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行为论文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教师行为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本文作者：路红王笑天工作单位：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的内容结构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得到包含19题的4个因素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问卷，并且信效度分析表明，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问卷可靠而有效．这4个构面的出现反映出当前广州市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主要表现为4种类型: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态度与学生观．其中，教学理念主要测量教师在教学中所持有的观念，对待教学活动的信念，得分高者日常的教学理念偏向于被动和教条，更加缺乏主动性与创新意识;教学方法主要考察教师日常的教学过程中的行为风格，得分高者更偏好采用惩罚性的、格式化与敷衍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主要探究教师教学中的态度，得分高者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缺乏兴趣，工作会更消极、冷淡与慵懒．学生观主要检验教师对学生持有的态度，得分高者对学生会表现出更多的不公正或是冷漠放任．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的性别效应男教师在教师问题行为总分、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学生观上显著多于女教师．这说明女教师相对于男教师更具有积极正面的教学理念，这与先前有关教师问题行为的研究结果一致［7］．这可能是因为在人格特质上，女生在乐群性、聪慧性、兴奋性、敏感性、幻想性、世故性、忧虑性上优于男生［8］．因而女性相对男性更加热情、开放，更具有耐心，更加温柔细腻，具有更好的沟通能力和更多的亲和力．于是在繁杂的教学工作中更能抱有积极富创造性教学理念，更加主动而认真的教学态度，更多地使用鼓励和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也更加负责包容．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的年龄效应在教师问题行为总分上，46岁以上教师得分最高，36～45岁教师的问题行为表现其次，35岁以下教师得分最少．这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工作年限增加，教师的职业倦怠感增多［9］，职业生涯追求下降，对待教育教学工作倾向于敷衍应付．在教学理念上，46岁以上以及35岁以下教师得分显著高于36～45岁教师，这表明46岁以上和35岁以下的教师抱有的教学理念更加消极被动．这可能是由于36～45岁教师人至中年，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知识储备和工作经验的结合正到达黄金期，抱有的教学理念最为积极主动．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上，35岁以下相较36～45岁的教师更为完善认真．这可能是因为35岁以下教师参加工作时间较短，毕业时间不长，接受并采用的教学方法较为先进，职业倦怠较低，抱有的教学态度更加认真主动．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的教龄效应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总分、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态度、学生观在教龄上差异均显著．在问题行为总分、教学理念与教学态度上，16～20年教龄的教师问题行为显著少于其他教龄组，这可能是因为16～20年教龄的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又往往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阶段，知识结构合理，正是各个学校的业务骨干，工作能力和工作责任感较强．此外，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上，6～10年教龄的教师相较20年教龄以上教师，更为消极和被动．在教学方法上，11～15年教龄的教师相对于16～20、2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也更为简单．这可能因为6～10年教龄的教师工作时间和毕业时间相对都较短，既没有了工作初始的新鲜感，又有了一定工作经历，产生了职业倦怠，面对教学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无法很好的调整自己．而11～15年教龄的教师相对于16～20年和20年教龄以上的教师，人处中年，社会角色较多，生活压力繁多，工作任务沉重，在工作中投入的精力有限［10］，因此，教学中难免出现敷衍应付行为，教学方法相对单调、简易．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的教学类型效应中学教师相对于小学教师教学态度更为被动冷漠．这可能是由于:一是中小学教学目标不同．中学教学目标主要是围绕中考和高考展开，明显的学业成绩导向，而因为取消了小学升中学考试，相对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的教学压力更大，任务更加繁重．导致教学态度出现一定的敷衍和消极．二是学生年龄的差异．小学生的可塑性大，更愿意接受教师的教育，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更加融洽，不易出现由于学生的抗拒而产生的挫败情绪［6］．而中学生处于青春期，独立性与叛逆性日益增强，师生冲突较多，教师的管理压力较大．从而使教师的工作量增多，教学态度冷漠．教师问题行为的职称效应中低级职称的教师相较于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态度更为消极被动．造成此特点的原因可能是高级职称的教师一般属于学校的业务核心力量．他们的专业技能更高，更善于从容应对各类教学工作．而中低级职称教师职业技能水平较低，在处理教育教学问题时更加欠缺经验与专业技能．

