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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会计审计界对“受托责任”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对“委托”也并不陌生。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多见于理论结构整体框架中对审计产生动因的分析，对多角度审计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独立审计领域，而审计关系的研究对审计主体的行为选择、审计目标、审计质量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从权责对等的角度对审计关系中的受托责任与委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审计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受托责任论：国内学者王光远(2004)认为，一般受托责任关系涉及两个当事人。一个是委托人(princi.pal或theaccountee)；另一个是受托人(theaccountor)或人(agent)。委托人将资财的经营管理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接受托付后即应承但所托付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受托责任。外部审计的发生与发展以组织外部的受托责任为基础，而内部审计的发生与发展则以组织内部的受托责任为基础。林钟高等人(2002)认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揭示独立审计需求的本源。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因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蔡春(2001)认为，审计的本质目标即是确保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项俊波(2002)、尤家荣(2002)认为审计是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产生的。

Tom．1ee(1993)认为，受托责任产生了审计，审计正是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的手段。David.flint(1988)明确指出，审计是为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审计人员和审计策略的制定者的责任是：不断发现什么是社会需求，社会对独立审计赋予什么期望，并在实务和经济限制的范围内，努力满足社会需求。

委托论：孙铮、姜秀华(1997)将委托理论引入民间审计的研究中，深入分析了委托关系与民间审计质量、收费等的关系。郝振平(2000)认为，审计关系是指一项审计行为必然涉及的审计人、被审计人和审计授权人或委托人三方之间所形成的经济责任关系。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构成一种关系，与审计人构成另一种关系。由审计委托人、审计人和被审计人构成的多人关系中，审计委托人和审计人的关系以审计委托人和被审计人之间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和必要条件，这和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理论对审计产生和存在的解释是一致的。

Antle(1984)，Baiman，Evans，andNagaraian(1991)运用静态多人道德风险模型；ChiWenJevonsLeeandZhaoYangGu(1998)则建立了动态多人道德风险模型。WattsandZimmerman(1986)也引入了理论进行分析，解释了对审计师独立性的强调和会计职业协会以及大型审计事务所的存在理由。

三、审计关系的理论分析：受托责任还是委托

(一)受托责任与委托的涵义

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也译为受托经济责任，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以下引用一些权威性解说加以分析。日本《新版会计学大词典》认为，受托经济责任即是一定的经济主体赋予其财产管理者保管和运用所有财产的权限，并要求他们负起管好、用好这些财产的责任。美国总审计局认为，政府的受托经济责任是指受托管理并有权使用公共资源的政府和机构向公众说明其全部活动情况的义务。加拿大审计长公署认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指对授予的某项职责履行义务，作出问答，它假设至少存在两方：一方赋予职责；另一方接受这一职责，并承担责任，对履行职责的方式作出报告。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认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指授予一个被审计个人或实体的责任，显示他已经根据资金提供者的条件对委托给他的资金进行了管理或控制。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认为，公共经济责任意指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个人或当局报告资源管理情况和说明其履行所承担的财务、经营和计划责任的义务。《科勒会计师词典》对受托经济责任的解释是：(1)雇员、人或其他人员定期地令人满意地报告其是否按照授权行事的义务；(2)以货币形式、财产单位或其他预定标准来计量对他人承担的责任或义务；(3)按照法律、规则、协定或惯例的要求证实完善的管理、控制或其他职能的义务。

从以上解说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点：第一，受托责任的主体，即委托人包括“一定的经济主体”、“公众”。第二，受托责任的客体，即受托人包括“财产管理者”、“政府”、“被审计个人或实体”、“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个人或当局”、“雇员、人或其他人员”。第三，受托责任的内容包括“管好、用好财产”、“管理使用公共资源”、“履行义务、作出报告”、“管理或控制资金”。第四，受托责任的本质是“责任”或“义务”。这里的“责任”即行为人的“份内之事”。“义务”处于一种与权利相对应的被动的法律地位，在汉语中，义务一词的文义有“按义理务必应做之事”的意思。

