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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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生态文学误区对于生态文学的认识，我们正在进入两个误区，一个是盲目扩大涵盖面，将许多并不是生态文化的作品，硬纳入其中。另外一个是西方作家强行地用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指导文学创造，在“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这一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合法性带来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使其理论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生态文学在艺术形式上，与其他种类文学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其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随之产生的生态电影这一新生文学艺术业态在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的同时也带给人们视听冲击。

二、欧美生态电影的兴起

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理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同时，西方生态电影异军突起，成为一种迅速扩大的电影类型。

(一)生态电影兴起原因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对生态电影发生、发展和繁荣产生了巨大动力。具体而言:第一，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使创造者能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创造生态电影，赋予影片深刻的生态思想内涵，使其具有前瞻性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以此激发人们的生态良知。生态文学培养人们正确的生态观，使人们认识到当前生态的脆弱性，为电影培养了大批的受众群体。所以，美国生态电影的兴起，离不开生态文学在前期奠定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及文本基础。第二，人们对生存环境和灾害的反思。10年间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各种严重的生态灾难:海啸、地震、火山爆发、核电站泄漏、墨西哥湾漏油，中国泥石流、阿富汗的山体滑坡，等等。敏锐的西方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制作出品了大量以生态危机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大地震》《后天》到纪录片《海豚湾》等，人类不断发挥着各种想象和推理能力来描绘未来所面临的自然灾难。第三，电影制作技术的成熟。现代科技特效的场景，惊心动魄的真切时空感受。

(二)生态电影与生态文学的比较同样作为文艺形式，两者所批评的主题和反映的内容相同，然而集声光电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生态电影，对生态文学作品冲击巨大。1．生态电影强化了感观冲击，生态文学无法做到“当摄影机被当作是对一系列投射影像的观看视角时，它就成为我们眼睛的人。”从电影理论上看，摄影机是导演给观众的眼睛，摄影机对准什么，就是观众看到什么。“我们希望理解影片，能够掌握它，就必须认同电影的观点”，受众以摄影机替代自己的眼睛视角，建构自身对故事的理解，因而接触到生态意识。观众在观看生态电影的过程中，电影文本文化内涵投射到受众内心深处，从而对其潜意识产生影响。电影里的灾难场景在现实真实上演，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类电影的重要价值，接受了电影所宣扬的思想主张。这种视角的替代和冲击，是生态文学这种文本无法实现的。最典型的影片，当属拍摄于2009年的纪录片———《海豚湾》，记述在日本和歌山县的一个叫“太地町”的小村镇，当地的渔民每年驱猎捕杀海豚的经过。人们亲眼看到猎杀的血腥场面，蓝绿的海水瞬间变成触目的红色，海豚的哀叫从有到无，海豚的尸体在水中浮上浮下，与渔民的笑谈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场面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然而，作为单纯的文本作品《寂静的春天》，却要花十年时间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两者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别，主要是电影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带给人们心理巨大的冲击，这是文学作品无法取代的。2．生态文学作品多种叙事方式强于生态电影生态电影通过对现实灾难的反思，表现其真实性，从而使人信服。不管是在表现自然灾害上，还是反思造成生态危机的人类自身因素时，美国的生态电影多采用形式主义的叙事风格，如《后天》中逼真的冰雪灾害;《洪水》中海水淹没城市的镜头。但是生态文学作品的表现风格，远比电影多样，包括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只要有利于表现中心主题，刻画人物心理都可以。这是生态电影无法比拟的，也正是生态电影的短板。生态电影终究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否则得不到观众的心理认同，而有疏离感，最终会冲击票房和影片影响力。

三、欧美生态文学作品对生态电影的影响

生态电影从产生到现在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无法取代生态文学。

(一)美国后现代文学作品为生态电影提供拍摄蓝本生态文学经过近50年的发展，从理念到理论，从作品到影响，都是成熟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其独有的虚构性、碎片化的风格，批判着美国政府及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应现实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兴电影类型，生态电影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和支撑，只有选择对读者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国后现代文学作品作为拍摄蓝本，才可能准确捕捉到受众者的心理，从而通过视听冲击激发受众者的生态意识。

(二)生态文学作品的批判性指引美国生态电影的发展美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后现代文学小说具有多元化的鲜明特点，思维方式灵活、文字表达多样，颠覆了传统的形式，是对整个虚构的情节本身的种种描述和展现。其本身的批判性特点，尤其是对人类因过分追求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做法的严厉批评，有助于生态电影，特别是生态纪录片，通过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其本身应有的生态思想性。因此，美国生态电影若想在思想上深度表达生态整体的和谐，应当在借助先进的电影技术的同时，以生态批评为指导，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三)文学作品弥补生态电影中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缺失一方面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拍摄蓝本，另一方面，过多的影像奇观和画面冲击，大大消耗了电影本身蕴涵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读者能够体味到人文关怀及对生态系统、非人生命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且同等看待人与自然的价值。然而，电影中的“人文关怀”超越了影片的生态理念，因而感觉不到生态和谐的内涵，这与追求科技发展的批判主题形成反差。因此，生态电影应更多地吸取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并将其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传授与受众者，以弥补目前生态电影中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缺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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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现代生态学世界观对设计的检验作用。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生态学渐渐被人们所重视，生态学已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生态学的研究也广泛起来，生态学知识也丰富起来。这些生态学的知识成为检测设计是否优良的重要法宝。例如，美国军队的工程师在佛罗里达州的湿地国家动物保护区的北部建造的一系列小型水坝，其目的是为了这个区的灌溉，并提供一块适合放牛的湿地，以满足养牛者们的需求。结果：湿地被放干了，动物灭绝了，土地盐碱化，还出现了沙漠化的特征。此结果与生态学的世界观背道而驰，实为不良设计。

（3）优良设计证明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正确性。为特殊的需要设计不能让人感觉特别，相反，要尽可能地和更多的东西协调一致，这一点很重要，一件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隔离开或边缘化的设计物品一般是不能被接受的。［1］对于一个活动不方便的群体，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推着婴儿车或购物车，有的正在矫正视力，有的走路需要拐杖。为了使这个群体感到舒服与关爱，设计不应该显得特别，而应该尽可能地具有包容性。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优良设计，再一次证明了后现代生态世界观的重要性。