广州市中小学教师问题行为呈现出清晰的4因素结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态度、学生观．教师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教师比女教师在问题行为总分、教学理念、教学态度、学生观等方面得分更高;教师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年龄越大的教师问题行为表现越多，46岁以上教师的问题行为最为严重;教师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教龄差异，主要体现在问题行为总分、教学理念、教学态度与教学方法上;教师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教学类型差异，中学教师教学态度得分显著高于小学教师;教师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职称差异，中低级职称教师的问题行为总分、教学方法、教学态度得分显著高于高级职称教师．

篇2

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大部分是通过问答的形式实现的，课堂提问行为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深化教学内容、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的重要手段。教师精心设计的每一个课堂提问都能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可理解输入，为学生制造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机会，从而促进学生汉语输出。教师的提问行为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正确的提问行为不仅无法发挥其效果，而且达不到教学目的。本文就教师课堂提问行为的有效性进行研究，探讨教师课堂提问行为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一、教师课堂提问的问题类型

教师课堂提问的分类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最早学者们将问题分为封闭性问题和放性问题，Chaudom（1988）和Ostein（1995）则将教师的课堂提问分为聚合性问题（convergent questions）和发散性问题。在二语习得研究界考察教师提问时，较普遍的分类标准是展示型问题和参考型问题。“展示型问题”指的是答案一般在课文中已经确定，提问者要求学生将既定答案说出来的问题，提问的目的是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强化学生对所学词语、句型的记忆和应用。“参考型问题”是指答案不固定，学生回答时可以自由发挥的问题，提问目的是通过信息差引导学生说出更多课文以外的内容，提高学生应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在对外汉语课堂上，有效的教师提问行为应当是展示型问题和参考型问题相结合使用。初级阶段的教学主要是词汇和语法的讲解，教师通过使用大量的展示性问题，可以有效了解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另外，初级阶段学生掌握的词汇和语法有限，回答参考型问题有较大的难度，因此，初级汉语教学教师提问主要以展示型问题为主，以增加学生开口说话的机会。

例如：教师提问有关课文内容的展示型问题：“这个‘我’以前包过饺子吗？”学生可以很容易回答，但是当问道：“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你包过包子或饺子吗？”“以前，你在中国还吃过哪些中餐？”学生就反应不过来。

在学生掌握词汇和语法点、能够较好地回答展示型问题之后，应适当提出参考型问题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交际能力。随着学生掌握的词汇量和语言点的增加、交际能力的提高，到了中高级阶段，教师就要适当降低展示型问题的比例，增加参考型问题的数量，以提高学生的交际表达能力。

此外，教师还应熟悉教材和教学等级大纲，使提出的问题适合学生的能力水平。参考型问题中应避免生词和新语言点的出现，否则会造成学生回答问题时的难度和压力，最终导致学生不理解问题，或虽然理解问题但无法做出正确的回答。

二、教师课堂提问行为的策略

教师课堂提问行为的策略主要有追问、转移、重述、改述、提示等。“追问”是指在学生回答不完整时，引导学生进行完整的表述，或者学生回答正确，教师针对学生的问题继续提问，引导学生做出更复杂的表达。“转移”是指当学生无法回答或回答错误时，教师转向其他学生提问，或者就同一个问题向多个同学提问。“重述”是指当学生没有听清楚或没有听明白教师的问题时，教师重复所提的问题。“改述”是指当教师所提问题过难或过长，学生无法回答时，教师改用学生熟悉的词语或缩短问题的长度来帮助学生回答问题。“提示”是指学生回答问题遇到困难或者回答不正确时，教师给学生一定的提示，引导学生完成回答。

在汉语课堂上，教师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情境灵活应用课堂提问策略。如果学生无法回答出问题，教师要猜测学生遇到困难的原因，如果是没有听清楚，教师可以重述问题；如果学生是由于忘记了表达中需要的词汇或语言点，教师也可作适当的提示；如果是因为问题中有学生不理解的词汇或语言点，教师就要及时改述问题。如果教师在提示后，学生无法作答，教师可及时采取转移策略，避免在一个学生身上拖延太长时间耽误教学进程，但是在提问一两个学生后，应再回来提问该学生，减少学生的压力和紧张感。例如：

