于体制上的问题,使林地成了无人管理的“飞地”。五是旅游项目、人文景观的开发建设落后,旅游产品档次低等等。
1.5薪炭林对满足农村能源需求的作用未充分发挥长期以来,薪材一直是广大农村重要的能源之一,但是近20年来,我国薪炭林发展速度一直缓慢,薪材供不应求,薪炭林在森林资源结构中所占比例很小。由于国家对农村生物能源建设扶持不够,加上山区农民经济困难,因此,农村烧材仍倚赖于森林植被,有些地方烧完了乔木烧灌木,烧完了灌木烧草根,导致生态日趋恶化,严重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燃料短缺,乱樵乱采严重,这是造成林才植被破、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面积扩大、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农民生活对薪炭林有着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现有的薪炭林资源无法满足如此巨大的需求,必然以牺牲其他森林资源为代价,对其他林种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由于薪材的缺乏,农作物秸秆和蓄粪不能还田,降低了土地的肥力,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2农村林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亟待改善
2.1推广服务滞后,科技支撑的作用未能从分发挥尽管人们越来越重视科技对林业建设的支撑作用,但是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影响林业科技支撑作用的发挥。全国林业科研经费投入甚少,远不能适应林业建设的需要。很多成果难以大面积的推广,无法形成规模效益。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加上机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林业科技推广力量,科技推广人员不足,很多地方科技服务处于“线断、网破”状态,现存的力量多半也无力开展科技服务工作。林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主要是依靠“大户带小户”。多数新产品只是简单仿造,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产品。加上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低等原因,林业科技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成果转化率低。
1.1.1全市经济总量增长较快。
2010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85.0亿元,比上年增长7.1%,是“十一五”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其中,农业产值366.6亿元,增长7.9%;牧业产值364.2亿元,增长6.5%;林业、渔业和服务业产值为23.0亿元、15.7亿元和15.5亿元,分别增长4.6%、4.8%和6.3%。
1.1.2粮食生产能力快速提升。
从“十一五”时期的情况看,我市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连续三年突破100亿公斤,2010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25.9亿公斤,比2005年增长35.4%。
1.1.3畜牧业生产增势加快。
全市大牲畜、生猪、家禽存栏分别达到203.4万头、397.7万头、5914.1万只,同比分别增长4.1%、7.7%、6.2%,分别高于“十一五”。肉类、禽蛋和奶类产量分别达到75.0万吨、34.5万吨、143.1万吨,奶类低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1.1.4县域经济贡献率提高。
我市10县(市)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84.7亿元,10县(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达到2.9%,比“十五”末期提高0.7个百分点,县域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3%,比“十五”末期提高4.6个百分点。
1.1.5农民人均收入增加较快。
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达到8020元,同比增长18.4%,增幅高于“十一五”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
1.1.6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及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
全市农业经济总量占全省份额的1/3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多居全省前列。2010年我市肉类、奶类产量居全省十三地(市)和农垦之首,粮食产量、禽蛋产量位居农垦之后。在有资料的14个副省级城市中,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加值、粮食产量、牛奶产量始终居首位,牧业中肉类总产量位于长春、成都和沈阳之后排在第4位,禽蛋产量位于沈阳、长春和济南之后排第4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高于西安和长春排在第12位。
1.2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1.2.1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2010年初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实施“两改”工程,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上半年,县域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8.7亿元,同比增长7.9%,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3%,拉动县域经济增长1.3个百分点。
1.2.2工业生产快速增长。
各县(市)抢抓“强县”发展机遇,不断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步伐,着力提升县域工业化水平。县域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46.1亿元,同比增长19.6%,高于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5.6个百分点,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0%,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3服务业持续稳定发展。
今年以来,各县(市)加快实施民生工程,以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第三产业稳步发展。上半年,县域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9.7亿元,同比增长10.8%,对县域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7%,拉动县域经济增长5.8个百分点。
1.2.4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上半年,我市县域实现固定资产投资额124.2亿元,同比增长14.5%,占全市固定资产总额的23.5%。投资额超10亿元的县(市)有六个,分别为宾县、五常、尚志、双城、巴彦、通河,其中宾县、五常投资额超20亿元。
1.2.5消费市场繁荣兴旺。
全市消费品市场受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及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惠农政策拉动,全市县域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183.1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绝对值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前三位的是尚志、双城和五常,分别实现零售额33.3亿元、31亿元、29.6亿元。从增速看,零售额增速高于县域平均水平的分别是依兰、五常和尚志,增速分别为20.6%、18.8%、18.7%。
2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业生产基础薄弱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从水利基础设施情况看,我市属于缺水较重城市,全市水资源中3/4以上为地表水且多为过境水。二是土地流转规模不大,形式单一,流转规模是以中小型为主,流转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种植业。
2.2畜牧业生产规模不高
一是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我市畜牧业规模化程度逐年提高,但与省外部分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二是缺少牵动力较强龙头企业。
2.3农业产业化规模小,精深加工能力不足
一是龙头企业规模较小。辐射牵动作用不够。二是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多以粗加工为主,产业链短,精、深加工品种少,农产品加工增值转化率低。三是利益联结不够紧密。
2.4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偏弱
一是经济总量偏小。二是结构调整滞后。三是强县地位弱化。
3促进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意见
3.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水利发展为契机,加强防洪抗旱减灾体系建设;围绕50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加快建设高标准良田、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机装备和深松整地补贴力度,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实施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工程,积极开展高产创建活动;加强气象灾害预警预报,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3.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加强标准化规模化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协调发展的一体化产业链条;引进知名企业落户我市,培育扶持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全力打造“哈尔滨食品”大品牌。
