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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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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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春燕，钟明宝，程静静．基于体育法修改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山东体育科技，2013（3）：19－22．

［5］吕炳斌，王小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57－61．

［6］王晓．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1）：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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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春燕，田振华，刘跃军．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民族传统体育分类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3）：25－33．

［9］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J］．体育科学，2008（1）：3－7．

篇2

(一)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类型

1.广场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界定的广场型文化空间在国际上较为普遍，典型的如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千百年来，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就是音乐家、说书艺人、舞蹈家、魔术师、行吟诗人等活动的场所，形成独特的民间文化展示地。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此类场所并不鲜见。苏州府城在明清时代不止一处广场，比较著名的城市广场就有三处:一是虎丘千人石，二是玄妙观前广场，三是阊门外朱家庄广场。虎丘千人石，其范围略似城市广场，这里不仅是外地游客必到之地，也是当地居民、文人士子、青楼艳妓、歌舞艺人等举行游艺活动的地方，某种程度上，其游憩主体的文化程度、身份地位相对较高。晚明公安派著名作家袁宏道曾运用夸张的笔墨记述道:“每至是日(指农历八月中秋———笔者注)……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瀉，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①嘉道间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载，玄妙观内广场“杂耍诸戏，各奏其技，以资谋食。如绳伎走索、狡童缘橦、舞盆飞水、吞刀蹑蹻、傀儡牵丝、猴猱演剧，或隔帷象声，围场扑打、盲叟弹词……靡不毕至，以售其艺。”阊门外朱家庄广场“新年百戏竞陈，观者麕集。货郎蚁聚，星铺杂张，酒炉茶幔，装点一新，其热闹与元都(指玄妙观———笔者注)相埒。”②也就是说，朱家庄广场与玄妙观前广场相比，其热闹程度毫不逊色。据甘熙《白下琐言》记载，南京夫子庙贡院前的广场每逢正月，“有卖雀戏者”，嘉庆间“有卖戏法者，为北省人设场于泮宫前”。③2.庙会型。乌丙安认为:“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④它是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周而复始地进行某些综合性民间文化活动的场所，而明清江南都市中的庙会则具有类似的特征。杭州西湖香市是晚明文学家张岱一直津津乐道的文化盛事。他说:“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⑤明清时代，民众普遍具有城隍信仰，在城隍诞日，香火最盛。于是城隍庙及其广场便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袁景澜所记嘉道间苏州府城隍庙，“牲醴酬献，笙歌演剧，庙无虚日……或称神诞日，会首鸣金号众，威仪杂遝，百戏罗列。金钱玉帛，川委云输”⑥。3.水体型。江南为水乡，城市居民亲水文化典型地表现在城市内河和湖泊中的游憩活动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休闲文化上，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水域文化空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河流型线性文化空间，如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山塘河、无锡的惠山河塘;二是湖泊型面状文化空间，如杭州西湖、苏州葑门外荷花荡、嘉兴的莺泽湖等。晚明南京秦淮河，“三月即开水关，画舫次第而进，下浮桥、陡门桥、上浮桥……通心桥、莲化桥，各归一浜，无能紊乱”⑦。同时期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描述了杭州各阶层民众的西湖游憩行为特征是，“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⑧形成独特的地域休闲文化习俗。嘉兴鸳湖(又名莺泽湖)早在明代就是风景名胜区，特别是湖边的烟雨楼更是观赏风景的绝佳场所。“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⑨乾隆《元和县志》载，苏州“虎邱山塘，吴中游赏之地。春秋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暨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①。晚清秦锡光称，常州府无锡县“湖船俗称花船，客集，例开惠山河塘，晚归泊酱园浜，邀月纳凉，笙歌彻夜”。②4.街区型。明清时代，江南中心城市如江宁府、苏州府、开埠后的上海等大城市中一般都有相对集中且长期演变形成的“历史街区”，如南京夫子庙贡院街、苏州山塘街、上海英法租界的四马路等。前两者实际上是一种河街混合模式;后一种是所谓的“十里洋场”，它是晚清政府内外交困、战争阴霾笼罩下的特殊产物，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南京的传统休闲游憩地分布于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两岸，俗称“河房”。“前明河房，为文人宴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③此外，苏州南濠上下塘、开埠后上海的四马路，都是公共游憩空间。“盖英界据沪上之胜，四马路又据英界之胜……而四马路为会归焉。大抵游沪者有七事:戏园也、酒楼也、茶馆也、烟间也、书场也、马车也、堂子也”④。以四马路为中心的十里洋场是晚清沪上娱乐文化消费的公共空间，曾经盛极一时。5.园林型。论者多认为江南私家园林多为士大夫个人私密休闲空间，但在江南还存在形式各异的公共游豫园林，并形成了不同于私园的文化个性。杭州西湖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公共游憩空间，每逢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会有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筋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⑤随着时代的变迁，江南某些私家园林逐渐对外开放，并形成当地居民固定的游乐场所。在苏州的“南园、北园之间，虎阜、灵岩之畔”，“宝榭朱楼，红妆按曲。画桥乌榜，诗客传觞。歌舞百戏，乐声嘈杂，数里并无阒境”⑥。晚清以后，江南私家园林的公共游憩功能逐渐加大，杭州“西湖名园鳞次，多茂林修竹、花卉之饶。方春士女遨游，连肩接衽”。⑦同治《苏州府志》记载，苏州“诸园皆于清明日开，令人输钱入游，立夏日止，无虚日。妖姬、静女、游侠、贵介踵相接也”⑧。在康雍乾时代，松江府园林功能就发生了转变，从原初的小众精英分子的“雅集”到乾嘉时代的园庙结合后的大众“市集”的转变，也即从私人休闲之所向公共游憩空间的转变。⑨“今造城隍庙于其中(指豫园———笔者注)，为市估所占，作会集公所。游人杂遝，妇女如云，医卜星相之流，亦无不毕集”瑏瑠。开埠后上海的豫园“竞设茗馆及各色店铺，竟成市集，凡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瑏瑡。晚清上海张园成为观光旅游、展览、购物，甚至公共集会之所。

(二)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特征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特征，国内学者众说纷纭。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往往具有综合性、周期性、神圣性、族群性、娱乐性等特点①。但总体来看，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是学者们公认的文化空间特征。②通过史料的爬梳钩沉，笔者认为，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大致具有公共性、周期性、娱乐性、地域性、文化性等特征。1.公共性。文化空间的公共性是指游憩主体不分贫富、贵贱、男女，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以自己喜爱的方式活动。晚明时代的苏州虎丘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③。清代中期的苏州玄妙观前广场，“五方群估丛萃”;杂耍卖艺者“各奏其技，以资谋食……贵贱相还，贫富相贸易，人物齐矣”。即使深处闺中的妇女也不甘寂寞，“妇女之容饰妖邪者，游人环集之，谓之打围”④。2.周期性。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上演文化事件，这是“非遗”文化空间的典型特征。苏州虎丘山塘、千人石，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杭州西湖、无锡惠山河塘等公共文化空间都是一年中重要节事活动的举办地，特别是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种周期性也可以说是岁时性、季节性，它是农业文明的体现。张瀚的《松窗梦语》云:“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⑤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每当新年“医卜星相之属纷列于道。弹者、唱者、舞者、跳者以及鱼龙曼衍”⑥。端午节龙舟竞渡一般固定在传统文化空间中进行，比如秦淮河、虎丘山塘等水体类文化空间。张岱说:秦淮河房“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舟中鏾钹星铙，燕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⑦。在苏州，“每岁竞渡市”，“杂耍之技，来自江北，以软硬工夫、十锦戏法、象声、间壁戏、小曲、连相、灯下跳狮、烟火等艺擅长”⑧。中秋节也是江南民众最为重视的节日，虎丘“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⑨。3.娱乐性。江南文化空间中的民众休闲活动体现出极强的娱乐性，形成民众普遍认同的文化娱乐方式，数百年不易，且深入骨髓。正如叶权所言，“大家坟墓俱在两山，四方宾旅渴想湖景，若禁其游玩，则小民生计绝矣。且其风俗华丽，已入骨髓，虽无西湖，不能遽变”。瑏瑠这种全民狂欢性活动也多发生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吴门竞渡，盛于山塘，土人于四月梢，即起龙舟开演……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瑏瑡。至夏日，则“游闲子弟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舣棹于胥江万年桥谾或虎阜十字洋边……佳人雪藕，公子调冰，随意留连，作牙牌、叶格、马吊诸戏，谓之斗牌，或习清唱……或即凉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弹唱新声绮调。更有游士滑稽，演说稗官野史，杂以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琖、银台、赛月明、风车、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阑，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天，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橅”②。杭州西湖历来是各阶层民众休闲娱乐之地，汪汝谦谓:“大抵游观者，朝则六桥看花，午余理棹湖心亭，投壶蹴踘，对奕弹琴，象板银筝，笙歌盈耳。”③4.地域性。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晚明文学家张岱长期寓居杭州，在其晚年的记述中往往会将本地域的休闲活动和文化表现与其他地域相比较，从而突出其所描绘对象的特征。西湖香市，赶庙会者“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④虎丘千人石竞歌，袁宏道、张岱都曾对其极尽夸张性的描绘。虎丘八月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让人更为惊异的是，千百人同唱一首歌，其场面之宏大，令人瞠目。“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席席征歌，人人献技”⑤。“使非苏州，焉讨识者”，在张岱看来，这样颇具地域特色的节日文化，也只有苏州才有可能存在。即使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江南人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的表现也让外来者不可思议。“吴俗，清明前后出祭祖先坟墓，俗称上坟。大家男女，炫服靓妆，楼船宴饮，合队而出，笑语喧哗……趋芳树，择园囿，游庵堂、寺院及旧家亭榭，列座尽醉，杯盘酬劝。踏青拾翠，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以尽一日之欢”⑥。所谓墓祭，某种程度上是吴越之民借此游览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一次机会，“哀往而乐回”是其生动写照。正如谢肇淛所言，“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墦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⑦。南北方的清明节俗有较大差异，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除了上述主要特征之外，江南都市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性、服务性等内涵。这些内涵在上述特征的表述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此处不赘。

