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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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海洋经济转型思路

一、发展条件与重大意义

(一)发展条件

1.港口优势得天独厚。宁波港口岸线总长为1562公里，占全省的30%以上，其中可用岸线872公里，深水岸线170公里。现有生产性泊位300多座，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60多座，已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港口通航。2010年完成货物吞吐量居大陆第2位、全球第4位，完成集装箱吞吐量居大陆第3位、全球第6位。港口岸线资源既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性资源，也是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最为独特的优势和载体。

2.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丰富的岛、涂、渔、景、油等海洋资源，组合优势明显，适宜规模化、基地化开发。岛屿资源良好，共有500平方米以上海岛516个，约占全省的1/5，岛屿面积524平方公里，岛屿岸线长758公里。滩涂资源充裕，拥有可围滩涂资源约140万亩，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34%，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象山港内、大目洋沿岸和三门湾北岸4大片，围垦开发条件优良。渔业资源优良，紧邻中国四大渔场之一的舟山渔场，象山港是具有国家级意义的大渔池。海洋旅游资源优越，滨海地区具有滩、岩、岛三大特色，主要集中在象山港内和象山县沿岸。油气储量丰富，春晓油气田总面积22000平方公里，探明天然气储量达700多亿立方公尺，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3.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宁波位于我国T字形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海域位于长江黄金水道入海口，是长三角地区与海峡两岸的联结纽带。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的推进，使沿海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杭州湾跨海大桥、甬台温铁路的建成，使宁波成为连接上海、江苏和浙江温台乃至福建南部的枢纽城市，成为浙江温台和浙西地区接轨大上海的桥头堡，为发展海洋经济、打造海上浙江提供了有力支撑。

4.海洋经济比较发达。2009年全市海洋经济总产值2500亿元以上，是2005年的近2倍，年均递增15%以上，形成了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业、海洋渔业为主导，以滨海旅游、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制药、海洋油气等新兴高新技术海洋产业为引领，以港口贸易、金融为配套的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特别是临港工业方面，经过几年发展，初步形成以石化、钢铁、汽车、造船和能源等行业为支柱，绵延二十几公里的沿海临港产业带，基本建成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5.海洋科教实力较强。具备比较雄厚的海洋研发实力，形成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涉海专业、重点实验室，以及企业研发中心等为主体的海洋科研与技术开发体系。建有宁波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宁波海洋开发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拥有海洋与渔业领域重点实验室9家，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8家，海洋科技工作人员达2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占15%以上。在海洋养殖、海洋生物、海洋环保等领域取得一批关键技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科技进步奖15项，市科技进步奖35项，专利授权30项。

6.海洋经济腹地广阔。宁波港张水清夏晖孙立锋面向广阔的内陆腹地，主要包括华东、华中、华西地区，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2%。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地区对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接受东部地区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的要求更为迫切。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首位;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具有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具有较高的开发开放水平，这都为宁波依托港口优势和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加大对华东、华中、华西地区的辐射，促进这些区域的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重大意义

1.发展海洋经济，是建设成为上海两个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的客观需要。国务院关于长三角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上海两个中心《指导意见》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地处我国黄金海岸、黄金水道T字形经济带核心区，对内是江海联运枢纽，对外是远东国际航线要冲，在我国内外开放扇面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宁波区位优势和港航资源潜力，有利于共同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水平。

2.发展海洋经济，是贯彻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客观需要。沿海和海岛地区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平台，是宁波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是北承长三角、南接海西区、东濒太平洋、西连长江流域和内陆地区的纽带。加快宁波沿海和海岛地区建设，有利于服务长三角和海西区，增强辐射长江流域，带动闽、赣、皖等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3.发展海洋经济，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运安全的客观需要。宁波地处南北海上通道战略要冲，是海上桥头堡，在全国沿海战略物资储运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2009年，宁波石油及制品、进出口铁矿石、煤炭吞吐量分别达5000万吨、3000万吨、600万吨以上，进一步将宁波建设成为我国重要战略物资的储运、供应基地和加工、贸易中心，有利于维护国家能源和战略物资江海联运和海上运输安全，为宁波和浙江扩大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战略保障。

4.发展海洋经济，是完善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分别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发展海洋产业，《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近年来，辽宁沿海经济带、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福建海西经济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开发已先后纳入国家沿海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建设宁波海洋经济发展，有利于完善国家沿海区域发展布局，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挖掘海洋开发潜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二、总体思路与功能定位

(一)总体思路

综合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并结合宁波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今后一段时期我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六个加快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大工业、海岛资源开发和清洁能源建设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坚持以陆带海、以海促陆、海陆联动，统筹陆域经济和海洋经济发展，统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统筹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完善海洋经济基础设施，着力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海洋经济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的战略性转变，为浙江建设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发挥先行作用。

在实际工作推进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推进联动发展，把海洋的资源优势、后发优势与陆域的综合优势、先发优势结合起来，以海带陆、以陆促海，统筹陆海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保护。

二是推进高端发展，紧紧抓住后危机时代科技革命的新动向，跟踪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最前沿，推进海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推进集约发展，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着力自主创新，提高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四是推进持续发展，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妥善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使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五是推进开放发展，立足于亚太国际门户城市重要节点区的有利位置，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宁波沿海海洋经济产业带建设成为宁波乃至浙江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平台。

(二)功能定位

综合考虑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等因素，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是：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

(1)浙江省和长三角南翼海洋经济中心。充分发挥区位、港口和海洋资源及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以港口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科技进步为支撑，推进海洋产业高级化，充分发挥宁波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功能，使之发展成为浙江省和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海洋经济中心。

(2)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组成部分。依托宁波舟山港深水良港和区位优势，拓展和放大梅山保税港区的功能，完善战略物资、大宗散货、外贸集装箱和江海联运体系，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战略物资和大宗散杂货中转储运、保税加工和物流配送基地，使之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枢纽港;同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发展，把宁波打造成为立足长三角、面向海内外，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主动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服务，承接辐射，错位发展。

