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策略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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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体育评论员代表着所供职的媒体，面对赛场，他们有着极其广泛的话语权——可以对球员、教练、裁判甚至观众的表现进行评论，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在当今体育传播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之下，电视体育评论员的“传播技巧”发生了不同于以往传统模式的变化。

一、早期: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广播体”传播，代表人物:张之、宋世雄

注重受众群体研究分析和意见反馈是老一代体育评论员的优点，同时他们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研究每场转播的比赛看点，最大多数观众的欣赏口味、观众对比赛项目的了解水平。这是由张之老师开创的，宋世雄、王泰兴等发扬光大的早期中国体育转播解说风格。他们是主要运用有声语言向受众、传达、介绍体育节目的传播者。它的首要任务是传声达义，让受众了解信息、增长知识。遵循播音传播规律，掌握播音基础理论，语言规范、准确、清晰、流畅。对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重音、语气、节奏等基本的内、外部语言表达技巧运用得当。另外，不能忽略对体育运动的关注、了解和兴趣的培养。毋庸置疑的是体育节目播音员第一位的是有声语言的表达水准，而非其它。

传播技巧:广播体，较弱的符号能力

符号能力是特定的传者或受者使用一定符号的熟练程度、水平或特色等。传者的符号能力越强，越能对受者产生作用和效果。早期的体育解说员从其解说对受众产生的作用和效果来看，无疑是比较弱的。当时的体育解说，是一种不讲求传受双方互动的“灌输式”解说。我国体育评论的开山鼻祖张之是广播体育转播的解说员。将中国体育转播风格发扬光大的宋世雄也在中央人民电台工作了20多年。其间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月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转播。由于中央级广电传媒的示范作用，反映在全国电视体育界说的形式上是一片高频男声，每分钟超过300字的语速；内容上是嘴跟着球跑，应用大量形象的语言去描述观众已经看到的比赛过程。例如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宋世雄对一场足球比赛的解说:“伊朗队的4号队员在线上将球断了下来，马上发动快速反击，4号将球传给8号中场队员，8号带球快速通过中场，8号传给11号，11号一脚远射，球进了!”由此可见我国电视体育转播评论工作受广播转播解说的影响极大。张之的解说特点是“打机关枪”，京腔京味、音频高、语速快。体现出了中国传统体育转播的解说风格，在语言面貌上是积极向上的、充满创作激情的。是用圆润的声音、清晰灵动的口齿来传情达义的。宋世雄1997年就体育界说问题接受《中国体育报道》节目采访时说:“体育界说声音要高一点，为什么?现场乱，声音高了穿透力就强，观众就能听清。语速要快一些，为什么?只有快一点才能跟上比赛节奏，说话慢就不能当一个好的评论员。”

传播效果:体育解说员仅仅充当了受众的眼睛，而没能充当受众的大脑。

从他们身上，受众满足的是对体育竞技场上瞬息万变的动态把握，在大多数人无法详细观赏体育比赛的时候，让受众满意的就是他们那种极快的解说语速。那个时候由于电视节目的时效性差，受众习惯于将张之、宋世雄等解说员看成是绝对的权威。但是，从提高受众体育欣赏水平的角度来说，早期的这种“广播体”解说方式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解说员只是充当了受众的眼睛，将受众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图像信息及时传递给受众，而没有能够帮助受众对比赛进行深层次的、专业性的思考，在介绍比赛相关背景知识，拓展受众视野和推动体育运动发展方面还存在着极大的不足。

二、中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中期，“幽默语录”体传播，代表人物:韩乔生、孙正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央电视台成名的体育转播解说员是韩乔生和孙正平。他们解说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模仿到形成，由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最初的韩乔生、孙正平几乎是张之、宋世雄的翻版，刻意的继承与模仿前人，他们成名于“打机关枪、看图说话”的传播方式，也没落于这种传播方式。可以说，他们处在早期“广播体”解说方式和后期“专业体”解说方式的过渡期，在他们后期的体育转播中可以看出想要摆脱前人影响，加入“评论”成分的痕迹。但是，专业知识的贫乏和个人特点的缺失使得这种主观上的努力最终以失败收场。韩乔生留给受众的是一连串“解说口误”的记忆，这种早期的无意识口误发展到了后期成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尝试，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被称为“韩乔生语录”。传播技巧:幽默语录体，影响日渐深入。