凯里市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是以苗族为主的聚居城市,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是巴拉河国家农业生态旅游示范区所在地,其苗寨农家风情游发展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丰富的农业资源、旅游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优越的区位优势等为观光立架西瓜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礼品西瓜以其形体美观小巧、肉质细嫩、汁味甜、品质极佳、生育期短、携带方便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适合现代家庭消费和市场发展的要求。城郊农家乐的迅速发展,为农村带来了无限商机,也为礼品西瓜提供了一个新的消费市场,两者的有机结合为双方发展起到了互助的推动作用,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种新途径。
1立架礼品西瓜生产概况
2007年,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巴拉河国家农业生态旅游示范区梦里水乡苗寨休闲娱乐山庄种植了礼西瓜,面积7344m2,每公顷产量为32175kg,总产量2.36万kg;每公顷产值8.04万元,总产值5.9万元礼品西瓜种植有红小玉、黄小玉、金福、小凤仙、礼品3号5个早熟西瓜品种.通过增施有机肥、地膜覆盖、立架引蔓、网袋吊瓜等栽培技术,西瓜产量、产值得到了很大提高。
2西瓜上架促进苗寨农家乐风情游发展的原因分析
2.1种植新颖,吸引游人观光立架礼品西瓜与人们常见的爬地西瓜不同,西瓜悬浮于空中,能够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开阔眼界,实现观赏品尝的需心。前来游玩的城市游人90%以上是第1次见到吊挂悬空的西瓜,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新颖的栽培方式能吸引更多的游人来欣赏苗寨风情和观赏园风光。
2.2提高景区知名度观光立架礼西瓜与旅游业相结合、交叉后形成了一种新兴产业,其发展打破了产业界限,既能提高当地礼品西瓜知名度,打响礼品西瓜旅游品牌,促进产品销售,拓展产品增值空间。实现产品增效;并能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拉动当地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必兴旺发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又能为苗寨农家乐推波助澜现在到巴拉拉河游玩的游客80%以上都知道梦里水乡苗寨休闲山庄有礼品西瓜,到山庄游玩的每个游人都会带上几个礼品西瓜给家人或朋友品尝,既提高了苗寨的知名度,又实现子西瓜的增效。
中国农业发展中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总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宗农产品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几年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种植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淘汰过剩的和低品质的、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生产目的的农产品生产。这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和部分产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针对9亿多农民为仅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的基本局面,农产品的过剩将是难以扭转。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下跌,就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城市人口农产品消费增长缓慢的矛盾加剧所造成的,是因为农产品收入弹性过低的缘故。据专家测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这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不足0.04,意味着在此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不到4分钱,还包括在外用餐费用的增加(陈锡文,2002)。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居民1999年人均购买粮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鲜菜下降4公斤多,猪肉下降近2公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考虑到3亿多城镇人口中还有大约1亿多非农业人口是生活在县和县以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励农民进行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也会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当前农产品的过剩是商品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过剩,是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所致。
(二)众多乡村人口与农民收入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在“九五”后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尚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统计中,农民纯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报酬收入、家庭经营农业(农、林、牧、渔)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四个部分。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长11.2%,是纯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农户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338元,则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达103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6%。工资和非农经营收入的增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208.3%。通过上述对农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镇企业及农民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尽管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回升,达到了4.2%的增长速度,但是收入的来源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与城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悬殊。
显然,众多的乡村人口是当前农民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从中长期看,继续依靠政府提高大宗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农业经营的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而大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也不能对所有农民的收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人多地少构成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基本约束。在此约束之下,非农业人口或城镇居民及整个国民经济所能够承受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将是一对很大的矛盾。依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攀升来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入,以使其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已经不会成为常态(陈剑波,2001)。
此外,长期维持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对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更加复杂,比如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的问题、生态和环境破坏问题、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如此巨大的农业部门相比还很不相称。显然这与能够消费农产品制成品的市场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等等,显然解决中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县域中小工商业受到抑制,劳动力流动缺乏政策支持
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发展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将为乡村人口的迁移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严重不足。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
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个“九五”期间乡镇企业13.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2700万人,与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业人数下滑的趋势。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加额已经占GDP增加额的3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10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乡村人口迁移的进程。