二、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休闲服务功能

(一)歌舞竞技

从休闲文化生产者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雅俗文化共有的表演场所。比如中秋节苏州虎丘千人石竞歌。万历以降，著名作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文学家张岱都不约而同地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布席之初，讴者百千，分曹部署，竞以新艳相角，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清声亮彻，听者魂销”。⑧千人石歌咏比赛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必看的节目和成为苏州府城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地域品牌，引起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①。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歌舞表演更多地表现为江湖艺人的演艺展示场域，体现出明显的世俗化色彩。南京夫子庙贡院广场，“值晴明日，百戏具陈，如解马、奇虫透飞、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闲、投狭相声、鼻吹口歌、陶真撮弄”②。苏州虎丘山塘河也是民间艺人的歌舞演出的主要基地。“习清唱为避暑计者，白堤青舫，争相斗曲，夜以继日，谓之曲局。或招盲女瞽男弹唱新声绮调，明目男子演说古今小说，谓之说书”③。文学家往往以夸张的笔调描绘其所见所闻，但也可从中体会出江南城市中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休闲游憩活动之盛。杭州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④

(二)休闲娱乐

从休闲游憩者的主体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休闲娱乐的必要条件。崇祯《吴县志》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⑤。这些“山水园亭”就成为市民们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夏日江南水体型文化空间在居民的休闲生活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在苏州，“豪民富贾，竞买灯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阴深处，浮瓜沉李，赌酒征歌。腻客逍遥，名姝谈笑，雾縠冰纨，争妍斗艳……酒炙纷陈，管弦竞奏，往往通夕而罢”⑥。在秦淮，“当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曲南词，十番锣鼓，腾腾如沸，各奏尔能。薄暮须臾，烛龙炫耀，帘幕毕钩，倩妆倚栏，声光乱乱”⑦。

(三)旅游服务

民间贸易集市某种程度上也是“非遗”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在明清江南，无论是庙会型，还是城市广场型、私家园林型，甚至城市内河、湖泊等水体型文化空间，往往都成为旅游服务、旅游商品的销售场所。清明时节的西湖苏堤上，“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须。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儿曹者，在在成市”⑧。另一处规模更大的休闲消费市场则是西湖香市，其宗教朝圣意义似乎被休闲娱乐、商品贸易的噪杂声所掩盖。张岱说:“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⑨晚明以来，宗教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浓，宗教僧侣在这种庙会型公共文化空间中积极参与旅游服务活动。清梁绍壬记载:“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耍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瑏瑠广场型文化空间在传统节日中所售之物也多是日用消费品和娱乐之物。比如苏州玄妙观前广场，“更有地铃、丝鹞、太平箫、西洋镜诸玩具，以玻璃瓶盛朱鱼，转侧其影，大小俄变……以悦儿童”①。江南水乡，水体型文化空间在特定时节也往往成为娱乐消费市场。“虎丘游船，有市有会。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犀市，夏为乘凉市”②。

(四)节日庆典

周期性地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举行盛大仪式庆典，是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特征。明清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往往也是周期性地举行传统节事活动的集散地。陈建勤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几大传统节日为考察对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广泛存在于江南社会中的节令游俗。③陈建军则将笔墨集中于苏州山塘河街中一年四季所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④，说明江南都市节庆活动的丰富多彩。这些节日周期性地发生于江南都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虎丘山塘、西湖、秦淮、惠山河塘、嘉兴南湖，以及苏州玄妙观广场、江南各市城隍庙、杭州昭庆寺等地。以虎丘山塘为例，据陈建军的研究，明清苏州山塘河街最主要的节日活动分“官方”和“民间”两大类。官方节庆有“三节会”“百花生日”“山塘竞渡”;民间节会主要有“灯会”“庙会”“花市”和商贾集市等。所谓“三节会”，实际上是在本地官府主持下年年都要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时间在每年的清明、农历七月半和十月初一，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定制的官方仪式。“吴郡无祀厉坛在虎邱山前，附郭三邑统祭于此。清明赛会最盛，十乡城内外土谷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节会，谓清明、中元、十月朔三节也”。三节会期间，“家窥则朱栏綺席，水览则白舫青帘。观者填溢衢巷，臂倚肩凭，袂云汗雨，不可胜计，是名看会”⑤。此外，笔者查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一书发现，仅苏州一城，一年四季与节事有关的活动就有“放烟火”“闹元宵”“灯节”“百花生日”“观音山香市”“山塘清明节会”“虎阜花市”“山塘竞渡”“元都醮会”“七月半中元节”“山塘桂花节”“盂兰盆会”“十月朝”等，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而这些节事活动无疑都是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头戏。

(五)文化生产

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文化性还表现在它是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的空间。晚明时代的夫子庙秦淮河房，“曲中狎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⑥。在康熙时代的杭州西湖，一些女中精英往往将游湖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清初杭州的“蕉园七子”，就是显例。“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鬚蝉縠，以相夸耀。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⑦。此外，历代文人墨客都为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什，成为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资本。因为这些文化空间往往是文人雅士送往迎来的重要场所，这就为其文学艺术创作提供难得的素材。万历十年，屠隆赴京述职，路经苏州，夜游虎丘，苏城士大夫为其置酒饯行，“主公布席千人座，飞觥促膝，联韵赋诗，邑士民千人环而视之如城比”①。文人士大夫对这些“有意味”的空间或书之于游记，或行之于歌咏。景因文传，境缘人胜。

篇3

2“打榔舞”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品牌效应

2.1文化辐射效应:影响地域与受众的扩大

随着打榔舞文化品牌的不断开发,产生了一种地域与受众上的扩散效应,越来越多非壮族的人们开始喜爱打榔舞,参与到其中的人是越来越多。随着各民族之间的广泛参与,民族之间文化也就产生了一种互相融合与交流的开放状态。我们知道,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空间才可以,而其地理环境也是展示其文化风貌的一个重要工具与载体。打榔舞经历了从散落式的民间村落到集中性的社会公共场合的变动历程,这样的地理空间的变动也反映出了其中文化内涵的变化。从地理空间上来看,打榔舞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必然又会带来其文化空间的延伸与扩大,通过扩大其活动的地域与范围,进而使打榔舞的民俗化特征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由于具有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个性,打榔舞不只在广西地区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在东南亚地区,它也是深受当地人欢迎的。

2.2经济扩大效应:商务活动机会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打榔舞不但是壮族人民日常生活与节假日的一种娱乐性活动,它的文化展演功能也日益增强了起来,成为了促进文化交流进行商务活动的一种体育商品。在壮族人们聚居的地方,每个村落中都有一个打榔舞队伍,如果村里有游客或者学者来进行参观考察,他们就用舞蹈来助兴,这样是一举两得,既传播了壮族的文化特质,又使人们能增加收入进而改善生活。此外,随着旅游业和民族文化的不断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人被打榔舞独特的文化魅力所吸引,它也成为了该地域旅游业中的一大亮点。天等县通过媒介的形式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利用知名媒体进行传播,使“打榔舞”的知名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香港凤凰台以及中央电视台都曾为“打榔舞”进行了专题片的报道与拍摄,广西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左江水清又清》这部电视风光片就把“打榔舞”作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片段来进行专题拍摄。由于打榔舞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不断彰显,打榔舞每年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商户前来进行商务与展销交流活动,这些商务活动让打榔舞的影响力与受众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从而形成了一种用商务促开发以及用交流来带动发展的良好趋势。

