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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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知识准备
1.在进行高一化学教学之前,先对初三化学进行复习。使学生对原子、分子、原子结构示意图;化合价的实质;化合价与电子得失的关系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2.在进行氯气化学性质教学时,根据原子结构,分析反应中得失电子、化合价的升降等,使学生既掌握了氯气的性质,又能判断化合价变化、电子转移数目。
第二阶段:氧化还原反应基础知识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学
1.基础教学:起点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学生理解和明确以下两点:(1)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氧化剂、还原剂在反应中的作用;(2)在反应过程中,电子转移或偏移的总数目应相等。
2.练习教学:(1)训练氧化还原反应的两种表示方法:双线桥法和单线桥法;(2)根据化合价的变化确定电子得失及数目。
3.过渡教学:(1)进行确定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中电子得失总数目的练习教学;(2)趁热打铁,引导学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得失的数目必须相等,而每摩还原剂或氧化剂所提供或接受的电子的物质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电子的数目相等,就必须使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物质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而这个比例关系便是化合价升降数目的公倍数。学生理解了这一点,实质上就明确了配平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学:以练习为主,使学生熟练掌握用双线桥表示法分析配平简单的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
第三阶段:巩固、强化练习教学
1.强化训练:(1)在后面各章节的教学中,凡是遇到氧化还原反应,都引导学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练习量。
2.跟踪检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中国目确立改革开放方针以来,国际投资活动十分活跃。到2000年,中国的外资流入占到世界份额的5%以上,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投资占世界份额的0.6%,成为世界第资本输出国。中国在国际投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经过16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即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世界经济的主流中去,中国的国际投资也将会更加活跃、更加扩大。对此,我们必须适时地对我国的国际投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修订,以适应入世后中国的国际投资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一、对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调整选择
众所周知,WTO规则是针对其成员国的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及与服务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交易进行约束规范的,而对各国间的跨国投资并无直接的要求,但它的透明度原则对各国选择制定国际投资税收政策却是有约束力的,尤其是各国依据OECD范本和联合国范本所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对各国的跨国投资税收政策有许多具体的规定要求。在所有的国际税收协定中,都有税收无差别待遇条款,这与WTO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精神是一致的。税收无差别待遇是缔约各方向对方提出的税收待遇要求,它要求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能比后一国的国民相同条件下享受的待遇差,具体包括:(1)国籍无差别;(2)常设机构无差别;(3)支付无差别;(4)资本无差别。在此条款的约束下,各国可以对外商投资提供与本国资本相同的税收待遇或优于本国资本的税收待遇,却不能使外商投资承受比本国资本重的税收负担,否则,会被视为税收歧视,影响国家间的对外投资关系。
(一)对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反思
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税收政策,是依据涉外税收全面优惠原则制定的,其核心内容是对跨国外国纳税人和本国纳税人分别制定两套完全不同的税法,给予前者以全面的、综合的税收优惠,使跨国外国纳税人的整个税负明显低于本国纳税人。显然我国的政策选择并未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相违背,而且对外商投资者提供了远优于本国资本的“超国民待遇”。这种选择在国际上是少有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做当然有利于加速吸引外资,但作为资本输入国,却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和代价。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一直实行这一政策,其间有过一些调整,但两套税制、税负外轻内重的基本格局始终没有改变。随着国内外投资环境的变化,这种多层次、多环节、全方位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的积极作用正日渐消减,而其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却在日益增多。
1.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平等,木利于公平竞争。近年来我国一直投资乏力,内需不足。而外轻内重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外资的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内资的投资回报率,本国资本明显受到歧视,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内资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入世后,国内市场准入政策将大大放宽,外资企业会长驱直入。如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势必会使内资企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劣势地位,难以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
2.造成严重的税收流失。有研究资料表明,中国对外资的税收减让及由此造成的税收逃漏(大量的涉外税收优惠刺激了假外资企业的衍生)每年不下一千亿,这说明我国的引资政策成本相当高。
3.造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自改革以来,对外商投资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内地城市等的差别税收待遇格局。这种地区导向上的偏差,一方面扭曲了外资的地区选择,使整体投资环境原本就优越的沿海省份在吸引外资时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中西部地区有限的资金,因竞相追逐税收优惠也纷纷流向东南沿海地区,更加剧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匮乏,扩大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对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的合理取向
入世前,我国在对外商投资实行全面优惠的同时,尚有一些能够对内资企业予以照顾保护的税收、行政措施。一旦入世,那些照顾保护措施很快会被取消,国门洞开,外资将大量涌入。届时,内资企业将面临与外资企业激烈竞争的局面。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全面优惠政策,内资企业将处于更加不平等的劣势地位,难以生存发展。因此,尽快调整改革现行政策已是势在必行。而政策调整的合理取向应是涉外税收平等原则,即对跨国外国纳税人和本国纳税人在税收上实行无差别待遇,一律平等对待,按照同一套税法规定的相同征收范围和税率征税。这样调整的合理性在于:
1.可以兼顾吸引外资和保护民族产业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决定了我们需要大量吸引外资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还不够高,亟需鼓励本国的民间投资,以发展壮大本国的民族经济。在内资和外资都需要鼓励的情况下,选择平等原则恰可兼顾这两方面的需要。
2.客观认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改革开放的实践已使我们认识到,税收优惠政策虽是大量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它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对外商投资者而言,一国的市场潜力、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劳动力的价格和素质起着更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3.统一税收优惠,规范税收制度,有利于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度。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政策体系,涉及面广、层次多,纷繁复杂,缺乏政策透明度,往往使外国投资者不得要领,这种做法虽然与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不相抵触,但木符合WTO规则中的透明度原则。将现行的涉外税收全面优惠原则改为平等原则,统一对内、对外的税制、优惠,可使税收政策透明规范,会更有利于吸引外资。