2为什么要让后现代生态学的世界观改变设计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渐渐有了与自然抗争的能力，人类的活动能力和范围也渐渐超出了自然的承受能力，从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生存的地球成为受伤的地球。酸雨问题、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热带雨林退化、土壤污染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了每个地球人的生活，我们的地球因为这些问题而伤痕累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能够明确，在近百年来，地球生态变化是多么惊人。由于森林资源的减少，动物栖息地的破坏，中国的物种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灭亡。海南黑冠长臂猿和海南黑熊等大大减少，稀有植物如望天树、龙脑香等也处于濒于灭绝的境地。时间不等人，想改变我们生活的地球就要从现在做起，每天做一点，每人做一点。

3后现代生态世界观下的设计方法

（1）坚持绿色设计。设计师参与改善环境阻止进一步恶化的方式非常多，如拆解设计。为拆解设计是绿色设计的一大进展，可拆解的技术有助于循环利用，是在设计的源头即考虑到并解决好废物处理的问题。设计师还可以参与到新能源的发现使用中，如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风力等。如何将这些能源真正地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节约自然资源，正是设计师所应对的巨大挑战。

（2）众多人参与设计。真正的设计团队是一个跨学科的科研队伍。这样的一个团队基本成员往往包括一位人类学家、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强烈爱好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环境科学家、一位医生、一位电力和机械工程师、一位律师、一位平面设计师等。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当有设计需要时，一群人共同分享同一个梦想，他们拥有不同的洞察力，用一双双慧眼寻找各种可能性。当今，全球存在大量设计顾问公司，以青蛙设计公司为例，我们是由于其产品设计而知其名，然而产品设计只能作为公司设计中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企业形象设计与辅助交流设计。“今天产品的视觉外观，常常折中于代表客户的利益、使用者的体验、产品的开发以及生产成本、审美、原材料、市场调研等领域中，表现为不同观念之间一种冗长对话的过程。”2009年青蛙公司推出“全球创意公司”主题，无论是顾问、新科技，还是回应环境，回应社会，更多地体现为集体合作的关系，表现为多学科的交流以及多元化的重要性。

（3）重视设计师意图。帕帕奈克说过“设计师的意图和对设计物品的有意使用会产生精神价值。”设计师在设计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设计会有效地帮助环境的可持续吗？设计能够帮助那些边缘化的人更好地生活吗？设计能帮助节约能源吗？设计能有助于获得可再生能源吗？它能节省不可替代资源吗？设计师的提问将在精神上激励我们，滋养我们的心灵。

（4）真正关注设计伦理。真正在关注设计伦理，首先必须把注意力从“职业道德”上移开，这些所谓的职业道德，常常成为其自我保护的工具。真正关注设计伦理，是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设计什么，为什么这样设计，以及这样设计的后果可能是什么从而使设计实践更加的从容。

（5）设计师的适度介入。社会、环境与生态问题是大量的，现代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设计师，他们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法，必须改变不利于人类的生存环境。然而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以莱索托的妇女为例。莱索托的妇女的社会生活围绕着碾玉米展开的，电动玉米磨碎机的引进，是为了简化其工作，但这种介入打破了当地妇女的社会组织，当属不良设计。

（6）改革设计教育，明确人类状态。今天的设计教育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设计技巧教得太多了，与设计紧密相关的生态、社会、经济和社会环境有关的学问又教得太少了。设计教育中还应加入大量人类状况的研究，如对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来说，什么是理想的状态？什么是全球生态和行为系统的参数？我们的资源限度是什么？人类的局限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只有明确了真正的人类状况，设计师才能具有全局性的思维与眼光，才能做出真正的优良设计。

4后现代生态世界观将如何改变21世纪的设计

（1）人们将更加强调设计产品的质量、耐久和制作工艺。当今天的生活被垃圾包围，废弃的轮胎堆成一座座山时，有没有想过这种结果与设计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有计划的废止制度”作为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和设计师厄尔的一大创造，创新了汽车设计的新模式。有计划地废弃车辆部件并有计划地推出新产品，造成消费者心理的老化，从而促进汽车销售。这种制度是违背生态学世界观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

（2）设计师和制造商将会对一种新产品的引进所造成的最终后果进行提问。这属于设计伦理的范畴，帕帕耐克认为，“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设计什么，为什么这样设计，以及我们的设计干预最终的后果可能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伦理思考的基础。”设计师有了这种意识，设计会变得更加胸有成竹，设计实践也会更加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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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中期起，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一种西方社会流行的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为了使教育顺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现代教育的一种反思。现代教育也可称为“精英教育”，而后现代教育则为“全民教育”、“通识教育”、“主体教育”、“终身教育”。后现代教育思想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五种：

1.人性化的教育观追求完美、丰富人性、关注人性化是教育的最基本的追求，也是教育的永恒话题。使人看清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并有意识的改变自己、改善自己所处的环境，使自己能够更好的生活，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2.对话式的教育观在传统的教育中，老师只是传授书本知识，而后现代的对话式教育观要求学生能够主动思考，用对话的方式激发学生思维。

3.提问式的教育观提问是开发大脑思考能力的最佳方式，找出问题，并沿着问题一个个的去寻求答案，在不断的提问、解答、再提问、再解答中，不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4.民主式的教育观后现代教育思想是一种追求民主的教育理念，提倡学校要采取民主参与制的管理模式，努力营造畅所欲言、组织协调、团结合作的民主校园氛围。

5.创新型的教育观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有创新，就会有发展。后现代教育思想认为，教育必须注重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后现代教育思想观就是要培养学生怀疑、批判的意识，积极探索，开拓创新。

二、汉语言文学独特的文学优势

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和世界其他各种语言文学相比，汉语言文学不仅有文字所共有的文学形式，如论文、散文、小说、传记等，还有其特有的格律，如诗、词、赋、曲的形式。汉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学优势在于这些汉语言文学所特有的格律，它为汉语言文学增添了比世界其他任何语言都要绚丽丰富的内涵。独特的文字能够产生独特的文学样式，文字的特性也就决定了文学的形式。汉语言文学的一字一音、一字一义的特性，孕育出了声调优美、意境丰富的格律诗、词，使文学的思想美和韵律美相融在一起，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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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心理学评估新标准自我个体评价机制的构建是高校教育心理学逐步走向快速发展道路的标志，以自我评价为根本，对心理学评估标准不断提高，自我评价机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转变了教师评价存在的“片面性”，提高了教育心理学对高校受教育者的自我评价作用。自我个体评价机制的科学建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监督机制的构建作为主体部分，发挥对自我主观能动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将参评互评过程作为自我评价机制构建的重要元素，通过实施参评互评，使高校受教育者从根本上认识到自我心理发展所面临的根本状况，以此提升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发展价值。这是高校心理学评估新标准有效建立的基础，对自我个体思想意识的形成能够产生积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高校教育心理学后现代时期的发展特点。

