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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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都将会引起国家行政体制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体制的外在形式的变革——政府机构的重建；二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权力的重组和增减。可见，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前提和基础。从本质上讲，这是上层建筑必须符合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为了使上层建筑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基础。

一、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性

政府职能虽然经历了多次调整，但由于中国长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中依然顽固地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群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尽快转变职能，是各级政府做好本职工作，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1.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政府作为国家机器属于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职能也要适应这个变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

2.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职能是机构设置的前提，决定机构；机构是职能的载体，体现职能；政府的职能是通过政府机构来实现的，只转变职能而不改革机构，职能也不可能真正转变。因为旧的机构存在一天，就要继续行使其职能，所以转变职能必须相应地改革机构。而机构的改革又必须根据职能来确定，如果职能尚未确定，管理方法也未改变，精简以后的机构还会再度恢复和膨胀。因此，只有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才能为机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机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转变政府职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的管理形式和职能发生了极大的转化，越来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我们的政府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该管的又没管好，这样就不仅要靠增设机构来完成日益繁杂的工作，使机构越设越多，而且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要发生明显的变化，有的将要消失、有的将要转移、有的将要加强，管理范围、管理内容和管理方法都要发生变化，由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订指标、批项目、分物资逐渐转到通过计划的和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

方面来。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独立企业法人。4.转变职能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必然。政府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除了要适应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外，还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行政管理科学的发展，管理自身的客观规律也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掌握，政府机构转变职能，实际上是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的一个步骤。因为，只有转变职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构臃肿、运转不灵、工作效率低的弊端。

二、转变政府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提出要改变政府职能，并做出了不小的探索和努力，但就结果来看，离和谐社会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政府职能认识不清。我国的政府管理模式来源于前苏联，政府包揽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现在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只需要管理那些社会需要而其自

身管不了或无人管的社会公共事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事务则由他们根据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定自主处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分不清哪些事务该政府管，哪些事务不该管。他们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除上级明文规定不管的事务外，所有社会事务都要管，认为这样做十分妥当，不会出现管理真空。

2.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留恋权力。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因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权力的留恋使市场机制难起推动作用。因为这种权力可以给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带来利益，失去这些权力，就意味着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市场同权力竞争，结果是力不从心，权力通常占据上风，致使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样，影响行政效率提高，同时产生腐败。

3.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不健全。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社会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是否健全密切相关。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功能先天不足，因而所有的事务必须由政府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也日益完善，且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趋势，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社会功能越齐全；相反在一些落后地区，因社会自身功能不全，严重制约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速度。在发达地区可以交由社会管理的事务，在落后地区还必须由政府统管起来，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育。

4.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国民的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讲，政府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与改革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不能适应时展和社会的要求。一是对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行政工作效率不易衡量，担心职能转变会引起负面影响。二是对政府职能只有大致了解，对本层级、本区域、本部门应履行的职责缺乏科学的认识、清晰的界定。不知道哪些职权应归还社会，哪些职能应得到加强。三是等

待观望，不敢创新。虽然他们也赞成转变政府职能，但行动上却等待观望，希望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照搬照抄，缺乏创新意识，也不愿主动探索。四是胸无大局，思考问题往往从小集团、或个人私利出发，对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五是为人民服务意识淡薄，工作不负责任，方法简单，方式粗暴。凡此种种都说明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不相适应。

三、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路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环境，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应着重实现以下三种转型：

1.实现“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转变。转变行政效率一般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之间的比率关系，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行政管理活动的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效能指的是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指管理结果，而效率则是用最少的资源达到既定的目标。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用重管理过程的效率理念来衡量政府的行政管理效果，关注更多的是政府管理的过程和投入，片面地追求“效率”。一些政府官员急功近利，“形象工程”思想严重，极少关心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能，造成了政府管理成本太高，资源浪费以及效能低下等问题，形成了高成本高速度低效能和高成本低速度低效能并存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要求在评估政府管理效果方面，应摒弃传统的效率观念，树立成本——效能的意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和效能型现代政府理念对接，并使对接成本最小化，实现对接效能最大化。

2.“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无所不包，政府成为无所不能的“全能政府”。究其根源，是颠倒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没有形成科学的现代政府理念。政府并不等于社会。政府的一部分职责是维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而秩序是社会的目地。政府只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政府从属于社会，政府是随着社会的产生、存在而产生和存在的，政府必须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政府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政府不应凌驾于社会之上，相反，政府应由社会所决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客观存在。因此，在社会空间中，必然存在着为力或不应涉足的领域。这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政府的作用，摒弃政府“万能”理念，树立“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3.“指令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的理念对政府官员和社会民众的影响极深。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理念虽然正在由管制向服务转变，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是在市场本位、社会本位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加入的WTO组织，其本身就是一个以国际市场运行规则为国际贸易有序化运行服务的国际经济调控组织。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摒弃管制观念，变管制和指令为服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必须尽快实现政府的服务角色从“统治”的管理走

向“服务”的管理。政府要从统治者的身份逐步转变为社会的服务者，从“以统治为中心”的管理走向“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使政府职能围绕公民、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等多元主体展开。要使政府职能转向服务，就必须严格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解过去的“全能”框架，同时，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逐步让社会承担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只有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行为转型，政府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在于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营造一个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各级政府需要高度重视新形式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努力营造一个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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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它的内容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得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农业企业管理学还广泛地吸取了现代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运筹学等学科为农业企业管理学提供丰富的养料，使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完善。

在20世纪初，欧美的农场经营学和农场管理学，主要研究劳动力诸要素的选择和利用、生产组织与管理等问题。本世纪50年代以来，它们的研究内容和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企业管理中广泛地运用决策理论和技术，确定企业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企业经营计划和目标，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和数量分析方法来考查和评价企业的经营效果;运用信息和市场预测，掌握市场动态，以便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等。

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研究农业企业的形式、特征，企业经营管理的目的、任务，企业管理的体制与组织结构，企业的经营预测和决策，企业的经营战略与计划，生产诸要素的合理结合和利用，生产过程的合理组织、农产品的销售，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分配的管理以及企业的经济活动分析等。

由此可见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十分广泛，远超过了经济学科的范围，我们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去掌握它、研究它，以便更好地为农业企业管理实践服务。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对象

农业企业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生产关系的调整及上层建筑的协调等。

在研究生产力的组织方面，主要是研究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在质上的相互联系性和量上的比例性。如企业内的产业结构、生产布局、生产调度、不同生产要素在时问和空间上的合理组织和利用等。

在研究生产关系的调节方面，主要是研究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经营权与所有权。生产责任制中的责、权、利关系，产品分配中的三者利益关系等。

在研究上层建筑的协调方面，主要是研究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以及国家方针、政策、经济法规的贯彻执行等。同时还包括企业的政治思想教育、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在企业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科学，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密切联系生产实际。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接受市场调节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管理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体现管理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起调节生产关系的职能，即管理的特殊职能，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农业企业管理学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除了研究农业企业管理的规律和理论外，还必须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接受市场调节的推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企业管理的性质也决定了企业管理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力，体现管理的一般职能，另一方面又是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起调节生产关系的职能，即管理的特殊职能，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根本区别的。因此，农业企业管理学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性。人们可以运用这些规律再去指导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

农业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除了研究农业企业管理的规律和理论外，还必须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应用。把力量、方法与管理实践联系起来，以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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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67-03

本综述较为全面的整理了1998—2012年来所发表的关于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市民社会的独特领域，研究趋势以及当代意义等方面对市民社会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市民社会范畴

（一）黑格尔关于政治哲学领域的市民社会。苏咏喜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细致综合的梳理，提出了黑格尔政治哲学领域的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正、反、合思维模式下的一个重要概念，黑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实现了其政治的与市民的状态的第一次分离，“市民社会”也成为伦理观念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首次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二元分离，使其明确成为两个含义不同的范畴，在西方市民社会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料。

