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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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76-0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仅交流渠道、交流方式和交流舞台逐渐增多扩大，而且传播手段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流方向之一，对外汉语教学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掌握好中华文化的精髓，怎样理解并运用好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将我国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对于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长久屹立于世界强国以及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在论述以上观点后，旨在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并希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者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弘扬东方智慧，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中华文化的传播——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八个字只是简单的描绘，但不足以表述其特征。中华文化的特色可以概括出若干条，但其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应属兼容并包，或者可以说是兼收并蓄。中华文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这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表现得最为深刻：首先表现在中华文化非常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例如：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地被融合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并在中华文化中有了独特的意义，这对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为了强大祖国、唤醒人民，不断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力求贯通中西学，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其次，中国作为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文化对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文明进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一）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对外汉语教学已不单纯是传授汉语知识的教学，而是一种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的交际语言的教学；如果要有效地、成功地实施这种教学，就必须首先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只有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成功地组织教学，有效地给学生传授这种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决不能把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解为在语言能力之外的一种辅助能力，尽管它包括了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能力，如：跨文化的心理能力、跨文化交际策略能力等等，但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能力，并且其他所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的能力上。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很难有效地、成功地实施对外汉语教学。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交际渠道的不同，交际可以分为：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人们只注意到语言交际，却忽视了非语言交际行为。然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往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言语行为，其他则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由此可见，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它是文化的重要反映，它在一切非语言交际行为中都要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和体会，如果忽视了文化背景就很可能会发生误解。非语言交际包括：眼神、手势、身体动作、面部表情、服装打扮、身体的接触、谈话者之间的距离、时间观念等等。下面仅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进行非语言交际的跨文化对比。

1.沉默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沉默的态度和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奉行“沉默是金”，常常用沉默来表示思考、慎重、默许和谦让等含义，然而英语国家的人对这种沉默态度感到很不习惯，在他们看来，沉默意味着轻视、不感兴趣等，因此他们在讲话或与人交谈时最忌讳沉默不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声的反应。而中国人则重视沉默在交谈中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有时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就笔者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国内的课堂上都是老师占主导地位，整节课下来基本都是老师在传授知识，学生只作为听众将老师所讲的内容记在本子上。而在国外的课堂上，学生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老师只讲重点部分，而其余大部分知识都需要学生课前自己做好预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基本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于刚来国外读书的学生来说非常难以适应，因为我们习惯了当一个听众，而非侃侃而谈者。因此国外的课堂上就会出现整节课都是外国学生不停地发言，而中国学生一直保持沉默的两种极端差异，在外国学生的眼里，我们的这种沉默或许会被视为不积极上进的体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我们就必须清楚这种非语言交际的现象，到国外深造时，一定要多多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融入国外的课堂文化氛围中，改变沉默。

2.目光语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与对方保持目光接触是十分必要的。目光语的功能极为丰富，但是它的使用也因文化而异，我们就需要掌握各个国家不同的目光语内涵，在去一个国家教学或交流前，做足准备工作，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时候，相同的非语言行为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深入了解造成这种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可以总结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不尽相同，因此要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交际双方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以及非语言行为差异。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更要不断培养文化适应力、提高文化差异敏感度、有意识的培养自身非语言行为的能力。例如，可以多了解非语言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准则，以此来提高对不同非语言行为准则的敏感度；需恰当地使用非语言行为，来正确地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多观察、多总结，对他人的非语言行为所表达的含义不要凭自身主观意识妄下定论；同时，在非语言交际过程中，不能为了照顾对方而丢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定要做到兼顾双方，以使文化得到恰到好处的融合。

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孔子学院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汉语热”现象的出现，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深厚魅力。而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来命名的“孔子学院”就应运而生了。“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用以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众所周知，孔子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教育家，用“孔子学院”来标榜学汉语的教育机构则再合适不过了，而孔子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和”的推崇者，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中华文化之精髓的来源。

近年来，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因素，自然也有经济动力，可以说，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蓬勃兴起，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已然占据了世界大格局的重要部分，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当今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从世界各地来华工作的各领域工作人员蜂拥而至，而只有懂得汉语并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情者才能在中国更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因此，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本国学生和某些领域的工作人员学习汉语。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中国已经成为各国留学生留学的首选之地。笔者就读的学院与美国的迈阿密大学和意大利的米兰大学有着合作关系，我们学院在这两所大学里创建了“孔子学院”，而每年都有一批批优秀的外国汉语学习者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一平台，向那里输送更多更好的对外汉语教师，将我们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四、结语