(3)长三角亚太重要国际门户城市。宁波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交汇处，是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宁波将进一步发展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海上桥头堡和物流节点城市。

(4)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依托港口和宁波区位优势，优化布局，不断推进转型升级，紧紧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大力发展石化、钢铁、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着力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总部经济、研发设计、旅游休闲等高端临港服务业，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5)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可持续利用的原则，以象山港、三门湾等区域为重点，推进海洋经济的有序开发、有效利用和严格保护，加强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实施海洋污染海陆联动防治，探索跨区域海洋环境联合治理，切实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为我省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子。

(三)空间布局

宁波今后重点构建一港、三沿、五平台和一批产业集聚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一港，即宁波舟山港宁波港区及其依托的腹地，重点是发展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沿，即沿杭州湾、沿象山湾和沿三门湾，沿杭州湾和三门湾区域将发展成为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宁波新型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重点区域;象山港区域将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将发展成为生态经济型港湾。五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一批产业集聚区，即发挥陆海资源优势，在沿海建设一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集聚区域，推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三、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

为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目标，必须加快功能开发和建设，重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建设大港口。

坚持以延伸港口价值链为导向，进一步转变港口发展方式，推进港口由第二代港口向第三代、第四代转变，努力建设成为我国深水枢纽港和集装箱远洋干线港。

(1)坚持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加快整合现有业主的岸线码头，推进其向公共岸线码头转化，提高岸线利用效率;

(2)积极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加快北仑港四期、大榭岛五期和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到2015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500万标箱;

(3)增强港口增值服务能力，推进培育船舶交易、船员交流中心，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以梅山保税港区建设为契机，积极争取自由贸易港通关政策，创新港口增值服务模式和业态。

(4)推进建设浙江港口联盟，着力建设以宁波港为龙头，嘉兴港、台州港和温州港等为支线和喂给港的港口联盟，强化与国内外港口的跨区域战略合作。

二是发展大物流。

依托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和航运服务业，努力建设成为国家物流节点城市。

(1)进一步推进宁波国际集装箱海铁联运物流枢纽中心、镇海大宗货物海铁联运物流枢纽港等建设，加快形成货物吞吐、交易和金融三位一体的现代港口物流体系;

(2)加快物流主体培育，推进第四方物流发展，提升物流服务信息平台;

(3)以新一轮大规模铁路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建设提升金华、上饶、鹰潭、南昌、武汉、成都、重庆等省内外无水港，推进海铁联运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

(4)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延伸航运服务产业链，探索推进建设国际海运信息平台;

(5)推进梅山保税港区建设，大力发展港口国际物流，建立国际性配送中心，积极拓展国际中转、国际采购等功能，更好地发挥连接国际国内的功能，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三是培育大产业。

瞄准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着力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新型临港产业基地。

(1)进一步做大做强临港工业。在优化布局、严格准入、注重环保的前提下，重点发展市场前景好、环境影响小、产出效益高的临港制造业。石化产业，以镇海、北仑、大榭等区块为依托，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钢铁工业，重点发展世界先进水准的高端产品，打造年产钢铁2100万吨的能力。船舶产业，建成我国新兴的先进修造船业基地。汽车(零部件)产业，争取到2015年整车产量达到80万辆/年，轿车发动机80万台/年。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磁性材料、高性能金属材料、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到2015年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

(2)发展临港型现代服务业。在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和航运服务的同时，加快发展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业。国际贸易，建设进出口贸易交易平台，打造重要的区域性资源配置中心。金融服务，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相适应的区域性国际金融结算服务中心和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金融后台服务基地。

(3)扶持发展战略新兴海洋产业。重点发展海洋旅游、海水综合利用业、海洋生物产业、海洋能产业等战略新兴海洋产业。

四是完善大配套。

统筹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一批涉海重大项目建设，完善公路、铁路、水运、电力和油气管网等集疏运体系，提升水水中转、水陆联运能力，提高交通、水资源和能源保障水平。

(1)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全面形成一环六射高速公路网络，规划建设杭州湾跨海铁路和甬金铁路，推进宁波铁路南客北货布局调整和铁路货运环线的规划建设;

(2)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快浙东宁波段引水工程、慈溪曹娥江引水工程和海涂水库建设。加快象山10万吨级海水淡化工程建设，提高海水综合利用规模和比例。逐步解决海岛地区居民饮用水难问题。

(3)完善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建立海洋防灾减灾检测与决策体系，健全安全生产和海上船舶应急救助网络。推进强塘固房和标准渔港工程建设。

五是推进大保护。

牢固树立生态用海理念，集约节约开放利用深水岸线、航道、锚地等海洋资源。切实加强对无居民海岛的分类管理、有效保护、科学开发。科学划分岸线、滩涂和海岛功能，合理有序利用海域。重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修复，严格规范海洋产业项目和涉海基础性项目的管理。加强陆海污染综合治理，推进跨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联合建设。加强近海沿岸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切实保护利用好象山港资源。

六是打造大平台。

着力打造五大平台，即杭州湾新区、宁波石化产业基地、梅山-春晓-六横保税物流体系核心区、象山港区域和宁波三门湾区域。

(1)杭州湾新区，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慈溪市境内，陆域面积约23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350平方公里。要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方向，以高端现代服务业和新兴先进制造业培育为重点，通过2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努力，把杭州湾新区建设成为具有现代都市气息与浓郁田园风光的国际化新城区;