杨仁忠在《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政治哲学的解读可能是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的一个理想维度。他认为，从政治哲学视域来看，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多重层级的复合性概念：家庭是它的基础性层级，经济交往关系是它的核心性层级，而公共领域则是它的扩展性层级。这一规定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市民社会概念解释的歧义、混乱和矛盾不失为一条崭新的理路，因而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领域的市民社会。张荣军在《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基础》一文中提出，马克思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正确地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它与政治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相对应。马克思指出，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则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归于经济基础范围，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成员的物质活动才是政治国家的全部活动和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它是政治社会变更和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从经济关系来理解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视为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中心，注重于物质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分析。

刘忠良在《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一文中，除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归在经济体系之外，还对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吸取来的，这一概念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即在马克思1843年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之前，这个概念是同国家相对立的；过渡阶段，即在经过1843、1844年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已近乎掌握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成熟阶段，即19世纪50年代末，当马克思发现把劳动力同劳动区分开来的重要性时，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便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的市民社会便完全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至此，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得到最终确定。

（三）葛兰西关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市民社会。刘义飞在《葛兰西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一文中指出，“市民社会”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上层建筑的两大领域之一。葛兰西的这一理论是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阐释和发展，他从独特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这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根本点。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则是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主要指不属于国家的各种社会组织，其功能在于形成社会的文化价值与道德形态，因而市民社会是全部意识形态和文化关系，是全部精神与理智生活。这一观察角度为我们研究市民社会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和丰富的思想资料。

黄炎平在《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一文中也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进行了探究，并得出结论：葛兰西把市民社会视为经济基础这一结构领域向政治国家这一政治上层建筑过渡的中介，他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社会中以一定经济关系为依托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团体与组织机构，是社会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赖以生存的场所，是形态生成、孕育、传播的载体，是一定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关键。

（四）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伍俊斌在《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一文中对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候，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

夏昌奇在《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一文中也提出过此类观点，他指出，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有两个基本进路：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与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这两个进路与其沟通行动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其市民社会理论涵括了从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到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的发展过程，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有着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和相似性；在元理论层面，其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进路据以立论的理论根据不尽相同，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其市民社会理论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从以言取效行为到以言行事行为的重大转向，理论重心则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向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

二、多学科下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及对比分析

“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不同的思想家在运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差异很大，其发展也可划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黑格尔最早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政治学的系统阐述；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的家庭和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论点，从经济基础领域揭示了国家的基础，进一步指出了在市民社会的广阔的领域中，物质利益、物质需要或者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垄断的形成以及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活动，导致原本属于私人活动的领域失去了私人性质，国家和社会的界限模糊。葛兰西是较早认识到这个过程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实际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政治社会，一是市民社会，这二者就构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哈贝马斯作为市民社会较为晚期的研究者，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引入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使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层次也更为深入。

通过对不同学科领域内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观点的研究可以看出，随着时代进程的不断前进，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研究呈递进趋势，学科范围不断拓展，步步深入。同黑格尔相比，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也迥异于马克思，首先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定义基本被排除，转而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因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是基于对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葛兰西是观察到20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做出的反思；哈贝马斯则继承了以前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主要是沿着葛兰西开创的、并经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完善的研究理路，对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进行了完善和综合，他强调社会的交往与组织形式。

三、目前关于市民社会相关问题的研究趋势

当下学术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可谓方兴未艾，诸多学者对市民社会的内涵、思想史梳理和现实意义等都做了广泛的研究，根据整理可以归纳出：

（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学界对于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不同立场出发，在理论层面针对其内涵及演变趋势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

经过研究分析，学界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挖掘，大多认为市民社会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具有三种不同的意蕴：描述性意蕴、分析性意蕴、价值性意蕴。它们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多义性，它们之间的同一又使这些不同的意蕴能够统一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之下。今天我们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不应偏离它在本土文化下所形成的基本内涵，而对市民社会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则必须是在对其不同意蕴具体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抽象。

（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探讨的进一步深入，国际、国内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由纯粹理论性的把握转向更具现实意义的分析，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得出了更多现实性、实践性更强的观点和理论。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其伴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发生内涵的转移，然而，对于究竟具有哪些不同的含义，内涵发生了怎样的转移，学界有多少种看法仍然存在着争论和分歧。总的来看，在马克思所著不同的文献中，“市民社会”有“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抽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等不同含义。

（三）但是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于市民社会的问题也有了更为广阔和深刻的研究角度，21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市民社会专题领域的挖掘，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将市民社会的概念扩大到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及上层建筑等各个独特领域，并得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结论，为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导。同时，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不再单纯停留在理论研究本身的层面，而是更注重市民社会理论对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价值，使市民社会思想在当代仍然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姚顺良.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刘义飞.葛兰西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认识之比较[J].宜宾学院学报，2006，（2）：5.

[4]苏咏喜.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3，（4）：4-6.

[5]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J].人文杂志，2000，（3）：13-18.

[6]张荣军.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基础[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22-126.

[7]杨平.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之比较[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6）：85-89.

[8]杨仁忠.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概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3）：15.

[9]刘忠良.试论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发展[J].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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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将成为国家下一步经济工作的重点。如何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各个行业必须引以为纲的问题。落实到建筑与规划设计上，我们同样需要与经济形式相结合，锐意改革、大胆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使建筑设计具有前瞻性、适应性及灵活性，从而紧贴社会现实，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交通发展战略，随着高速铁路网络的全面覆盖及城市公交拓展化的不断演进，挤压着长途客运产业的市场份额，旅客流量明显减少，并且随着高铁化进程深入，这个现象还将不断扩大。根据长途客运产业的特征及其远期发展，我们希望从建筑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其既有运行及远期产业转型，空间转化的方向及方法。以期此类型建筑可在其全生命周期产生对应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1高效有序的交通枢纽

长途客运的萎缩问题正在发生，并且可预见的远期持续扩展。然而作为城市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长途客运仍然承担着重要作用，并且往往配套城市铁路、航空、海河运枢纽产生。其功能不可或缺。针对其两面性，我们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最大化其产品优势。充分提高使用效能，这种效能一方面取决于对其运营班线的合理规划，另一方面则伴随着人的使用，同建筑空间有效的结合起来。我们旨在优化交通路线及交通便利性，以确保内外区域的高效交通运行。高效有序的交通枢纽是人性化换乘的根本。我们需要积极考虑人的因素，将交通用地尽量布置在换乘核心附近，积极缩短旅客换乘的距离。充分考虑其公共空间的引导性及舒适性，在满足功能配套需求的同时改善人的换乘体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长途客运体验低廉、混乱、不安的长期印象。立体化利用建筑空间，在强调高效化交通组织的同时，充分展现交通建筑的形象特征，使建筑作为城市名片展现在大众的观感中。原始的长途客运平铺的组织模式需要变化，大量的停车空间对地面的占用，也应成为历史。立体化的使用首先应当从车流组织及停放的立体化入手。我们需要将停车引入地下，将车流及人流根据公共交通的走向分层立体疏解，释放的地面空间。为旅客换乘提供了全天候的场地的同时，也为区域的上盖物业综合开发提供可能。人流车流的立体交织及地下空间的高强度开发，将商业的界面由单纯的地面层转化为地下，地面，地上三级分置，并配合城市开发需求，完成了大面积的旅游产品展示、物流展示、商贸会议、酒店办公等多种功能的设置，形成一个高效有序的立体枢纽系统。