委托是理论中的概念。Coase(1937)是这样描述人不同于“仆人”或“雇员”的：“仆人有义务向主人或为主人的利益向其他人提供个人服务，否则这种关系就是一份商品的出售合同；主人有权亲自或通过另一个仆人或人控制仆人的工作。而人在工作或提供服务上并不受雇主控制。他必须计划和管理自己的工作以提供合同规定他提供的成果。Batt教授进一步指出：把人与仆人区别开来的并不是是否存在固定工资或所完成交易的佣金，而是人进行工作的自由。”

自从Coase(1937)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后，西方涌现了大量研究委托关系的文献，人们引用最多的是Jensen、Meckling(1976)认为“关系是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如果这种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还应注意到，即使不出现明显的委托一关系，只要在任何场合包含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合作性工作，就会出现成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成本的定义及其对企业理论的重要涵义包括了这种关系，该关系与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在有关企业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班组生产的逃避责任和监督问题很接近。”

从以上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委托关系的本质是契约关系。第二，委托双方是权责对等关系，即接受“决策权”，“履行某些服务”。第三，委托关系中的人与雇员或其他人的根本区别是“自由”，即委托关系中的人按照合同规定提供劳动成果是自己“计划和管理”的，是“不受雇主控制”的；而仆人、雇员或其他人是“有义务的”和“受雇主控制的”。

(二)审计关系的理论分析

审计关系是包括审计委托人、审计人(审计受托人)、被审计人的三方关系，其中包括双重关系，其一是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的管理或经营关系，其二是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的审计关系，以下分别简称第一种关系和第二种关系。

按照审计领域不同，我们把审计划分为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在国家审计领域中，审计委托人是代表公众的立法或行政机关，审计受托人是审计机关，被审计人是履行公共职责的其他国家机关或使用国有资本的企业。其中在第一种关系中，受托人“管理使用公共资源”履行职责，是其责任和义务，因此审计委托人与履行公共职责的其他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是受托责任关系(国有资本作为国家股投资的除外)；在第二种关系中，审计机关履行部门职责对被审计人进行审计，也是责任和义务，因此审计委托人与审计机关也是受托责任关系。

在社会审计领域中，审计委托人是“所有者”、股东或股东代表，审计受托人是会计师事务所，被审计人是“经营者”。其中在第一种关系中，“经营者”履行受托经营职责，享有经营决策权，其在工作中是“自由的”、“不受雇主控制”的，双方是权责对等的契约关系，因此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是委托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审计人按照与审计委托人签定的“业务约定书”提供服务，取得审计收费，显然他们之间是委托关系。

在内部审计领域中，审计委托人是“所有者”、股东或股东代表，审计受托人是单位内审部门，被审计人是“经营者”。其中第一种关系与社会审计的第一种关系相同，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是委托关系；在第二种关系中，单位内审部门履行部门职责进行审计与国家审计类似，因此审计委托人与审计机关也是受托责任关系。以上审计关系可用表格列示如下：

首先，审计关系中无论是管理关系还是审计关系，无论是受托责任关系还是委托关系，都存在的最根本的共性问题是成本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作为“经济人”，各审计关系主体都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其次，审计关系中又存在着各有侧重的个性化问题。如在受托责任关系中，由于只强调了责任和义务，存在权责不对等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应注意调动审计人的积极性，做好监督与激励的制度安排。在委托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市场的问题，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审计市场等的市场失灵、诚信缺失、低价揽客甚至审计合谋等问题，对此要侧重于培育外部市场、有效的审计市场以及构建合理的委托关系等。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归纳起来，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加快培育外部市场，建立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在对审计风险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较大经营风险是导致审计风险的首要因素，因此企业经营状况、经营者人职责履行情况，即管理关系的有效履行对降低审计风险、充分发挥审计的职能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成熟的外部市场能够完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管理关系，对经营者起到有效的监督约束作用。外部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经理市场、接管市场等。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流通股比例较小，外部监督弱化，投资者不够成熟，投机气氛较浓，资本市场对经营者的压力不够；董事会成员和经营者大部分是通过行政任命的方式产生的，经理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股权转让往往通过协议转让或行政划拨的方式进行，兼并、收购和接管等市场机制尚未发挥作用。因此应加快培育外部市场，将竞争机制引入对经营者的任命，使得外部市场监督约束机制对经营者形成足够的压力，促使其认真履行人职责。

