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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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篇2

开题报告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3)总论

总括全文，证实论点

3计划进度

第1阶段：2007年10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阅读文献，收集资料

第2阶段：2007年12月19日——2008年1月6日拟定写作提纲

第3阶段：2008年1月7日——2008年3月31日撰写初稿

第4阶段：2008年4月1日——2008年5月11日修改定稿

4参考文献：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张秀枫主编：《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清/曹雪芹著，杨国祥、杨德宏主编：《红楼梦》，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国星编：《鲁迅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6]尹恭弘著：《〈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严明、田晓春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2)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论文。

[9]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3、4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国星编：《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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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篇3

一、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所以，语义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二、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一）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二）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平衡”，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三）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四）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篇4

连动式（serialverbconstruction,SVC）是现代汉语中一类重要的句法现象，是许多语法现象的温床。由于涉及到语法体系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连动式问题长期受到海内外语法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连动式自身的复杂性，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到了怀疑乃至一度要取消这种句式的地步。高增霞博士的《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以下简称《视角》)，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语法化的视角，运用连续性、典型性等概念，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认识连动式，不仅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现代汉语连动式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而且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把连动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精道的选题与立意

按照比较普遍的定义，如果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就是连动式。连动式不仅仅是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也是东南亚、西非、大洋洲许多语言中的一种重要语法结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汉语连动式的研究才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因为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区分坐动和散动，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后来，汉语语法学者逐渐认识到，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就必须尊重汉语事实，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语言的体系。这个事实就是，动词无论是在谓语还是主语、宾语的位置上形式都一样，性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连动式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不管功能语义上是否有不同，只要在形式上还都是动词，就都称为连动式。由于在形式上找不到区别主次的形式标记，不能证明其中一个是核心，另一个是从属，“连动式”这个概念，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甚至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但它还是“赖着不走了”（吕叔湘语）。不过，连动式作为一种句式从一开始建立得也很勉强，只能是“赖”下来“不走了”，争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并没有完全说服对方。总体上看，虽然学术界对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分歧重重。反对者认为，建立连动式这样一个句法范畴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句子分析、语法教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连动式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语言规律的说明上，连动式起不了什么作用，把它列为一种“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对于语法分析甚至是有害无益。问题在于，否定连动式范畴的学者自己也承认连用的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语义上功能上有主次之分，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形式上的坚强证据证明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主从关系；他们只是主张把连动式归到其他句式里去，但在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种句式的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连动式的深入研究可以说非常之难，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种“难”，一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反复研讨和争论，学术界对连动式现象的描写已经非常细致，叙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据《视角》一书统计，目前被各家纳入连动式的格式已达29种之多。二是多种方法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很难写出新意和获得突破。

作者以“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为题，迎难而上，从语法化这一动态角度切入，对汉语的连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可谓独辟蹊径，立意独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连动式看成一个离散范畴，采取“界定特征”的方式去区分连动结构与否。结果，标准的差异常常导致对连动式本身认识的分歧。《视角》首次把连动式作为一个典型范畴来研究，用“时间的先后性”和“目的性”这两个典型特征把连动式区别为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并从客观—逻辑—认知三层面论证了这一范畴。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由高到底依次显示了连动式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在语法化的视域里，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有关连动式的死结被化解，一些规律被揭示出来，许多困惑得到解答，大大推进了汉语连动式的研究。

二、新颖的视角与方法

传统的连动式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缺乏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结合历史发展去看待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只是对共时层面的现象就事论事，只是试图对连动现象进行穷尽性的描写，而没有对连动现象加以限制，也没有确定哪种才是最基本的连动式。事实上，历时变化总是把表层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理想对应关系打乱。连动式并不是一个均质的同一体，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其次，缺乏系统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把连动式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观察。事实上，连动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篇章、其它句法结构、词汇等都有关联。只有把连动式放到整个语言体系中去把握，才能对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地认识。再次，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往连动式研究比较重视语言义的研究，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分小类。为什么汉语会出现连动现象？连动式在汉语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句子会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处于什么样的语法形式中？诸如此类的深层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在连动式问题上纠缠，与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缺乏自觉、积极的理论思考。客观地看，传统研究中连动式问题的提出以及对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是直接与句子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觉、积极的理论思索的结果。例如，在句法分析中发现连动式与并列结构不同，便把它单列出一类；在分类的时候发现单复句不能截然分开，便考虑把连动式看作是“中间环节”。显然，这种探索本身固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归根到底，这种探索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被迫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暂搁置了问题，并没有从更深层的理论层面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积极的思考。

也就是说，连动式研究问题上的突破，首要的是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方法论的突破。为此，首先需要把连动现象本身视为语言发展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从而把连动式有关问题的研究从其它问题研究的从属的、附带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把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消极的、被动的研究转变成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其次，需要把某些成熟的理论框架适时引入连动式问题的研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视角》把语法化引入现代汉语连动现象分析，把现代汉语的连动现象置于语言的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考察，力图从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从系统关联的角度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连动式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语法化包括三个方面：句法化、词汇化和实词虚化。关于连动式的句法化，《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有涉及。《视角》第四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第五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作者的研究打通了篇章、句法和词汇，认为连动式是话语组织向句法组合演进的中间环节，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式，表现出种种不稳定性。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连动式在典型性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语法化程度的连续性这一颇富洞察力的观点。作者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连动式在共时平面上复杂表现的认识，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可以从从句的非句化和主句动词的虚化这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并发现两者的共变关系等等。语法化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看共时平面的现象，还要看历时层面的演进轨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共时语法研究中引入历时性质的语法化研究，这一思路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三、务实的态度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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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价的性质

配价的性质是配价语法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明确该问题以后,才可进一步展开后续研究。

1.1配价属于语义范畴。

配价是一种语义范畴,属于三个平面语法中的语义平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廖秋忠、范晓、张国宪、周国光、金立鑫、杨宁。廖秋忠(1984)指出:“支配成分主要是语义即认知上的概念。支配成分的从缺,指的是句中某些语义成分的从缺。”范晓(1991、1998)分别阐述了其他三种观点的不合理性,再次论证了配价属于语义范畴。周国光(1994)从谓词同配价成分的联系是语义上的,配价成分可隐含于句法结构中,配价成分的句法不定位性,语义决定了配价成分的数量和性质等几个方面论证了配价属语义范畴,配价是语义平面的概念这一命题。金立鑫(1998)结合汉语语法的客观实际论证了从纯粹的句法形式出发,用位置关系来确定配价关系,或通过句法形式来确定价语,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意义上都难以达到系统内部一致的要求,并且还会引出一些矛盾现象。