在受众欣赏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以韩乔生为代表的体育节目解说员仍然沿袭前人的解说风格，但是，专业知识的贫乏让逐渐专业的球迷嘲笑声不断。更令人遗憾的是口误连连，例如“35公里之外的一脚远射”“……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某某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打入一球”等等，不一而足。受众最初对这种韩乔生式口误的反应是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可以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这种解说上的失误，因为受众发现，这种超低级的失误和自己逐渐专业的欣赏水平之间能够摩擦出一种幽默的火花，令人忍俊不禁，受众越是专业，这种幽默所产生的效果就越发强烈。于是网络上，媒体上关于韩乔生幽默语录的文字越来越多，韩乔生本人也开始在转播过程中有意“犯错”，博观众一笑。这一点在2005年4月体育频道的一期《韩乔语录》栏目中得到了韩乔生本人的承认。

传播效果:幽默的语录甚至超越了体育的范畴，但缺乏专业的知识

各路媒体中有关韩乔生语录的文字甚嚣尘上，很多学者甚至把韩乔生语录的风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这也着实让韩乔生“火”了一把，尽管人们对这一现象褒贬不一，但各种类型的幽默语录还是纷纷浮出水面，有很多甚至超越了体育的范畴。体育评论员被受众认可的根本标准还是其对体育比赛的分析解读能力，是以丰富的专业知识、精辟的分析评论为受众释疑解惑的能力。当受众对这种“幽默语录”体的传播方式逐渐厌倦的时候，韩乔生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三、后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专业”体传播，代表人物:黄健翔、张路

近几年来我们的体育播音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一大批年轻的评论员走上了转播台，他们以宽泛的知识结构、新颖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年轻观众的欢迎。如果说，播音员以出色的外形、嗓音和语言功底赢得观众，那么体育评论员则是以丰富的专业知识、精辟的分析评论、高超的预见性，为体育节目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解说、评论员必须是某一领域的精深者，不仅能够讲得清、说得明，更要评得精、论得合情合理。因此，评论员需要精深的专业理论或实践，并且，应该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贝利，做过足球评论员，拳王阿里是重大拳赛转播的座上客，张路，本身就研究足球理论。这些都说明，观众看体育节目不单是一般的外行看热闹，而是需要更深层次，具有权威性的分析和点评。相对于早期的体育节目“播音员”，体育评论员观点的个人色彩非常突出，它鲜明、准确、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

传播技巧:专业评论，极强的符号能力

毫无疑问，黄健翔最擅长的符号是“语言”，而且他拥有极强的话语能力——他是真正的靠话语取胜的解说员。他没有花哨的肢体语言，学不会矫揉造作的煽情，更没有和球迷套近乎的本事，甚至有些时候他让人产生距离感和敬畏感，但这都不妨碍球迷喜欢他。因为球迷在乎的是他的学识和机智，也就是他解说中体现出的专业和深刻，这正是他相对于宋世雄的僵化、孙正平的刻板、韩乔生的无知而在诸多体育解说员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从历史战绩到教练风格、从球员特点到场上形势，黄健翔总能娓娓到来。夹叙夹议中，他还能结合精彩之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使球迷在欣赏一场比赛的时候能达到“广纳博收”的效果。例如1998年法国世界杯英格兰与阿根廷队比赛开始之前黄健翔在介绍比赛背景时的一段解说:“潘帕斯草原的风让阿根廷人把热情奔放的性格融入到了极富创造性的足球技术之中，他们的进攻能力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支对手胆寒；英格兰人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后裔，他们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钢铁般的意志背后是他们对胜利的无限渴望。而1981年英格兰人与阿根廷人爆发的那场马岛战争也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对17年后的这场比赛无比关注。”而且，对于场上的异样情况，他是唯一敢直言不讳地进行剖析和批判的解说员，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发人深省。毫不夸张的说，黄健翔丰富的足球解说知识使他成为集“理论家”、“历史学家”、“批判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大成者。:

传播效果:促进和推广体育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黄健翔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至今已经在电视体育节目行业从业十年。在他从业的这十年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因为他的出现和存在，改变了整个中国电视体育节目的播音解说风格，开创了崭新的体育界的评论局面，提高了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的体育欣赏水平及对体育文化的理解，是一个时代的缔造者和代表人物。他的专业精深的分析评论与激情洋溢又轻松幽默的解说风格一样早已为广大球迷所接受。甚至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黄健翔的解说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高水平的球迷，对足球运动在中国的普及、足球文化的推广和深入，起了特定时期的特定的作用。

结论:通过对中国新老三代电视体育评论员“传播技巧”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向受众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他们的符号能力是逐渐增强的。早期的体育节目解说员，尽管他们驾驭“语言”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从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来看来看，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对应的效果，因此他们运用“语言”这一传播符号的能力又是比较弱的，符具和符义在很多时候是重合的。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电视行业发展速度慢，在早期实力比较薄弱的时候，电视体育评论受广播的影响比较多，没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到了中后期，发展环境的逐渐优良使得体育评论员的符号能力得到不断增强，符具和符义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关联性，而非早期的完全重合。体育评论员作为传播者，对于手中产生的影响也日益深入。从三代电视体育评论员“传播技巧”的沿革之中可以窥探出中国电视体育评论几十年的发展轨迹。

注释:

①《恐韩:韩乔生语录》，第8页

②《影响未来:中国传媒三十人》之《黄健翔:球场小世界大》，宋悦曹红蓓杨雪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①《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华夏出版社

篇2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着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着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篇3

关于儿童文学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①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学界、文化界已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一定程度的重视，有很多专家和学者作过相当精辟的论述，其中最为掷地有声的，大概要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曹文轩教授了。曹先生认为，“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儿童文学“关系着未来民族的生命精神与国民素质”。②儿童文学影响、培养和塑造着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这是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阐述的，可谓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但从整个社会来讲，儿童文学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与普遍关注，中国儿童文学在国人的心目中地位不高，甚至有时被认为可有可无，国内权威的中国文学史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基本上不提中国儿童文学。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580多家出版社中有530多家在出版少儿图书。中国少儿出版已经成为我国整个出版行业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出版板块，成为一支拉动并提升中国出版业的重要力量。③而在少儿出版中儿童文学图书的市场占有率排在第一位，是典型的“绩优股”“活力股”，也是“潜力股”。但从影响力来看，中国儿童文学至今尚未打造出国际知名品牌，影响力非常有限。丹麦有安徒生童话、德国有格林童话、瑞典有林格伦童话、英国有“哈利·波特”、日本有《窗边的小豆豆》、奥地利有“冒险小虎队”、捷克有“鼹鼠的故事”……这些都是全世界的孩子喜闻乐见的作品，有些不仅孩子爱看，而且成年人也爱看，可谓老少咸宜。但中国至今却没有产生类似的影响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家与作品，这与我们人口大国、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中国儿童文学的载体一般就是图书与杂志，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在杂志上发表或者以图书的形式出版以后，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把杂志或图书放在书店里、书摊上销售。在20世纪这种销售基本上是自然销售，也就是说任其自生自灭，缺乏主动的、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传播与推广，因而杂志和图书的销量一般来说十分有限；在本世纪的11年多时间里，这种情况有较大改观，但总体来说，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推广依然非常有限、孱弱。