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竞争、公平税负,按照涉外税收平等原则设计外商投资税收政策,就可以为中外投资者营造出一个公平、有效的税收环境。因此,调整改革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的思路应当是:
第一,统一地方税。按照涉外税收平等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的不同地方税,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房地产税,改按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以实现与国际接轨;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车船使用税,同时调整税额,改进计征方法;将城市维护建设税进行合理修订,使其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统一适用。
第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1)合理确定纳税人。改变目前内资企业以实行独立核算的单位作为纳税人,按国际通行做法以法人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人独资企业、自然人划归个人所得税。(2)统一税率。鉴于国际上公司所得税税率多在20%-35%之间及周边国家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情况,我国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可实行25%的比例税率,另设20%和15%两档低税率,以对我国众多小企业提供一定的税收保护。(3)统一税基。两税合一后,应在工资福利开支、交际应酬费列支、捐赠扣除、坏账处理、固定资产折旧、残值估价等方面实现统一。
第三,统一税收优惠。(1)按照平等原则,统一设计优惠政策,对鼓励投资的行业和地区,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一律给予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以鼓励公平竞争。(2)统一的税收优惠应以产业政策为导向。今后对国家鼓励投资的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应使内资与外资享受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彻底消除优惠外资、歧视内资的不合理现状。(3)对在西部地区举办的符合国家鼓励的产业,也应不分内外资实行相同的税收优惠,以实现国内市场对内、对外的统一开放,从而诱导国内外资金向西部的转移流动。
在实行涉外税收平等原则的同时,为使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也为了在国际大环境的对比中,使我国的投资环境更具有吸引力,我国可借鉴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制订单独的《引资法》,即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规划、阶段发展目标将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项目的各种投资优惠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样,一方面可给投资者以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可遏制各地区的优惠攀比,从而保证税收政策在全国的统一性。
二、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调整选择
对外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长期以来,由于受对外投资规模的限制,我国的涉外税收政策研究一直限于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和个人方面,而对我国法人居民和自然人居民对外投资所涉及的国际税收政策关注较少。相应地,这方面的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也不够系统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我国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的角度将进一步扩大,发展海外投资,对外输出劳务的项目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抓紧制定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鼓励我国有资金、有技术的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带动设备和零部件出口,发展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以促进跨国资本的双向流动。
我国经济经过20年的调整改革,已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并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到2000年底,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64300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1656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9404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居民的对外投资能力已大大增强。但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要求以及国际税收规范的要求,从税收上来讲,我们应对海外投资实施一种既不鼓励也不限制的政策,而按照资本出口中性原则来设计税收政策恰能符合这种要求。从理论上讲,所谓资本出口中性原则,是指对本国纳税人的国外所得与国内所得适用相同的税率,使其投资地点的选择不受税收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稀缺资源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依据这一原则,我们可对我国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做出如下的安排设计:
1.对国外缴税实行限额抵免。纯粹的资本出口中性,要求对本国居民的国外缴税给予全部抵免,但这样有可能侵占资本输出国的税收利益。因此,各国在采用抵免法时,都实行了限额抵免,我国也是如此。在我国现行的两个企业所得税法中均规定: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据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税率高,本国税率低,投资者会有一部分超限额税款得不到抵免,重复征税将无法彻底消除,从而对资本输出中性会有所偏离。不过采用超限额结转抵免,可使这一问题基本化解。目前,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国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使资本出口中性得以保持。在今后的税法调整改革中,我国应保留这一规定。
一、“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全新背景
21世纪初特别是进入“十一五”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WTO的加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一个转折性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也将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进行。表现在: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发展由受资源和供给约束为主转向了受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般性产品供过于求,需求潜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加工度、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上。
第二,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运行机制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正从破除旧体制为主进入全面推进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
第三,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WTO的加入,开放型经济将得到更快发展。这使我国在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越来越直接地面对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压力更大、更直接。
这一切,客观上要求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必须实行新的战略性转向。
二、“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向
基于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着的国内外环境,依据国民经济发展新阶段和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的要求,“十一五”我国客观上需要在结构调整上实行战略性转向,走向一条不同于常规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种转向主要包括:
1.从先前的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过去的调整是在短缺经济的大背景和国民经济比例出现失调乃至严重失调的状态下进行的,结构性矛盾虽然也表现为供求失衡,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不足,调整的重点放在解决市场短缺上。因此,这种调整多带有应急性质,属于适应性调整,即主要是截长补短,解决供给“缺口”,把各种“短线产品”补上去,其被动性和消极性特征十分明显。新的结构调整是在市场供大于求和商品较为丰富的状况下进行的,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新技术革命的导引和推动下,在与国内外经济的互动中进行的主动性调整,是直接影响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调整,它与过去历次进行的调整是根本不同的。