(二)培育对高质量的审计需求，建设有效的审计市场

众所周知，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审计只是服务于国企改制的工具等制度性原因，上市公司质量不高，缺少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甚至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导致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降低审计质量以维持市场份额。对此政府应加强监管，引导建立审计质量评价体系，加大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违规惩处力度，健全民事赔偿制度，同时加强对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约束，建立对上市公司的信用机制的激励，多角度培育上市公司需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的有效的审计市场。

(三)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造就合格的审计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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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StatisticalCharacterizationofGeometricDistributions

QuzhouUniversityofBroadcastTelevisioninZhejiangProvinceLuoLi

Abstract:Wemakeadetailedstudyofusingtheorderstatisticstodepictthegeometricdistribution.Thefollowingtwoconclusionshavebeendemonstratedinthepresentpaper.First,ifthereexistssuchthatisindependentoftheeventand,thenisgeometric.Second,ifthereexistsasuchthatisindependentoftheevent{}and,thenisgeometric.

Keywords:Thegeometricdistribution,statisticscharacteristic,ordercountam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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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6：设对同及独立，则对有。

注：文献[2]中对k的限制为，事实上从证明过程上看可以放宽为。

引理7：，由二元方程：

可得如下结论：(1)当时，对中有根；当时，对中有根；(2)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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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k为奇数时，

令

即。所以，不论k是否为奇数或偶数，都有，即对单调下降。

此与矛盾，进而假设不成立。

所以对(或)有，则一定存在s0有.进而只有在时，才有及对一切的（正整数）.进而，.即X1服从几何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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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背景、显著特点及重要意义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自2002年4月1日起，该《证据规定》已开始施行。《证据规定》的颁布施行，是民事审判乃至整个民事诉讼领域中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必将对我国的民事司法制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平心而论，人们对证据制度改革的企盼，特别是民事诉讼理论界所期待的证据规则，却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的《证据规定》，而是国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急于出台这一《证据规定》，亦有其较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现实条件下所采取的“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

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证据可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就要求《民事诉讼法》中必须具有比较完备的证据制度。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却极不完善，主要表现是：《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很不合理，例如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只有区区12个条文，根本无法涵盖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应有的丰富；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中，对证据问题又作了9条解释性规定，并且其他有关和司法解释中的个别条款也对证据问题有所涉及，但就总体而言，这些规定都是零零碎碎的，在内容上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甚至合理性。因此，这种“粗放型”的立法必然会导致司法实践中在诸多关涉证据的问题上，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均缺乏明确的规范可供遵循，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各自适用畛域不清；举证责任分配的界限不明；当事人举证的保障机制欠缺；证人作证制度有欠合理；质证制度尚属缺漏；法院对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缺乏透明度，等等。显然，现行立法规定的不足在客观上要求从立法上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予以完善。

另一方面，从近年来法院系统所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实践来看，证据制度的缺陷已经成为制约改革向纵深的一个瓶颈问题。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最初的动因在于试图通过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来解决因民商事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与法院的审判力量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以便缓解法院及其法官调查取证的负担，提高诉讼的效率。但是，由于举证责任制度在证据制度中所占的核心地位以及证据制度本身在整个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因而举证责任制度的改革必然会牵涉到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的关系，质证制度、认证制度，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权限等各方面的庭审改革问题，并进而波及到整个民事审判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改革。而这些制度的改革又反过来对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种情况下，各地法院便纷纷突破现行证据立法的规定而出台了自己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这些证据规则既不是国家的法律，也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围，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成为各地法院自己的“民事诉讼证据法”，并在其审理案件时大行其道，造成了证据问题上极其混乱的局面。因此，完善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以便规范法院的审判行为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发展，便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从国家立法机关的视角来看，在近期内制定民事诉讼证据法典或者统—的证据法典却不大可能，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的条件亦不成熟，因而在司法实践的层面上就产生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即证据规则的粗陋不堪与审判实践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制定统一的、相对完备的证据规则，以便尽快消除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混乱状态，并为法院和当事人提供据以遵循的明确、具体的证据规范，就成为最高人民法院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实践性课题。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9年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即提出，要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2000年则将民事诉讼证据问题分解确定为22个重点调研课题；2001年又将起草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作为五项重点改革措施之一。经过广泛调研和论证。最高人民法院遂于2001年底制定和公布了《证据规定》这一司法解释。[1]（P410）