(2)宁波石化产业基地，包括镇海、北仑、大榭三大片，规划面积约74平方公里。要根据国家石化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要求，以石化工业循环经济生产理念为指导，依托镇海炼化等特大型项目，形成比较完善的石化产业链，最终形成1亿吨炼油能力和350万吨乙烯能力、增加值过千亿元的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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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降低政府行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干扰国际金融危机带给了世界经济十分剧烈的冲击，这使世界各国的很多政府都针对其进行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并且将国际金融为作为主要问题来抓，同时针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救助。但是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对经济活动影响，包揽了较多的问题。

二、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和推动经济的主体

经济增长需要有多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主要依靠物质资源要素的消耗还是主要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的管理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由此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以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物质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巨大消耗，事实已充分证明，这种靠资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必须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坚决调整和转型，转型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由要素投入推动型发展转变为科技创新推动型发展，这是实现我国经济整体转型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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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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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人的集体利益诤诉是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劳资纠纷或冲突的主要内容经济转型之需的企业架构重塑所涉及的工人利益具有群体性特点，尤其是在资方单独主导下的企业架构重塑过程中，工人将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事实上的企业架构重塑的承担者和执行者。如果工人预期企业的架构重塑可能会带来自身福利的不确定时，理性的策略将是以群体联合的方式进行利益抗争，并以集体压力的方式迫使资方在企业架构重塑时充分关注工人的利益诉求。当然，工人的群体利益诤诉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即使是在工人内部，“搭便车”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某些时候，即使对自身权益感受并不明显的个体性工人，甚至可能会借此机会向资方寻求既往权益未兑现或未满足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在企业结构重塑时已有意愿离开的工人，这一动机可能更为明显。但是，不管基于何种动机，企业架构重塑给工人带来的权益影响均是集体性的，基于集体权益诉求可能形成的行动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资方主导下的结构调整，即使能够调整，其成本也将会大幅上升，这在已有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②。

(三)基于集体权益诤诉的行动效应扩散明显与集体权益诤诉密切相关的是工人的集体行动。虽然，工人的集体行动有助于迫使资方关注工人的利益诉求，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好处，但无疑也会迟滞企业架构重组的进程和更多的成本支付;更重要的是，如果资方在此过程中处理不当，可能倒逼理性度本就相对不足的工人将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表达抗议，使得微观层面的企业劳资风险向社会释放并形成行动效应的扩散，进而迫使企业之外的力量，如政府、地方工会乃至一些从事劳工权益关注的NGO组织也加入其中，使得问题解决的程度更加复杂，这显然不是利益各方希望看到的结果。

二、转型背景下企业自生能力的培育路径

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因此，转型背景下企业架构重塑的初衷是通过竞争力保持和提升来促进就业稳定的冀望，而实现冀望的根本就在于企业自身能力的培育。

(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市场冷暖荣萧的首要感知者是企业，因此，应按照党的十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市场层面，要充分尊重企业基于竞争力培育的、包括产权结构调整、管理架构重塑和劳动力资源重分等在内的各项资源配置行为;政府层面，要创造包括财税政策改革等在内的良好制度环境，更好地服务企业为应对转型所需要的帮助，某种程度上，对因结构调整而导致就业压力较为明显的企业或行业，政府应有兼具就业安全和企业或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方案，尤其是因企业转型短期所可能带来的就业阵痛问题，政府要加大力度建立和完善包括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服务体系，为企业聚焦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和竞争力重塑创造积极条件。

(二)借助资本经营等诸多手段，逐步建构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财务结构企业层面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是对原有产业所依赖的制度、技术、市场以及劳动力等资源沿循可持续竞争力培育方向进行调试与重组，在此过程中，其财务结构必将出现变化，原有产业结构下的建立在承债式基础上的“重资产”财务结构要进行适度调整，而包括股权出售等在内的资本经营手段将被广泛应用，其目的是通过增量资金的不断聚合，逐步建构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财务结构，在抑制财务风险的同时，为企业的持续经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在企业内部营造因经济转型所需的共识和行动，降低转型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为转型成功创造积极条件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往往是推动重大变革的契机，因为，危机状态下的理性利益相关者更易于抛却纷争而达成共识。就现实的经验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路径依赖”的管理困境，打破困境的不二砝码就是主动或被动地制造危机，换句话说，任何理性的个体一般不会主动迎接变革。就经济转型而言，企业更多地困境是现有的经营态势难言乐观，在不想被市场抛却的前提下，除了突围别无它法。因此，作为转型主体的企业，应在转型之初进行充分的意识动员，让企业所依赖的不同要素所有者感受困境，并据此形成共识，减少转型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摩擦成本，在事涉企业财务重组、劳动力调整等方面，相关的利益主体要做出适度的让步，以实际行动支持企业的转型过程，为企业可持续地自生能力培育提供切实支持。

三、转型背景下的劳动关系调整策略建议

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经济转型将难以完成，因应经济转型之需，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劳动关系调整策略。

(一)广泛动员各类资源，最大限度地消解劳动者对经济转型可能带来的利益担忧，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劳资合作创建信心基础观察到的事实和前述案例均表明，经济转型过程中之所以出现劳资争议，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者对事关个人经济福利的前景充满了担忧，某种意义上，是劳动者对企业主动或被动的经济转型有某种不信任感，即使企业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利益承诺，但相较于短期利益偏好较重的工人而言，这些承诺也将难以取得工人的信任，理性或非理性的集体维权行为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企业也不得不面临经济转型和劳资稳定的双重压力，如果压力的应对策略不当，劳资双方利益受损将不可避免。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有必要动员各方资源，尤其是政府和资方更有责任去引导、说服和教育工人正确看待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兼顾问题，至少在这一过程中，要清晰地告诉工人，企业的转型并非简单地“减员增效”，也并非简单地“甩包袱”，相反，而是要让工人相信，经济转型是一个事关劳资利益重组和双赢的必然过程，合则两利、败则两伤。当然，要让工人相信包括资方等在内的游说信息，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双方缔结一个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合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由独立的第三方对合约的缔结、执行和评估进行监督和审查。