2.从先前平面的扩张性调整转向纵向的提高性调整。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因而,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供给数量,这种寻求数量增加的调整直接表现为生产低水平的重复,事实上是一种平面的扩张性调整。这次调整强调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不仅不能再进行盲目重复建设,而且还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它直接表现为经济素质的纵向提高性调整。
3.从先前局部的封闭性调整转向全面的开放性调整。新的调整不应当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某个产业的局部调整,而应当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同时,这种调整是在大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调整不但要立足于自己,还要对准国内外市场和未来的发展要求,通过调整更多地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的机会和现代化的“要件”。
4.从先前单纯的刹车式调整转向在发展中调整。过去的结构调整,有时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由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数量扩张,造成经济过热或比例失调时进行的,而经济过热和比例失调主要是由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因此,其实质是把投资减下来,把速度降下来,是“刹车式”停下来调整。这次结构调整是通过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一方面整合原有产业、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促成新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源动力。因此,这种调整是一种“有进有退”的调整,是发展中的调整、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更好、更快发展而进行的调整,也可以说,这种调整为的是很好地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做到在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5.先前以计划为主导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整转向以市场为主导和主要运用市场手段调整。过去的结构调整是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政府行为进行调整;这次调整是以计划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进行的,结构调整要更多的依靠市场机制,而且是以企业为主体的。通过调整,使社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使资源从供给过剩的领域转移到供给不足的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的过程,也是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的过程。
三、“十一五”我国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根据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和要求,“十一五”实行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向,在具体路径的掌握上,有必要明确以下几点。
1.明确结构调整的总体目标。确立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特定发展阶段和发展本质要求的更高层次的结构调整目标,即在过去一般性地“纠偏”、理顺结构关系、促进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明确“十一五”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结构调整新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结构调整目标,就难以把握结构调整的方向、要求和具体路径。
2.明确界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根据结构调整新的目标,“十一五”需要把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定位在产业升级、产业创新和夯实产业基础三个方面。产业升级是对传统产业而言的;产业创新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来说的;夯实产业基础,指的是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得到加强、水平得以提高,产业间和产业链条得到衔接,能有效地避免产业脱节和产业空心化问题。这三个方面抓好了,其他方面诸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投资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调整都会随之得到有效的进行。这里关键是要找到结构调整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解决结构调整“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的问题。
3.实行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的有机结合。在从社会资本增量方面安排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注重更多地通过社会资本存量和产业整合的角度来考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即通过企业兼并、收购、联合乃至破产等形式,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培育一批有规模、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促成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整体格局的变化。
4.坚持市场导向,瞄准市场调结构。在根据既定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进行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同时,把立足点更多地放在市场导向即市场需求包括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上,更多地关注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和潜力。否则,如果结构调整不能对准市场,不与市场相衔接,就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5.坚持用“开放”的思维来考虑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有效超越区域空间界限和时间界限,注重通过引进和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和大集团参与调整,特别是在利用外资方面进行战略性调整,把引资的侧重点从单纯帮助我国“增长”转移到帮助我国“调整”和“提高”上来。“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高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大开放的机制下进行产业重组和强力调整,取决于我国的产业和企业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地融入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潮流。从世界范围看,凡是有产业竞争力的国家,凡是能够实现持续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对外大开放的国家。
因此,争取更多的国内外企业通过资本并购、资本运营和资产重组等方式参与结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同时,需要支持企业“走出去”,到国内外有商机的地方去创业发展,实行跨国、跨省、跨区域经营,这其中不排除有些大型企业集团会根据企业发展要求,把经营总部或业务总部迁徙到经济活跃的处于区域中心地位的中心城市。
6.注重在相关产业领域和环节掌握“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是决定市场竞争力大小的最为重要的砝码,也是产业结构跃升的重要体现。在结构调整中,要通过核心技术的掌握,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和有发展后劲的结构,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产业规模的膨胀和扩大上,以防止形成“组装经济”或“空壳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7.坚持用信息化来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是21世纪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它带来并显示未来产业发展的质态变化,应借助信息化来武装、带动和提高工业化,用工业化来促进和推动信息化,利用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发展层次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让信息化渗透到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之中。