就总体而言，《证据规定》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吸收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些合理成果。二是借鉴了国外民事诉讼证据立法和理论的合理成分。三是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规范。

从《证据规定》的出台背景和主要特点可以看出，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现实地满足了审判实务的客观需要，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查证、质证、认证诸过程提供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行为准则。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证据规定》本身远不是尽善尽美的，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内容显然突破了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合法性亦是值得怀疑的。因限于篇幅，以下我们仅就《证据规定》中的“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问题分别作一初步的评析。

所谓举证时限，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用以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的，则将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的诉讼制度。证据交换乃是指开庭审理之前，在受诉法院审判人员的组织和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彼此交换己方所持有的证据材料的制度。设置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目的是为了促使当事人适时地提出证据并让双方当事人彼此知道对方所持有的证据，防止诉讼突袭，以便实现诉讼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对于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1991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规定。《证据规定》对这一问题所作的突破性规范，同样是基于诉讼实践和审判方式改革的紧迫需要，当然，与近几年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学界的极力倡导也有很大关系。

二、关于举证时限制度

对于当事人举证的期限问题，《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一款“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之规定和第179条中“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时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条款，理论上和实务中一般都认为，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也即当事人不仅可以在庭审前提出证据，而且也可以在庭审过程中提出新的证据，不仅可以在一审程序中提出证据，而且也可以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从民事诉讼实践来看，“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确实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其一，容易造成“诉讼突袭”现象的发生，有违诉讼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其二，阻碍了诉讼效率的提高，致使很多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审结；其三，客观上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支出，并导致人民法院大量重复性劳动，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其四，破坏了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损害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为了克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弊端，以便调动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防止“证据突袭”及提高诉讼效率，对举证时限作出规定，改“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就成为各地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鉴于上述立法疏漏和实践中的问题，《证据规定》在对《民事诉讼法》第75条第—款“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之“指定期间”作扩张性解释，并对《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一款“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之“新的证据”作限制性解释的基础上，本着“证据适时提出主义”，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一定期间内举证，否则即发生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扩张性解释还是限制性解释，实质上都是对《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的—种突破。然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又确实具有“完善”和“补充”《民事诉讼法》的功能和作用。具体而言，《证据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举证通知书的送达与举证时限的确定

《证据规定》第33条包括以下3款规定：（1）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2）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3）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

根据上述规定，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是人民法院的一项义务，其切实履行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了解举证的重要性，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特别是在规定有举证时限和逾期举证即发生证据失效之效果的条件下，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并在举证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有关举证的事项和法律后果，更是显得尤为重要。至于举证期限的确定方式，根据《证据规定》第33条第二、第三款的规定，既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予以指定。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是：第一，《证据规定》第33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举证通知书中告知当事人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但第二款又规定当事人可以协商一致确定举证期限，两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其实比较合理的作法应是在举证通知书中作出规定，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举证期限或者在其不能协商一致时适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第二，根据上述规定，送达举证通知书是人民法院的一项义务，但是如果人民法院没有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证据规定》并没有予以明确，而这一点对当事人来说恰恰是很重要的，否则，其诉讼权利将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第三，在由法院指定举证期限时，其期限不得少于30日，但是根据《证据规定》第81条，这一指定期限不适用于依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二）举证时限的重新指定

《证据规定》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上述举证时限规定的限制（指第33条、3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证据规定》规定在此情况下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的理由在于：诉讼请求的固定与争点的确定直接相关，在开庭审理前，通过原告的状、被告的答辩状以及开庭前进行的证据交换，已经固定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固定了双方提交的证据，从而固定了诉讼请求。但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如果人民法院作出的认定与其不一致时，本案的案由就发生了变化，在此情况下，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证据规定》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其诉讼请求。然而，如果当事人变更了其诉讼请求，则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和证据体系也就发生了变化，故有必要重新指定举证期限。[1]（P203）对于上述规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个问题是：其—，在上述情况下，只规定了法院可以重新指定举证期限，那么此时能否允许当事人通过协商来确定举证期限呢。其二，法院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时，在告知方式上是口头告知还是书面告知？其三，在内容上，合议庭是应当准确无误地告知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还是只能告知当事人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之可能性？理解不同，结果迥异。我个人认为，前者无异于先定后审、本末倒置，后者方为顺理成章之举，既符合认识，又满足了诉讼之需。