2.3产业连锁效应: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作为广西壮族文化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打榔舞对于整个天等县文化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天等县在广西的西南部,正处在左右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具有着独特的地理风貌与民俗,这些都使天等县具有了独树一帜的文化资源。近些年来,天等县逐渐建立起了广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天等博物馆,还有天椒广场等文化设施,此外2007年还成功的举办了天等第一界的指天椒节、中国—东盟指天椒节、赵传个人演唱会、四国青年男篮邀请赛、崇左市政协系统运动会、中国广西—日本横滨福冈大学兵乓球国际公开对抗赛、2010年广西“拔群杯”篮球赛等多种文体类活动,这对于推进整个县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使天等县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利用打榔舞、龙侗、三月三歌节等民间的文化民俗活动,天等县树立起了自身独具特色的节日文化品牌,通过精湛的艺术创作,将各民族的奇葩艺术汇集成了一个具有体系性的文化节目,它主要是运用依语押字的方式来创造出独具民俗特征的民族歌曲,在依托地区的知名文艺团体与文艺公司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民间演艺来展示出壮族的民俗特质,从而打造出了独树一帜的名族文化品牌。2012年,天等县在天椒广场成功举办了“千人打榔舞”的大型民俗舞蹈比赛,运用多样化的舞蹈形式充分展示出了天等县的绚烂多姿的民俗文化特色,凸显出了天等独特的文化元素与艺术魅力,成功树立起了“打榔舞”这个文化艺术形象。“打榔舞”这个文化形象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与整合,那些和打榔舞有关的旅游业以及属于壮族的特色产业比如服饰与工艺品等都出现了很热的局面,而这些产业的良好发展又会对打榔舞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产生重要的推进作用,从而让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双赢发展的良性循环。

3打榔舞传承与保护的主要策略

3.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明确文化发展的导向

在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文件与方针政策的方式来引导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各级政府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应当要把握好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径与导向,通过发挥自身鲜明的文化导向作用来推进打榔舞的发展进程。具体而言,首先,政府必须要重视并加强对打榔舞的宣传工作,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展演或者专题网络传播的方式,来促进并提高群众参与打榔舞等传统民族文化项目的热情与积极性。同时还应当建立起有关的奖惩制度,对于积极开展并推动打榔舞研究的个人或村庄进行一定的奖励,对于那些不能积极开展并推动打榔舞发展与研究的单位,应当对其进行一定处罚;其次,根据各地打榔舞的发展情况,政府还应当制定出详细的发展规划,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对打榔舞进行研究与保护的机制,还要多建立一些推广性机构,对其实行责任人负责制;最后,政府还必须要定期组织一些起到带动性和示范性的打榔舞演出活动,要多鼓励民间组织建立起打榔舞的表演团队,并要加强对这些民间组织和团队的扶持力度。

3.2建立良好的经费保障机制

打榔舞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乃是一项公益性的事业,政府是其主要的责任者,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于打榔舞在传承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应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性投入机制,广泛吸收民间资本,进而确保打榔舞作为一项非遗保护传承可持续性发展的稳定资金来源。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政府还可以设立一些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对打榔舞的保护、考察、教育、交流等一系列的活动。此外,政府还可以制定相关的社会资助政策,给那些资助的企业以及个人提供政策或者是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政府还可以鼓励以个人的名义来设立基金,欢迎港、澳、台以及海外企业家为打榔舞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基金,以扩大资金的来源,进而为打榔舞的保护传承工作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

3.3建立起一支业务精湛的管理人才队伍以及专家队伍

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应当要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要不断对现有的研究打榔舞的组织与力量进行有效的整合,以便建立起相应有针对性的研究机构。此外,政府还应当多组织现有的研究机构多和国内外有关的研究部门进行合作交流以便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将其及时的运用到对打榔舞的保护与传承方面。政府还应当多组织一些具有规模的学术交流研讨会等,以便让同行业内的专家学者都能够彼此互通有无,实现取长补短,这样会让自身得到更多的借鉴。政府还要强化对于人才培养的力度,要多探索一些新的合作路径,比如:可以探索与高等院校以及科研单位之间的联合培养机制,进而建立起一种长效的人才培训体系,这样能够使从事打榔舞表演与研究的人员其自身的工作与业务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从而可以为传承与保护打榔舞的工作作出更多的贡献。此外,广西地区还可以设立各种相关课题,要多鼓励专家学者或者是各高校的研究生来进行关于打榔舞传承保护的理论研究工作,这些对于促进打榔舞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朝着科学有序目标的迈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4加强总体发展规划,构建起完整的文化产业

打榔舞通常是运用打“榔”这一形式来传达其艺术魅力的,它的内容也多是以农耕文明中的稻作生活为主,其活动时空多以当地民间的习俗节日,它具有节令时令和娱乐休闲等特征。虽然目前而言,人们都非常喜爱该舞蹈,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要想让打榔舞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如果仅仅是单纯依靠人们的热爱度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当把其看做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发展资源,要对它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良好的包装。比如:我们可以将打榔舞和当地带有民俗特征的旅游产业结合起来,打造出集文化和旅游以及美食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品牌,还可以聘请一些知名的演绎者以及专家学者给打榔舞做文化代言人,通过多种媒介方式来广泛的宣传打榔舞的艺术特色,使打榔舞的知名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篇4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会带有自觉的目的性，意识支配下的行为取向也都会朝着符合自己利益和目的的方向发展，这样彼此之间就难以避免的产生摩擦和矛盾。任何人不是独居的，都是生存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的，共同体为了避免成员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伦理规范、道德标准，来防止、缓和和化解矛盾。人口伦理同政治、法律一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人口伦理不像法律具有强制性，但是它依靠伦理行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关系的调节，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效果。在婚约伦理中的族内婚制、家支外婚就规范了氏族成员的婚配关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违抗性，同时也是人们开始自觉控制自身行为，增强行为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现。因为这种自制行为的表现是受到了明确的规范意识的支配。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伦理规范具有加强内部团结，扩大与家支之外联系的功能，而且有效控制了近亲结婚的发生，间接提了人口素质。

(二)教育价值

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指人口伦理的实施与践行对社会中人的各种行为所发生的规范影响。这种规范影响通常是一种内在影响，即人口伦理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只有以人们真心实意地接受为前提，并逐渐转化为人们自己的情感、意志、信念时，才能得以真正实施，因为“内化的规范也称作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察官，良心形成特定的动机、意图、目的，良心促使人去遵守社会规范。”所以人口伦理的教育价值是通过两种途径展开的:一种是积极肯定的价值。是对社会成员合乎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接受、肯定和鼓励，为行为的实施指明正确合理的方向，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的作用。这里表现在为明显的便是孝道存续伦理，其“其死者如事生”的核心观念及各种丧葬仪式风俗首先肯定敬老孝老的传统伦理道德，其次鼓励要将这种伦理道德延续，甚至被敬孝者离世后仍要继续，以告慰亡灵并求得良心上的安慰，最后通过丧葬仪式进一步加强了对晚辈后代人的训示和教诲，不仅对自己的家族成员也对参加丧葬仪式的其他社会成员起到示范作用。第二种是消极否定的价值。就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违背人口伦理的行为的批评、否定和压制，并教育违背当事人，进而对其他社会成员起到警示的作用。人口环境伦理中尤其是涉及到对自然的保护伦理方面，多表现为民族习惯法中禁止性的条款。侗款中将到塘水和田水，规定道:“水共一条沟，田共一眼井。……下边只能让上边有谁下边干，不能让下边有水上边干。若哪家孩子偷水截流、破塘埂、毁沟堤，私自开沟过山坳，私下引水过山梁，害得上边吵、下边闹。……要让他的父亲出来修平田埂，要让他的母亲出来赔礼道歉。……如有私自引水翻坡牵水翻坳，……要他父赔工，要他母出钱。”明确的惩罚赔偿规定，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

(三)评价价值

人口伦理不仅规范、指引人们行为，也制约和调整各方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人口伦理制约、规范、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故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指人口伦理作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评判、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违背道德的功能。评价价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的直观表现。通俗来将就是，哪种行为或利益应该禁止并受到抵制，哪种应该受到褒奖和推崇;哪种是非正当的、非正义的，哪种又是正当的、正义的。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是通过评价标准来实现的。故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明显的客观性。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并非由任意人制定，或因人而异，它是贯穿在整个社会各个群体、每个社会组织和所有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全过程中，而且通常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普通的生产生活。人口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价值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背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生育伦理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对于哪个民族，抑或哪种社会组织，如侗族“款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有谁制定，合乎利益需求。其二，普遍的有效性。人口伦理的评价标准作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主流价值判断，是在其所能及的领域普遍适用的，不会受到信仰、观念、人际、地域等一些条件的限制。如贯穿整个人口伦理的孝道伦理，无论是婚姻伦理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哭婚伴嫁，生育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还是老龄伦理的老年养老、健康长寿，死亡与丧葬伦理的念祖怀亲、孝道存续，无一不体现、不倡导传统的孝道伦理，即便是在当下社会，孝道伦理仍然发挥具有评价。其三，动态性。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必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发生变化的。因此，人口伦理的评价价值也具有动态性，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逐渐淘汰那些与社会发展进步脱节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婚俗中的姑舅表婚是一种近亲结婚的婚配方式，当时人们不仅认为这种联姻的方式是“亲上加亲”，而且认为这样可以使本族的财产不会外流。这样一来不仅导致了舅权至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婚姻负担，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因此，这种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在清乾隆年间，侗族人民便自觉进行了反对姑舅表婚、禁止近亲结婚等一系列的婚俗改革。锦屏县文斗村的婚俗改革碑就是很好历史见证。