销量的有限决定了读者的有限，读者的有限也就决定了作品的影响力有限。一本销量为5 000册的儿童文学图书，如果每册有5名小读者阅读，它不过影响25 000名小读者而已（要知道中国目前大约有3.67亿儿童），这本书再精彩、再经典，它的影响力又有多大？所以，加强传播与推广对儿童文学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普及与繁荣意义深远。

中国儿童文学需要加大传播与推广的力度，在这个过程中，从政府到企业，从组织到个人，都要有一定的策略。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就能做到按部就班，事半功倍。否则，很容易出现疏于传播，坐失良机；或者传播不当，效果不佳。

一、政府引导策略

政府鼓励什么、支持什么、倡导什么，应该有政策导向和政策倾斜。比如日本，对翻译、推广日本儿童文学作品有突出贡献的企业与个人，无论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日本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与奖励，他们成立了相应的推荐机构、评审机构、评奖机构，个人和企业也可以主动申请资金扶持、申请参加评奖。比如法国，鼓励并补贴中国出版机构引进法国的版权，几乎成了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的一项主要工作，他们的补贴款数额并不算大，但效果十分明显，近十年来法国版权大量输入中国，与这项政策的推行不无关系。这些法国版权的作品自然也包括法国儿童文学。

中国政府如果能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推广与普及制定战略目标、实施方略、奖励措施、引导方案等，从政策上加以指导、引导与鼓励，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推广，甚至能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比如国家广电总局规定，各级各地电视台少儿频道在晚上黄金时段必须播放国产故事片、动画片，这对本土儿童文学创作和原创动画制作无疑就是利好消息；比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对原创作品包括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就是很好的推动与促进；又如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对重大图书选题当然也包括重大儿童文学图书选题的出版，在资金上能给予一定的扶持。类似的政策再多一些，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必定大有希望。

笔者以为，中国政府应在传播的整体规划与战略部署上做出更多努力，要从过去鼓励出版精品延伸到鼓励传播精品。因为出版的精品再多，如果只是躺在书库里，没有传播出去，这精品就没有很好地影响读者与社会，也就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与效益。

具体地说，政府引导应包括两方面：

（1）各级、各地政府应继续鼓励、引导文化企业、作家、作者打造精品。商业社会，“快餐文化”风行，浮躁的社会催生出诸多浮躁的作家与作品，浮躁的作家、作品则进一步推波助澜，导致社会更加浮躁。就像很多作家自称的那样，现在很多作品是“速朽”作品，中国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有人把这些现象归罪于商业化浪潮。商业化的功与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不多赘述。但从政府到出版机构到作家、作者，精品意识与精品策略确实是推广与传播的基础。没有好作品、新作品，所有的一切推广与传播都是无米之炊、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人才辈出，已有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但进入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仍需耐得住寂寞，要有过去“十年磨一剑”的精品意识，真正打造出精品，才能有后续的推广与传播，才能占领国内、国际市场，真正影响中国和世界。

中国政府要从宏观与战略的角度，鼓励和引导作家、作者多创作儿童文学精品，鼓励和引导文化企业多出版儿童文学精品。

（2）各级、各地政府应鼓励、引导文化企业与组织积极传播优秀作品。政府应鼓励、引导企业建立大型的、现代化的传播平台与传播渠道，利用先进的传播理念与科学的传播手段进行富有成效的传播。政府鼓励并促进对文化产品的传播自然应包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企业化、专业化、科学化，要让包括中国儿童文学在内的各类优秀作品能在一个良好的、先进的、专业的传播平台与传播渠道中，用较小的成本、较快的时间获得更为便捷与高效的传播效果。如果我们的传播还停留在过去的偶尔为之、零打碎敲、各自为政的狭小天地里，而不是常态化、专业化、立体化、集约化的，那我们的传播力就没法提高，也更谈不上与世界文化强国相抗衡。

传播要讲究成本、手段、效果等，这需要企业用商业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所以政府的引导与企业的主导不能忽视。