（三）举证时限的延长

《证据规定》第36条对举证时限的延长问题作了规定，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我个人认为，对于某些案件来说，举证期限的延长与再次延长固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对上限未作规定，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它有可能被一部分当事人不当利用以拖延诉讼。

（四）举证时限的法律效力

举证时限的法律效力是举证期限制度的核心部分，没有关于法律效力的规定，举证期限的指定和商定就很难具有约束力，因此《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也就是说，举证期限具有强制性，当事人必须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有关的证据材料，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的，即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在举证期限过后，即使再提交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原则上也不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除非对方当事人同意。

另外，《证据规定》第34条第三款还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这里将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及提起反诉等行为限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为之，目的在于尽早固定诉讼请求、确定争点和提高诉讼效率。这一款规定将《民事诉讼法》第126条中关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增加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以及第52条中关于变更诉讼请求的时间点提前到了举证期限届满之前。还须注意的是，一方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时，举证期限是否有重新予以指定之必要？《证据规定》对此没有涉及，似乎是采取否定态度，但从保护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观之，则显然有必要重新确定举证期限。

三、关于证据交换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交换制度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两项重要，二者彼此关联，相互补充，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会使审前准备程序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开庭审理前，双方当事人彼此交换各自所持有的证据，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可以借此整理和明确争点，为开庭审理的顺利进行作好准备，以提高诉讼效率，此其一；其二，可以防止诉讼突袭，促进诉讼公正的实现；其三，对于一部分案件来说，可促使当事人在审前达成和解，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和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

对于证据交换，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规定有较为完备的发现程序和证据开示制度。《证据规定》关于证据交换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国外民事诉讼立法中证据开示制度的结果。实际上我国证据交换的做法同其他改革举措一样，也是源自司法实践。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初期，为落实公开审判原则、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强化庭审功能，很多法院推行了所谓“一步到庭”的改革。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却又发现“一步到庭”的做法存在很多弊端。其中主要是削弱了审前准备工作，不仅不能使庭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导致了诉讼迟延，且不利于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故此先后弃用“一步到庭”，转而加强和充实审前程序的改革，证据交换制度和举证时限制度即是审前程序改革的核心内容。就立法来讲，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关于证据交换的规定，最早对证据交换有所涉及的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5月下发的《全国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明示：“开庭前，合议庭成员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交换、核对证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开庭时经当事人确认后可不再核对、质证。”1993年11月制定的《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5条及1998年制定的《审改规定》第5条，对证据交换问题亦作了简单的规定。与此同时，很多地院在其所制定的有关审判方式改革的“规定”或“证据规则”中也涉及了证据交换问题，在各地经验、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证据规定》对证据交换的适用范围、时间、次数等问题都作了规定。

关于证据交换的适用范围，《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了两种情况：（1）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这一点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2）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

关于证据交换的时间，《证据规定》第38条明示：“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为举证期限届满之时。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另外，根据《证据规定》第40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

关于证据交换的进行，《证据规定》第39条要求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关于证据交换的次数，《证据规定》第40条第二款规定：“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这样规定，既可以防止诉讼滞延，又可以满足特殊之需。

四、“新的证据”之界定与举证时限、证据交换的关系

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证据，否则其证据即不被法院采纳，从而发生失去证明权的法律后果。这种后果对当事人来说是极为严重的。因此，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当事人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新的证据（例如在举证期限内当事人确实因为非属于自身的客观原因而不能提供有关证据等情况），那么对该当事人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79条还规定当事人有新的证据时可以申请再审，因而如果完全禁止当事人在开庭审理时提出新的证据，那么显然会造成司法解释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直接发生尖锐的冲突。但如果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完全不加限制，则《证据规定》关于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的规定就会从根本上失去意义。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125条和第179条中的“新的证据”加以限制性解释的方式，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隐性”的“修改”，从而避免了直接的冲突，并使得其与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相互协调。