2．以“合理化”为基础，推动心理学评价主体创新发展评估

标准“合理化”发展，主要体现在评估过程及对评估对象的选择科学合理。高校教育心理学评估，主要是对受教育者的内心意识及能力性格进行有效评估，通过教育心理学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内心发展进行有效引导，从而使受教育者自身的内在发生转变。评估对象“合理化”主要体现在以自我评价为主体，突出评价过程中自我监督机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发挥评价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得高校教育心理学自身的教育价值不断提高。评估过程及评估对象的科学转变，是高校心理学评价主体创新发展的根本体现，使心理学评估标准从传统意义逐步提升到现代标准，为高校教育心理学走科学发展道路提供有力保障，促使高校教育心理学形成创新发展的局面。以评估标准“合理化”为基础，提高了教育心理学评价的自身发展价值，以此为后现代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满足高校受教育者的自身发展需求。

二、以心理学构建为契机，加快教育时代背景下“中国梦”复兴步伐

1．优化目标，实现心理学教学

推动“中国梦”发展脚步教学结构优化是高校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潜在动力，为高校受教育者自身心理优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外部保证。教学结构优化首先对教学目标进行科学设定，设立三维度教学目标，对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分别进行确定，从而达到教学过程的“完整性”及“针对性”;其次在于对教学内容的引导过程有条不紊地科学整理，从高校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依据性格特点进行有效分类，从而为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人格及意识提供坚实的基础;最后针对受教育者自身的能力特点，对其思想意识进行科学引导，逐步使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正确树立，达到新时期高校教育心理学优化发展的最终目的。这是高校心理学教学间接推动“中国梦”发展脚步的重要体现，为高校教育心理学形成创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持，促使高校心理学教学从成功走向又一个成功阶段，提升了心理学教学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引导作用。

2．遵循规律，体现“中国梦”对心理学构建的指导作用

高校教育心理学的构建应与时展规律相统一，突出时代教育特色，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教育体系。教育管理机制的构建应以监督机制为根本，加强教育管理的针对性，提高教育心理学发展的“适应性”，以此对高校教育心理学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及评价。将教育心理学学科设置为重点，对受教育者自身的性格培养、意识形成、能力发展、知识掌握、技能强化等分别进行合理设置，突出高校教育心理学的时展特点。这是高校教育心理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带动了教育心理学逐步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发展格局，推动着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构建不断创新。这是后现代时期对高校教育心理学构建所提出的新要求，充分体现出“中国梦”对高校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指导作用，满足了时代社会对受教育者自身心理发展的内在需求，使得高校教育心理学的教育意义不断增强，体现了其教育意义及发展价值。

3．以构建主义思想展现

心理学“中国梦”发展内在潜力构建主义教学思想的核心在于运用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进行教学研究，通过对受教育者自身的心理发展阶段进行充分了解，从而将外部环境因素科学融入，使得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作用，以此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产生正面积极影响。外部环境因素主要体现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内部心理因素则是根据高校受教育者的性格、意识等特点进行有效观察，通过外部环境因素对受教育者心理产生的刺激，使得受教育者心理活动能够得到外部体现。这是构建主义教学思想对当代高校教育心理学产生的积极作用，对受教育者自身的心理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三、突破后现代时期高校心理学发展规律，体现心理学构建价值

1．知识与生活相结合，创造后现代心理学发展新方向

高校教育心理学的知识世界泛指学科相关领域中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教育心理学的主体，对高校受教育者的人格构成特点、性格培养方向、知识技能获取及运用、情感与价值观等进行科学构建，以此完善高校教育心理学知识世界的构成。生活世界是指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中，以生活实践为基础对高校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有效检验，从中对高校受教育者的人格、性格及社会意识进行全方位培养，转变传统实践过程中单纯依靠学科实践的现象，使生活实践活动脱离学科的束缚，以此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活动进行正确引导。这是新时期后现代教育理念所提出的创新教育思想，将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进行有效融合，提升高校教育心理学发展的教育目的，从而达到教育心理学对受教育者内心正面启发的积极作用，将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以此满足后现代时期高校教育的发展需求，提高教育心理学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2．突破传统模式，体现后现代主义

高校心理学教学价值传统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实践活动的目的及要求并不能顺应当今社会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需要，实践活动自身存在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随着当代教育背景的逐步转变，后现代教育风格已经被广大高校受教育者所认可，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应以后现代教育风格为基础，对社会实践活动模式不断创新，以融合社会为手段及目的，不断探索崭新的发展方向。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模式应以融入社会为前提，对社会生活现状及形式不断地了解及探究，探索生活实践对高校受教育者心理所产生的启发，从而发挥高校教育心理学对受教育者心理的引导作用。以生活实践活动模式为基础，对当代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方向展开深入研究，突出高校教育心理学的学科构建与时展的“同步性”，逐步形成创新发展思想，促使高校教育心理学形成以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智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基础，实践活动为检验过程的科学发展模式，充分展现后现代主义高校心理学的教学价值。

3．以风格为目标，强调教学评价

在心理学构建中的位置时代飞速发展使高校教育风格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后现代教育时期以教学风格贴近社会发展为根本，以自由教育风格为主体，将受教育者的心理发展作为重要的教育参考依据，从而对高校受教育者的心理变化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这是后现代教育发展时期高校教育心理学构建过程的重要特点，教学评价以受教育者的自主评价为基础，不断加强受教育者之间的参评与互评过程，从而突出“人本理念”在高校教育心理学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以此更好应对时代教育发展的挑战。实践活动是教学评价实施过程的主体部分，通过实践过程对受教育者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自我评价，以此对高校教育心理学的教育功能不断完善，促使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及知识技能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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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现代教育观点给学校体育的启示

2.1体育课应重视身心合一，要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情感教育

体育教师应懂得视学生的身心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反对分裂学生的身心。我们面前的学生不是身心分离的，而是身心一体的，他们是“整合成一体的人的存在。”因此，整合教育强调对学生身体的重视，强调学生身心愉悦对学习的重要性。因为人的身心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在怀特海看来，“当教师进入课堂的时候,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是使他的班级的学生在那儿高兴。