2充满活力的邻里枢纽

人们的流动性及联通性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及发展前景的关键，高效有序的交通疏导，会改变长途客运给人的繁杂混乱的常规印象，外来务工人群、旅游集散人群、商业人群、客运服务人群等多种人流聚集，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流动性人流，人应当成为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市场优势。在设计上我们应当充分考虑一系列社会因素及人们的心理因素对其区域产生的不良影响。以高效有序的交通网络为上层建筑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环境，从而提升其地块综合开发的积极产业价值，集约化的利用城市土地，并以其上盖物业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邻里空间。我们可以根据其功能特征，将其有机分为三个层面。1)下层:交通服务。基层交通枢纽综合了多种交通方式，直接的导路系统和宁静的环境使驻留时间和购物时间得以优化。充足的地下停车数量，满足了基础人流及交通换乘人流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的有序停放。2)中层:商业服务。商业设施分三区布置。交通型商业，驻留型商业，配套型商业结合其对应层面灵活组织，并充分考虑延展性及可变性。地下层同枢纽间场地联通，大量公建配套设施及商业空间综合组织换乘人流在此交互。地面层平面结合公交及出租车上下客人流，最大限度的将广场景观及人流界面推进用地内部，同时组织长途人流下客需求。地上层平面通过绿化平台组织将商住人流同商业人流，商务人流交织。3)上层:酒店、soho、公寓等多产业开发。上层建筑通过合理挖掘用地价值，通过分析，配给基础人群所需的一系列商业商务及居住需求功能，为邻里枢纽提供相应的基础人群，从而使枢纽活力在运营时间之外，仍能够有足够的产业支撑。

3多元交织的创新枢纽

高效的交通网络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流动人流，活力的邻里社区则为我们引入大量的基础人流。人流的碰撞融汇引发巨大的商业价值，枢纽乘客，车站雇员及当地住户，推动多元交织的商业，商务，购物，公园，休闲，运动及运输设施，各功能和谐运转。创新驱动的上层建筑实践是我们多元交织的基础，创意的品质及创新的场所感则让人为之吸引，驻足。所有的业态应当具有普适性及可变性，我们需要在此通过空间共享、分时使用、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为使用者提供集空间、服务、资源及“互联网+”的线下使用平台。从而通过产业聚集及专业产业服务助力中小企业成长，通过资源共享降低创新企业合作成本。液态中的每一个客户不仅是简单的租户，也可成为建设阶段的合作者，以及运营阶段的合伙人，以此模式构建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综合体的城市集约化完全超越了原城市设计的用地性质，并创造了城市功能的多样性。业态的复合化理念则将这一复合化利用上升到了管理和运营的层面，也就是考虑到建筑全周期使用的可变性，从而有效的整合不变资源与可变资源，为建筑的后续开发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块的发展进程。

4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枢纽

设计需围绕着使用者的需求出发，以绿色环保的基调，将景观平台穿插在建筑体量中，由地下1层交织错落，直至建筑顶层，经过精心布局，每个平台均以其合适的尺度穿插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给人们城市中最难得的自然风与光。宜居的动态花园，一体的规划群体，尊重并结合区域的自然风光及规划理念。给经过枢纽的每个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是现代人所需要的，也是作为公共建筑的交通枢纽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大面积绿化广场及衔接通道的设置不仅为旅客提供了便捷的换乘空间，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全天候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通过空间的综合组织，将阳光、空气和绿化引入了建筑的各个层面，从而将建筑空间和宜人的自然环境充分的结合在一起。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是一体化设计的核心，积极响应建设海绵城市的号召，在建筑屋顶，露台及景观设计中均采用种植屋面与可渗透铺地技术，设置水循环管理系统，在减少热岛效应的同时，进行雨水循环利用，而通过屋顶露台景观及水的结合保证为生态圈循环的平衡。积极采用了绿建标准的太阳能热水、光伏发电、雨水收集、自然采光和通风等措施，使得区域至建筑均能贯彻绿色的思维与实质。

5结语

长途客运建筑作为城市重要公共交通节点，应当成为城市战略布局的一个微缩展示，在此，我们希望以一个高效有序的交通枢纽，一个充满活力的邻里枢纽，一个多元交织的创新枢纽，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枢纽，对城市枢纽设计给予一个崭新的阐释，希望通过设计，开发，运营的多方配合，以其前瞻性，适应性，灵活性，有效应对长途客运产业转型，使其能够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刘奕 单位: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姚金莹．浅谈新常态下长途客运汽车站的发展趋势［J］．城市地理，2016(14):227．

篇5

关键词：伦理；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是现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就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了宗教等精神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他在书中提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为它们的宗教伦理精神中缺少一种类似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缺少一种理性。韦伯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与传统上用哲学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的学说已经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通过对东西方科学、史学、艺术、建筑、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通过对新教四大宗教派即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教诸派的系统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倾向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1]在韦伯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精神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远远大于物质所起的作用。所谓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指以理性而系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的态度[2]。而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问题上，韦伯认为新教的伦理观念，特别是新教伦理中理性的禁欲主义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天职观念”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新教伦理的主要内容

1.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是一种通过禁欲或苦行的方式来赢得神的恩宠，达到救赎的宗教理论或学说，它以人神对立为特征,把肉体的欲望和物质生活的享受视为邪恶或不正当的，要求通过禁绝、或物欲的途径来实现灵魂的得救和心灵的平衡。韦伯认为，禁欲主义有两种类型，即入世的禁欲主义和出世的禁欲主义。出世的禁欲主义认为俗世是充满诱惑之地,在俗世之内无法完成禁欲的任务,因此出世禁欲就变成了唯一接近上帝的方式。入世的禁欲主义，是一种要求在俗世的秩序之内并且面对俗世的秩序,作为神所优选的工具,需要开展自己特别神圣的思想品质的工作的禁欲主义。入世的禁欲主义把自觉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认为上帝或神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隐修禁欲主义或出世禁欲主义那种超越世俗生活的方式，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

与上述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是因为上帝的意旨就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必须在世俗的活动中通过禁欲、节俭与勤勉的劳动来为上帝增添荣耀。这种在现世之中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的禁欲主义将教徒们的行为理性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和人格，在形成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切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聆听上帝召唤而努力工作”,遂成为清教徒的人生箴言。正如每一种理性的禁欲一样，清教努力使人抑制激情，教导一个人要坚持他的永恒动机、尤其是清教教义认为正当的那些动机，并按照这些动机行事。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过一种警醒而睿智的生活，其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达到该目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2.天职观

在新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了“职业”的概念，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认为这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进行评价，由此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理念：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一个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一个人“在各行各业里，人们都可以得救；既然短暂的人生只是朝圣的旅途，因此，没有必要注重职业的形式”[1]；只需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条件下，履行世俗的义务。马克斯·韦伯认为，把职业看做“天职”的“职业观”，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天职观的内容主要包括：（1）以劳动作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2）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3）以克尽天职为目标取向的财富观。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个人应该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能为了肉体、罪孽而这样。（4）克己禁欲的行为观念。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认为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

（二）资本主义精神

对于韦伯来说，什么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呢？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借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口说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韦伯认为理性资本主义就是要求人们把争取高效率高质量的劳动成果和不断创造更多的财富作为人生的目的。因而，我们根据韦伯的表述可以把其资本主义精神归纳为以下几点：（1）劳动被作为一种自身的目的来评价，劳动是一种美德和义务。（2）专心致志地谋财致富和从事高利润的贸易不仅被视为个人事业的成功的根据，而且被作为个人美德和才干的一种证明。（3）在经济成功的正当追求背后，存在的是这样一种信仰，即为了追求未来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成功，必须杜绝即时的享受，推迟幸福欲望的满足。（4）在方法论上受到理性支配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实现长期目标和获得经济成功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在本质上被视为正当和合适的行为。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因为这样的欲望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