(四)预测价值

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是人们通过对人口伦理规范的了解、把握和认知，来安排和实施其行为并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认知功能。即人们根据人口伦理规范，事先预计自己的行为或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该行为实施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口伦理的预测价值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认知功能，就是人们遵循或违背某种伦理规范时所出现的结果。其次，是选择功能，即人们根据认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动或怎么样行动，已达到预期的目的。传统生育伦理中，人与社会都有普遍的重男轻女价值观念，如果哪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会受到他人歧视，受人欺侮，而且自己也会认为没有人可以为之养老送终，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就会自觉的做出选择———多生，必须生到有儿子才行，最终达到不受歧视、子嗣繁盛，不再担心死后无人送终等一系列目的。

二、启示

(一)为人口学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新视野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因此，人口学科的研究范围与视域也随之开拓，对人口问题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也是在新时期，面对新的人口问题时，时代赋予本学科新的研究使命。将人口伦理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活态文化下研究，冲破了不同学科概念之间的屏障，细化了人口文化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科学体系中的系统综合程度，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同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人口伦理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不同学科间的相关性、相似性和统一性。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拓展学科之间渗透、融汇的具体途径，促进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从而更加科学严谨地指导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当代最有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式，正是孕育并出现在不同学科概念的交叉点上。注重知识的横向扩展，开阔视野，探新求新，以适应当今大科学时代科学知识整体化和综合发展规律的时代特征。

(二)拓展“非遗”认知，促进“非遗”传承保护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除了对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更高要求外，人们对丰富精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日显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1世纪初期进入人们的视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人们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单纯的继承保护到开发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的认知逐步加深。但是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大环境生了改变，对于那些处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遗产，采取简单的“维持性静态保护”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动态价值开发策略。从本研究看，只对文化遗产依附存在的实体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对其蕴含的核心精神继承和弘扬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在变迁，那些无文字记载，依靠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终会濒临消失的处境;科技在进步，那些传统技艺，例如刺绣剪纸、医药制作技术与疗法等也会受到冲击;生活在改善，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打拼，那些传统礼仪、仪式、习俗，更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淡漠。“非遗”是由“人”创造的，是通过“人”代代传承的，无论是传承弘扬还是灭绝失传，更是与“人”密切关联的，所以必须拓展对“非遗”的认知，尤其是从“人”、“人口”的视角挖掘更深层次的价值，从而升华出高层次的理论存在，以此更好地指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展开。

(三)弘扬“非遗”人口伦理中的和谐理念促进人口文化建设

同志曾经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清水江各民族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具民族性、最有地方性、最具历史性、多元化的资源和财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人口伦理及其体现的价值，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透露出的传统文化理念，例如人与自然关系上，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休养生息;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和为重注重家庭和睦，在村寨之间，和睦友好，民族大家庭。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和谐人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其伦理价值仍是当下衡量人们道德尺度的重要标杆。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人口伦理中的现代价值，继承和弘扬传统人口伦理中合理理念，才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历史高点上创造创新出适合现代社会统筹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人口文化，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利于存进和谐人口文化建设的内容，汲取合理的思想精华，使优秀的人口伦理内容得以传承，更优秀的内容得以被发现，使和谐的人口伦理得以升华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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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雕花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的包装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承载商品的容器，更是代表了一种引导消费的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消费者通过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内容和深刻的主题意境来了解其内在的产品，而能够衬托出产品的价值与文化理念的包装设计才能够称得上是成功的包装设计，雕花剪纸艺术和包装设计的巧妙结合能将产品的价值和文化理念发挥到极致。

（一）繁琐与简约造型表现

在包装设计中将“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艺术特点结合起来，可实现繁琐与简约造型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鄂州雕花剪纸中采取镂空的办法，形成了阳纹的剪纸线线相连，阴纹的剪纸线线相断，这种“繁琐”的形式，结合表现手法上重复或渐变等多种形态的组合，以底纹的方式出现在包装盒的侧面或上下面，造成繁琐丰富的画面效果，形成“密不透风”之势；简约的造型表现应用在雕花剪纸中的重要位置，如正面、腰封等，这其中可采用与特殊的包装材料相结合的方式，艺术贵在单纯贵在简约而不简单，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就在于面对繁复杂乱的自然形态有一种删繁就简的能力。将剪纸素材简约到极致与标题设计组合放在包装的正面，周边全部用留白效果，形成“疏可跑马”的艺术形态。

（二）镂空技法营造空间层次

剪纸艺术具备的独特的原发性思维方式与“镂空”的视觉效果，给当代设计以无穷的启迪，能够极大的激发和丰富设计的灵感与创作的想象力。“镂空”是剪纸创作者进行思维后所设计出的独特视觉效果。它被应用到包装设计中，设计师依据所要包装产品的特性、功能、特征，选用适当的材料进行合理的镂空可营造立体空间层次，一方面，包装产品的造型得到相应的改观，提高包装设计的质感和档次，同时，配用剪形夸张手法创造出具有个性化的商品包装。另一方面，有目的地透视外包装，看产品，其形象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方便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使商品与人的视线统一，使商品的形象得到明确推广。

（三）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装饰性”意象表达

鄂州、沔阳雕花剪纸本身的象征图形是剪纸最具特色、最能表达人们视觉思维的表现形式，是虚与实、抽象与具象的统一。在包装设计中，抽象性地再现是“装饰性”意象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市场上酒、茶叶、月饼的包装设计，很多都是为了文化意蕴，大篇幅地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图形作为其历史的渊源和视觉审美的冲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雕花剪纸自身形式和表现手法不利于推陈出新，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雕花剪纸在新的时代能延续和被更多人认可，怎样设计出一些有市场有品位的剪纸作品更好的运用到包装设计中，为了推进并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结合数字技术，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设计手段，创造出一款既能满足设计需求，又能满足传承与创新的崭新设计软件。建立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综合型数字化虚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扬的框架；构建了一个应用于现代设计的雕花剪纸艺术符号数据库，包括：剪纸基础元素库、剪纸常用符号库、剪纸寓意纹样库。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雕花剪纸丰富的直白与隐喻手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雕花剪纸的传播和发扬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可以使包装设计的外观“装饰性”别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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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它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非物质性或无形性、活态性或动态性、传承性或延续性等特点，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二、档案馆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记录历史

一般来讲，地方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记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档案资料，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着诸多完好的非物质文化信息。很多特殊载体的档案，如剪纸、刺绣、皮影、面塑、纸扎、布贴、香包、印染等等，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由此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档案馆的文化功能日益凸现。档案馆在保存历史史料的同时，辅之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的文化信息，不仅是对馆藏的丰富与发展，而且也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进而实现对历史的全面记录。

三、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1、为申遗提供全面、完整的相关资料和鉴定凭证。第一，档案馆可利用馆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调出第一手材料，为项目的申报提供大量翔实有力的佐证。第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动态性、传承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在申遗中，就可能出现大量无考证的记录，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原始记录就可为申报材料提供真实性鉴定。

2、建立、保存申遗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从申报材料的填报、鉴定、审批到确定等一系列活动将产生大量的档案材料。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保护便是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内容。该类档案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申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详细情况，如存在地域、历史、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现状、价值、濒危程度等方面以及申报过程的详细记录，使调阅者通过档案就能大概领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和申报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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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山战鼓的传承与发扬

（一）民间的自发传承与发扬在继承古老的文化传统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常山战鼓这一古老的艺术门类进行改良和加工，并且，废除封建社会传男不传女的恶俗，将女性纳入常山战鼓的传承中来，现在女性在鼓队中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了，甚至很多女性鼓手的鼓艺水平超过了很多男性，成为鼓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二）典型单位的推广任何一种艺术门类想要传承下去并且焕发青春的活力都必须要从娃娃抓起，常山战鼓在这方面做到了，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树立了典型，正定弘文中学是一所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私立学校，学校把常山战鼓把常山战鼓定为校本课程，整理鼓谱，编写教材，成立由200名师生组成的常山战鼓队，音乐课练习鼓谱，体育课训练敲鼓，为申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民间优秀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近几年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成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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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8的老总王俊涛曾经说过：“如果错过了互联网，与你擦肩而过的不仅仅是一个机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这充分说明了电子商务发展的紧迫性。网店正是适应这一发展的产物。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1年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已达2.95万亿，同比增长31%，中国网购的用户规模达1.73亿，同比增长33.1%。2013年1月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2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截2012年12月，实际运营的个人网店数量达1365万家。以上数据表明电子商务其本身具有极大的优势，网店已经成为消费者日常购物的一种重要组成渠道。

1、开店成本低

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实体店是比较困难的，资金、人工、装潢、营销、管理等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对于客户、环境乃至时机的要求也不小，面临着竞争压力，经营风险较高。网店可以大大降低开店门槛的限制，使销售和管理工作相对简单。网上开店综合成本较低，许多电商平台提供租金极低的网店，有的甚至免费提供。店家可以根据顾客的订单进货，减少库存。网店的宣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进行，资金雄厚的店主可以选择付费的网络宣传，而资金薄弱的店主将网店装饰好，就是产品最好的宣传了。网店对于门面的要求也很低，不用当街的商铺，有一些安全、方便的货物存放空间即可。许多网店甚至是在店主家中开设的，基本不需要另外付店面租金、水、电、管理费等。网店经营不需要专人时时看守，节省了人力方面的投资。这些优势和实体店相比都大大降低了开店的成本。