经历了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的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或微型、中小型工商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县域内微型与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金融和税收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和支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的私人投资的进入“门坎”。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表现在:第一,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通过集资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第二,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且存在很多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长期以来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三,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第四,缺乏为中小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和政府相应的服务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也由于其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高昂成本,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减缓。其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缓和城镇化步伐的减慢。“九五”前4年城镇化平均每年仅增加0.46%,比整个改革时期的平均0.6%还低。
在乡镇企业发展减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自发流动。开始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城镇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进程中,如何进行战略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让流动的乡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是应该叫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抛弃土地彻底断其后再到城市谋生,还是保持目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季节性的流动。显然目前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就业的模式将使乡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乡村居民城镇化的门坎。
事实上,尽管政策对于农民自己选择的流动就业模式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尽管农民季节性流动还存在诸如户口、就业限制、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农民的自发流动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估计的流动数量大约在0.8~1亿人左右。同时,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低速增长,与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流动就业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缩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一)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储蓄信贷市场且贷款连年下降
改革20多年来,中国信贷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始终维持一个7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动员信贷资源支持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国家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相对照,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令人吃惊。1997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25.05%,但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为15%和8%。
《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0年。
(二)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企业,虽然从1998年开始,大型企业的银行借款增幅下降,2000年起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分别下降8.2%和10.1%,但是实际的占有金融资源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的。
资料来源:马洪、王梦奎,2000。
表3的数据证明了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所具有的优先地位,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倾斜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此外据抽样调查,2000年底全国省会(区府)和副省级城市的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近40%,是当年新增贷款的4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1/11/1)。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后信贷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
对于这样一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资本市场作用的结果,是资本逐利本性所致。但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鉴于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国有独资的性质又使国有商业银行易于遭受行政干预,在这样情况下强烈的城市化的资金配置格局,很难说仅仅是由于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竞争促使资本寻求更高收益而出现的配置格局。这一配置格局的出现是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市场主导了整个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比如,大量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说明目前的城市化倾向的资本配置格局,是与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并不完全相干。(三)县域内承受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信贷紧缩
对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有许多争议(周骏等,2001;王宝清,2001)。目前的紧缩是一种结构性的紧缩,而非全面紧缩。城市部门,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特别感受到这种紧缩,而县及县以下的经济主体才是这种紧缩的对象。这种紧缩的直接后果是县域内以解决就业为主的中小型工商业、乡镇企业出现衰退并由此带来县域经济的衰退、农民收入下降及县乡政府税源枯竭。根据有关学者从全国总体的情况测算,1994~1998年间仅财政系统的净流出平均每年大约在1000亿元左右,而金融系统中不仅存贷差日渐扩大,而且每年从金融系统中流出资金大约在500~600亿元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从县域内部的情况看更加严重。一是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基本没有放款权利,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1997年以后对县域内经济主体的贷款增加很少。二是尽管金融机构中农业与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和农户的存款(不含乡镇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全部存贷款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同(农村存款在1996~2000年间基本保持在12~13%的水平,而贷款保持在11%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全面统计所掩盖的一些问题。第一,在1996~2000年间信用社占据了整个农村信贷市场的65~70%的份额。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的贷款等大型项目,而对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业生产和中小型工商业活动却处于全面紧缩的状态。1999年全国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比1998年增加581亿元,占当年全部贷款增加额的8%(值得说明的是,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30%以上,吸收的就业是国有部门80%以上),同年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增加额为386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贷款增加额的66.4%。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01亿元,而同年农村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361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0,2001)。仅观察全面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楚地看到农村中所普遍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严重双重紧缩的。从运行的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中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统计》1998~2000。
看,县及县以下正在承受严重的通货和信贷紧缩,表现在:
1.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贷款,造成每年上千亿元的资金直接上存中央银行。
2.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农村短缺近3000亿资金,不仅影响了县域内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兑付农民存款的责任直接由县乡两级政府负担,对本身已经债务缠身的县乡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
3.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减少县及县以下基层机构,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全国已经削减1万多个银行分理处和营业网点,裁员11万人(戴相龙,2001)。