(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并通过集体谈判权落实工人的知情权，为经济转型中获取工人支持创建沟通渠道集体谈判权是工业化社会利益相对弱势的工人一方抑制资本强势力量的制度安排，也是确保劳资动态合作、争而不破的有效制度。就经济转型而言，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将会涉及到包括劳资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重塑，利益主体间的纷争是难免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就已经观察到的案例来看，面对可能的纷争，资方采取的策略要么是对工人进行信息屏蔽，任由虚虚实实的信息自由传播;要么是借助所谓的资本强势一味地强行压制，但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带来工人集体性的维权行为，尽管这些维权行为在某些时候还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而消解工人因应经济转型可能出现集体维权行为的可行办法就是:在转型之前和之中，尤其是转型之前，充分尊重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并通过集体谈判，告知工人企业要干什么、准备怎么干、有哪些后果、需要哪些支持等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的交流与互换，在听取工人意见的同时，更好地完善相关方案，尽可能地将转型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和对工人福利的冲击降到最低或工人可承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通过集体谈判这一机制，可以让工人感受到尊重与尊严，这既是工人劳动权利的应有之义，也是现有劳动关系法律制度赋予工人的应有权利，如果工人无法知晓其服务对象将何去何从，又将有多大的意愿、能力和行动去投入其中为其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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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看，两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出口依赖程度较高。1950～1957年，德国出口依存度平均为17.1%，此后逐年上升，至1973年达24.5%，在发达国家中偏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平均超过25%，2006年最高超过35%，2012年降至24.9%。第二，国际收支持续顺差。1951～1956年，德国基本保持平稳的顺差状态。顺差主要源于贸易盈余，年均约3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1.5%。1957年起，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凸显且不断加剧，1969年以后，资本项目顺差取代经常项目顺差成为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国际资金疯狂投机德国马克的1971～1973年，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突增至634亿美元和105亿美元，引发了数次货币危机。我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始于1994年，但直到2004年年均规模仅为265亿美元，2005年经常项目顺差跃至132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9%;2008年最高达到4206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除经常项目顺差外，我国还存在巨额的资本账户顺差(其主要来源是FDI)。我国2002年以来FDI占GDP的比重平均在3%以上。第三，外汇储备不断积累。1960年代，德国的外汇储备平均约为80亿美元，1972年超过200亿美元，1973年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德国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放缓。2002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为2864亿美元，2006年突破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底为3.8万亿美元。可见，中、德两国在经济转型期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第四，国际政治、经济摩擦频发。国际收支顺差及过多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等国家指责相应时期的德国和当前的中国人为低估汇率，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加压力，要求货币显著升值、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利率管制等。德国因此承担了所谓的“军事补偿成本”，我国被执行“超级301条款”，并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从国内看，两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储蓄率偏高。德国储蓄率从1960年开始上升，1970年最高为29%，1975年以后稳定在20%左右，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从37.5%上升至2009年达到最高的52.7%，2012年，我国储蓄率仍高达50.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第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德两国的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加之本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入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1952～1960年德国基本生活费用年均增长率仅为1%，1961～1969年约为2%，1970～1972年为4.7%，1973～1974年最高增至7%，1975年以后逐年降低。2000～2006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低位运行，2007年大幅增长至4.8%，2008年创下5.86%的新世纪之最，2013年为2.6%。第三，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德国基尼系数虽略有升高，但控制在0.40的国际警戒线以内。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代就超过了0.40，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最高为2008年的0.49，但实际数值可能高达0.61。通过对中、德两国面临的内外经济问题的比较发现，德国内外经济矛盾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此后10余年不断加剧，1969～1973年达到，1974年起逐渐消解。我国一些经济问题浮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后愈发凸显，2007～2008年全面表现出来。截至2013年底，上述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仍相当突出。此外，中国还面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腐败等问题，对金融改革的要求更加紧迫。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引发金融改革要求

金融改革对经济问题的消解作用可大致归纳为五方面:一是汇率制度改革。汇率政策主要负责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市场化变动能改变需求的方向，“使需求从本国产品转向进口，或从进口转向本国产品”，从而自动消除顺差或逆差，并对输入型通胀起到“防火墙”作用。改革固定汇率制度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调整还可减轻本币升值的压力，缓和国际贸易摩擦。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利率政策具有拉动(或抑制)经济增长的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利率管制阻碍了上述功能的实现，难以发挥调节经济失衡的作用。市场化的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一种联动机制，利率政策通过影响汇率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三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效的货币政策能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控制货币供应量、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此外，货币政策还可通过收入的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开放可通过消除金融歧视、削减准入壁垒、放宽经营限制、扩大金融市场容量、放开资本管制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国内金融资源扭曲的程度，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其中，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允许本国居民和企业海外投资，还能平抑国际收支顺差。五是本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将降低一国货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依赖，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有利于缓和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并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风险。

二、德国金融改革的做法

自1973年起，德国把价格稳定作为第一目标，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助推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缓解了内外经济矛盾，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一)主动实施汇率制度改革

1973年以前，德国名义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实为固定汇率制度。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国内低通胀等因素，马克的升值压力很大。德国中央银行通过买进外汇、提高非居民存款的法定最低准备金率，要求商业银行对非居民存款停止付息等方式来稳定马克汇率，并对其外汇盈余进行冲销干预。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收效甚微，反而缩减了国内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对此，德国意识到:在对外开放不可逆转、经济内外矛盾的情况下，马克汇率调整是无法避免的，拖延只会造成冲突的加剧和机会的丧失。因此，1973年，德国取消对汇率的管制，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并在1979年彻底完成资本账户的开放。固定汇率制的终结意味着中央银行解除了汇率干预义务，可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重新掌握货币发行的主动权。