（一）《证据规定》关于“新的证据”的范围界定

《证据规定》第4l条宣示：“《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2）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证据规定》第43条第二款又规定：“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

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规定》第44条解释为：“《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对于上述规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是：第一，如何理解和把握“新发现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仅仅是指当时在客观上没有出现的证据，还是指既包括客观上没有出现的证据，也包括客观上虽然已经出现但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道其已经出现的证据？我个人认为，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应当以后一种意见为妥。第二，《证据规定》第43条第二款似乎与第41条第（1）项的后段相矛盾而没有予以规定的必要。因为两者适用的前提都是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不能提出该证据，只是在用语上，第41条第（1）项规定“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第43条第二款则规定“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而所谓“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应当是指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而不包括主观原因。但是在适用结果上，第41条第（1）项不加限制地当然属于“新的证据”的范围，而第43条第二款则附加上“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之限制条件，并且规定仅仅是“可视为新的证据”。对于如何区分以及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分别适用这两款规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所著之《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并未作出诠释。①事实上，在实践中是很难对其予以明确区分和恰当操作的。第43条第二款之规定只会使法院在“新的证据”的认定问题上产生混乱的局面并与第4l条第（1）项的规定相矛盾，而不会有任何益处。第三，人民法院自己或者人民检察院能否以存在“新的证据”为由而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并依法提起再审程序？如果允许，又怎样界定其“新的证据”的范围呢？如果不允许，再审制度又该如何予以改造呢？这一点显然涉及到再审制度的立法修改，而远非《证据规定》所能解决的问题。

（二）提供“新的证据”的时间

根据《证据规定》第42条和第44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申请再审时提出。

（三）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之法律后果

《证据规定》第43条第一款明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这一规定与《证据规定》第34条关于举证时限的效力和第4l条关于“新的证据”的界定在内容上彼此联系，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

（四）提出“新的证据”所引发的法律后果

提出“新的证据”除对案件本身产生相应外，根据《证据规定》第46条，还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后果：其一，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其二，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篇4

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寄托了全部的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作为班主任，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心，怎么能带好班，教好学生？怎么能对得起家长对我们教师的殷切期望？因为班主任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未来的影响，是任何一位普通任课教师无法企及的。

每次接班，笔者总是深入了解，仔细观察，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举个很小的例子：新生入学，基本上是今天拿到学生的材料，明天学生就到校报到。而就在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内，笔者把班级中一半以上的学生姓名和主要特点已经牢记在心，第二天学生到校时，直接叫出姓名，学生感到奇怪，家长感到欣慰。“这个班主任有责任心，很关心我们的孩子，孩子在这个班级很好，我们很放心”这些话是每次接班时家长们讲得最多的。笔者听了以后也非常欣慰，这说明家长是认可笔者的工作的，这也为以后更好地和家长配合教育学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换位思考

现在的孩子很难管理、很难沟通，因为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他们比较容易冲动，情绪化，很容易对立，以至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和原来的做法一样，很容易把小孩推向另一边。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笔者经常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其实就是换一种立场看待问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冲突，从而获得新的理解，做出与平时惯常思维下不一样的行为。

比如说，在比较炎热的夏天，笔者便站在学生这个方面去考虑：是否很热而影响听课效率；是否很困而影响听课效率；教师应该采取各种方式方法来增强学生的听课效率。笔者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告诉学生，他们非常理解，也非常地支持和配合，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再比如说，有个学生经常迟到，笔者也尝试了很多方法进行教育，可是效果不是很明显。于是那天早晨他再次迟到，笔者只是过后和他一起坐在办公室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他：假如我是你，家离学校这么远，早上又想多睡一会儿，我也会迟到的，不迟到好像有点困难；假如你是我，看见班级的同学早上经常迟到，肯定也会很生气；假如你是班级的同学，看见有人经常迟到，为班级的荣誉摸黑，肯定也会看不起这个人。这次，笔者看见这个同学的面部表情和以往不一样，非常有悔意。第二天，这个同学给了笔者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非常令人感动，“老师我错了，我辜负了您以前的教育，昨天你和我的谈话没想到是这样的，放心吧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再迟到的话太对不起您了……”。果然，这个同学再也没有出现迟到这种现象了。

