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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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篇2

“漫游”指的是随意遨游。元结有诗云:“漫游无远近,漫乐无早晏。”①在我国古代,所谓“游”至少有三种含义,即外游、内游与交游。因此,我们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漫游加以考察。人类早就有关于扎根和漫游的不同考虑。“根”是血缘的,也是地缘的。扎根的倾向在农业社会中占上风,真正有条件外出漫游的只是有闲、有钱、有权的少数人。为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者并非从事漫游,而只能说是外出谋生。真正有条件内游天下的也只是少数人,因为大多数人难以接触或者拥有大量文本。至于交游,人们各有各的圈子,这是受一定的身分限制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电信技术的普及使外游变得便利,报刊、广播、电视的普及使内游平民化了。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当代信息科技循此再进一步,促进了交游的虚拟化。

1.通信技术与外游

刘勰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②古代文论里的“游”,首先是指“外游”,即人相对于自然环境的运动。这种运动对于开阔文艺家的眼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古人不乏相关论述,例如,陆游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③;杨万里也说:“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④尽管如此,由于交通不发达等缘故,古人虽有外游之愿,但亦颇觉外游之难,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因地理障碍而产生的感慨。远游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脱离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的环境就是其中的一种。要想在外游的条件下继续同自己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在古代主要靠书信,在现代还有电话、电报等手段。就便利性而言,电报胜于书信,电话又胜于电报。不过,传统意义上的电话属于固定通信范畴,并不能保证当事人随时随地同他人联系。不论是登岳阳楼或大雁塔,还是游西子湖或九曲溪,文人墨客兴之所至,要想同不在现场的亲友沟通,移动电话无疑胜于固定电话。不仅如此,以移动通信为保障,人们还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出发前所在环境的信息,并从原先的社会关系中寻得支持,产生一种归属感。

2.通信技术与内游

“内游”作为一种提法出现得比较晚。元代郝经着有《内游说》,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内游的观点,只是道学气重了一些。如果说外游是人相对于自然环境的运动的话,内游则是相对于媒体环境的运动。“内游”有助于文艺家形成丰富的知识储备。元代戴表元曾说:“余少时喜学诗,每见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则以问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学诗乎?则先学游,游成,诗当自异于时。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时时取陆放翁《入蜀记》、范致能《吴船录》之类,张诸坐间,想像上下,计其往来,何止日行数千万里之为快。”⑤老生之言,为戴表元所服膺,看来绝非偶然。和外游相比,内游的文艺价值在于:其一,接触到现实生活可能不存在(或已经消亡)的描写对象,如通过《史记》了解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事迹等。其二,领略到前人作为师法对象所树立的文艺风范,通过揣摩继承与借鉴作为文化遗产的文艺经验。其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的奉献对象的存在,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创作。但是,内游的可能性受制于媒体。如果没有相关的媒体作为依托,内游就很难实现。

网上冲浪在精神上与古代“内游”相通,特点是将媒体当成现实世界的替代品或信息源。所不同的是:古代“内游”所凭借的是书本,在游历中强调接受道德规范、实现自我完善;而现代意义上的网上冲浪则是人的一种自我开拓。书面媒体主要以线性文本的形式组织信息资源,因此,内游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网络媒体则以超文本的形式组织信息资源,提供了远非书面媒体所能比拟的“内游”条件。超文本一旦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则成为超媒体,在内游空间的开拓上更胜一筹。书面媒体是一种等级性媒体,“话语权力”就与此有关。由于出版的可能性有限,能着书立说的人在整个社会中相对占少数,其地位比较优越,因此,阅读本身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意味着接受支配。考虑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⑥的古训,阅读时拘谨的心态就不言而喻了。相比之下,网络作为媒体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实现传播的平等性,摆脱心理上的束缚。换言之,网络是一种非等级性媒体,因此,网民在漫游的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自由。

3.通信技术与交游

“交游”,在古代兼指交结人的行为(动词)和所交结之人(名词)。管子有言:“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游之道,为古人所重;交游之难,亦为古人所叹,难就难在寻找志同道合之友,因此,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⑧交游之难,原因之一是社交机遇的有限。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中,通过常规途径所能接触到的人毕竟不多。借助网络寻找知音,远比常规途径容易。复旦大学的严峰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狂喜之地。集邮、热带鱼的饲养、非洲面具的收集、MIDI音乐的制作……不管你喜欢玩什么,哪怕它再冷僻古怪,你也一定能在网上找到自己的同好与知音。”⑨此言诚是。当然,这里所说的知音,并不见得就是古人所歆羡的诤友。“管鲍之交”毕竟已成为历史,古人所推崇的终身不渝的纯洁友情早就因为商品化等缘故受到强烈冲击。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交游的广度正在迅速扩大,而深度却与之不成正比。

以上对于外游、内游和交游的分析,事实上可以结合成整体。对于三者的相互关系,宋代苏辙曾有一段明确的论述:“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

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禀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⑩从与“邻里乡党之人”游,到与欧阳修及其门人贤士大夫游,是交游的扩大;从“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到颇识“天下奇闻壮观”,是外游的扩大;从读“百氏之书”到知“天下之文章”之所聚,是内游的扩大。从今天的观点看,对于漫游的文艺价值可从三方面加以认识:其一,遍历名山大川,吸纳天地之灵气,了解人情世故,有助于积累创作素材;其二,拜访名人,有助于激发志气、学习技巧;其三,广结友情,有助于寻找自己的知音,学会“有为而发”、“有的放矢”。网络对于漫游的价值相应表现为:提供了通信保障,减少了后顾之忧,从而推动人们更为放心大胆地从事“外游”;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方便人们采撷,从而促使人们更为积极主动地从事“内游”;提供了平等交往的环境、自由结交的机遇,从而帮助人们开创交游的新局面。 二、超文本与通信技术的关系

超文本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具有多样化的形态。不论是哪种形态的超文本,都和通信技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之一,是百科全书之类书面超文本的发行对邮递的依赖性。时至今日,邮递仍是单行的电子超文本出版物流通的途径之一。不过,当今最值得重视的是电子超文本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关系。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弄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工作原理。我们以万维网为例来加以说明。万维网是利用HTML语言构建的。在HTML文件中,链接所指向的目的地用“统一资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缩写为URL)来加以标识。用户通过浏览器调用HTML文件、单击其中的链接,相当于对Web服务器(远程)提出一个请求。这一请求由用户所使用的联网电脑(客户机)发送。当Web服务器接受到这一请求时,就将所要求的文件回传给客户机。发送或接受都是通过一定的通信线路实现的。因此,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运行有赖于通信技术的支持,以之为依托进行的漫游也是如此。