T：你喜欢自己去旅行还是跟旅行团一起旅行？

S1：旅行团。

T：哦，为什么呢？

S1：这样比较便宜，你不用找宾馆，很方便。

T：很好，S2，你呢？

……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成功运用追问的提问策略引导学生回答问题。在讲解较复杂的语言点时，可先提问简单的问题让学生回答，然后继续追问，增加难度，引出所学的语言点，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学生遇到复杂的句子常常会采取回避策略，通过追问的策略可以引导学生说出“比较”、“不用”等词汇。

另外，我们在教学和听课时观察发现，大多数教师在指定学生回答问题时，通常是先点名然后说问题，这样就造成其他不用回答问题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先提出问题给学生两秒左右的思考时间，然后指定学生回答问题会有更好的效果。

三、教师课堂提问行为的对象

教师在课堂提问中不仅要注意所提问题的难易度，而且要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只有当教师提问的内容和难度与回答问题的学生汉语水平相符合时，学生才能顺利回答问题。这就需要教师了解每一个学生学习汉语的现有水平、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他们的学习风格和特点。在提问中，尽量让水平较高的学生回答难度较大的问题，让水平低的学生回答难度较小的问题，这样既可以使每个学生都有公平的机会回答问题，又可以避免水平高的学生觉得问题简单而注意力不集中，而水平低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产生畏难情绪和不必要的压力。

课堂提问的对象与课堂问题的分配有关，提问分配是指教师如何均等合理地向每个学生提供回答问题的机会，促使全体同学共同思考的提问技巧。教师课堂提问时，应当给所有学生回答问题的机会，以提高学生上课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问题分配方式通常有：集体回答、自愿回答、点名回答等。教师可以提问一些简单、答案固定的展示型问题让全班集体回答，在学生人数较多的课堂，无法让每个学生回答问题时可较多采取这种形式。另外，教师也可以根据教学的具体情况增加趣味性的笑点问题活跃课堂。教师在采取自愿回答问题的同时，也要适量应用点名回答的方式控制课堂，使学生都有机会回答问题，避免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学生得不到回答问题的机会而降低课堂注意力和学习积极性。例如：

T：你们喜欢吃中餐吗？

S：我们喜欢吃中餐。（集体回答）

T：谁不常吃中餐？

S1：我不常吃中餐。（自愿回答）

T：为什么？

S1：我觉得中餐太油腻了。

T：嗯，很好，谢谢。你觉得中餐好吃吗？S2（点名回答）

S2：我觉得中餐很好吃。

T：同学们，你们知道S3最喜欢的中餐是什么吗？

S：她最喜欢的中餐是面条。（集体回答，笑点问题）

在此案例中，教师把集体回答、自愿回答、点名回答的提问方式结合在一起，使全班学生注意力集中，又不至于感到紧张。由于学生之间都知道学生S3很喜欢吃面条，上课回答问题也常提到面条，因此教师问学生：“同学们，你们知道S3最喜欢的中餐是什么吗？”学生很容易回答，能引发笑点活跃课堂氛围。

四、结语

教师课堂提问的问题类型、提问的策略、提问的对象等都会影响提问行为的有效性，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根据具体的教学环境选择恰当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回答，同时注意提问的方式，针对问题的难易度选择对应水平的学生进行回答。每种提问的方法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教师应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综合考虑提问的类型、提问策略和提问的对象，精心设计每一个问题，提高教师课堂提问行为的有效性，通过教师问题的提出和学生问题的回答，推动课堂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叶俐芬.初级阶段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提问行动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4）.

篇3

《纲要》告诉我们,教师不仅仅是幼儿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指导者,更是各项活动的支持者、参与者与帮助者。而教师的语言交流行为更将直接影响孩子以何种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师生对话中的听、问、答也是实现师生沟通、互动的关键所在。因此,教师必须做到善听、巧问、妙答。善听――就是从孩子的对话中准确捕捉教育信息;巧问――就是以问开头、以问深入,甚至以问答的形式构成对话的主过程;妙答――即对孩子的信息与问题及时作出评价。

提问,是艺术性很强的教学手段之一。随着人们对发展智能的日益重视,如何有效地进行课堂提问成了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我园的多次教研活动中都有提出,如何更好地设计提问,真正体现师幼互动,以在教学活动中有效地激发幼儿的思维,发展幼儿的智能?提问,对教学效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有效的提问能画龙点睛,引领幼儿积极探索的思维