(二)分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1962年，德国修改《信用制度法》并调整利率限制对象;1967年，全面解除利率管制。但中央银行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利率的干预，转而推行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制，旨在引导市场预期，避免过度竞争引起金融不稳定。1973年底，德国中央银行取消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和信贷规模管理后，利率市场化才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使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大为提高，支持了德国经济的转型。

(三)增强货币政策效力

1957年，德国通过了《联邦银行法》，在立法上保证了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预算和人员安排基本不受政府制约，独立性较强。1971～1972年，德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德意志联邦银行试图提高利率控制通胀，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又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入，因而只能限制资本流动，如禁止向非居民出售固定利率的债券(1972年)。然而，这些措施未能如愿，1971～1973年德国资本净流入总量由24.7亿美元增至40.1亿美元。1973年德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后，货币政策开始真正发挥效力，对治理通货膨胀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德意志联邦银行随即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调高贴现率和抵押贷款率，将当年的M2增长率控制在10%左右。石油危机期间，又适时调低伦巴德利率和贴现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抑制经济衰退、恢复增长起到关键作用。1974年，德意志联邦银行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实行货币目标制。稳定的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意图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加快金融体系开放速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及国内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海外扩张。截止1970年，德国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和参股金融机构共计85家，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德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限制较少，并较早地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德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及开放度显著提升，促进了国际收支平衡。

(五)推动马克的国际化

德国马克早在1958年便恢复了自由兑换，但资本账户的管制经历了多次反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防止投机资本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货币当局对马克债券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如禁止外资银行发行以马克计价的债券、禁止浮动收益债券等。然而，资本账户管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马克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资产不断积累和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陷入“美元陷阱”的德国坚定了马克国际化的决心。经过1960～1970年多次美元危机后，德国马克以稳定的币值逐步赢得欧洲各国的信任。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德国马克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成为国际货币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978年，德国联合法国等国提出了以“去美元化”为目标的倡议，得到欧洲各国的呼应，最终于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此后，德国马克实际已演变为欧洲的锚定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汇率基本保持固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克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2%上升到约12%，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三、启示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新一轮“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小幅升值。2010年的接续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但人民币波动区间相对较窄，升值压力犹在;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致使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德国金融改革的实践表明，放松汇率管制不会严重冲击经济运行，有助于化解内外经济矛盾。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本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要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应继续坚持“自主、渐进、可控”的原则，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完善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及配套改革

2013年7月，我国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后，利率市场化的最后堡垒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监管部门应积极筹划利率全面市场化的过渡机制与举措。第一，设置缓冲机制。德国实行的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实际上是对利率市场化后金融环境突变的一种缓冲措施，我国探索类似的过渡机制有利于减缓金融市场的波动。第二，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利率市场化一旦完成，更多的资金或将流向股市和房市，如何防范和化解或有的资产泡沫将是监管的新课题。

(三)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德国的金融改革提供了两点借鉴:第一，货币政策应首先考虑国内目标。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以实现国内目标为第一要务，兼顾与汇率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不能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第二，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保证一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具备这一前提，才能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为其他因素所钳制。建议从法律上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超然性，保证其职能的发挥。

(四)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200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资本账户管制趋松;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各金融子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升，金融理念与技术显著提高。从德国的做法看，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可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本币国际化和汇率体制改革夯实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内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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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1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的发展历程。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2 香港港并非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3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4 香港港面临中转量相对减少的局面。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5 香港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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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经济与中职教育相互促动。区域经济对于中职教育的发展并非单纯的需求，中职教育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也并非单纯的服务。由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使“需求”中有“满足”，“服务”中有“改变”。首先，区域经济在对中职教育提出“需求”中的“满足”。区域经济的运转和发展，对中职教育提出了人才培养数量和规格的需求，这种需求满足了中职学校的建立、运行和发展。而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税收的增加，政府对中职教育发展的经济投入越来越大，从而满足了中职教育深入发展和扩大规模的需要。其次，中职教育对于地方经济“服务”中的“改变”。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职教育不仅提高了企业员工整体的文化素质，而且提高了他们技术水平和能力，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中职教育能够促进企业从业者提高理论水平，从而由经验型从业者变为经验与理论结合的从业者，为改变操作程序进行技术革新提供充分的依据。区域经济与中职教育这种相互促动，既是一种自然过程，也是追求双赢的结果。

二、湛江经济转型

湛江经济转型主要是结构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布局调整等。

（一）农业主体转型为工业主体。

湛江市是一个农业大市，现有人口约700万，其中农村居民占近80％。农业资源丰富，尤其是雷州半岛西部实施改水治旱工程和建设南亚热带农业示范区，大搞农业开发，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粮食、糖蔗、水果、外运蔬菜、水产、畜牧和林业几大类农业商品经济。但由于经济形式单一，结构不合理，农业的发展并没有给湛江经济带来显著的效益，影响了湛江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总体情况来看，湛江经济总量排在全省的第九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湛江是一个人口大市，人均GDP排在全省第十五位，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湛江经济腾飞，历史地摆到了湛江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提出了“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即“双转移”战略，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西、粤东、粤北转移，这就为湛江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湛江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创造有力条件，积极接纳“双转移”，建立了“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深圳龙岗（吴川）产业转移工业园”“佛山顺德（廉江）产业转移工业园”等。尤其是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引进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和中科合资广东石化项目。在此基础上，园区建成工业项目101个，初步形成了以石油化工、特种纸业、机电通讯、生物医药、包装纸刷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主体向工业主体的转型已初见成效。