1.2配价属于句法范畴。

袁毓林(1993)认为,“‘向’是建立在句法基础上的语法范畴,是动词的组合功能的数量表征。应当承认,动词的‘向’是有相当的语义基础的。……但是,动词的这些语义要求(涉及个体数目)一定要在句法结构中得到实现,才能计入‘向’的指数。……所以作为句法概念的‘向’和作为语义概念的动作所涉及的个体数量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并将“价”或“向”称为“动词的组合功能的数量化”。

沈阳(1994)指出:“任何动词总是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名词性成分。因此所谓动词句位就是由某个动词(V)和该动词分布性质所要求的必有数量、固定位置的名词性成分(NP)所构成基本结构形式的语法抽象。”他把抽象的动词句位记作SP,把出现在SP中的NP作为动词的“价”。

1.3配价属于句法―语义范畴。

胡明扬(1992)认为,“事实上,形态不那么丰富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的语言的词类,还有动词的‘价’,动词的及物和不及物,动作动词或状态动词等等都是语义句法范畴”。他还建议把“选择限制”称为“语义―句法范畴”。

吴为章(1993)指出:“逻辑―语义‘向’是认知上的概念,接近于深层‘格’。它是各种语言所共有的,是难以准确确定其数量的,是无序的。……任何句法的‘向’都是‘形式―意义’的结合体,它是逻辑―语义的‘向’在具体语言中的实现,是因语言而异的,是有确定数量的,是有序的。”他还指出,之所以采用“句法―语义向”这个术语,旨在强调语义因素对于作为句法概念的“向”的指派和确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2.定价的原则

对配价性质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了配价原则的选取,主要涉及以下四个原则问题。我们发现,即使对配价性质持同一观点的人,在同一配价原则上看法也不一。下文将以[句法/语义/句法―语义]来标注不同学者对配价性质的不同认识,以便读者阅读。

2.1是否在最小主谓结构中定价。

范晓(1991)[语义]和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都认为要按照最小的意义自足的主谓结构中动词联系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来定价。

而袁毓林(1993)[句法]和周国光(1994)[语义]则都认为“应选取与谓词同现成分最多的配价形式来提取配价指数”。周国光(1994)从“主谓结构作谓语是汉语里最常见的重要句式之一”和“配价形式的任务是表达配价结构,而不是限制配价结构。当配价形式未能表达配价结构时,我们也就能确定其中隐含的配价成分”两方面论证了其观点。

2.2配价成分是否为强制性成分。

范晓(1991)[语义]认为所谓“强制性句法成分”即动词构成主谓结构时必须共现的句法成分,可称之为“必有成分”或“动元”,动元的个数决定动词的价量。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提出“同现限制规则”,认为同现是依存关系的体现,同现限制具有强制性。王玲玲(1995)指出动词必用论元的数目决定了动词的“向”。

周国光(1994)[语义]则明确提出不能根据配价成分在配价形式中的必有性来确定谓词的配价。袁毓林(1998)认为,“强制性”对有严格形态变化的印欧语系适用,但若用它来区分汉语的“必现成分”则过于主观,没有实际意义。

2.3是否排除介词宾语。

吴为章(1993)[句法―语义]提出“无标记形式规则”,认为由介词引进的有标记名词性成分尽管与动词有语义联系,但在结构中不是动词的直接支配成分,因此不能成为动词的“价”,并把配价成分限制在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

袁毓林(1993)和周国光(1994)[语义]也认为,不应该把介词宾语一律排斥在配价成分的范围之外,而应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其是否为配价成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韩万衡(1995)和杨宁(1996)。

2.4是否排除时间、处所、工具等成分。

多数学者认为时间、处所、工具等成分起补充说明句义的作用,是非强制性成分,应排除在配价成分之外。范晓(1998)将时间、处所、工具划入状元的语义角色,不影响谓词的配价。

周国光(1994)指出,谓词同工具成分、处所成分、时间成分联系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某些谓词本身甚至是由名词演变而来,上述成分影响谓词的价质和价量,因此应该看作配价成分。朱景松(1998)也持相同观点,分别从语义和句法角度论证了工具成分、原材料成分跟施事、受事、与事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3.辨价的方法

3.1从句法形式入手。

范晓(1991)认为,语法研究应遵循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但是从汉语的情形出发,应该从形式上给动词定价。按照最小的意义自足的主谓结构里动词所联系的强制性句法成分来定价,并借助动元的标记(介词),采用提问的形式定价。吴为章(1993)提出辨价的三套规则,即简单句确认规则、同现限制规则、无标记形式规则。

3.2从语义分析入手。

张国宪(1994)用“消元测试”区分必有不足语和可有补足语、自由说明语,不可删除的为必有补足语,又进一步用“隐含测试”和“可找回原则”区分可有补足语和自由说明语,消元后的句构成分依据价载体的意义可找回的是可有补足语,反之为自由说明语。周国光(1994)根据熙先生歧义指数和自指、转指的理论来确定谓词的价:“VP的”表示转指,且可以指称若干语义成分C,则成分C是V的配价成分,成分C的个数是V的价。王玲玲(1995)也利用“VP的”表转指对单向动词、双向动词、三向动词设计了不同的提问模式以确定其价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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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叔湘.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A].汉语语法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3]朱景松.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读后[J].语文研究,1998.VOL67,(2).

[4]周国光.确定配价的原则和方法[C].第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苏州,1994.10.

[5]金立鑫.动词的语义域及其价语的推导[A].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C].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6]袁毓林.准双向动词研究[A].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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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明扬.再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J].中国语文,1992,(5).

[9]吴为章.动词的“向”札记[J].中国语文,1993,(3).

[10]周国光.确定配价的原则和方法[C].第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苏州,1994.10.