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对比。韦伯认为前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与传统主义的伦理品质相比，新型的企业家具有确定不移的并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他们有着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他们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用。这些人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1]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资产阶级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经济的成功，它与勉强度日的农民、传统的冒险投机家以及行会师傅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以理性主义为其显著特征，它以新教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

（三）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新教伦理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呢？韦伯认为只有新教的俗世之内的苦行主义才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伦理[3]，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观念影响了天职观的形成，而天职观的精神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可以理解为，禁欲主义产生了天职观的职业观，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又共同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在新教那里，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人生短促，要确保自己的选择，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了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至多为六至八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我们不应阻止人们勤俭，我们必须敦促所有的基督徒尽其所能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节省下他们所能节省下的一切，事实上也就是敦促他们发家致富。当着消费的限制和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天意在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有它所要达到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1]。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以上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人们为了信仰而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金积累重要得多)。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二、对韦伯上述思想观点的评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韦伯过于强调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割裂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野蛮、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之间的历史联系。韦伯把资本主义分为掠夺型、社会遗弃型、传统型和合理型，认为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合理型资本主义是西欧、北美独有的资本主义。韦伯强调，尽管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条件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但合理型的资本主义却独独在欧美兴起，这就不能不归因于精神条件[4]。在他看来,思想文化并不只是经济状况的反映。思想文化因素是自主的,它们能够以同等的重要性同经济因素发生交互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合理地、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要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同样是不可能的。韦伯极力推崇和赞扬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的优越性和独特性，掩盖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扩张性、残酷性[5]。对此我们必须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扬弃。

按照的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精神文化，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离开具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把错综复杂的交互因素归结为单一决定因素，不管是归结为单一的物质因素还是精神因素，这都难免走向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社会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根源于不发达或不充分发达的生产力。与其说韦伯所说新教孕育了资本主义，不如说新教迎合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如果说新教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正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一种体现，但不会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的研究，只是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等精神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并且，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加尔文教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特别强调新教比天主教更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新教也并非从开始就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可能自动地导向资本主义。实际上，或许我们可以推论：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天主教完全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依据。因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天主教同样具备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事实上，新教本身并没有什么自动导向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性质，如果如韦伯所言“宗教上定型的法的统治，是构成对法制理性化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因此也是经济合理化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3]，传统的宗教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障碍，那么，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性就体现在它破坏了传统天主教更为顽固的制度礼仪所设置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层层障碍。再看二战后的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四小龙”经济的崛起等，很难看出是精神因素引致了这些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同样，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也不是单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可加以解释的。我们只有全面地，不仅从社会、经济、政治等角度，而且不忽视精神的作用；不仅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立场，而且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能对历史发展做出科学的解释。惟其如此，才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三、对现实的反思

韦伯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提示了以下事实：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与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同时新教徒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2]。并进而认为新教的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1]尽管韦伯的观点非常片面，过分强调了新教伦理这类精神、文化的作用，忽视(或轻视)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加以鉴别，但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韦伯给后人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现代化关系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6]。研究韦伯提出的问题，可以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7]，进而更全面地思考有利于我们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篇6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103-01

一、原始时期人类的混沌思维与艺术表现

在遥远的史前艺术时期，人类的生活水平相对低下，思维逻辑还处于原始思维，认为万物皆有灵，既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体的，同时又有着强烈的畏惧大自然的心理。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表现形式主要为洞穴壁画、母种雕刻，绘画的主题多为大型猎物如野牛、熊、野猪等题材。从他们作品的表现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早期人类的艺术创作多与人类意识思维的反映、原始巫术、早期宗教密不可分。而此时代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多依靠于自然，这种依靠慢慢变成了一种崇拜，对自然的崇拜。到晚期时期，这种崇拜由原始巫术已演变成为了一种巫术观念。

二、古埃及浓厚的宗教制度、专制体系与艺术发展

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类由石器时代逐步过渡到了农业文明，而当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首先改变的便是生存方式。而人类拥有了耕种、驯养动物等生存技能，人类的生活也由随遇而安变成了定居乐业，城市的概念也逐渐形成，当城市发展成为城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国家也随之形成。在社会结构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是为经济基础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生存方式服务的。因此，从这个逻辑中，我们不难看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乃至宗教、艺术都可谓是服务于统治阶级，反映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王权与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

比如古埃及的绘画，不如说它是一种特定的符号更为贴切。虽然古埃及绘画的风格是抽象的，但它本是熟悉和亲切的。如果用绘画这个现代词来衡量，古埃及绘画几乎没有什么构图科学，无透视可言，其绘画表现手法具有的几个特点。

1、正身侧面率：这也是古埃及极具鲜明的一个特点。为了使任务形象特征更加突出和完整，这同样也是古埃及绘画追求完整性的体现。

2、横带状排列结构：通过用水平线划分画面，并根据人物尊卑安排人物的大小和构图位置。突出法老至高无上王权。

3、填充法：使画面尽量充实饱满，不留空白。

然而在长达3000年的法老王朝统治下，其艺术形式突出表现了服务于统治者需求的功能。在古埃及的世界里，绘画的最高标准不是准求艺术上的完美，而是完全服从并反映统治者的思想和意志，而是追求美化陵墓的环境，为死者描绘出一幅胜似生前豪华奢侈的地下宫殿。

三、古典艺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之维与艺术表现的变化

中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标志着古希腊、罗马艺术衰落，以及宗教艺术的兴起。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在形式语言上，透视、解剖、色彩的固有色体系严格再现，画面内容高度理想化、唯美化、理性化处理，所描绘内容往往与我们的真实生活有一定差距。

当时的欧洲社会文化落后、思想愚昧，是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宗教在世界广大地区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绘画艺术则作为了和神学的表达，强调了所谓的精神世界。

篇7

前言：随着科技技术创新、城市人口增多，人们生活节奏日趋加快，立体化交通体系已成为现今城市及建筑必然发展趋势。而作为城市公共场所、商业活动生发处、艺术时尚文化集散地的商业建筑，想要在有限空间内满足人们多重体验需求，这无疑在商业设计中掀起一轮新的空间革命。

一、商业建筑立体交通体系

商业建筑交通体系犹如建筑的血脉，不仅将人流输送到各个商业功能空间之中，同时还决定了建筑形式与空间架构，并时刻掌控着消费者的集散。而商业建筑立体交通体系主要是结合原有平面交通的思维模式，空间转为立体化发展，利用阶梯、坡道、电动扶梯、垂直电梯等元素支撑主体竖向空间，同时通过通道、平台、廊道等元素架构水平空间，同时增设商业节点、场所、景观、装饰等，为人们创造全新的空间体验。其优点是立体化的交通体系打破各层限制，将主人流导入建筑上层，降低商业空置率，大幅提高商业效益。优秀的立体交通体系特点主要体现为：一方面商业建筑与城市空间达到高度融合，即商业面向城市开放，成为城市重要空间节点组织商业文化活动或融入社区空间营造市民生活场所；另一方面，促进人流聚集，达到了“集客”的商业目的，并结合立体空间创建商业主题，注入商业精神内涵，提升商业品质及知名度[王晓，闫春林.《现代商业建筑设计》[D]，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108页

]。

二、商业建筑“多首层”理念

据统计89.25%的受访者青睐选择首层商业，仅2%的人接受二层或三层的商业。首层商业不仅仅增加商业收益，降低商业空置率，同时扩大了商业步行交通体系，为人们营造新的空间与情感体验。“多首层”理念是指通过步道、缓坡、楼梯、扶梯、连廊、平台等交通元素应用，将地下空间与一层甚至多层步行系统贯通；再结合场所、景观、装饰、采光设计等营造室外空间的感觉，从而达到多首层效果。商业建筑的投资者与消费者最关注的便是首层商业。