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应该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中华文化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夺目的光辉，而且必将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中继续发光发热。作为炎黄子孙，每一个龙的传人都应该振奋民族精神，不断弘扬中华文化，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为振兴中华与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非言语交际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行跨文化对比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但可以揭示非语言交际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怎样的异同，还可以增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我们应该了解并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非语言交际行为中的不同含义，以此找到运用的最佳方法，进而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冲突，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质量。对于想要成为对外汉语教师的我们，更要不断努力地学好中华文化知识，做跨文化交际的使者，提升自身素质，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而不懈拼搏。

参考文献：

[1]傅荆原.论中华文化之精魂[J].中华文化论坛，1997，（3）.

[2]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3]梁镛.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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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夫熊猫》的文化外衣

从1998年拍摄的《花木兰》开始， 到2008年拍摄的《功夫熊猫》，好莱坞利用中国元素作为载体，成功地讲述了美国版的自我奋斗成功史。《功夫熊猫》具有非凡的视觉效果、幽默的故事情节和大量的中国元素，却占领中国市场，横扫票房，利用中国的题材和廉价劳动力大赚特赚，而中国自己的民族动画产业却在苦苦挣扎。最讽刺的是，这部“好莱坞大片”前期制作的25%是由我国深圳的一家动画公司完成的，价格远远低于这部片子全球上亿美元的票房。美国人再一次用中国文化的“瓶”装了美国文化的“酒”，成功地向中国人兜售了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国精神。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功夫熊猫的成功是个成功运用模因论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对于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而言，也许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功夫熊猫》的文化模因分析

（一）美国梦的追逐

在功夫熊猫中，熊猫阿宝是中国某地区一家鸭子面馆的服务生，其家世代以做面为生，是多数“人”所鄙夷的、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最终通过足够的幸运和自身的努力得到了“龙卷轴”，成为众人艳羡不已的“龙战士”，并靠着自身的聪慧和机智领悟到了功夫的“最高境界”，打败了邪恶势力，最终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拯救整个村落的光荣使命。这部影片是典型的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电影，完美诠释了美国式梦想――通过自身努力万事皆有可能实现。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也能够成为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

美国个人主义源于美国历史的早期。早期欧洲移民离开故乡，来到北美大陆，虽然没有封建主义和民族主义约束，但他们必须凭个人奋斗才能出人头地。后来的西进运动和艰苦的开拓生活进一步为美国的个人主义注入了自由意愿、自立、个人奋斗的新内涵。美国人相信个人能够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的信条始终占据着美国文化的核心地位。《功夫熊猫》充分展示了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精神。影片充满中国元素，洋溢着浓郁的中国特色，却诠释着美国的文化精髓： “我信我能。”主人公阿波肥胖、平凡、笨拙、愚钝， 却做着拯救世界的大侠梦。在武林大会上， 阿波意外地成为肩负拯救山谷使命的“龙战士”，连阿波自己也质疑，但乌龟大师激励阿波说： You are too concerned with at once and what will be.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and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we call it the Present.（你太在乎过去是怎样， 将来会怎样了。昨日之日不可留， 明日之日未可知， 现在却是老天爷的礼赠， 那就是为什么今天被叫做present （现在/礼物）。）这番话完美地体现了美国个人主义精神奋斗精神――把握现在，努力奋斗。当阿波打开卷轴却发现所谓的秘籍空空如也，随后阿波领悟出秘籍的真谛：There is no secret ingredient . It’s just you.（世上本无秘籍，唯有相信自己。）这种相信自己、勤奋努力，即有可能成功的信念是典型的美国个人主义――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的代言。而《功夫熊猫》借由中国文化元素的外壳，以好莱坞电影为媒介成功地将美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文化模因进行复制与传播，并成功向中国观众兜售。

（三）美国式幽默的套路

影片主人公阿波是典型的美式幽默、美式搞笑风格的集中体现。他身材肥胖、好吃懒傲、爱好幻想、嘴巴总是喋喋不休的，这样一个憨态可掬的熊猫形象出场就给人以捧腹大笑、忍俊不禁的角色效应，与迪斯尼及整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高大英俊完美的英雄套路截然不同，这样一种更倾向于对解构、荒诞、颠覆等表现手法的运用和演绎则是好莱坞作者们常见的美式幽默套路。

三、模因论与对外文化传播

模因论（ memetics） 是在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用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韦氏词典》将模因解释为“在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散播开来的思想、行为、格调或习惯”。[1]