问题是学习的重要前提,是探索学习的出发点,是幼儿思维的起点。在师生互动中,教师要把握教育的契机,用精心设计的问题激发幼儿探索的欲望,引领幼儿深入地探究和思考。在主题《梦幻西游》的活动中,孩子们针对“观音菩萨”进行了热烈的交谈,有的孩子说观音菩萨神通广大,有的孩子说观音菩萨能帮助有困难的人度过难关,他们纷纷为自己有丰富的知识而激动。他们还在观音菩萨是男还是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有的孩子说观音菩萨很漂亮,应该是女的;有的孩子却说菩萨应该都是男的……各有各的理由,一时半会还真得不出个结论。教师巧妙地把握这一契机,将讨论变成辩论会,围绕问题阐述各自的论点。这种形式既锻炼了幼儿的判断、分辨、逻辑思维能力,又锻炼了幼儿的口才与胆量。在这样的活动中,教师也为了让幼儿的辩论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而去查找资料,以回答幼儿的问题,真正体现师幼互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有效的提问是桥梁,使幼儿所学的新旧知识得到连接和重组

经验的获得与扩展,往往不是即时就能看到的,如果教师能善于将质疑和学习的机会留给孩子,相信肯定能为他们主动获取新经验提供一个发展空间。在一次玩纸飞机的游戏活动中,大班的孩子都想模仿老师用结构复杂的方法折纸飞机做实验,可是多数孩子都不会折,老师一边手忙脚乱地帮孩子折,一边迅速地想出了对策:“飞机的样子有很多种,我们来比赛一下,谁折的纸飞机飞得更高更远。”孩子们马上记起了以前学过的各种折飞机的方法,“折”的难题解决了,比赛得以顺利进行。有的孩子说尖尖头的飞机飞得更远,有的孩子说有风的时候,顺风飞的话飞机能飞得很高……幼儿旧有的经验在这时得到重组,并获得了更多的新经验,问题的及时提出起到了沟通新旧知识的作用。

三、有效的提问是弹性的,能满足不同个性的幼儿的多种学习需求

对于不同个性的幼儿来说,同一句话所传递的信息是不同的,在主观上,他们对事物的探究有着不同的喜好,我们鼓励教师从仅仅关注教育活动的组成转移到关注不同个性幼儿的发展,使师生互动既面向全体,又凸显个别。教师为激发孩子们积极参与谈话活动常将话题预先通知出来,一般都会用比较广泛的问题引导幼儿从不同渠道获得所要的信息,如“关于猴子,你知道它是怎样的吗?”“什么叫英雄”,等等,这些问题看似随意,却能鼓励不同个性的幼儿积极探索。对故事感兴趣的,会去查寻与猴子有关的故事;对自然百科感兴趣的,会了解猴子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比较胆小的孩子,会简单谈谈狮子的食物;比较爱表现的幼儿,可能会扮演《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角色。这样的提问调动了不同喜好、不同能力的幼儿,使智慧在谈话中呈现,可谓精彩纷呈,效果倍增。

四、有效的提问是有趣味性的,能引起幼儿积极的回应

提问内容的设计要富有情趣、意味和吸引力,使幼儿感到在思索答案时有趣而愉快,在愉快中接受知识。教师要着眼于活动的主题,巧妙地构思设计提问,以引起幼儿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促使孩子在生疑、解疑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知识和能力,并因此体会到思考与创造的欢乐、满足。如在教学《白羊村的美容院》,教师设计了这样的提问:“白羊们的新发型是怎样的呢?”“发型师为什么灰溜溜地离开了白羊村?”这些问题的提出又一次把孩子带入了有趣的故事中,因此孩子回答的兴致极高,而且很快地理解故事中表现的意思。

五、有效的提问要面向全体幼儿,让幼儿都得到锻炼

篇4

引言

城市功能空间的高效率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序、通畅和快捷的城市交通。可以说城市交通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西方城市交通研究和交通问题的解决，经历了从仅仅关注城市交通网络设施布局优化，到以交通流作为出发点，再到深入探讨产生交通流现象的出行行为机制的发展等过程，已经摆脱了工程观念的束缚，成为包含技术条件的支持（交通运输）、城市社会活动的组织（布局结构）、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城市社会活动）、空间质量（城市景观）以及城市决策者的管理措施（城市政策）等的综合领域。