1.超文本与移动通信技术 外游意义上的“漫游”,重点为人们相对于现实环境自由自在的运动,登录电子超文本网络只是保持现实联系的途径。它的实现有赖于移动通信技术。

所谓移动通信,是相对于固定通信而言的,指的是用户在移动状态下的通信。人们把模拟式移动电话叫做第一代移动通信,把现在的数字式移动电话叫做第二代移动通信,而把未来的高速宽带多媒体移动通信称为第三代(3G)移动通信。第三代移动通信的由来可以追溯到80年代。198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提出发展“未来公众陆上移动通信系统”(FPLMTS),1992年世界无线电大会(WRC)决定在2GHz频段中分配230MHz给它使用。1996年ITU决定将FPLMS改为IMP—2000(即国际移动通信—2000),意即工作在2000MHz频段,并在2000年左右投入商用。它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全球化、综合化和个人化。具体要求是:统一频段,统一技术标准,提供全球无缝覆盖与全球漫游的移动业务;提供话音和非话音业务,特别是多媒体业务;提供最高达2Mbps(兆比特/秒)的数据传输速率(相当于现有移动通信系统的200多倍)⑾;便于由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过渡与演进;所要求的移动终端设备的价格较低廉。它能够支持包括Internet高速接入、多媒体电子邮件、可视电话、视频会议、视频点播、高质量图像传送等先进的多媒体移动通信业务⑿。第三代移动通信尚未完全实现,学术界就已经有人在探讨第四代移动通信(4G)了,其目标为更充分地实现个人通信,即任何人在任何时空都能运用自己拥有的任何通信工具、与自己所选择的任何对象、用自己所喜好的任何方式、就任何内容发送与接受信息。有人甚至设想让移动终端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用于监测体温、心跳、血压等。这样,人类便实现了“与网络共生”。果真如此,人们就可能成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节点,超文本链接不仅将各个文本单位连接在一起,而且使用户真正“息息相通”。

目前,蜂窝通信、无线局域网等移动通信系统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对文艺活动产生了影响。例如,“芬兰的移动电话用户可以得到银行结余、气象预报、交通信息,甚至有线新闻网的摘要。这一切都通过短消息服务。孩子们可以花40美分听到最新的芬兰笑话或者一首歌曲。芬兰人甚至用自己的声音作为打入电话的呼叫信号。Nokia的一位经理把他小孩的歌声作为铃声。……近一段时间,年轻的芬兰人偏爱很少安装有线电话的公寓(躲避打扰)。有的企业甚至完全放弃了有线电话。”⒀随着IP电话、电子商务等业务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Internet的无线接入。这种接入由利用模拟蜂窝电话起步(1981),发展为数字移动无线通信(1991),目前正向无线多媒体业务推进。无线网络与Internet的结合,可使人们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地方接入Internet,读取电子邮件,查询所需要的数据,或者下载想要的资料。要想将Internet“装入口袋”、实现移动计算,目前仍存在一些困难。例如,需要在终端计算机上改变操作系统的设置,并将计算机终端和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暂时挂起,以便进行通信媒体间的转换。这意味着移动通信尚无法与现有的Internet完全兼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专家们提出了两类建议:一是开发虚拟局域网(virtualLAN)技术,二是利用移动IP、VIP(Virtual Internet Protocol)等协议。有预测说:利用Internet来进行相关的移动IP业务已经为时不远了。⒁

“在移动Internet环境下,散步和漫游是指MT(移动终端)可以在网络覆盖范围内移动并保持与Internet的连接,即当把网络中某处的MT移动至另一处时,用户无须进行任何操作仍能像在原处一样保持与网络的连接。”⒂人类历史上第一台通用型电子计算机ENIAC重达30吨,由19000只真空管、6000多个继电器和其他元器件组成。很难想象人们能携带这样的庞然大物去漫游。漫游上网需要轻巧的终端,如掌上电脑等。早在1992年,日本索尼公司就顺着“随身听”的思路搞出了“随身读”(Bookman)。如果随身读是联网的话,那么,自然有可能当成移动终端使用。目前,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大

公司都致力开发移动Internet的潜力。 2.超文本与固定通信技术

内游意义上的“漫游”,重点为媒体世界中逍遥自在的游历,对电子超文本网络来说,所“游”的是虚拟环境。利用超文本技术构建的网页相互链接,用户便循着这些链接从一个页面漫游到另一个页面。这并非用户的身体定位有何显着运动,而是网络将用户的请求由一个服务器传到另一个服务器,在找到所需要的HTML文件的URL地址之后,将其数据回传给用户。上述任务目前主要是在固定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完成的。

固定通信技术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其一,业务数据化。由于数据业务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电话业务,固定通信的用途将很快由电话为主向数据为主转变。与此相应,其技术基础将由传统的电路交换技术向以IP为代表的分组化技术转变。这意味着电子超文本网络与固定通信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二,信道宽带化。不论是核心网或接入网,固定通信技术都将在21世纪实现宽带化。在这一过程中,电子超文本网络将成为货真价实的电子超媒体网络,音频、视频、动态图像等对带宽要求较高的成分将在网上信息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三,三网一体化,即电信网、Internet、有线电视网在技术上趋于一致、实现互联互通。与此相应,电子超文本网络所建立的链接,将延伸到手机、电视机、信息家电等各种终端。

漫游有漫游的快乐。当我们从一个站点跳到另一个站点,任凭自己的思路随着网页上的各种提示延伸时,想到现实时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步伐,不无惊讶地发现原来事物之间存在自己始料未及的各种联系,这自然有其乐趣。当然,漫游也有漫游的遗憾,那就是很可能终无所得、终无所归。正因为如此,才有导航技术的出现。导航系统由信息库和信息加载、信息管理、信息查询三个子系统组成。信息库既存储了信息项的基本特征,又存储了媒体资源的特征。信息库中的信息项,是由信息加载子系统收集而来的。收集当然可以由人工来完成,但这样做速度太慢,因此,通常是通过一个名为“机器人”(Robot)的程序来完成。信息管理子系统负责对信息库加以更新、维护。信息查询子系统面向用户,负责接受用户所提出的查询要求,显示查询的结果。导航技术的实质,是将游历的任务交给专门程序,从而在网络上划分航道,或者开凿港湾。网络导航系统通常以两种方式来引导网民,一种是提供目录服务,即按内容、时间和空间对网上信息资源进行层次分类,形成树状结构,用户可以根据这一结构查找自己所想要的信息;另一种是提供关键词查询服务,即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搜索信息库,并将搜索所得按一定规则进行排序。前一种做法相当于划分航道,后一种方法相当于开凿港湾。目前,导航技术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其一,只搜索符合预先设定的专业方向的网站和网页,而不是“广域遍历”式的搜索,可以更好地为行业和专业人员服务;其二,检索机制从字面的匹配走向基于语义的匹配;其三,查询界面自然语言化,即检索不再是按固定的格式填写查询命令,而是走向填充模式加自然语言的形成。⒃