（二）湛江作为粤西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区域中心的定位。

湛江地处粤、桂、琼三省地理中心和三省交通要塞，拥大西南出海主通道，为海南省进出大陆的门户，天然形成粤西和北部湾区域中心。在经济方面，北部湾经济圈的加快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提速，我国重化工业逐步向沿海布局等，都为湛江进一步发挥边缘区位和港口优势提供了重要机遇。截止到2012年，湛江有8大方面共80个重大项目同时铺开建设，总投资超过2000亿。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提升在北部湾经济圈的战略地位，把湛江建成经济腹地较广、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的设计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湛江确定了“工业强市、以港兴市、生态立市”的总体发展规划，并紧紧围绕“全力推动五年崛起、加快建设幸福湛江”核心任务，积极调整结构，着力发展15个产业，重点是“五大五新五特”产业，即大钢铁、大石化、大纸业、大旅游、大物流等五大产业，新海洋、新能源、新电子、新材料、新医药等五新产业，特色农业、特色家电、特色农具、特色食品、特色文化等五特产业，使湛江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清晰呈现出来，经济转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三、中职教育的结构调整

伴随湛江经济转型，其整个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主体代替了农业主体，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湛江经济发展的全新面貌。为此，以服务于地方经济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教育，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中职教育结构完善的和谐统一。

（一）湛江中职教育存在的问题。

湛江中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背景中建立和发展过来的，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中职教育始终与这个背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但这种经济背景对其影响依然是明显的。面对湛江经济转型，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现状，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抵触。第二，湛江中职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者和从业者观念保守以及其知识与能力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原因，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并没有完全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去办学，从而导致湛江中职教育普遍存在着普教化倾向，与湛江经济缺少联系。第三，政府缺少办中职的热情，投入严重不足，办学者和教师及家长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学生没有上中职的热情，各个职业学校之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以致无法实现资源共享等。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湛江中职教育的发展，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处于不死不活的维持状态。第四，湛江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存在缺陷，中职教育规模很大，高职教育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湛江市没有一所由政府承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唯一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学院是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这使湛江职业教育整体层次存在明显的缺陷，中职教育的学历层次缺少有效提升的途径。湛江许多中职学校无论是培养目标还是课程设置、无论是能力培养还是就业导向、无论是人才培养的实用性还是层次性，不仅与原有的经济发展需要相游离，而且与转型中的经济发展和变化需要相去甚远。上述几方面直接导致了湛江中职教育总体结构不合理，其服从、服务于湛江经济发展的意识淡薄，就业导向缺乏。

（二）湛江中职教育结构调整、优化设计及实施。

首先要强化政府的责任，充分发挥统筹作用。为此，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树立“抓经济就要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就是抓就业和再就业，就是抓投资环境”的观念，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其具备充足的发展动力；二是在充分认识湛江中职教育规模优势的同时，要具体看到中职学校规模小、资源不足以及专业重复等问题，并通过政府统筹进行合并和重组，使规模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三是伴随宝钢钢铁项目、中国与科威特合作的中科石化项目及晨明造纸等湛江三大主导产业项目的落实推进，加快湛江石油化工学校、湛江钢铁学校等建设进程。其次，中职学校借助政府统筹强化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发展自己的特色。根据湛江市委市政府的规划，要“打造一个职教基地，两个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目前，一万亩职教基地已在湛江市西部湖光农场开工建设，职教基地拟进驻十所学校，以工科为主，兼顾第一、第三产业服务院校，使各学校突出个性、优势互补，并带动其他学校和专业的发展。这种整合既是形式整合，也是内容上的整合。其结果就是各个学校的办学优势、办学特色也在整合中获得凸显，扩大其价值和意义。湛江市借用有丰富办学经验、办学成效显著的学校带动和整合一般学校，促进湛江中职教育层次的整体提升。其中，“两大突训中心”是根据全市产业布局和支柱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建设的起点高、层次高、标准高、为职业教育和企业提供高技能实训和鉴定服务的大型工科教育公共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即以湛江机电学校为龙头，创建机电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财贸学校为龙头，创建商贸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卫生学校为龙头，创建医药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高等技工学校为龙头，创建技工教育集团；以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为龙头，打造粤西农垦三大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创建农垦职业教育集团。这既突出了湛江职业教育的个性和优势，又实现了对湛江经济领域的全覆盖。再次，伴随经济的发展，提升湛江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这是中职教育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湛江中职教育应同样以经典引路的方法，逐渐向全面推开。机电、财贸、卫生、艺术、体育学校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条件，如湛江机电学校与湛江市业余大学合署办公，大专、中专两个层次并存；湛江财贸学校与广东工业大学联合举办大专班，积累大专层次的办学经验；湛江卫校与广东医学院联合招收普通大学生，培养临床、护理专业学生；湛江艺术学校与星海音乐学院办成人音舞等大专班；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与湛江师院联办体育大专班等。这些提升中职学校人才培养层次的尝试使这些中职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对此今后应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这些学校的尝试成果，对其进行规范化升级，使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一体化，改变湛江高职教育空缺的局面；二是充分利用这些学校尝试中所获得的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新建的湛江石油化工学校和湛江钢铁学校中加以运用，使湛江中职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层次调整，与湛江经济发展变化实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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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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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常态下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的困境

新常态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日益增加。外部环境的恶化，加之受增速放缓影响而愈发凸显的国内结构性矛盾，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国际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增长乏力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新常态，为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减少经济活动的外包与离岸生产。受国际需求减少影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发展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将遭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贸易减少、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等严重冲击。随着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将陷入“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境地。同时，美欧日等国发起的量化宽松政策，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难度加大。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新兴经济体国内资本外逃、金融动荡、通货膨胀居高难下等都将加大新兴经济体政策落实的难度。除此之外，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深，也使得新兴经济体陷入了“促增长”、“防风险”、“保稳定”的多重困境。

（二）内部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受危机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打击，增速放缓，以前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抓住全球结构调整机遇，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但从整体来看，新兴经济体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仍相对滞后。新兴国家工业化模式多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受到国内、国际两方持续挤压，内需难以扩大，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的长期发展、内外需求的萎缩，也使得产能过剩难题愈发突出，亟需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空间。作为后发国家，新兴经济体还存在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教育普及率较低等问题，转型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源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