2.2注重学生的运动参与与感受

运动应该是一种宣泄，一种释放，或者说是一种享受，学生在参与体育运动时能够体会这种参与的良好感受要比学生被迫的学到一点点技能要重要的多。在我看来，参与的热情和感受的获得要比技能本身重要，有些体育运动项目，学生在学校有机会学习，但是在课程结束不久，由于疏于练习和缺少参与的条件和机会，他们就会迅速的忘掉学习过的动作技术，而当时获得的感受是很久甚至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因此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2.3学校、家长应更多地关注学生的体育学习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各级学校、家长、甚至全社会对于青少年学生的体育关注不够，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兴趣和机会也是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比之下，美国很多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都会把学生的体育特长、体育参与等情况作为一项指标来综合考核学生是否能被入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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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079-01

约瑟夫·海勒1923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海勒的文学创作始于四十年代末，他只发表了四部作品：两部小说《出了毛病》(1974)和《像戈德一样好》(1979)，两个剧本《我们轰炸纽黑文》(1967)和《克莱文杰的审判》(1974)。在海勒的所有作品中，三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的主要成就，《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他对美国当代文学所做的最大贡献。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为了让你干了以后后悔而设，所以你不管干了什么事，都不要后悔。”这句出自王小波的名言，便是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被彻彻底底中国化的凭证。如果说海勒的“黑色幽默”是源于美国人骨子里的民族幽默感和自娱精神，那么中国的“黑色幽默”则是源于中国人乐观的生活态度——苦中作乐。本来是两种南辕北辙的民族信仰，却在文学领域里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便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

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之后的社会，国人对其荒唐和残酷在心中仍有余悸，与海勒作品中荒诞的内容、深刻的反思以及悲愤的命运体认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其边缘化的艺术形式启迪了先锋作家的写作，王蒙的自嘲与反讽、余华的冷漠叙述、王朔笔下的顽主、苏童对历史故事的现代性阐释、北村的语言迷失等都以反叛姿态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明显映照了海勒的创作模式和语言技巧。

在众多受海勒影响的先锋作家中，刘索拉算是最登峰造极的一位了。她的《你别无选择》甚至可以算是《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翻版，从人物、情节、场景到语言、风格、主题、隐喻，甚至连书的名字都是异曲同工的，因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意思就是“你别无选择”。

然而，中国式“黑色幽默”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移植、变异和超越。海勒作品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其新奇的文本下蕴涵着凝重的现实意义：拷问美国社会、政治体制和教育体系，关怀当代人性、精神维度和，悲悯人的无助和现实的荒诞。而中国先锋文学从最初的文本形式推陈出新到回归中国传统精神传承、重铸中华民族灵魂史诗这一华丽的转身，已经超越了海勒作品其本身的文字和形式。中国人开始创造自己的先锋文学，描写故乡或自己熟悉的区域，特殊的时代或自己的经历。文学本土化，是海勒中国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是中国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志。

例如：余华的《活着》，其作品本身除了以荒诞的文字语言幽当时既可悲又可笑的社会现状一默外，故事背后还有沉重的思考、严肃的反思，从艺术解构学上来说，也算是海勒的“黑色幽默”中国式延伸；但从艺术本性来看，《活着》的审美层面是设置在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下的，和海勒的美国国情势必截然不同，这便是中国作家原汁原味的国产文学了。

如果说先锋文学是一种文学主义的前期状态，那么，随着时代变迁、百姓沉浮，应运而生的，就是海勒中国传人的当代掌门人——后现代主义文学。先锋文学将最初的大门造得像潘多拉魔盒一样充满诱惑，在开启这个魔盒的一刹那，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就横空出世了。

例如：苏童的《妻妾成群》，用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来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浪漫余韵，开创了中国小说的新天地。不再是模仿海勒的风格，而是基于中国国情，注重文学本土化，由最初的反叛传统到回归传统，凸显中西文化差异和作家不同的价值观。小说中，没有了海勒式“反英雄”人物形象，而是神秘高贵的东方美感和含蓄委婉的悲恋美学。

无论是海勒作品的译介、评论、研究，还是海勒风格的移植、发展、延伸，约瑟夫·海勒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深深的，光荣印记一样的烙印。对这种宝贵的西方文学艺术，传承和发展，吸收和融汇，都是很有必要的。

先锋文学只是创造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门，真正描绘出通往这一圣殿的最初的地图蓝本的人，是伟大的艺术家——约瑟夫·海勒。

本文为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PHR(IHLB)“约瑟夫·海勒写作研究及其对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David Seed .The Fiction of Joseph Heller: Against the Grain. Macmillan Press LTD, 1989.

[2]王约西.模糊的文学——从海勒新作看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一个特征.外国文学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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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童庆炳.文学的理论边界.江西社会科学，2004，（6）.

篇8

历史学的叙事问题，最早只是把它看作是史书编撰的形式问题。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屈维廉曾说，历史学的第三种任务和步骤是整理研究结果，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并称这一部分的工作具有艺术性。[2]一般说来，史学家们很乐意承认历史编撰形式的艺术性，所谓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是将形式与内容两分，将形式归于修辞学、或编撰学，形式上的艺术性并不会妨碍内容的科学性。套用赫克斯特的说法，历史学的修辞只是蛋糕的糖衣，它的存在并不影响蛋糕本身的质量。然而，后现代主义（赫克斯特）的研究表明，历史的糖衣已经融入了历史的蛋糕之中，糖衣不仅影响历史的外表形式，而且也影响历史的内在本质。也就是说，形式与内容并不总是相辅相成的，它还存在着矛盾和对立；形式和内容并非能截然两分，它们还常常彼此渗透、相互缠绕。历史学的叙述不仅仅是一个修辞、编撰的问题，还与历史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等问题密切相关。与数学之类的学科不同，历史的内容并不能对其表现形式起到一种制约或限定，相反，只要是人的主题，天然地适宜于一种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这样，形式就会溶入内容，从而影响内容。修辞不仅是让读者赏心悦目，布局、谋篇和风格，也不只是技术或技巧，它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倾向，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牵涉到价值评判，而其背后又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政治立场等因素相关。叙事的顺序、章节的结构，文字的风格，作为形式都会渗入到内容之中，并对内容的性质发生影响。特别是形式一旦程式化，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制约、限制的因素，甚至强物就我，用形式来虚构内容。蛋糕与糖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糖衣融入蛋糕之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换言之，历史学的形式与内容问题，并非像以前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辨析思考，做出新的解释。