[11]袁毓林,郭锐主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第二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6

引言

河南地处中原，交通便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简称“豫”，地域及文化优势明显，上古先秦时期有很多商人从这里生长、起步，后来发家致富。同时，伴随着中原文化的出现、繁荣及社会的进步，并逐渐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长和内涵价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当属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这是以河南为主体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业活动中的集中体现与现实折射。由此，认真挖掘和仔细梳理其德性文化内涵及现代价值对当前中原经济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时期在河南一带从事商业活动的儒性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经验活动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共性的商业道德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经商的双向互动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语言行为习惯并夹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内外合一的商业德性文化意识，伴随着古代中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演变，并灵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义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文化作为从商的至高境界，明显带有商业伦理的儒化倾向。继而，后世的众多豫商加以传承和极力弘扬，这是一个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与古老商业时代文化不知不觉互动共鸣、共融发展的演化过程，也是一个先秦豫商不断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渐进过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贡秉承儒家“仁义”之德，从商富贾，终成“儒商鼻祖”；郑商弦高犒劳秦师退兵，倡导爱国重商；洛阳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强仁勇的经营理念创造了商业致富神话而名满天下；还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惠济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誉。在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显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识和幽深的商业文化品性，其内涵价值丰厚，现实功效明显，为新时期新豫商提供了鲜活的精神食粮，对重塑和建构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崇尚“仁义”之德

中华民族素来号称“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极其推崇“仁义”之德，这是以完善社会的情感道德为理想目标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足为最终指向的，这与现代西方的纯粹物质文化是截然不一样的。此种道德标准更多合乎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取向，在人生价值的实现路径中，道德价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的。同时，这也是先秦豫商经济伦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历来把崇尚“仁德”作为通商惠贾的基本伦理标准，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从商远贾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内进行自我超越。而在具体的经商实践中则表现为“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主张“仁中取利”、“以义生财”，要求商人正确对待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路径，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基本秉承儒家的“仁义”之道来经商处事，把为人处世的道德理念和从商致富的商业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致富发家、为民立国的一大法宝。豫商之一的洛阳商人白圭，曾称自己的经商行为是“仁术”；孔子弟子儒商子贡，也极力倡导“博施济众”的“仁德”道德标准。

可见，以“仁义”之德经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显著特征，且内涵价值丰富，折射到他们实际的商业活动中则表现为具有高度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大家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其实说的就是商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商人在从商过程中以高超的商业技巧而大获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义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义”之道的从商理念，主张“为富且仁”、“富而不骄，贫而不谄”，先秦豫商有正确的财富观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论语・尧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贡的眼里，富而仁德是从商惠贾的首要原则与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贡，堪称儒商典范，他一生从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实务本，既传播和弘扬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业理想，促进了古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史记・货值列传》）。子贡是孔子众多弟子中从商致富为民立国的成功范例，他一边学习、信奉尊奉孔子的“仁义”之德，一边利用自己卓越的商业头脑从商致富，他善于学习，重德守义，讲究诚信，立公为民，较好的协调了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实现古代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业头脑，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义利兼顾，将仁义道德、贤智济世融合起来，开启了中华儒商文化的先河，为后世众多豫商所追随和效法。

而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的洛阳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义”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经商的秘诀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夺来发财致富。《史记・货值列传》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为商之道应善于决断和权变，具备智、勇、仁、强等多方面的综合道德素质，所以，他把自己的商业精神和经商之道称为“仁术”。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极其赞赏从商要把“仁义之德”一以贯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奋善良，踏实能干，行商千里，从不忘崇儒重教，乡情浓厚，并为富且仁，常常惠施乡邻，恩泽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婚姻等各个领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们在积极的商业实践和生活劳动中长期培育养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个人情操、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重要的时代价值内涵，是他们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创造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活动、思维模式和道德意识行为，是先秦时期商业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这种经世济民的大爱思想，既是儒学仁爱精神的崇高体现，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标。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业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体现，对古代中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影响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严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思想教诲，把自己从事的商业活动看成自身实现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径。他们大多发家致富立国为民，而不是将财富用于个人的奢华消费，而是热衷于赈灾济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为社会、为国家的公益性活动。先秦豫商这种以商为业，兼顾为国、为民、为社会的儒商修养受到了后世以来有识之士的高度认可，像后来的明代巨富沈万三、清代晋商翘楚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慈善家邵逸夫等，他们不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苍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华、智慧、仁爱来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业的经营与管理不但需要以“仁义”之道来铸就商业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与谋略来勇创商业奇迹。实践证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场规律，认清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正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才能稳操胜券，致胜千里，永远立于商业的不败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为经商之道的基本素养，同时倡导勤俭经营，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经商时要眼光独特，坚决果断，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势待时”，以眼疾手快抢占商机，从而赢得主动，获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在上古时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王亥利用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驯养牛马，“牵牛车而远贾”，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来换取周边部落的牛羊帛粟，开启了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对后来商人认识到商业交换的市场规律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后世商人认识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时也出现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时常大规模用牛马羊等牲畜来祭祀王亥的现象。春秋时期儒商鼻祖子贡也拥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认清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理论，使他在经商活动中游刃有余，大获成功，就连他的老师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市场行情，预测准确，常常“货殖屡中”。还有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一次在经商途中偶遇秦师入侵，他智谋超群，心生一计，用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主动犒劳秦军将士，暗地给郑国报信，最终智退秦军，保全了郑国，他以经商爱国的“仁智”之勇终止了一场战争，被传为商人重义的美谈与佳话。

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终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来，“智者不惑”，人是一种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智”是一种道德的认知行为，是一个道德理性的范畴，学习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乐事。儒家所倡之“智学”，是学思与知行结合统一的，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理性原则，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而运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滥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径。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导下，“以智经商”就成为先秦豫商经营活动的突出特性。他们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经验的总结，善于反思自我，不袭旧俗，一切商业实践皆按时、因事、依势而变，好学重智，通达善变，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创新的提升，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获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变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话说的好，“经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墙”。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为三达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这三者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好、发挥好，才能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和铸就成恒久不变的商业之德，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经商境界。

洛阳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为“治生鼻祖”，他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经商之道，他看重“智”、“强”、“仁”、“勇”的经商素质。他强调商人要以“智”学识，多读书，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机，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勇于决断，以“智”取胜。同时他坚守仁义之心，有忧患意识，能深入了解市场和天象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方式，保证经营管理发展要有强大的后劲，能守得住财富，白圭虽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简朴，省吃俭用，与家人、奴仆们同甘共苦，共创家业。白圭拥有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把握商业时机的超强能力，商业天分突出，他善于选择商业经营的方向，主张乐观时变，倡导“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经商原则，保证了自己经营的主动权，轻松获取丰厚的利润，客观上又调节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价格平稳，保护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消费者三者的利益，最终白圭以这样的“仁术”累积百万，成就了“商圣”之誉。豫商南阳范蠡年轻时曾拜早期的商业理论家计然学习理财之道，后来辅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此后弃政从商，隐居江湖，凭借自己超人的生财之道，曾“三致千金，财聚巨万”，后世誉他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认识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风云变幻、尔虞我诈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赖于优秀的经营人才，提升自己的创新智慧和管理谋略，方能克敌制胜，成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别是现代新豫商更应该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竞争残酷的商业实践中，不仅要积极的向先秦豫商那样“修心养性”，更应该深刻的学习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以“智”取胜，并能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活动中，灵活善变，充分发挥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显新时期当代新豫商的儒商风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强调“忠恕”之情