相比之下，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城市机动性的改善主要是通过超常规和高强度的投入，侧重于物质环境的建设，而对于交通产生的根本问题——出行行为的研究则刚刚起步。

随着交通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大城市出行调查的开展，交通出行行为的研究受到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注。除了对出行行为的产生机制进行初步探讨外，也有学者对交通出行行为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领域开始出现了与活动相关的出行行为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把活动分析法作为其主要理论和方法，但却把出行行为与活动联系了起来。这些研究涉及通勤、购物和休闲等活动中的出行行为及其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柴彦威等基于活动日志调查，利用时间地理学方法把城市交通出行整合在移动－活动系统中，分析城市居民时间利用、活动与出行的时空间特征；周素红等利用GIS技术对通勤行为进行了空间模拟。

尽管上述研究仅集中于活动出行行为本身的考虑，但与其他方面如土地利用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和相关政策变化等方面的互动研究很少涉及，同时也缺乏对出行行为决策机制的深入探讨。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梳理不同学科对居民出行行为的研究，阐明将基于活动分析法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交通出行研究中的必要性及重要性，并从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全面介绍与评述活动分析法的研究进展，提出基于活动分析法的城市交通出行行为研究框架，为我国城市规划及城市交通规划等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

一、不同学科的交通出行行为研究

1.1城市交通工程学和交通规划

城市交通工程学和交通规划出于实际的需要，是最早关注交通出行行为的领域。1962年美国制订的联邦公路法规定凡5万人口以上城市，必须制订以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为基础的都市圈交通规划，方可得到联邦政府的公路建设财政补贴。该项法律直接促成交通规划理论和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即经典出行产生、出行分布、方式划分和交通分配的四阶段推算法。这种方法使得交通出行研究从一开始就以设施建设为服务对象，以预测为最终的目标。

但该方法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其中最多的批评是，它没有考虑到出行行为的内容，只是关注流的大小和方向，而不是流形成的机制；因此，预测的结果往往不尽准确，而且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交通问题的解决不再依靠长期的交通供给建设而转向短期的交通管理的时候，该方法的作用便大为减弱。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从微观层面上关注个体决策和选择过程的非汇总方法，开始从微观机制上研究出行方式、出发时间以及交通工具类型的选择，但这种方法仍然基于效用最大化原理，局限在就出行看出行之中，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相应的概念性框架来说明人们究竟为何出行，以及究竟怎样决策和怎样安排出行。

1.2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

在更宏观的城市研究领域，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是把交通出行行为作为一个研究城市的重要视角，通过交通出行探讨城市形成发展、组合分布和空间结构变化的规律，从而为城市功能空间的合理布局以及城市发展与建设提供依据。其中，城市规划更侧重于探讨城市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建成环境包括密度和强度、土地利用混合度、道路连接性、街道的三维空间、地方的吸引力以及空间结构；而城市地理学中的研究则侧重于城市的经济性、社会人口学以及活动的空间结构与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

由于早期城市大多处于不断发展扩张时期，交通系统也处于不断兴建和完善的阶段，因此，许多研究从宏观的空间尺度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上开展，较为侧重交通及交通设施建设对于城市空间形态和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的影响，而并不包含行为本身的内容。从二十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土地利用模式过度使用和依赖机动车而带来种种城市问题，新城市主义运动把如何通过合理规划建成环境以减少机动车使用作为其重要的内容，研究者开始关注土地利用、城市空间结构等与出行行为的关系，从更为微观和短期的尺度来看待城市空间对于交通出行行为的影响，以便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很多讨论关注土地利用密度和土地混合程度等方面特征对于出行的次数究竟是否产生影响；对于城市空间与出行的关系多局限于特定的活动空间分布对于出行的影响。可见，这一层面上的研究虽然跳出了宏观交通出行的概念，但是对于个人行为的关注仍然主要停留在汇总层面，并且把居民日常活动割裂开来也很难在实质上把握出行行为的机制。