4.农村信用社负担过重,难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农村信用社以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存款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但是鉴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及沉重的历史包袱(累计亏损与不良资产),对于承担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已独木难支。
5.民间信贷活跃,但缺乏规范。由于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十分活跃。据对15省24个县市41个村的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温铁军,2001),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达到每月1~3%。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也缺乏管理和引导,难以真正在信贷市场上正常发挥作用。
四、消除贫困与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一)关于新的扶贫战略
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这是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的计算(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为0.66美元/天)。为比较国家间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提出了每天1美元(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的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估计中认为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如果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应该为1.06亿,比官方当年4200万贫困人口的估计要高出1倍多(世界银行国别报告,2001)。无论估计的标准如何,中国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消除贫困的任务)。
根据中国政府新世纪的扶贫战略,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一是尽快解决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二是帮助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巩固的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稳定脱贫。与“八七”扶贫攻坚相比,这不但意味着对象更广了(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0%),而且任务加重了,即包括解决温饱和实现稳定脱贫两大任务。扶贫的基本方针则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或者是生产足够的食物问题,而必须做到综合开发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资源配置和开发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实现新的扶贫目标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资本投入问题。尽管在新的扶贫战略中政府在贫困目标的瞄准机制、扶贫内容等等进行了许多重大的调整,但是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将越来越成为贫困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目前尚未脱贫的3000万贫困人口中,主要的制约是生态和自然条件,这些人口的脱贫仅依靠发展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不仅可能导致新的生态破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移民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应成为实现新的扶贫战略的重点内容。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2000年,国家安排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0个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国家又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
近两年来,与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开发的战略指导下,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信贷资金。但是这些投入效果如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通过国债资金大量投入到公路、铁路、机场、大中型水利设施项目、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的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究竟产生的作用有多大?能否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既不能在短期内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面临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显然,将此战略作为资金投入的战略重点,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远水不解近渴。
五、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
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对抑制农民负担恶性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制止农民负担增加。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共1778.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99元。其中,各种税92元,“三提五统”66元,“两工”和以资代劳6元,集资等各种社会负担30多元,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3.3%。中央2000年提出了税费改革方案并在安徽进行试点。从安徽省的情况看,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效果是明显的,人均负担下降了30%。税费改革虽然达到了使农民减负的目的,但同时使乡镇政府和村一级组织收入减少,使县、乡、村机构正常行政能力受到影响。
税费改革、农民减负与县乡财政状况紧密相连,没有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农民减负就难以完全实现,税费改革就缺乏推进的基础。我国户口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10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2亿,在县城和建制镇的人口有1.7亿。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而全国财政负担的人员总量中,由县乡财政负担的比重约为70%左右。如果不能改变20%的财政收入负担70%人员费用的状况,不仅农民负担无法得以完全减轻,同时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直接面对农民、行政事务最为繁杂、作为政权基础的县乡两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最少的。农民负担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基层政府收费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促进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基层财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六、进入WTO之后的农业和农村
(一)农产品贸易问题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的农产品中,粮食产品只有稻谷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而糖料、园艺、畜产品、烤烟等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程国强,2001),相应地,有关学者对加入WTO后,利用相关的模型对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对各种农产品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黄季焜,2001)。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短期看,贸易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1.贸易的冲击仅限于一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品种
许多人对于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十分担心,认为有可能带来数千万农民的失业。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首先是粮食产品的商品率一般在30%左右。对于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来说,特别是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而言,贸易本身不会对农民收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贸易可能的影响只是针对商品率较高生产较为集中的个别品种(比如棉花、大豆、部分水果等)、个别地区(如黑龙江、吉林等大豆、玉米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小麦生产的大省是河南,占到全国生产量的22.4%,山东排第二位,为18.67%,河北为12.12%,其余省份均没有超过全国产量的10%。稻谷产量占全国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为13.84%,河南为10.14%,其余省没有超过10%,大豆生产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全国产量的近30%,而新疆的棉花则超过了全国的1/3,广西的糖料占到全国的近40%(国家统计局,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黑龙江等九个省农民销售大宗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分别达到63.33%、54.48%、39.23%、33.27%。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农业生产和经营战略,这些地区的农民将遭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冲击。