“仁义”之德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以仁生财”是实现儒性商业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别强调“忠恕”之情，尽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国的胸怀来经商致富，赚取民心，赢得民意，从而立国为民、名扬天下。而对那些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谋取暴利等卑劣商业行为应坚决摒弃。先秦豫商则是真正的仁者，他们超然物外、轻视功利、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爱国意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忧国忧民，甚至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重，这是先秦豫商经商之大道。豫商子贡在孔门众多弟子中，勤奋求学，孜孜不倦，有辩才，善外交，师从孔子立志从政，虽长期经商，家财万贯，最为富有。但他胸怀大众，博济广施，富而不骄，谦逊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赎在外流落的鲁国奴隶，但从不索要赎金，他坚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别人的眼光和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商业实践，实现自我与大众的互惠共赢，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胸襟而慷慨回报社会而名扬列国。

南阳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聪敏好学，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帮助越王勾践励精图治，成就霸业，人生后期专心经商，成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资协助越王治国理政，富民强兵，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治国之道，终以铸就伟业。后来，他急流勇退，致力从商，与家人们开荒耕地，兼顾养鱼、饲养牲畜等副业，很快成为当地巨富，但他生财有道，富而能仁，时常仗义疏财，施善乡邻，曾三迁“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财于乡邻，可见，范蠡是忠国爱民、社会责任意识强、仗义疏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德”豫商，堪为后世豫商之楷模。郑国大夫子产执政护商，保护商人的权利，促进郑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这种良好的从商环境造就了很多爱国商人，使得郑国及后世豫商中不断涌现出很多的爱国商人。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郑国四面受敌的困境中，想方设法智退秦军，拯救郑国于危难，弦高从商为国，带动国家重商风气，提高郑国商人地位，成为古代中原第一爱国商人。

姜子牙，河南卫辉人，也是先秦时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谋略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后人大多认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经商方面却时运不济，生活上时常贫困潦倒，为了营生，他多次提篮街头叫卖，其结果往往十分悲惨，无功而返。为生活所迫，他还卖过竹篮、干面，经营过酒肆，在朝歌贩卖过牛羊等牲畜，大都失败。后来，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赏识任用，得以施展才华，成为了运用经商来治国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对周王朝忠心不二，后来分封“齐候”，看到齐国之地贫穷落后，他根据自己早年丰富的从商阅历，积极带领齐国民众，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种桑养蚕，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气候优势，大力发展丝织业、捕鱼业、盐业等手工业和商业生产。姜子牙是一个聪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奋能干，务实精明，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养，再加上他善于运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维模式，仁义为先，处处体现着豫商乐善好施、以善济众的高贵品质，他关心大众百姓，尽心忠孝，为民为国。由此，他潜心经营的齐国很快就繁荣昌盛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比较有名的商业大都市，姜子牙也成为了以商治国、立国的成功典范，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子贡、范蠡、弦高从商的“忠恕”之情强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业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和自强图新的进取精神，把商业的德性文化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生活和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去，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完善。这样的从商义举深刻影响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维方式，历代豫商都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忠信仁德”作为自己从商的首要职责，强调正己施人、经邦济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内涵和价值在不同的时期能充分展示，发挥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秦代相国豫商吕不韦以经商起家，善于长线投资，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以“奇货可居”从商治国，为中国的统一贡献很大，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报国，以宏伟之志成就千古商业奇才。西汉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为业集聚财富，当汉朝边患四起，匈奴战争连年不断，他依然顾全大局，以国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产来资助边防，甚得皇帝赏识，皇帝也以此来教化百姓，受此影响，当时还有豫商张长叔、李通等人曾帮助汉室复兴。后来清代河南巩义以康应魁为代表的康百万庄园，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如今庄园里遗留下来众多的匾、额、楹、联，皆体现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还有康家有名家训“留余”思想，也集中体现经商的“忠恕”之道。诸如这些豫商都非常自觉的把自己从商致富生财与服务人民、振兴国家、强盛民族结合起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阐释。

结论及启示

我国经济的改革发展从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儒家德性伦理文化映照下的商业经济发展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强调，商业经济的主体践行过程应该是在我国儒性道德伦理文化的支撑下才能正常运作，把经济发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道德价值的最优化真正的契合起来，进行互补，达到统一。此种道德价值标准和先秦豫商经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先天的内在涵容性，像上面说到的“富而不骄，贫而不谄”的儒性商人子贡，“天下治生之祖”的商业祖师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来“愿输家财半助边”的汉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难，倾财相助”，“义声遍及长安”的唐代商人宋清，还有近代有名儒商张謇、陈嘉庚、卢作孚都是此类经济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当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种德性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并指引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更好的向前推进，在我国平衡东西部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广、更重要的作用。

篇7

现代教育理念就是提倡“公平、民主、自由”的教学氛围，营造这样的教学氛围，建立公平、自由的学习环境，提高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学习与自主钻研的学习动力。反对老师的“个人主义”，反对教师的“一言堂”行为，要让学生与教师积极配合，形成默契的工作模式，积极提高教学中的师生平等关系，加强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互动。现代教育思想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作为辅导的角色，而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人。

1.2“公平对话”教学方式

“公平对话”的教学方式是提供给现代教育理念一种直接对话的教学参考模式，在课堂教学中，让教师和学生保持一种公平地位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学生对学习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正确理解。利用“公平对话”的模式开展教学，学生可以更顺利的求证各类理论知识和相关汉语言文学内容，保证自身学习的深入性和自主性。“公平对话”追求的是以平等的教学观念进行教书育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1.3阐释教学方法

阐释教学方法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创新，教师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引导下，要利用阐述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进入正确的学习状态，保证每一个学生的乐观、积极的学习状态，不断提高学生的教学观念与学习方法。阐述教学方法不同于学生陈述这样的简单教学思路，而是要引导学生进入真实的环境，融入情景之中去学习和掌握真正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思路。阐释教学方法将传统的教条主义去粗取精运用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在一边阐述，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模式中，让学生学会在文化背景中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这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1.4灵活的教学评价

现代教育思想融入到教学评价工作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估必须体现出现代化教育教学的灵活性。因此，灵活的教学评价方式更适合传统的以分数为标准的判定方式，很多学生可以展现出自我的汉语言天赋与才华，让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潜力得到开发。