1.3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

行为地理学是在考虑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条件下强调人的行为的研究方法。行为地理学对于出行行为的关注更多的是出行行为本身的再现和规律探讨，并且借助空间行为模式研究行为决策，探讨人的行为特点及其对城市环境和规划决策的影响。行为地理学在对于出行行为的早期研究中，往往把出行看作是人们为了顺利进行各项活动而用时间交换空间的位移过程，从行为决策的角度进行研究，通过构建离散选择模型对于出行行为进行描述和预测。其中，多项分对数模型、马尔可夫过程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是其重要的方法。

由于涉及到行为机制本身，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对出行行为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基础。但是，Burnett等认为选择行为的模型在本质上存在若干问题，包括没有考虑出行是派生需求、大多数仅考虑两点之间的单目的出行，基于静态的假设（对于特定人群只有一种安排）、缺乏长远出行需求的考虑，以及由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最大效用化假设而没有真正解释个人的行为等方面。除此之外，早期的研究太过于强调个人的选择行为而忽视了宏观背景对于出行产生的影响，忽视了人的行为既是对环境感知的一种主动反应也是在各种制约下的必然结果。

时间地理学的产生给行为地理学中出行行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该理论认为人的活动是由一定时空间环境条件下的一系列连续并且相关的事件所构成的，在此基础上，通过三维的时空路径，研究各种物质及社会环境中限制人的行为的制约条件，阐明路径形成的时空间机制，以此来说明人的空间行为。Gollege等[28]指出时间地理方法是研究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的一个“革命性”的方法。对于出行行为来说，这种方法在研究中引入个人活动的考虑，同时把时间分配和空间选择的概念相联系，同时提供了通过运用动态的地图来描述个人在时间和空间运动的路径的新的研究方法。

1.4基于活动分析法的出行行为研究

如前述，城市交通工程学和交通规划中往往由于缺乏探讨出行行为的根本规律而无法将出行行为模型有效地应用到实践中；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则太过于强调物质空间的作用只能在汇总层面上研究出行行为；行为地理学的早期研究则走向了与之相反的一面，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完全从人的主观决策来决定出行行为。随着时间地理学的出现和活动概念的引入，使得各个领域的交通出行行为的研究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传统研究中的缺陷得以避免，出行行为与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可以描述和解释日常的出行安排，能够搞清单目的或者多目的的出行；既考虑影响短期出行需求变化的个人认知因素，也考虑与长时间范围变化有关的其他社会需求变化、时空约束变化、主体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技术和物质环境的变化有关的因素。正是在这种综合框架下的出行研究才可能逼近复杂行为的本质，交通出行行为的研究最终被纳入到活动分析法（Activity－basedApproach）的框架之下。

二、活动分析法

2.1相关概念

活动分析法的明确定义是：在一系列活动结构的背景中考虑个人或者家庭的移动模式，同时强调时间和空间制约的重要性。在活动分析法的概念框架下，出行与传统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1）人们为了完成相应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进行各类活动的需求。由于活动在空间的分布是不均的，为了完成特定的活动，从而产生了出行的需求。也就是说出行是活动的派生行为；2）同时这种活动和出行又是受到包括活动发生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及活动的其他参与者三个因素的显著影响；3）活动和出行及其影响因素都必须纳入到特定的时空制约的背景中考虑。

活动分析法有2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是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活动安排与出行行为的相互关系；二是如何发展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应用这种规律来预测活动和出行，尤其强调对于日常移动－活动模式的研究和模拟。其中，单一内容下的出行行为实证研究往往是综合框架下日常移动－活动模式研究的基础，而后者却是整个活动分析法的核心，不仅为单一现象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同时也是活动分析法最终希望实现的研究目标——系统研究移动－活动行为的复杂规律，并最终应用到城市交通相关问题的解决中。

2.2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2.2.1制约模型

这一类研究多以H?gerstand的时间地理学为理论和方法基础，强调各种时空制约的重要性，强调制约下活动的计划、组织和执行。Lenntorp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行为的研究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了实现一个活动计划有哪些可能的路径？”因此这类研究中的执行过程往往包括模式输入、序列产生和序列检查。