要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发展困境，必须坚持“四个更加注重”。

（一）必须更加注重生产活动的本土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不仅造成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还会使得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国家利益均严重受损。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必须在坚持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去全球化”，积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本国工业，再配以严格的关税保护，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提高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准入标准，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保证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及完整性。

（二）必须更加注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保护，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新李斯特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行贸易保护，以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破解转型难题，就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考虑到全球分工对新兴经济体幼稚产业的毁灭性影响，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大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不妨碍新式设备和现代化生产资料进口的基础上，加大关税保护力度，以经济活动质的提升对冲量的下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三）必须更加注重发展全民教育，为国内结构调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建立报酬递增的高端产业部门，离不开技术创新、教育事业的支持。新兴经济体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势必会对技术人才存量、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新兴经济体要想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全民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增加教育财政支出，加大对国内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切实提升工人素质，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同时以坚实的人才储备，迎接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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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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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非公经济的差别对待，使得民营投资的政策服务不够完善民间投资形式的民营经济，并非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长时间以来都具有区别对待和区别政策。近几年来，我国相继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以及“新36条”，将阻碍民间投资的障碍接触。可是令民间投资造成阻碍的问题依旧存在，民营经济的经营范畴依旧具有很多限制。

1.2资源因素的内部制约，令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不够优化近几年来，由于发展阶段的不断转变，节能减排的束缚，使得民营经济的发展被水电、资金、土地、人才等因素束缚，在夹缝中求生存，而无暇顾及转型升级的问题，令产业结构调整持续缓慢，转型升级的难度不断提升［1］。通过产业方面来看，当前很多民营企业依旧无法摆脱通过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来加快增长的传统形式，欠缺核心技术以及主动知识产权，长时间处在价值链与产业链的末端。由企业的构造来看，民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所占比例较小。因为欠缺行业模范企业的领头，使得很多中小微企业在产业链的发展商不够长久、不够稳定，也令盈利的水平较低。

1.3底层经济的历史根源，令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创新动力增强很多民营企业都源自于地层经济，通过勇于拼搏才获得了当前的成就。被历史所影响，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动力不够，基础不牢固，具有小富即安的错误观念。力求生存自保，而不想要做大、做强，甘心在国内外大企业中但当配角或者加工基地的角色，只要企业实现了一定的规模，力求稳定，欠缺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再次创业的激情。由工作调研的状况可以发现，大多数民营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产值时，只有保持或降低，较难再攀上新的阶段。并且具有企业家族化现象。很多民营企业在管理形式、营销方法、产权构造、激励制度方面同当前企业制度具有一些距离，欠缺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及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束缚了企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不断壮大。欠缺创新理念。创新投入较大，风险较大。许多企业不敢甚至不想要进行创新，民营企业更加如此。有的民营企业欠缺技术创新需要的资金和人才。

1.4由于需求疲软的束缚，令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市场环境并不乐观民营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弱，对于市场需求以及经营成本改动十分敏感，国内外市场只要出现波动，民营企业就一定会被牵连。目前，由于宏观形势逐渐烦琐，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外界环境并不乐观［2］。从国外的环境可以看出，国际市场十分低迷、贸易摩擦加速、欧美国家债务危机不断深入，全球经济复苏不够稳定。并且民营经济的外向依旧具有难度。由我国的环境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具有下行问题，尤其是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全新产业的发展中的不稳定性都会长期存在。

2持续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建议

2.1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掌握的关系(1)掌握好政府同市场的联系。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对于当地经济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政府扩大政策，并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可是也要发现，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主体为企业，在本质上归属于市场行为。所以，政府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一定要依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清楚本身的作用，加强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解作用，实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保持不要缺位，也要保持不越位、不错位，积极调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让政府效果、市场机制、企业行为构成有效的合力。(2)掌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联。如果转型升级变成社会不同舆论的一般公式。可是注重转型升级，并非只强调质量而不重视速度，二者应当共同进行，缺一不可。(3)掌握点和面之间的关联。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作为一项十分烦琐且艰难的系统工程，牵涉面极广、综合性较强，属于面上的问题。这就需要各级部门从点上给予高度配合，构成政策集中力量。(4)掌握好转型和升级的关联。对于企业的转型和升级来讲，转型是生产模式的改革，升级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主要在于应将转型和升级共同进行。

2.2不断发挥财务职能，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1)持续转变发展环境，加大民营企业自信。自信是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及动力，目前的状态下，优化发展环境特别关键。(2)持续完善财税政策，培养现代产业的体系。将产业优化升级作为标杆，将经济结构转换做好。不但要有效扶持当前的农业发展，还要创建人才及服务的支撑体系。持续支持工业转型升级以及节能降耗的工作，引领当前服务行业高速发展。

2.3持续对财力进行优化配置，打破重点领域的支撑财力有限可是需求却无限，有限的财力应当在政府的决策中成为重要领域，引领民营经济转型的升级，确保国家的战略方法、建设、产业集聚地等大型决策部署［3］。

2.4不断创新扶持方法，努力打破要素束缚不论是技术、资金，还是人才、土地方面的转型升级，财务部门都要持续创新机制，加强要素保障。

2.5持续加深管理的改革，保障政策的积极落实本着深化财税管理改革，财税运行为基础，加快财税法制的建立，充实制度体系，提升财税法制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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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214-02