（一）多重城市交通体系融合

随着城市日益高度聚集化演变，步行、自行车、公交、的士、私家车、大巴、轻轨、铁路、水路、航空等城市交通系统协同化发展，人们可实现“无间隙出行”[ BRIAN RICHARDS,《未来的城市交通》[D]，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7，第153页

]。与此同时，许多成功的商业建筑在设计之初都考虑将多重城市交通体系与商业融合。一方面，各个交通换乘站可与商业入口或建筑的非首层平面贯通衔接，将大量城市交通人流导引至人流不易到达的非首层，相当于为商业创造了多个首层。另一方面，多重城市交通体系的融合，无疑将商业建筑转变为城市公共空间节点，城市公共活动转变为商业消费行为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快捷、人性化、公共趣味的生活体验场所。

如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NTP）将港铁换乘站、公交站分别与三层平面和一层平面连接，立体化交通体系进一步丰富了空间层次，创造了多个首层，为商业引入大量人流，提升商业内部效益，带给人们快捷的时尚生活、活跃的城市公共生活以及集约的立体空间体验。

跨层交通体系贯通连接

跨层交通体系贯通主要是利用电动扶梯、楼梯、坡道、观光电梯等垂直交通设施跨层连接不同楼层，将人流直接导引人至上层，为人们带来多首层空间体验。

如香港朗豪坊，商业主要由四部分组成（4层美食广场、5-7层零售商业、8-11层零售商业与影院、12-13层屋顶特色餐饮），其中分布了两部直达通天电梯（分别连接4-8层和8-12层)将整体商业贯通在一起，通天电梯将人流直接引至商业最顶层，在通过“回转购物廊”螺旋而下。这种交通体系忽略了商业的层级概念，相当于创造了多个首层商业，不仅空间丰富多变，同时也保持了各层商业的均好性。

三、商业建筑空间立体环流

商业建筑空间立体环流是指商业不仅在平面上形成环流，同时亦在垂直方向贯通整体空间，避免商业死角产生，其流线清晰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同时人们畅游其间又充满着空间的变化体验。立体环流结合空间布局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形式：

梯台交错立体环流

主要是在中庭节点部分利用阶梯与平台交错向上立体延展，而周边环路环绕连通，该空间形式具有明确的向心性，中心梯台构成商业视觉焦点，易于主题性体验的展示。

天津小白楼商业区的海信广场中庭利用阶梯、平台、自动扶梯贯通六层竖向空间，将人流导入上层建筑，避免了商业层级衰弱现象。并结合景观塑造主题体验，其间分布表演平台、星巴克休闲平台以及促销商品销售平台等，同时周边环流空间也自然演变为看台，消费双方及商业交易活动都已演变为移动的景观（如图1）。

（二）“8”字形立体环流：

商业流线无论在水平还是立体空间上都按照“8”字形环流布置，该商业不易产生死角，人流有引导性地导入，同时流动式的立体环流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趣味体验。

北京蓝色港湾的“8”字形立体环流，利用楼梯、坡道、电动扶梯三重交通体系，结合多个场所节点，设置不同的体验主题，如互动娱乐的旱喷广场、表演休息的小型下沉广场、梦幻浪漫的音乐喷泉、艺术时尚的座椅休息区、休憩观赏的看台阶梯，序列性的“8”字流动空间不断掀起人们的情感。

（三）螺旋攀升立体环流：

图1天津海信广场（图片来源：作者自拍）

图2美国旧金山中心（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图3 美国荷顿广场（图片来源：google earth）

其交通体系围绕商业中心呈现逐层螺旋攀升态势，模糊建筑层数概念，商品、消费双方及商业活动如展品一般，博物馆式的商业流线，带给人们既古典又时尚的双重体验。

美国的旧金山中心交通体系犹如古根海姆博物馆一般，依靠弧形电动扶梯、平台等设施，交通呈现弧线螺旋向上攀升，整体风格高雅素洁，为人们带来古典高雅而又奇幻时尚的双重空间体验（图2）。

四、商业建筑细部交通立体化组合

交通体系立体化不仅体现在商业建筑设计理念及空间上，同时也渗透在了建筑细部交通设计层面。在设计中实行立体化组合模式，将建筑细部与阶梯、坡道、自动扶梯等垂直交通构建相组合，一方面充盈了建筑细部的空间层次感；另一方增强了商业的导向性，避免人群流失。

建筑入口立体化组合

商业入口作为商业的门面可以说是消费者内心的第一印象，无论从空间形态、功能需要还是精神寓意上都需要增强其导向性，为商业吸纳更多的人流。美国圣莫尼卡广场，其入口处理与自动扶梯组合，具有将一层商铺将人流直接引致二层，这种交通暗示大大增加了人流的导向性，是入口立体化的常见形式之一。

廊道平台立体化组合

商业廊道平台可谓是商业中的灰空间，其具有交流、展示、游览、休憩及观演等诸多功能体验，是聚拢人气的公共活动场所，在此增设电动扶梯、阶梯、坡道等组合交通设施不仅增强了商业交通的流动性及导向性，同时亦可激发商业活力。如美国荷顿广场中各式各样的廊道平台与多项竖向交通设施立体化组合发展，连通商业各个细部空间，增加趣味性与导向性，同时调动商业内在潜力（如图3）。

五、结语

商业建筑发展至今已超脱了单纯的平面布局，无论从城市发展、空间架构还是消费需求等层面考虑这都是必然的。商业建筑立体化交通体系无疑开启了一轮新的商业空间革命，这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与追求才可完善，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转化，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商业建筑未来的探索与寄托。

参考文献:

［1］王桢栋.沉积过去,连接未来―香港旺角朗豪坊城市建筑综合体剖析[J].建筑学报.2006,12

［2］吕亚妮.大型商业空间导向性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01.

［3］曹杰勇.商业建筑中庭空间设计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1.

［4］冯素云,曹麻茹.体验经济下大型商场公共空间设计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08，5.

［5］兰瑞言.体验式商业建筑的功能定位与设计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大学.2009，5

［6］冯岚.决战商场揭秘实战案例[M].学林出版社.2010,7.

［7］王晓，闫春林.现代商业建筑设计[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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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visual Angle of economics city space view this special commod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s on Chinese urban space landscape features problems in economic analysis of basic conditions and goals, and further expounds the city build a space landscape features problem of market failure reason is the essenc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determine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cost of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also briefly explain the market failure of other reasons.

Key Words: economic analysis, space landscape features, market failure

中图分类号： TU-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背景介绍

近三十的开发建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造成了“千城一面”、“一城千面”的现实状况。1999年国际建协颁布的《北京》以“建筑魂的失色”为题描述了城市面临的困境：“・・・・・・但是，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愈来愈使人与传统的地域空间相分离，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建筑环境趋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遭到扼杀。如何追寻在过去的岁月里曾为人们所珍爱的城镇之魂？” [ 转引自国际建协1999年《北京》及第20届国际建筑师大会上的发言]。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的空间风貌特色问题成为了今天城市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人们日常的户外生活使得城市的空间风貌具备使用价值，而营造空间风貌特色需要消耗劳动，这使得它有了价值，其价值若以货币形式表现主要是保护费、研究费、管理费、赔偿费等等。具备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就属于商品，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下进行配置，然而从其效果来说，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本文希望以城市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城市营造空间风貌特色时市场失灵的原因，这对管理现今城市空间风貌特色失调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研究中国城市空间风貌特色问题中市场失灵的意义

中国城市空间风貌特色问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近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大多城市仍然面临着城市空间风貌特色消失的困境。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以人类就在反复筛选和比较中，最终确立制度的合理运行机制。由于空间风貌特色问题与经济有着密切关系，使得我们必须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考虑，这也就是在此进行经济分析的根本所在。