隆德大学的Lenntorp[32]最早通过PESASP（programevaluatingthesetofalternativesamplepaths）的模型，以时间和空间中个人路径的集束等时间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为基础，对现实环境或假想环境下日常活动日程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模拟和评价。其中，土地利用、交通系统、营业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变化对最后出行选择结果产生影响。与此相似的研究还有Jones等的CARLA（combinatorialalgorithmforreschedulinglistsofactivities）模型，除了时间地理学中所提到的制约以外，同样还考虑了逻辑上的规则、个人的出行习惯方式和路线等约束。1987年通过该系统对荷兰减少公共汽车服务的结果进行了研究。这类方法是把活动分析纳入到出行研究中的最早尝试。由于这类方法往往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很难探讨出行行为的过程和选择，从而很难反映个人在时空环境发生变化时的反应。但是，在判断相关政策对出行的影响和后果时这种方法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特别是近年一些学者通过与GIS技术的结合研究表明，该方法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应用到出行行为的预测中。

2.2.2最大效用模型

Chapin[38-39]关于城市活动的相关研究，强调个人的偏好和选择，因此，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最大效用假设，发展出一类相应的方法。在活动分析法研究的早期，更多的还是基于传统的MNL（multinominallogit）选择模型预测一个活动的选择概率。Adler等以出行链为基础，根据最大效用的原则模拟家庭活动模式的选择。这里，活动模式通过目的地的数量、特征和交通方式等变量来描述，并受目的地属性、移动时间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影响。另一个早期的模型为STARCHILD，将活动决策分为出行前阶段和出行后阶段：前阶段中个人根据其活动需求，建立活动日程；在移动阶段，根据日程中没有预见到的一些情况以及不断出现的新的活动需求来对原日程进行修改。其中，活动日程的效用等于活动效用与等待和移动时间的负效用之和。Kitamura假设目的地选择的概率不只与它自身的吸引力和可达性有关，也与目的地所在地区其他目的地的吸引力和可达性有关，并建立了结合出行链效应的目的地选择模型，用于预测某一特定目的地被选择的概率。

逻辑嵌套模型针对MNL模型不能同时考虑变量的不同重要性而进行改进，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最主流的方法。在第一个使用逻辑嵌套模型的研究中包括了一系列目的地选择和活动选择的非汇总模型，目的地的选择与上一活动的目的地以及将要进行的活动有关；活动的选择与上一活动的目的地等有关。Ben-Akiva等建立了基于活动的非汇总交通需求模型系统。活动和移动选择根据活动的优先级进行，一个活动日程被分为一个首要的出行链以及一些次要的出行链，其中包含优先级不同的活动，而对于活动的选择是一个综合多因素权衡的过程。这种方法最早利用美国波士顿地区的数据进行原型研究，然后在波兰应用到了出行预测当中，是这类方法中最成功的典型。

由于该方法往往过于强调个人选择的过程，而忽略了这种选择背后的宏观条件。为了突破这种情况，研究者也把制约的条件纳入到进行最大效用为基础的选择行为的前提中。

Kitamura等[47]的PCATS（prism-constrainedactivity-travelsimulator）系统，把时空棱柱、交通方式的可得性以及活动位置的认知作为3个制约条件来研究，而在选择的过程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4个方面（活动类型、活动持续时间、活动目的地和移动方式）。

2.2.3规则模型

规则模型，也称为计算过程模型（computationalprocessmodels），更多源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该类方法认为，由于人们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可能选择进行权衡后作出最优判断。相反，人们根据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和个人的经历等来形成并不断更新他们对于环境的信息，然后通过信息的处理形成并不是最优、但却是在一定规则下最为满足的结果。这些特定的规则又是与个人所掌握的信息和解决办法的能力有关。通常这种规则的使用是通过“If（condition=X）Then（performactionY）”的基本形式执行的。这种方法能够反映清晰的决策过程，以及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和不同的情境下的不同决策。

Heyes-Roth等最早尝试用生产系统模拟个人活动和出行行为中的认知过程。另一个早期的模型SCHEDULER提供了一个从长期日历和认知地图到短期日历和日程安排的概念框架。在这两个早期模型的基础上，也发展出其他的关于活动安排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SAMS（sequencedactivitymobilitysimulation）的核心部分，AMOS（activity-mobilitysimulator）模型已经在华盛顿得到应用，以此来评价包括停车价格、增加自行车设施和步行道设施、通勤许可证以及征收堵塞税等的相关政策。