2、经营方式灵活

网上开店不需要实体开店那样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注册登记手续，省去不少精力。网店对于经营者的要求也比较低，既可以全职经营，也可以兼职经营。开店者只要会打字，会简单的电脑操作，即使不善言辞，也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同时，网店营业时间也比较灵活，既可以在白天上班时间，也可以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做生意，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可以不停地运作。即使店主有事离开，消费者可以直接登陆网站进行购物，只要店主可以及时对浏览者的咨询给予回复一般不会不影响经营。网店经营也基本不受空间限制，只要经营者愿意，可以在网店中摆上成千上万种商品。

3、影响范围广泛

网店开在互联网上，只要是能上网的人群都有可能成为商品的浏览者与购买者，这个范围可以是全国的网民，甚至全球的网民。只要网店的商品有特色，宣传得当、价格合理，经营得法，网店每天将会有不错的访问流量，大大增加销售机会，取得良好的销售收入。而普通的线下商店经常要考虑到地段、人流量，考虑到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扩大宣传的范围，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提高自己店铺和产品的影响力。

（二）非遗类网店的优势

1、是非遗最直接的宣传方式

非遗类网店的建立其实也就是非遗最直接的宣传方式。消费者购买的决策过程包含大量信息收集获取过程，是一种高度卷入的消费行为。网店对非遗产品的介绍被消费者主动获取、比较、购买和使用的过程是对非遗最好的宣传和介绍，相比和消费者没有直接关系的非遗新闻报道和展览宣传更能达到深入人心的目的，可以说非遗类网店是营销方式，更是宣传手段。2013年5月，有126年技艺的非遗项目“吴裕泰茉莉花茶窨制技”在天猫商城上的官方旗舰店正式开业。在短短6个月，其在天猫、京东、1号店、亚马逊、当当等电商平台线上拥有近10万人的网络顾客，销售额近400万元，产品已遍及全国所有省份。在吴裕泰网店，传统窨制工艺制作出的茉莉花茶销售占比超过40%，顾客的年龄更是以25岁至35岁的年轻人为主。利用网店，吴裕泰将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给了更多的人，并使这项非遗的传承有了更多的保障。玉屏箫笛通过网店传播的案例也较为成功。玉屏箫笛是我国著名的传统竹管乐器，以音色清越优美、雕刻精致而著称。但是，随着西洋乐器在我国的盛行，玉屏箫笛的雕刻工艺似乎已经不再让人熟知。作为箫笛传承人刘泽松老人在女儿的帮助经下开始在网络上做生意。通过网店图文结合的介绍、相关链接的推荐和购买者热情洋溢的评价等，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个产品。目前其淘宝店铺级别已经升到四钻，好评率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客户范围不但在国内各地都有，甚至还有不少海外的客人。

2、帮助传承人解决生活和生产经营问题

由于手工艺的独特个性，很多非遗的传承人依靠家庭作坊生产经营，同时也要兼顾销售，往往势单力薄、顾此失彼，生活也较困难，更加不利于非遗技艺的传承。网店是传承人解决生活和生产经营问题的好帮手。它是一个随时开放的平台也简化了销售环节。传承人可以专心生产，将展示销售交给网店，省去了开店的资金、看店的精力和来回奔波的劳苦。借助网上销售，玉屏箫笛传承人刘泽松老人从销售困难到年收入达10多万元。2013年，有着长达160岁的技艺年龄的非遗技艺--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通过尚履商城（由内联升开办的独立域名网站）、淘宝、京东、1号店、天猫、亚马逊、QQ网购、当当、苏宁易购等平台，线上销售额超千万元。上海非遗江湾面花淘宝店中，一个面人艺术品的价格可以高达千元，并成为买家们认为值得收藏的艺术品，使传承人完全可以依靠非遗技艺生存，并专心从事非遗生产。

3、提升网店的品牌和文化魅力

虽然不少非遗被现代社会所遗忘，但是其人类文化瑰宝的属性不能改变其文化的价值。非遗类的产品是历史的产物，其质量、功能都经过了多年的考验，产品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和市场一些偷工减料的假冒伪劣产品区别很大。“一双内联升布鞋的棉花可以做棉被，制鞋的线是用麻绳蘸着水搓的，就连粘鞋底用的材料都是高筋粉调制的糨糊，可食用”，“一双‘一’字底布鞋每平方寸不多不少正好81针，整双鞋至少2100针，纳成后还要放到沸水中浸泡再以棉被包严热闷，而后捶平、整电子商务形、晒干”。这样的品质使内联升在清朝是官员的必备，在近代是名人的挚爱，在当代也是名流的选择。一个具有龙泉宝剑非遗传承人称号的网店和众多宝剑网店在崇尚品质和文化的消费者眼中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历史和品质为网店的品牌和文化内涵打下了基础。非遗的金字招牌是网店提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武器。

二、非遗网店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专业销售商少，商品种类不齐我国是非遗大国，非遗的种类众多。但是在通过对淘宝网、京东、一号店等为代表的电商店铺进行搜索时，我们能够找到有非遗店铺标志的相关店铺并不多，产品数量也非常有限。在可以找到的非遗类网店中，它们一般建立时间短，销售量较低，店铺的级别不高，市场消费气候尚未充分形成。位于淘宝网中搜索结果榜首的一家“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店铺做得算是较为专业与文化气息的，但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专业店铺在电商平台上非常稀少，相比较于我国数量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丝毫不能匹配。同时，还有大量的非遗产品由于传承人的意识问题、精力问题、电商操作能力问题等而难以寻觅到相关网店，非常可惜。

（二）商品分类无针对性、检索困难

搜索引擎是网站建设中针对“用户使用网站的便利性”所提供的必要功能，同时也是“研究网站用户行为的一个有效工具”。高效的站内检索可以让用户快速准确地找到目标信息，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产品/服务的销售。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在淘宝网等一系列电商平台上，大多非遗商品不但不具有自己的专门网店，连特有的搜索分类都不规范。除了少数在专门的非遗类店铺或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外，大部分分布在各种类型的店铺里，与普通工艺品、家居饰品以及书刊/杂志/报纸等混合销售。这种缺乏针对性的分类不但使消费者很难准确搜索到想要购买的非遗商品，甚至不能识别哪些是非遗商品。从网络营销的环境看，搜索引擎营销的环境发展为网络营销的推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向终端客户传递信息的重要环节，而硬件设备、检索工具的不够完善与缺失，阻碍了非遗商品的展示和销售。

（三）缺少品牌、难辨真伪

从各大电商平台网店看，非遗商品的来源与出处并不详细，有的还与之不符。这对于非遗来说，既不能保证商品的真伪，同时也将不利于其宣传。网店不光是销售的工具，更是宣传的平台。品牌是人们对一个企业及其产品、售后服务、文化价值的一种评价和认知，是一种信任。消费者或用户通过品牌，通过对品牌产品的使用，形成满意，就会围绕品牌形成消费经验，存贮在记忆中，为将来的消费决策形成依据。被国家和各地认可的非遗本身就是品牌及精品。很多网店虽然是项目本身的机构或传承人建立，但是却忽视了非遗这个“品牌”，将手工精品当普通产品卖，和那些依靠机器生产的现代产品一起竞争，不但没有宣传非遗的精髓，还可能因为价格和精细程度等问题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些非遗类的网店，由于地域原因，不被广大顾客了解，但是店主也缺乏品牌传播意识，使产品的销售范围只能局限于附近较小的范围，不利于非遗产品的品牌化发展。而一些网店中原本不是真正非遗产品，却看到了非遗的巨大价值，打着非遗的招牌，让消费者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产品，什么是类似产品，上过一次两次当后，对网店就不再信任了。这种情况也使非遗的宣传遭到破坏。缺少品牌导致了非遗网店难以突出，真假难辨。

（四）商品介绍简单粗糙、缺乏文化底蕴

从搜索到的非遗类网店中可以发现不少非遗商品信息的编写简单，没有深入说明非遗的历史、特色，缺乏文化内涵，和普通产品无法区别，不能够有效宣传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是非遗类网店的核心内容，如果不能突出其特点，不能充分体现其巨大的魅力，不但不能为非遗的宣传和发展出力，还难以为提升产品销售。

三、非遗网店的建设建议

（一）完善介绍，提升产品内涵

通常消费者在意识到自身需要某种商品时，也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开始，这种需求可能是由于外界某种刺激而导致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自身生理活动而引发的结果，还可能是内外两种条件共同作用引起的结果，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生活产品的需要，更将目光投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而承载着人类历史、智慧的非遗类产品不但质量上乘，外形独特，而且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网店具有较好的空间优势和多媒体传播手段，可以利用图片展示非遗精美的作品、复杂的工艺，利用文字介绍传承人高超的技艺，利用非遗项目产生和发展中发生的动人故事打动消费者。同时网店的风格和整体氛围也要符合不同的非遗产品特点。网店的介绍也要设法找到历史和现代的结合点，贴近现代生活，引导消费者了解非遗、热爱非遗，进而购买产品，使用产品，最后达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

