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传统文化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专栏配发的四篇文章，虽然有的取国学角度，有的以传统文化立论，但传递的信息都是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他们所谈的国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载体；他们所谈的传统文化，则是蕴含国学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四篇文章，对当下方兴未艾的蕴含国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了较为全面的观照。执笔者均为国内著名高校资深学者，论述各有侧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内功，又不乏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见地，信可借鉴。张辛的《时代需要国学，民族需要国学》，以鲜活翔实的史料、缜密雄辩的思维向我们论证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在当今时代于全人类的重大意义，指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乃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应当说，以孔子智慧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所在，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所在。为此，文章为我们指明了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两条路径：读国学经典和德性实践，即通过重新启蒙来传承并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当是一种很有识见的呼吁。如果说张辛是从宏观上呈现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践行方法，那么郭齐勇的《试谈中小学国学教育》则从微观上为我们解答了国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提供了实施国学教育的具体策略。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剥茧抽丝，层层深入，条分缕析，观点明晰，使读者对国学、国学教育乃至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我们十分赞同文章的观点：“国民需要通过庄严的学习，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小学教育乃至高等学校的通识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这无疑是一种精辟的见解。郭文还以教材为依托论述了我国国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价值观念与人格情操”，“四书”是首选载体。鉴于目前中小学包含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仍处于自发状态，现有教材良莠不齐，郭文还提出了教材选用建议。漆永祥的《中小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几点建议》则进一步指出，百年来的西学东渐使我国传统文化教育日趋式微，由此导致的中小学生高智商低情怀现状令人担忧。相较前两篇文章，漆文更具体而微，从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寻求解决当今中小学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礼仪、生活百科、知书达理、学会感恩等方面”严重“跛足”的对策：客观看待“死记硬背”、咬定一部经典读懂读透、增加日常礼仪与规范教育的内容、重视乡土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培植。国学热持续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门，薰莸同器，一时莫辨真伪。谭汝为和奚咏梅的《中小学国学教育漫议》指出，传统文化教育须注意“去粗取精”，态度须审慎。文章还提出了中小学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体建议，包括教育应着眼于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培养一批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书种子”；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置相应的课程，如小学可设经典诵读课，中学可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在语文教学中；教材的编写应遵循“取精用弘、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循序渐进”的原则；教育中“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要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精神家园里慢慢体味、逐渐成长。这些观点，对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需要避免误区

受这些文章的启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母语都是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物，所谓真语文，一旦离开传统文化这一土壤，就将立即失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疑问，传统文化本来就是语文应有之义。可见，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的语文教育乃是常识。因此，我们赞成“融入”，但应明了“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绝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始，承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已引起普遍重视，从民间机构的自发行为到政府的规范引领，从高校为国学“落户”到中小学兴起的经典诵读热潮，从学校国学课程的次第开设到社会上国学培训班的如潮涌现，国学热一时蔚为壮观。在如此热闹的场面中，有的确实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但有的只营造了一种表面的热闹，令我们欣喜的同时未免心怀隐忧。真语文虽然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融入传统文化切忌浮躁。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不能搞运动，一阵风。任何学习绝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来潮就能奏效，传统文化的学习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已经唤起国人对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么，学习、传承和发扬这种宝贵的传统文化，就更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讲求实效。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也不可赶时髦，当点缀。传统文化是真语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现代传播手段如影视、网络、名家讲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当学校把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引入课堂后，以画面、音响、服饰、故事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其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学生所欢迎，但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视听感官的享受上，大多无法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核。更何况，如果学生在时髦中跟风学样，传统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沦为文化快餐，异化为一碗碗心灵鸡汤，若如此，承载传统文化的国学也遂成为一种时尚的佩饰，肤浅化、娱乐化、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也必然应运而生，乃至逐渐泛滥。将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育更不能舍本逐末，功利化。传统文化是国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将它融入语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领学生通过学习经典，感受先哲的思想并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构建。在具体操作时，如果指导思想不明，往往就会产生偏差。例如，当有些地方公布高考降低英语分数并调整给语文等科、高考语文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后，在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热议的同时，不少学生家长纷纷急切地将孩子送往各类国学培训机构学习，为未来的高考预热。这种试图让孩子通过短期突击提高学习成绩的功利化行为，一方面违背了教育的规律而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另一方面也忽视了传统文化的性质和意义，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绝非替代除非是正式开设的传统文化课，在学校语文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就绝对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语文教育，以致将语文课上成文化课。在语文课中，传统文化的融入和渗透不能喧宾夺主。真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理所当然地杜绝忽视语言文字的倾向。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学语文，语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关的一切，包括传统文化，均蕴含其中。在语文课上，传统文化只能在语言文字中融入和渗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语文课上教读的是传统文化经典名篇，也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引导感受和赏析，以致忽视了语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妙用。若有意无意地将语文课文异化成敲门砖，引出传统文化内容就借题发挥，远离语文而过度延伸，海阔天空地大谈文化，语文就会随之失真。这种课由于本末倒置，缺乏对语言文字学习的点化，语文因素难免会被淡化、虚化，最终与真语文失之交臂。在语文中，语言文字作为工具和载体，表现为语文的形式；传统文化作为产物和载物，蕴涵为语文的内容。语言文字的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内容就像一叶花瓣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因此，要在语文教育中正确地融入传统文化，就必须是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两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无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尽管语文离不开传统文化，但若脱离语言文字过度渲染传统文化内容，就会使语文课发生质的变化，渐渐远离真语文。过犹不及，万勿过度。那么何以为度？切合实际的“三维目标”便是参照系。凡是超越或影响整体目标、喧宾夺主的内容，就应忍痛割爱、断然芟除。就质而言要“容而无痕”。尽管把握了度，但若语言文字与传统文化机械相叠、生硬割裂，或牵强凑合、貌合神离，也仍是各自为政的两张皮，而不是容而无痕。所谓蕴藉不露、涵泳感悟、渗透熏染、潜移默化，才是容而无痕的真语文教学功夫和育人艺术。