2.2.4微观模拟器

除了以上的几种主要方法以外，考虑活动和出行行为过程多方面选择和制约的微观模拟器方法值得一提。该方法并不是基于某一特定的理论和假设，而是针对不同活动模式的不同方面使用不同边际和条件概率分布来模拟个人的行为，从而可以发挥不同理论的优势所在。

当然，这类方法的发展也是得益于近年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中以SMART（simulationmodelforactivities,resourcesandtravel）模型为代表，该系统尝试将行为学方法、土地利用、交通系统、家庭活动和资源分配等在交通出行研究中整合于一个区域的背景之中，为城市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交通系统的变化构建科学模型。

2.3实证研究进展

活动分析法自产生以来，伴随着各种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发展，所涉及到的出行行为研究不断扩展。最早的研究主要涉及参与各类活动的需求以及由活动派生出来的交通出行需求、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安排、时间－空间以及其他人对个人活动和出行选择的制约、某人某天（或者更长时间段）各活动和出行选择之间以及不同人的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家庭结构和个人所承担的家庭角色与活动、出行的关系。后来，如何在物质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中发展掌握和预测出行行为的动态性和适应性变化、时间利用以及社会网络的影响都成为研究新的关注焦点。

活动持续时间和时间利用是最早开始受到关注的方面。Kitamura等研究了通勤的时间和距离与其他活动持续时间的关系，认为超过20km的通勤距离活动的持续时间会随着距离而缩短，而且这个时间也与通勤时间和工作时间是负相关的。这类研究中最为复杂的是Ettema等对活动选择和活动持续时间的模拟，认为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对人们的活动持续时间有着显著的影响，包括活动发生的时点、商店开门时间和出行花费的时间等等，同时也与活动出行模式和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相关。在活动参与需求和频率方面，Ma等基于泊松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活动——生存必需活动、维持必需活动和休闲活动——的参与频率。Lu等的研究表明，活动参与需求同个人社会经济特征的相关性很强。

出行链和停留模式的研究是活动分析法中研究最多的内容。很多研究分析了出行链的次数和结构，Kitamura等的研究表明，从工作回家途中往往有更多的出行链停留点，Bhat专门分析了夜间通勤，表明工作地所在地区零售业密度越高其停留次数越多，并且女性停留的次数多于男性。另外，很多研究分析了出行链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出行方式、活动位置和家庭结构等方面。Kitamura在研究中引入了预期效用的概念，假设一个目的地选择效用不仅仅与其自身的属性和距离有关，而且同从该目的地出发的整条出行链产生的效用有关。这个概念对传统马尔可夫过程方法有很大的突破，可以解决出行链研究中连续选择相关性的问题。

此外，还存在一些独特的研究视角。Mannering等分析了人们对活动出发时间的决策，发现出行时间越长越容易使人们的出发时间发生改变，而女性往往倾向于在购物和参加社交活动时延迟出发时间。

Kitamura等研究了人们如何处理家庭内活动和家庭外活动的关系。很多研究认为，在家庭内部任务分配和角色承担方面，承担家庭任务较多的女性使用机动交通的比例很高，通勤时间较短。

最近的研究焦点又转向了社会网络关系如何在活动和出行行为选择方面产生影响。2005年7月在荷兰召开的交通研究国际会议即以“交通前沿：社会与空间的交互”作为会议主题。

尽管早在1987年Townsend就提出过一个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活动出行研究框架，但是由于这种相互依赖性很难量化研究，因此直到最近才开始重新受到重视。比如，Golob等分析了家庭中夫妻之间如何影响各自的活动，Wen也试图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纳入到其关于出行链的研究中。

2.4研究框架

基于以上相关研究的梳理及发展方向，本文尝试构建活动分析法的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在活动分析法的框架下，城市交通出行行为是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3个不同却相互联系的维度中发生的，其中，空间强调活动进行的位置以及与出行相关的交通因素，时间则强调外在的制约因素对于活动的时间安排产生的影响，个人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与其时间和空间的选择与制约同样重要。研究由浅到深、由单一到综合分为3个层次：一是对移动－活动模式特定方面的实证研究；其次是在移动－活动的时空连续背景下对个人日常活动安排的模拟；最后，考虑各类影响行为偏好和制约的因素，在计算机中实现综合微观行为和宏观背景等方面的微观模拟器，从而向着预测和决策支持方向发展。