城市的空间风貌特色虽属于商品的范畴，又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空间不同于一般的资源，这是由于空间风貌与周边环境的相互依存所涉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成本和收益情况比较复杂[ 董慰，城市设计框架及其模型研究；博士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

“外部不经济论”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理论以及庇古《卫生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概念。当一个人或一些人没有全部承担他的行动引起的成本或效益时，就存在着外部性。在此，我们要关注他人承担成本的问题，即负外部性[ 左正强，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构建研究；博士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09]。而市场失灵的核心就是空间风貌的外部不经济性，从而最终阻碍“帕累托效率”的实现，这也正是我们对其进行经济学分析的目的及意义所在。

3市场机制能否解决城市空间风貌特色问题中的“外部不经济”？

最早提出“社会成本”问题的罗纳德.H.科斯认为：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产权界定清楚，通过协商交易，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制度是最适当的制度。根据科斯定理知道，只要明确产权界限和在零交易成本的机制下，我们可以消除空间风貌的“外部不经济”。那么，空间风貌的产权是否可以明确呢？本文认为完全明确产权是做不到的，理由如下：

一、空间风貌究竟在哪些问题上需要明确产权，人们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快速建设带来的城市空间风貌特色问题。

二、空间风貌的产权无法完全明确。有效的产权结构必须具有排他性，即拥有或使用某一产权的全部后果(无论是受益还是成本)都由产权所有人承担，其他人不可能分享，但空间风貌不可能做到排他性。

三、人们是否愿意明确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在经济学中，交易泛指人与人之间建立经济关系的各种活动。交易成本泛指除生产成本以外的经济制度运行成本。明确产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运行方面的相应调整，就减少了交易过程中因为产权不明确、预期不合理而导致的过高的交易成本；又增加了因强制执行和监督实行明确的产权而带来的交易成本。假定前者高于后者，经济当事人就希望明确产权；而当后者高于前者时，当事人就宁愿忍受产权不明带来的损失。

4城市空间风貌特色问题中市场失灵的其他原因

市场失灵是指资源分配的均衡不是怕累托最优。换言之，市场分配是无效的。其形成的原因除上述情况外还有许多，诸如公共产品与免费搭乘、外部性以及空间垄断性。

4.1 公共产品与免费搭乘

市场失灵往往产生于空间风貌非私有的情形。在此条件下，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人来支付空间风貌营造所消费的成本，不愿自己承担。

4.2 外部性的存在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故市场价格不能对产品的生产成本产生影响。科斯定理利用谈判而使外部性内生化，因此，市场价值将被精确反映。但是，空间风貌难以定位准确的市场价值，其原因在于它需要与市场价值相关的大量琐碎的流程以及完全的信息。

4.3 空间的垄断性

按照现行的城市规划体系，空间的权属基本上等价于土地的权属，人们较少考虑到空间独立的“物权”特征，这就导致了各地块内的开发商对各自的空间风貌是极具垄断性的，从而阻断了空间风貌的营造的连续性。

5小结

综上所述，城市空间风貌特色问题中产权不可明确性是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在城市空间风貌特色问题上没有出现科斯定理所预计的谈判，那是因为不谈判是不拥有相应产权、因而必须支付高额交易成本的谈判一方的最佳选择。即空间风貌维持现状，同样意味着产权明确、并考虑到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旷日持久的环境资源问题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市场这一机制并没有伸出那双“看不见的手”。因此，政府部门需要更加积极的努力，寻找更为合理的机制。

参考文献

[1]董慰，城市设计框架及其模型研究；博士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

[2]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出版。

[3]左正强，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构建研究；博士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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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090—02

瓦尔特·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充满了革命性质和批判锋芒，其对艺术生产论进行独特的解读，提倡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这两种美学思想都带有显著的平民色彩。本文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本雅明的生活与平民性

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于文人而言，这样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大抵是相通的。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渗透于其一系列美学著作，如《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的概念》、《歌德的》、《德国悲剧的起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要弄清其美学思想及思想特质，有必要做到知人论事，不妨考察其文之“时”；其人之“事”。

（一）本雅明是一名生在德国的犹太人，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他从一出生就感受到整个欧洲对犹太民族的排斥与憎恨。在其青年时代，因为纳粹的排犹运动，本雅明被驱逐出德国，移居法国，开始了流离动荡的生活。犹太人的身份使其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处于族群上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对于随后萌发其思想的平民性有着相当的作用。

（二）在1919年本雅明以论文《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获得波恩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随后法兰克福大学却否决了本雅明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且评其为“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于是本雅明就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被学院派的学术圈边缘化了。这在很大陈程度上意味着他在精英文化中的话语权是缺失的。这也为后来本雅明思想的平民化做了一定的佐证。

（三）由于未能在大学谋得席位，本雅明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这样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以至于不能养活自己，更不要说家庭了。”[1]P87本雅明有着收藏贵重书籍的贵族癖好，经济困难时，他常卖书换钱，亦长期靠父母的资助接济过活，父母死后，他为了不连累妻小，于是离婚。这样不堪的经济状况，让其在生活中也万般地“平民”，甚至“贫民”。

本雅明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或族群、或学术地位、或经济生活呈现出的平民性特征对于诱发其学术思想的平民性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外部原因。

二、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思想与平民性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论”是本雅明于1936年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古典艺术被机械复制艺术所取代。在本雅明的理论体系中艺术发展史就是技术演变史，复制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艺术裂变的时代。机械复制艺术顾名思义：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的手段，复制出大量的现代艺术品。在本雅明看来，是复制技术推动了艺术的革命。

伊格尔顿有言：在现代商品社会，艺术一方面因其精神文化形态和特质“是与经济基础关系最为‘间接’的社会生产，但是从另一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像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生产”[2]P65—66此话意在说明：艺术既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复制艺术的革命性在于，它不论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都生发了诸多冲击力和影响。

由于复制艺术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人性地将艺术品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人们“借由事物的复制品来掌握事物的独一性”[3]P65于是其就消解了古典艺术的“灵光”，古典艺术所伴生的神圣性、原真性、权威性、精英姿态、距离感、崇拜价值都随着复制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消逝。而这实际上就是复制技术为艺术祛魅的过程，也是艺术趋于平民、世俗的过程。

与此同时，在经济基础层面，复制技术不仅大幅度降低了艺术生产的成本，自然而然却又规模浩大地以平和的、亲和的姿态潜入精英以及普罗大众的视域，并使得大众有可能接近艺术品；而在上层建筑层面，复制技术越是发展，复制艺术越能更到位地关照日常生活，越是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艺术的生产，进而引发艺术功能的变化和大众的反思，于是平等意识和民主思想的显著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恰好印证了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最保守关系激变成最进步的关系。”[4]P72的艺术世俗化、民主化、平民化思想观念。

本雅明对摄影术给予高度认可，以电影为时下最高的复制艺术范本进行理论述说。电影在短暂的历史时间里将大众带入电影院，实现了艺术的集体的共时接受。因为艺术要发挥其政治功能的前提是民众大量地、集体地参与接受艺术。而在欣赏电影的时候，人们所持的状态并不是古典艺术的静观玄想的关照态度，而是悠游散心，是让电影潜入人们的态度，林赛·沃斯特说：“在神情涣散之中，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用来组织世界的，以及被我们的世界所规定的结构是多么脆弱。认识到这些结构的易碎性、可重塑性和易变性，同时还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对构成我们体验的形态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积极地行动起来。”[5]P37一旦行动，艺术的政治功能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由此不难看出：艺术功能的转变及其发挥都带有显著的平民色彩。