1.5教学实践与互动

教学实践增强学生交流，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互动的最原始解释就是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通过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老师可以开放、平等、灵活的沟通，取得相互信任，提高学习积极性，加强教学实践，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现论要求我们的教育从业者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工作，尤其是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工作上，要积极开展教学主导的定位，帮助教育工作者提高教学规划能力，科学定位现代教育方式，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能力，处理一系列学生存在的疑惑与问题。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鼓励学生的语言艺术、文学、科学和社会学实现全面的提高，与此同时，实现学生与文中的内容进行“对话”。这就要求我们的后现代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对话中的语言运用、达成理解、思想观点的融合，这样的教育成果就是使我们的教育体现了教育人、民主平等、因材施教的后现代的思想理念。

1.6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该首先关注的是教学方法的选择，最新的理论要求我们采取讲解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很多的优点，其优越性在于这种教育模式不仅采用教师进行详细的讲解，更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实现新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正确轨道。消除不合理的教育模式，在现代教育上进行批判继承。利用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的有效结合，改善传统教学思路，在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出积极调整和工作改进方案。注重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能力，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尤其是在生活中，提高应用的次数与应用的有效性。在教育方法上要因材施教，实现教学的差异化。让更多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知识教学融合在一起，让理论与实际行动相互结合。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注重教育成果的同时，也需要把重点放在教育的实现过程。所以，我们要重视教育评价体系的动态性以及复杂性。

2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2.1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

传统的教学计划强调在教学行动之前制定教学计划，且不能更改计划。这是一种对教学和课堂的独断控制，它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汉语言文学教师应借鉴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去中心”的教学引导模式。让学生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上有一种前期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方法，利用自由和灵活掌握学生学习规划的方式，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开发出自我潜能和学习动力，提高学习灵活性，改善学习动力，让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在社会中发挥价值。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实践应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2.2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

师生互动的课堂应体现其多维性，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单一化的互动格局，积极倡导形成教师与学生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格局。教师不应以教授者、提问者、阐述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应将自己定位于学习者、思考者和聆听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灵活调度者以及学习障碍的排除者，做好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学生也应摒弃“问”者、“听”者的学习身份，进入思考者、议论者、提问者的主动学习的角色，同时还应承担组织部分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责任。在汉语言教学工作中，教师要积极掌握学生的不同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根据师生沟通和彼此的了解，教师可以更高效地为学生讲解汉语言文学课程的一些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明确的学习观点与方法。

2.3探究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探究式教学方法就是为学生引导一个具体的教学方向，然后只带领学生进入方向，让学生自由发挥，自由提问，自由学习，根据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判断汉语言教学的下一步方法与理论内容。让学生通过自我探究学习，深入汉语言文学的内在精髓，了解具体的内容和学习方法。在探究式教学方法的引入中，学生要注意自身学习方法的改进，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上，要注重学习的创新性与灵活性结合。教师要不断引导，为学生指点迷津，给学生提供正确的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篇8

（2）古汉字的表意特征。古汉字作为人类社会早期的象形文字，它的信息传播功能，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我们可以依图画去解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古文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现在都已成为古董或成为字母文字，完全丧失当初的形象。只有汉字作为一种自源文字体系，显示了非凡的生命力，千百年来记录着历史、文明和发展的历程。正是由于汉字具有表意功能，所以才能在人类的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古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所以它的形成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意义，古汉字不断繁衍、变化出各种形态，也不断丰富和拓展了自身的含义。古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赋予字形以外的深刻意念，通过巧妙的构造、丰富的联想，创造出超越象形的意象文字。所以，古汉字不仅“象形”还“表意”。每个古汉字都具有其深刻的含义，理解因人而异，意象也会不同，这正给了广告设计者们很多设计启示。

（3）古汉字的设计特征。笔画是古汉字构成的基本元素，这些简单的笔画在字体中因为位置不同和框架结构不用，而组合成了不同的文字。古汉字结构分为：左右、上下、半包围、包围等等，每个文字的不同结构组织犹如中式建筑中的横梁、立柱、飞檐，相互穿插、平衡和谐，构成了每个完整统一的有机体，体现了和谐的形式美。古汉字图形构成的形态从审美性、象形性、表意性、和谐性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传统造型艺术的源流。古汉字图形中有常见的装饰纹饰。例如，龙纹、兽面纹等，图形文字的美化意识，通过文字与纹饰的共同性上表现出来。虽然，之后汉字图形逐步简化成为笔画，但是其有意识地借用纹饰中的图形，体现了古汉字的装饰意识。古汉字图形采取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刻意装饰，追求形体上的美观，其设计特征能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获得深刻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启示。古汉字正是具有象形功能的美学特征、寓意深刻的表意特征及结构变化巧妙的设计特征。因此，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引入古汉字元素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2古汉字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运用方式

古汉字在现代广告中的艺术创作是以其作为载体的艺术化、视觉化、媒介化、传播化的设计形式，是对其笔画、结构、组合形态、装饰效果的设计与开发。设计思维是根据设计意象将古汉字元素进行拆解、组合、变换、拓展、衍生，以传播视觉信息为主要目的一系列设计再创造的过程。然而，在现代广告中如何对古汉字元素进行合理的设计，才能既保留独特韵味的同时还符合审美情趣，于是我尝试性的归纳了以下设计方法。

（1）笔画变化。古汉字的不同字体具有特定的笔画规律，这些笔画在每个字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构成元素和特性。在设计中通过对特定笔画的夸张或者变形，形成新的创意思路，使字形跳出原有字体的框架，表达广告主题内容。例如（图3），白木彰的汉字招贴设计，利用“乐”字的篆文笔划外形，加以彩色块面配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此作品通过字体笔画的变形，更加强化了字体的外部形体特征，给人强烈的视觉语言冲击。

（2）结构变化。每个独立的古汉字都有艺术化的造型结构和装饰化的设计特征。在广告中可结合古汉字的表意内容进行合理的结构变化设计。例如（图5），白木彰设计的招贴《爱知县立艺术大学制作展》，此作品利用甲骨文的“美”字进行夸张变形，同时字体结构发生了变化，以丰富多彩的背景色表达字义，衬托白色的甲骨文“美”字，充分展示了古汉字元素设计的夸张变形之美。