海登·怀特的研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海登·怀特的研究主题也是历史学的叙事，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历史叙述的本质问题。他认为，历史叙事在本质上与文学叙事是一回事，都是一种虚构。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的“历史的想象”一节中曾讨论过历史学里的一种想象。[3]他以“恺撒自罗马到高卢旅行”为例，恺撒前一天在罗马，后一天在高卢，至于自罗马到高卢的旅行，材料则没有告诉我们，需要史学家加入他的推理想象，进行一点连接虚构，即由“A”到“B”之间的连接想象或虚构。海登·怀特所讨论的是历史的建构性的想象虚构。经过历史学的初步研究，历史学家获得了A、B、C、D、E等一系列分散而确实的历史事实，进一步的工作是将这些分散而确实的历史事实由点连成线，再进而组成平面、甚至立体空间时，这就需要加入历史学家的想象，或者称之为一种建构性的虚构。虽然你使用的砖头、石料、水泥——历史事实，完全是科学的产品，但是将这些砖头、石料、水泥连接起来，建筑成历史的大厦，就离不开你的设计，这种设计具有艺术建构的性质。与上面柯林武德所说的虚构不同，连接性的建构自由度较小，受到制约的程度较大，与文学的虚构不可同日而语；[4]建构性的建构自由度较大，受到制约的程度较小，与文学的虚构在本质上相差无几。虽然你的材料是给定的，但你设计的历史大厦却可以有各种风格，如（1） A、b、c、d、e，（2） a、B、c、d、e，（3）a、b、C、d、e，（4）a、b、c、D、e，这还是由点到线的变化，在平面或空间上更可以建构出不同的组合。所以他说：尽管小说家可能只与想象中的事件打交道，而史学家则只与真实的事件打交道，但把想象与真实事件溶为可理解的整体，并使其成为表述客体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历史”充满了证实事件发生的各种文献，因而有可能用几种不同但同样可行的方法，把这些文献组合在一起，以形成几种有关“过去发生了什么”的叙述性记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历史学家可以在给定的事实的范围里，在不违背学科研究准则的前提下，写成的几种不同的法国大革命史，它们可以是正剧、也可以是悲剧、喜剧、甚至是闹剧。显然，这是想象、构建的结果。

大多数历史学者恐怕都不会赞同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的本质是虚构”的结论，但海登·怀特所揭示的问题确实存在，且难以否认。这就给史学理论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在哪里呢？局部的、个别的真能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历史学是不是仅仅只是在事实考订的层面上能得到一种真实性，而一旦由单个事实上升到完整的历史叙述，就只能如同小说一样，或者说具有诗的特性呢？如果说“恺撒旅行”式的推理想象还受到一种外在“过硬”东西的制约的话，历史学家在构建历史大厦的时候，他依据的是什么？他有没有受到什么制约？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制约？历史构想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意识形态，还是道德观念、社会地位或政治立场？历史究竟应该是正剧，还是悲剧、或喜剧，甚至闹剧呢？对于不同“版本”、不同“风格”的法国大革命史，我们能否按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论来分辨其是非正误，或检验其真实性呢？这里有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区分呢？抑或只能重新界定我们的真实性的含义？伊格尔斯曾驳斥过海登·怀特的观点，但在他反驳文章里，似乎并没有真正回应海登·怀特的问题。[5]

雷蒙·阿隆曾批评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没能走出康德所说的“教条式的昏睡”，说他们没能意识到自己学科里的问题，[6]我们甚至还在沿用数十年前的老观念来谈论“历史学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我以为，进入到21世纪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不能老关注自己的学术项目或科研“工程”，要研究、回应世界性的学术课题，至少不能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或漠视回避。延续他们的思路，思考他们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接受他们的观点，更不是要抛弃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的、安身立命之地。从表面上看，“颠覆”过的历史学，被弄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但这也正是重建的大好契机，借助后现代主义带出的一系列问题，正好作为我们进一步思索、探讨的出发点，中国的史学理论界，应该对新的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研究，发表我们的看法或意见。

注释：

[1]有关伊格尔斯对海登·怀特的批评，以及海登·怀特的答复，参见乔治·伊格尔斯的《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和海登·怀特的《答伊格斯尔》，二文均刊于《历史：理论与批判》第二期。

[2]屈维廉：《克莱奥 -- 一位缪斯》，《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3]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72－273页。

篇9

卡尔维诺是当今世界极有影响力的作家，虽然他本人已于1985年故去，但人们对他作品的喜爱和研究却与日俱增。中国早期的卡尔维诺研究主要以译介为主，最早的译本是1956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严大椿翻译的《把大炮带回家的兵士》。之后二十年由于政治原因，卡尔维诺的译介工作停滞不前，直到197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肖天佑翻译的《寒冬夜行人》，卡尔维诺译介和研究逐渐升温，他的主要作品相继被翻译为中文。200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吕同六、张洁主编的六卷本《卡尔维诺文集》，囊括了卡尔维诺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品，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随着中国读者对卡尔维诺的了解和喜爱，他的作品继续以单行本的形式不断被重译。

国内批评界对卡尔维诺的研究角度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大致来说，对前期作品从社会、政治、性等角度出发的比较多，对后期作品则侧重其后现代特征。当然，这只是比较绝对的分法，很多研究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这里按照批评家们研究角度的不同列举出有代表性的几类：

第一类，把卡尔维诺纳入后现代文学框架中，探讨其作品的叙述手法、多元性、混乱性等后现代艺术品格，这类研究集中在其后期作品上，尤其是《命运交叉的城堡》、《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帕洛马尔》。

1967年卡尔维诺移居巴黎，当时整个世界都被一股强烈的革命热潮所激荡，“五月风暴”、“芝加哥骚乱”、金斯伯格在麦迪逊广场上的诗歌嚎叫……在这一时期，卡尔维诺与当代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人交往甚密，文学观念受结构和后结构批评的影响颇深，文学创作中明显地渗透了一些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念，其作品逐渐被人们视为后现代文学经典。基于此，批评家们把他的作品视作理解和印证后现代文学观念的绝好文本。

关于这类研究，艾晓明、冯季庆和卜伟才等学者的几篇文章很有代表性。例如艾晓明的《叙事的奇观――论卡尔维诺》[1]和《叙事的奇观――图说卡尔维诺》[2]两篇文章，从《看不见的城市》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戏仿、小说的晶体结构、记忆与虚构、叙述行为等角度来全面探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的叙事艺术及其文学理念。另外，冯季庆在《纸牌方阵与互文叙述――论卡尔维诺的》[3]一文中分析了《命运交叉的城堡》怎样利用塔罗牌的排列组合叙事，其中的互文手法和片段性写作蕴涵的后现代创作思想，以及卡尔维诺对现实的戏讽态度。