3.超文本与卫星通信技术

移动通信、固定通信与卫星通信技术相结合,是世纪之交又一值得注意的趋势。人类在1960年发射了第一颗通信卫星。早期运载火箭尚不足以将卫星送到距地球36000公里的同步轨道,因此,当时的卫星都是中轨或低轨的,存在单星覆盖面小、跟踪技术复杂等问题。1964年以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伴随新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而陆续升空,扩大了单星的覆盖面。这类卫星非常适合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单向通信,远距离的文艺转播经常就是通过它们进行的。妨碍同步卫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时延大(可达数百毫秒)、对地面天线的体积和功率要求高。相比之下,中、低轨道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具有传播损耗小、时延小、频率复用有效、可多星互为备用等优点。低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运行于距地500—2000公里的高度,中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运行于大约10000公里的高度,目前在技术上都比较成熟。若能扫除高费用的障碍,其应用将更为广泛。

在谈到Internet时,有人将漫游(roaming)的定义区分为广、狭两种。狭义的漫游是指通过电话拨号进入Internet的用户,当他不在其所属ISP的本地服务范围内时,不需要拨打长途电话,即可实现上网。广义的漫游是指在已达成协议的ISP和ICP(内容提供商)共享彼此的用户,各自的用户可以分享它们所提供的一切服务。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现实世界中的情形:要想全球漫游,免不了碰上国界限制;要想饱览群书,免不了碰上借书证在不同图书馆之间无法通用的难题。如果说国家间互免签证、馆际借书不受限制看起来还比较遥远的话,网络商之间打通服务则是比较现实的事情。在社会学意义上,卫星通信技术的价值在于对全球化进程的促进。卫星通信的覆盖范围是跨国界的,卫星所传送的信息的影响则是跨文化的。

三、通信技术与漫游的扩展

由于移动通信、固定通信与卫星通信等技术的支持,人类正在实现漫游化的追求中阔步迈进。这种漫游将超越物理时空、心理时空和社会时空的限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1.物理时空中的漫游

人类一方面慨叹地球之小、地球村之拥挤,另一方面惊叹宇宙之大、星距之遥远。这种心理早晚将驱使人类致力于向太空移民。20世纪各种航天器的发射,正是太空移民的必要准备。当人类的篝火已经在诸多异星升起时,新开拓的居住地之间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与金字塔式的森严结构、传统文本式的线性联系相比,超文本式的链接也许更为相宜。我们的后代可能会将有人居住的星球都当成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节点,试图解读星际电子超文本网络中传送的信息。不仅如此,各个星球的居民之间或许会按照与超文本相类似的原则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从而使人类形成环宇分布式发展的新格局,并提供星际旅行的必要条件。正如我们现在进行环球旅行要考虑时间差一样,星际旅行不仅需要穿越空间,而且需要跨越时区,须有包括移动通信在内的多种技术保障。最初的星际旅行无疑是风险巨大、费用高昂的,普通人难以问津。要使它变得像我们周末到城郊度假那么方便,无疑并非易事。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漫游仍为一代代人所向往。20世纪美国作家雷·布雷德伯里在所着的科幻小说《百万年郊游》中设想:主人公一家度假,居然是到遥远的异星,单在路上就得走一百万年!尽管这在现在看来这只是异想天开,但是,人类毕竟不会放弃超越物理时空限制的努力。

2.社会时空中的漫游

人类虽然意识到资源共享的重要性,却又为这种共享设下了重要社会障碍。“墙”,便是这种障碍的具体化。从木桩、土坯、砖石到钢筋混凝土,围墙分割了内外,阻断了交通。数码化的防火墙本质上不是为了对付服务器因高温而产生的意外,而是为了区分内部网与外部网。版权规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堵“墙”,“禁止非授权使用作品”与铁门上常见的“非请勿入”字样正属异曲同工。保密规定更是一堵墙,以对付觊觎者见长。凡是有墙之处,人们的游历便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当然,建墙有建墙的理由。没有墙挡不了风雨,防不住窃贼,对付不了黑客。翻墙也有翻墙的办法。据介绍,“一个出于某种安全原因不能与Internet联通的局域网,可以通过采集和转播来实现对Internet上信息的有选择的访问。采集服务器通过全息镜像的方式,把多个被选中的目标站点的所有可以访问的信息,以一种充分保持原有结构的方式采集到局域网中来,通过一种不经过IP路由的专用通道,在设立在局域网中的另一台‘转播服务器’上统一组织并提供统一的检索服务,对内部网的用户造成这些站点虚拟在线的景象”,具有安全、省钱、方便等优点。⒅不过,如果“大同”是人类社会可以实现的未来远景的话,那么,社会意义上的“墙”都有可能被削平。各种组织、团体、机构虽然仍存在,但不再作为受

篇3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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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5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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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 复合型 人才培养 思考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给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新闻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目前，我国新闻院校平均每年有毕业生3.3万余人，但是从全国范围看，一方面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并不理想，另一方面，新闻传媒业所需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高校新闻教育应该如何改革创新，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应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所谓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指的是既有深厚的人文社科知识功底，又熟悉新闻采编业务，同时还能掌握现代化传播技能的现代新闻传播人才。对于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学校而言，就不仅仅是一张成绩单和一些职业技能证书所能反映得了的，它更强调实际的能力和精神。因此，我们在强调扩大专业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应同步加强培养学生能把这些知识在实践中运用出来的能力，“厚基础、宽口径、适应性强”不应该只停留在理论阶段，更应该是实践中的使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才能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当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培养模式目标单一。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简单划一，比较偏重共性。从学生的培养计划、课程大纲、授课形式、训练模式以及考试方法等，都不难看出这种“统一”的烙印。由于过分地强调了教育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学生个性化的培养，加上部分课程又强调对口培养，缺乏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撑、交叉和渗透，这样就造成了培养出的人才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特色和个性，更难以谈得上创造性。

培养方式僵化，创新能力不足。目前专业培养方式明显存在不足与缺陷，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当演员，学生当观众，注入式、满堂灌成为课堂教学的唯一方式。课程内容更新不够，研究性、前沿性东西不够，尤其是一些专业领域的热点、重点和尚存争议性和边缘的问题不能及时反映到专业教学的课程内容中，这样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创造能力不足，适应能力较差。

考核手段滞后，教学质量下降。我国目前高校教育质量管理决定了学生只要通过入学考试，经过规定的学习、考核以及论文答辩，一般都能顺利毕业，几乎没有被淘汰的。没有压力，就没有危机感，很容易滋长惰性，影响培养质量。当前教学中的考核手段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流于形式，考核制度的不完善，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才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应该接受关于新闻采访、编辑、写作、评论等各方面的训练，并且具有相对完整的新闻学方面的知识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工作要求。而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复合型人才，具有完备的知识体系，对各个领域的学科知识有广泛的了解，具有诸如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新闻学的专业知识。如何将基本的职业技能教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实践训练的比例设置平衡而不顾此失彼，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清华大学翻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学院课程模板。在这个模板中，提出将所有课程分为三种类别：职业实践、新闻学研究和文理科课程。在三年制学士学位教育的课程设置里，第一年中20%的课程是职业实践，10%是新闻学研究，其余的70%是文理科课程；第二年的课程中，这三类的比例依次为40%、20%和40%；第三年中80%的课程为职业实践，20%为文理科课程。统计下来，三年制学士学位项目中三项的百分比分别是：职业实践47%、新闻学研究10%、文理科课程43%。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并不是学生学习的重点所在，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综合知识、进行新闻实践训练，才能建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才能胜任深度专业报道的要求。