三、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与平民性

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不是首创，而是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论证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必须对马克思的该思想加以追溯分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艺术生产”这一思想：“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6]P78在1857年的《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明确使用“艺术生产”这个概念。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而论述了艺术是一种生产活动的思想，把一般的生产区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类型。

受到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启示，本雅明将艺术创作视为同物质生产有共同规律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和过程，亦是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要素构成，且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牵制。本雅明认为“艺术创作是生产，艺术欣赏是消费。艺术创作的‘技术’即技巧，代表着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构成了艺术生产中的艺术生产力。而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则构成了艺术生产关系。”[7]P207艺术生产力决定艺术生产关系。

本雅明认为艺术生产力应该包含作家的思想观念、审美修养与艺术技巧在内，其中艺术技巧即技术是极其重要的。而这又回归到上面的论证了：当下最发达最受青睐的复制技术作为先进的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革命的作用。而这种复制技术本身就带有平民性，自然地艺术生产力也有平民性。其之所以具备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平民群体的胜利。

对艺术消费的考察是其艺术生产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本雅明对于艺术欣赏者即消费者的认识独到而精辟。认为消费者在艺术生产理论模式中是不可或缺的，且应当积极主动参与到艺术生产中来，成为艺术生产者即作者的积极的合作伙伴。消费者与生产者、艺术欣赏者和艺术创作者二者之间是互动的、交流的一种开放状态。这实际上就赋予了更多人的话语权，强化了艺术批判的张力，也就是打破了精英独享话语权的不平衡态势，这就是艺术话语权的平民化表现。

四、总结

本雅明对复制艺术和艺术生产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卓有建树的理论观点。他保持着学者理智而开放、勇敢而包容的态度，这是他追求文化多样、学术创新的体现，是一种精神和实践上的努力。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本雅明的治学理念和探索精神对我们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当然，本雅明思想理论的解读和把握得有个哲学上的“度“的标准，为了更好地建构文化互补互足、多元融合，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刘永谋.本雅明之死[J].读书，2003，（2）.

[2]（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宝译.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许绮玲，林志明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何志钧.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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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O2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地基的存在目的是为高层建筑的稳定性提供保障，其是地下支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键点，所以，在选择地基施工和对地基的安全性进行设计时要做好具体的细节工作，保障地基的稳定和安全，一旦有某一部分出现问题，将极有可能出现高层建筑下沉或者裂缝，以至于出现倒塌，危机居住者或者周边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必须加强重视，切实落实相关的规章制度，做好地基处理工作，进而保障工程的质量。一般来说，地基的土层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人工填土、粘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和岩石等，每种土层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应当结合实际有针对性的进行施工处理，以此来保障地基承受最大的压力。地基在施工过程中的形成有两种，一是天然地基；二是人工地基。在第二种地基的施工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周边环境以及一些基本建设材料的选择等，在符合经济原则的基础上，尽量保证建筑的实用性和高效。

一、高层住宅建筑工程中不同地基的施工处理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首先需要处理好的就是地基的工作，地基在施工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没有一个符合要求的地基设计，即使再美观的建筑也不能保证其安全性。

1.地基施工处理的重要性

前面已经提到，地基是建筑施工中的一个前提性工作，地基关系到以后建筑物的稳定性，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居住者和周边居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甚至影响着社会的稳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伴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涌向城市的居民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有更多的居住房间以便于居住，这就促进了建筑行业的发展。但是，现代建筑存在的一个极为危险的现象就是，在建设居住区的时候没有做好质量保障工作，尤其是地基的选择和施工处理，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信号，高层住宅出现安全隐患首先就是从地基开始的。

2.高层住宅建筑工程中不同地基的施工处理

高层住宅对于地基的要求更高，避免在具有较高压缩性和较低承载水平的软土层中设置，重视土层构造和深埋之间的关系。地下水会对土层承载水平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在粘性土之中，如果含水量不断增加，会导致强度的降低，如果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土层含水量下降，会导致基础的下降。冰冻线是冻结土和非冻结土之间的分界，如果建筑基础位于冻结土层之中，在气候较冷的地区，土层冻胀之后，会拱起住宅，在土层解冻的时候，基础会产生下沉等现象，住宅的稳定性较差。因为城用地十分紧张，导致房屋之间的距离较近，房屋相连或者共同使用一个地基的现象时有发生，或者设置一个变形缝，每个房屋使用二分之一的地基，在很多建设企业和设计企业只重视地基的浅埋水平，如果新建筑和旧建筑之间的间距较小，会对旧建筑产生消极影响。

二、高层住宅地基基础施工质量控制

1.地基基础施工质量控制的要点

首先，测量放线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对高层住宅地基进行测量，以保证能够为之后进行的正式地基施工工作提高准确的数据，进而为工程施工提高技术保障，这是影响工程施工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测量工作的必要性。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保障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有效完成。同时要及时改进测量的工具，使用最新科技设备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其次，对施工材料控制。建筑行业对于材料的要求很高，只有保证了材料的质量才能为工程的质量提高前提，没有合格的材料就很难达到施工的要求，因此在进行正式施工工作之前要严格把握好建筑材料的质量，重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对材料的生产厂家和供应者进行审查，保障材料的质量；第二，对进厂原料进行相关的检验。最后，完善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促进质量控制的实施。保障高层住宅施工质量的关键是建立健全的质量控制体系。[]3通过全员、全过程的质量监控以及施工过程记录、监理等保障高层建筑地基基础施工的质量，为工程质量打好坚实的基础。

2. 地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在对将进行建设的建筑地基进行施工时，如果出现一些操作问题，则极有可能影响之后工程的开展，虽然从表面上看可能影响不大，但其中的却有巨大的危害，因此，必须一次次仔细的检查，对于施工过程中的违规操作行为进行纠正，对于施工人员进行教育和指导。通过工程施工工序交接检控，对整个工程施工过程的质量能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工程施工工序交接检查须遵循若前道工序不合格就无法转入下道工序的施工原则，以此保障工程施工质量。另外，对于操作设备也要做好相应的检查和监控，在进行机械化施工方案的制定和评审时，综合考虑将要进行工程建设的场地、技术、方式等因素，采用最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达到获取最大效益的目的。最后就是要对地基基础施工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让其能够明白一些操作原理和规则，并保证其严格执行，对其在工作中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严格避免可能出现的机械事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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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型社会及循环型社会法

（一）循环型社会

所谓“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按照的观点，社会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中人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产物。从我国古代以及西方各国的词源上来看，社会一词都具有人与人相互联系、相互活动的含义。尽管对于社会一词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在社会的组成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认为它由自然环境、人和文化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或破坏都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故循环型社会应当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符合“循环型”理念的社会，包括经济、文化、管理体制等。

循环型社会是指一种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学原理为指导原则，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都与循环利用资源的理念保持一致，以实现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标的社会。循环型社会有其自身的一些特征。以循环经济为经济发展模式是循环型社会的首要特征。循环经济在生产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自然的承载力，合理获取能量和原材料，优化高效地利用，并通过再循环尽可能将生产加工过程中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重新投入生产和消费。同时循环经济还要求对污染进行全程控制，在工业生产中实行清洁生产，倡导生态工业以及提高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等。这些特点符合可持续发展、和谐性和持久性的要求，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符合循环型社会的核心理念。故此，循环型社会以循环经济为其经济发展模式，并为其发展提供政策、法律、文化和伦理等方面的支持。