第二类，小说主题研究。

首先，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卡尔维诺小说的社会、政治、性、文化、心理、人性等诸多主题，认为卡尔维诺通过小说来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这类研究集中在其前期作品中。由于卡尔维诺的青年时期在二战前后的意大利度过，国际形势的动荡和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使卡尔维诺在精神上产生了危机，痛苦地看到自身价值的瓦解，以至于对作家的使命、文学的作用和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总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因此许多批评家认为作家这一时期的小说总是在关注现实，都有一定的现实寓意。在裴亚莉的专著《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卡尔维诺、昆德拉和三位拉丁美洲作家》中，把卡尔维诺的创作于意大利文学的政治传统和作家所处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背景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卡尔维诺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看法。

其次，从主体存在状态的角度分析作品主题。卜伟才的《自我追寻的历程――三部曲的主题意蕴》[4]对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卡尔维诺终其一生关注的“追寻自我”主题。

第三类，研究卡尔维诺的文学观念，并结合作品来分析其小说美学，主要依据是《美国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这类研究或从整体，或摘取若干关键词，对卡尔维诺的文学美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开掘，尤其是“晶体美学”、“科学文本观”和“轻”与“重”之关系等问题成为讨论焦点。例如杨黎红的两篇论文《论卡尔维诺小说的“晶体模式”》[5]和《论卡尔维诺小说“晶体模式”――以为例》[6]，不但详尽分析了什么是“晶体模式”，而且阐述了这一叙事方式在卡尔维诺小说中的体现。

第四类，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卡尔维诺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以及他的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文论之间的相通之处。

首先，把卡尔维诺与受其影响的作家放在一起进行影响研究，主要与王小波对比，探究卡尔维诺对王小波的影响，以及两人美学品格上的相通之处。例如仵从巨的《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7]。韩袁红的《卡尔维诺与王小波小说世界中的童话追求》[8]，认为王小波是卡尔维诺的中国传人，探讨他们内心相通的童话精神。

其次，把他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对比，进行平行研究。例如崔莉的《卡尔维诺的“六项文学遗产”》[9]，认为刘勰和卡尔维诺都对文学的美学意蕴进行过思考和探讨，有很多相通之处，文章从梳理中西文论风格的角度入手，就刘勰的“八体”和卡尔维诺的“六项”进行比较。

批评家们对卡尔维诺及其作品在不同角度的解读各有利弊，我们很难以某种固定的标准对每一种方法做出评价。事实上，任何一种分析都无法达到囊括一切的完整，它们都是试图提出一种臆想的制度，片面性是任何一种阐释所不能避免的。具体来说，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前后分期，以巴黎时期为界，把他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新写实主义和寓言风格为主，后期则主要从事充满后现代风格的小说创作。这种分期虽然有助于读者更容易地理解作品，但无形中却削弱了其创作的连贯性，忽视了他一以贯之的主题和风格。第二，国内研究多为对卡尔维诺作品的单篇研究，其中不乏深入精辟的分析，但是缺乏系统研究。第三，研究角度和切入点多集中在他复杂精湛的后现代叙事艺术，从其他角度开拓较少。

参考文献：

[1]艾晓明.叙事的奇观――论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外国文学研究[J]，1999（04）

[2]艾晓明.叙事的奇观――图说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作家[J].2002（01）

[3]冯季庆.纸牌方阵与互文叙述――论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外国文学[J].2003（01）

[4]卜伟才，自我追寻的历程――《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主题意蕴，当代外国文学[J]，2003（01）

[5]杨黎红，论卡尔维诺小说的“晶体模式”，外国文学研究[J]，2007（01）

[6]杨黎红，论卡尔维诺小说“晶体模式”――以《看不见的城市》为例，社会科学辑刊[J]，2007（02）

[7]仵从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文史哲[J]，2005（04）

篇10

在叙事方式上，王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见的模板，这个模版上写着四个字“大众话语”。正是因为这种叙事方式的流行，让现代文学创作有了较大的上升空间。在王朔的文学作品中，他把市井俚语与小说文本和影视编剧相结合，运用调侃、反讽的表现手法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手法。把一些热点趣闻加入到叙事中，并且紧紧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性，力图给读者最新最喜的大众文化。例如比较流行的话语“过把瘾”“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等都体现了这一特征。

当然，提到王朔的大众话语叙事就不能不提到反讽与调侃的运用，他把一些政治术语、用语、市民俚语相互融合，巧妙地表达人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这两种表现方式也特别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它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生动性、亲切感，唤醒人们对生活感受的认识，还无形中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创作趋势，一批作家都采用了王朔的这种文学表现形式，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丑行与浪漫》等文学作品。毛崇杰在评价王朔小说的语言特点时，曾这样说道：“王朔的小说以‘京味’十足的痞气调侃见长。他的语言特色甚至比他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更吸引着读者。这些调侃以带痞气的反叛，把政治的、哲理的、道德的严肃课题与俚语、土语混合在一起达到反讽的效果，最易在青年与市民阶层中引起共鸣。”所以说，这种大众话语式的叙事方式值得现代文学创作进行借鉴，使文学作品更加地贴近群众。

二、主题立意方面

在主题立意上，王朔一反传统，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具有“颓废”色彩的主题。这种“颓废”并不是鼓励人们放弃生活的信念，而是倡导人们回到生活本真的状态，感受生活的存在。王朔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叙事方式的大众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破解传统道德中重新建立人们的本质价值追求，也就是一种追逐现实、追逐物质利益的现代性颓废的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为人们崇高价值观的迷失而担忧不已，其实，与传统作家们相反，崇高价值观的建立正是在清醒的认识了现实本真之后的心灵升华。尤其是普通民众，他们最希望在文学作品中看见与自己生活状态一样的体验。作家韩少功在描述当时的创作状况时说道：“小说家们曾经虔诚捍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这也就深刻地说明了在小说的主题立意上更应该追求真实的“颓废”色彩。王朔在这一主题立意上率先向传统发起了挑战，如：《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等作品，把视角转向了被传统作家视作颓废的大众生活。在他之后，很多作家也开始这种“颓废”的探索，例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等都现实地描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百科。刘震云认为“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用自然，要如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读者看得也舒服自然”。这种拒绝“崇高”的，具有“颓废”主题色彩的创作倾向的出现，以及大量小说的问世，真实的记录了处于城市边缘的市井小民的行为方式，还原了传统道德所不允许的人间世态和原始的生活场域。所以说，王朔所引领的这种主题立意倾向是值得现代文学创作者们借鉴的，他能够真实自然的回归生活，吸引读者的注意。