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外，我们还要重视新闻职业道德的培养。新闻报道应该充分地反映社会民意和民主，新闻工作者应该具有最基本的服务于公众的思想，担负起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公正的重任。新闻工作者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他们应该利用手中的笔充分地服务于社会。普利策曾撰文指出：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①因此我们不仅要传授给学生技能方面的知识，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开设新闻伦理学的相关知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他们能够在走向工作岗位时承担起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

要注重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新闻事业关注的都是最新发生的事情，因此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不断学习、迅速占有最新知识的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媒体对传统新闻有了颠覆，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就应该及时更新技术，以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独特的判断，不断进行知识的更新和改进，从而适应新的媒体环境。我们在面对学生时，要注意提醒他们随时增强学习的敏感性，保持学习的动力。只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在脱离学校之后，才能够时时刻刻了解和掌握最新的时代动向，跟上时展的脚步。

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建议

课堂教学讲方法，教学方法要强调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教师可以把时间充分交给学生，在讲课之前把自己的教学大纲和课堂练习先告诉学生，让学生事先阅读，提前做好准备；课堂上老师用较少的时间讲授理论，其余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讨论，尽量鼓励他们拓宽思路，多角度、全方位思考；而学生的发言可以计入成绩，讨论结束后要求学生在课下进行小结，尽量以成果的形式完成对这堂课的学习。这种教学方式强调的是一个学习过程，能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重视实践教学。长期以来，新闻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就是实践教学，课堂上关于写作的技巧、语言的运用等专业课程，从教学方法上看还是要学生通过实践去掌握这些基本技能。但是如果这些实践性环节缺乏很好的组织、规划，就会流于形式。学校首先要有供学生实习的实践平台，如广播站、校内报纸、杂志，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也可以开设内部论坛、微博、博客，让学生体会如何利用这些平台做好新闻传播工作，了解媒体传播每一个环节的运作流程，讨论如何借助媒体将信息更好地传播出去，站在受众和传媒人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媒体的特点。以笔者所在的院系为例，尽管实践教学还在初步探索中，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从大二开始，先由教师制定大概的方向，由学生分成小组，自由选择指导教师。学生和教师一同进行讨论，最后定下一个题目，由学生来做具体的工作。执行中，教师要定期组织学生开会，询问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及时和学生沟通，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最后用1到3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完成一部作品。这里教师的指导是贯穿始终的，要求具体、详细、具有可执行性，学生在教师的辅导下通过实践能够进一步理解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并增强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

在实践中培养新闻职业道德。学生要尽可能地深入社会，去体验真正的生活，比如了解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到诸如农村、儿童福利院、单亲家庭中体验生活，教师应该引导他们不断开阔视野，积累社会经验，深入到与自己不同的环境中，学生才会有东西可写，有问题可思考，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写作的深度和广度。

综上所述，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其教育方法不能等同于传统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要有其特点。新闻教育中，专业技能是基础，没有扎实的专业技能，新闻教育就失去了它的意义；综合知识和学习能力是深化，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会有充分的发展后劲；实践训练是手段，离开实践教学只是纸上谈兵；职业道德是灵魂，这样培养出的新闻工作者才能承担起社会责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

注 释：

①威尔伯·施拉姆［美］：《“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参考文献

1.纽曼：《大学的理想》，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温儒敏：《关于现代文学基础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中国大学教育》，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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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沃尔特・李普曼(1889 9.23―1974.12.14)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政论家，也是新闻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大陆对李普曼新闻思想的了解是从1982年施拉姆的推介之后才开始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李普曼对中国新闻学术界产生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新闻学术界即对李普曼有关新闻理论多有称引，且称引范围也不以《公众舆论》(《Puplic Opinion》)为限(注：1989年出版的由林珊翻译的《Puplic Opinion》中文书名为《舆论学》)。笔者现对掌握的一些资料略作排比，以初步勾稽李普曼新闻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与影响的面貌。

一

《公众舆论》是李普曼的代表性新闻理论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李普曼在书中提出的“拟态环境”与“刻板成见”的两个重要概念，比较早地论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1982年，美国传播学教授韦尔伯・施拉姆来华讲授新闻传播学时，曾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公众舆论》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作品，当年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即由于滨等人翻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闻界对李普曼的最早接触和了解确实是从《公众舆论》开始的，但时间却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汪英宾《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一文中，就称引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刻板成见”的相关观点。

汪英宾(1897～1971)，别名省齐，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人。中国现代著名新闻理论家、新闻教育家。1920年9月起，在申报馆担任协理。曾由申报馆派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1924年5月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论文，获硕士学位。1924年秋末冬初，与戈公振创办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与报学专修科，任系主任。1925～1929年间，还兼任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报学系教授。一度为上海联合广告公司董事。1932～1935年先后担任《时事新报》编辑主任、总经理。1947年重返新闻界，任上海《大公报》设计委员。1950年担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教授。1952年9月至1959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著有《美国新闻事业》、《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等。他的《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述“中国新闻史”的著作。

《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据作者自述，其写作缘起是“环视报界之现状，有滋堪浩叹者，兹逐一讨论，期有一度之觉悟，得共谋改良之方法”、在该文的第二部分“当觉悟报业之各种问题”之“编辑问题”的“新闻采集”中，作者有如下引论：

我国报界对于采集新闻尚少根本之了解，故不惮麻烦，以采集新闻之根本意义，略加申述。在美人立浦门WalterLippmann著Puplic Opinion有曰，‘人类之脑筋，非似照片之收吸印象而已，其运用也往往创造，印象入脑中后复变淡之，或与他种印象相并，必经一番磨炼而后成各人之思想，盖一印象决不能久居浮面者，天生之诗情往往运用之使成个人之表现，’(譬如罗素本是人名，然用之既久，人皆以之为一种哲学。又如武力统一为一种主义，用之既久则人皆以之代吴佩孚。)又曰，‘公众时事可于演说或报章中表现之，惟表现之时事，宜抽象于初胚，凡事物之不能见者，必难引起知之之兴趣，且公众之事闻，个人所悟到者，往往微细而不能及大要。‘故公共新闻，将成一种干燥无人愿知之者，惟具美术家描写技能者，始能以常人所不能见者，做成活动印象，使常人皆能引以为有兴味。新闻界当觉悟采集新闻之真义，进而以抽象于初胚之功夫，言人之不能言，见人之不能见，而后事半功倍矣。