二、行业管理策略

从理论上讲，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管理，但实际上儿委会既管不了作家也管不了作品，儿委会只能从政策上、专业上作宏观的指导。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培养、作品出版、作品改编、作品传播、形象授权等还有赖于少儿出版社、少儿影视公司、中小学校、少儿图书馆、版权公司、民间推广组织等。如果凡是和儿童文学相关联的这些组织机构在管理上有计划、有策略，既有宏观长远目标又有微观细节落实；既有行业法规约束，又有行业协会推进（我们的行业协会力量太弱），无疑会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行业管理策略包括本行业的积极推动和邻近行业的资源整合、通力合作等。比如少儿出版业、少儿影视业鼓励原创，对本土儿童文学作家就意味着机会与平台。

行业管理应着力营造氛围、培养人才、制定行规、打通渠道、促成合作、挖掘潜力，等等，使中国儿童文学从创作到传播实现精品化、常态化、高效化。

三、专家谋划策略

发达国家的儿童文学及其传播之所以做得有声有色、成绩卓著，原因之一是有各方面的专家在关注、研究、挖掘儿童文学，并为之出谋划策、殚精竭虑。而中国，据笔者观察，似乎只有儿童文学评论家在关注、研究儿童文学，且只关注、研究儿童文学的文本内容这一块，对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推广方面的关注与研究极少。笔者搜索、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国内研究儿童文学传播与推广的文献少得可怜。

所以笔者以为，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各类专家，如儿童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推广人、传播学学者、新媒体研发者、广告人、童装设计师、儿童玩具开发商等，如果能较多地关注、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及其传播，必将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目前国内专家较多关注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却较少关注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业内专家较多关注中国儿童文学，相邻专业的专家却较少关注中国儿童文学，甚至是漠不关心或者熟视无睹（如传播学学者关注、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传播现象与规律的极少）。如果中国儿童文学能像发达国家的儿童文学那样做出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各方面的专家来关注和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以及各方面的开发商来投资和服务中国儿童文学。反过来说，各方面的专家（不仅仅是儿童文学方面的专家）如果更富有远见卓识，必然会从理论上给予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与传播更多的关注、研究与指导，从实践中给予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推广更多的关注、支持与合作，比如直接或间接地投资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演绎，包括使用其形象研发、生产衍生产品，而从中受益、获利。

有专家的专业研究、指导与参与，中国儿童文学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四、企业营销策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目前主要是出版企业及与出版相邻的企业）最有可能从专业的角度、市场的角度、发展的角度、战略战术的角度，调查研究，精打细算，量身定做，来推广与传播中国儿童文学，以保证效果最佳化、利益最大化。企业的主体意识强，对媒体熟悉，对自己所生产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特色明了，要传播给哪些特定的人群、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与效果更是了然于心，所以我们的企业做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推广具有天然的基础与优势。我们的企业必须与国际接轨，用世界的眼光与全球的视野来做中国儿童文学，在营销手段、传播技巧、推广实效等方面出新出奇。过去那种耻于用商业的手段来做传播的意识与思维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利用一切合理、可行的方法与手段自然包括商业的方法与手段来做中国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推广。

企业做这类传播与推广，要找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性与商业性的最佳结合点，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势利导。要避免因片面追求商业价值而忽视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内涵，由“娱乐化”而陷入“低俗化”。

企业从营销的角度来研究和把握儿童文学的传播规律与推广策略，这可以使传播更专业化、更富有实效。

目前，中国儿童文学主要是以图书、杂志为载体，偶有“触电”（电影、电视）现象。儿童文学图书、杂志目前比较成熟，由儿童文学的文字作品改编成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动画片等儿童影视业则不是很成熟，而与儿童文学相关联的儿童玩具、儿童服装、儿童游戏、儿童旅游（主题公园、工艺品）、儿童体育、儿童饮食、儿童音乐等则很不成熟。这种现状造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载体单一、表现形式单一、传播形式单一、赢利模式单一，创新不够，后劲不足，影响有限，以致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