（3）字图结合。由于古汉字具有象形特征，还具有表意特性，它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字图形。在广告设计作品中，把古汉字与图形相结合，用字作为画面的装饰和图形的构成，字意与图意相互映衬，可以将文字在画面中编排成各种新的形态。例如（图6），田中一光设计的海报《人和文字》，以古汉字的象形文字为设计元素，运用古老原始的占卜刻字为背景，通过古汉字和具象图形的结合设计，体现了这组招贴的历史和沧桑感，视觉效果强烈。图6《人和文字》田中一光古汉字除了与具象图形相结合，能够发挥其图形化的特点之外，与抽象图形相结合也能更好地体现形意一体的特征。再如（图7）余秉楠设计的海报《海峡两岸一家人》，以不同家的字体组成图形。作品不仅利用了古汉字“家”的外形轮廓，主体部分似中国沿海地图，家的一点为彩色抽象图形，代表台湾。整个画面，更表达了家字的深刻含义，突出了古汉字的表意特征“以形写意”“，以意达神”，获得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4）符号提炼。符号提炼就是将古汉字的符号特征进行抽象化的处理，使之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古汉字的象形特征不仅体现在甲骨文中，在篆文中也极其显著，特别是其抽象化的发展。例如（图8）《，篆书之美》北京2008年奥运会体育图标设计。作品以古汉字的篆字及笔画为原型，设计了运动的人物和场景，其融合了中国古代甲骨文、金文等古汉字的象形元素，配合现代广告设计的图形标志简洁特点，符合体育图标易识别、易记忆的要求，而且更具有民族特色。

篇9

传统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比较侧重语言结构的学习，忽略了文化教学和学生背景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教学。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迁，其背后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没有文化支撑的语言，就如婴孩的随手涂鸦，虽有其形却无其意，亦无人通晓。所以，透彻理解一种语言必须与其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平常的对外汉语课堂中，留学生主要学习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在这些知识点中渗透的中国文化比比皆是，教师更应高度重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提高留学生汉语学习效率，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化教育的内容落到实处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中国文化课程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在现代对外汉语课堂中，教师会在语法教学上进行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层面对所学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这种强化式教学方式无疑是一种好方法，但笔者认为，在知识统合方面这种教学方式会让学生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对文化零散浅显的认识加上学生主观因素的认知和负迁移的影响，容易造成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所以在汉语学习的基础上，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有必要计划性地增设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课程，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教学，增加文化教学的比重，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教学，加深留学生的文化底蕴。

针对留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各高校已经有意识地开展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为语言学习打下基础。但由于课程开展中出现一些问题，使得教学任务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1.学生个体学习情况

（1）对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性不强。在华留学生当中，部分学生以学习汉语为主要目的，忽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认为语言是主要学习的方面，文化只是辅助语言学习的一个小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影响对汉语的学习。

（2）汉语基础差，对中国文化课失去兴趣。每个人学习语言的接受能力都有差异，所以在同一个班中的留学生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在中国文化授课过程中，会有学生出现迷惑，感觉力不从心，跟不上节奏。

（3）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方式各异。大部分留学生喜爱从亲身实践中感受领会文化的魅力，而相反，部分学生更愿意听老师的讲解，通过第三者的引导学习，对中国文化有理论上的认识。

2.文化课教学质量情况

（1）课程安排不当。在留学生培养方案中，学校主修课程多以汉语学习为主，而中国文化课程则以选修课或是课外活动的情况出现，课时相对较少，且在选修课当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同时，部分高校对文化课设置带有随意性。参看下表：

表 一

表一是某高校的汉语春秋季班（为期18周）必修课与选修课课程设置，该高校根据不同汉语水平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在语言必修课大致上都设置了比较明确的学习方向，选修课中也出现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但选修课中的文化课程比例相对较少，未有明确的选修课课程安排计划，可以看出某高校较忽视中国文化课程的比例，更加侧重语言教学。

（2）教师教学能力不足。高校中并不缺乏擅长中国传统艺术的教师，在对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课教育时，这些教师可以大放异彩。但是由于缺乏对授课对象的充分认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有时让留学生们觉得隐晦难懂。本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多半注重对汉语言的研究，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探究，在教授文化课上教师本身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

（3）教学手段缺乏创新。文化课集中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主要以讲授为主要手段，学生亲身体验的时间占少数。基本上很难实现“走出课室，走进社会”，体验切切实实的中国文化氛围。

3.课堂资源筹备方面

文化课内容单一，覆盖面窄。中国文化课一般会设置较容易开展的课程，如包饺子、剪纸艺术、书法等，而像中国传统乐器、舞蹈、中国哲学思想等内容很少出现在文化课上，导致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单一性，缺少全面接触本土民族文化的机会。如下表：

表 二

表二是某高校汉语短期进修班其中两个星期的课程安排截图，不难看出该高校对文化教学有相对集中的时间，但文化学习的方向仅仅围绕中国功夫、剪纸和书法这三块内容进行。这样，对于曾对中国文化有所接触的学生来说，可能会缺乏兴趣，也可能会让学生存在这三块内容等同于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错误观念。

三、如何优化中国文化课程

1.课程设置安排

（1）优化文化课程设置。学校应将更多的中国文化课纳入必修课当中，并增加在必修课中的比重。在选修课中，要求留学生修满中国文化课程的学分方可毕业，避免留学生不选或漏选中国文化课的情况出现。

（2）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对于初次接触中国文化的学生，多以实践代替理论知识，实践性的活动能让学生初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为以后的课堂教学打下基础。偏重理论内容的学习可以放至中级或高级阶段，这样，随着学生语言程度的提高开展不同难度的文化课程，使学生的文化知识框架得到不同层次的扩展和延伸。

2.教师资源方面

（1）注重“双文化意识”教师的培养。对本土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同时，对学生的文化背景也不觉得陌生。在文化课的教授中，有清晰的教学目标，明确课堂教学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大量阅读关于跨文化交际类的书籍，将各国家的基本国情与习俗牢记于心，培养对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的敏感度，避开文化忌讳，减少文化冲突，向学生传授具有实用性的中国文化。

（2）鼓励教师多学习文化知识。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擅长讲解语言语法，还要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在文化教学中才能得心应手。参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人文科学专家要注重对自身语言的精简，将深奥的学术用语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在文化课堂中，让每一位留学生都各有所获，各有所得。

（3）因材施教，尊重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差异，课上互动，课下多与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感受体会、知识接受的程度，从而在学生的反馈中，不断增强教学能力，改进教学方式。同时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其尊重与关心，方便日后文化课的开展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3.课程教学方式