汪英宾所引述的话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这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国内对李普曼《公众舆论》有关理论观点的最早介绍。

1937年5月。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办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围绕“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论题，诸多报界名流到会演讲。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教授为此在《大公报》“新闻教育特刊”发表了“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再次引用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列浦曼氏在他的名著《舆论》Puplic Opinion一书中，把正确的消息和公正舆论所包含的这种障碍，详加论列。属于内部的有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的形态蒙蔽着，使我们不容易领会一种真实情境。属于外界的，有言论的困难，交通的阻碍，当局的检查和统制，社会特殊势力的影响等等，都足以蒙蔽一般人的耳日，使他们不能得到真实的报告。至于所谓公正的舆论，更是一件难得的事，需要正确的消息来做基础。如果消息不正确，我们何由发挥公正的舆论呢?此外，一个人的意见往往被他所处的环境和他的利害所支配。因此种种原因公正的舆论真是一件不易得的东西。”

汪英宾与梁士纯当时都是新闻学系的教授，他们对《舆论学》一书的先后引用，从一个侧面说明李普曼该书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只是由于后来中美文化学术交流较长时间内的中断，人们仿佛遗忘了中美新闻传播学术交流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这一具有意义的历史片段。

二

刘豁轩1939年3月在燕京大学“杂行会”一次以《怎么样看报》中，在论证“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受伤的是真实”这个观点时，引述了李普曼一段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论述：

力普曼(Walter Lippmann)默尔(ChstlesMerz)曾对近代史上，一件大事的各种报纸记录加以研究，这件事就是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二年三月的俄国革命，他们在那篇研究报告的序论中说：‘大家都承认，没有真实的新闻，便不会有健全的舆论。但是在今日，对于一个争论的事件，是否能够得到正确的记录?对此，今日有一种很广泛而且日益增长的怀疑。在指摘当局腐政的时候，我们怀疑其中有不自觉的偏见。我们又怀疑某种新闻被染上了颜色，或者被搀入毒素，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证据，以下我们所研究的便是证据之一。’著者自称他们的工作是‘新闻的试金石’。这篇文章在一九二年八月四日出版的《新共和》上占了四十二页的篇幅，这是对于现代战争时新闻可靠性的第一次不信任的有力表示。

这是指“《纽约世界报》社论版的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茨出版的一份专题报告，题为《对新闻的检验》(“A Testfor

the News”)，作为1920年8月4日出版的《想共和》的附录，文中列举了美联社和《纽约时报》自1917年到1920年间对俄国事件报道的失实”一事。李普曼通过这个调查，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揭示了媒体报道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损害新闻真实性的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所谓完全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几乎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新闻报道都会受到传播者主观倾向的左右与控制。李普曼的调查旨在抨击当时美国一些新闻媒体不尊重事实，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炮制新闻报道的不良行径。这一调查报告的结论因其材料翔实、论证充分、结论无可辩驳而备受人们称道，至今仍为人们常常提及和引用。

三

20世纪40年代，美国大众传媒的集中和垄断趋势日益加剧。出于对媒体所有者人数越来越少的担心，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于1942年邀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领导一群大学教授，以局外人和学者的身份探讨大众传播界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后来以哈钦斯委员会闻名的研究班子，其成员包括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等十多名一流学者。这个委员会先后九易其稿，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该报告中就新闻界的角色提出了一些至今越来越受到肯定的重要建议。《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出版以后，虽然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并没有获得一致好评，甚至其所提出的建议也受到了为数不菲的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的抵制，但李普曼还是独具慧眼，在该书问世之时，就撰写了《评批评者》一文，对之进行评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央日报》1947年5月17日《报学》第20期，《中央日报》编辑武月卿即将李普曼的《评批评者》翻译过来，反映速度之迅捷和学术眼光之敏锐都令人惊叹不已。

武月卿，1941年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第10期毕业，后在《中央日报》工作，曾任《报学》双周刊的编辑，1949年赴台湾，任《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主编，与林海音并称为50年代台湾文坛的“副刊双姝”，知名散文作家，著述颇丰。《中央日报》刊登《评批评者》时，文前有一“译者志”，对哈钦斯委员会作了简括介绍：“美国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于一九四三年应报业巨子鲁斯之建议而组成，旋即开始工作，得到二百八十三人之证明，举行会议凡十七次，每次会议历时月二三日结果证明美国报业子偶目前虽无危机，然危机已潜在。该委员会已出版或即将出版之书籍达七种，并于三月廿六日发表长达二万五千字之总报告书：‘自由负责之报纸’，对报界提出建议十三条，此对付妨碍发表社会所需要新闻之自由，并作互相批评于砥砺，李普曼此文即就该报之建议，加以论评。”文章署名为“李普曼作，武月卿译”，对李普曼名字的翻译已经与现在通行的译名保持一致。李普曼这篇评述性的文章，确实提出了新闻领域中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目前事实上并没有人经常郑重的批评报纸，一本有关于苏联的书籍，出版后立到就有人作出书评；但是有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道与评论，一般而论，都没有人加以批评，若果鲁斯不承认仅有这种有来无往的批评存在的不合理――无人批评的报纸却批评其他组织与活动，那他决不会维持调查工作的经济费用：这种情形对报纸并无好处，更不保险。报纸能得到经常的批评，报纸自由才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报纸本身所主张的原则的利益均将因而失却。

因此，问题在监督监督者为谁，考查考查者为谁?巡查警察者为谁的问题。笔者猜想，委员会对于这一层也并不清楚，据称：“吾人建议报界人士作积极的互相批评。”在这一方面，他们需要新闻从业人员的劝告，然而他们错过了，他们并不讨论公众问题的辩论，因为这一方面也是够了，他们所讨论的是报人批评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会受益惑，有时不免有纵容的事，但是一般而论，时常保持缄默，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律师，医生、演员、教授之所以鲜有公开声言律师辩护不行、医生诊断不内行、演员表演蹩脚，教授授课沉闷，就是这个原因。新闻从业人员和其他技术于职业一般无二，他们也有同业的关系：新闻从业人员不能闭门独处，他们彼此要见面，聚会，要共同工作，倘若彼此作剧烈的公开批评，结果势必不能相容。我可以说，我自己曾经作过这样的尝试，也曾使人对我自己作过尝试，我所得到的结论是所得不偿所失；因为有此而引起的不情远过于所得到的公益。

报纸相互间实无法作公开的批评，因此，公正的批评应发自胡琼士君一类的旁观者，因为要作公正的批评，有撇开私人关系的必要。世界报老编者柯白说过，剧评者不应该于演员交往，尤其是女演员，政治评论者如果于政治家常常见面，结果本身也成了政治家，金融评论者也一样成了金融家。

篇9

蓬勃发展中的中国话语学

本土化:一个错误的答案

试论中国媒体的贫困报道

再论国际话语权及其提升路径

论“龙”与德文“Drache”