那么，中国儿童文学除了主业的图书与杂志，我们的企业能不能与其他部门、其他行业、其他领域展开合作，用其他形式与手段来立体化地展示、表现、演绎、推广、传播儿童文学，大家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同获益？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学国外的文化企业对中国儿童文学做媒体融合、立体开发，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比如美国迪士尼公司，把儿童文学作品及其形象延伸、衍生、扩大到图书、动画、电视、电影、主题公园、服装、玩具、音乐、游戏、食品等无所不及的领域与层面，形成一个巨无霸产业，其思路与方法很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与学习。

在国内，中国儿童文学在图书与影视、动画方面已有成功合作的先例，在游戏、服装、玩具、主题公园等方面我们是否也可以尝试作一些探索与努力？最近几年由电视动画片制作、热播到图书、玩具、服装等的开发，如国产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运作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其立体开发、立体推广的思路、方法与策略同样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与学习。

我们要把中国儿童文学提高到体现国家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试想，国外一只米老鼠、一个阿童木影响了多少中国孩子？它们的力量或许比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还要强大。米老鼠、阿童木的影响是儿童文学形象的影响，也是儿童文学传播的影响。这是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造就了它们的巨大影响，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需要引进竞争机制与商业手段才能做到。如果中国多一些类似的儿童文学品牌作品与儿童文学品牌形象，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无疑会得到很大提高。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本文所讨论的是广义的中国儿童文学，即用不同载体与形式所表 现与承载的中国儿童文学。

篇4

艺术作品的永恒主题是表现爱、生存与死亡，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人和社会对爱、生存与死亡的态度，惩恶扬善。纵观好莱坞电影，虽非全部精品，但它们往往集观赏性、娱乐性和思想性于一体。不论什么样的题材和艺术风格，其电影饱含人文情怀，多样化的电影类型反映的主题是爱、正义、人性。具体来讲，好莱坞电影有三个特点。

（一）借用题材阐述美国价值观

美国建国历史不长，文化资源相对有限，电影文化的发展使之文化题材数量不断减少。

为使题材多样化，以适应国内多民族观众的文化背景与需求，同时也为美国电影进入国外市场营造文化共鸣和亲近感，好莱坞一直借用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题材，或者移植别国的地理文化场景，制造出好莱坞风格的电影。这些电影挖掘人性中超越文化、民族和政治的人类共有的心理需求：亲情，爱情，自由平等，自我价值实现等要素，注入借用的他者文化素材中，演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二）创新至上

创新是美国文化的基因。“美国人的民族性格讲求自立和创新，崇尚变化和差异。”美国文化的创新传统加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其电影富于想象，鄙视模仿与跟风，从而形成丰富多样的风格。“在美国和欧洲，人们普遍认为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是创造力。”美国电影的创新与多样性反映在题材创新、类型创新、情节设计创新、制作技术创新，不落窠臼。从题材上看，好莱坞电影百花齐放，地域上有国内外的；时间上有历史、现代、未来的；空间上有陆地、海洋、太空、地下的；人物上有科学家、艺术家、流浪汉、匪徒、儿童、动物等。从类型上看，有创业、爱情、励志、传记、伦理、武侠、战争、灾难、探险、侦探、科幻等。风格上有严肃哲思的，又有诙谐抒情的，悲喜传奇荒诞多种多样。同是科幻题材，既有关于太空、魔幻、机器人、高级武器的，又有关于病毒、基因变异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观众的欣赏口味在变，编剧导演的艺术追求也始终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

（三）成熟的产业化模式

美国电影产业是大工业化生产模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市场化程度高，电影立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严格，电影衍生产品发达。生产发行和放映的利益协调处理，编剧导演演员的利益合理协商。影片广告宣传力度大，市场竞争有序。斯皮尔伯格说，支持美国电影征战天下的是其先进的产业理念、雄厚的资本、强大的媒体影响力，特别是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总之可以说，好莱坞电影的不断创新、它的娱乐性、它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观和电影体制这些因素共同成就了美国电影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