三、审美法则方面

在审美法则方面，王朔在文学领域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关注“边缘人”的先河，他更加关注人的本质生活状态，认为真实的就是美的。“王朔为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重要的一组群像。他写了社会边缘上的人，改革开放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状况又是中等偏上。而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他们中的很多人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经济上的优越被私营者代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又很模糊，他们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又没受过太多的教育，社会位置急剧变化，青年中的佼佼者不再是他们，社会位置的提升和知识不成正比了。”由此不难看出，在王朔的作品中已经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创作艺术观念，并不是去歌颂某一上层群体的爱与责任感，而是更多的关注被边缘化的人们在现实中的挣扎与奋斗状态。与此同时，王朔开始关注“”那个特定现实中的人们，为此王朔创作了《动物凶猛》等一系列的小说，其真正的目的是还人一个本性的欲望和一种尊严，追求自由和幸福。所以说，王朔在审美上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去发现真实的美，内在的美。为现代文学创作在审美利益上提供了可借鉴的材料。

总之，“王朔现象”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体现，他的作品代表了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和愿望诉求，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田文兵.《当代话语转型视域中的“王朔现象”》，学位论文，海南:海南师范大学，2007

[2]黄永林.《“王朔现象”的现代性》，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第4期

篇11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5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诗学空间批评理论研究”（13Q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间是有形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文学空间”同样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己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大热点，西方学术界也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认知范式之一。在“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对文学活动进行重新诠释，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都只对时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将“空间批评”作为解读诗歌的理论角度，一方面意味着承认现代汉诗对于古典诗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题材的、价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风格的等方面的空间创新；另一方面也将从文体自身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析个体与公共、乡土与都市、精英与民间、心理与现实等诗歌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新的以空间为坐标的诗歌文体理论体系探索。

一、诗学空间反思与探索

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学者们习惯于采用时间线性研究或派别、思潮的历时性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描述起来简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汉诗的整体风貌。进入20世纪后期，文艺研究在经历“语言论”、“认识论”、“人类学”等转向后，呈现出“空间转向”的新面貌，学者们纷纷将以前给予时间、历史、社会的青睐转向空间上来。空间研究在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学之势。在多元交织、互相渗透的后现代动态语境中以空间理论深入文学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新维度。因此，“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1]

目前，从“文学空间”视野出发去研究文学的做法，己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首次把哲学层面的时空体用于文学意义上的转义。法国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发表的《乡村与城市》一书考察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从16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延伸到当今的全球文学。其后，克里斯丁・罗斯1988年的《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产；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辟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

在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外国理论家的相关论述的译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和《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文斌译的《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而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目前在我国还比较少，主要有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专门介绍了“空间批评”；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的增补版也增加了由陆扬所写的《空间理论》一章。可以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正在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对社会学理论、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都产生了影响。进入新世纪，传媒诗学与文化传播模式嬗变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岳川、欧阳友权、金元浦、黄鸣奋等人侧重对传媒与消费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及权力话语、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媒体的狂欢等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但专门针对现当代汉语诗歌采用“空间视域”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部分采用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性”理论进行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之作。

从目前在“中国期刊网”能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当前已有的涉及汉诗及其文体的空间化研究的一般性论文约190篇和15篇硕博毕业论文，如杨有庆《空间诗学――对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研究》、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等。专题论文还有：周云鹏《新诗诗性空间的开拓（1917-1937年）》、敬文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沈天鸿《时间、空间与诗》等，还包括《江西社会科学》的学术专栏“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等。这些作品或理论研究，一方面承认了“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空间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空间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将现代汉诗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共时性空间思考和阐释，也没有对其多维审美空间的研究和观照。因此，本课题基于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力图从“文学空间”的维度，即从与时间的历史性向度相对的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对一直以来以时间、流派为尺度建立起来的那种文学观念进行“空间还原”。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历时研究转移到现在的共时研究上来，以一种横向超越的方式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二、文学空间的多元化构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缺失焦灼症”，而“空间批评”作为当代学术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有必要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空间理论以空间区域（有形和无形）为模块，补充或者改变传统上以时间、派别、思潮为轴心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现代汉诗，因为“空间批评”理论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诗歌美学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为中国诗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可能和问题框架。

构建文学空间的理论，探索“空间诗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文学空间”理论及其“空间视域”的内涵和外延。

“空间理论”的内涵在于，“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健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2]而进入文学场域后，“空间理论”进入文学研究而形成的“文学空间”理论即“空间诗学”，就从外在表现上被学者界定为三个彼此联系并逐层递进的“文学空间”层次，即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和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其次是具体分析“空间诗学”所采用的具体批评手法，从更实际的意义上说，就是普遍的“空间诗学”如何应用于特殊的现代汉诗研究，如“文学空间”三要素（背景、场景、场面）、三类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诗歌创作论和鉴赏论中的审美和批评价值，以及“空间视域”在诗歌文体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应用优势。

再次，以现代汉诗为基础，追溯古典诗学的艺术空间理论，打通古代诗学话语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藩篱。古代诗学的空间意识，不仅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展开，也在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间展开，构建了我国诗歌审美空间的经纬。古典诗歌的“养气说”、“胸中有丘壑”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以及郑板桥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作品构成或艺术鉴赏等角度，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的创造方式。这也是我们审视20世纪诗学与古代诗歌之间脉络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最后，在空间批评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比较与举证，分别探析现代汉诗在语言、题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个层面对于古典诗歌以及西方现代诗歌的继承、突破和创新。20世纪现代汉诗这种文体在这六个方面开拓了新的诗歌书写空间。

三、诗学空间的艺术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蓬勃兴盛的现代白话诗歌，始终伴随着政治和革命的车轮，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迹，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因而，从内容层面看，诗学空间探索如果以20世纪诗歌，即现代汉诗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必须具体解决一下这些诗学及相关文体问题。

