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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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篇2

开题报告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3)总论

总括全文，证实论点

3计划进度

第1阶段：2007年10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阅读文献，收集资料

第2阶段：2007年12月19日——2008年1月6日拟定写作提纲

第3阶段：2008年1月7日——2008年3月31日撰写初稿

第4阶段：2008年4月1日——2008年5月11日修改定稿

4参考文献：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张秀枫主编：《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清/曹雪芹著，杨国祥、杨德宏主编：《红楼梦》，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国星编：《鲁迅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6]尹恭弘著：《〈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严明、田晓春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2)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论文。

[9]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3、4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国星编：《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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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篇3

一、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所以，语义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二、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一）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二）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平衡”，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三）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四）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篇4

连动式（serialverbconstruction,SVC）是现代汉语中一类重要的句法现象，是许多语法现象的温床。由于涉及到语法体系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连动式问题长期受到海内外语法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连动式自身的复杂性，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到了怀疑乃至一度要取消这种句式的地步。高增霞博士的《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以下简称《视角》)，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语法化的视角，运用连续性、典型性等概念，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认识连动式，不仅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现代汉语连动式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而且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把连动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精道的选题与立意

按照比较普遍的定义，如果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就是连动式。连动式不仅仅是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也是东南亚、西非、大洋洲许多语言中的一种重要语法结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汉语连动式的研究才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因为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区分坐动和散动，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后来，汉语语法学者逐渐认识到，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就必须尊重汉语事实，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语言的体系。这个事实就是，动词无论是在谓语还是主语、宾语的位置上形式都一样，性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连动式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不管功能语义上是否有不同，只要在形式上还都是动词，就都称为连动式。由于在形式上找不到区别主次的形式标记，不能证明其中一个是核心，另一个是从属，“连动式”这个概念，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甚至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但它还是“赖着不走了”（吕叔湘语）。不过，连动式作为一种句式从一开始建立得也很勉强，只能是“赖”下来“不走了”，争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并没有完全说服对方。总体上看，虽然学术界对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分歧重重。反对者认为，建立连动式这样一个句法范畴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句子分析、语法教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连动式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语言规律的说明上，连动式起不了什么作用，把它列为一种“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对于语法分析甚至是有害无益。问题在于，否定连动式范畴的学者自己也承认连用的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语义上功能上有主次之分，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形式上的坚强证据证明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主从关系；他们只是主张把连动式归到其他句式里去，但在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种句式的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连动式的深入研究可以说非常之难，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种“难”，一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反复研讨和争论，学术界对连动式现象的描写已经非常细致，叙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据《视角》一书统计，目前被各家纳入连动式的格式已达29种之多。二是多种方法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很难写出新意和获得突破。

作者以“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为题，迎难而上，从语法化这一动态角度切入，对汉语的连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可谓独辟蹊径，立意独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连动式看成一个离散范畴，采取“界定特征”的方式去区分连动结构与否。结果，标准的差异常常导致对连动式本身认识的分歧。《视角》首次把连动式作为一个典型范畴来研究，用“时间的先后性”和“目的性”这两个典型特征把连动式区别为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并从客观—逻辑—认知三层面论证了这一范畴。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由高到底依次显示了连动式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在语法化的视域里，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有关连动式的死结被化解，一些规律被揭示出来，许多困惑得到解答，大大推进了汉语连动式的研究。

二、新颖的视角与方法

传统的连动式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缺乏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结合历史发展去看待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只是对共时层面的现象就事论事，只是试图对连动现象进行穷尽性的描写，而没有对连动现象加以限制，也没有确定哪种才是最基本的连动式。事实上，历时变化总是把表层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理想对应关系打乱。连动式并不是一个均质的同一体，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其次，缺乏系统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把连动式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观察。事实上，连动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篇章、其它句法结构、词汇等都有关联。只有把连动式放到整个语言体系中去把握，才能对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地认识。再次，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往连动式研究比较重视语言义的研究，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分小类。为什么汉语会出现连动现象？连动式在汉语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句子会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处于什么样的语法形式中？诸如此类的深层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在连动式问题上纠缠，与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缺乏自觉、积极的理论思考。客观地看，传统研究中连动式问题的提出以及对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是直接与句子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觉、积极的理论思索的结果。例如，在句法分析中发现连动式与并列结构不同，便把它单列出一类；在分类的时候发现单复句不能截然分开，便考虑把连动式看作是“中间环节”。显然，这种探索本身固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归根到底，这种探索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被迫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暂搁置了问题，并没有从更深层的理论层面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积极的思考。

也就是说，连动式研究问题上的突破，首要的是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方法论的突破。为此，首先需要把连动现象本身视为语言发展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从而把连动式有关问题的研究从其它问题研究的从属的、附带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把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消极的、被动的研究转变成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其次，需要把某些成熟的理论框架适时引入连动式问题的研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视角》把语法化引入现代汉语连动现象分析，把现代汉语的连动现象置于语言的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考察，力图从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从系统关联的角度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连动式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语法化包括三个方面：句法化、词汇化和实词虚化。关于连动式的句法化，《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有涉及。《视角》第四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第五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作者的研究打通了篇章、句法和词汇，认为连动式是话语组织向句法组合演进的中间环节，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式，表现出种种不稳定性。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连动式在典型性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语法化程度的连续性这一颇富洞察力的观点。作者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连动式在共时平面上复杂表现的认识，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可以从从句的非句化和主句动词的虚化这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并发现两者的共变关系等等。语法化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看共时平面的现象，还要看历时层面的演进轨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共时语法研究中引入历时性质的语法化研究，这一思路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三、务实的态度与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