2.主要农产品进口的配额数量并不大
根据相关研究,即使2002年粮食全部进口配额用完,进口玉米、小麦、大米的数量分别占2001/2000粮食市场年度总消费量的4.57%、7.34%、2.9%,而以2004年的配额量计算,进口粮食总量也仅占2001/2000年度中国粮食消费的6.02%。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目前的配额并不会对中国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带来重大威胁。
从积极的方面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会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完善全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分别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地区情况来确定农业发展的战略将是我们未来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
2、要着眼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和引导
发展农村经济,当务之急是教育农民、改造农民。一是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要发挥司法部门的职能作用,定期组织农民学习法律法规。二要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要充分发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各乡镇事业服务中心的职能作用,大力发展民间科技服务组织,通过专家讲座、科技致富典型引带、专业技术培训和组织农民参观典型现场等手段,强化对广大农民的科技培训。三是要增强农民的市场观念。要引导农民舍得投入,购置必备的通讯和网络设备,善于通过电话、互联网等媒体捕捉市场信息。四是要增强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责任感。县乡人大、组织和民政部门要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完善村民代表议事会管理机制,提高“一事一议”成效,鼓励农民出资出劳,大力兴办公益事业。
3、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
首先是优化粮食生产结构,粮食生产要以增收为目的,要以生产质量高、增加值多的农产品为主,要积极发展粮食产品的深加工,把粗放生产经营模式转变为集约生产经营模式,提高粮食生产的综合效益。其次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林果业、水产业和蔬菜业等。最后是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为了避免地区之间产业过度雷同,实现规模经营,形成区域整体优势。
4、建立和完善法规制度机制,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不断促进各项工作的法制化。农经部门要重视法制建设工作,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要使已有的法律成为相应管理工作的依据,同时也要善于把握时机,使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管理规范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通过建立和完善农经法规制度体系,逐步使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成为农经工作的主要方式,推动工作发展。
5、盘活土地资源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载体。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首先必须盘活土地资源。要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前提下,实现土地资源,尤其是后备资源的有序流转,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开发效益。盘活土地资源,一是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稳定是盘活的前提,只有严格执行土地承包期延长 30 年不变的政策,才能尽可能地调动农民开发土地的积极性,消除短期行为和掠夺性经营现象。二是要建立合理的流转机制。鼓励将耕地、山场的经营权通过转包、拍卖、入股等形式逐步向大户、向能人集中,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
6、必须突破性发展龙头企业
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就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与瞬息万变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由于农产品生产与市场之间缺乏必要的连接纽带,分散生产和销售,很难形成规模和优势,即便是形成了规模生产,也会因为分散销售抢市场而出现互相压价、相互残杀的现象,加大了农产品交易的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要确保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突破性发展产业龙头企业,靠龙头将农户的分散经营与大市场有效连接起来,形成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格局。发展龙头企业:一是要走出政论办企业、管企业的误区。本着谁有能力谁牵头,谁先发展扶持谁的原则,按市场经济规律组建龙头企业。二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龙头企业的发展经营必须兼顾公司、农户等多方利益,防止出现一味追求公司利益而损坏农民利益的现象,只有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共同体,才能切实起到产业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三是要为龙头企业的发展出台优惠政策,创造宽松的环境。
7、确保党的农村政策落实
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历来是党的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把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工作制度化、经常化,保证党的农村政策落到实处并长期稳定的关键环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按照“融入全局、立足多予、注重运作、重在实效”的要求,落实“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作,重在实效”的实践要领,确保党的方针和农村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要围绕党的方针政策,宣传落实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更加和谐,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进展。
农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有百年以上历史,新西兰、爱尔兰、法国等国家把乡村旅游作为稳定农村、避免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手段,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加拿大、澳大利亚、东欧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把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旅游局从2006年开始大力推介“中国乡村游”或“中国和谐城乡游”,旨在推动城市和农村实现旅游资源共享、客源互动、共同繁荣,这对促进城乡交流和协调发展,建设和谐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已建成的三万多个旅游景区(点),一半以上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据测算,全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4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2亿元人民币。本文就这一形势下如何进一步重视发挥好农村旅游的功能,解决好农村旅游目前所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农村融入到现代旅游大潮之中,促进和谐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探讨。
1农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众所周知,农村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农村旅游是我国旅游产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应该是农村,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1.1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要的物质基础,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农村地区发展农村生产的重要内容。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丰富农村生产的内容,还能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有些乡村为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农民自愿退耕还林还草,治荒治污,出现田园风光与山水风光浑然一体的景象。有些乡村对农产品等资源进行深加工,生产富有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商品、纪念品和工艺品,还为城市宾馆直供绿色农产品。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地方,同时照样发展种植业,但都产生了附加值,有力促进了生产发展,拓宽了传统农业的内涵与外延,农民由种粮为主转向种养植业全面发展,由务农为主转向农商并举。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第一产业、推动了第二产业、拉动了第三产业,进一步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促进了现代农业体系建设,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1.2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旅游开发可为旅游目的地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关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旅游收入可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美元-3美元,旅游业1个直接就业岗位能带来5个间接就业机会。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所占比重较大,不少地区土地贫瘠,耕地较少。发展旅游业是其脱贫致富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农村旅游具有劳动密集、人员需求多层次性等特点,且投资较少,收效较快。这就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容易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如云南大理、丽江一些村镇的农民,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的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当地农村的就业人员比发展旅游业之前以前增加了8-10倍,实现了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就地市民化,旅游经营户的收入平均达40万元以上。