“模因”（ meme）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中，由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最先提出。道金斯认为： “模因是文化传递的单位，其核心是模仿，无论是有形的、具体的建筑或制造式样（ 如搭屋建房、器具制造等） ，还是无形的、抽象的观念想法（ 如曲调旋律、想法思潮等） 都可以通过模仿进而得到自我复制与传播。” “模因对于文化复制和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化传递单位的模因，通过一个过程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之中。”[2]

文化是各族人民在自身劳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产品、观念、习俗等。因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历史渊源，自然会形成不同的观念与习俗，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文化内容丰富而各具特色，复杂而多面，因此文化模因也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只要有传播的媒介和合适的机会便会触类旁通、生根发芽，传播文化的因子。然而，虽然各民族具有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历史发展渊源，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和、民族观念等，然而，不同民族与文化却也存在着一些相痛或相似的地方，而这些相似或相通之处，即为“文化模因 ”，“文化就是模因组合（a population of memes）”，[3]“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看做是一个模因复合体，包含着许多与他文化相似或相异的模因因子”，[4]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目的可以通过模因的相互模仿、复制和传播来达到。

四、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传播模式――中国形式+美国精神

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美国人充分利用了中国元素的吸引力向中国观众倾销了“美国精神”。《功夫熊猫》从影片的布景、选材、构思，到富有东方浓郁格调的古典音乐，都展现出了完全的东方韵味。影片中传统中国的手推车、无处不在的汉字，诸多中文发音的原样保留、四人桥原型的保留，甚至包括针灸、鞭炮、太极、八卦等传统国粹的出现，快意恩仇、腥风血雨的似曾相识的动作设计和场面，无不显示出对于中国元素的模拟、翻版和再造。可这些都仅仅是“中国文化”的外包装而已，好莱坞作者们所做的，不过是利用中国元素的外包装，贩卖了“美国文化”的酒。从文化的模因论出发，却成功用一种文化的形式模因推广了自己文化的核心模因。

五、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

道金斯曾指出： 构成模因复合体的诸多模因成分，在某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要是能够以某种方式与占支配地位的模因结合，就有利于它们的生存。[2]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中的变化即为最佳例子。文学作品在面临不同文化的接收方主体的选择与接受时，会根据接收方文化的需要而进行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有利于文学作品作为文化模因的跨文化交流与推广的。《赵氏孤儿》的跨文化传播与变异为例，《赵氏孤儿》早在18世纪即被欧洲传教士翻译与传播，话剧《中国孤儿》即由法国作家伏尔泰在《赵氏孤儿》基础上改编而来。法国版《中国孤儿》中，只保留了原作《赵氏孤儿》的主要情节，剧中人物、时代、结局等都被改写了。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其文化模因发生了变异，却得到了更好的跨文化传播与推广。在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对传播主体文化的偏离与对传播受众文化的融合是必然的，是为了弥补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必然之举，文化模因的变异与创新，从跨文化传播认知模式的角度看，是必要的，是为了传播主体文化更易于被接受和推广。跨文化传播者的使命即灵活地在不同文化的差异中寻找切合点，通过不同文化模因的变异与创新实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功夫熊猫》采用的是美国式幽默搞笑方式，幽默搞笑背后却实现了美国文化模因的传播。《功夫熊猫》中，中国最常见的传统文化元素如功夫、书法、水墨山水、针灸、庙会、爆竹等被好莱坞用作吸引观众的噱头，骨子里演绎的却是美国的西式价值观，是《功夫熊猫》中“相信自己， 人人都是英雄”的自我领悟，也是“我最特别”的个人主义核心理念。中国文化的形式沦为宣传西方文化核心的外包装。

《功夫熊猫》中的中国元素成为了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丽外衣，好莱坞成功地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噱头吸引着观众，却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观众进行美国式文化观念的推销。与其徒劳指责好莱坞偷窃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如退而反思怎么振兴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大力有效地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核心模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与文化的传承，是凝聚中华民族的根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将这种伟大而深邃的传统文化进行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时候，好莱坞式的做法何尝不是一种启迪呢？文化的传播与推广是藏在影片之后的，而如何在影院的笑声中不经意间传承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每一个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中华文化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容、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都有待我们去开发与传播。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我们需要把传统的文化元素和传播接受体所喜爱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利用传播接受体喜闻乐见的文化模因进行创新和变异，以更好地推广中国文化的核心文化模因。

参考文献

[1] 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6）.

[2] 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M].New York：OUP，1976.

篇3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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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