篇2

二、讲解的精彩，能使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

有了好的开头，还要有切中要害的讲解，使学生真正学有所获。不容置疑，课文讲析在时间上所占比重较大，自然头绪繁多。首要问题是解决好“读”。现代文需要通过朗读来披文入情，文字艰深的古文更应讲究读的技巧与方法。要想弄懂文言文的大意，“读”是不可省略的一环；切不可把“读”视为填充课堂时间可有可无的步骤，至少要做到粗读——听读——精读——赏读。粗读应安排在接触课文之前，学生在自由朗读的过程中明确字词的读音，将有疑问的字音、句读做上标记。紧接着，进入听读阶段（可采用放录音或教师范读）。学生一边听，一边采用默读方式，在文中标注正确的字音、停顿。然后，结合课文的翻译，采用精读，令学生在诵读中体会行文的妙处。如在《寡人之于国也》的教学中，我先指派一名学生用声音来演绎梁惠王，再让他挑选自己中意的同学扮演能言善辩的孟子。这种情景式的阅读很受学生欢避，不仅很多人愿意重新演绎君臣间的智力对决，而且，让他们在多次诵读中明确了各组的优势，利于人物形象的分析。整篇课文串讲完后，一定要注意最后的赏读。所谓“赏读”是在学生理解文意的基础上用心来品读，以便巩固对文章的印象1．逐段翻译法。先让学生参照课下注释，口头翻译，再指定若干名学生当堂串讲。好处是使篇幅长的课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目标，不足则是学生“动”的面不广。2．故事演绎法。针对《鸿门宴》、《柳毅传》等情节性强的文章，不必搞句句直译，只要学生大致理解内容即可。相关的重点实词、虚词及重点句式可在“归纳总结”阶段进行。3逐句接龙法。这种方法类似于游戏中的“击鼓传花”，但我们传递的不是美丽的花儿，而是翻译一句文言的小任务。此类活动有利于课堂上学生集中注意力，活动面大：但比较耗时，适用于篇幅短小、内容深奥的文言文。

篇3

1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8］KlugWs,CummingsMR.ConceptsofGenetics,Columbus:CEMerrillpubl,1983：81.