1.3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
旅游业属于现代服务业,乡村旅游同样需要对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配套发展,在产品运作过程中需要使用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进行产品设计、营销及规范化服务,搞好内部管理和经济核算,处理好各种分配关系。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和现代管理概念的引入使农民自主决策、民主决策意识增强,一些农村纷纷成立各种协会,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村的基层民主管理,加强了政治文明建设。
1.4有利于农村形成先进文化与文明风尚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旅游业是提高农民素质、培育农村文明的重要手段。旅游不仅带来人流、资金流,还带来信息流、观念流,发展旅游业能促进农民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树立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促进农民参加各种培训、外出学习参观,参加技能比赛,从而使农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促进农民主动学习旅游服务、礼仪礼节、科学种养、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知识,使农民在与外来游客交往中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从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文明素养和旅游审美情趣;同时旅游者不仅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而且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文化知识,从而促进了乡村地区与城市的交流,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人们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形成农村良好的文明风尚。
1.5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农村旅游使人们走进自然、认识自然,促进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增强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乡村旅游消耗资源少,环境成本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变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形成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当地珍贵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乡镇,通过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使广大农民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促进了当地环境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增强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展乡村旅游的策略
2.1统筹规划,政府引导。
(一)我国农村商业发展的需求分析
1.从需求方面来看,其发展中所形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购买力逐渐增强,消费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自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确立了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减免农业税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使得我国农民收入在近几年间收入不断增加,购买力日益增加。我国农村居民2001—2005年以来收入增长情况与恩格尔系数可见下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网﹒《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在这五年期间收入增加速度比较快,意味着农民购买力的增强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尤其是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农民的消费需求将会更加多元化。
(2)对耐用品(如家用电器、手机、摩托车等)和质量可靠且价格合理的日用消费品和农资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家商务部曾对全国1万户农民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显示:想要购买冰箱、电脑、洗衣机、摩托车、空调机、手机的农民比例都在20%以上。这些耐用消费品的农村家庭中的保有量还很有限,远没有满足农村对其的需求。
(3)不同地区的农村呈现出的消费需求有很大差异,具有多层次性。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有较大差异,从而使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对商品的消费需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我国东部某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家用电器基本已经普及、对商品的需求已转变为对高质量的日用消费品、高科技的家电产品和汽车等的需求;而我国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连普通的家用电器还不具备。因此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消费需求会有许多层次,呈现出不同的地区特点。
2.我国农民的消费需求函数
根据我国农村商业需求的发展情况,可以初步设计一个消费需求函数,其具体公式为:
式中W为农民的消费需求,I为农民的可支配收入,P为商品价格,C为商品质量与其价格的配比关系(性价比),A&F为地区消费观念的差异对商品时尚程度的要求(消费偏好),G为政府为农民提供的社会保障。
很明显,农民消费需求的变化与这些因素有着密切关系:I与W呈正向变动,即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引起消费需求的增加;P与W呈反向变动,即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引起消费需求的增加;C与W也呈正向变动的关系;A&F与W的关系则体现为商品时尚程度如果与地区消费观念切合则会增加消费需求,超前或滞后都会阻碍消费需求的增加;G与W也呈正向变动关系,如果政府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如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则能明显增加农民的消费总量。
(二)我国农村商业发展的供给分析
1.从供给方面来看,其发展中所形成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内产能过剩,为扩大农村消费提供了新契机。目前要提高内需的众多措施中想办法满足农村消费需求则是其中较好的措施之一,试想9亿多农民只要每年多消费100元,通过大致为1﹕2的乘数效应,就能为国内增加1800亿元的内需,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为生产企业开拓农村市场提供了十足的动力。
(2)市场提供的商品与农村需求产品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由于生产企业以往在设计开发商品时,主要针对的是城市市场这块大蛋糕,而针对农村市场,企业往往只是简单地将在城市市场生命周期处于衰退阶段或已淘汰的产品投入到这一市场,无视农村对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需求特征。因此哪一家企业能根据农民需求开发出适合农民的产品,将会在农村商业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3)农村商业流通体系的不健全和流通网点布局缺位,致使企业生产的产品无法顺畅地通过流通环节转变为农民所能得到的商品。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其商业流通体系依然是传统的且已残缺不全或名存实亡的供销社体系。许多农村由于供销社经营的亏损,很多已经关闭或只能交给私人承包。农民消费需求的满足,往往是“油盐酱醋在村里,日常用品赶大集,大件商品跑县里”,为农民消费带来了很大不便,增加了消费成本。其中很多的农家小店往往是村民“夫妻店”,商品进货成本高、售价贵,选择余地小,质量得到不保障。
(4)此外,由于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存在的缺陷,使广大农村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主要销售地。近年来商品质量案件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农村,如2004年安徽阜阳出现的劣质奶粉事件,案件的调查结果显示被查获的55种不合格奶粉主要在农村销售,同时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案件也时常可见报端,仅2004年有关部门查获的假冒伪劣农资就达22亿元。因此广大农民对质量可靠、价格合理日用消费品和农资商品的渴求十分迫切。
2.我国农村的商品供给函数
根据我国农村商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可以初步设计一个农村商品供给函数,其具体公式为:
Q=f(P,C,S,A)
式中,Q代表农村商品供给量,P代表商品价格(这一价格要使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都能获利),C代表商品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S代表政府提供的政策补贴,A代表企业生产能力。