（二）强化分类，优化升级检索

开展电子商务需要按照互联网的特定手段展开，产品的定位、关键词的选择等异常关键。详细的分类将商品“对号入座”，不仅能够方便消费者们更好的选购，同时也优化了工作效率。优化“关键词”检索可使消费者能够轻松、容易检索到相关的非遗商品。网店经营者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软件运用能力，充分运用平台和特定的软件帮助自己收集用户资料、用户偏好、提升对信息进行组织和处理的能力，全面提升非遗类网店的经营技能。

（三）打造“非遗”品牌

非遗类网店从建立到成熟，品牌的作用将是不可忽视的。非遗类网店的经营者要积极加强“非遗品牌网店”的建立，一方面提升非遗项目本身的形象，一方面提升网店的知名度，从而提高销售效率。同时，在弘扬传统技艺的同时还要结合创新发展，努力提高非遗对消费新生代的品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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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百色市有关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了大量工作也出台了相关措施，这些措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了一些努力，为了延续民族古老文化的生命力并使之发扬光大，学校教育应该而且必须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学校的智力优势，筛选、整理、加工、保存、传递、交流、吸收、融合、更新、创造非物质文化资源，实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打造非物质文化品牌；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既了解和掌握本民族地方传统文化知识、自觉维护和宏扬民族文化，又能融合多民族文化创造现代文化能力的新人，培养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和民族精神，形成良好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这不仅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大举措，还可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

（二）有利于加强人文教育

构建起新的人文精神支柱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指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对本民族人文文化的认同程度。百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底蕴深厚，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内涵，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让学生了解自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丰富人文文化教育的内容，熏陶和感染学生的心灵，提升民族凝聚力，构建新的人文精神支柱，培养民族人才。

（三）有利于填补学校教育中地方民族文化的缺失

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地方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地区地方传统、生活历史和精神观念的结晶，是该地区最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深入挖掘其内涵及发展价值，选择对个人、对社会发展有用的部分纳入课程体系，不仅能促进个体的成长发展，还能推动该地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然而，传统的学校课程体系以国家课程为主，地方传统文化这一瑰宝一直被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难登大雅之堂，使得学生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越来越冷漠、越来越陌生，最终会倒致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因此，学校应加大地方传统文化引进力度，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引导学生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不仅能增强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得以长久保存并继续发扬光大，还能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实现课程三级管理，办出学校特色。

三、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

（一）传承与发展工作的现状

民族地区由于意识和能力问题，学校在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具体表现为：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意识能力有待提高由于地域、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百色市的教育水平还比较落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工作也因意识和能力等问题难以进入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成为教育的内容。目前只有少部分具有较强师资力量和设施完备的示范性学校，进行传承与发展工作。

2．教育内容单一，稳定性差，不能推动传承与发展工作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师资非常有限，主要由有这方面兴趣特长的教师和有一定技能的民间艺人承担，出现因人设课的现象，因面教育内容显单一，不丰富，仅限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如黑衣壮民歌、马骨胡演奏等，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实施过程中也会因师资问题难于维持，不利于推动传承与发展工作的开展。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把握不准，机械模仿有些学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入学校课堂，但没有深入地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及潜在因素的教育价值，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是以技能模仿训练为主，学生的学习方式依然是接受性学习和简单的模仿性学习，体现不出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

（二）传承与发展工作现状原因分析

1．繁重的教学任务使教师们无力顾及传承与发展工作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适龄儿童入学率不断提高，很多学校出现了师资短缺、老化现象，面对简陋的教学条件、繁重的教学任务，新的课程改革、传统单一的评价机制，升学的压力等一系列问题，教师们对于传承与发展工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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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索：.cn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单靠个体（传承人）或单个团体（工作坊）传承如此简单，应放在整个地方的地理、空间、文化中思考。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系统建构应是地缘下的人文活动与自然规律协作关系的建构。面对一个个子系统（如本土传承人群体、政府管理系统、民间作坊、媒介管理、旅游市场和学校教育系统等）构成的艺术生态建构，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文化风貌与商业价值、文化价值相融合，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

粱平县位于重庆市东部，有“民间艺术之乡”之称，是全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独特的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强县。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众多，主要以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主，范围包括传统手工艺技术和传统表演艺术。梁平县现有梁山灯戏、梁平木版年画、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和梁平癞子锣鼓5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又有双桂堂、土法造纸技艺、蓝印花布、梁平土陶、梁平竹雕、梁平傩戏、梁平狮舞、梁平孝歌和梁平礼让草把龙等15个市级保护名录，87个县级保护名录。

（二）多文化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梁平地处重庆东部平行岭谷区，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巴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为一体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当地明清时期由著名高僧破山禅师创办的双桂堂被尊称为“西南佛教禅宗祖庭”，在中国及东南亚佛教界具有重要地位，佛教禅宗文化的融入，也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发展和艺术创作。

（三）显农耕、神话色彩，祈求平安祥和的文化心理。古代巴文化以梁平为腹地，农业生产历史源远流长。 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表演艺术、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到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传承下来的民间故事都以农耕文化为母体进行创造，充分反映着当地最朴实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热情。农耕文化注重稳、平安，冒险刺激的因素很少，梁平木板年画、铜梁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蕴含着保平安、驱邪等内容，仍然表现出敬畏神天，以期神天护佑自己。

（四）传统民间艺术具有群体性特征。梁平竹帘、梁平抬儿调、梁平狮舞等都以集体活动为主要创作形式。像梁平竹帘画制品，从精心选材到成品包装入库，前后需经过八十余道工序，大致可分为竹丝制作、备丝、竹帘制作三个部分[2]，每一道工艺不仅材料、工具十分考究。铜梁龙分扎骨、裱褙、彩绘、总装四个大步骤，百余道工序。正是竹帘画、铜梁龙这种工艺形态需要多名专业人士分工协调完成，只有依附于集体才得以传承，由此呈现出群体性特征。

二、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现状

（一）单个个体传承现状。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分段，对第一批至第四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78位梁平县传承人整理分析来来看（表1），其年龄阶段多数处于40～74岁之间，而30～40岁仅5人，基本处于壮年、中老年群体。据田野调查访问来看，梁平县儿童基本是在学校略有接触，18～30岁青年接触较少，由此可见非物质为文化研究人员较为短缺，当地传承保护意识较弱，群众参与接触较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出现断层局面。同时，梁平县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广泛地分散在民间，处于分散各自管理、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民间艺术面临后继无人和失传的局面。

（二）群体传承现状。就目前来看，梁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门类之间缺乏联系，相对分散，尤其是绘画工艺类，即使呈现群体性特征，但工作坊之间、传承人之间尚未形成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技艺、作品等方面的系统规范的整理和统一，基本处于相互学习模仿、各自钻研继承发展的状态。以梁平木板年画为例，现共四位传承人：涂国发（已逝）擅长花纸版/门神版雕刻、徐家辉擅长年画印制、全昌明擅长雕版工艺、刘勇擅长纸张/印刷工艺。在当下传统梁平木板年画生态环境、高标准技术工艺已经无法复原，仅仅依靠4人各自相互学习与模仿维系木板年画系统的传统与发展。

（三）政府对其保护现状。梁平县2008年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每年由财政拨款300多万元。梁平县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主要坚持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开展全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设有文化遗产陈列室、梁平木版年画展演作坊、文物保管室，大致从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及作品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三个方面进行展示。目前，以建立礼让镇、蟠龙镇、聚奎镇、荫平镇、梁山灯戏剧团等10个传承基地，来宝小学、西苑小学、梁平职中等6个传承实验基地[3]，但其艺术特色挖掘不够，发展模式不突出，尚未形成成熟有序的传承与保护发展机制。

（四）民间民俗工艺的保护开发现状。据梁平县负责人张和平介绍，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已形成初步规模。到目前为止，梁平利用‘非遗’项目，已发展起文化企业379家，民间乐队87家，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达7亿多元[3]。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建构意见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改善迫在眉睫，如果任由零散发展，忽视其艺术生态的系统性，会导致遗产的传统文化流失，对传承保护与发展当地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影响。结合梁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传承现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的保护和发展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对于传承人个人来讲，固步自封是万万不可，不应守着自身传承技艺，需要沟通与联系，需要依靠集体力量，系统整合现有技艺资源，形成系统整套的传承技艺，恢复传统生态环境和高标准技术工艺，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正确恢复和可持续发展。

（二）系统整合现有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借鉴其他地方民俗村或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建构模式，挖掘自身遗产特色，找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要既收集完善资料、档案建设的初级静态保护，又要高度重视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外在环境的生态保护。例如四川省绵竹市在孝德镇成立了占地面积4万平方公里，以年画商品生产、加工为基础，并以特色农业为主的乡村民间工艺文化旅游景区。该景区成为四川省高校调研基地，并在景区内已初步形成较有一定规模的年画生产，景区内有专门民间艺术手工艺者对旅游者、爱好者进行年画培训指导，并成立基地对年画进行大批量生产进行旅游商品销售，已消费的形式带动地方经济。尽管带有一定经济成分，但这种活态保护未尝不是继承与发展的良好办法，借助民俗村力量扩展了民众艺术视野，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认知和传承保护意识。