篇4

传统中国最初的礼仪文化根植于古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要求顺天应时，顺应自然规律，故而出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人们赋予“天”某种道德性的品质，上天有“好生之德”，这就要求人们“以德配天”。最初的祭祀礼仪行为和对祭祀仪式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天”的敬畏与崇拜，并发展出天尊地卑、本末有序的思想。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业定居生活的形成，定居生活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安排也是为了顺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顺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效法天道，以德配天，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每个个体各得其位、各司其职［1］。可见，当时的礼仪文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中原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也顺应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向往和追求。古代中国的礼仪文化事实上是被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规定的，在客观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到了夏商周时代，由于政治生活的广泛存在，原本属于社会规范的礼仪文化渗透、蔓延到政治领域，以尊卑贵贱亲疏为主要内容的礼仪文化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周礼”就具有意识形态的功用。这种意识形态在维持政治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规范了家庭及个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的“人力”和“人为”因素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突破了原先的尊卑秩序，诸侯国之间的固有格局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社会动荡、礼乐崩坏的局面，原先的礼仪文化只剩下了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程序操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恢复“周礼”的主张，意在恢复周代意识形态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范，恢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秩序。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不只是在礼仪形式上回到以前的外在仪式上，还为外在的仪式注入了思想内涵，即把“仁”纳入了传统礼仪文化之中。“仁”是“礼”的核心，“礼”是“仁”的外在化和具体化，“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论语•颜渊》)。孔子崇尚德政、追求礼治，“礼治”的目的是“德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理想的社会是外有礼乐、内有仁义，礼追求社会秩序，乐追求社会的和谐适中，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以礼节和”。礼乐是手段，德政是目的。孔子认为重建社会秩序要做到“正名”，即做到“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按照礼的要求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各司其职，“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孔子提出的礼制思想还表现在做人做事讲究秩序和规范上，体现在个人行为上。在做人方面，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做事方面，孔子提出“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季氏》)。体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在构建社会秩序上，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在传统的礼仪仪式中充实了“道德”和“仁义”等思想内涵，使外在的礼仪行为具有内在的精神灵魂，“礼行于外，德诚于中”“德辉动于内，礼发诸于外”(《礼记》)，把对外在仪式的崇拜发展为对内在道德的信仰，并追求外在仪式与内在道德精神品质的和谐统一，使外在礼治的强制性走向了内在道德信仰的自觉性。比如孔子曾反问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难道仅仅玉帛、钟鼓就是礼乐吗?所以孔子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礼仪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礼仪表达内在的道德诚意［2］。“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

二、中国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道德性本质

孔子提出的恢复“周礼”，让统治者服从道德规范并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行为，以此垂范天下，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也就是恢复周代和周代以前最高统治者作为道德楷模的理想统治模式。在西方社会，柏拉图最初追求的理想国是让哲学家成为国王，让“哲学王”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让品质优秀、道德境界和智慧高的人来统治社会，这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经过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实验，柏拉图的政治设想遭到了失败，当发现自己的理想国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时，他改变了以前所追求的哲学家当王的最高理想，转而求其次，也就是转到追求“次优状态的国家”的主张，那就是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乌托邦，也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实现治理国家的目的。他认为法律是实现国家正义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法律篇》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3］柏拉图的这个转变非常重要，表明他从推崇以德治国到依法治国的转变。正像柏拉图设想的那样，西方社会的德治与法治最终走向了分离和分裂。在个人行为方面，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表现可以不一致，甚至在思想上可以犯法，但只要在行为上不违反法律规定即可。西方社会的与世俗政治最终也相互分离开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俗政治可以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进行管理，而则通过个体内在的修养和规范达成，二者不相互干涉。这是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特点之一，与中国崇尚德治、礼法并重的传统治理模式形成对照。孔子也曾在一个小诸侯国鲁国实验过他的崇尚道德、以礼治国的思想，和柏拉图一样，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与柏拉图不一样的是，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最初的理想和信仰，一直在坚持着他的“德政”理念，这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直崇尚德治和礼治，而没有转向法治。孔子阐发的“礼仪”不仅是指个人的行为规范，还包括家庭、家族、宗族，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规范，所以“礼仪”是上下贯通的，可见孔子所倡导的礼仪文化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这是把道德信仰与日常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表现。笔者认为，孔子的礼治思想更倾向于德治，他所倡导的礼仪规范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内和外是一体的，不是分离和割裂的。他所强调的“礼仪”是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道德与礼仪是贯通的。孔子以后的孟子则有舍弃外在礼仪形式，追求内在“仁义”的倾向，把礼仪内化为心理情感的准则［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思想，法家强调外在的强制性，儒家侧重于内在的道德自律，并强调内在的道德信仰要与外在的礼仪行为和谐统一。事实上只有内外合一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导致后来中国在治理社会上出现儒法并重的局面。前期儒家思想，也就是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是主张内外兼顾的，但是到了宋明时代，外来佛教主张内在的心性修养，强调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的修行路径，使儒家也开始追求内在的超越，这就使得传统的儒家礼仪更加注重内在的自省和自律，强调由内而外的思想行为规范和道德法则。所以传统儒家礼仪文化更强调个体的内在规范及内在修养，而非仅仅看重外在的形式和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