1.要加大财政对教育和科研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科研经费的比重,确保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财政性教育支出、科研支出的增长速度应当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此才能确保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高国民素质与国际竞争力。
2.必须优化教育科研支出的内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教育方面,基础教育基本上属于公共产品,它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提供并保证义务教育是一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经费应全部由国家承担;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更多地具有私人产品性质,费用主要应由受教育者个人承担,财政只负担一部分经费。在科研支出方面,基础科学研究具有纯公共产品的特征,其成果为社会所共享,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因此其经费应全部由财政负担;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是“准公共产品”,具有直接的经济应用价值,在专利制度下可以作为商品出售,财政不应负担经费,或酌情负担一部分,并将其逐步推向市场。
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目前,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的重中之重。
1.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化。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虽然增长很快,但所占比重仍然较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失业下岗职工的增加,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力度。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化建设,把原来隐藏在各单位财务活动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显化出来,转由政府统一征缴资金,统一列入预算,统一管理起来。
2.进一步完善社
三、要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应当在明确政府在该领域的职责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和结构,特别注重加大对农村及城镇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公共卫生支出的公平性。
1.按照全国性公共品和地方性公共品的划分,明确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建立合理的公共卫生支出体系。应当逐步建立起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以市县财政为辅的财政卫生经费供给系统。一方面,越是基本的公共卫生项目,其管理级次应当越高,可由中央或省级财政承担,而特需的公共卫生项目,可由市、县财政承担;另一方面,外部性较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项目可由中央财政负担,并着重扩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而对地方性的公共卫生项目,应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
2.合理确定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和结构,首先要从总量上提高公共卫生支出的比例。
(1)着重扩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规模,保证农村公共卫生的政府投入。一些地方病的死灰复燃和“非典”、“禽流感”等疫情的爆发明显地暴露了我国的卫生防疫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应当进一步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投入,设立贫困地区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加大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压缩一般项目支出,保证疫苗接种、学校卫生、孕产妇保健等重点项目的资金供给。同时,建立对农村公共卫生特别是重大突发性疫情的防御体系和公共卫生用品的储备体系,这种体系的建立直接需要中央财政支持,并设立专项资金。
(2)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农村公共卫生的主要投入者还是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间应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地方政府投入公共卫生领域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超出本地的区域限制,因此,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合理安排转移支付项目,用以平衡地方政府的支付成本,以保障农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
3.增加用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支出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可以分为事前预防准备阶段和事后处理阶段,相应的,事前投入具有投入大、耗时长、见效慢等特点。因此,要正确认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合理分配事前投入和事后投入的比例,加大财政用于事前防范支出,减小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和事后重建成本。加强公共卫生信息网和预警系统的建设,尤其要注重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等事前制度建设,防止新的流行病和疫情在农村爆发。此外,要明确各级政府在突发性卫生事件中的支出责任,事前支出的主要任务是预防监测,其支出责任应以属地为主,即由本级财政承担,同时上级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其正效益外溢性进行成本补偿;事后支出的主要任务是应急处理和对事件的平息,这一阶段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支出责任,中央政府要通过一定规模的专项转移支付来分担下级政府的支出责任。
四、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己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经济的首要前提。因此,建立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己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政府要以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为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鼓励社会投入的同时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继续支持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启动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和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使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结构中一项重要内容,环保资金要用来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控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安排财政支出时,要优先保障政权和法制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法制的健全,是市场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只能由公共财政予以解决。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要在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有重点、有顺序的进行。在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还要区分轻重缓急,集中资金,确保重点支出项目。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可集中的财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按照“先吃饭,后建设”、“先维持,后发展”的原则,统筹兼顾,量力而行,有选择地保障急需的重点支出。要在财力可能的情况下重点支持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和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财政支出的重点由经济建设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研究目转向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逐步实现由“生产型社会”向“福利型社会”的转变。会保障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全面推行医疗保险改革,完善失业救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彻底打破城乡、所有制和劳动者身份的界限,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具体来说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