（三）对政府而言，加大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尽可能的为民间艺人（尤其老艺人、即将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经济保障。同时加强传承人之间联系与学习，深入挖掘传承人技艺、语言、文字和习俗，保护民间老艺人。借助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该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还可通过系列活动展示，大力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拉近与大众距离，号召年轻人接触、了解传统遗产，为培养继承人打下基础。

（四）借助周围高校及科研机构发展民间艺术精英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主动承担起开发研究责任，使其传承与保护发展更加科学化、学术化。

（五）在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经济发展中，要充分考虑在这种大规模旅游、文化活动中避免对遗产传统的侵蚀，遗产主体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中，既要保持原有传统技艺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政府及开发部门需要面对考虑的。

小结

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环境，建立完善的艺术生态系统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要着重把握其整体性、活态性、生态性保护，深入挖掘、建构具有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生态体系，从而促进当地文化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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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历史的财富，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凝重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展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彰显了独特的品格和气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共同对保存人类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球的旅游业更多关注于如何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反映其民族感情。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背景的游客体验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需求，也实现了跨文化交流，是旅游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合理的模式，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从而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各地政府也纷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法规立法规划。

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另外还包括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文化空间。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国内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范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以及功能性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作用和意义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措施研究，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研究涉及内容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地区范围之广大大的领先与其它国家学者的研究。第二，从研究的侧重点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特征、价值以及其功能性研究，较多的涉及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但是较少涉及到具体某个地区的具体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横向的两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研究以及纵向时间迁移中某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历程。第三，从研究的范围上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整个国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从大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动向，指导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很少一部分学者是以某个地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我国是个东西、南北跨度都是很大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均无学者在文章中指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但通过对所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也有人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文章较多，定量分析的文章则为数不多，往后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上特点。从上述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明确以后的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的总结归纳如下：第一，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多为民族学，艺术学或政治学专家，其他专业的专家介入较少，研究视角就较窄，造成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以及多学科结合的分析欠缺。以后我国一些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多多倡议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介入研究此问题，促进研究的多元化，在多元化的研究中碰撞出出火花。第二，很多学者提出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保护措施的系统研究不到位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方面不利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实践的执行。以后的研究需要以规范的理论为指导，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思路来开展。第三，研究方法也较单一，文献综合分析法较多，实证研究较少。论文撰写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部分做得不够。以后的研究需要提高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多多开展比较研究，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国内与国外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寻求创新之处。

三、结论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而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友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根[J].群文天地，2009，（1）.

[2]刘壮，牟延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比较与解读[J].西南大学学报，2008.

篇12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45-0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承载着历史的印记，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非遗濒危趋势日益严重，保护任务十分繁重。目前，非遗保护方式主要有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立法性保护四种。生产性保护是指在不违背传统手工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保证其本真性、整体性、手工核心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的前提下，使传统技艺、传统医药药物炮制技艺、部分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保护，①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生产性是这类非遗项目的共有属性，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体现，只有在生产实践中，这些非遗的传统工艺流程、核心技艺等才能实现保护、传承和弘扬。在生产与经营流通等环节，非遗项目得到有效、健康的发展，从而达到科学保护，这是生产性保护方式的终极目的。

一、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探索

甘肃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非遗。自2004年开展非遗普查以来，经甘肃省非遗保护中心统计汇总，全省共普查到非遗线索27075条，初步确立非遗项目4133项，囊括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手工技艺、医药等十六大类，②在全省86个县区90%以上的乡镇、街道均有分布。兰州太平鼓、环县道情皮影戏、庆阳香包绣制等61个项目先后被选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甘肃省政府公布了三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335项，各市（州）公布名录805项，县（区、市）级名录项目达到了2422项，③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非遗名录体系。这些非遗项目是华夏文明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反映了5000年华夏文明在甘肃这片沃土上绵延生息的全貌和主要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肃省充分利用丰富的非遗资源，鼓励各类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和项目传承人及相关企业积极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目前已形成产业化的非遗项目主要有庆阳香包、环县道情皮影、甘南洮砚、酒泉夜光杯、临夏砖雕、天水雕漆、兰州太平鼓、保安族腰刀、甘南藏族唐卡、裕固族传统服饰等。2011年，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中心（皮影雕刻）和庆阳祁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庆阳香包绣制）入选，标志着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积极推动非遗项目与本地特色旅游相结合。如酒泉市把夜光杯雕产品与敦煌彩塑、敦煌剪纸、瓜州皮影等文化产品引入旅游市场，年经济效益达20余万元。

其次，组织举办各类节庆活动。每年各级政府都要根据本地民俗习惯，组织各类节庆活动，如“文化春节”、“中国庆阳端午香包民俗文化节”、“中国环县道情皮影民俗文化节”、 “武威天马艺术节”、“甘南香巴拉旅游文化节”等，各类非遗项目扮演着节庆活动的主角，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再次，为搭建展销平台穿针引线。各级政府及时掌握信息，帮助企业联系参加国家和各省举办的非遗展销活动。先后参加了中国非遗保护成果展、成都国际非遗节、浙江文化博览会、深圳文博会、西部文博会等相关非遗活动，宣传展示了甘肃省非遗项目普查成果。

最后，部分非遗项目产业化已形成一定规模。庆阳市从事香包刺绣、剪纸、皮影、石刻等民俗产品开发的专业人员达15万人，年生产量900多万件，产值1.5亿元；1000万元以上的香包绣制民俗文化产业5个，“企业+农户”的各类生产销售公司154个，产品达20多个种类5000多品种，远销全国56个大中城市及美国、日本、欧盟、东南亚、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深圳、西安、上海、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设立庆阳代办处、代销点、展览馆235处，组织参加旅游景点零散直销的达上万人（次）。④环县从事皮影演出和雕刻的艺人有400多位，皮影产品从单一的工艺品向多样化产品迈进，已经开发出皮影戏光碟、桌历、挂历、画册、扑克、口杯、书签、地毯等10大系列600多个品种5万多件。现有的4家文化产业公司，年创收320万元；50家民间皮影戏班，表演艺人285人，年演出突破5000场次，创收300多万元；皮影雕刻艺人达到200多人，年创收200万元。⑤甘南州成立了卓尼洮砚协会，通过协会开展技术交流、对外宣传、联系业务等工作，30家洮砚厂、500余名技术人员，年总产值达3000多万元，纯收入近千万元。⑥保安腰刀以传统生产工艺为主，不断研发新品种、新工艺，目前已有近百人从事腰刀制作，生产20多个品种，年生产工艺刀1万件左右。酒泉夜光杯年产量12万只，产值达300万。临夏砖雕从业人员4000多人，年产量4万平方，产值达1.8亿元，利润3000多万元。⑦兰州太平鼓每年演出400余场，太平鼓制作销售从业人员1000余人，年销售额达600多万元，纯收入120万元。⑧

二、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忽视了非遗的精神价值

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劳动，一方面，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以机器为代表的大工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象征；另一方面，大工业生产很快显现出它的负面效应，产品单一、趋同，缺乏个性，没有特色，人们的生活品质实际上呈现出下降趋势。甘肃一些非遗项目的开发，从狭隘的物质利益角度考虑，忽视其精神价值。如庆阳香包刺绣产业发展初期，对这种“物质—精神”协调很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但近年一些生产企业为追求精品，开始引进苏绣技术，依赖电脑技术设计制作，破坏了陇绣原有的文化生态结构，将会对这一“朝阳”产业带来损害，值得警惕。

（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丧失了非遗产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一些地方一味地追求产品数量、经济效益，甚至大肆开发非遗产品，以满足人们强烈的物质欲望，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些行为完全忽视了对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忽略了非遗项目的手工艺生产实践环节，从而也丧失了非遗产品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如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印刷品唐卡就是典型事例：一些价格低廉、工艺粗糙、加工生产又很快捷的印刷品唐卡在市场上频频出现，严重冲击了传统手工绘制、以珍贵的天然矿物质作为原料的唐卡艺术品市场。前者的特点是周期短、成本低、生产快，但毫无收藏价值；后者则周期长、投入精力很大、成本高，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特别是手工绘制的唐卡，在绘制前画师们要举行祭拜、洗礼等仪式，同时在绘制过程中体现着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虔诚之心和敬畏之感。这一点恰恰是唐卡艺术十分重要的民族文化内涵，也是它作为非遗代表性项目最核心的价值，更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中最应值得珍视和关注的地方。机械生产下的唐卡则完全丧失了这些文化意义，彻底沦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如果我们对这样一种现象熟视无睹，不加以制止并及时予以规范，必然会影响唐卡这一古老而技艺精湛的藏族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背离了非遗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保护的初衷。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此处不再详举。