很显然,农村商品供给量的多少与这些因素有着密切联系:P与Q呈正向变动关系,P上升,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利润增加,会促进供给增加;C与Q呈反向变动关系,其增大意味着利润的减少或亏损,则商品供给会减少或停止;S与Q也呈正向变动关系,政府对向农村供应商品的流通企业或生产企业提供补贴,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增加,从而会企业增加供给;A与Q也呈正向变动关系,但A的大小受制于需求。
二、我国农村商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农村商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商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商品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农村缺乏现代商品流通体系等。
我国从2005年起商务部开始组织开展“万村千乡”的农村商业流通体系建设工程,经过近二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层度的解决。但仍没有解决供给方面的总题,主要是:
(1)政府提供的政策补贴对弥补相应的流通成本远远不够,按政策标准,试点企业在乡镇开店补贴2800元/家,在村组开店补贴3800元/家,而开设一家乡镇店投资需数十万元以上,这难以调动商业流通企业到农村布点的积极性。
(2)缺少支持农村流通网络发展的融资渠道,流通企业在农村进行网点布局所需资金无法得到融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因此建设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和提高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金融体系构建对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在推进“万村千乡”工程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现象,不能很好地结合地方特点,对一些不具备条件的村乡也要应硬搞,反而会导致失败。一般来说,开办农家店的村镇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农民的年均纯收入要达到3000元以上,达到5000元就更好,农民就有了一定的购买力,就能解决价格问题,就可以注重品牌;二是乡镇村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市场容量);三是交通要比较方便,以利于配送,降低成本。
(4)在推进“万村千乡”工程过程中,政府应对愿意在农村发展的商业流通企业有所选择,而不是什么企业都让上。江苏的苏果超市发展经验,值得各地区政府在发展本地农村商业时借鉴。目前在我国某些地区,一些既无行业经验,又没有配送中心和物流体系和管理能力的流通企业,尤其是一些县级小型流通企业,在农村中突击大搞连锁网点,其目的很可能不是想真正建设农村的现代流通体系,而是想为了套取政府财政补贴。
(5)在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体系过程中,还存在着如何发挥农村流通网络双向流通功能的问题。农村既是产品的销售地,同时也是一些产品的提供地,现代化的流通网络应该能名将这两种功能集合起来,但是如何集合这有待于各地在建设过程中进行积极探索。其中尤其是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政府应提供相应的优惠措施,以降低流通企业的采购成本。目前流通企业销售的农产品必须从农民手中征收,不能通过中介,通过中介就要被征收13%的抵扣税,而这些企业往往没有精力自己去征收所有产品,导致销售的农产品常出现断档的情况,影响了商品流通的顺利完成和农民的增收。
(6)如何充分利用传统的供销社体系为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的建设服务,这还需要各地根据本地情况积极研讨。我国的农村供销社是拥有上至省市、下至乡镇的全国性网络,一些地区的这一网络,近几年经过“四项改造”,尤其利用现代流通方式改造传统的经营网络取得很大成就。到2005年6月,全国供销系统开展日用工业品连锁经营的企业800多家,网点5万多个,销售额480亿元;开展农资连锁经营的企业650多家,网点3﹒7万多个,销售额470多亿元。在全系统1500多个连锁经营企业中,有1145家县级供销社企业,他们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逐步建立起来,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以村级店为基础的网络化连锁经营网络。这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思路是一致的。因此各地区如果能充分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就可以大大缩短“万村千乡”工程的建设周期。
(7)政府在推进“万村千乡”工程过程中,还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项目验收和复查机制还有待强化。政府商务部门要把新建和改造农家店数量、进度、质量、成功率、农民满意度等列入考核指标,经常进行检查,对存在经营风险甚至骗取补贴资金嫌疑的企业重点跟踪,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防范。根据我国商务部部长2006年2月28日讲话的要求,地级商务主管部门在组织项目验收时,要成立有关部门参与的小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及标准进行验收。各省级商务部门要强化项目实地复抽查机制,抽查比例不能低于2%。
三、发展连锁经营商业的必要性
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的建设需要多种措施和方法互相配合,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在这些措施和方法中,充分利用现代商业流通模式——连锁经营则是其建设和发展的一条至关重要的路径。其原因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连锁经营的三种模式为推进“万村千乡”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手段。连锁经营可分为直营连锁、自愿加盟连锁和特许经营连锁:对于一些实力较为雄厚的商业企业可以在农村建立直营门店的方式展开业务;对于一些已在乡镇布点中小型的商业企业则可以自愿加盟到大型商业企业的方式,或通过与其他中小型商业企业联合成立加盟总部再自愿加盟的方式展开业务;对于已存在于乡村的一些微型店、夫妻店则可以通过获得特许权,加盟某一些加盟总部的方式来展开业务。
2.连锁经营在农村的发展可以实现农村流通企业管理现代化。连锁经营可以利用现代电子技术,现代化的连锁经营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迅速提升农村商业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实现对农村商业网点管理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此外,连锁经营总部和门店都采用POS系统和库存管理系统实现从经验管理和事后管理向事前、事中管理和科学管理、数字化管理转变,迅速提高农村商品流通的现代化水平。
3.有利于农村市场进一步开发建设。我国农村市场发展较为滞后,从农村商业网点数量、设置、经营组织结构等方面,远远没有满足广大农村居民消费需要,没有达到发展农村大市场的要求。连锁经营是适应建设大市场,搞活大流通的商业组织形式。通过建立以资产联结为核心的现代流通组织,实现规模经营,提高流通效率,打破经营上的种种限制,最终形成商品流通与要素流通、农村流通与城市流通相结合的大流通格局,从而促进农村市场的全面开发与振兴。
4.连锁经营能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有力杜绝假冒伪劣、质低价高商品在农村的泛滥,从商品的源头上控制好商品的质量。连锁经营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的特点,就使得绝大部分或全部商品的采购不再由门店具体负责,而是由总部进行集中进行,这样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假冒伪劣、质低价高商品在农村市场上的出现,从而能很好地满足农民对质优价廉商品的需求。如:湖南步步高的连锁超市在湘潭楠竹山镇开业后,当地生活用品的价格下降了10%~15%。
5.有利于满足农村居民生活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商品流通体系仍停留在自给经济传统模式上,流通组织设置分散,实力单薄,素质不高,没有能力保证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并且由于缺乏规范的流通规则,致使农村商品流通秩序混乱,农村居民正当的消费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发展连锁经营方式后,不仅可使原有农村国合商业重振雄风,而且可以使国有商业通过连锁经营,将经营触角伸向农村,规范了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繁荣了农村市场,提高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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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统计年鉴编辑部.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10.
[3]黄海部长助理在安徽农村商品流通改革和市场建设试点第二次部省联席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10月13日.
文中对于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相应的变量包括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将农村的相应投资作为控制变量,使用对于传统金融环境评析的函数模式进行计算,通过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关系可以得出相应的方程,并可以表示为:Y=(fK,F),其公式当中Y主要的表示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现状,K表示为农村的资本投入,F则是代表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通过这个模型进行响应变量的实际调整能够有效的减少误差的产生,确保在衡量实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出现偏差。
(二)指标选择
在进行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当中,实际涉及到农村金融和经济增长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农村金融指标的选择方面,包含两个方面的指标内容,其中农村经融发展规模指标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在衡量农村发展规模指标时涉及到一个相关的公式FIR=DL/RGDP,这个公式表示的是农村的存款金额和农村的信贷总余额之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指的是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的金融存款进行转移,转化成信贷行业的支持,促进农村的经济的增长效率。因此,指标的正确选择能够有效地减少实际在进行计算当中的差值。