（1）以参与式教学为主导。“参与式教学”，简单来说就是全体师生在平等的人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互动学习，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并能投入到学习的快乐之中。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教育的目标应当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愉快、创造性地学习和工作。将这种教学方式引入留学生中国文化课堂当中，颠覆传统文化课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教师离开讲台走进学生群体，切切实实与学生交流，融入学生群体，让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一起“解决问题”。

（2）以小组合作式学习为中心。合作式学习方法主要体现为学生间的小组形式，教师要充分了解留学生的个人背景，合理安排分组，减少出现小组成员中的偷懒行为。以广外南国商学院中国国画课为例，考虑到留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课上，每两位留学生都会搭配一个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数对自己所负责的留学生比较熟悉，过去在校曾有不同方面的接触。在教学过程中，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学生的协助下完成老师布置的教学任务。这种利用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合作的学习方式，降低了留学生学习课堂内容的难度，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必须重视留学生个体情况，科学合理分配小组任务，鼓励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用集体的力量出色完成教学任务。

篇10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3-0063-06

A Study on the Spread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 Slips Found from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Wood-Slip Lunyu Excavat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O Shusheng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From the Confucian documents in the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excavated from Dunhuang, Juya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wooden-slip Lunyu (the Confucian Analects) excavated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had brought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ought, which represented the then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at time,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Korean Peninsula, along with its military expansion. The Confucian culture, together wi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helped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and unified empi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Asian Han Cultural Circle.

Keywords：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excavated from northwest China; Korean Peninsula; Lunyu (the Confucian Analects); Confucian Culture

西北汉简中关于儒家文化典籍的简文同朝鲜半岛发现的同类内容的简文相辉映，昭示了汉武帝以后用武力开拓边疆的同时，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也随着政权的建立而流布边疆，政治、文化与军事三位一体，成为汉王朝开拓疆域、维持统一政权的主要形态。本文拟通过近年来国内外地下出土的汉简材料，考证和论述这一问题。

一

悬泉汉简中有《论语》残文两则，其一是：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こ张こ曰(Ⅴ92DXT1812②:215)

其二是：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Ⅴ92DXT1812②:119)[1]

此两简应是编联在一起的一份册书。其内容是《论语?子张篇》的部分内容。简长23cm，宽0.8cm。简文中间两道编绳处空白，显系先将木简编联成册后，再将书籍内容抄录其上。木简均为松木，形状大小一致，字体出自一人之手。可惜前一简已残缺，残长12.9cm，存字33个。后一简完整，有字57个（包括分章符）。每章之间连续抄录，章与章之间用墨点隔开。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子张篇》总共25章842字，按此字数再加25个分章符，应有867个字符。如每简按57字计算，全部《子张篇》的内容大约需要15支简才能抄录完毕。也就是说，《子张篇》的内容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上述两简，而其另外13简已经散佚不知去向。当然由于版本的不同，字数多少会有出入，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并不完全与汉简《论语》本相同，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所以上面的计算只是大致而已。

如果我们把上两段简文标点，再与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文字上有相同也有不同。其一：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

而今本《论语?子张》第二、三章文字分别是：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简文与今本《论语》无异。其二：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

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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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课程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修辞学等后续语言类课程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尤其对对外汉语专业来说,专业的性质决定了学生从业后要具备较高的语言素质,现代汉语基础知识不扎实,不仅语言能力得不到切实的提高,而且会严重影响其他专业主干课程,如外汉语教学法、文字学概要、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的学习。

一、调查问卷的动机与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各高校学生对现代汉语课都很难有较大的兴趣,很多教师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改进高校的现代汉语教学。从2002年起,在近十年的现代汉语执教过程中,我们发现,我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对现代汉语的学习兴趣一直不太高,主动关注现代汉语教学的学生较少,甚至有少数学生在现代汉语课堂上提不起精神,毕业论文选语言类选题的也寥寥无几。而我院自2008年起新增对外汉语专业后,现代汉语课程便成为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两个专业的必修核心课程之一,同时也是我校着力建设的优秀课程之一。本课程教学内容多,授课时间长,教学难度大,并且课时量减少。为了适应独立学院培养实践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我们亟需加强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现行教学班中进行调研,了解学生对于现代汉语课程的真实学习心态,了解他们对现代汉语课程设置和教学的具体意见和要求,以便有的放矢地改进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现代汉语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

二、调查问卷的结果分析

2009年1月,我们向我院08级汉语言文学和08级对外汉语专业三个教学班发放了98份问卷,实际回收问卷98份,有效率100%。其结果统计汇总如下:

1.你觉得《现代汉语》这门课难度如何?

A、难得受不了 B、比较难 C、能接受 D、很容易

分析:

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学生心目中,现代汉语不是一门容易学习的专业课程,51%的学生认为现代汉语课程难度较大,18%的学生甚至认为难得让人受不了。这种畏难情绪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课程的学习。如何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地阐述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语言分析方法,是教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2.你对《现代汉语》课感兴趣吗?

A、很感兴趣 B、有一定兴趣 C、不太感兴趣 D、很讨厌

原因是:?摇 ?摇?摇。

分析:

事实上,并非如很多教师所说,学生对汉语毫无兴趣。从调查数据看,超过一半的学生对现代汉语感兴趣,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a.通过一个学期的现代汉语学习,逐渐认识到汉语的独特魅力;b.学好现代汉语是考研的基础;c.有助于今后从事文职工作;d.可以提高自身语言文化素质。

也有不少学生对现代汉语课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a.现代汉语的教学内容脱离现实社会,不能学以致用;b.课程考核方式死板,容易导致学生机械记忆;c.没有计算机和英语课程重要;d.汉语知识繁杂、琐碎,学习困难大;e.课余时间大多被英语和计算机考试挤占,没有更多时间学习。

总体来看,教学内容繁琐陈旧,考核方式僵化,是导致学生现代汉语学习兴趣不高的最主要原因。这提醒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必须重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改革教学内容,让学生觉得学习现代汉语有意义、有用;二是如何改革课程考核体系,使评价更为有效地发挥导向和激励功能。

3.你认为《现代汉语》课跟你所学习的中文专业其他课程相比,理论要求程度怎样?

A、理论要求比其他课程高,过于抽象 B、跟其他课程差不多 C、不如其他课程

分析:

绝大部分学生认为现代汉语课的理论程度很高,过于抽象,这其实反映出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即教师讲解过多,练习太少,拘泥于课本资料,缺乏语言实践活动。这一误区的实质是,过于重视现代汉语的理论性,而忽略了现代汉语的基础性和工具性。事实上,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来说,现代汉语课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培养学生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因此,如何以实践性教学为重点,将教学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转变为“以能力为本”,应是今后教学改革的重点所在。

4.你是否愿意选择现代汉语方向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选题?