第一，现代汉诗的地域空间论。这是空间诗学最直接的、最本源的问题所在。因而，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是包括乡土诗歌与都市文学中的空间话语异同，如黄礼孩等主编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人作品》和《异乡人：外省青年诗人作品》诗集影响深远而广泛。二是“西部文学”（于坚等人提出）及“西部诗歌”对于文学空间的拓展，其中纠缠着诸多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等复杂情怀。三是“诗分南北”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诗分南北”一说提出后，这种观念一直在古代文学中颇有流传，南方婉约而北方刚健的诗风的认识得到了认可，在“京派”、“海派”文学的对比与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现。四是在20世纪末期，“打工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独树一帜，开辟了“当代诗史”（杨克语）。五是港台诗歌的审美空间拓展，尤其是台湾诗歌中的乡土情怀的抒发。六是“文学空间”理论视域观照下的古典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现在现代学术版图的“坐标”中（如“唐诗地理”、“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等）。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也反映在现代汉诗的“版图”研究中。

第二，现代汉诗的个体与公众空间论。个体空间是作家和读者个人的、私隐的空间，是艺术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间。而公众空间是群体的、国家的、政治的空间，是泛化的、开放的、革命的广场空间。因为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阶段，因而个体空间与公众空间存在着契合、疏离、矛盾和对抗。因而，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个体空间”（私人的、隐秘的、艺术的空间）的尊重，强调和突出个体情感在诗歌抒情中的“在场”，以及20世纪诗歌中个体抒情对于传统诗美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公众空间”（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间）的参与，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现代汉诗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使命（“启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现代汉诗在个体和公众空间中的游走、对抗、妥协等，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公众空间”对于“个体空间”的侵蚀、干涉和占领，以及现代汉诗的先天不足和艺术缺失。

第三，现代汉诗的传播空间论。传播空间是诗歌或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须着力于探讨民刊、选本、诗集、论坛等传播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建构作用。这个方面，大约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有六个方向：一是文学期刊和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汉诗传播（如《星星诗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二是个人诗集和诗群诗集的传播（如艾青《归来者的歌》、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及《东莞青年诗人30家》等）；三是诗歌民刊的传播（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及《大象诗志》《九月诗刊》等刑物）；四是诗歌选本传播（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王光明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五是诗歌论坛的传播（如“诗江湖”、“诗生活”网站等）；六是理论专刊中的汉诗传播（如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专刊等）。这六种播途径共同构建了现代汉诗的物质化存在和传播空间。

第四，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论。按照陈文忠先生的意见，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效果史）、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批评（阐释史）、作为创作者的摹仿借用（影响史）[3]。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就由欣赏审美空间、阐释批评空间和影响创新空间组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探讨现代汉诗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空间的接受问题。因为现代汉诗在中欧、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间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现代汉诗在域外文学空间中的传播和接受而引发的多种诗学问题。

由此可见，在“文学空间”理论视域中，采用不同于时间、派别的空间视野（也会比照思潮和流派），审视现代汉诗在体式、题材、风格、传播、接受等空间领域所进行的突破，我们会发现它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所起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几乎超越自身的）美学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贡献。

综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历时性的阐述模式过于机械，缺乏空间性、逻辑性，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缺陷。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进行，而是充满着“天才式”、灵感型和偶然性的创作。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传统的历时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空间批评”理论。近百年来，我国文学的形式、题材、形象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时代环境等等都出现了的空间上的巨大迁移和变化，因而以“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探险。

参考文献：

篇12

[论文摘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论，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上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为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开辟了新路径。后现代教育思想在平等教学思想、对话教学方式、阐释教学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对传统教育思想提出了挑战，其独特之处为教师改革和创新汉语言文学教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基于此，探讨了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下如何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

一、后现代教育思想概述

在当代众多的教育理念中，后现代教学思想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不仅较为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教育模式，同时也开辟了崭新的教育发展思路。

1.“去中心”平等教学思想

后现代教育思想在课程和教师的认识上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着力强调“去中心”的平等教学理念，即反对教师控制与教学控制，反对以教师、学科知识为中心思想，提倡教学中构建师生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后现代教育思想重新定义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融入了平等民主的教学理念，正如美国教学研究专家小威廉姆E多尔指出，教师不是外在的专制者，而应是内在教学情景的领导者。

2.“对话”教学方式

“对话”是后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以对教学过程的认识为根本出发点，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构建师生之间开放、平等、创造性、富有多元价值的对话关系。日本学者佐藤学指出：“学习的实践就是对话的实践。”倡导“对话”的教学方式，就是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教学氛围，鼓励教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以平等的教学观念进行教书育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3.阐释教学方法

阐释教学法是后现代教育思想所倡导的教学方法，它不同于传统的促进式教学法和传授式教学法，而是强调在接受教师教育的前提下，带着乐观、开心的心态不断拓展学习路径，引导学生进入真理的情景中。阐释教学法将传统的教条主义去粗取精运用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学会在文化背景中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这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4.自传式教学评价法

后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习者均存在个体差异性，教师不能用统一的评价尺度去衡量每位学生的学习水平。教学评价应强调评价标准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模糊性，将学生看做知识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反对标准化考试的评价方法。正如派纳所指出的，教学评价应以家长、社区领导、教师以及其他学生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评价。

二、后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1.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

传统的教学计划强调在教学行动之前制定教学计划，且不能更改计划。这是一种对教学和课堂的独断控制，它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汉语言文学教师应借鉴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去中心”的平等教育思想，制定教师、学生、课本三者之间合作性的教学计划。这种教学计划应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教学计划应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可以在行动中随时调整；其次，教学计划应具有可变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灵活地利用意外事件临时构建教学内容；再次，由于当今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所以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实践应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2.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

师生互动的课堂应体现其多维性，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单一化的互动格局，积极倡导形成教师与学生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格局。教师不应以教授者、提问者、阐述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应将自己定位于学习者、思考者和聆听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灵活调度者以及学习障碍的排除者，做好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学生也应摒弃“问”者、“听”者的学习身份，进入思考者、议论者、提问者的主动学习的角色，同时还应承担组织部分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责任。这就需要汉语言教师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教师应放弃占有式权威的姿态，将自身置于平等教学的氛围中，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其二，教师应充分信任学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教师倾诉，真正形成多维的互动式课堂。

3.实施开放性教学

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

4.运用探究教学方式

汉语言文学课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汉语言演化规律的认识和文学素养的熏陶，这就需要教师应运用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将探究演变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断提高探究能力。同时，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重视与学生之间交流与沟通，不固守于自己对事物的观念，而应以相互激励、相互接纳、相互融合的心态构建师生活力课堂，使汉语言文学教学在师生交往中迸发出新的意义。

三、结论

总而言之，现阶段，传统的教学思想已经不适应高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缺乏现实指导意义和时代感，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呈现出兴趣不高、缺乏主观能动性，甚至是厌学的现状。而后现代教育思想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更新了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值得汉语言文学教师的借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