初创期中国电视传播的国际语境

传播学术的主体性:历史与世界视野

刍议德国民众对中国负面看法的原因

新媒介赋权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融合时代传统媒体“转型”的方法与路径

基于态度理论的国家形象及影响因素研究

理论价值:马尔库塞的传播语言仪式化问题

软实力(SoftPower)概念的跨文化语义分析

论民国时期平津民营报刊营业化转型的局限

网络舆论形成中的社会放大——一个概念框架

中年人QQ使用情况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

传播学学科化的困境: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新媒体的消费主义传播——以淘宝网为例

来华传教士对美国感知中国形象的影响及意义

对“广告社会化”与“社会广告化”的批判分析

前进与后退的伴生:“”时期的中国电视业

《大公报》关于日俄战争的信源选择与报道倾向

基于兴趣的社会交往:同乡社会网络内的交往逻辑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的“广场化”与公民性塑造

大众传播行政研究的兴起及其典范化的思想史考察

《密勒氏评论报》专业新闻团队的跨界特征及效用

互联网时代的国家软实力: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

“美丽神话”的电视建构:身体规训与健康风险的遮蔽

大学形象研究的布尔迪厄立场——《国家精英》的启示

“抗战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媒体交往与宣传合作

后党报群众工作部的历史演变

日本时评的写作与经验——卓南生谈新闻学的教研与实践

中国公益类非政府组织微博研究:基于框架分析的视角

社交媒体与“行动型记者”:基于政治参与视角的考察

无声大众的武器:进步主义“耙粪者”的新闻生产与社会想像

谁是“公众人物”?——重探“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及其后续案件

《大公报》三巨头清末留日史实考——以《官报》所载为中心

“”运动中的政治传播再思考——功能与结构视角下的分析

海外华文报纸发展策略研究——基于对十份海外华文报纸的实证研究

多元化衍生的失序与规范——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热点议题的特征与变化

卓南生教授谈“从日本南进论系谱看战后日本的东南亚报道与东南亚外交”

“文化帝国主义”过时了吗?——“全球传播时代”的国家、与平等

理解国际传播的双重视界——基于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分析

社会冲突性事件中的传媒与公共领域建构——以“乌坎事件”新闻报道为例

汉语新闻学的面容、风景及其泥土性——基于大陆“中国新闻史”问题的思考

篇10

电视新闻频道作为中央电视台的王牌电视节目，自2006年正式开播以来，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覆盖率和收视率较高、影响较大的电视新闻节目。它全天24小时播出，以最权威的视角、最快的速度向观众提供第一手的国内国际新闻资讯，突出时效性和信息量，实现滚动、递进、更新式报道，成为国民生活中重要的“了解世界的窗口”。它“对内代表党和政府，对外代表中华民族，它以最新、最权威的时政新闻，使得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政局和经济运行环境变化的‘传感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普通人窥探权力阶层的窗口，又是当下处境中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表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学习范本”[1]。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家政治权威与秩序象征的电视新闻频道，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仪式”。它在整合社会意识、确立权威秩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动员和组织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仪式传播功能。

电视新闻：仪式传播与象征秩序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电视媒介每天通过大量重复化、标准化、程式化、仪式化的节目生产和传播，从新闻到电视剧，从各种娱乐节目到体育竞赛，从国内新闻到国外新闻等，不断维系和巩固民众对现有国家的合法性认同，加强着共同体的团结。而电视新闻频道的诞生及大量电视新闻的传播无疑对政治秩序的维护与确立有着重要的仪式意义和仪式价值。按照文化社会学的定义，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和富于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2]。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新闻频道正是一个仪式传播媒介，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为我们“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3]9。

可以说，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新闻尤其是电视新闻都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是举足轻重的新闻”。在《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一书中，学者研究发现，“在美国人看来，只有电视――而不是杂志、广播和报纸――才能对公共事件做最深入、最全面、最公正的报道”，不仅如此，“因为广泛的到达率和较高的可信性，很明显，电视新闻具有左右美国舆论的潜力”[4]3。事实上，“电视新闻不仅是一个无人能敌的信息提供者，而且无可争辩地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看法。因为电视新闻有力地影响着观众对何为国家大事的判断――只要在电视网的新闻中得到最优先的报道，那么它们就会成为观众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家大事”[4]7。可以说，“全世界的公众可以通过媒体获取带有普遍性的信息，这是他们采取政治和文化行动时所依据的相当重要的资源。电视新闻节目可以形成和强化观众对一个问题是不是国家最重要的问题的判断”[4]340。无疑，电视新闻的重要性和重要地位在我国也同样如此，电视新闻频道每天的各种栏目、节目，如《朝日新闻》、《新闻直播间》、《新闻联播》、《新闻1+1》等，不但是我们日常生活行动的指南针，也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晴雨表，更是国家秩序安全的风向标。

不过，上述认识大体是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新闻，如果从仪式的角度看，会发现新闻频道的生产与播出“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更是一种戏剧化的行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对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的描述”，因此，“从仪式的角度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它并不是对世界的记述，而是描绘戏剧性力量与行动的舞台；它只存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中，在我们假定的、常常是替代式的社会角色的基础上，邀请我们参与其中”[3]9。同时，新闻“作为世界的替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它是社会共同体所创造的理想的投影”，“是一种对现实的呈现，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3]9。可以说，新闻是一种仪式传播观并不仅仅是美国学者凯瑞的发现，英国著名学者罗杰・西尔费斯通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作为日常生活的替代，电视新闻为我们的本体安全、为日常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这种支撑既是无意识的，也是我们能清楚感知到的，因为本体安全的维系要靠连续性、稳定性、熟悉性及日常象征符号支撑，在主体与客体、现实与想象、信心与承诺、焦虑与安全之间进行转换、调节。因为“新闻是让人上瘾的，世界越混乱，它就越容易让人上瘾。在调节人们受到的威胁、冒险的行为及危险中，新闻是一种关键性的机制”[5]24。因此，新闻成为一个转换器、安全阀，它提供的仪式惯例为我们生活的安全和秩序提供了保障，作出了贡献。“每天晚上看新闻其实是一种仪式，我们沉浸在它的机械性重复中――更重要的是，它播出了我们熟悉的和陌生的事物,使人安心的事物和使人感到威胁的事物。”[6]317它能缓解我们的焦虑和恐惧，“就像医生在手术前后详细地把治疗过程告诉患者一样，信息（关于灾难或与灾难有关的信息）也提供了治疗，像是祈祷者或唱赞美诗的仪式一样。在认知的范围内，这是一种要求了解的愿望，它能抚慰我们的焦虑，保护我们远离恐惧。这样，信息――这是新闻报道存在的理由――就成为一个故事、一剂治疗剂、一个集体仪式”[5]32。