我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探讨

由于文化差异会导致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损失，或说折扣，编剧和导演在电影制作中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传播知识，适当考虑不同文化的地域环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审美认知等因素，采取顺应目标观众的策略，适当变通电影的主题表达和故事的叙述方式，以得到海外观众的理解与认同，达到意义上的共享。我国电影尤其需要以多样化的题材，诠释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并且让它能够融合中西文化，得到海外观众的理解与认同，有利于扩大电影与文化的传播。此处的“顺应”指“适应”“学习借鉴”之意。为了让西方观众持久喜爱中国电影和文化，扩大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效度，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具体来说，就是精心选择文化视角，艺术上以国际化方式表达，顺应海外受众的审美认知习惯，在故事、表演、拍摄手法方面不断创新，同时拓宽渠道，积极搭建平台，帮助电影海外传播。

（一） 审美认知顺应

根据接受美学理论，受众的接受能力取决于他们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也就是说，电影选择的题材与所表现的主题以及拍摄策略需要考虑受众的欣赏水平和期待视野。一般来说，受众“倾向于喜欢与自身审美期待一致、自然人性单纯直观、沉淀了自身情感体验、易于诱发和满足自然人性和欲望”的艺术。因为东西方思维方式与审美认知有别，电影需要创作亲近性版本，选择受众容易接受的审美心理模式来表达和拍摄，获得认同和共鸣。《2012》在中国放映时，美国人把影片中长城倒塌的一幕删掉了，他们考虑了我们的接受心理。从西方审美习惯来看，电影叙事注重情感铺垫，矛盾冲突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以人性打动观众。如果是科幻片，故事可以根据少量事实，尽情发挥想象；但如果是历史片，就尽量尊重史实，不戏说，不穿越，西方人不喜欢“玩弄”历史。否则，他们会看不懂我国电影，或者会遭到误导，对中华文化产生疑问。另外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习惯不被认同，如公共场所缺少秩序，公德心不够，山寨模仿成风，铺张浪费严重，等等，电影应当尽量回避表现这些现象，以免造成负面影响，导致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损失。

（二）艺术创新

西方文化极其推崇创新，鄙视模仿与雷同。我国电影要想在海外持久传播，就要时刻注重创新。创新是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化生存的根本。电影自诞生之日，就与科技创新与思维创新关系密切，它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科技应用的领域。此外，电影还时刻追求着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拍摄手法等方面的独特与创新。创新意味着差异，需要艺术的积淀，更需要精益求精的态度，虽然票房是电影商业的重要方面，但那是辛勤耕耘精心创作的结果。

电影在类型上有一定的基本模式，但在题材选取、情节安排、人物塑造、拍摄手法、音乐创作方面最需要创新，稍不注意就会落入窠臼，或者显得平庸，而任何方面的雷同、重复、粗制滥造都是艺术产品的忌讳。目前来看，中国电影最需要题材创新，我们拍摄历史题材似乎可以驾轻就熟，但是中国有影响的电影需要摆脱局限于历史题材现象，我们需要更多反映当代文化和大众生活与情感的现实影片。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现实片或许更能反映我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反映当代文化。我们可以多反映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婚姻家庭关系、人际伦理道德、社会治安问题、妇女儿童问题、老人问题、青年问题等这也是国外观众普遍关心的题材。

除题材创新外，我国电影还应该在叙事方面创新。电影是叙事艺术，打动人心靠故事。故事的场景、人物、情节是否独特，矛盾冲突有无生活基础，故事的艺术风格能否百花齐放，尤其需要考虑能否反映人性光辉或人性弱点，反映中华文化独特精神，让外国观众产生共鸣，这些都需要编剧与导演的匠心与创新。编剧和导演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故事的创新程度或许就是电影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