（三）非遗产品包装单一、简陋，缺乏新意和民族特色

一个好的产品需要有独特的个性化包装来装饰，这是文化产品进入现代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人类社会消费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甘肃省的不少非遗产品内容很好，但缺乏好的包装和艺术点缀，与内容很不相称，因而严重影响了非遗产品的市场。尤其是一些生产性项目的产品包装工艺普遍落后，层次较低，就单一、简陋，缺乏新意和民族特色，严重影响了产品的效果。如庆阳的香包、环县的皮影雕刻、兰州的刻葫芦、酒泉的夜光杯雕、甘南的洮砚、保安族腰刀等技艺，在生产过程中很好地坚守着项目的传统技艺，产品精美，但由于包装相对单一、简陋，缺乏民族特色和个性化色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发展，产品的经济价值也未能达到理想的程度。

三、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策略

（一）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发展需要立足于传统，融入当代生活元素

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发展首先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保护，这是这些项目能够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根本和基础。但是这些非遗生产性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必须与当下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非遗保护才能具有广泛的基础，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传统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合理利用基础上融入或引进现代设计理念，关注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和观念。在思路上，一方面坚守传统，一方面面向现代。在保留传统非遗产品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设计研发一些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气息的产品，赢得年青一代人的喜爱，从而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参与市场交换、具备经济效益的项目，一方面，复兴其原有功能，激活其在市场中的活力，实现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转化其原始功能，提升价值。在技艺类项目中，剪纸艺术最具有代表性。剪纸是甘肃民间社会流传广泛的一种传统手工艺，也是节日里装饰环境的必用品，配合各种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旧时，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人们或自己动手剪刻，或购买剪纸作品，用来装饰家居，烘托喜庆气氛。因而，剪纸作品也在民间自发地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审美也发生变化，传统的剪纸艺术对他们逐渐失去吸引力。要使这些传统技艺传承、发展，一方面，要激发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记忆和情感。随着这些传统习俗、节庆、礼仪的复兴，人们对剪纸等民间艺术品的情感也会逐渐复苏，从而为传统技艺的发展、振兴提供了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努力开发民间艺术品的审美功能，从而提升其额外价值。在剪纸艺术领域，许多艺术家将剪纸艺术带离民间社会，走向世界艺术殿堂，使这一植根民间的技艺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代表，剪纸作品的价值也随之提升，可以与其他各门类艺术品相媲美。

再就表演艺术来说，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游艺、杂技等类项目，自古以来即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旧时，这些表演艺术通过在梨园、戏院、茶舍等娱乐消费场所的表演实现经济效益。现在，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改变，休闲娱乐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但这并不阻碍人们对传统娱乐方式的怀念，如北京的老舍茶馆、江浙的评弹茶舍等，都印证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追忆和情感。甘肃省的传统表演艺术的生产性保护，亦可以通过倡导复兴传统的娱乐消费方式，恢复它们的原有功能，实现经济效益。另外，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实现其审美价值，实现艺术升华，从而提升其经济价值。

这实际上涉及传统技艺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一方面，手工技艺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我们的祖先一代代传承积淀下来的，它代表着我们今天创造与技术的精华，需要继续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手工技艺需要根据当代的现实需要，寻找它在当代社会发展的环境。否则，完全脱离现实需要，就不可能继续生产，也就无从保护，这也正是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内在含义的要求。

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总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中，在别人的赞扬中才能够唤起劳动的喜悦和成就感。所以，工匠在今天要重新获得自信，获得一种社会的成就感，就必须要考虑产品对路适销，即产品的适用性和针对性。保安族腰刀作为古代战争的利器，在和平年代，其武器功能逐渐削弱，于是工匠增加大量的花纹，使其功能朝着装饰性转换，同时满足中国人祈求平安、镇宅避邪的心理需求。提倡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就是要使手工艺参与当代物质财富的创造，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表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的目的。

对于因时代变迁在当代社会逐渐失去生存土壤的非遗项目，可通过转换功能，实现其价值。生产性保护可以为某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为有效和实际的保护。但是，生产性方式并不是非遗保护中放之四海而皆可的准则。如民俗类项目中的岁时节令、婚礼习俗、祭祀祭典等，是不可以进行生产的，更不可以创新。

（二）关注生产过程，坚持手工制作的核心技艺

在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中，一定要坚持非遗项目的手工制作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这是开展此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的基础。同时，应更加关注生产过程，关注蕴含和体现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环节。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如果项目的制作工艺完全机械化，被现代工艺所取代，那将会丧失其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实际上，一些纯体力性质的工作可以交给机器去做，但是在一些跟人的情感紧密结合、造成其差异性的部分及人的智慧可以有所伸展的部分，应该高度保持它的手工性。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不去手工操作的话，手工的优点、人的智慧、能力都得不到体现，那么它本身也就丧失了作为手工劳动的价值。

手工技艺往往要运用工具，随着技术的进步，工具的运用也应该越来越先进。手工技艺并不排斥工具，也不需要强调百分之百“纯手工”。自古以来，手工技艺都要借助工具，比如玉器制作。所以，我们强调守住手工技艺核心技艺。所谓核心技艺，是最能够体现劳动者的创造力、智慧、能力，以及它的文化历史积淀的，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产品的“赋形”阶段。在产品的原材料准备上，可以借助工具生产，减轻对劳动者肉体的伤害和体能的消耗。如甘肃夜光杯雕、刻葫芦、洮砚制作、金饰和银饰的打造必须依靠手工。所以说手工的好，是因为它将传统精华的东西都聚积在那儿了，而不是简单地说只要是手工的就好。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内涵，使得手工技艺制作凝聚感情，实现了人与人的交流与勾通。

因此，基于非遗资源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不能仅局限于工业生产力的进步，更不能简单地按经济规律来计算生产效率。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关注非遗生产性保护的生产方式，必须对传统技艺的技术传播方式和特点加以区分。基于创意的手工生产，仍然属于劳动密集的产业，不能以机器生产的标准化来过度开发，应尊重其自身发展规律予以扶持，尊重传承人的个性化创作和生产，通过市场的集聚和现代流通传播手段，推动劳动者个体手工生产的发展，使非遗项目的技术传播、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环境得以实现转换。

（三）坚持非遗的本真性、完整性及人文性保护与传承

保护非遗，是要让非遗回到原有的生态中。这个生态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中，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体系。我们要努力恢复这种循环体系，而不是将其剥离出来，偏执化、片面化地进行发展。所以，要避免将生产性保护单纯地向市场经济追求商品化发展，不考虑其社会内涵、社会生态环境，使之旅游化、表演化、商品化。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学的概念和立场已经扭曲了一些人类文明的概念，比如生产性，它不只是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性生产；它不只是客观的、外部世界的改造，还有自我的创造和改造；它不只是属于经济学的，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所有的人类文化、文明的价值，都应该包含在这个体系中。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强调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质。这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理论中的一个完整概念。现代经济学把所有生产概念、劳动概念都转换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即生产性就指商品生产，这是错误的。在非遗保护过程中，要充分地把握生产性保护中的人文内涵，将生产性概念的人文内涵充分地揭示出来，以此来避免生产性保护实践过程中的片面化、偏执化。

（四）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非遗整体性概念的生产性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遗进入整体性保护阶段的产物。它是指以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依托，以活态传承的非遗为核心，实现非遗和与之相关的物质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的区域。在2008年1月和11月通过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中，将生产性保护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方式之一，指出采取生产性方式对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改善传承人生活，对非遗项目加以保护和扶持，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经济资源，修复自身传承的内在活力。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的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由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控制性保护转向对保护区整体功能的振兴，突破非遗项目的独立保护。所谓控制性保护即关注维护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遗产本身的历史特性。而生产性保护更注重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未来，注重对其历史功能的修复和振兴。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历史文化遗产的功能逐渐衰退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非遗及其相关的物质遗产相对集中的活态社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随着其历史功能的衰退而产生的与当代需求的不协调。面对这种境况，一味的控制性保护只会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变成一座开放式的博物馆。这种“博物馆式”的保护模式，由于无止境的公共管理责任造成政府财政压力，最终可能随着政府无力承担而流于形式。生产性保护旨在使非遗融入民众的现实生活，找到传承与发展的活水源。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对非遗经济价值避而不谈是不切合实际的。采取生产性保护，充分发挥非遗作为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不仅能为其持有者和所在地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为非遗可持续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五）积极培育非遗项目的骨干企业，鼓励本真性生产和技术进步

对成长性好、市场潜力大、具有出口创汇前景的民营企业，政府要给予政策扶持，鼓励其非遗本真性技艺传承的生产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自身发展实力，壮大企业规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对不适宜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手工技艺项目，要对传承人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改善其生活、生产条件，为产品的宣传、推介提供便捷有效的信息服务。符合条件的要积极向国家申报设立生产性保护基地，同时研究设立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的标准和评审办法。

[注 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演讲》，2012年1月7日新浪财经讯。

②甘肃省文化厅厅长邵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几点思考》，2011年12月23日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③甘肃省文化厅：《2012年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总结》。

④《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概述、措施及成果》，2012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官方网站。

⑤《环县道情皮影 黄土地走出的世界级“非遗”》，2011年12月26日西部商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