（二）循环型社会法

循环型社会法是指为了可持续发展，促进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形成，明确国家（政府）、公众（社会）和企业的权利和义务的，调整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从事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环境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循环型法律制度规范不同于传统法律制度强调的权利本位观，它是一种由全社会来承担义务的制度规范体系，即有政府、团体、企业和公民个人为共享社会、环境权益而分担义务，公平承担相关费用。这种权利义务模式将会改变传统的财产权制度和契约制度的形态。在涉及环境的问题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公平地承担相应的义务。”循环型社会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含环境容量）从事经济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环境社会关系，主要调整的对象是政府、企业与个人。循环型社会的构建需要国家、社会（公众）和企业多方的努力，其中国家（政府）应起主导作用，由于循环经济的科技研发和前期投入很多，很多经营都是微利甚至不盈利的，因此必须强调政府的扶持作用。企业（生产者）是重要的点源污染源，企业内的清洁生产和企业间的物质循环都依赖企业自觉自愿的自律行为，他们是建设循环型社会的主体，公众（社会团体）起到的是监督和参与的作用，同时因为公众是消费主体，是废弃物的最直接的生产者，同时也是面源污染的制造者，尤其是作为消费的废弃物的收集过程中无消费者的协助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也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尽相应的义务。

二、日本《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国内有学者将国外发展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的实践总结为一句话：“其思想源于美国，行动始于德国而兴于日本。”2000年12月6日日本政府制定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是日本建立循环型社会的主要法律。对此法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循环型社会法律体系的了解。《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的立法体例分为三章和附则，共33条。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立法目的

依据环境基本法的基本理念，就循环型社会的形成规定基本原则；明确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企业和国民义务的同时，制定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计划和有关政策；循环型社会推进的同时，确保现在和将来国民的健康和文化生活。

（二）对重要概念的法律界定

“循环型社会”。该法中的循环型社会是指对产品的废弃物进行抑制；当产品作为循环资源利用时规定适当的循环利用方法以资促进；若不能作为循环资源利用时的适当处理方法，以合理利用资源和减轻对社会的环境负荷的社会。“循环资源”和“废弃物”。循环资源是指废物等中可利用的部分。依据该法规定废弃物是指以下内容：废物；使用过的物品，没有使用过的废料（目前正在使用的除外），或在产品的生产、加工、维修和销售过程中，在能源供应、民用工程和建筑业、农业和畜牧业产品的生产和其他人类活动中产生的残次品。

（三）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依靠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该法对它们规定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国家的责任：负有制定和实施有关对策的义务，循环型社会的法律制度规范是由政府引导的具有宏观协调功能的规范。政府主导的内涵，是指政府以市场化的、财政的手段以及非市场的行政力量，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推动、调控和引导循环经济市场化。”地方政府除根据基本原则采取确保实现循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废弃物处理的对策外，根据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考虑到在建设循环型社会方面与国家职能的分工来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对于企业的责任，该法主要规定了排放者责任原则和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

三、我国走循环型社会之路的必要性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保证

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我国的资源禀赋较差，人均占有量少，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存在着越来越大的资源、能源以及环境容量不足的危机。同时，污染的产生与资源使用水平密切相关，我国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低，已经成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障碍。巨大的资源浪费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末端治理方式以从根本上缓解环境压力。发展循环经济强调清洁生产、产业生态化发展、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良性循环，这将会有效地解决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的问题，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竞争力，保障可持续发展。

（二）是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原则的有力保证

循环经济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导，实现自然资源最优利用，生产全过程生态化、清洁化，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在废弃物最少量排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产生社会经济效益的具体步骤。另外，在保护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同时，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统筹、建设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协调性原则的有力保证。

（三）是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循环经济倡导以生态系统为大系统，反对局部割裂地看待和分析问题，提倡根据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其发展战略和政策，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建立生态型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传递关系，打通资源再利用和多次循环利用的通道，大大降低了由于资源储备状况、分布的差异带来的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能够实现区域间的扬长避短、优势互补以及合理的经济交流、合作，有利于消除地区差别，实现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四、我国在构建循环型社会进程中所遇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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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意识形态派

这一学派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进而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其代表人物为钱中文、童庆炳等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之初批判文学工具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13］这首先体现于审美反映论的倡导。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显而易见，在此突出的是“审美”一词。他在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同时，认为“仅仅认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4］这是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较早确认。1986年，钱中文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而且还从“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和“语言、符号、形式的出现”层面说明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骧在《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一文中，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反映”论的要点［16］。概括而言，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把握，作家对生活的反映以其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认识论所认定的那种简单的镜子般的反映与复制。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钱中文的《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在对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梳理与评析过程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两重性”［17］。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1987年，钱中文又发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文，正式确认“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其内涵：“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8］随后，王元骧、童庆炳等人著文积极响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而且被视为此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本质的定义为多种“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如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为高校文学理论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更为系统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认，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以的社会结构学说为立论基础，将文学定位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9］在论及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时，这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见也最多。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的理解，其基本内涵是：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层次构成，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20］第二，论证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之处在于以审美为根本性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性质，“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21］但同时，“文学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其普遍性质，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才是其特殊性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22］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就得以揭示：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它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那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有何具体内涵呢？在《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这篇带有回顾和总结意味的文章中，童庆炳把“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综合起来，阐述了其共通的理论特点和基本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与“复合性”（或“复合结构”）两个方面。至于前者，他认为，“‘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切割为‘审美’与‘反映’，‘审美’与‘意识形态’两部分。‘审美’不是纯粹的形式，是有诗意内容的；‘反映’、‘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它是具体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性质上看，这两种理论是集团性与全人类共通性的统一；从功能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认识又强调情感；从目的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无功利性又强调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这两种理论既肯定假定性又强调真实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复合结构”。总之，“‘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超越政治工具论，又超越形式主义论，它们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包容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23］此外，钱中文也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文学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24］

三、科学派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派”，原因在于“该派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以争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为主要诉求，以推动建设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该派十分强调文学理论概念内涵、体系精神、表达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学性。……明确提出‘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学文、李志宏、金永兵等。这一学派的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学的构建。在董学文等人看来，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构建，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论者认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新方法的引进、讨论和实践，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逐渐明确，理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26］。“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目的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各种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思索，那么就难以透彻地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追求文学理论自觉性的努力也会困难重重。甚或可以说，这些反思性的活动，是理解‘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27］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探索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建立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从当下的文艺学发展现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及文学现实的新变，文艺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界“正经历着对文学理论本体论或本体性认识的多元期和混乱期，有关‘文学理论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理论’的见解，莫衷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8］在此背景下，探讨“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问题，学科命名问题，学科定位问题，学科研究现状判断与发展方向或趋势问题，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边界问题，等等”［29］就成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董学文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文学理论学”的创构。客观地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那么，这一尚未确立的学科将会具有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呢？以董学文为代表的倡导者描绘了一幅“‘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30］。总体而言，“‘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科学’的范围。它要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及其文学理论的对象、特征、要素、范式与变化规则等问题。”［31］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32］。而由董学文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无疑是上述理论构想在实践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董学文提出，文艺学已进入一个“综合”与“创新”时代。对于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而言，寻求和选择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是现实的理论需求，建设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那么，何谓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它有何具体内涵？“‘当代形态’的说法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的。所谓‘经典形态’指的是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据这些表述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当代形态’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现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总结新的经验，把文艺学的面貌再一次新鲜地描绘出来。”［33］在董学文看来，虽然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文艺学“经典形态”本身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新的认识和阐释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文艺学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哲学社会学层次和“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把文学放在社会结构中做历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把作品形态的文学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对置，把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照应起来，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这属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层次。而关于诗学和作品的本体论研究，则属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相比较而言，后者是文艺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建设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就要将研究重点置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对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双向逆反运动的问题，包括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中介机制、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点、审美的直观性问题；二是，创作过程问题，包括艺术思维的具体特征与心理机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机制、文艺的情感机制；三是，作品———文本问题，包括作品的语言、语义、内外结构及符号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风格等；四是，欣赏、消费、接受和交流学问题，包括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机制、阐释机制和流通规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评方法［34］。建设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董学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