A、愿意 B、勉强 C、不愿意 D、随便 E、不知道

分析:

从调查数据统计来看,从大一就有明确意向愿意选择现代汉语方向的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选题的学生有29%,不多,也不算少。有24%的学生表示勉强,18%的学生没有明确的选择意向。这提醒我们,在一学年的现代汉语教学过程中,应当随时注意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设置有意义的调查研究项目,指导学生自主或小组合作进行分析研究,为今后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开展打好良好的基础。

5.你认为现代汉语课教哪些内容比较好?(多选)

A、以教材知识体系的学习为主 B、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 C、组织语言社会实践活动 D、介绍语言学研究最新动态 E、其他?摇 ?摇?摇。

分析:

从学生的回答可以看出,独立学院的学生非常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抽象的理论对他们没有多少吸引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需求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绝大部分学生希望教学内容能够跳出课本,关注现实生活;基础较差的学生满足于教材知识体系的介绍学习;学习程度好、有志于考研的学生则有了解语言学研究最新动态的需求。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花大力气系统整合教学内容,从“以教材为本”转变为“以生活为本”,注重知识的延伸和拓展,注意知识点的选择,注重选例的现实性,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言应用能力。

6.在教学过程中,你认为哪种方式教学比较好?(多选)

A、课堂授课 B、自学 C、小组学习 D、其他?摇 ?摇?摇。

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传统的“讲授式”(以老师讲授为主)。他们认为,经过老师的系统讲授,自己比较容易掌握现代汉语知识和分析方法,可以省去课外自学的大量时间。但同时,也有学生指出,讲授式不能上成“满堂灌”,学生完全被动地接受知识,不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应当考虑学生的教学参与度,实现一定的课堂互动。

有20%的学生喜欢“小组学习”方式。这些学生大多思维活跃,学习积极性高。他们认为,小组学习这种研究性学习方式可以大大增强学习的主动性,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但是,使用小组学习的方式,教师必须考虑课时是否充分,因为准备材料和课堂讨论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适当采用小组学习方式是可行的,只是“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喜欢“自学”的学生占12%。这部分学生大多自学能力较强,他们认为教材内容基本上可以自学,不用老师详细讲解,老师要做的是在一些重点、难点或有学术争议处进行适当的点拨,或者安排固定的教师答疑时间即可。这就提醒老师,在教学中要做好充分准备,设置好问题,注意精讲,突出关键,不要面面俱到。

另外,还有个别学生提到了讲座、外出实践等形式的教学方法。运用这类教法,需注意的是操作是否方便,场所是否合适,经费是否充足,教学任务怎样落实到位。

7.你认为哪种教学媒体教学效果比较好?(多选)

A、黑板 B、投影仪 C、录像 D、图片 E、其他?摇 ?摇?摇。

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传统的板书、图片,以及目前各高校已经基本普及的PPT投影之外,学生对于视听材料--录像有较高的需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与单一的视觉材料板书、图片、PPT相比,录像能够充分调动人的视觉和听觉,图、文、声、像并茂,确实更有吸引力。这就要求我们精心选择多媒体教学资源,学习甚至掌握Flash、Cool 3D 和Photoshop等开发工具,将文字、声音、图形、图像等音频、视频信息融为一体,生动形象地将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启发学生自学。从现代汉语课程内容的角度看,抽象的语音演变、形体示意和一些语法现象是可以运用多媒体手段形象、直观地展现给学生的,这既能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又可以提高课时的利用率和教学质量。

8.下列哪些课堂活动是你希望并有兴趣参加的?(多选)

A、记笔记 B、做练习 C、讨论宣讲 D、阅读补充资料 E、撰写研究报告或学术小论文 F、其他?摇?摇 ?摇。

分析:

从学生的反馈看,他们感兴趣并愿意参加的课堂活动依次为:阅读补充资料>记笔记>做练习>讨论宣讲>撰写研究报告或学术小论文>其他。对照目前教学中的课堂活动情况,我们发现下面几点值得关注:(1)教师要精选课内阅读补充材料。由于课时有限,大部分情况下,教师都是在开学初或者每个章节结束时给学生提供一些课外阅读的参考文献,但一般不作具体明确的要求,也没有落实检查措施。课内活动则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讲解为主,忽略了学生对相关知识信息以及最新学术信息的需求。(2)需要加大配套练习的比重,做到讲练结合。(3)研究性学习有一定的需求。既然大一的学生就有这方面的需求,教师可以在一学年中适当布置一两次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小课题,引导学生撰写研究报告或学术小论文,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

9.下列哪些是你希望老师做的?(多选)

A、老师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 B、老师为学生提供研究课题 C、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 D、参加老师的研究课题 E、其他?摇?摇 ?摇。

分析:

从研究性学习的具体形式来看,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是传统的“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方式,这也是我们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环节的做法,这种做法可以类推到现代汉语课程的学习中来。有些方向不明确的学生,可能需要老师提供一些大小适合的研究课题,这要求教师在平时就注意观察、搜集;缺乏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学生,可能需要老师为其提供一些参考书目,逐步引导他们掌握学习方法,自主学习。此外,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也不失为一个简单便捷的方式。

10.请写下你对《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

分析:

从回收的问卷情况看,学生对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与实际社会中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注重实用;(2)比较难懂,希望能更生动些;(3)希望能在上课时多引入一些课外的东西,穿插资料;(4)希望精讲要点,讲透;(5)希望多开展一些与语言有关的实践活动;(6)希望为小论文或研究报告提供发表的园地或途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展现代汉语教学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综合思考

这次调查问卷组织严密,回答时间宽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因此,我们认为达到了较好的预期效果,这些数据可以作为今后我院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依据。通过分析可知,目前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尤其对独立学院来说,现代汉语这样的基础课程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急需作出策略调整,进行相关的教学改革。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生对课程性质的认识有偏差。有些学生没有认识到本课程的专业基础性地位,认为在当前的社会中,语言这种东西抽象理论、枯燥乏味,学了对就业没有立竿见影的帮助,不如学好英语、计算机有用。这与近年来社会上盛行的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等思想有关。

(2)由于课程内容的琐碎入微,语法规范的条框限制和对语言理论的过于重视,现代汉语本身蕴含的趣味和吸引力被理论的抽象性和教学中对实践的忽视所遮蔽,从而让学生望而生畏,难以产生学习兴趣。

篇12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