二、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在20世纪末期以及21世纪初期进行实际的选择和控制,对于相应的农村资本投入、存款余额以及贷款余额进行有效的数据统计。通过这样的资源的和数据的收集,在实际计算当中的准确性是对于社会发展当中农村金融的真实性有着重要的保证。因此,在模型RGDP=(fK,FIR,RLD)中,其中RGDP代表的是自然数值K代表的是在农业经济当中的固定投资额自然对数值,以及RLD贷款比的自然对数值。
(二)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分析之前,应该对于相应的监测系统VAR进行单位根的检验工作,确定数据在实际计算当中的准确性和运行的平稳性。因此,在进行单位根的检验当中应该重视农村金融当中包含的各个项目,并对于其中的平稳变量和不平稳变量进行相关的控制工作,并报相关数据的稳定性,在对于单位根的检测当中。
(三)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是对于标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检验工具,这个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中进行提出并实用的,其实际的操作过程对于X和Y之间的研究进行实际英国关系的评测,并且在X变量能够对于Y进行精度的改善能够有效地预测Y的精准度,则确定X是Y的Granger原因,如果不能预测Y的精准程度则认为其不是Y的Granger原因。农村的金融环境长期的影响着经济增长,并且二者之间具备一定程度的协调关系。
三、实证分析结果评述
通过上述的研究结果,并且通过相应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相关性的实际结论,下面对相关结论进行叙述。
(一)农村经济货币化的正向相关性
在实际的农村货币的现金流通和实际的贷款金额的增加,以及农村的GDP的比重的增加在农村的经济发展进程当中真有重要的比重,同时也是货币现象的重要形式。并且相应的货币现象的增加,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经济交易的环节和交易的速度,使得相应成本有效地节约,同时金融环境的提升使得农村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地加快,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农村经济增长使得货币大量的增加,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强有力的支撑,符合经济增长与货币化的基本规律。
(二)农村的金融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
对于农村的金融贷款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是农村的金融贷款具有表面化的特点,其中的贷款仅仅是形式上的信贷模式。在农业当中的实际应用并不是很多,非农业化的现象相当严重。二是农村的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的实际运用存在相应的弊端,没有重视到农业的发展规律,其在活动的过程中没有将农资发展作为重点。三是金融制度的问题,金融是维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制度的正确实施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
(三)农村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
在实际的农村经济当中,投资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会产生显著的成效。这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相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国家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村的经济得到相应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进程中,还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农村经济现状不能够良好地利用投资。并且在实际投资时造成农村金融环境和投资脱节,造成无效投资和投资浪费等深层次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优势的凸现,众多的保险公司在县域大量增设分支机构,直接向广大农村地区辐射,带动农村保险市场快速发展。
2.保险产品种类较多,市场份额相对集中
各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适时推出了多样化、个性化的保险新产品,不断满足城乡居民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险需求。据统计,目前,县域保险机构累计开办保险产品110个,其中财产险60个,人身险50个,城乡之间在产品种类上相差无几。从保险产品的市场份额看,人身保险占据绝对多数,人身保险保费收入一般是财产保险的3—4倍,农村市场份额差距略低人身保险市场以寿险和分红险占比较大。
3.县域人身保险发展较快,财产保险发展相对迟缓,农业保险几乎空白
近年来,随着保险知识普及和保险营销力度的加大,农村保险市场得到广泛拓展。据对烟台9个县市区的180户农民问卷调查,有127户办理过保险业务,另有35户有办理保险的愿望,分别占调查样本的70.6%和19.4%;所办理的保险种类以人身(寿)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居多,办有该两种保险的分别占全部调查农户的45.7%和43.3%,而财产保险则不足15%。由此可见,在现有的保险品种中,农民对人身健康、养老保险情有独钟。从烟台市保费收入的区域结构,也可以看出县域人寿险业务呈较快的增长趋势。2006年,9个县市全部保险费收入占烟台市的比重为51.8%,同比提高4.6个百分点,其中人身保险占比提高4.7个百分点,财产险占比下降7.1个百分点。在财产保险业务中,农业保险占比微乎其微,全辖只有1个县(市)办理了农作物火灾险,其他各县市均未办理农业保险业务。
二、制约农村商业保险发展的障碍因素
1.农业保险业务萎缩,难以满足农业发展的有效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人民保险公司的各分支机构专门设有农业保险科,开办的保险品种涉及麦收、特色养殖、水果蔬菜等,但随着保险公司的商业化改革,已不再单设农业保险科,并相继取消了麦收、特色养殖、水果蔬菜等险种,目前开办的仅有农作物火灾、冰雹保险和家庭财产责任保险等几个险种,在众多的近60个财险种类中,涉农险种占比不足10%,品种少、份额低。农业保险萎缩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灾害多、风险大,出险后勘查难、赔付率高,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经营目标明显冲突,基于此,诸多保险机构都纷纷退出了农业保险市场。2.保险产品设计上的缺陷,与农民的支付能力形成较大的差距
目前大部分保险公司将产品定位于城镇市场,产品设计趋同性较强,普遍缺乏对农村保险市场的研究和开发,少有推出适合农民和农村特点的保险新品种。而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收入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3.业务发展不够平衡,市场监管存在盲区
目前,商业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中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地区间机构设置存有偏差。二是展业、理赔质量态度相差迥异。调查反映,保险公司普遍存在重展业、轻理赔的问题,对客户投保和缴费服务热情、不厌其烦,而出险后理赔时则手续繁琐、条件苛刻。三是保险业务发展与市场监管不相对称。诸多保险公司都实行营销机制,营销人员良莠不齐,为了提高业绩而进行不实宣传甚至相互诋毁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导致出现大面积的退保问题。
三、我国农村商业保险发展的建议
1.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农业保险体系鉴于农业生产的风险性和商业保险公司的盈利性特点,建议尽快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推出农、林、牧、渔业各具特色的保险品种。在目前情况下,为提高农民和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增强农业的保障功能,可采取政府扶持与商业运作相结合的农业保险模式,在两个环节发挥政府的扶持作用:入保环节,按照保费的一定比例对农户予以补贴;出险后的理赔环节,按照赔付额的一定比例对保险公司直接补贴。
2.规范商业保险公司对农村市场的营销服务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保险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是加快农村保险产品研发。结合农村实际,有重点地改造现有保险产品,开发推广新产品,满足农民低保费、低保障、广覆盖的保险需求。二是加强农村保险机构网络建设。合理调整农村保险机构的布局,在网点设置上应适度向偏远农村地区倾斜,增强对农村保险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三是强化营销队伍培训和管理。营销人员是体现保险公司形象、开展对外宣传的窗口,对其培训,既要具备精良的展业技巧,更要具备过硬的职业操守;对其考核,既要注重保费收入增量,还要考虑保户资源的稳定性。
3.健全农村保险市场监管机制。首先,引入同业竞争监督机制。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下,监管机构应加大引导力度,鼓励各保险公司逐步向农村延伸触角,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主体。其次,健全保险协会网络体系,重视发挥保险业协会的监督作用,督促各保险机构严格遵守保险同业自律公约,对违法违纪行为按职能范围及时做出处理,切实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再次,加强行业监管力度,建议在地市级城市设立保险监管分支机构,加强对县域保险市场的监督管理,促进保险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摘要】当前发展农村商业保险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我国国情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商业保险的现状,探究其原因。并就如何有效发挥保险的救济和保障作用,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保险业近来在我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我国有着数量相当大的农业人口,而这一群体由于经济上的相对弱势地位和传统的生产方式需要更多的保障,然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并没有实力去实现十分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险。如何有效发挥保险的救济和保障作用,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成为当前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农村商业保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