有一次我们（7）班的生活委员在收取一个月的饭钱和水费时，人比较多，钱又要找进找出，到最后缺一百元。生活委员非常着急，回忆了很多场景，就是想不起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生活委员笔者是很放心的，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一般来讲，这个一百元是不可能找回的，笔者也是基本不抱任何的希望，准备自己拿一百元补齐算了。这时候班长站了起来，对着全班同学讲“同学们，大家想一下，生活委员很不容易了，每个月都要收取饭钱，很辛苦的，假如你是她，也许你每次都要出问题，我们大家不妨换位思考一下，我建议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时同学们都议论开了，都在积极地回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这时有一个同学说，他好像看见小李同学交钱的时候，生活委员少拿了一百元，应该是这个所导致的。而这时候的小李同学也说了，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交钱的时候人比较多，生活委员那里钱又比较多，可能弄错了。于是立刻把钱包拿了出来，一看，立刻叫了起来，“哦，是我少交了一百元”。我看到这里，很欣慰地笑了，这些学生真好，平时没有白教育。

教育中的换位思考，要求学生跳出自我本位意识，从教师、从同学、从集体等多个角度，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让学生、教师变换惯常的角度看问题。它有利于走出自我，与他人融洽相处，使集体团结、和谐；有利于开阔心胸、开放心态；它有利于班集体建设和更有效的管理。

三、激励机制

激励能促使学生产生学习满意感，它表现为学习带来的愉快；学习上的成就感；由于良好的成绩而得到奖励；对自己将来学习的一种期望等等。由于激励因素的积极作用，笔者在平时的班级管理中制定激励制度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仅利用外部因素，如社区资源、社会实践活动等等，更重要的是用精神鼓励等内部因素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尽量多的同学得到成功的乐趣。于是笔者就多搭舞台，多创造激励的机会，让学生体验成功，使得学生走向成功。

在日常的管理中，笔者把管理分割成若干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获得成功，笔者也达到了自己的管理目的。比如班级大扫除，笔者并没有说今天我们要大扫除，而是说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小组协作的乐趣。于是笔者把班级分成若干地方，同学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所属领地愉快地和同学们一起劳动，又快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同学间的协作得到了锻炼，同时也获得了成功，而笔者也达到了目的。以前笔者曾带过一个班，有部分同学作业马虎、字迹潦草。笔者便在班级里搞了一个活动，让全班同学评比作业，评出几个名次过后给予奖励和表彰，并号召其他同学像这些同学学习。很自然地，作业马虎的同学便像这些同学学习，作业有了一定的改观。

激励的形式有多种多样，班级表扬、学校大会表扬、同学介绍学习经验、升国旗、各种荣誉的表彰等等。在班级管理中，笔者尽量使每一位学生都有展示自己好的一面的机会，笔者也非常注重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的机会。

班级管理都由一些琐碎的事情所构成，可是我们绝对不能马虎。班级管理的精髓是“理”而不是“管”。“管”只能管事，只能治标，但是“理”要理人，能够治本。在班级管理中，只要精于“管”，重在“理”，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管理班级。笔者还是信奉那句话“在所有的主任中，权力最小的是班主任；责任最大的还是班主任”。

参考文献：

[1]张金秋.管理得法才有效[J].基础教育参考，2008(8).

Abstract:Innewages,itishardtocarryouttheworkofstudents’ideologicaleducation,especiallyfortheworkofteachersinchargeofclass.Teacherinchargeofclassisorganizer,educatorandguiderofclasscollectiveandthetieofconnectingschool,societyandfamily.Theworkofteacherinchargeofclassdeterminesthequalityofschools’moraleducation.Startingofffromtherealityofclassmanagement,thispaperexpoundshisreflectiononthework,hopingtotheworkofteachersinchargeofclassisofeffectivenessanddirection,thustoachievebetter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