爱德华・希尔斯指出，一个社会必须建立一个权威的规范，即“奇理斯玛”规范，以便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可以说，作为一种国家政治秩序象征的电视新闻频道所建立的既是“奇理斯玛”权威秩序（它是符号秩序中心），也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作为一个物体：电视屏幕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焦点并为有限度的超越提供了一个框架――它暂时消除了人们的不信任――它让我们从日常单调的世俗惯例中抽身出来，进入到一个由节目表与节目组成的神圣惯例中。作为一种媒介，电视延伸了信息世界中的触及面和安全感，它把我们锁在一个时空网络中――这个网络既是当地的，也是全球性的；既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的――它有覆盖我们的危险，但也为我们想成为一个社群或邻里关系中的一员打下了基础。作为一个娱乐者和信息提供者，电视以它的体裁与叙述方式刺激并打扰我们，当然也让我们安宁。”[5]28

就像芬兰人一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关注新闻只是一种仪式，一种划分日常生活节奏的方法和一种疏离的表现――很多人接触新闻是因为他们把新闻看做是与外面世界联系的方式或者生活中的一种固定方式――然而新闻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新闻节目并没有完成传送信息的功能；它们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观众关注新闻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和习惯，从而维持一种安全感”[6]295。的确，作为“国家在场”的电视新闻频道，不在于你看不看它（电视），而在于它是否存在。试想，假如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中看不到电视新闻，没有电视的播出，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国家出现了问题。因此，虽然我们会常常抱怨电视节目呈现的世界充满了战争、骚乱、自然灾害、犯罪等，但作为“视听界的主人”和“沙发上的帝国者”，在家里观看电视的我们还是会庆幸我们的安然无恙和平静无忧，而这正是电视的魅力和“新闻的力量”。

电视时间：日常收看与社会整合

可以说，时间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媒介，更为重要的是，时间的特殊组织模式也是构建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至关重要的层面。那么，时间与媒介，电视与日常收看，仪式与社会整合有着怎样的关系，电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许多媒介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英国学者罗杰・西尔费斯通在《电视与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电视已经殖民到了社会现实的基本层面”，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中，构成了我们本体的安全支撑。“它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抚慰者，这是它的情感意义；它既告诉我们信息，也会误传信息，这是它的认知意义；它扎根在我们的日常轨道中，这是它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意义。――它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核心机制。”[5]5总之，“电视不再是孤立的媒介技术，它迅速地嵌入到技术与媒介正在会合的文化之中”，而其中电视媒介的时间性对于社会整合及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以时间作为媒介的广播电视已深刻地蕴涵于现代社会的时间节奏之中，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和再现等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现代性的传递、对社会领域的标准化和对私人领域的社会化。同时，广播和电视在个体语境、人际语境以及制度语境中，维持了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以及每天都要做的那些事情”[6]306。的确，“时间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权力问题，到底谁有权力界定时间，这是谁有权力将一个标准的或全国性时间强加给他人的问题，也是时间与传播模式之间关系的问题”[6]312。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视机前，时间飞逝。以前由日历上安排好的计划，现在由电视节目预告代劳。在每一次我们参与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从一种日常生活空间进入另一种日常生活空间，跨越一道界限或门槛，进入有着清晰标志的仪式空间中，日常生活极端的平常性由一种不同类型的极端――高度象征化的极端所取代。在这些仪式性空间里，日常生活的文化得到强化”[5]250。

无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电视重新构建了我们的时间，将我们整合到一个社会中，同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参与了电视的实践，一种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有人说，电视是国家呈现在客厅内的面孔，普通的客厅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领域，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冲突发生的场所。“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那些共同体或民族这类抽象概念的构成性动因，那么客厅正是我们的切入点。如果关注传播在这些概念的形成、维持、重新创造和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特别应当从研究客厅入手。”[6]336的确，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在这类广播电视节目里，核心家庭是诸多节目话语中未言明的前提；不仅这种节目是面向“家庭受众”的，而且这种对家庭的重视也决定了节目内容和表现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电视不仅使人们获得只有亲身到场的人才能获得的体验。除此之外，在增进象征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将个人及其家庭与国家核心生活联系起来，赋予受众一个自我的国家的形象这些方面广播电视技术的‘神奇地毯’已经发挥了根本作用，这里的国家是个可认知的社会群体，是超越了日常狭隘成长的更广阔、公共的世界，是这些技术给予了通向它的象征性路径[7]。”的确，正因为有了电视媒介，现代人已不再亲身参加公共典礼，而是在家中通过电视媒体收看，专注一个象征性的核心，如观看“两会”、“感动中国”、“嫦娥六号”升空等，因此应该“把看电视理解为是一种仪式，其功能是构建家庭生活，并且提供参与到民族共同体中的符号模式以及消费和生产的行动模式中去”[6]327。

虽然也有学者指出，“在当今已经世俗化的工业社会里，仪式感的东西比过去逊色许多。由于工业化社会的规模及本质的缘故，其中所有的公民根本无法相识”，但“因此就必须制造一种持久性的集体认同感，仪式也就成为一种把共同体联系起来的模式”[6]337。

很明显，电视新闻频道的设立正是制度性仪式实践与生产的典范。它将公共与私人、神圣与世俗、国家与个人、信念与行动、民族与共同体、全球化与本土性等有效地连接起来，构筑着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也维护着我们的信念和安全。围绕着新闻频道的仪式性生产及制度性认同实践，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和基本的文化价值系统，也构成了国人日常生活本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涵化”和“主流化”效果也正是电视新闻传播的主要功能。

电视空间：共同体与国家认同

有学者指出：“传播的政治学已经和空间及地域的政治学交会在一起；有关传播的问题也是关于共同体的本质与范围的问题。”[6]320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的巨大冲击，同时又处在一个从“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从“机械团结”转向“有机团结”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这样一个多元而又快速变动的社会中，原有的认同消失了，人们需用新的认同构筑自己，人们需用文化来构筑界线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通过共享的文化象征符号，如语言、宗教、神话、信仰、价值体系等将人们整合到民族国家共同体当中，从而保持民族认同的凝聚性。而电视媒介是一种构建国家共同体及认同的重要工具。有学者指出：“无线电广播和稍后出现的电视是制造‘我们感’的强有力工具。它们直接向受众传播发生在整个国家范围的各种事件和仪式、各种形象和符号，从而使国家这一观念变得真实可感。”[8]392通过电视，国家成为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了解的共同体。如同社会生活的坐标，“电视以默默无闻的方式成为国家文化的‘最中心’；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地再生产，系统而又有规律地展开各种活动进程――节日、典礼和仪式，不分大小，也不论凡俗和神圣”[8]393。

可以说，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国家各种各样的界定中都强调了这一点。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国家是在确定的领土边界内建立最高管辖权，并通过一套永久性机构行使权威的政治结合体。”它有5个关键特征：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机构被认为是“公共性”的；国家的活动是合法的；国家是统治的工具；国家是一个领土单位。[9]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强调，国家是一个有意图的行为体，国家具有自我意识，即“国家也是人”，换言之“国家的指涉客体应该被概化为一种组织行为体，这一组织行为体与国家凭借政治权威结构所统治的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民族主义者安德森对民族―国家的界定更赢得了广泛认同，他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构建。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共同体，它是建立在每个民族―国家之上的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意识形态共同体。而在全球化时代，置身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的语境中，“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10]，因此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了。