一、产业模式是温州问题的症结所在

产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离开一、二、三次产业，人类无法生存发展。温州产业结构“低小散”，是导致困难产生的结构性和深层次原因。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认为：温州经济出现困境同宏观调控有关，更重要的是同温州产业模式有关。温州产业结构模式的特征是“低小散”，2009年，温州企业有14.7万家，规模企业只有8488家，占企业总数的5.77%，近95%都是小微企业，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许多产品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现在，我国制造业平均利润为5%，温州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平均利润还不足5%。现在，低成本发展时代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工资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水电和环境成本提升，升幅较大，在10%左右，温州90%的微利企业难以适应当前市场竞争的新形势，现在企业的困难面占到40%到60%，企业的路子越走越窄，传统经济模式不堪重负。从去年以来温州150多位老板“跑路”，除思想、品德问题外，更直接原因是同产业困境有关，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产业转型提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不同的经济时代有不同的产业与之相适应，在工业化的后期，产业向高度化方向发展，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智能化，产业自动化程度高，劳动用工大幅度下降，生产成本随之下降，利润率显著上升。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盈利企业同亏损、破产企业相抵之后，投资公司的利润率为25%到35%。这说明为什么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战略性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和支柱产业的原因和根据。据此，温州的经济转型一定要把产业提升作为新的方向，不能再回到传统的“低小散”产业模式上。实践证明，温州的产业模式和实体经济没有改变，温州发展经济的风险不可能消除，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什么人怎么讲也无用。

二、树立信心，明确方向，实施产业转型提升战略

从国家提出经济转型问题以来，温州的转型提升方向是不明确的，有固定资产投资论、有半城市化论，有产业转业提升论等等，究竟哪个是主攻方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近三年来，正因为全市上下许多企业没有把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使温州产业面貌依旧，造成今年上半年温州GDP大跌。今年上半年，全国GDP为7.6%,浙江省为7.4%，温州为5.0%，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现温州GDP低于全国平均数2.6个分点，降幅之大，出人意料。GDP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国际通用的主要指标。GDP的大幅下降，必将削弱温州的经济实力，制约温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温州全市上下要树立信心，明确方向，自觉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温州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企业的高效运作，温州经济一定会再展宏图。

1.正确认识温州的经济实力。温州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大加强，积累了丰厚的民间资本，尽管对民间资本的数量有不同看法，但温州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个不争的事实。温州人的三个板块都有较强实力：一是温州本土的798万温州人，这是第一板块。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经济实力不断加强，人民生活显著提高。1978年与2011年比较：国内生产总值由13.21亿元上升到3350.87亿元，工业总产值由11.12亿元上升到7073.61亿元，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由6.29亿元上升到1767.64亿元，财政收入由1.34亿元上升到485.62亿元，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由350元左右上升到3174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3元上升到13243元。温州本土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善经商的温州人，遇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的经济为第二板块。全国各地都有温州人，目前在全国各地的温州人有175万人，其中从事贸易业有114万人，占65.1%；从事服务业30万人，占17.1%；从事工业18万人，占10.3%，其他行业13万人，占7.4%。175万温州人在我国东部有92.03万人，占52.59%；中部有52.98万人，占33.13%，西部有24.99万人，占14.28%。

温州人分布最多是上海市，达20万人；其次是北京市和武汉市，有17万人；人数达10万人的有天津市、石家庄市和新疆自治区，5万人的省市有13个。

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投资达1764亿元，投资100亿以上城市有3个，投资50亿以上的城市有8个，投资20亿以上的城市有22个。温州人在外创办工业企业18000多家，实现工业产值超千亿。创办各类市场100多个，拥有市场摊位5万多个，年实现商业贸易2880亿，年经销温州商品800多亿。

温州人的第三个板块是分布在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的60万温州人，其中法国的有10万人，在美国、意大利各有4万多人，经营行业由鞋业、眼镜业、餐饮业逐步向制造业、金融业、珠宝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外贸业、远洋运输业发展。经济实力可能超过第二板块或旗鼓相当。

在现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决定两个实力：一个是经济实力，一个是科技实力。实事求是地说，温州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现在摆在温州人面前的是把经济实力转为科技实力，科技实力上去了，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温州的经济实力增长。问题的关键是主攻方向要明确，坚持实施产业转型提升战略，把力量用在刀刃上。

2.充分利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有利条件，促进温州产业转型升级。温州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和规范化，创新金融产品、机构、平台和服务，振兴温州实体经济。温州民间金融如果能在阳光化、规范化基础上再创新资本高回报，这对中国将是重大贡献。

分散的小资本如何集聚大资本，为高投入创造条件。高科技产业的特点是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温州几千亿的民间资本分散在几百万户之中，分散的民间资本如何集聚起来，怎样建立民间资本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像拿钱存银行一样，不用就存款投资，要用时就能拿出来，有没有好办法·

高风险如何规避·国内外已创立风险投资机制。高科技产业失败率达70%，成功率为30%，通过风险投资运作方式，成功与失败相抵，还能获得25%～35%利润，比现在我国制造业平均5%利润高出4～6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建议要直接融资，因为银行贷款具有天然的保守性，不适合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投资。因此国务院给试验区的任务，还有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开展股权转让和股权交易，发展各类债券产品，开展债券融资。

3.以规模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抓手，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活动，为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坚实基础。首先抓科技投入，实践证明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1%，企业生产经营局面困难；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2%，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科技投入占销售3%～5%，企业才有竞争力。因此，温州市应以8488家规模企业和39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抓手，分别实现规模企业3%的科技投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科技投入，为提高科技水平创造条件。第二，建立研发机构，积极研发新产品，为自主创新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分别建立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研发中心，建立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实行股权制、期权制、为自主创新创造条件。没有创意谈不上创新；创意是否有价值，还要不断通过研发来证实。第三，抓人才，建立“产、学、研”联盟。抓产业转型升级，人才是关键。在当前，实施“产、学、研”联盟是解决人才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当前，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有人才，有大量科研成果，需要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企业拥有资金，但缺人才、缺技术，实施“产、学、研”联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实现“产、学、研”各方的双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