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新闻传播中遵循的最高价值原则，都是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首要的和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的。因此，新闻必须与它的共同体共有一种情感，一套兴趣、品位和价值观。因为在一个民族国家中，人不仅是个体的，而且也一定是民族的、国家的。每个人总要根据自己所属的国家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从自己的国家中获得一种力量，表达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忠诚，找到一种归属感、安全感、意义感。美国学者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指出：“新闻的首要目的源自新闻从业者作为国家与社会构建者与符号场域的管理者等功能。因此，新闻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符号场域与公民阶层提供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全面的、典型的图像（或构建）。”[11]

可以说，传播和共同体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大众媒介，电视跨越了时空，抹平了差异，它每天持续不断地播出，不但将大量信息带到我们眼前，同时也让民族、国家这些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成我们每天可见、触手可及的形象，它让我们在面对灾难时“同呼吸，共命运”，如“汶川地震”时刻；它让我们在面对敌对势力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如奥运会传递火炬受挫时。这也清醒地提示我们，“作为公民，就意味着在空间上与同时代的关系：这是一种超乎阶层与血缘的关系，所有人一视同仁，都是政治这顶华盖下地位相同的公民；……与分享同一遗产的祖辈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广泛而深远”[3]28。

无疑，作为反映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象征话语体系的电视新闻，代表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意志、利益和尊严，展示了一个国家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结构，确认了国家的合法性、价值目标和行动方向，也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公民认同、意义、信心和希望的来源。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构建，通过每一条新闻、每一次播报，电视新闻使我们成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它构建了我们对国家的认同，也为国民提供其强烈的归属感、身份感、安全感和团结感。它不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着重要的向心力、凝聚力作用，同时也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支持和信念支持，而这也正是它的仪式传播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电视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项目批准号：09BC02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艾红红.《新闻联播》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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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M].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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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M].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8.

[1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译.新华出版社，1999：18.

篇11

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打破了传统语言研究的方法，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的语言学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言语活动、语言、言语的区分。他认为言语是个人的东西，属于个人领域；而语言是社会集团约定成俗的规则，属于社会领域。语言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期和集团来说，是固定不变的；而言语是变化的。语言和言语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本文由收集整理，语言是言语的产物和工具。二是语言的内在成分和外在成分的区分。他用象棋做比喻，形象生动的解释了两者的区别。他认为象棋比较容易区别什么是外在的，什么是内在的：这种游戏从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在的；而涉及到游戏的体系和规则，则是内在的。其三是共时和历时的区分。他认为和静态相联系的是共时性的，和动态、演变相关的是历时性的。他把言语放在一种共时性的、静态环境中进行研究，而对那些演变的、动态的因素（比如：历史的、社会、交往因素）则不予考虑。其四是语言的静态是一个符号体系学说，这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部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里程碑式的，对人类进行语言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巴赫金的话语理论

巴赫金思想的睿智、见识的深邃、涉猎的广博无人不知。作为话语理论首屈一指的先驱，巴赫金的对话学说、“超语言学”理论、意识形态话语观等一套话语理论，为解析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朴实而新颖的视角，对学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他从文学入手来建构自己的话语理论，交往与对话是巴赫金思想的精华。所谓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他认为对话不单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可以是思想、文化内部的交流。“一个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活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存在于对话之中。“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止之日。”“生活的本质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新闻是一种多重多角关系的对话，他们之间绘声绘色的生动对话，形成了多彩的新闻，构成了一种话语权力。

意识形态符号论作为巴赫金话语理论中又一个重要的建树，对学术界和当今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识形态符号论”突出语言社会性、意识形态性的首要支配作用。他认为，对话存在于某个具体语境中，也就是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中。每个字、每个词都包含了不同的意义。巴赫金认为意识形态的制约大于符号的制约。我国新闻传媒作为，汇集了不同阶级、政党、派别、政权等声音，成为了一个实质性的舆论阵地。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所有的意见和想法汇集成为“意识形态充盈物”。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意识形态符号论”构成了“超语言学”的基础。话语问题是超语言学的核心。他说：“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为超语言学；这

里的超语言学研究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活的语言”是针对索绪尔“死语言”而提出来的，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局限，具有进步意义。

篇12

二、体育新闻传播的发展现状

体育新闻传播中对象的选择随着残奥会与特奥会的相继开展，越来越多的体育媒体将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特殊体育运动员与残疾运动员身上，这一点可以说是体育新闻报道的新起点。大多数的体育新闻传播都将报道的主要重点放在经济比赛的结果上，那种敢于拼搏、重在参与的人文精神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被忽视，然而关注残疾运动员的人文精神则成为另一种良性的价值回归。我国运动热潮的最初掀起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而健身事业也自此之后进入发展与繁荣时期。现如今，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对象逐渐成为各界媒体工作者重点考虑的报道内容，从过去的体育明星到社会体育报道，再发展到如今的军队体育、学校体育，都成为当今体育新闻报道的对象与主角。体育新闻传播中的报道方式与词语使用现如今，我国体育新闻传播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报道资讯的缺乏。综合现阶段体育媒体无法满足受众在体育信息方面的需求状况，再加上对近些年来体育新闻报道的分析，不难发现很多体育报道在用词方面有失妥当，或过于口语化，或过于关注刺激度而忽略了报道的实质内涵。但依然有一部分体育新闻报道值得称赞，其使用的大量幽默元素，将社会流行文化毫无维和感地融进报道之中，从而使体育新闻报道充分展现出人性化的特点。不仅是用词方面，体育新闻传播的报道方式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电子科技的进步，手机与网络等新型媒介都成为开拓体育市场的工具。要想在众多体育新闻报道中脱颖而出，单一地体育信息与评论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发展与受众需求。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体育专题报道与深度报道纷纷出现在体育新闻传播领域。如《我的奥林匹克》节目，其从不同的角度将体育的另一面展现出来，这种方式更具人情味，并且将看似遥不可及的运动员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亲近。体育新闻传播中人文精神渗透薄弱虽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体育新闻媒体也要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但现在有很多新闻媒体为了获得较高的收视率、点击率、收听率，吸引大众眼球，不惜通过夸张与不实报道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甚至借用炒作的方式制造虚假新闻。只是一味地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而制造虚假新闻的行为，已经导致混乱的新闻市场中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严重缺失。这种不良行为将新闻炒作的重点集中在体育明星身上，从而使人们减少对明星事业方面成就的关注，而更多去关心他们的花边新闻和隐私信息。目前，我国体育新闻报道领域的这种扭曲观念逐渐蔓延成为一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